《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277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从而（多聪明呵，你说得真像鸽子咕咕叫一样！）“市场上对工人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静的话， 工厂制度的发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结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的冗长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讲到工资最高的工人（精纺工）的罢工时，竟说出了下面这些天真的话：

“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经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页）

让我们听一听，这位资产者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 很快活 （cheerful）， 很机灵，对他们的肌肉的轻微活动 感到愉快 （taking plea－sure）， 充分地享受着 适合他们的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绪，相反地，它永远使我 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车退回的时候他们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们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钟之后，怎样在空闲的几分钟内采取各种姿势 玩耍着，直到把线抽出来又绕上为止，那是非常令人 愉快的 （delightful）。这些 活泼的 （lively） 小鬼 的工作就像是一种 游戏，因为已经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技巧，很愿意把它显示给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戏场上跳跳蹦蹦地玩起来，和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们一样。”（第310页）

（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间的兴奋是不是在几分钟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 中午，即在孩子们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 晚上 看到！）至于工人的健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1833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我们再听听他对1833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 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 有良心 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碍。（第405、406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1817年，新拉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经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107]，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约凯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不能出面做证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规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萨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计划并把它提到议会里去讨论。萨德勒达到了组织议会委员会去调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1832年的议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贵的热情使萨德勒做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不确实的论断，他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从证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虚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颠倒了。厂主们慑于这个把他们描写成恶魔的报告，就自动请求官方进行调查。他们懂得，一个真实的报告 现在 对他们只会有利；他们知道，当权的是和他们交情很好的辉格党人，真正的资产者，反对限制工业是这些人的原则。他们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资产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方向背离了真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萨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认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 责备 工人，说他们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们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传家称为蛊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阴险的人等等，一句话，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资产阶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净，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负责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愤恨、萨德勒委员会用来骂厂主的最尖刻的词句，也都应当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萨德勒的报告责备厂主们那种公开而毫无掩饰的残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这种残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调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马根多士委员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说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们的老板的证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较大让步的厂主们，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访问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转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愤怒呢？恐怕只有我刚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说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愤怒，假使这些胡说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话。

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们的工资中每周扣下1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证，在厂主违法时，负责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诉。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骂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视察员，工作日平均缩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此，几种最惊人的祸害几乎完全绝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说来表现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在那些按照约凯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经常出现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软弱而且疼痛，静脉扩张，下肢溃疡，全身衰弱，特别是肠胃衰弱，作呕，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饥饿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1834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绝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颁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设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厂主们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们送到他们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视察员（他们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1843年10月和12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839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经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108]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1843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创办比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课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圣经又是大家必读的书，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险。厂主们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们由于宗教的争执而分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200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1844年3月19日，艾释黎勋爵以179票对170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院，现在在5月间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垮台也不愿内阁垮台；但是不管这两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原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宪章派认为必须改组下院的意见获得了一个明证。以前投票反对内阁的三个议员，现在投票 拥护 内阁，从而拯救了这个内阁。每次表决时，反对派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内阁，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 反对 内阁 ［注：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中，在讨论糖的问题时，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对内阁，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内阁。——恩格斯原注］。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 想要 什么，他们就能争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们就证明他们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 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 每一个 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注：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视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的堕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drud－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 ［注：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顶，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译者注］ 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上。”（詹菲凯博士，同前书）——恩格斯原注］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1844年10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 一周前预先通知 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 不经事先通知 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 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 ［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9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 普遍的 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经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 甚至不把工人叫去 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经卖掉，至少已经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35英镑17先令10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5英镑（34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13-17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truck－system（ 实物工资制）和cottage－system（ 小宅子制）。工人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tommy－shop〔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25-30％），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1831年公布了Truck Act〔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谁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1843年11月到1844年6月间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星报”[109]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1844年4月27日的“北极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 ［注：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 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给20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贵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经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 ［注：“里子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 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20先令，在领经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20先令再加货物，那经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经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 ［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6％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12-14％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 对厂主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 强迫 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经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 ［注：1844年11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 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1845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glebae adscriptus（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 每 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 没有 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 物件 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 ［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 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波·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110]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

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

［注：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辩。这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辩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

你们来到了曼彻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国的生活条件。自然，你们会很好地被介绍给一些“可敬的”人物。你们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意见。你们会认识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艾德蒙·艾释华特、托马斯·埃士顿等等。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厂主是了解你们的，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领你们到他的乡下的工厂去；格莱格先生领你们到柴郡的石矿坡去，艾释华特先生领你们到波尔顿附近的塔尔顿夫，埃士顿先生领你们到海德去。他领你们到设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风设备的建筑物中去，他使你们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们提议去参观工人住宅。他领你们到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适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们一起走进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领你们到监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让你们“看看 专 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别的小宅子里，你们就会发现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场，你们不便提出太轻率的问题；于是你们以为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适，而由于乡间空气新鲜，脸色也比较健康。于是你们就开始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发现这是过分的夸张。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隶，也许附近就有一个工厂商店，这你们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们表示他们如何憎恨厂主，因为厂主就在你们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阅览室等等。他利用学校来养成孩子们的服从的习惯，他放在阅览室中的书籍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他把那些阅读宪章派或社会主义书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瞒着你们的。你们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们看到监工们的生活，你们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时资产阶级 许给 他们的东西。很久以来厂主们就特别喜欢“乡村制造业”，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别是在卫生方面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鲜和四周的环境比较好而抵销了，同时也因为在这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长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颂备至。但是倒霉的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宪章主义者的工人：对于他们，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们如果想到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 城市 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钱的资产者给你们协助以前，你们是得好好地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爷们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们所处的情况怎样。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会使他们不安甚至会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丝毫没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们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

注释：

1825年的法律规定每天吃饭时间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半，以便每个工作日的总时间不致超过十三小时半。正像1819年的法律一样，1825年的法律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厂主们也不遵守它。——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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