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四奥地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四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之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 [20] 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它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 [21]。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它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它阶级，梅特涅按照真正的ancien régime〔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它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它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1815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较高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的封建机构到生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注：斯拉夫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它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的秘密；舆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边境上的大批的走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它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1847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20] 指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即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英国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五个港口与外国通商，这就使外国人更加方便地侵入中国。——第30页。

[21] 1846年2—3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从解除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具有大规模毁坏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制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30页。

五维也纳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五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利普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十八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都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胜利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末至少他们是真正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考察这许多次起义都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各个阶级对这些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同时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赞助它的一小撮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开始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一向使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无知状态，以致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它们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热烈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会突然发生什么矛盾。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法庭、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至少在1848年3月），资产阶级一心一意地赞助运动，而在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资产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它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让步一定会保证它的统治，如果这些让步能够实际执行并且在一定时期保持有效的话。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权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斗争时，他们和大学生总是承担起斗争的全部重担；约四千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静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骚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迫使安全委员会执行他们的决议。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不得不由国家拿钱雇用他们在公共事业中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小工商业者很不愉快。维也纳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的不断的煽惑和骚动自然不能对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用”起促进作用。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静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而这种冷淡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激烈行动是有道理的，并且不断地（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大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它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把封建制度的残余彻底扫除。由于意大利的战争 [22]，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它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追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能够恢复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而如果说奥地利在目前又比较平定了，甚至比较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也因为不管业已复辟的政府侵犯了其它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注释：

[22] 指1848—1849年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是在人民起义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取得胜利后于1848年3月开始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也参加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害怕意大利通过革命手段实行统一的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叛变行为，使同奥地利的斗争遭到了失败。——第39页。

六柏林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六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文章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行动远没有得到维也纳革命行动中的那种差不多是所有阶级的一致赞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开会的结果是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为各阶级所一致赞助。巴黎事变促进了一切，但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解放工人。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动。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正是他们所认为的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其它神圣东西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革命热忱大大地冷却了。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知道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要失败，可是他们的勇气失掉了。因此，在最初的一些地方性的革命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静，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皇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变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忙于向皇帝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是军队向群众的进攻，便是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资产阶级曾经尽力想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他们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他们下面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的”场面的危险迫于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不和都消逝了。多年来的友人和敌人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阶级而联合起来，虽然这一阶级还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立宪的责任内阁的宝贝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他们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除掉阁员更换而外，普鲁士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主管部门的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得到了暗示：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作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的”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权奸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常常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这些强制性的变更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想让议会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来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而新选出的议会将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将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复选人，复选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二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派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的，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的政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和法国一样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议会的自主权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是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制尚未建立、三十六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他们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革命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的政治活动不同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保护他们；第二，无产阶级党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人也只敢把联邦共和国作为自己渴望的对象；第三，无产阶级党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首并主要由他们领导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尾随在民主派之后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终于把事情引到了尽头，而现在我们可以说，过去几年的震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都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作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下子解脱了一切封建枷锁，虽然这里的农民由于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坚决，行动比较和缓。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自由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七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文章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叙述到了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原则，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作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受政治训练较少，结果是自由派官僚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大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分子和官僚分子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派的援助，才能守任自己的阵地，抵抗那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和官僚政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梯，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的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末本来是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来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这个机构如此离奇，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而同时它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执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这个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国民议会的职权毫无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魄力，它就会把联邦议会立即解散（在德国再没有一个机关比这个议会更不受欢迎了），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决议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要求这个议会做到这一点却是太过分了，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是自由派的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决议，据说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批决议应该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肯定自己的自主权，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用人民的武装力量把自己围绕起来，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眼看着美因兹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这个国民议会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作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位，而且授职给他的不是国民议会而是联邦议会。至于国民议会的决议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自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的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议会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他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一个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那隔开汉诺威和普鲁士、隔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也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但是，这个议会做的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德国的海军——但只是在纸上；它兼并了波兰和什列斯维希；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节，而后者这次回去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来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当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职权极不明确（当时曾认为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曾组织了一个十分周密的阴谋；但它们是幸运胜过聪明，因为实际上这个议会替各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于是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居多数，而且这些议会的工作的进行情况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其次，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通过一些谁也不感到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的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它们也缺乏远大的见识而不能作出革命的决定；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的凡人一起生活在地面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 （《im Luftreich des Traums》） [23] 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到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至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奠定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人民的热情冷却了。在签订马尔摩休战条约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 [24]，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它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注释：

[23] 引自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集50页。

[24] 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员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可耻的休战条约。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休战条约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50页。

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2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八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25]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已经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个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要略加阐述的历史课题，性质非常复杂，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千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利河和波希米亚森林［注：即捷克森林。——编者注］，已经从斯拉夫族的侵略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数不到十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鲁伊日察的温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系国家，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是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虽然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骑士阶级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通过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像西欧其它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开拓了道路。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因此，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则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末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是属于德意志人，而不属于斯拉夫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国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的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一切精神文化差不多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在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国土上安家立业了。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七十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一次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注：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编者注］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注：波兰称作：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克。——编者注］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在政府同意之下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解散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又复活起来。为俄国专制君主立下这场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先生那样辛辛苦苦地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系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 [26] 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话时还有错误并且还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注释：

[25] 关于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发的关于加入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命运的观点，见本卷说明第P页。——第51页。

[26] 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以伟大的捷克爱国者、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杨·胡斯（1369—1415年）的名字命名的、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神父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54页。

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九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又一个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员，他们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这两个民族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它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它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波兰人有二千二百万，俄罗斯人有四千五百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有八百万；为什么不把这八千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 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27]，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里西亚人的枪骑兵、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捷克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捷克、莫拉维亚、达尔马戚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作了有系统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公开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无耻地同驱散了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斯拉夫代表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全体议员都是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如果他们再有所动作，就要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存在任何疑问，那也一定要引起争端。但是，幸而没有引起争端的口实，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狂想。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前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他们也有这种权利。三月革命使它们与丹麦人公开冲突起来，德国援助了它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革命的（至少部分是革命的）战争中，却让军队毫无意义地来回行军，甚至容许外国进行外交干涉，结果，尽管作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而得到的却是十分可怜的结局。德国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德意志人志愿兵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但当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时，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拍手称快。它们把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又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 [28]）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派到什列斯维希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有效的工具，却得到机会利用战胜外人的功绩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激进的党派的工具的军队，刚一稍稍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掉转枪口反对自由派本身，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畔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阁员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阁员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就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阁员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注释：

[27]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局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和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会议无限期休会。——第57页。

[28] 见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诗集“现代的诗”）。——第59页。

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已经被社会的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阶级同战胜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所阻止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政党，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 [29] 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在法国，两次与此类似的运动（4月16日和5月15日）也同样被击败了 [30]。在意大利，“炮弹国王” ［注：即费迪南德二世。——编者注］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 [31]。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它可以说是人民的力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政党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他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准备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决定性的斗争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在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给周围各国以有力推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实：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它阶级之间进行的；战斗继续了好几天，其激烈程度是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了，他们被屠戮，被摧毁，而且打击十分沉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复元。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迫害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以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细小事件作为借口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也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战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政党便开始积极行动并制订明确的计划，甚至要把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也远远甩开，重新恢复三月事变以前德国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他们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也使这些稳健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他们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趾高气扬，他们也很想取得法国士兵刚刚得到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大半却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以及德国各党派夏季所忙碌从事的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联盟，明天又向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仰，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的遭受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决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的革命的群众同军队的最初格斗发生在法兰克福。虽然这次冲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架空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和约，这个和约不但把什列斯维希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蹂躏，而且也完全否认了丹麦战争的那些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和约。在这次投票之后演出了一出内阁危机的滑稽剧，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和约。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已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它地方（巴登、科伦）引起的类似的但是比较不重要的骚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政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失掉了任何威信。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表明自己的意志。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作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阁员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用一篇文章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注释：

[29] 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61页。

[30] 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被专门为了对付这次示威而动员起来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所阻止。1848年5月15日，在举行人民示威时，巴黎工人和手工业者拥进了制宪议会的会议大厅，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建立革命政府。但是示威者很快就被及时赶来的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所驱散。工人领袖布朗基等被捕。——第61页。

[31] 1848年5月15日，因1848年1月炮轰墨西拿而被称为炮弹国王的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二世镇压了人民起义，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解散了议会，取消了1848年2月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改革。——第61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