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几点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十、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 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像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丘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 “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丘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它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它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 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发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它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谢德曼和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因此直到我国出版机构已经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任务安排停当时，我才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决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做超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谈几点。

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号（第7号和第8号）左派的《苏维埃报》（《Il Soviet》），报上在公开讨论分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目前还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像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的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成熟和发展，也妨碍党合衷共济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自己实际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掌握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并进而实现这一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以后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并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1

1 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并的问题，我还要提出如下一点。根据我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的了解，前者的长处是他们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某种类似的现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只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在个别的地方组织里，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是绝对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么它就必须善于用城市工厂区“市井小民”和乡村居民都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而生动的方式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人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几份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Zentralorgan de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第32号上，载有中央就卡普、吕特维茨军事“叛乱”（阴谋，冒险）和“社会主义政府”问题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看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答应“在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守法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进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准备工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措词上吹毛求疵，但是对有些地方则不能默不作声，例如不该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中）称为“社会主义”政府，又如谢德曼之流的党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该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不该写出像声明第4条里这样的语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的情况，对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对于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这般庸人在实际中揭穿他们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那个“干净的”政府会“最干净地”做一番“清扫”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它种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再一次暴露无疑。 2 《自由报》（《Freiheit》，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两位先生绝对不善于像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阶级！

2 关于这一点，1920年3月28日和30日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266号和第267号所载的L.L.《德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得非常简明而中肯。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批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那两号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我的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他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过份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把苏维埃理论当火来完，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属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理论当作诱饵去迷惑无产者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善，好来延迟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的心爱的神话的信心。因此，发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国内情势越发严重了。亚得里亚海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使全国忿忿不满，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推行劳动纪律的必要，而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的秩序和繁荣。……”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庛护他、帮助他、教唆它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维雷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蠢，多么像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像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以及《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判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确实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象不出什么“新”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作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它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像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 完成” 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勾当，按照资产阶级方式来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征。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通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工作上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是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的多、大的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像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眼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的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 “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它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怀恩科普的来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仅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