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161]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 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 ）的要求。 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 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 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 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 ［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 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 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 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 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 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 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 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 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162]。 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 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 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 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 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 ［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 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 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 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 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 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 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 ――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 不顺着这条路走？ 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 绝对不行！ 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 ――果然表明了。 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 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 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 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163]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 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 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 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 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 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 量转变成了质。 发生了否定的否定。 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 ［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 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 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 。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 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 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 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 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 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 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 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 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 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 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 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 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 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 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 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 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 《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 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 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 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 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 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 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 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 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 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 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 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 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 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 （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 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 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 （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 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 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 （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 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 （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 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 “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 （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 “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 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 （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 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 （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 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 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 ［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 ］ ，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 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 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 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 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 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 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 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 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 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 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 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 ――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 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 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 “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 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 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 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 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 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 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 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 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 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 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 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 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 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 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 ［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 。 这是多么可耻啊！ 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 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 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 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第10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 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下。 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包含施泰因、叶戈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12页）。 捷依奇同志责备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是“蓄意诬蔑”，同志仲裁法庭也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62号刊载的法庭判决词）。 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决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这次已经不是编辑部）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决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中不仅转载了法庭的判决词全文，并且转载了关于此案整个审理经过的报告全文以及他自己的后记。 在这个后记里，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 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发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者》的传单，他们在这个传单中“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同志，因为他比法庭判决词走得更远，硬说古谢夫同志居心不良”，而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蓄意诬蔑，而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 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说，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认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是“不体面的”，因为他自己发表过（而且现在又在自己的传单中发表）许多错误声明，随心所欲地硬说古谢夫同志怀有不良的动机。 他们说，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即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加以说明的问题的全部“文献”。 首先必须使读者对产生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时间和条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 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曾开会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 这次会议由于意见分歧而告终，《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包含特拉温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的名单。 《火星报》组织中的两派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 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通过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 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一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为了战胜我们，不得不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的支持。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一贯维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而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攻击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 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33个代表（确切些说是33票）中，我们很快就争取到了24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的多数派”。 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地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 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 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想用一个极端恶毒的问题置我于死地，说什么“我们恭敬地请求列宁同志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 我恭敬地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 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布鲁凯尔同志，都没有订立并且也无法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有可能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火星报》组织分裂了，我们双方都为维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大量个别的私人交谈产生了许许多多方案，提出了以三人小组代替五人小组，更换这个或那个候选人的建议层出不穷。 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交谈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杰多夫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和争论又把他们取消了。 很可能还提出过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候选人。 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在交谈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修正，进行过争论等等。 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是在多数派中间发生。 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也不中他们的意，他们宁愿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的传单）。 不要忘记，我在本书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的分析划分的。 实际上，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因而各个代表之间交换意见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每个人只要想同哪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同他交谈。 当时，在出现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名单的情况下，除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温斯基）之外，还产生了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包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戈罗夫五人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产生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第10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温斯基从三人小组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这是一种妥协办法）。 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戈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温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代替，那才是一件怪事。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包含叶戈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 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 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 特别是必须弄清楚究竟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混为一谈）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 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的呢？ 他们没有提出过也没有听见过关于适当改变《火星报》组织少数派的名单的任何设想或意见吗？ 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看来也没有提出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决词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 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作证说，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鼓动来支持某个名单的话，那他会把这件事告诉别洛夫”。 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感想？ 如果说过，那么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名单抱什么态度呢？ 他没有提出过或没有听见过关于对这个名单作某种适当改变的意见吗？ 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证词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曾经进行鼓动来支持”《火星报》组织提出的“某些中央委员会候选人”。 别洛夫同志还进一步作证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两天遇见叶戈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 当时，叶戈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竟把他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因为在他看来，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可能得到大会代表的赞同的，――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代表都不会赞同”。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因为在党代表大会的其余的少数派中间，叶戈罗夫同志这位组委会委员和“中派”的杰出演说家被推举为候选人，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赞同。 可惜，恰恰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否赞同的问题，别洛夫同志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正是重要问题，因为使捷依奇同志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头上，而这个名单可能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 当然，现在很难回想起，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的，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 例如，我就不仅不记得这一点，而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包括鲁索夫、杰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设想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 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倒数第5行里所说的那个“名单”，就是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记在字条上，这些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一些代表之间传递，通常在散会以后就销毁了。 既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名单的来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然后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 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提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了《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的赞同（见我的小册子），而提叶戈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想法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戒严状态》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戈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 当时这种要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想法是比较普遍的，既然如此，设想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种主张，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考虑这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却认为这里面有肮脏的打算，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传闻”，有人“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等等。 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只能用不健康的流亡生活条件或神经不正常来解释，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根本不会谈这个问题。 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理由追查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的肮脏的不良动机呢？ 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才觉得多数派“中伤了”他们，不是指出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1条以及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身上。 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肮脏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 要追查“不正确的通知”的不良动机是多么不理智，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了；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恶意和可耻的东西。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在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就向多数派谈到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所有24个代表的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谈到过这种谣传！ 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在代表大会上流传过这样一个名单的事实：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告诉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决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164]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这句后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不正常）。 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说，他的声明（说这个名单不是他马尔托夫提出的）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64页）。 当时，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韦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编辑部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我们并没有听见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需召集编辑部会议，则应另行安排。 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24个代表。 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决定由我们24个人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解释一下。 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布林娜同志，就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一定要推到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韦尔同志身上，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说这个名单究竟是出自《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还是出自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少数派，这根本不重要。 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 根本不能向每个代表查问这个名单！ 可是，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第10节）。 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同志在24人会议上宣读过。 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已经确定了名单的来源（如果什么人对此有兴趣的话），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派别斗争而进行假造”的看法。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63―64页）又搬出这个由病态心理臆造出来的肮脏货色，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 他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 这是不对的。 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戈罗夫同志。 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意味着签订了直接协定的联盟。 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 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的少数派提出的（会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是没有的，甚至连假造的也没有”。 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派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的传单）。 究竟为什么这个名单使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气愤呢？ 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翼方面去了。 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令人不快的、人为地造成的关于人人都知道的假名单的事件，应当作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是可耻的”，并以此损害古谢夫同志的名誉，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样认为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每一次病态的放肆行为，看来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象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那样确定一条规则。 这个章程第2条说：“凡是严重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都不能留在党内。 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 审判员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议开除者各指定半数，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 对于仲裁法庭的判决，可向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上诉。”这样一条规则可以成为对付那些轻易控告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或散布此类谣言）者的有力武器。 有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这样的控告，如果提出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应的党机关的裁决，就会被永远地确定为算作不体面的诽谤。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85―414页 注释： [118]《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1904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 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 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1904年1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 从本卷《附录》中《〈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可以看到，列宁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 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 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 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列宁把这本书编入1907年（在扉页上印的是1908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时，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细节和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斗争的部分（即第10―13、15、16节），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同时增写了一些注释。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部著作是按1904年第1版原文刊印的，并按手稿作了校订，同时保留了作者在1907年版本中所加的补充。 ――197。 [119]1902年代表会议是指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 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 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 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 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案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选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代表会议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委员遭到了逮捕，所以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又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 ――201。 [120]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 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 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 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209。 [121]《工人思想报》集团是俄国的经济派团体，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了《工人思想报》，宣传露骨的机会主义观点。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 》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思想，指出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 ――218。 [122]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1904年1月15日的第57号《火星报》附刊上登载了亚・马尔丁诺夫的一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攻击列宁的文章。 《火星报》编辑部在给该文加的注释中表示赞同马尔丁诺夫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所谓“新型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指多数派的组织原则）忽视党员的政治自我教育的任务，而这种忽视乃是对‘经济主义’及其崇尚组织中的‘民主主义’作了剧烈反应的结果”。 这个注释还说，“组织上的空想主义的这个缺陷如何同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不正确提法相关联，以及列宁同志对这种不正确提法负何责任，本报将会不止一次地予以论述”。 随后，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在《火星报》第70、71号上发表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一文，公然反对他过去曾经赞同的列宁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的提法。 ――220。 [123]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 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 “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 ――251。 [124]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 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 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 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 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 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 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 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 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 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 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253。 [125]民意党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 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制，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 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 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 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 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 ――253。 [126]这一事件发生在1900年。 汉堡的122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 泥瓦工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 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 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 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 ――259。 [127]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281页）――263。 [128]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 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 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 他的脚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 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 ――267。 [129]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共16人，其中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9人，即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莉・米・克尼波维奇、尼・埃・鲍曼、德・伊・乌里扬诺夫、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以尔・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7人，即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列・达・托洛茨基和维・尼・克罗赫马尔。 ――274。 [130]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 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 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 ――277。 [131]指在1895年10月6―1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支持有严重错误的土地纲领草案一事。 根据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草案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有使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支持这个草案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谴责。 卡・考茨基、克・蔡特金等在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 最后，代表大会以158票对63票否决了这个草案。 ――281。 [132]这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诗句，是浮士德的情人玛加雷特责备浮士德和魔鬼梅非斯特为友时说的（见该剧第16场）。 克・蔡特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引用了这句诗。 ――282。 [133]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则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于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 这篇文章说：“同经济主义时代遗产斗争的时期为我们培养了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上的空想主义：世俗社会要服从一个小小的宗教团体的统治，而且这个宗教团体由于地理的和其他的原因，甚至不能待在它所管理的臣民的土地上。”这里说的“宗教团体”就是指旧《火星报》编辑部。 ――289。 [134]指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307。 [135]指经济派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他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孤立和对立的，前者是一个积极活动的集体的人，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的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建议中，党一词到处都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到处都以补语出现”。 他还认为这是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这一倾向的明显表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 ――332。 [136]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 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 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 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 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 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 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 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 ――341。 [137]沃罗涅日委员会是在以弗・彼・阿基莫夫和莉・彼・马赫诺韦茨为首的经济派影响下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 该委员会对在1902年11月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持敌对立场，不承认它有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权力。 该委员会散发诽谤性信件，辱骂组织委员会，并把在建立组织委员会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鹰犬”，指责它实行分裂政策。 由于这些原因，组织委员会认为不宜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指出：“鉴于沃罗涅日委员会不承认组织委员会以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章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委员会无疑有权不邀请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关于这个委员会，参看本卷第407―410页。 ――343。 [138]彼得堡“工人组织”是经济派的组织，于1900年夏建立，1900年秋同被承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并。 火星派在彼得堡党组织中取得胜利后，受经济派影响的一部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于1902年秋从彼得堡委员会分离出去，重新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 “工人组织”委员会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持反对态度，鼓吹所谓发展工人运动和斗争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精神。 1904年初，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人组织”停止活动，加入了全党的组织。 ――343。 [139]指1903年9月从俄国来到日内瓦的弗・威・林格尼克。 ――352。 [140]可能是指日内瓦郊区的Carouge和Cluse，这两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 当时这里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成员。 ――369。 [141]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 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耶稣被捕前曾向耶稣表示要舍生忘死地效忠于他。 但当耶稣果真被捕时，他却不敢出面为耶稣申辩。 甚至在有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后，三次盘问他，他都加以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 ――370。 [142]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人公。 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 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 ――373。 [143]指弗・威・林格尼克。 ――373。 [144]在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86―90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答复信。 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 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拒绝了这个建议，称这种分歧是“小组生活内的无谓争吵”。 ――373。 [145]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 ――373。 [146]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两篇文章：《可笑的误解》（1903年12月15日《火星报》第55号）和《可悲的误解》（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 它们是对《解放》杂志评论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文章《意义重大的转变》和《革命俄国报》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会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论战的文章《大代表大会的小缺点》的答复。 ――374。 [147]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 ――380。 [148]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 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这篇报告后来成为他1894年底至1895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蒙》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的基础。 ――381。 [149]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62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 》一文。 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略。 ――383。 [150]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 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 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 诗人通过读者对编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 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新《火星报》。 ――384。 [151]葡萄是酸的！ 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 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386。 [152]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事《在大炮旁》。 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 士兵甲认为这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 两人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 ――388。 [153]指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伊万努什卡。 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而挨揍。 ――389。 [154]这两句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 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4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 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 ――390。 [155]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 ――392。 [156]吉伦特主义即自治制。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 ――395。 [157]指1904年2月25日《火星报》第60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 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9条服从中央委员会一切命令。 ――396。 [158]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 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 ――397。 [15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 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 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湿、麦・席佩尔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398。 [160]指维・伊・查苏利奇在1903年10月28日同盟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 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是不必要的。 ――402。 [161]《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402。 [162]“内阁主义的”策略（内阁主义，内阁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 这一术语是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产生的。 ――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