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怎么办？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 [73]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申称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增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夕》 [74] 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 还刚开始觉醒，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 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 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济派”“辩护”的。《工人事业》竟在它的第1期（第141-142页）上 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 [75] 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 辩护，以反驳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界狭小）。 [76] 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77] 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 最初的 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已于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 排挤掉了。［原注19］

［原注19］ 《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1900年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工人事业》第1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 1899年4月 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1899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 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编者注）。“经济主义”是在1897年产生的，《工人事业》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 弗·伊 -早在1898年11月 （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但是，《工人事业》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 群众性工人运动 〈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 将决定 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 任务 〈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是 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 或者是 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 新 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 使 我们 不必 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 首要 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7期上的《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原注20］），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

［原注20］ 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 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 决不应当作出 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 [78]）

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 [79]）

原则上 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 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 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 这个 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 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第11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指导性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 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在《〈工人思想报〉增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民粹派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秘密机关报 [80] 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原注21］，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 [81]，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 把党拉向后退。

［原注21］ 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der 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 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 自觉 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 相比 〈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 缺乏自觉性，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素”。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耶夫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 脱离 “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恼火”。

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19页）有一句老话说得妙：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智慧？——同样，“现代社会党人”（像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 [82] 之类）也有一句话说得妙：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诞生，谁都有智慧。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智慧。为了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 听从 “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 听从 恐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的进攻性的恐怖手段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御性的恐怖手段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的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 尾巴 就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把恐怖手段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时 [83]，《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原注22]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 提高到“自己的纲领” 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 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原注22］ 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 总结了 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 * *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 全体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 落后于 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 领导 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对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缺乏“自觉性”。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

[56] 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个，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了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年12月8日（20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57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科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39、318、763。

[62]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6页）。 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270、277、286、319、765。

[69] 《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 指1901年11月2-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1888年的海因菲尔德纲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主要起草者是维·阿德勒。党纲草案于1901年8月公布。党内对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性意见，主要是指责它向伯恩施坦主义让步。卡·考茨基在1901年10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文章：《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考茨基把党纲的新旧条文加以对照，主张保留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原则部分，因为它比较充分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历史发展总过程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阿德勒不同意考茨基的建议。后来这个党纲草案经过维也纳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稍加修改后通过。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费·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25、461、511、699、709。

[76] 这里说的是劳动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列宁在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本卷第139-159页），于1898年下半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给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并指出，不久前到国外来的年轻同志同列宁这本小册子的观点相距甚远。阿克雪里罗得提到的“年轻同志”，是指当时已转向经济主义并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一批（即后来的工人事业派）。1899年4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刊登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在评论中掩饰自己的真实倾向，否认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性质，否认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影响有所增强，断言列宁阐述的观点同该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并说编辑部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 1899年8月，阿克雪里罗得在给《工人事业》杂志的信中驳斥了上述论点。他说：《工人事业》杂志试图证明自己同列宁所阐述的观点一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转向经济主义的派别（“青年派”），这个派别力图“人为地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停留在原始发展阶段上”。 1899年12月，《工人事业》杂志作为单行本刊印了列宁在1899年夏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并加写了编后记。该杂志诡称赞同这一文献，并辩解说《信条》只不过是代表“个别人”的意见，又说担心俄国社会民主党可能向纯粹经济斗争方面发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1900年2月，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编的《〈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书中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和书信（包括《信条》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和联合会书记格里申的带有政治性的私人信件），证实在集结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乔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机会主义分子和经济主义思想实际上占了统治地位。 1900年2-3月，《工人事业》杂志编辑波·尼·克里切夫斯基针对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和普列汉诺夫的《指南》写了编辑部的《回答》，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该杂志的机会主义性质。 后来，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转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继续进行。——331。

[80]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施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33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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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我们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开始吧。马尔丁诺夫在《工人事业》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出版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们不能只限于揭露那个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们还应当对无产阶级当前的日常利益作出反应。”（第63页）“……《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 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对马尔丁诺夫的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表示感谢。这种说法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们同《工人事业》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们同“经济派”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们已经指出过，“经济派”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马尔丁诺夫也正是这样滑过去的。因此我们也就同意选择他作为经济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 典型。对于这一选择，无论《〈工人思想报〉增刊》的作者们，还是“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们，或《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都没有理由责备我们，这一点我们往下将予以证明。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原注23］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 所有的人 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原注24］

［原注23］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用词）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

［原注24］ 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 政治 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顺便指出，《工人事业》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马尔丁诺夫在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难），这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如果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即使用普特或印张计算一下（这是他们所爱用的方法），并且把它拿来同《工人事业》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较一下，那他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显然，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提出一些清楚表明他们惶惑不安的心情的论据。他们写道：“《火星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考虑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载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通讯。”（《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这真是一个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的论据！）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动 本身 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 某个职业 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现在，当《曙光》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 说明 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 这种 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 负起责任 组织对专制制度的 全面政治揭露，就 不能完成我们 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 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 全面 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 拉向后退。请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经济斗争形式。”（《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第3页）“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页）“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和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论调，从《工人事业》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给编辑部的指示”为止，始终都贯穿在《工人事业》中，并且这些论调显然都是用同一个观点看待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你们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 服从 于经济鼓动这个在一切“经济派”中流行的意见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说经济斗争一般讲来［原注25］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 各种各样 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 不那么 “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受无权之苦，受专横和强暴压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会斗争中进行迫害的事例无疑只占很小一部分。试问为什么要预先 缩小 政治鼓动的范围，只把 一种 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有其他的一般讲来是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原注25］ 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 应当 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 能够 “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况，可是《工人事业》终于认为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我们在下一章中就要证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 保证 这种任务彻底实现。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曾经写道：“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只要政府出动警察和宪兵”，“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 8月 第7期第15页）现在联合会已经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推翻而向我们表示让步，说“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1页）。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根据“联合会”对自己的那一部分旧的错误见解所作的这一否定，就可以比根据各种长篇大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济派”把社会主义贬低到怎样的地步了！但联合会该是多么幼稚，竟以为靠放弃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就能促使我们去赞同另一种缩小政治范围的形式！如果在这里也说经济斗争必须尽量广泛地进行，也说要始终利用经济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经济斗争是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 最 普遍适用的手段，这岂不更合乎逻辑吗？

联合会认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说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 [84]）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决议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个决议中究竟哪一个好些，因为在我们看来， 两个都很糟糕。无论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甚至是不自觉的，是受了传统的影响）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毫无差别。假使联合会说“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么，对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定时期来说，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 “经济派”，对于1898-1901年间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经济派”的确 几乎完全是在经济基础上采用 （就算他们都采用过！）政治鼓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都承认甚至推荐过 这种 政治鼓动！《工人事业》本来应当 坚决斥责 在进行经济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缩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 采 用的（ “经济派” 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 适 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帮人称为“经济派”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破口大骂我们又是“捏造者”，又是“捣乱者”，又是“圣使”，又是“诽谤者”［原注26］；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 ［原注27］啊，这些诽谤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原注26］ 这是《两个代表大会》一书的原话；该书第31、32、28、30页。

［原注27］ 《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

马尔丁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意义呢？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 出卖劳动力 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争取 改善 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在西方通过工会，在俄国通过临时工会联合会和传单等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马尔丁诺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页即第43页上所说的那样）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们只要看一看维伯夫妇这两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和“造诣很深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 [85]，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很早以前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颁布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为制定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赋予经济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却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降低 为工联主义的政治的传统意图！他们表面上是要纠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说《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 ［原注28］，而实际上却把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当作一种新东西奉送给我们。其实，“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的含义不过是争取经济改良而已。只要马尔丁诺夫仔细分析一下自己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那他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结论。马尔丁诺夫拖出了他的一门最大的重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说：“我们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第10期第42-43页）具体要求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吗？我们现在要再一次问问没有偏见的读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词！）提出必须争取经济改良这个论点来表明他们同《火星报》的 意见分歧 的时候，我们称他们为暗藏的伯恩施坦派，这是不是诬蔑他们呢？

［原注28］ 《工人事业》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有责任 不仅 根据经济斗争，而且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像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而马尔丁诺夫却用另一种形式把阶段论复活起来，力求规定政治斗争必须按所谓经济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所谓争取改良的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经济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马尔丁诺夫羞羞答答地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论点来掩饰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把 仅仅是经济的 （甚至仅仅是工厂的） 改良 当作一种特殊的东西提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的”改良，那么我们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论点就会毫无意义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政府只是在经济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概会实行“让步”吧？［原注29］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 [86]、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 不应当 使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产生这样一种误解），以为经济改良对我们更有价值，以为我们正是把这种改良看得特别重要，等等。马尔丁诺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说道：“这样的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话，因为这些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就会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可不是“经济派”啊！我们不过是像伯恩施坦之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司徒卢威之流、尔·姆·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一样屈从于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们不过是（同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说：凡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都是“空话”！我们不过是要表明，似乎工人群众不能够（并且同那些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强加于他们的人的愿望相反，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 任何 反抗，支持那些甚至 绝对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

［原注29］ 第43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经济方面，专制政府出于需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

就拿马尔丁诺夫本人援引的关于消除失业和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证来说吧。从《工人事业》自己的诺言来看，它正在致力于制定和详细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以法案的形式吗？〉”，而《火星报》“却始终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高于生活的革命化”，极力说明失业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警告大家说“饥荒在蔓延”，揭露警察“摧残饥民”的行为和可恶的“暂行苦役条例”；《曙光》则把论述饥荒问题的那一部分《内政评论》 [87] 印成了单行本，作为鼓动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 任何一个，真是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多么可怜的教条主义者啊！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那里去领教领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须赋予经济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

“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经常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44页）我们把这段话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再重复一次，而是要来特意感谢马尔丁诺夫提出了所谓“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样一个新鲜而出色的公式。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才能，极其巧妙地抹掉了“经济派”之间的一切局部的意见分歧和细微的差别，而在这里用简单明了的话表明了“经济主义”的 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 ［原注30］，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

［原注30］ 《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

（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有一次，一位同志说：“近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罗蒙诺索夫何其多啊！”他指的是，许多倾心于“经济主义”的人都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比如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无权的问题），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弃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经提供的一切。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才子。你们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问题》一文，就能看出他怎样“凭自己的头脑” 正在接近 阿克雪里罗得早就说过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当然是完全避而不谈的），就能看出他 正在开始 理解，例如我们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第9期第61、62、71页；参看《工人事业》编辑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第22、23-24页）等等。但可惜只是“正在接近”和只是“正在开始”，仅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没有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还在说什么“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三年来（1898-1901年），《工人事业》一直在努力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竟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意思！可能这也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像人类一样”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诺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于许多东西都不知道（这不过是小小的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们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幸，正是这种不幸促使他们马上就来着手“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10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 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马尔丁诺夫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 一个观念，竭力 激起 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 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 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例如，我们称考茨基和拉法格为宣传家，而称倍倍尔和盖得为鼓动家。想在实际活动中分出第三个方面或者第三种职能，并把“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归入这种职能，那就十分荒唐了，因为“号召”作为单独的行为，要么是理论著作、宣传小册子和鼓动演说的自然和必然的补充，要么是一种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实际上，可以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谷物税的斗争来作例子。比如说，理论家写关税政策的研究著作，“号召”为通商条约、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宣传员在杂志上也这样做，鼓动员在公开演说中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具体行动”就是签名上书帝国国会，要求不增加谷物税。采取这些行动的号召，间接是出自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签名簿分送到各工厂和各私人住宅去的工人。照“马尔丁诺夫式的术语”来讲，岂不是要把考茨基和倍倍尔两人都称为宣传员，而把分送签名簿的人称为鼓动员吗？

德国人的例子使我想起了一个德语单词：Verballhornung。按俄文直译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约翰·巴尔霍恩是16世纪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 [88]。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霍恩 修正 版”。从那时起，德国人讲到实际上把东西改坏的那种“修正”时，就说是巴尔霍恩式的修正。所以当你看到马尔丁诺夫之流如何“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时，就不禁想起巴尔霍恩的故事来……

为什么我们的罗蒙诺索夫“发明了”这种糊涂观念呢？他是为了说明，《火星报》“也像普列汉诺夫在15年以前那样，只注意到事情的一方面”（第39页）。“《火星报》至少在目前是偏重宣传任务而忽视鼓动任务。”（第52页）假如我们把后面这个论点从马尔丁诺夫式的语言译成普通人的语言（因为人类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种新发明的术语），那就是说《火星报》偏重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任务而忽视这样一个任务，即“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或社会改良的要求，——假如允许把还没有发展到马尔丁诺夫那种水平的旧人类的旧术语再使用一次的话）。请读者把这个论点同下面的一段议论对照对照吧！

“这些纲领〈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由于这些纲领的革命虚无主义〉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厂主工厂事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