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怎么办？

（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马尔丁诺夫提出他那个“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理论”来反对《火星报》，实际上就是暴露他竭力想 降低 这种积极性，因为他把一切“经济派”所崇拜的那种经济斗争说成是激发这种积极性的最好的、特别重要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和表现这种积极性的舞台。这种错误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这远不是马尔丁诺夫一个人所特有的。其实，“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只有 在我们 不局限于 “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这个条件下才能够做到。而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 全面的 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 就不能 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就是政治自由也丝毫不会取消这种揭露，而只会稍微改变一下揭露的方面。例如，德国党正是由于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政治揭露运动，才特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 各种各样的 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 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 每一个 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 一切 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 一切 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 各个 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 一切 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派”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按其实际意义来说，是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 掩饰 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 基本 条件。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不是。我们再说一遍，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假使我们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是应当而且能够进行这种工作的），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 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就会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 传播 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 责任，而是自发地蹒跚地跟在那种局限于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内的“平凡的日常斗争”后面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第61页），就等于把党拉向后退，就等于袒护和赞美我们缺乏修养和落后。

至于说号召群众行动起来，那么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号召，不是说一般号召，而是说具体号召，那就只有在现场进行，并且只有当时亲身参加的人才能办到。而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

顺便来谈谈“号召”吧。在春季事件 以前，就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个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 产生 任何 显著结果 的问题， 号召 工人积极加以干预的 唯一机关报，就是《火星报》。1月11日关于“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道命令一公布，《火星报》立刻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件事情的文章（2月第2号） [89]，而且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 以前，就已经直接 号召 “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我们要问问大家：马尔丁诺夫关于“号召”讲得这样多，甚至把“号召”看作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但他对我们上面所讲的 这个 号召却只字未提，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马尔丁诺夫宣称《火星报》 片面，说它没有充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做法吗？

我们的“经济派”，也包括《工人事业》，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迎合不开展的工人的心理。可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革命家（这种工人的数目是与日俱增的），却会忿然驳斥所有那些争取实现“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的议论，因为他们懂得这不过是重弹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的那种老调而已。这样的工人会向《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那些谋士们说：先生们，你们在瞎折腾，你们过分热心地干预我们自己也应付得了的事情，却逃避你们自己的真正责任。要知道，你们说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未免太不聪明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任务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 警察往往是自己开始赋予 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而工人自己就可以学会了解政府是站在谁的一边。［原注31］要知道，你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 这样的 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粥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 各 方面， 想积极 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为此就需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已知道的东西［原注32］，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 有责任 比过去多千百倍地供给我们这种知识，并且也不要仅以专著、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们直率地说！——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而一定要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 揭露 出来。请你们多用些力气来履行你们的这个责任，而 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 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 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 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 自己的 积极性吧！

［原注31］ “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 对自发性的崇拜。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往往是 自发的，即不需要“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细菌”的干预，不需要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干预。例如，英国工人的经济斗争获得政治性质，就是根本没有社会党人参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 变为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 利用 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 提高 到 社会民主主义 政治意识的水平。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却不去提高和推进自发产生的政治意识，反而 拜倒在自发性面前，唠叨说，——老是令人作呕地唠叨说，经济斗争使工人“碰到”他们政治上无权的问题。先生们，可惜工联主义政治意识的这种自发的觉醒却没有使你们“ 碰到”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的问题！

［原注32］ 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30-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 枯燥无味…… 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 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 [90] 第69页和第70页）

（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上面的脚注中，我们已经把偶然趋于一致的一个“经济派”和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恐怖派作了对比。不过，一般讲来，在这两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关于这种联系，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并且就在谈培养革命积极性的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经济派”和现代恐怖派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 崇拜自发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把它当作一般的现象讲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它对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方面的影响。乍看起来，我们的断语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种人强调“平凡的日常斗争”，另一种人号召作单个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的斗争，看来其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但是我们的断语并不是不近情理的。“经济派”和恐怖派是各自崇拜自发潮流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由此可见，以上我们所指出的对两个方面的自发性的崇拜，都无非是在 开始实现 《信条》这一著名的纲领：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请《信条》的作者原谅我们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吧！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在《信条》中也说到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碰到政治制度”），而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用的是恐怖手段！这是不能不加以坚持的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和完全不可避免的 结论， 尽管那些 开始实现这个纲领的人 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结论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而不取决于那些怀有最善良的愿望或者号召采取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人的意识。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而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挽救人们免于自发地滚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滚到《信条》这种 纯粹资产阶级 纲领的路线上去。而俄国的许多自由派，无论是公开的自由派还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假面具的自由派，都打心眼里同情恐怖手段，并竭力助长目前的恐怖主义情绪，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一产生，它就把全面促进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但同时又把恐怖手段包括在 纲领 中，并且力求摆脱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束缚，——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具有卓越的远见，他 早在 1897年底就确切地预见到了 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所要产生的这种结果（《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并且拟定了他那有名的“两个前途”。 [91]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后来发生的一切争论和意见分歧，都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前途［原注33］中，就像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

［原注33］ 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 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 只是 领导工会斗争就可以把工联主义的运动转变成革命的阶级运动呢？他能否想到：要达到这种“转变”，我们就应当积极着手“直接领导” 全面的 政治鼓动呢？……“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前途：社会民主党放弃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因而……剪去自己的翅膀……” 照上面所引证的《工人事业》的意思，是《火星报》“放弃”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在领导经济斗争方面 比《工人事业》所做的多得多，而且它并不以此为限，并 不 为此而 缩小 自己的政治任务。

从上述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顶住“经济主义”的自发性的《工人事业》，也没有顶住恐怖主义的自发性。在这里，把“自由社”提出来为恐怖手段辩护的那种特别的论据拿来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认”恐怖手段的恐吓作用（《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4页），但是，它却推崇这种手段的“激发性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为这标志着那种使人拘守恐怖手段的一套传统思想（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思想）瓦解和衰落的一个阶段。承认现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吓倒”因而也不能瓦解政府，其实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这一斗争方式，这一由纲领规定的活动范围。第二，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了解我们“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迫切任务的一种典型例子。“自由社”宣传恐怖手段是“激发”工人运动、给工人运动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手段。很难想象还有更为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论据了！试问，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另一方面，一个人要是连俄国的专横暴虐也没有把他激发起来，也不能把他激发起来，那么他对政府同一小群恐怖派的单独决斗也只会“袖手旁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 一股 巨流。这个任务是能够实现的，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以及上面指出的工人渴望政治书刊的情况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无论号召采用恐怖手段，或者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都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来 推卸 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即组织全面的政治鼓动工作。“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来 代替 鼓动，并公开承认：“一旦在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恐怖手段的激发性作用就完结了。”（《革命主义的复活》第68页）这正好说明，无论恐怖派或“经济派”都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估计不足，而不顾春季事件［原注34］ 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 自己 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 积极性。而这种工作，无论现在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 代替 的。

［原注34］ 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 [92]。（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 极其迫切 需要的任务。但我们 只是 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试从“经济派”最“关切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 怎样 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 我们无论怎样努力 来完成“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 也永远不能 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 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 内部 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

阶级政治意识 只能从外面灌输 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 一切 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 一切 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 工人 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 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 分赴各个方面。

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经济派”好好“碰一碰”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碰一碰”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所以，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 这还不是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 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 向大家 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 大家 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第39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第38-39页）；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第4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原注35］（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原注35］ 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行动纲领，而1848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 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 凡是 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 一切 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 社会民主党人 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 一切 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 民主主义者 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93]，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 全体人民 说明和强调 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 任何 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 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新指示中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 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 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是的，这些话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 懂得 这些话的意思， 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 本身 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像西欧一切资产者一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 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 资产阶级政治。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吧。说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是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所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因素”，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公认的大胆“计划”！莫非是他们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的确，请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40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对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足够的积极的能去推翻政府的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顺便说说，这也还是我们熟悉的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当然是指 革命力量 （“推翻”政府的力量）。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时，各社会阶层必然是各行其是，“所以很清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派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当前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第41页）。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 这种 “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 能够 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 [94] 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 碰到 整个政治制度不中用的问题。 我们 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 我们 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 我们 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 只能 起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 消极 作用…… 我们 只能 打消他们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种种希望”（黑体是我们用的）， 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对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问题 一窍不通。如果读者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 真正含义 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和缺乏修养，或者由于信念而往往局限于这种政治） 提高 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 降低 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第63页）。啊，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 一切 阶级中去进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呆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 不善于 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 不善于 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 一切 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 政治揭露 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 政治揭露 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 [95]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 全民 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 迫使 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70年代，甚至在50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愿意阅读秘密报刊，愿意从中学习“怎样活和怎样死”——一个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的信上的话 [96]）——的人民阶层，现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若干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 政府 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 为了开战而宣战 的那个社会 阶级 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 瓦解 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 把 真正 全民 的揭露工作 组织起来 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 政治力量 的时候，他们才会来 向我们 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 提高 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原注36］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像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原注36］ 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不再把 自己的 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 一切 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我们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巧妙的把戏”吗？难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的宣传工作的性质” [97] 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 起初 工人应当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 然后 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派”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读者只要看一看《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两篇文章 [98] （该信作者们所指的 想必 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原注37］所谈的，是 政府 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 推动 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 [99]），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 超过了 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原注37］ 在 这两篇文章 之间 （在《火星报》第3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

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有人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什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我们劝这些人仔细想想以上这些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个不同的阶级相敌对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显然是向“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在同一个组织内顺利地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说过必须到农村去开展阶级斗争（第3号 [100]），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8号 [101]），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 [102]）；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 [103] 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第5号），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安分守己的作家、对老教授和学者以及对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横加摧残”的暴行（第5号，《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一文） [104]；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就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第6号 [105]）；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7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9号） [106]。谁把这个策略看作是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 同自由主义妥协，那也就暴露出他自己完全不懂《信条》这个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 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 屈从于自由主义，而放弃积极干预 每个 “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社会民主党 自己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