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怎么办？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读者记得，这两个动听的字眼是《工人事业》在我们责备它“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间接准备基础”时用来回敬我们的。《工人事业》由于头脑简单，竟认为这种责备不过是论战手法，说什么这些凶恶的教条主义者决意用各种各样最难听的话来骂他们。的确，还有什么比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更难听的呢？于是他们就用黑体字来刊登“反驳”，说这是“露骨的诽谤”（《两个代表大会》第30页）、“捏造”（第31页）、“故弄玄虚”（第33页）。《工人事业》倒像丘必特 [107] 一样（虽然它还不大像丘必特），它所以发怒，正是因为它自己错了；它气急败坏地谩骂，恰巧证明它自己没有仔细思考对方思维过程的能力。其实，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了解，为什么 任何 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 任何 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工人事业》是否打算否认这一点呢？它是否打算最终在大家面前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国际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迫切问题的见解呢？不，它从来没有这样打算过，因为它坚决采取一种可以说是“一味抵赖”的手法。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我不是马车夫。我们不是“经济派”，《工人思想报》不是“经济主义”，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巧妙和“机灵的”手法，不过这样做也有一点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凡采取这种手法的机关报，人们通常都给它一个“有何吩咐？” [108] 的雅号。

在《工人事业》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俄国根本就是一种“幻影”（《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原注38］。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像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 [109]、《俄罗斯新闻》 [110] 及其他许多报纸），它们鼓励自由派把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 [111] 和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传授给工人；有一大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的真实倾向已经由《信条》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他们写出来的货色才能在全俄到处畅销，通行无阻；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已经活跃起来，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一种幻影吧！所有这些都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毫不相干吧！

［原注38］ 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

《工人事业》以及发表于《火星报》第12号上的那封“经济派”来信的作者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这次春季事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提高，反而使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这样活跃起来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超过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缺乏有足够修养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即熟悉各个反政府阶层的情绪，善于领导运动，善于变自发游行示威为政治游行示威，善于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等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落后性也就必然会被那些比较活跃和比较积极的非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无论怎样奋不顾身积极地同军警搏斗，无论采取怎样革命的行动，他们终究只会成为支持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而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就拿我们的“经济派”只想仿效其弱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在德国， 没有一次 政治事件 不是 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关于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派”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主义妥协！），关于颁布法令禁止“淫秽”书籍和画册的问题，关于政府对教授人选施加影响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这就是对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答，这种“矛盾”大大越过了《工人事业》的理解力，以至它只好高举双手喊道：“故弄玄虚”！的确，你们想想看，我们《工人事业》 最重视的是群众性 的工人运动（并且这些我们都是用黑体字刊印的！），我们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想赋予经济斗争本身， 本身，本身 以政治性质，我们想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可是有人说我们是在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究竟是谁在这样说呢？原来就是那些同自由主义“妥协”，干预每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这是多么不了解“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有机联系”啊！），对于大学生，甚至（这还了得！）对于地方自治人士也十分注意的人！原来就是那些总想要多花些力量（同“经济派”相比）到各个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中去进行工作的人！这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

可怜的《工人事业》！它能有一天搞明白这个巧妙的把戏吗？

[84]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4月通过了关于政治斗争手段的决议，其引言部分有如下的论点：“经济斗争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最好的手段，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应当开展政治鼓动，使之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但是没有任何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23页）——345、467、489。

[90] 《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刊物，1901-1902年在瑞士出版，共出了两期。列宁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2页） 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是叶·奥·捷连斯基（纳杰日丁）于1901年5月创建的。列宁认为该社是一个既没有固定的严肃的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又在群众中毫无根基的集团。除《自由》杂志外，自由社还出版了《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第1期、《评论》第1期和纲领性小册子《俄国革命主义的复活》等。自由社宣传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支持彼得堡经济派反对火星派。1903年，自由社停止活动。列宁在《关于“自由社”》一文中对自由社作了专门的评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50-51页）。——358。

[104] 指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谈谈当前的事件》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栏中的大学生风潮要闻，以及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上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论毫无意义的幻想》和短评《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 “毫无意义的幻想”是189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时申斥他们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力的用语。——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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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五）“密谋”组织和“民主制”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它们不仅对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 组织 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性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一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 手工业方式 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作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

波一夫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写道：“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 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 （注：所有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 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 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 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 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 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 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 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 [112] 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 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 整个 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 之一 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 我们大家的 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 当前的 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原注39］（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原注40］，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原注41］。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 革命家组织。

［原注39］ 《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特别是给普列汉诺夫的《回答》。

［原注40］ 小册子《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载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文集 [113]。这本小册子基辅委员会也翻印过。

［原注41］ 《革命主义的复活》一书和《自由》。

我们刚才摘引了波一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工人事业》编辑部对波一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是 领导者 （“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 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 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 实际 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 降低 我们的政治任务 和组织 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 [114] 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 实际的 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 实际 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 小组 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回答》第24页）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 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 降低 这个任务，来 缩小 “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 [115] 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 [116] 《工人事业》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 唯一 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作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 唯一的 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进行斗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业》第10期第15页）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 范围 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

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13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自发 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 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 不能 “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 决定 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 政治 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 职业 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 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 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指南》第59页）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 不必 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 促进 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 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 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 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 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