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怎么办？

（六）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如果说反对这里所叙述的组织计划，认为这种组织不合乎民主制并带有密谋性质的意见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还有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值得详细探讨的。这就是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化的组织，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从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说：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由于地方活动家过分埋头于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害；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不会削弱，而会既加强我们的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就拿中央机关报和地方机关报问题来谈吧，同时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把报纸工作当作一个 例子 来说明更广泛更复杂得多的一般革命事业。

在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896-1898年），地方活动家曾试图创办全俄的机关报《工人报》；在下一个时期（1898-1900年），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但领导者的注意力却完全放在地方机关报的工作上了。假使把所有的地方机关报加在一起，那么大致说来每月只出一号。［原注48］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手工业方式吗？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说明我们的革命组织落后于运动的自发高潮吗？假使 同样多 号数的报纸不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团体而是由统一的组织来出版，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节省大批人力，并且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无论是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 积极 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可惜，直到现在多半还是这样），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唐·吉诃德精神 [128] 的政论家，都往往忽略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工作者通常满足于这样的看法：地方活动家要办全俄报纸是“困难”的［原注49］，有地方报纸总比没有任何报纸要好些。后面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在承认地方报纸一般是有重要作用和很大好处这一点上，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但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能否摆脱全俄国两年半出版30号地方报纸所明显地反映出来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请你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地方报纸 一般 有好处这种无庸置辩、但是过于笼统的议论上面，应当也有勇气公开承认两年半的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报纸的消极方面。这种经验证明：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地方报纸往往在原则上不坚定，在政治上无意义，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在技术方面丝毫不能令人满意（我指的当然不是印刷的技术，而是出版的次数和定期性）。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散状态一方面是地方报纸在这个时期中占优势的原因，另一方面它又靠这种优势而 得以维持下去。单个的地方组织简直 无力 保证自己的报纸具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机关报的高度， 无力 收集和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说明我国的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国家里，通常主张必须出版许多地方报纸， 理由 是报纸由地方工人印刷，价格便宜，并且可以更全面更迅速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消息，而在我们俄国，正像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理由却成了 反对 地方报纸的根据。地方报纸在消耗革命力量方面代价太高，出版次数又 特别 少，其原因很简单：办 秘密 报纸，无论规模多么小，总要有庞大的秘密机构，而这种机构又需要有工厂大工业，因为在手工作坊中是产生不出这种机构来的。秘密机构的原始性，往往（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许多这样的实例）使警察利用一两号报纸的出版和散发就造成 大规模的 破坏，结果往往把一切都搞得精光，使我们不得不再从头开始。良好的秘密机构，要求革命家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和极严格的分工，而这两个要求对于单个的地方组织来说，无论当时力量多么强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要说我们整个运动的总的利益（对工人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是专门的地方利益，也 不是地方机关报能够给予更好照顾的。这乍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实际上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两年半的经验已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假使把出版了30号报纸的全部地方力量都用来办一个报纸，那么这个报纸就会很容易地出60号，甚至100号，因而也会更充分地反映出运动的纯粹地方性质的一切特征。这种创建工作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使我们大家都了解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必须使每个地方小组都考虑并且 积极从事 这种工作，不要等待外力的推动，不要迷信地方机关报容易办和接近地方，其实，根据我们的革命工作经验来看，这些优点大都是虚幻的。

［原注48］ 见《向巴黎代表大会的报告》 [129] 第14页：“从那时（1897年）起到1900年春止，在不同的地方总共出版了30号不同的报纸…… 平均每个月出版一号以上。”

［原注49］ 这种困难只是表面上的。其实， 没有 一个地方小组不能积极地担负起全俄的工作的某一职能。“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

所以，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实际工作者的政论家实际上对实际工作起着不好的作用，他们看不见这种虚幻性，却用一种极其廉价和极其空洞的议论来支吾搪塞，说什么需要有地方报纸，需要有地区报纸，需要有全俄报纸。当然，一般说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既然是要解决具体的组织问题，也就需要想一想环境和时间的条件。例如，《自由》（第1期第68页）在专门“谈论 报纸问题”的时候竟说：“我们觉得，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应当有本地的工人报纸，不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报纸。”这难道不是地道的唐·吉诃德精神吗？假使这位政论家不愿意考虑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那就请读者来替他考虑考虑吧：俄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如果真是每个地方组织都来创办本地的报纸，那就会使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永世长存了！这种分散状态会使我国的宪兵轻而易举地——不费“稍大的”力气就在地方活动家一开始活动时把他们抓走，而不等他们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该文作者继续写道：在全俄的报纸上叙述“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主的卑鄙勾当和“工厂的生活琐事”是没有趣味的，而“奥廖尔人读到奥廖尔本城的消息时，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枯燥无味了。他每次知道把谁’骂了一顿’，把谁’揍了一顿’，精神就会振作起来”。（第69页）不错，奥廖尔人是会精神振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的这位政论家的思想也未免太“振作”了。这种为舍本逐末习气辩护的态度是否适当呢？——这才是他应当好好考虑一下的问题。在承认工厂揭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人，可是要记住，我们现在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读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报》上的彼得堡通讯时也都感到枯燥无味了。为了在各地进行工厂揭露工作，我们一向都印发传单，并且 将来也一直要印发，但是 报纸 这种出版物，我们应当把它提高，而不应当把它降低到工厂传单的水平。我们在“报纸”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不是“琐事”，而是工厂生活中重大的典型的缺点，这种揭露用的是特别突出的事例，所以它们能够使 全体 工人和所有领导运动的人都感兴趣，能够真正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能够促使新的地区和新的行业的工人觉醒起来。

“其次，在地方报纸上能把工厂主管或其他当局的一切卑鄙勾当立即当场揪住。可是共同的报纸离得很远，等一个消息传到的时候，本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记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咳，记不起来了！’”（同上）是啊，记不起来了！我们从这同一个材料中知道：两年半出版的30号报纸是在6个城市印行的。这就是说，平均一个城市 半年出版一号报纸！即使我们的这位轻率的政论家在自己的设想中把地方工作的效率 提高两倍 （这对中等城市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在手工业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大大提高效率的），那么结果也不过是两个月出版一号，也就是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场揪住”。但是，如果十个地方组织联合起来，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积极筹办一个共同的报纸，那就可以把 全俄各地 发生的一些并非琐事而是真正突出的典型的丑恶现象每两星期“揪住”一次。这是任何一个熟悉我们各地组织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的。至于要在犯罪的现场揪住敌人，假如说的是正经话而不是哗众取宠，那就根本不是秘密报纸所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暗中散发传单才可以做到，因为要做到在现场揪住的最长期限往往是不超过一两天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罢工，或工厂中的格斗，或游行示威等等）。

“工人不仅是在工厂内生活，并且是在城市内生活”，——我们的这位作者继续写道，他用一种连波里斯·克里切夫斯基也自愧不如的彻底性从局部问题上升到了一般问题。于是他就指出城市杜马、城市医院、城市学校等问题，要求工人报纸不要用缄默来回避城市的一般情况。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好的，但它特别明显地表明人们在谈论地方报纸问题时往往只限于发表空洞、抽象的议论。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种辟有《自由》所要求的详细的本城消息专栏的报纸，那么这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就不免要变成真正的舍本逐末了，不免要削弱人们对于向沙皇专制制度发动全俄革命攻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免要加强一个派别（它责备革命家过多地谈论不存在的议会而过少地谈论现在存在的城市杜马 [130]，这一名言使它声名大振）的幼芽，这种幼芽还很有生命力，现在只是隐藏着或被压抑着，但远没有连根拔除。我们所以说“不免”，是要借以着重指出：《自由》显然并不愿意有这种结果，而愿意有相反的结果。可是，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为了使说明城市情况的工作的方向适应我们的整个工作， 首先 就要把这个方向全部拟定出来，不仅要通过议论，而且要通过大量实例把这个方向明确地规定下来，使它成为牢固的 传统。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 首先 需要做到，然后才能想到和谈到广泛的地方报刊的问题。

第二，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情况，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了解这些情况。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 全俄 几乎根本没有。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小册子上）谈城市和国家的情况，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并整理过的材料。而为了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材料，靠那种大家一起管理一切、以全民投票的儿戏作为消遣的原始小组所实行的“原始的民主”，当然是不够的。为此就需要有专门的作家、专门的通讯员组成的大本营；需要有社会民主党人记者组成的大军，这些记者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密”（俄国官吏常以知道这些机密自傲，并且随便泄露出去），善于钻到各种各样的“幕后”，——需要有“因职务关系”而必须无孔不入和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我们这个反对 任何 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党，能够而且应当去寻找、召集、训练、动员并调动这支无所不知的人所组成的大军去作战，——但这一切都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在这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甚至常常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如果你们到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去找找有关我国外交、军事、教会、市政、金融以及其他等等方面的各种大小事情的生动有趣的论文、通讯和揭露文章，那么你们会发现 几乎根本没有，或者说是绝无仅有。［原注50］）所以“当一个人跑来讲许多非常漂亮动听的话”，说什么必须“在一切稍大的工人聚居地点”都出版一个揭露工厂、城市以及国家的丑恶现象的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气愤”！

［原注50］ 正因为如此，甚至那些最好的地方机关报的例子，也可以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正确。例如《南方工人报》 [131] 是一个很好的报纸，它在原则坚定性方面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想给予地方运动的东西，由于出版次数很少并且遭到广泛破坏而没有办到。目前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即从原则上提出运动的根本问题和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是地方机关报不能胜任的。而《南方工人报》所提供的特别好的东西，如关于矿业主代表大会、关于失业等等问题的文章，却又不是纯粹地方性的材料，不仅南方需要，而且 全俄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报刊上都没有见到过。

地方报刊比中央报刊占优势，这既可以是贫乏的表现，也可以是富裕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从事大生产的力量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还几乎完全沉溺于“工厂生活琐事”中的时候，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 已经完全能够执行 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因而除了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这就会是富裕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地方报纸占优势的情况究竟表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解答吧。而我只是把自己的结论确切地表述出来，以免引起误解。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到现在为止还都是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专为地方机关报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应当恰恰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主要应当想到全俄机关报，主要应当为全俄机关报工作。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 任何 一家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 全面 鼓动来真正为运动服务的报纸。而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必要的中央机关报同必要的地方机关报之间的正常关系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

* * *

乍看起来，关于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结论，似乎不能适用于专门的经济斗争的范围，因为工人在这里的直接敌人是单个的企业主或单个的企业主集团，这些人没有结成组织，丝毫不像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直接敌人俄国政府那样，拥有一个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经济斗争是一种工会斗争，因此它要求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我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我们的分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直接妨碍着这种联合，而为了这种联合就必须有能够领导全俄一切工会的全俄统一的革命家组织。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为此目的所应当建立的那种组织，现在只想就我们的报刊问题补充几句。

在每个社会民主党报纸上都应当有工会斗争（经济斗争） 栏，这未必有谁会怀疑。但是工会运动的发展，也使人不得不想到工会报刊的问题。然而我们觉得，除了极少的例外，在俄国暂时还谈不到工会报纸的问题。这是一种奢侈品，而我们往往连糊口的面包都没有。在我国，适合于秘密工作条件并且现在就很需要的工会报刊形式，应当是 工会小册子。在这种小册子里，应当把 公开的 ［原注51］和秘密的材料，如有关本行业的劳动条件，本行业的劳动条件在俄国各地的区别，本行业工人的主要要求，本行业的立法的各种缺点，本行业工人的经济斗争中的突出事件，他们的工会组织的萌芽、现状和需要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这种小册子，第一，能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不必登载许多只能引起某一行业工人注意的工会的详细情况；第二，这种小册子能把我们的工会斗争的经验的结果记载下来，能把收集起来的、现在可以说散见于大量的传单和片断通讯中的材料保存下来，并且加以概括；第三，这种小册子能成为鼓动员的一种工作指南，因为劳动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某一行业的工人的基本要求是非常稳定的（请比较一下1885年莫斯科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和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要求） [132]，这种要求和需要汇集起来，在若干年内都可以成为在落后的地区或落后的工人阶层中进行经济鼓动的很好的参考材料；一个地区罢工取得胜利的例子，一个地区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材料，都能鼓励别的地方的工人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第四，社会民主党如果最先担负起推广工会斗争的责任，从而使俄国工会运动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巩固起来，它就会同时注意使我们的工联工作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分量，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地方的组织如果同其他城市中的组织隔离，在这方面就很难甚至几乎不能保持恰如其分的比例（《工人思想报》的例子就说明在这方面能够把工联主义夸大到多么荒唐的地步）。而全俄的革命家组织，由于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领导着全部政治斗争，并且有职业鼓动员的大本营，所以在确定这种恰如其分的比例时就决不会感到困难。

［原注51］ 在这方面，公开的材料特别重要，而我们却特别不善于有系统地收集和利用这些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根据公开的材料，还可以勉强写一本工会小册子，而单是根据秘密材料，就办不到了。我们要从工人那里收集像《工人思想报》印发的那些问题 [133] 的秘密材料，就会白白浪费革命家很多力量（在这方面，公开的活动家很容易代替革命家），而且始终得不到好的材料，因为工人往往只知道大工厂中某一部门的情况，差不多总是只知道自己的劳动的经济结果，却不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一般条件和定额，所以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工厂职员、视察员和医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识，无法获得大量散见于零碎的报纸通讯上的和工业、卫生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等等方面的专门出版物上的那些知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我永远也不会去重复的“初次尝试”。我曾经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工夫，“寻根究底地”询问一个常到我这里来的工人，要他把他做工的那个大工厂里的一切情形都告诉我。不错，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总算勉勉强强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工厂（仅仅关于一个工厂！）的文章，可是这个工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有时一面擦汗，一面微笑着说：“回答你的问题，比加班干活还累！”

我们愈是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政府也就愈会被迫承认一部分“工会”工作为合法工作，这样就能解除我们的一部分负担。

[112] 指工人反资本斗争社。 工人反资本斗争社于1899年春在彼得堡成立。它的创建人是维·阿·古托夫斯基（即后来有名的孟什维克叶·马耶夫斯基），成员是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该社同彼得堡工人运动没有牢固的联系，并且存在时间极短，1899年夏即被取缔。该社观点接近经济派。它的一份传单《我们的纲领》中说，沙皇政府就是资本自身，反资本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这份传单是油印的，由于组织瓦解，没有散发出去。——385。

[122] 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414、471、726。

[132] 1885年的罢工运动席卷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和其他几个工业中心省份的许多纺织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7日-17日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了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6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 关于1896年彼得堡地区纺织工人的罢工及要求，参看注7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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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

（二）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波·克里切夫斯基责备我们有“使理论脱离实践而把它变为死教条”的倾向，他写道（《工人事业》第10期第30页）：“《火星报》在这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它那个全党组织的’计划’”（即《从何着手？》一文 [134]）。马尔丁诺夫也附和他说：“《火星报》有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意义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的倾向……结果就在第4号上所载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党的组织的计划。”（同上，第61页）最后，尔·纳杰日丁近来也出来响应对这个“计划”（引号想必是表示对这个计划的讽刺）表示愤慨的人们。他在我们刚刚收到的《革命前夜》一书（这本书是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个“革命社会主义” 自由 社出版的）中说道：“现在来谈什么由全俄报纸牵线的组织，就是培植脱离实际的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工作”（第126页），就是“文人习气”的表现等等。

我们的恐怖派和“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的拥护者志同道合，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在论述政治和组织的那两章里已经考察了他们这种互相接近的根源。但是现在我们也应当指出：尔·纳杰日丁，并且只有他一个人，打算诚心诚意地来研究一下他所不喜欢的这篇文章的思路，打算从实质上来回答这篇文章，而《工人事业》却没有从实质上讲过任何一句话，只是竭力用一大堆无聊的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来搞乱问题。于是，无论我们怎样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 [135]。

（一）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 [136]

让我们把《工人事业》用来攻击我们的那一大堆用语和感叹词句摘录一下吧。“不是报纸能够建立党的组织，而是相反……”“一个凌驾于党 之上、不受党的监督、因拥有自己的代办员网而离开党独立存在的报纸……”“《火星报》忘记了它自己所属的那个党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这岂非咄咄怪事？……”“拥有坚定的原则和相应的计划的那些人，也就是党的实际斗争的最高支配者，他们可以命令党去执行他们的计划……”“这一计划把我们的活跃的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都赶入阴间，而想把一个幻想的代办员网呼唤到人世间来……”“《火星报》的计划如果实现，就会把我们这个已在形成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痕迹都一扫而光……”“一个宣传性的机关报成为整个实际革命斗争中不受监督的、专制的立法机关……”“我们的党对于强迫它 完全 服从一个自主的编辑部这一点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此等等。

读者从上述这些引文的内容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工人事业》是 生气了。但它之所以生气，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党的那些组织和委员会，仿佛《火星报》想把它们赶入阴间，甚至把它们的痕迹都要一扫而光。你想，多可怕呀！不过，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从何着手？》一文发表于1901年5月，《工人事业》上的那些文章发表于1901年9月，而现在已经是1902年1月中旬了。在这整整五个月里（无论是在9月以前或在9月以后），党内 既没有一个 委员会， 也没有一个 组织提出过正式抗议来反对这个想把各个委员会和组织都赶入阴间的恶魔！要知道，在这期间，无论是在《火星报》上，还是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却发表了几十篇、几百篇来自俄国各地的通讯。为什么要被人家赶入阴间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因此生气，而生气的却是第三者呢？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从事真正的事业，而不是玩弄什么“民主制”的儿戏。各个委员会都读了《从何着手？》一文，都认为这是想“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 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同时，因为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和看到，这个“各方面”中的 任何一方面 在没有确认建立组织的必要性和建筑计划的正确性以前，是不会想到要“着手建立”的，所以它们也就自然没有想到要对有人胆敢在《火星报》上说出下面的话而“生气”：“鉴于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我们想提出一个计划草案来请同志们考虑。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将作更详细的发挥。” [137] 如果同志们 采纳 这个提请他们考虑的计划，那么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就不是由于“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相信它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所必需的；如果他们 不采纳 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草案”（这不是个极端狂妄的字眼吗？）就会始终不过是个草案，——难道这不是每个诚恳地对待问题的人都能理解的事情吗？如果在反对一个计划草案时不只是“大骂”这个计划并劝同志们拒绝这个计划，而且还 唆使 那些缺乏革命工作经验的人去攻击计划起草人，其理由 只是 这些起草人 竟敢 “立法”， 竟敢 充当“最高支配者”，即竟敢 提出 一个计划草案，——难道这不是蛊惑人心吗？？如果因为有人想把地方活动家提高到更广泛的见解、任务、计划等等的水平上来而要加以反驳，并不只是由于认为这种见解不正确，而是由于对别人“要”“ 提高”我们而感到“生气”，——试问，这样我们的党还能够发展，能够前进吗？要知道，尔·纳杰日丁也曾经“大骂”我们的计划，然而他并没有堕落到采用不能单用政治见解幼稚或肤浅来解释的蛊惑手段，他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所谓“监督党”的罪名。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从实质上来回答尔·纳杰日丁对于计划所作的批评，而对于《工人事业》，那只能表示鄙视。

但是，我们对一个堕落到叫喊“专制”和“被迫服从”的作者表示鄙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去澄清这种人带给读者的糊涂观念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大家清楚地表明，这种空谈“广泛民主制”的时髦词句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忽略了各个委员会，说我们希望或试图把它们赶入阴间等等。既然按保密条件， 几乎任何一件 涉及我们同各个委员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的 事实都不能 向读者说明，试问我们该怎么来回答这种责难呢？那些信口提出刻薄的、能够刺激群众的责难的人，居然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只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无视革命者的责任是必须把自己所保持的、建立的或力图建立的那些关系和联系都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在“民主制”方面去同这帮人竞争。至于说到那些对党内的一切事务都不熟悉的读者，那么履行我们对这种读者的义务的唯一办法，就不是叙述现有的和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情况，而是叙述 一小部分 已经过去的、可以当作往事来叙述的情况。

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原注52］，国外“联合会”责备我们企图把党的痕迹一扫而光。好吧，先生们。我们只要向读者叙述一下过去的 四件事实 [138]，就能使你们心满意足了。

［原注52］ 《火星报》第8号上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对我们论民族问题的文章的答辩。

第一件［原注53］事实。一个“斗争协会”的几个成员，曾直接参与我们党的成立并直接参与派代表出席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他们曾经同《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商定，要出版一套适应整个运动需要的工人丛书。工人丛书没有出成。但是为这套丛书而写的两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 [139] 却几经周折而由第三者带到国外去出版了。

［原注53］ 我们故意不按这些事实发生的先后排列。

第二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向《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建议共同成立一个像崩得当时所说的“写作实验所”。同时他们还指出，假如这件事情办不到，那么我们的运动就会大大地后退。谈判的结果是写了《俄国的工人事业》这本小册子［原注54］。

［原注54］ 顺便说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托我声明一下，说这本小册子也像他以前所写的几本小册子一样是寄给“联合会”的，因为他以为“联合会”出版物的编辑仍是“劳动解放社”（由于某些条件，他在当时，即在1899年2月不可能知道编辑部的变动情况）。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由同盟 [140] 再版。

第三件事实。崩得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外省市镇同《火星报》的一个成员接洽，建议他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结果当然是获得了同意。后来这一建议有所变动，改成了请他撰稿，因为编辑部的人员有了新安排。这当然也获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了以下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纲领》，内容是直接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合法书刊和《工人思想报》所表现的转变；《我们的当前任务》（“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并同一切地方团体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的弊病）；《迫切的问题》（分析批判那种认为在着手出版共同的机关报以前必须先开展各个地方团体的活动的反对意见；坚持“革命组织”有头等重要意义，坚持必须“使组织、纪律和秘密活动的技术达到最完善的地步”）。 [141] 《工人报》复刊的建议没有实现。于是这几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第四件事实。一个委员会的负责筹备我们党的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把代表大会的程序通知《火星报》小组的一个成员，并推举该小组负责编辑准备复刊的《工人报》。他采取的这个所谓预备步骤，随后又经他本人所属的那个委员会以及崩得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火星报》小组接到了关于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和时间的通知，但是担心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所以也给代表大会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目前这个十分混乱的时期，我们只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不仅解决不了统一问题，而且还会冒损害伟大的建党思想的风险，因为在目前不保密的现象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一定很快又会全部遭到破坏；所以，第一步工作应当是邀请所有的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来支持恢复起来的共同的机关报，这个机关报将通过 实际的 联系把所有的委员会 真正 连在一起，并 真正 培养出一个领导整个运动的领导者集团，而一旦这样一个由各委员会所建立的集团充分成长和巩固起来，各委员会和党也就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了。可是，代表大会由于发生一系列的破坏事件而没有召开，这个报告也由于考虑到保密而销毁了，读到这个报告的只有很少几位同志，其中包括一个委员会的几位全权代表。

现在请读者自己来判断一下，像崩得影射我们擅自称王称霸，或《工人事业》硬说我们想把各个委员会赶入阴间，想用传播一个报纸的思想的组织来“代替”党的组织这样一些手法究竟是什么性质。其实，我们正是 根据各委员会的再三请求 才向它们作报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计划的。我们在寄给《工人报》的文章以及提交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详细订出了这个计划，正是为了党的组织，并且我们这样做，也是根据那些在党内极有影响的、担负着倡导恢复（事实上恢复）我们党的责任的人们提出的请求。只是在党组织 和我们一同正式 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 两次 尝试都遭到失败以后，我们才认为自己真正有责任创办一个 非正式 的机关报，以便同志们在作 第三次 尝试时有相当的 实验 结果可以参考，而不只是凭空推测。现在这一实验的某些结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全体同志都能判断：我们对自己的责任理解得究竟是否正确；对于那些因不满意被我们指出他们当中有人在“民族”问题上不彻底、有人产生不可容忍的无原则的动摇而力图把不了解近况者引入迷途的人，究竟应当怎样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