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92的氏族93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比较纯粹或比较模糊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 [81] 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误解氏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证实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 [82] 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 [83] 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其他高加索部落的氏族。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记述。

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炸毁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94，即至迟于11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从它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95)——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在11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确切些说，才不能终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便要分家：由妻子来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中间那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经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是夫和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三种情况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过错，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 [84]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不受损失的理由，范围非常广：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 merch，中世纪的marcheta 这个名称、法语的marquette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如果我们补充下面几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操持也要给以赔偿；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观行的婚姻形式就显得严格了，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11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sept［塞普特］；部落称为clainne，即克兰51)不仅由古代法典，而且还由17世纪被派到那里去把克兰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所证实并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首领(英国法学家称之为caput cognationis［宗族长］)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应该是依照在德国通行的规则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rundale［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被英国征服者所掠夺的先前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是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Gewanne”［“大块”］，如摩泽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大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共同使用。就在50年前，有时还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时候每年都重新分配。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去极似摩泽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德地区的一个德意志人农家公社的地界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factions”［“帮”］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派，它们是建立在看起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为英国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为的复活，是氏族灭亡后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30年代，莫纳亨郡的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 [85]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97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个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

“就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的突出例证……从他们的结世仇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成员对于酋长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都看到了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 [86]。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有下述事实为证：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 [87] 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只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每个新娘行使这个权利。 [88]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徒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有可能占据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方诸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分开居住的98；而在gensJulia［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这个名词有着不容误解的确定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他们似乎还按氏族 [89] 定居。从《阿勒曼尼亚法典》99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开居住的。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ge－nealogiae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100所以关于fara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词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genealogia一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大体一致。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ǎ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乘车 [90]、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徒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 [91] 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sifjar 即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01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这群人中的男子，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

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么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kuni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kuning(［王］)一词就是从kuni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不仅表示血缘亲属，而且也表示姻亲亲属，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这个词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语。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 [92]，那么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那里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作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的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种东西。 [93] 某一个这样的氏族，其成员假如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位父亲就责任自负。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罪责；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在德意志人那里没有发现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么有上面这一段话也就够了。 [94]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女预言者的预言》)103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此后又过了大约800年。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104，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女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Systrungr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的罪还要大。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systrungar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 (兄弟姊妹的儿子们)，那么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对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此外，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 [95] 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同时也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所以，当封建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例如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泽斯劳滕，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1卷第381页 [96] )。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105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须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他举出只有妻子通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地用来给放荡的罗马人作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整个民族中都没有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样继承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21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经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几段文字应如何解释，像这种热烈而无休止的争论，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自从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 [97]，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以来；自从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150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那个阶段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 [98] 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个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 [99]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作更改。在此期间，问题已转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引书，第44页 [100] )，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是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和瓦茨争论的那样——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出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Codex Laureshamensis106，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 [101] (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文字)仅仅用作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2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徙，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principes)和军事头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氏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现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 [102]，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万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地理里。但是，罗马人的Germania Magna［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地理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 [103]，而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300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5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分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1/6，或者仅仅1/9，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分，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 [104]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他们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4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心领神会的，并且在9和10世纪竭力仿效以扩张神的国家即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尔维安还对这种掠夺表示愤慨，并且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 [105] 关于那时父母常常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2/3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这种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尔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普遍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管理起来。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林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军事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开的人，而且还由于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儿。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赠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108的形式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时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王国幅员广阔，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手段来管理了；氏族酋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越来越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的会议。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体，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一样，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贫困衰败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该地的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募的自由农民的卫国军，现在已经由新贵的仆从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仆从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的贵人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109)，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50年，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400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不仅对外软弱无能，而且内部的社会秩序(不如说是社会无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经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变化的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也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过不了几代，他们大多数已经都是农奴了。自由的农民等级灭亡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日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110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黎特，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那块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仅仅是再将这块土地交回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尔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111，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又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这样一来，居民的主体在过了400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状况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400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这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决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庄所作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庞大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来才获益甚丰；但是修道院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团体；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永远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400年间，毕竟是继续前进了。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却已经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破产的、贫穷的、轻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民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奄奄一息的罗马世界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9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前辈来说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则是新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400年看起来多么没有成果，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解体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112)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 [106] 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200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自由意识，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而仅仅这些品质就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国家，培养出新的民族——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专偶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么，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即一个抵抗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无论在古典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使之成为唯一的形式，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强调指出的11，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 aux cultivateurs des moyens d’affranchissement collectif et Progressif [107] )，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形成了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徒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