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
马恩全集第二卷——第八章 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八章 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马克思）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在他周游世界期间赎补了双重的罪行：他个人的罪行和批判的批判的罪行。 他在跟父亲激烈争吵时向父亲挥动了宝剑；批判的批判在同群众激烈争吵时也为罪恶的激情所控制。 批判的批判没有揭露任何一个秘密。 鲁道夫赎补了这个罪过并揭露了一切秘密。 按照施里加先生的评定，鲁道夫是人类国家的头等公仆（施瓦比亚人埃基迪乌斯的“人道国家”。 见卡尔·魏尔博士的“宪法年鉴”1844年第二卷）。 根据施里加先生的论断，为了使世界免于灭亡，必须有 “敢于无情地批判的人出台……鲁道夫就正是这样的人……鲁道夫领会了纯批判的思想。 而对于他和全人类来说，这个思想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鲁道夫即使在良师指导下所能从这一历史中汲取的一切知识，都更有益处……鲁道夫借以使自己的周游世界留芳千古的公正裁判，实际上正是 对社会秘密的揭露 。” 他本人就是“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比批判的批判的其它伟人拥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外部工具。 但批判的批判却聊以自慰地说： “时运较差的人是无法达到鲁道夫所获得的成果的（！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可是他却能达到美好的目的（！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 因此批判就让时运亨通的鲁道夫来实现它自己的思想。 它对他唱道： “哈内曼，走向前， 你有双大的防水靴！”[77]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周游世界怎样“对于全人类来说，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一切知识，都更有益处”，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个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的鲁道夫吧！ （1）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刺客”的职业本是屠夫。 各种各样的经历使这个强悍的自然之子变成了杀人犯。 他在凌辱玛丽花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的时候偶然为鲁道夫所见。 鲁道夫在这个精明的闹事鬼的头上很内行地着实打了几拳。 于是他博得了“刺客”的尊敬。 随后，在罪犯麇集的酒吧间里，“刺客”显露了他那善良的性格。 鲁道夫对他说：“你还是有心肝和骨气的。”鲁道夫用这句话激起了他的自尊心。 “刺客”改邪归正了，或者如施里加先生所说，变成了“有道德的生物”。 鲁道夫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鲁道夫改造“刺客”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 “刺客”所上的第一课是练习伪善、背信、狡黠和伪装。 鲁道夫利用为道德所感化的“刺客”同维多克利用为道德所感化的罪犯是出于同一目的，这就是说，鲁道夫把“刺客”变成了密探和奸细。 他教他在“校长”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面前“伪装”放弃了“不偷的信条”，怂恿这个“校长”去干偷盗的勾当，以便把后者诱入鲁道夫所设置的圈套。 “刺客”感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演“滑稽戏”。 他对这种要他充当密探和奸细的计谋表示抗议。 靠着批判的批判的“纯粹”诡辩，鲁道夫没有花多大功夫就说服了这个自然之子，使他相信：下流的勾当如果出于“善良的、道德的”动机，就不算是下流的勾当。 于是“刺客”就充当了奸细，装着友好和守信的样子，把自己旧时的同伴诱入了致命的陷阱。 他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第二个阶段。 现在我们看到“刺客”在鲁道夫病中充当他的看护，把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 “刺客”成了这样彬彬有礼的有道德的生物，他为了怕把地毯弄脏，连黑人医生大卫请他坐在地板上他都推辞了。 他甚至胆怯到不敢在椅子上坐。 他先把椅子放倒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椅子的两个前脚上。 每当他称呼被他从垂危中挽救出来的鲁道夫为“朋友”或《Monsieur》（“先生”）而没有叫《Monseigneur》（“殿下”） ［注：公爵和主教的称号。 ——编者注］ 时，他总是忘不了道歉的。 冷酷无情的自然之子驯服得多么惊人呵！ “刺客”给我们揭穿了自己的批判转变的最玄奥的秘密，他向鲁道夫表白说，他对他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顺从：《Je me sens pour vous comme qui dirait l’attachement d’un bouledogue pour son ma?tre》〔“我对您就像看家狗对自己的主人一样顺从”〕。 昔日的屠夫变成了狗。 从此，他的一切德行都将是狗的德行，是狗对主人的绝对“忠顺”。 他的独立性、他的个性完全消失了。 但是，和蹩脚的画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上题字来说明画的内容一样，欧仁·苏也在“刺客”这头“看家狗”的嘴上贴了一张标签，这就是“刺客”时刻诵之于口的一句话：“‘你有心肝和骨气’这几个字使我成了人。”一直到咽最后一口气，“刺客”都不是在自己的人类个性中寻求自己的行为的动机，而是到这句标签式的话中去寻找这种动机。 他常常想到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缺点，以证明自己的道德修养的增进；而每当他滔滔不绝地高谈仁义道德的时候，鲁道夫总是对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谈吐。”“刺客”成了一头非比寻常的、有道德的看家狗。 第三个阶段。 “刺客”的虽粗犷却勇敢的率直已被他那小市民式的礼仪所代替，对这种礼仪我们已经称颂过了。 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同“有道德的生物”这种身分相适应，他也学会了庸人的举止和风度： “就他的举止而言，他可以算做世界上最不讨人厌的市民。” 比这外形更可悲的，是鲁道夫给他那批判地改革过的生活所赋予的内容。 鲁道夫把他派到非洲，“给不信神的世界提示一个关于悔过的生动而有益的例证”。 从此，“刺客”所表现的就不是他自己固有的人性，而是基督教的教义。 第四个阶段。 批判的道德上的转变使“刺客”成了一个温顺的、谨小慎微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恐惧和世故所节制。 穆尔弗——他由于过分单纯，总是泄露家丑——告诉我们：“‘刺客’对惩罚‘校长’这件事闭口不谈，因为他生怕连累自己。” 可见，“刺客”知道这种惩罚是违法的行为。 他不谈这件事，是因为他怕受牵连。 好一个聪明的“刺客”呵！ 第五个阶段。 “刺客”在自己的道德修养方面已增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他甚至以文明的方式来领会他对鲁道夫的那种狗式的忠顺。 “刺客”搭救了热尔门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的性命之后，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我有一位保护人，他之于我就如上帝之于神甫；我真愿意对他俯首跪拜。” 而在思想中他也确是跪拜在他的上帝面前了。 他继续对热尔门说道：“鲁道夫先生会保护你的。 我说‘先生’，虽然我是应该说‘殿下’的。 可是我已经习惯于称他为鲁道夫先生，而他也允许我这样称呼。” “多么可贵的觉醒和振奋呵！”——施里加在一阵批判的狂喜中叫道。 第六个阶段。 “刺客”最后在救他的殿下时被人刺死了，这样他就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那忠矢不二的有道德的看家狗式的一生。 在斯凯莱特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正要用刀刺死公爵的那一瞬间，“刺客”抓住了暗杀者的手。 斯凯莱特便刺杀了他。 而“刺客”在临死时却对鲁道夫说： “我有理由说，像我这样的一撮尘土（这样的看家狗）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对于像您这样伟大的殿下有时也许是有点用处的。” 这番狗式的自白以警句的形式概括地表明了“刺客”的全部批判的生涯；自白之外，他在嘴上又附了一张标签： “我们彼此算是了清宿债了，鲁道夫先生。 您对我说过我是有心肝和骨气的。” 施里加先生竭尽全力地叫道： “鲁道夫把这个‘刺客’还给了人类（？ ） ［注：括弧里的问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这是他的一桩多么大的功绩呵！” （2）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或玛丽花 ［注：原文是《Fleur de Marie》，直译是“玛丽花”或“花玛丽”；而施里加用来称呼玛丽花的德文字《Marienblume》的含义则是“雏菊”。 ——编者注］ （ａ）思辨的“雏菊” 我们在谈欧仁·苏的玛丽花以前，还得先谈谈施里加先生的思辨的“雏菊”。 首先，思辨的“雏菊”是一种修正。 因为施里加先生唯恐读者会从他的设计中得出结论，似乎欧仁·苏 “使客观基础的描述（对“世界秩序”的描述）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脱离了那些唯有联系这个基础才能为人所理解的当事的个人力量的发展。” 除了纠正施里加先生的叙述给读者造成的误解这个任务以外，雏菊在“我们的史诗”即施里加先生的“史诗”中还执行着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使命。 “世界秩序和史诗式的事变如果只是互相交错成一个五光十色的混合体，并变幻神速地时而给我们展现出世界秩序的一鳞牛爪，时而给我们演出一幕戏剧，那末这两者就还没有艺术地结合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 要形成真正的统一体，就必须使两种因素——这个混沌世界的秘密同鲁道夫借以洞察和揭露秘密的明确、坦率和信心——在一个人身上互相冲突……雏菊也就执行着这个任务。” 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设计跟鲍威尔对圣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方面是“神类”（鲁道夫），“各种威力和自由”、唯一的能动原则都归之于他。 另一方面是消极的“世界秩序”和属于它的人。 世界秩序构成“现实事物的基础”。 为了使这个基础不致“完全被废弃”，或者为了使“自然状态的最后残余不致被消灭”，为了使世界本身还能分享一些集中在鲁道夫（跟世界相反）身上的“发展原则”，为了使“人类的事物不致被描写成绝对不自由的和没有能动性的”——为了这一切，施里加先生就必然要陷入“宗教意识的矛盾”。 尽管他把世界秩序同它的活动彼此割裂开，从而造成了僵死的群众和批判（鲁道夫）的二元论，他仍然不得不又承认世界秩序和群众也有几分神类的属性，并在雏菊身上构成鲁道夫和世界这两者的思辨的统一（见“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第一卷第39页）。 除了房屋主（当事的“个人力量”）和他的房屋（“客观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实际关系以外，神秘的思辨和思辨的美学都还需要第三个因素，需要具体的、思辨的统一，即需要把房屋和房屋主集诸一身的主客体。 既然思辨不喜欢仔细地研究天然的中介，那末它就看不出，对于一个人（例如对于房屋主）是“客观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一鳞半爪”（例如房屋），对于另一个人（例如对于这栋房屋的建造者）则是“史诗式的事变”。 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 在批判的雏菊身上“时代的普遍罪过、秘密本身的罪过”之成为“罪过的秘密”，恰如秘密本身的普遍罪过在债台高筑的小铺老板身上成为债务的秘密一样。 根据对圣母的设计，雏菊本来应该是救世主鲁道夫的母亲。 施里加先生也正是这样宣告的： “按照逻辑的连贯性的要求，鲁道夫应该是雏菊的儿子。” 但他却不是雏菊的儿子，而是雏菊的父亲，于是施里加先生就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新秘密，即现在所孕育出的常常不是未来，而是早已衰逝的过去”。 这还不算，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同群众的统计学直接矛盾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不也成为父亲或母亲，而是保持着童贞进入坟墓……那末他本质上……是一个女儿。” 施里加先生“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他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 施里加先生证明，“根据逻辑的连贯性”，雏菊应该是鲁道夫的母亲，现在他又证明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为了完全符合她在我们的史诗中所体现的观念，她决不应该成为母亲。”这就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史诗的观念同施里加先生的逻辑连贯性是互相矛盾的。 思辨的雏菊无非是“观念的体现”而已。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呢？ “她所依然担负着的任务仿佛是描绘过去在它自己彻底消逝之前所流出的最后一滴辛酸的眼泪。”她就是比喻的眼泪的绘像；而甚至她在扮演自己的那种渺小角色时，也依然只是“仿佛”而已。 我们不去追究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进一步描述。 我们让她自己高高兴兴地遵照施里加先生的指示，“去和每一个人做最坚决的对头”——简直就和上帝的特性一样神秘的对头。 我们也不去探究那被“上帝埋在人胸中”并为思辨的雏菊所“依然仿佛”指明的“真正秘密”的底细。 我们暂且撇下施里加先生的雏菊，调过头来看看欧仁·苏的玛丽花和鲁道夫在她身上所创造的那些批判的奇迹。 （ｂ）玛丽花 我们在罪犯当中看到的玛丽是一个卖淫妇，是那个罪犯麇集的酒吧间老板娘的奴隶。 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 这些品质感动了她周围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并获得了玛丽花这个名字。 对玛丽花必须从她初出场起就做细密的观察，这样才能把她的本来的形象和批判的变态做一个对比。 玛丽花虽然十分纤弱，但立刻就表现出她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的，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 她拿起剪刀来抵抗用拳头打她的“刺客”。 这是我们初次遇见她的情景。 在这个场面中，她不是一个毫无反抗地屈服于暴力之下的没有防御能力的羔羊，而是一个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能够坚持斗争的女郎。 在费维街的罪犯们的酒吧间里，她向“刺客”和鲁道夫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在叙述时她用笑来回答“刺客”的挖苦。 她埋怨自己在出狱以后没有去找工作，而把在狱中赚得的300法郎统统花在游逛和装饰上，“但是没有人劝告我呀”。 回想起自己生活中的灾难——卖身于罪犯酒吧间的老板娘，她感到很悲伤。 现在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追怀这一切往事。 “真的，我想起过去就伤心……做个诚实的人想必是很好的。”“刺客”嘲笑道：“就让她做个诚实的人好啦！”于是她叫道：“诚实，我的天！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诚实！”她坚决声明，“我决不哭鼻子”（《je ne suis pas pleurni—cheuse》），但她的生活境遇是可悲的——“这是很不愉快的”。 最后，跟基督教的忏悔相反，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提出了这样一条斯多葛派的同时也是伊壁鸠鲁派的人性原则，这是自由而坚强的人的原则： “到头来，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和鲁道夫的第一次散步。 “你想到自己那种可怕的处境，恐怕是常常感到痛苦的吧？”——已经非常渴望来一场道德谈话的鲁道夫说。 她回答道：“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透过河岸的栏杆凝视着塞纳河，可是，过后我又转过来看着花，看着太阳，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河始终会在这里，可是我还没有满十七岁呵，谁会知道呢？ 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命运，我觉得自己身上有某些好的地方。 我对自己说：我的苦是受够了，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害过什么人。” 玛丽花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不是看做她自己的表露，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命运。 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她还很年轻。 玛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 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 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像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 最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还年轻，还充满着希望和朝气。 她的境遇是不善的，因为它给她一种反常的强制，因为它不是她的人的本能的表露，不是她的人的愿望的实现，因为它令人痛苦和毫无乐趣。 她用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境遇的量度不是善的理想，而是她固有的个性、她天赋的本质。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生活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的本质的表皮，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而她本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有人性。 “鲁道夫先生，多么幸福呵！ ……青草、原野！ ……要是您允许我下车去就好啦……这里真好……我真想在这片草地上跑一下！” 她走下马车，给鲁道夫摘了许多花，“几乎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等等，等等。 鲁道夫告诉她，他要带她到若尔日夫人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为鲁道夫管理农场。 ——译者注］ 的农场上去。 在那里，她将会看到鸽房、马厩之类的东西；那里有牛奶、奶酪、水果等等。 对这个孩子说来，这真是上天的恩赐。 她会很痛快的——这就是她的主要的想法。 “您甚至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想痛快痛快呵！”她非常坦率地向鲁道夫说，她的不幸是她自作自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不会节省钱的缘故。”于是她劝他节俭，并劝他把钱存入储蓄银行。 她完全浸沉在鲁道夫为她建造的空中楼阁里。 她之所以陷于悲哀，只是因为她“忘记了现在”，而“这种现在同关于愉快光明的生活的幻想相对照，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境遇的极端可怕”。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 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 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 现在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 受鲁道夫之托照看玛丽花的若尔日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患忧郁病的、信教的妇人。 她一见到这个年轻的姑娘，就马上说一些非常动听的话，说什么“上帝保佑那些又爱他又怕他的人、那些曾经不幸并已经悔悟的人”。 “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唤来了一个可怜的、迷信极深的教士拉波特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农场中的牧师。 ——译者注］ 。 他指定这个牧师对玛丽花进行批判的改造。 玛丽欢欢喜喜、坦率天真地同这个老教士接近。 欧仁·苏怀着他所固有的基督教式的粗暴，要“可惊叹的本能”对玛丽耳语：“在开始忏悔和赎罪的地方要结束羞惭”，这就是说，在唯一济度世人的教堂里不要害羞。 他忘记了她在乘车遨游时的那种愉快的坦率、那种由大自然的美和鲁道夫的友好同情所引起的兴高采烈；当时她只是由于想起必须回到罪犯酒吧间老板娘的身边，这种兴高采烈的心情才沮丧下来。 拉波特教士立即摆出了超凡出世的姿态。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上帝的仁慈是无穷尽的，我的亲爱的孩子！ 在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上帝都没有弃绝你，这就可以证明边一点……救你于绝境的这位宽大为怀的人实现了圣经上的话（注意：不是实现人的目的，而是实现圣经上的话）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人有呼主之名者，主将庇佑之；人有呼主者，主将成就其心愿；主将闻听其呻吟并拯救之……主将完成自己的事业。” 玛丽还没有明了教士这番说教的险恶的用意。 她回答说： “对我仁慈并使我回到了上帝那里去的人，我将为他祈祷。” 她最先想到的不是上帝，而是她那人世的救星，她想为他祈祷，而不是为她自己的赦免祈祷。 她希望自己的祈祷能使别人得救。 此外，她竟天真到以为自己已经回到上帝面前了。 教士认为自己必须来打破这种有违神道的错觉。 他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很快，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赦免你那深重的罪孽……因为，正如先知者所说，主保佑一切行将堕落的人。” 请注意牧师言谈中的违反人性的话。 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 你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宽恕。 拉波特在同姑娘见面时竭力在她心中唤起自己有罪这种意识，而鲁道夫在同姑娘临别时则送了她一个金十字架，这是她即将受到基督教磔刑的象征。 玛丽在若尔日夫人的农场上已经住了一个时期。 我们先来偷听一下老教士拉波特和若尔日夫人的谈话。 他认为玛丽是不能“嫁人”的了，“因为，尽管有他拉波特担保，也没有一个男人有勇气忽视那玷污了她的青春的过去”。 他接着又补充说，她“必须赎补大的罪恶”，而“如果她有道德感的话，她是不会堕落的”。 他证明她有可能像那些下流到极点的小市民一样保持自己的清白：“在巴黎有很多乐善好施的人。”这个伪善的牧师知道得很清楚，这些乐善好施的巴黎人每时每刻都遇见那些直到半夜还在最热闹的街头叫卖火柴（玛丽也曾经这样做过）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可是他们总是无动于中地从她们面前走过；而这些小女孩未来的命运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和玛丽的命运一样。 教士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玛丽赎罪。 他在自己的心中给玛丽定了罪。 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在傍晚送拉波特回家时两人散步的情形。 “你看呵，我的孩子！”——他开始了热烈动人的谈话——“看那一望无涯的天际，这天际的界限现在无法分辨了（这已是黄昏时候了）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 我觉得，万籁俱寂和无边无际几乎能使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观念……玛丽，我对你说这些，是因为你易于感受造物之美……看到这造物之美在你心中，在你那长久丧失宗教感情的心中激起了宗教崇拜，我常常是深为感动的。” 教士已经成功地把玛丽对于大自然美的纯真的喜爱变成了宗教崇拜。 对于她，自然已经被贬为适合神意的、基督教化的自然，被贬为造物。 晶莹清澈的太空已经被黜为静止的永恒性的暗淡无光的象征。 玛丽已经领悟到，她的本质的一切人性表现都是“罪孽深重”的，这些表现背弃了宗教，违悖了真正的神恩，这些表现是离经叛道、亵渎神灵的。 教士必须使她感到自惭形秽，必须把她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力量以及各种自然的赋与都化为灰烬，以便使她能够接受他所许给的超自然的赋与，即接受洗礼。 当玛丽想要对教士有所告白并祈求他宽恕的时候，他回答说： “主已经向你证明他是仁慈的。” 玛丽不应当把她所受到的宽恕看做同一种人类造物对她这同一种人类造物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而应当把这看做一种无限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仁慈和宽恕，应当把人的宽恕看做上帝的仁慈。 她必须把一切自然的、人类的关系化为对上帝的彼岸关系。 玛丽花对牧师关于上帝仁慈的空谈所做的回答，表明宗教教义已经把她腐蚀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她说，她一进入新的、良好的环境，就只是感到新的幸福： “我曾经每一分钟都在想念着鲁道夫先生。 我时常抬头望着天，但不是在那里找上帝，而是找鲁道夫先生，好向他道谢。 是的，我在这一点上责备了我自己，我的神甫；过去我想念他比想念上帝为多；因为他为我做了唯有上帝才能做出的事情……我是幸福的，幸福得跟永远逃脱了大险的人一样。” 对新的、幸福的生活境遇只是如实地感到是一种新的幸福，也就是对这种境遇抱着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态度，这在玛丽花看来已经是不可饶恕的了。 她已经谴责自己不该把救她的人如实地看做自己的救星，而没有用想象中的救星——上帝来代替他。 她已经为宗教的伪善所支配，这种伪善把我对别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 玛丽告诉我们，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和她对生活的态度的宗教的转变，应该归功于若尔日夫人和拉波特的教诲： “当鲁道夫把我带出巴黎最古老的地方的时候，我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我的地位的卑下，但我从您和若尔日夫人那里所得到的教诲、劝导和榜样，使我能够领悟到……我过去与其说是不幸，还不如说是有罪……您和若尔日夫人使我懂得了我的罪孽是无限深重的。” 这就是说，她应当感谢拉波特教士和若尔日夫人的，是充满她心中的已经不是自己地位卑下这样一种人的、因而也是可以容忍的意识，而是自己罪孽无限深重这样一种基督教的、因而也是不可容忍的意识了。 这个教士和这个巫婆教会了她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谴责自己。 玛丽感到她所遭到的精神上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 她说： “既然善恶意识的觉醒对于我是这样的可怕，那末为什么不让我由不幸的命运去摆布呢？ ……要是听我沦落在过去的火坑中，也许贫困和毒打很快就断送了我的性命，而对于这种无论我怎样渴望也始终得不到的纯洁，我至少是可以毫不知道便了此一生的。” 毫无心肝的教士回答道： “就是品性最高尚的人，只要他在你被救出的污泥中呆过一天，出来后也会在额上留下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这就是神的司法不可动摇的法则。” 玛丽花被教士这种巧舌如簧的诅咒深深地刺痛了，她叫喊道： “那末，您看出我是命定该绝望的罗！” 这个宗教的老奴回答说： “你必须抛弃想从自己的生活中撕掉这可悲的一页的任何希望，但是你应该期望上帝的无限仁慈。 在这里，在尘世上，可怜的孩子，你应得的一份是眼泪、忏悔、赎罪；但有一天在那里，在天堂中，你将得到赦免和永恒的福佑。” 玛丽还没有痴愚到要到天堂的永恒福佑和赦免中去寻求慰借的地步。 “可怜可怜我吧”，——她叫道，——“可怜可怜我吧，天呀！ 我还这样年轻……我多么不幸呵！” 这时，牧师的伪善的诡辩达到了极点： “恰巧相反，这是你的幸福，玛丽，是你的幸福！ 主使你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虽然充满了痛苦，但却是与人为善的。 它证明你的灵魂有宗教的感受性……你所受到的每一点苦难都会在天上得到补偿。 相信我的话，上帝一时把你放在邪路上，是为了以后让你能得到忏悔的荣誉和赎罪所应有的永恒的奖励。” 从这一瞬间起，玛丽便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 如果说，以前她在最不幸的环境中还知道在自己身上培养可爱的人类个性，在外表极端屈辱的条件下还能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那末现在，却是从外面损伤了她的现代社会的污浊在她眼中成了她的内在本质，而因此经常不断地忧郁自责，就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预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的目的本身。 如果说以前她还自夸：“我决不哭鼻子”，并且说“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末在现在，对于她，折磨自己就成了美德，而忏悔则成了荣誉。 后来发现，玛丽花原来是鲁道夫的女儿。 我们再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盖罗尔施坦郡主了。 我们现在偷听一下她同她父亲的谈话： “我祈求上帝把我从这些迷茫中解脱出来，让充满在我心中的单只是对上帝的虔诚的爱和神圣的希望，最后，我请求上帝完全掌握着我，因为我想全心全意地皈依于他，但是我的这些祈求都落空了……他不听取我的祈祷……不用说，这是因为我对尘世的眷恋使我不配同上帝交往。” 一个人既然把自己的迷误看做渎犯上帝的无限罪行，那末他就只有完全皈依上帝，对尘世和世俗的事情完全死心，才能确信自己的得救和上帝的仁慈。 玛丽花既然已经领悟到使她解脱非人的境遇是神的奇迹，那末她要配得上这种奇迹，她自己就必须成为圣徒。 她的人类的爱必须转化为宗教的爱，对幸福的追求必须转化为对永恒福佑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必须转化为神圣的希望，同人的交往必须转化为同神的交往。 上帝应当完全掌握住她。 她自己给我们揭穿了为什么上帝不肯把她完全掌握住的秘密。 她还没有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她的心还困惑于尘世的事情。 这是她那健全的天性的最后一次闪光。 她终于完全皈依上帝了，因为她完全脱离了尘世，入了修道院。 “人若有罪愆， 深重不可赎， 送进修道院， 朝以继暮， 旷日无间， 悔悟乐无穷。” （歌德）[78] 在修道院中，由于鲁道夫的阴谋诡计，玛丽花得到了女修道院长的圣职。 起初她认为自己不够格，拒绝接受这个职位。 旧任女修道院长遂加以劝说： “我再多两句嘴，我亲爱的女儿，你在进教会以前的生活是十分纯洁可嘉的，但如果说它也充满了迷惘的话，那末，自从你到我们这里以后所表现的福音德行的榜样，在主的眼中已经补救和赎偿了任何罪孽深重的既往。” 我们从女修道院长的话中可以看出，玛丽花的世俗德行已经变成了福音德行，或者更正确地说，她的实际德行必须采取福音的、漫画的形式。 玛丽回答女修道院长的话说： “圣姑，我认为现在可以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了。” 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合于玛丽的个性，结果她死了。 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象中给她慰借，或者说，她的基督教的慰借正是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 鲁道夫就这样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 在埋葬她的时候致悼词的，除了天主教的神甫以外，还有批判的神甫施里加。 施里加把她的“无辜的”存在称为她的“短暂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同“永恒而难忘的罪愆”相对照。 他赞颂她，说她的“最后一口气”是“祈求仁慈和宽恕”。 新教牧师在先叙说一遍主的恩赐的必然、死者对一般原罪的分担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很强以后，接着就一定要转而对死者的德行来一番世俗的赞扬；同样，施里加先生也使用了一套这样的词句： “而她本人还是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 最后，他在玛丽的墓上放了一束教会辞令的最枯萎干瘪的花朵： “她怀着人所罕有的内心纯洁而与世长辞了。” 阿门！ （3）揭露法纪的秘密 （ａ）“校长”，或新的刑罚理论。 单人牢房制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医学的秘密 “校长”是个海格立斯型的、精力充沛的罪犯。 按他的教育程度来说，他是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 他这个性如烈火的大力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和习惯是相冲突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标准是平庸无能、温文娇弱和暗中交易。 他成了一个杀人犯，像一个秉性强悍而无从找到适当的合乎人性的活动的人那样放荡不羁、荒淫无度。 鲁道夫捉住了这个罪犯。 他想批判地改造他，想用他给法律界创造一个范例。 他同法律界的争端不是“刑罚”本身，而是刑罚的种类和方式。 用黑人医生大卫的特殊的话来说，鲁道夫发明了这种刑罚理论，他就有资格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德国刑法学家”，并且从此以后这种理论甚至有幸获得一个具有德国式的严肃和德国式的彻底的德国刑法学家的拥护。 鲁道夫甚至没有想到他可以超出刑法学家之上；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primus intor pates〔庸中佼佼〕的“最伟大的刑法学家”。 他命令黑人医生大卫弄瞎了“校长”的眼睛。 起初，鲁道夫重复着反对死刑的种种老生常谈，说什么死刑对罪犯没有任何效用，对人民也没有任何效用，因为人民把杀人只当做一种聊以消遣的把戏来观赏。 此外，鲁道夫又把“校长”和“校长”的灵魂加以区别。 他所关心的不是拯救实际的“校长”这个人，而是从精神上拯救他的灵魂。 他教训说：“拯救灵魂是神圣的事业……救世主说过，每一件罪行都能够赎补，但只有诚心想忏悔和赎罪的人才能如此。 从法庭到断头台的过渡是太短促了……你（“校长”）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来为非作歹，现在我要叫你使不出你的力气……你将要在最软弱的人面前发抖……对你的惩罚将和你的罪行相等……但这种可怕的惩罚至少还会给你留下悔改的无限境界……我只使你离开外界，目的是要你沉没在漆黑如夜的昏暗中，单独地回想自己的恶行……你将不得不反躬自省……被你贬得一钱不值的意识将会觉醒并把你引向悔悟。” 鲁道夫认为灵魂是神圣的，而人的肉体则是非神圣的，所以他只把灵魂看做真正的本质，因为——按照施里加先生对人类的批判描述——灵魂是属于天国的；既然如此，所以“校长”的肉体和他的力气就不是属于人类的了，这种力气的生命表现就不应加以合乎人性的改造，不应归还给人类，不应把这种力气当做本质上是人类的东西来处理。 “校长”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现在鲁道夫则麻痹、摧残、消灭这种力气。 要摆脱人类的某种本质力量的变态表现，除了消灭这种本质力量，就没有更批判的手段了。 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属品。 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 群众的法学在这方面同“批判的”法学不谋而合，也认为摧残、麻痹人的力量是对这些力量的有害表现的解毒剂。 在普通的刑法学中使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感到惶惑不安的，只是从法庭转到断头台的过程太快了。 与此相反，他是想把对罪犯的复仇同罪犯的赎罪及其对自身罪恶的认识结合起来，把肉体的惩罚同精神的惩罚、感官的痛苦同忏悔的非感官的痛苦结合起来。 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须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 这种把法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刑罚理论，这种“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天主教教会的刑罚理论而已，这一点边沁在他的著作“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中已经详尽地表明了。 在这部著作中，边沁还证明了现今的各种刑罚在道德上是毫无效验的。 他把法律所规定的种种刑罚称之为“法庭打油诗”。 鲁道夫给“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奥力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惩罚。 鲁道夫阉割了“校长”，夺去了他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 “眼睛是身体的明灯”。 鲁道夫正是采取了弄瞎眼睛的手段，这使他的宗教本能增光不少。 这就是过去在纯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所通用的刑罚，这种刑罚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英吉利和法兰西的强盛的青年时代也曾经盛极一时。 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使他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强制他沉没于自己的抽象的内心世界——弄瞎眼睛，这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 如果说鲁道夫没有像在拜占庭和法兰克王国那样把“校长”安置在真正的修道院中，那末他至少也把他禁锢在观念的修道院中了，这是不为外界的光亮所扰的漆黑如夜的修道院，是寂静无为的良心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的修道院，在这种修道院中栖身的只是一些虚幻的回忆的影子。 一种思辨的羞愧之心不允许施里加先生公开承认他的主人公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即世俗的惩罚同基督教的忏悔和赎罪相结合的理论。 他不是这样公开地承认，而是偷偷地塞给鲁道夫——当然也是当做被初次揭露于世的秘密——一种理论，即惩罚应当使罪犯成为制裁他“本身”罪行的“法官”。 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本身的秘密是黑格尔的刑罚理论。 黑格尔认为刑罚是罪犯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 甘斯更详细地发挥了这种理论。 黑格尔的这种理论是对古代jus talionis〔报复刑〕 ［注：按以牙还牙的原则处刑的法律。 ——编者注］ 的思辨的掩饰，康德曾把这种刑罚发展为法律上唯一的刑罚理论。 黑格尔所谓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过是一种“理念”，只不过是对通行的经验刑罚的一种思辨解释。 因此，他还是听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选择刑罚的形式，也就是说，他听凭刑罚保持它的现状。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应声虫来更是一个批判家。 那种承认罪犯也是人的刑罚理论，只能在抽象中、在想象中做到这一点，这正是因为刑罚、强制是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 况且，真正实行这种理论会是不可能的。 抽象的法律会被纯主观的武断所代替，因为在每一个案件中如何使刑罚符合罪犯的个性，都得由那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来决定。 柏拉图已经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虑个性的。 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刑罚将真正只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 谁也想不到要去说服他，使他相信别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强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力。 相反地，他将看到别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刑罚的自然的救星，就是说，关系将恰好颠倒过来。 鲁道夫说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想法，也就是揭穿了弄瞎眼睛的目的，他对“校长”说： “你的每一句话都将是祈祷。” 他想教会他祈祷。 他想把这个海格立斯型的强盗变成一个全部工作只是祈祷的修道士。 跟这种基督教的残忍相比较，那种想消灭某人就干脆杀某人的头的普通刑罚理论，显得是多么的人道。 最后，很显然，每当真正的群众的立法严肃地提出了感化罪犯的任务的时候，它所采取的行动比这个德国的赫仑·挨·力斯怯得 ［注：“天方夜谭”中的人物，为一理想化的回教国王。 ——译者注］ 的行为要合理和人道得多。 跟弄瞎“校长”的眼睛这回事比起来，四个荷兰农业移民区和亚尔萨斯的奥斯特瓦尔德罪犯移民区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尝试。 就跟鲁道夫毁了玛丽花和“刺客”一样，他也毁了“校长”：他让玛丽花去受教士的折磨，受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折磨；他剥夺了“刺客”的人的独立性并把他贬低到看家狗的卑下地位；他为了使“校长”学会“祈祷”，便挖了他的双眼；他就这样把三个人都毁了。 受了“纯批判”的“简单”改造以后的各种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种种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以后，立即就完成了一个道德的奇迹： “令人生畏的‘校长’”——施里加告诉我们说——“突然承认了诚实和正直的力量；他向‘刺客’说：是的，我相信你，你是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的。” 不幸得很，在欧仁·苏的书中还保留着“校长”对“刺客”的评价，其中正好也承认了这一点，但这决不会是瞎了眼睛的结果，因为这是在瞎眼睛之前说的。 “校长”曾私下对鲁道夫谈论过“刺客”，他说： “不过，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 不会的，他是一个好人……过去他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这样一来，施里加先生的道德的奇迹就化为乌有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得到的真正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校长”同“猫头鹰”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一起旅行到布克伐尔农场去，想在那里恶毒地愚弄玛丽花一番。 支配着他的当然是向鲁道夫报仇的念头，而他也只能形而上学地向鲁道夫报仇，也就是故意跟鲁道夫作对，偏要挖空心思去做“坏事”。 “他夺去了我的视力，但是没有使我丢掉作恶的念头。”“校长”告诉“猫头鹰”，为什么他叫人把她找来： “我感到很无聊，我在这些诚实的人当中完全是孤独的。” 如果说，欧仁·苏由于他对人的自暴自弃有僧侣般的、兽性的偏爱，以至于让“校长”跪在老泼妇“猫头鹰”和小恶棍“瘸子”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 ——译者注］ 的跟前，哀求他们不要离弃他，那末，这个大道学家是忘记了，这样就会使“猫头鹰”感到恶魔式的自满。 鲁道夫本来想要罪犯相信肉体暴力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用暴力弄瞎了罪犯的眼睛，结果向罪犯证明了肉体暴力的强大；同样，欧仁·苏也在这里教“校长”恰如其分地承认了完满的情欲的有力。 他教他懂得，没有这种完满的情欲，人就不再是男子，而变成了孩子们肆意嘲笑的对象。 他使他相信，世界应该承受他的罪恶，因为他一失掉视力，就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折磨。 欧仁·苏现在剥夺了“校长”的最后一点人的幻想，因为“校长”曾经相信“猫头鹰”对他是忠诚的。 他有一次对鲁道夫说：“她可以为我赴汤蹈火。”然而，欧仁·苏为了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竟使“校长”在极度绝望之余，脱口喊出了：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哟！” 他学会“祈祷”啦！ 于是欧仁·苏先生就在“这种对上帝仁慈的无意的祈求中”看到了“某种天意”。 这种无意的祈祷是鲁道夫的批判的第一个结果。 接踵而来的是在布克伐尔农场上的非自愿的忏悔，在那里，“校长”梦见了被他杀害的人的幽灵。 我们暂且放过对这个梦的极其详细的描述，转过来看看“红手”的地窖中的情景，在那里我们会看到被批判地改造过的“校长”，他戴着镣铐，被老鼠咬得遍体鳞伤，饿得半死不活，被“猫头鹰”和“瘸子”折磨得疯疯癫癫，像一头野兽那样嗥叫着。 “瘸子”把“猫头鹰”交到他手里。 我们且看看“校长”在动手弄死“猫头鹰”时的情形。 他不仅在表面上模仿主人公鲁道夫的样子，挖出了“猫头鹰”的双眼，而且也在精神上学习鲁道夫的榜样，重复他那伪善的言辞，用假仁假义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残暴行为。 当“猫头鹰”刚刚落入“校长”的掌握中的时候，“校长”表现出“令人恐怖的高兴”，他的声音由于狂怒而发抖。 他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想马上就结束你的性命……我要以牙还牙，你折磨了我，我现在也要折磨你……在杀死你以前，我要跟你长谈一次……这对于你是可怕的。 首先，你看到没有……自从我在布克伐尔农场做了那个梦以来，我有了很惊人的改变……在那个梦里，我们过去的一切罪行都显现在我的眼前，那个梦几乎使我发疯……它将来会使我发疯的……我对自己以往的残暴感到可怕……我没有容许你虐待夜莺 ［注：即玛丽花。 ——编者注］ ，不过这还是小事……你把我诱骗到这个地窖里，让我在这里挨饿受冻……你把我一个人留下，使我产生一些可怕的念头……呵，你不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 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也许没有以前那样坏了，证据就是，在这里抓住你，……抓住你这个恶魔，我感到无限的快乐……我抓住你不是为了给自己报仇，而是……而是为我们的受害者报仇……是的，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亲手惩罚自己的谋犯……现在我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这样，但我还是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用非常残酷的手段狠狠地把你弄死，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 ……你说……你说……你懂得这点吗？” 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校长”匆匆地弹出了道德诡辩的全部音阶。 他开头的几句话是复仇心的公开表露。 他宣称要以牙还牙。 他想杀死“猫头鹰”，他想用冗长的说教来延长她死前的痛苦，而他用来折磨她的那一套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诡辩！ ）完全是道德的说教。 他硬说在布克伐尔的那一场梦感化了他。 同时他又给我们揭穿了这个梦的真正的作用，他承认这个梦几乎使他发疯，而且将来也还是会使他发疯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改邪归正，他举出了这个事实：他曾经阻止人们虐待玛丽花。 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先是“刺客”，在这里是“校长”），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 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说：我改正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那一点，等等。 因为他们不是过着真正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只得在自己的言谈中竭力强调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在这里，保护玛丽花即是一例）的意义。 “校长”既然告诉了我们在布克伐尔的那场梦有着教人行善积德的作用，那末他就还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欧仁·苏把他关在地窖里。 他应该表明小说作者的做法是合理的。 他应该对“猫头鹰”说，你把我关在地窖里，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 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 “校长”对“猫头鹰”发作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嘷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 这种种表现给我们揭穿了“校长”在牢房中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的性质。 “校长”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既作为一个批判的道学家，他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 他正是把由于“猫头鹰”落入自己掌握中而引起的“无限的快乐”宣布为自己改邪归正的标志。 他的复仇心不是自然的复仇心，而是道德的复仇心。 他不是想为自己报仇，而是想为他和“猫头鹰”的共同的受害者报仇。 他杀死“猫头鹰”并不算杀人，而是履行职责。 他不是向她报仇，而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身分来惩罚自己的同谋犯。 他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如此（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诡辩感到惊奇），但他却问“猫头鹰”：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 ——我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杀死你！ 同时，由于某种未表明的道德原因，他竟然沉醉于他想去干的杀人勾当——“狠狠地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弄死”——的情景中了。 “校长”杀害“猫头鹰”这件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特别是在她对他表现得这样残酷以后更是如此。 但是，他的杀人之出于道德的动机，他对自己因即将“狠狠地把人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杀人而惨无人性地感到快乐这一层给予道德的解释，他正好是以犯下新的杀人罪行来证明自己对以往的杀人行凶的忏悔，他从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暧昧的、有道德的杀人犯；凡此种种都是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猫头鹰”想从“校长”的手中挣脱出来。 “校长”觉察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抓住她。 “你还是站着别动的好，‘猫头鹰’！ 我必须彻底向你说明我是怎样逐渐达到悔悟的……这种解说你听起来是会不愉快的……它会向你证明，我在为我们的受害者向你报仇的时候必须残忍才行……我必须赶快讲完……当我想到我把你抓在手中的时候，我就快乐得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要强迫你听我讲话，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来使你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我的眼睛瞎了……但我的思想却变成了具体有形的，所以我能够在想象中不断鲜明地、几乎可以感触到地描绘出……我的受害者的轮廓。 观念几乎像物质一样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如果在忏悔之余再加上严酷得可怕的赎罪……这赎罪把我们的生活变为漫长的不眠之夜，其中充满了复仇的幻觉和绝望的思念……那末，在受到良心的苛责并终于悔悟以后，也许会得到人们的宽恕。” “校长”继续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虚伪的空话，这种空谈每时每刻都显露出它的伪善。 “猫头鹰”必须听他讲他怎样一步一步地达到悔悟。 这种解说对于她会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它会证明，“校长”的职责就是不为他自己而为他们大家的受害者来无情地向她报仇雪恨。 “校长”突然中断了他的训话。 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赶快”结束他的训话，因为他想到他把她抓在手中的时候，就快乐得全身的血液完全沸腾起来，这是缩短训话的道德上的理由。 然后他又使自己的血液平静下来。 原来他对她说教的这一段长时间，对于他的报仇并不算是损失，因为这段时间“使她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 又是一个继续说教的道德上的理由！ 正是因为这些道德上的理由，所以“校长”能够泰然自若地又接着他刚才中断片刻的地方继续说起教来。 “校长”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的情形。 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 他想象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 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 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 “校长”老是重复着鲁道夫的口头禅，说什么“痛苦异常的忏悔和赎罪是强有力的”云云；他这样反复叨念，所以已经像个半疯半癫的人了；他的这种现身说法，鲜明地证明了，在基督教的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和神经错乱之间有真正的联系。 同样，“校长”既把生活之变成充满幻影的梦夜看做忏悔和赎罪的真正结果，那末他就给我们揭穿了纯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 这种秘密也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连串的梦境。 欧仁·苏在这里感到，这瞎眼强盗对“猫头鹰”的举动会败坏鲁道夫所启示给他的拯救灵魂的思想。 所以他就在“校长”的口中塞进了下面这句话： “这些思想的有益的影响就在于平息了我的狂怒。” 可见，“校长”供认了他的道德愤懑不外是世俗的狂怒而已。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力量……决心来杀死你……不，我不能叫你流血……这会是……杀人（他说出了事物的真正的名称）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也许是情有可原的杀人……但这终究是杀人。” “猫头鹰”利用适当的时机用匕首刺伤了“校长”。 现在欧仁·苏可以让“校长”动手杀死“猫头鹰”，而不再继续道德的诡辩了。 “他痛得大叫起来……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立刻把他的复仇心、他的暴怒、他那嗜杀成性的本能全都激发起来，像一团烈火那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这一切突然以非常骇人的力量爆发出来。 他那先前已被震动的神智现在完全混乱了……呵，你这条蛇！ ……我尝到了你的牙齿的滋味……你会像我一样的没有眼睛……” 他挖掉了她的双眼。 “校长”的天性通过鲁道夫的治疗只是被伪善和诡辩装饰起来，只是被禁欲般地压制下去；现在，当这种天性汹涌澎湃地冲出藩篱，造成爆发的时候，这种爆发就显得更有害更可怕。 欧仁·苏承认，“校长”的理性已经被鲁道夫所策划的一切事件狠狠地震动了；承认这一点倒是值得感谢的。 “他的理性的最后一点闪光在这惊心动魄的嘷叫中、在这该死的家伙的嘷叫中消失了（他看见了被他杀害的人们的幽灵）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校长’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兽那样怒吼着和咆哮着……他把‘猫头鹰’活活地折磨死了。” 施里加先生喃喃地叨念着： “‘校长’不能有‘刺客’那样快的（！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和幸运的（！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转变（！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 正如鲁道夫使玛丽花成了修道院的住户一样，他也使“校长”成了毕塞特神经病院的住户。 鲁道夫不仅麻痹了他的肉体力量，而且也麻痹了他的精神力量。 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校长”不仅用他的肉体力量作过孽，而且也用他的精神力量作过孽，而按照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凡是有罪的力量都应当消灭。 但是现在，在欧仁·苏先生那里还没有彻底完成“和恐怖的复仇相结合的赎罪和忏悔”。 于是“校长”又恢复了理智，但是由于害怕落入法网，他假装疯癫，继续留在毕塞特。 欧仁·苏先生忘记了，“他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是祈祷”，然而到最后，他的言辞成了疯人的含糊不清的怒号和呓语。 或许是欧仁·苏先生有意讥讽地把这种生命表现跟祈祷混为一谈了吧？ 在鲁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绝，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惩罚同神学的折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罚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单人牢房制之中。 因此欧仁·苏先生也就歌颂起单人牢房制来了： “过了好几百年人们才了解，制止某种威胁社会机体的流行极快的麻疯病（也就是监狱中的道德败坏）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只有一种手段，这就是隔离罪犯。” 欧仁·苏先生赞同那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犯罪的流行是由于监狱的设立。 为了把罪犯救出邪恶的社会，他们竟把罪犯单独一个人留在社会之中。 欧仁·苏先生声称： “在所有那些理直气壮、不屈不挠地力求充分和绝对地实施单人牢房制的人们的呼声中，如果我这微弱的呼声也能被人听到，那我就认为自己很幸运了。” 欧仁·苏先生的愿望只实现了一部分。 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 因此十年以上的徒刑都一律改为流放。 如果托克维尔先生和波蒙先生认真地研读了欧仁·苏的小说，那末他们就毫无疑问地会使单人牢房制得到充分和绝对的实施。 如果说欧仁·苏为了使神智正常的罪犯成为疯人而把他们逐出任何社会之外，那末，为了使疯人恢复理智，他就让他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来： “经验表明，孤独对监狱中的罪犯有多少益处，它对疯人就有多少害处。” 如果说，欧仁·苏先生和他那批判的主人公鲁道夫无论是通过天主教的刑罚理论还是通过监理会教派的单人牢房制，都未能使法纪贫乏到只有一个秘密，那末，他们却以许多新的秘密丰富了医学；而归根到底，发现新秘密和揭露旧秘密都同样是劳苦功高的。 对于“校长”的失明，批判的批判说出了和欧仁·苏先生完全一致的意见： “当人们告诉他说他已经双目失明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相信。” “校长”不能相信自己的失明，因为他的确还看得见东西。 欧仁·苏先生描绘了一种新的白内障，他告诉人们许多对于群众的、非批判的眼科学的确是秘密的东西。 瞳孔在动手术以后蒙上了一层白的颜色。 显然，这是水晶体白内障。 到现在为止，这种白内障可能的确是由损伤晶体囊所引起的，同时这几乎毫无痛苦，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痛苦。 但是，既然医生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而不是用批判的方式获得这种结果，那末，就只有先加以损伤，然后等它发炎并形成纤维素性渗出物，从而使水晶体模糊不清。 在第三卷第三章中，“校长”身上出现了更大的奇迹和更大的秘密。 盲人又复明了： “‘猫头鹰’、‘校长’和‘瘸子’看见了牧师和玛丽花。” 如果我们不想学“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榜样，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作家捏造的奇迹，那末我们就应该假定“校长”又去给自己的白内障动了手术。 后来他又成了瞎子。 他过早地张开了自己的眼睛，于是光线的刺激引起了发炎，结果损害了眼网膜，使他得了无法医治的盲症。 在这里，这整个过程一共只占了一秒钟，这对于非批判的眼科学是一个新的秘密。 （ｂ）奖赏和惩罚。 双重裁判（附表） 主人公鲁道夫给我们揭示了一种用赏善罚恶的方法来维护社会的新理论。 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无非是现代社会的理论而已。 在现代社会中，赏善罚恶的事情难道还少吗？ 和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相比，群众的共产主义者欧文是多么的非批判呵！ 他看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的完整表现。 欧仁·苏把颁发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刑事裁判的特别补充，并且因不满足于单一的裁判而发明一种双重的裁判，这可以算是一种新的揭露。 可惜的是，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重复边沁在他的上述一书中详尽阐明过的旧学说而已。 不过，欧仁·苏先生以较之边沁更批判得无可比拟的方式论证和发展了自己的建议，对于他的这一层荣誉是决不能抹杀的。 当这位群众的英国人还完全停留在罪恶的尘世中的时候，欧仁·苏先生的演绎却超升到了批判的天国。 欧仁·苏先生的议论如下： “为了使恶人生畏，人们把他们所预知的天怒物质化了。 为什么不把上天对善人的奖赏也同样物质化并使人预先在尘世知道这种奖赏呢？” 按照非批判的见解，情形恰恰相反：正如人们在上天奖赏的观念中只是把人间的雇佣仆役理想化了一样，人们在天上的刑罚理论中也只是把尘世的刑罚理论理想化罢了。 如果不是一切善人都受到社会的奖赏，那末这也是应该如此，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 欧仁·苏先生在描述批判的奖赏裁判时，给我们提供了“妇女的（埃德加尔先生以充分的“认识的宁静”斥责弗洛拉·特莉斯坦的）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译者注］ 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希望有一套公式，并且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 欧仁·苏先生按照他所完全支持的现行刑事裁判的每一个条款，依样画葫芦地详细描绘了他所附加的奖赏裁判的摹本。 为了使读者能一目了然起见，我们且把他所描写的原本和摹本放在一起，列为一个对照表。 批判地完成的裁判表 现行的裁判 批判地补充的裁判 名称：刑事裁判 名称：善行裁判 征象：手中持剑，旨在斩断恶人之头。 征象：手中持冠，旨在给善人加冕。 目的：惩罚恶人，监禁、凌辱、处死。 人民当知为恶受罚之可畏。 目的：奖赏善人，奖金、尊崇、保障生命之安全。 人民当知为善载誉之可歌。 发现恶人的手段：警察密探、特务，以便侦缉恶人。 发现善人的手段：美德密探、特务，以便查访善人。 某人是否属于恶人的决定： Lesassises du crime ，审理罪行的陪审法庭。 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罪行，给被告以公开的报复。 某人是否属于善人的决定： Assises de la vertu 审查善行的陪审法庭。 官府纪录并宣布被告的善行，给被告以公开的表彰。 罪犯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高级警察的监视之下。 养活于监狱中，国家担负其费用。 行善者在判决后的情形：他处于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之下。 养活于自己家中，国家担负其费用。 执行判决：罪犯上断头台。 执行判决：在处决罪犯的断头台正对面建立一座大善人高踞其上的高台——善行台。 欧仁·苏先生为自己想象中的图景所深深激动，于是不禁感叹起来： “咳，这是乌托邦！ 不过请想一想，一个社会像这样组织起来该多好呵！” 可是，这就是社会的批判的组织。 欧仁·苏责难说，这种组织，至今仍然不过是乌托邦，然而我们倒不得不来替这种组织辩护一下。 欧仁·苏又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提及的那些每年在巴黎颁发的“德行奖”。 这些奖赏甚至是以双重的形式设置的，有奖励男人和女人的高尚行为的物质奖赏，即Prix Montyon〔蒙提昂奖金〕，也有奖励品德完美的处女的Prix rosière ［注：rosière〔罗节〕是一个贞洁的姑娘，曾因品德高尚被奖以蔷薇花冠。 ——编者注］ 〔罗节奖〕。 这里甚至也并不缺乏欧仁·苏所要求的蔷薇花冠。 至于谈到道德密探以及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那末凡此种种都是耶稣会派所早已设立过的。 此外，“辩论日报”[79]、“世纪报”[80]、“巴黎小广告”[81]等报纸每天都在不惜巨金地纪录和宣扬巴黎的各种证券投机商人的德行、伟绩和功德，更不用说每个政党都各有自己的机关报来纪录和宣扬本党成员的政治上的业绩了。 老福斯就已经指出，荷马比他的众神更好。 因此我们可以要“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鲁道夫来对欧仁·苏的观念负责。 除此而外，施里加先生还告诉我们： “此外，在欧仁·苏的小说中常常有一些离开故事的主要脉络的插笔，即各种补叙和插话，而这一切都是一种批判。” （ｃ）消除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 消除犯罪行为及文明中的野蛮的法律预防手段，就是“国家对处死的犯人的子弟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加以管制”。 欧仁·苏想用比较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分配犯罪行为。 今后，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应该再拥有犯罪的世袭特权，罪行的自由竞争应该战胜罪行的垄断。 欧仁·苏消除“国家中的无法纪”的方法是：修改法国刑法典中关于“滥用信任”的那一节，其次，特别是任命一批领取固定薪俸的律师为穷人办事。 可见，欧仁·苏先生认为，在已经设有为穷人办事的律师的皮蒙特、荷兰及其它国家中是消除了无法纪状态的。 按照他的意见，法国的立法只有一个缺点，即没有给那些为穷人服务的律师规定固定的薪俸，没有责成他们专为穷人服务，并且过于缩小了法定的贫穷范围。 似乎无法纪并不是正好在审判程序中开始的，似乎在法国并不是大家都早就知道：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 看来，法纪和事实的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区别，对于批判的小说家也许还是“巴黎的秘密”呢！ 如果人们看了对法律秘密的批判揭露再看看欧仁·苏想在司法执行官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伟大改革，那就可以理解巴黎的“撒但”报[82]了。 在这张报纸上，市内某区的一个居民向这位“大改革家兼速写专家”诉苦说，他们的街道上还没有瓦斯灯。 欧仁·苏先生回答说，他将在他那部大作“终身流流的人”的第六卷中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幸。 另一个区又埋怨初等教育的缺点。 于是他又答应在他的大作“终身流浪的人”的第十卷中为这个区进行初等教育的改革。 （4）“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鲁道夫没有停留在他那高超的（！ ）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 ——译者注］ 观点上……他不遗余力地用自由选择的方式上下左右地来领会各种观点。”（施里加语）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 在它的眼中，每一个人跟每一种精神产物一样，都变成了观点。 只要你一旦懂得，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那末要洞悉观点的秘密就再容易不过了。 首先，让批判自己通过族长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口来谈谈它那“观点”的理论。 “科学……从来不跟某个个人或某种特定的观点打交道……当然，它也不会忘记消除某种观点的界限，只要值得在这上面花费力量和这些界限真正具有全人类的意义；但它把这些界限看做纯粹的范畴和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因此它只面向那些有勇气上升到自我意识的普遍性的人，即那些决不想停留在这些界限以内的人。”（“轶文集”第二卷第127页）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 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 但自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 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 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 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