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

2．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 [10] 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 [11]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机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 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 [12] 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 [13]、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 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 “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 ——编者注］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注：第2版增加的一节。］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 [14] 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编者注］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15]

注释：

[8]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1 年以前是否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本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到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他在自己的一本《国家与革命》（第1版）的最后一页上，用德文作了一段笔记：“《新时代》（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1906—1907年第31期（1907年5月2日）：弗·梅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传记的新材料》，引自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接下去便是从信中摘录的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段话。《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22。

[9]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4。

[10]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25。

[11]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25。

[12] 黑帮分子指俄国反动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的成员。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28。

[13]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8。

[14]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1。

[1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和第43卷）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33。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第二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1．革命的前夜

2．革命的总结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编者注］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和第272页。——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 [8] 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 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 [9]，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注：第2版增加的一节。］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 [14] 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注释：

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3．取消议会制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5．消灭寄生物——国家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编者注］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6]。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 “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页）［注：同上，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编者注］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 “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的意。“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权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 [17] 或土耳其革命 [18]，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着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 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 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国家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