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 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 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注：同上，第358页和第360页。——编者注］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看作国家的一种机构，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 [19] 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象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 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 “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 [20] 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5．消灭寄生物——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 [21]〉……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361页。——编者注］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在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 ［注：同上，第361页。——编者注］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注释：

[16]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和《再论我们的处境（致X同志的信）》两篇文章（载于1905年11、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3、4期）中发表的意见。——34。

[17] 指1910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派在陆海军部队支持下举行起义，迫使国王逃亡英国。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但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赋税和高利贷盘剥没有减轻。这次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37。

[18] 指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史称青年土耳其革命。1908年7月，驻马其顿的军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他们提出恢复1876年宪法的口号，希望把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被迫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了叛乱。叛乱被击败后，议会废黜了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选举马赫穆德五世为苏丹，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了新政府。新政府同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这次革命没有发动也不敢发动广大群众，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革命。——37。

[19] 《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B．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此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44。

[20]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48。

[21]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51。

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1．《住宅问题》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3．给倍倍尔的信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编者注］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52页。——编者注］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 [22] 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页）［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 [23] 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编者注］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 “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作“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 [24] 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编者注］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3．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36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 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因为 “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 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1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 [25] 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 [26] 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注：同上。——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象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 [27] （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编者注］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国家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