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

（1905年6—7月）

序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而这些事变为评价各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注：指“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 [2]。（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 [3] （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注：见本卷第126—135页。——编者注］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义－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社会革命党” [4] 纲领草案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使各个阶级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礼。通过革命，这些阶级将显示出它们的明确的政治面貌，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它们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在这种时期，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熟悉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盖着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 [5] 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拼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6] 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憎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第104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的［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 [7]。在这本小册子里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 [8] 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其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地方，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想切实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奠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注释：

[1]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并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曾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这部著作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这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写的。书中的《补充说明》部分（见本卷第98—124页）写于6月21日（7月4日）以后，而《序言》的写作时间则不早于7月13日（26日）。在撰写过程中，列宁曾为它拟过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47页）。在刊载于1905年6月20日（7月3日）《无产者报》第6号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列宁曾预告这本书不久便可与读者见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08页）；几个星期以后，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当年曾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这一著作曾在彼得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的党小组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1907年2月，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下令查禁这本书。彼得堡高等法院于同年3月核准了这一禁令，并于12月进一步作出销毁列宁这部著作的决定。列宁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入了1907年11月中旬在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并加了一些新的脚注。《十二年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了出来。这本书的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中，这一著作是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版本刊印的，并依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和《十二年来》文集作了核对。本卷《附录》中收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补充说明的提纲（见第393—394页）。——1。

[2] 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在1905年6月14日（27日）爆发的。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3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1。

[3]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党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1。

[4]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2。

[5] 《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

[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它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战斗纲领武装了党和工人阶级。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07—213页）中论述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及其意义。——3。

[7] 指1905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出席会议的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除了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外，列宁还在《倒退的第三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本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4。

[8]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4。

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1．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有三种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根委员会 [9] 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按照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的选举制选出一个咨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求权力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要力争普选权，不仅要力争充分的鼓动自由，而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通过所谓“立宪民主党” [10] 领袖们之口来表达自己愿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公正，不坚持切实保障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为“解放派” [11] 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力求在沙皇和革命人民之间达成尽可能和平的交易，并且通过这种交易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权力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权力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词句来掩饰他们那种不彻底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无产者报》（第3、4、5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45—253、258—264、277—283页。——编者注］上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这方面的最好的材料。这两个决议，究竟哪一个能正确地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正确地规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履行他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义务，就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整个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这种新的形势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造成的。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他一切政党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么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答复，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从下面，即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鉴于：

（1）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2）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充分的竞选鼓动自由，并且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二）根据力量对比和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不管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向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宣传这样一种思想，即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注释：

[9] 布里根委员会是根据沙皇1905年2月18日（3月3日）诏令设立的特别会议，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参加会议的有大地主和反动贵族的代表。会议的任务是拟订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而在沙皇的这个诏令和同诏令一起公布的沙皇诏书中都提出了完全保存现行法令和竭尽全力巩固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布里根委员会拟订的法令经大臣会议审议后，由沙皇亲自主持的在彼得戈夫举行的会议最后批准。1905年8月6日（19日）公布了沙皇的诏书、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杜马选举条例。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本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大力宣传下列口号：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的选举没有进行。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本卷第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5。

[10] 指筹建中的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5。

[11] 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解放社的成员。解放社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解放社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5。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夺取政权”之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后面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恰恰相反，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那些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必须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力求争得的正是充分的自由；而且，强调这一点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必须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以此为限。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是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物质条件。指出这种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才能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断定，沙皇政府能够做到不去帮助反动势力，它能够在选举时保持中立，它能够为真正表达民意操心。这样的断言是非常荒谬的，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辩护，但正是我们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正必须有人来保证；这个会议必须有人赋予它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成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会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必然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做交易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会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真诚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实现这一点。可见，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但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么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目前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拼死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最前面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新的斗争。

可见，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取自由、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就它和为新的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直截了当地建议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不提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而我们却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这个政府定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的任务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来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保障奋起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能够容忍这种农奴制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成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可能还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张在立宪会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简直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即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为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任务是实现最低纲领，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持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反对意见的人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某个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组织起几十万工人吧，你们去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吧！你们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的无政府主义空话，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广泛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就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产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容许的。我们作出这样的声明，就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对这一问题在原则上持否定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景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如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派）划清了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这样的声明，就坚决地驳斥了新《火星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 [12]，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尊崇，原则上是不容许的，等等。

但是，说原则上容许，当然还没有解决实际上是否适当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种新的斗争方式，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当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去预先规定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对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作出任何预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的：（1）同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2）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自由派资产者正开始起劲地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先生发表于《解放》第71期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同反革命进行真正的战争的任务，是特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几乎毫不间断地主宰着欧洲的漫长的政治反动时代，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过分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动的思想，必须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性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这样，决议既从各方面阐明了党采取“从上面”行动这个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新斗争方式时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我们就此结束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简要分析。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把新问题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党从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和从该政府外面行动的政策都一一阐明了。

现在来看看“代表会议”的相应的决议吧。

注释：

[12] 米勒兰主义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3。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