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3．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门论述“ 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注：读者把本书第400、403—404、407、431、433—434页上所引各段集中在一起，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见本卷第16、21、26、61、65页。——编者注）］。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念。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谈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一般地谈党在对待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么，不仅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且还一般地谈 “夺取政权”，这有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著作中所提供的（早在1月9日事件 [13] 以前）这种问题的提法，但是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的思想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这个决议的内容，暴露了更深刻得多、更严重得多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么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相提并论！！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 [14] 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 [15] 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连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把正好缺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局面拿来和彻底胜利等量齐观。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一奇怪现象，就必须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决议［注：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从和‘经济主义’作斗争时起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般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组织－过程原则，在实践上多半是推行一套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企图以此破坏目前唯一可能存在的党的联系的基础。在策略问题方面，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规模，反对党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完全独立的策略，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种观点的人，在下面这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并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决议指出，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论断，和“经济派” [16] 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论断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派”一开口就搬出“阶段论”：（1）为权利而斗争，（2）政治鼓动，（3）政治斗争；或是（1）十小时工作制，（2）九小时工作制，（3）八小时工作制。这个“策略－过程”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十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成几个阶段：（1）沙皇召集代表机关，（2）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3）……关于第三阶段，孟什维克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压力将碰到沙皇制度的反革命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的下面这种论断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也可能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真是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 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对此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辞疏忽的结果，也许可以根据记录来纠正它，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这种措辞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维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表现得更是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17] （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100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这一“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 对我们更有利”。下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篇文章。（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发展成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也许沙皇政府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做交易，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 ［注：下面就是这个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的决议的全文：

“鉴于：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政府为了保存自己，一面加强通常的、主要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镇压手段，同时又（1）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从而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2）为着同一目的，给自己的虚伪的让步政策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从邀请工人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和各种咨议会起，一直到成立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3）组织所谓黑帮 [18]，并煽动人民中一切反动的、不觉悟的或者被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所迷惑的分子来反对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责成一切党组织：

（一）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同时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一方面要着重说明这些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说明专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实行可以满足无产阶级需要的改良；

（二）利用竞选鼓动向工人解释政府的这类措施的真实意义，并说明对无产阶级来说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立宪会议；

（三）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

（四）组织武装抵抗来反击黑帮以及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进攻。” （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是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的，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推迟，就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既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既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搅乱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决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叫作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拖延、耽搁、搞交易、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作工人的胜利，那么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注：日内瓦《前进报》是我们党内布尔什维克部分的机关报，于1905年1月开始出版。从1月至5月，总共出版了18号。从5月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5月在伦敦举行；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前进报》停刊，开始出版《无产者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但是，这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作“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争取不到共和制，就连宪法也将是一个虚幻的“希波夫式的”宪法 [19]，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谅社会民主党人抹杀我们的共和制口号吗？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承认、重申、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由工人按企业选举工长和代表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为了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后面蹒跚而行。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这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

注释：

[13] 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15。

[14] 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1849年3月27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1849年5月30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月18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16。

[15]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6卷。——16。

[16]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17。

[17]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报纸，1905年4月7日（20日）—11月13日（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6号。该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为“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该报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首领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该报创刊号上刊登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是饶尔丹尼亚写的。——18。

[18] 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19。

[19] “希波夫式的”宪法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20。

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4．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

“……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下，这样的胜利都将是革命时代的新阶段的开端。

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自发地提到这个新阶段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利益和直接占有政权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彻底铲除整个等级君主制度。

因此，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按历史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必须调节争取解放的民族内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就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

我们把构成决议的一个独立篇章的这一部分分析一下。我们所摘引的这几段论述的基本内容相当于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三点所叙述的内容。可是，如果把两个决议中的这一部分拿来对照一下，立刻就会明显地看出这两个决议有如下的根本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简略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各阶级为争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非常确定的斗争上，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提到第一位。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冗长地、模糊地、混乱地描写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非常含糊地谈到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并且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在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铲除旧制度。而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一定的阶级为明确的最近目的而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则谈论各种力量的相互斗争。一个决议表现出积极斗争的心理，另一个决议则表现出消极观望的心理；一个决议里响彻了生气勃勃地行动起来的号召，另一个决议里则充满了死气沉沉的说教。两个决议都说，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说来只是第一步，随后还有第二步。但是一个决议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另一个决议则可以说是淹没在对第一步的冗长的描写中，而且（恕我说句粗话）一味吮吸着关于第一步的思想。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思想（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把它当作引言或首要的前提来作出既为民主革命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先进阶级负有先进任务的结论。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始终只是停留在引言上，咀嚼着这个引言，并在这个引言上面卖弄聪明。

正是这种区别一直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派：在合法马克思主义 [20] 流行的那些年代分为说教派和战斗派，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时代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转过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止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反之，政治派根据同样的前提作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斗争的根源愈深，我们就应当愈广泛、愈大胆、愈坚决、愈主动地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在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场争论。民主革命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我们根据这些前提作出结论说，先进的阶级必须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民主主义任务，必须更明白地彻底说清这些任务，提出直接的共和制的口号，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必须无情地粉碎反革命的思想。而我们的论敌新火星派根据同样的前提却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应当彻底说清民主主义的结论，在实践的口号中可以不提共和制，可以不宣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召集立宪会议的决定叫作彻底胜利，可以不把同反革命斗争的任务提出来作为我们的行动任务，而是把它淹没在模糊不清的（并且是措辞不当的，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说法中。这不是政治家的语言，而是档案学家的语言？

你愈是仔细地研究新火星派决议中的各个说法，就会愈加明显地看出它的这些基本特点。例如，他们说什么“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我们记起决议所论述的题目（临时革命政府），就要疑惑地问道：既然已经说到相互斗争的过程，怎么又可以绝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分呢？代表会议派是不是以为只要他们假定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成分也就消失了呢？这种想法一般说来是荒谬可笑的，具体说来是政治上的极端幼稚，政治上的极端近视。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反而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既然我们的决议是分析革命胜利时的任务的，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击退反革命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把一个战斗的政党的这些当前的、紧迫的、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淹没在一般的谈论中，说当前的革命时代过去以后会怎样，在将来有了“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时会怎样。“经济派”曾经引用政治服从于经济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的不了解，现在新火星派也和他们一样，引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

就拿“彻底铲除整个等级君主制度”这句话来说吧。说得明白些，彻底铲除君主制度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制。但是我们的好心的马尔丁诺夫和他的信徒们认为这样说太简单明了了。他们一定要“加深”一下，一定要说得“聪明一些”。结果，一方面是枉费心机，令人可笑；另一方面，所得到的又不是口号而是描写，不是雄壮的前进的号召而是一种忧郁的向后回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恰恰不是现在马上就要为共和制奋斗的活人，而是一种站在永恒的立场上用早已过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僵硬的木乃伊。

再往下看：“……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这里立刻就可看出，我们的代表会议派忽略了摆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面前的具体问题。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视野里竟被将来有许多政府会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所遮蔽了。如果你们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甚至那些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这个被打败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企图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先生们，让将来的历史学家在将来的《俄国旧事》 [21] 上去确定究竟资产阶级革命的哪些任务是由我们和你们或者由某个政府完成的吧！——这种事就是过30年再去做也还来得及，而现在我们必须拿出为共和制而斗争并促使无产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的口号和实际指示来。

我们上面所摘录的那部分决议中的最后几个论点，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临时政府必须“调节”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一语，是极不妥当的，至少是笨拙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使用这种自由主义解放派式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以为可能有这样的政府，它们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阶级斗争的“调节者”……政府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这个决议借其名义说话的那个无产阶级恰恰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个决议不是指明无产阶级目前究竟应当怎样“推进革命的发展”（把它推得比立宪派资产阶级想走的更远），不是劝告无产阶级准备好一定的办法，等到资产阶级掉转头来反对革命的成果时，就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谈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缺乏辩证法思想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操练很有劲，但是指挥很糟糕，他们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在历史上所能起到和应当起到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注释：

[20]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22。

[21] 《俄国旧事》杂志（《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是俄国历史刊物（月刊），由米·伊·谢美夫斯基创办，187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主要登载俄国国务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日记、札记、函件等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它是俄国第一家长期刊登俄国革命运动史料的杂志。——25。

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 5．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我们把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引录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应当竭力保持这样的地位：使自己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致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斗争时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劝告我们占据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过除了这个好心的劝告以外，我们还想得到直接的指示，就是在现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在关于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传说、猜测、议论和计划层出不穷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不懂得主张人民和沙皇“妥协”这种解放派理论的危险性，把仅仅“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叫作胜利而不积极宣传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号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这样的人事实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因为他们在政治实践方面停留在解放派立场的水平上。他们既然在规定党在革命时期的当前的和最近的任务的策略决议中，不提为共和制而斗争的口号，那么他们承认要求用共和制代替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解放派的立场，即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的特征，就是把决定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看作彻底的胜利，而对临时革命政府和对共和制则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也就是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度，就必须积极提出一些排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的口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这样的口号现在只有两个：（1）临时革命政府，（2）共和制，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它所以接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阉割革命，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政府做交易。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唯一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中，代表会议把共和制口号完全忘掉了，又把临时革命政府口号直截了当地拿来和解放派的全民立宪会议口号等量齐观，把两者都叫作“革命的彻底胜利”！！

是的，这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件事实会成为将来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历史学家的路标。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1905年5月通过了决议，决议说了一些必须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漂亮话，而事实上却把这个革命拉向后退，事实上并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

新火星派喜欢责难我们，说我们忽视无产阶级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我们倒很想看看，谁能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文把这个责难证实一下。我们给我们的论敌的回答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时而在这种场合，时而在那种场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不能参加政治。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你们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立宪民主”党即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相吻合，可是你们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这种吻合，这样，你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

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民主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相吻合。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人民政党［注：“社会革命党”与其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萌芽，不如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虽然这个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意义正好是要实现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任务。］。可是，只有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党的成分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情形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算领导这个能够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觉地要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在按政治倾向来划分大的社会集团时，我们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作同一个东西，这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就象可以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作同一个东西一样，这要加上一些限定语和不言而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注：我们不谈那些用单独的决议说明的只和农民有关的口号。］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战，要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作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不是解放派也不是新火星派所说的那种彻底胜利，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假定革命将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就是不相信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火星报》滥用这个概念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很可能产生的。因此，把这个问题拿来分析一下，就完全不是多此一举了。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