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尼乌斯小册子

尤尼乌斯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节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摘录）（即《尤尼乌斯小册子》，1916年4月） ## 序言 1916年1月2日下面这篇文章是去年4月写成的。当时的外界情况使它未能发表。现在能出版它，是幸亏有这一情况：世界大战打得越久，工人阶级就越能看出它的推动力。一字不动地发表这部著作，为的是让读者有可能检验一下，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如何准确地理解发展的进程。这部著作批判性地戳穿了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揭示了德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占领土耳其，它根据这些情况作出的预言此后日益得到了证实，而在今天，当世界大战的重心已在东方的时候，这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了。 ## 一情况彻底改变了。本来打算六周后就向巴黎进军，却演变成了一幕世界规模的戏剧；大屠杀成了老一套的日常事务，令人厌倦，而形势僵持不下，没有解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陷入困境，自己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人们再也不能支配他们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陶醉状态过去了。大街上的爱国主义喧嚣，对黄金汽车的追逐[2]，接二连三的错误电讯，被霍乱杆菌污染的水源，俄国大学生们向柏林每一座铁路桥梁扔炸弹，法国人经过纽伦堡仓促逃走，侦察密探的民众在街上的蛮横行为，潮涌般的人群挤向食品店，那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爱国主义歌声响彻云霄；全体城市居民变成了暴民，准备进行告密，虐待妇女，狂叫乌拉，自己也由于听信荒唐的谣言而达到神智不清的地步；这是一种杀人祭祀的气氛，一种基什尼奥夫式的气氛[3]，在这种气氛中只有街角上的警察才是人类尊严的唯一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戏演完了。德国学者那些“漂泊不定的游魂”早已发出尖叫声。预备队伍不再受到跟在后面簇拥而来的少女的热烈欢呼，他们不再面带和蔼的微笑从车窗向人群打招呼；他们沉默不语，拎着纸板箱，慢腾腾地走过街道，而街上的人则摆出一副怏怏不乐的面孔为日常事务奔忙。在白色恐怖日子里的死一般寂静的气氛中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合奏曲：战场上的老鹰和鬣狗发出的嘶哑的叫声。一万顶帆布帐篷，保证符合规定！十万公斤熏板肉、可可粉、咖啡代用品，只收现金，立即交货！榴弹、车床、子弹带、为阵亡者遗孀介绍配偶、皮带、部队供应品经纪人——这些通通都是认真的广告！八、九月间被装上车并在高呼爱国主义万岁的口号声送走的炮灰，他们的尸体在比利时、在孚日山脉、在马祖尔湖的墓地里腐烂发臭，而利润却因此急剧增长。到了把这些收获迅速入库的时候了。成千双贪婪的手臂伸向大洋的彼岸，都想捞一份。事情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城市化为瓦砾堆，农村成了墓地，土地荒芜，居民一群群去求乞，教堂充作马厩；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联盟、最神圣的诺言、最崇高的威望，一概被碾成了齑粉；任何一个奉天承运的君主都把他在敌对方面的远方亲属视为白痴或者反复无常的小人、任何一个外交人员都把另一方的同行当作老奸巨滑的恶棍、任何一国的政府都把别国政府看成本国人民的灾难而使之受到普遍的蔑视；在威尼斯，在里斯本，在莫斯科，在新加坡，都发生了饥民暴动，而在俄国鼠疫横行。到处是一片贫困和绝望。面目破碎，名誉扫地，浑身血腥，遍体污垢，——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它就是这样的社会。当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温文尔雅，装出一番尊重文学、哲学和伦理学、遵守秩序、拥护和平和以法治国的样子时，这是看不出来的。张牙舞爪的野兽，群魔乱舞的无政府状态，令文明和人类窒息的乌烟瘴气，——这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来面目。在这种混乱之中，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历史灾难，国际社会民主党投降了。对于这一点估计不足，或者加以掩饰，那会是无产阶级所能遇到的最愚蠢、后果最严重的行为。马克思说，民主党人（即革命的小资产者）“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行为，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4]现代无产阶级在经过历史的考验后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无产阶级的错误也象它的使命一样重大。没有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可以给无产阶级指明它应该走的那条路。历史经验是它的唯一导师，它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当前世界大战中的堕落是没有先例的，是人类的一种不幸。但是只有当国际无产阶级不打算衡量这一堕落的程度、不想从中吸取教训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毫无希望。现在讨论的是现代工人运动发展中最近45年这一整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经历的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衡量得失，作出总结。巴黎公社的灭亡结束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一国际。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进行自发的革命、起义和街垒战（每一次无产阶级在事后都又回到消极状态），而是开始进行系统的日常斗争，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建立群众组织，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把社会主义理想同坚决捍卫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一盏严密科学学说的明灯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照亮了道路。不是在每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宗派、学派、乌托邦和进行试验，而是创立一种统一的国际的理论基础，靠它把这些国家象一本书里的各行一样连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掌握了指南针，使他们能在日常事件的漩涡中认清方向，每时每刻都把斗争策略指向坚定不移的最终目的。这一新的方法的提出者、捍卫者和保护人过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1870年的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正如法国曾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第一阶段的圣地，巴黎是那一时期欧洲工人阶级的不断搏动并且流血的心脏一样，德国工人现在成了第二阶段的尖兵。德国工人孜孜不倦地做了细小工作，付出了无数的牺牲，从而建立了最强大的堪称楷模的组织，创办了数量十分庞大的报刊，采取了最为有效的启发教育的手段，争取到最广大的选民，取得了最多的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完美无缺的体现。它作为第二国际的教师和领袖，占有而且应该占有特殊地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著名导言中写道：“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5]维也纳《工人报》在1914年8月5日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颗明珠”。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和美国的工人运动，都日益热心地沿着它的足迹前进。而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即俄国人和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则以无限钦佩、几乎毫无批判的目光仰望它。在第二国际中，德国的“突击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所有人都等着听德国人的意见。的确，正是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这些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起决定性的作用。说一句“我们德国人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通常就足以决定国际的方针。由于盲目信任，国际已经听命于令人钦佩的、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各国每一个社会党人的骄傲，并足以使那里的统治阶级胆战心惊。当重大的历史考验到来时，德国的情况怎样呢？完全堕落了，彻底破产了。哪个地方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象德国那样全力以赴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毫无反抗地忍受了戒严，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压制报刊，扼杀舆论，彻底放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不仅是国际的最强大的先锋队，还是它的智囊。因此，必须对它本身和它的堕落进行分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自我觉悟的过程。它的光荣义务是，率先去拯救国际社会主义，即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任何别的政党、任何别的阶级敢用批评这面明亮的镜子在所有的人面前照出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因为这面镜子同时反射出来的是它们面临的历史局限性和背后的历史性灾难。工人阶级始终应当毫不畏惧地面对真理，也就是严于律己，因为它的软弱只是一种迷误，而铁的历史规律却赋予它力量，保证它取得最后的胜利。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的权利，而且也是它最崇高的义务。我们的船上装着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而无产阶级是被指定为这些财富的守护人的！当资产阶级社会由于滥施屠戮，弄得声誉扫地，进一步趋向灭顶之灾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并且将会振作精神，去打捞它在世界大战的湍急漩涡中、在一个困惑和软弱的瞬间任其沉到水底的那些最宝贵的财富。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大战是一个世界性转折点。把事情设想成，我们只需要象兔子躲在灌木下面等待风暴过去一样熬过这场战争，然后就可以轻快地重弹起老调来，这是一种愚蠢的妄想。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的斗争条件，尤其是改变了我们自己。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和劳动之间生死存亡的战争，似乎会有些转变或者缓和了。就是在现在，在战争期间，在假面具撕下来的时候，朝我们狞笑的还是原来熟悉的那些面孔。但是，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而社会内部的斗争的激烈程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的任务的巨大规模，使工人运动史上迄今发生的一切都显得是宁静的田园诗了。这场战争的历史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大大向前推进。马克思以他的卓识远见揭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论述：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争取议会中的权力——罗·卢·）；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罗·卢·）；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象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6] 这是在1850年写出的，那个时候，英国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无产阶级是组织得最好的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国家经济繁荣似乎负有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使命。如果把马克思那些话里的英国换成德国，那就成了关于目前世界大战的一个天才预见。世界大战的使命是，把德国无产阶级推到本民族的领导地位上去，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之间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在国际范围大规模进行的总清算有一个“组织上的开端”。那么我们对于工人阶级在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设想是否有点不同了呢？让我们回忆一下，还在不久前我们通常是怎样谈到将要发生的事件的。 “那时灾变就会到来。接着，欧洲开始大规模的全面进军，将有1600万到1800万人开赴战场。他们是各国的男人中的精华，配备着最先进的杀人武器，相互敌对。但我相信，大规模的全面进军后面将是大崩溃……它不是由我们，而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把事情推到极端，你们酿成一场灾变……你们播种什么，你们就会收获什么。资产阶级世界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你们可以确信：这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7]（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这是我们的党团发言人倍倍尔在国会就摩洛哥问题进行辩论时说过的一段话。党的正式传单“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前几年散发了几十万份，这个传单是用这些话结尾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这样日益发展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要么是战争危险、物价上涨和资本主义，要么是和平、一切人的幸福、社会主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历史面临着大决战。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加强自己的组织的力量，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是无产阶级能够凭它的力量使人类幸免一场世界大战这样骇人听闻的暴行也好，或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鲜血和暴力中退出历史，正象这一世界依靠鲜血与暴力从历史中诞生一样也好，工人阶级总会为历史性的时刻作好准备的，而作好准备就是一切。”[8] 在正式的191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手册》（供上一次国会用）中，在论述预料会发生的世界大战的第42页上可以读到： “难道我们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以为他们可以指望各国人民容忍这个怪物吗？难道各国人民不会发出惊恐、愤怒和不满的呼声，并因此去结束这场屠杀吗？凡是冷静地考虑到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的人，就只会得出这里指出的那些结论，而不会得到别的。下一次欧洲战争将是迄今世界尚未经历过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这场战争极有可能是最后的战争了。”[9] 我们现在的国会议员就是凭这样的演说、这样的言语争取到了110份委托书。 1911年夏“豹号”开进阿加迪尔港，德国帝国主义者还大肆进行煽动，当这一情况使欧洲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8月4日在巴黎[10]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工人组织的代表宣布已经做好了准备，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去对抗任何一国的宣战。任何派有代表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承担责任，要按照它们本国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行动，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罪恶活动。”[11] 但是，当1912年11月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当工人代表的长长队伍到达大教堂的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因面临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和一场英勇的决战而战战兢兢。沉着冷静、惯于持怀疑态度的维克多·阿德勒大声疾呼： “同志们，最重要的是，这些是我们力量的总的源泉，我们从这里取得力量，使得每一位代表在其本国去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我们掌握的各种形式和手段，运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去制止战争罪行。如果这是要完成的事业，如果这确实是要完成的事业，那么，我们就必须关心使它成为关键问题，一个关键性的关键问题。这就是激励整个国际的思想…… 如果屠杀、战火和瘟疫在文明的欧洲蔓延，——我们想到这种事时只能感到毛骨悚然，怒火中烧。而且我们要反躬自问：今天人类、今天的无产者难道还真的是可以任人宰割而一声不响的一群羔羊？”[12]（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特鲁尔斯特拉[13]以“几个小国”的名义、也以比利时的名义讲道： “各小国的无产阶级一定不惜生命财产为国际效劳，去完成国际为阻止战争而决定的一切任务。其次我们表示期望，一旦各大国的统治阶级为满足其政府的贪心和统治欲望而驱使无产阶级的儿子拿起武器去掠夺小国的土地并使人民流血的时候，这些无产阶级的儿子在他们的无产阶级双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深刻影响下就会再三考虑，他们不能去干那种敌视文明的勾当而使我们、即他们的兄弟和朋友受到损害。”[14]（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饶勒斯在以国际局的名义宣读了反对战争的宣言[15]以后，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国际代表着世界上的一切道义力量！一旦要我们彻底献身的悲剧时刻到来，这种觉悟就会支持我们，使我们坚强。我们不是轻率说说，不，我们是从内心深处宣布，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16]（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这象是一次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 [17]举世注目于巴塞尔大教堂，在这里庄严而隆重地敲响了今后劳动大军和资本权力之间大会战的钟声。 1912年12月3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发言人大卫在德国国会说： “我承认，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当大教堂的终生伴送我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的时候，当红旗在教堂里的合唱声中在祭坛周围招展的时候，这当然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毕竟会弄清楚的。群众不再是一群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乌合之众。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从前，群众盲目地听任那些与一场战争利害相关的人的驱使，互相戮杀，造成大量牺牲。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群众不再是某个战争得益者的没有意志的工具和应声虫了。”[18]（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在战争爆发前一周，1914年7月26日，德国的党报还写道： “我们不是傀儡，我们全力以赴地反对那样一种制度，它使人成为盲目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没有意志的根据，资本主义正准备使渴望和平的欧洲变为一座热气腾腾的屠宰场。如果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到来，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将在最近几天通过强大的示威游行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平愿望仍无法阻止世界大战，那么至少应当使这场战争成为最后的战争，应当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末日。”（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 1914年7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还呼吁说：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拒绝为丧心病狂的统治阶级挑起那些事端承担任何责任。它知道，对于它来说，新生活恰恰是要在废墟中诞生。全部责任都要由今天的当权者来承担！对于今天的当权者来说，这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19] 1914年8月4日，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这一事件是否一定要发生呢？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的这一事件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肯定是有深刻和广泛的客观原因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斗志、勇气和对信念的忠诚未起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跃历史的发展，正象人不能跳跃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这样的人民运动，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是，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并从而把自由意志灌输到人的社会行动中去。因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 [20]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这一胜利只能通过新旧力量之间长长一系列重大的较量才会取得，而在这些较量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学习并试图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把握社会生活的方向盘，从一个被本身的历史踢来踢去的缺乏意志的皮球发展成为历史的具有明确目标的驾驶员。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 [21]从我们欧洲文明的高度水平来说，“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是什么意思呢？恐怕我们大家迄今都是不加思考地阅读和复述这句话，却没有预感到它所包含的可怕的严肃意义。此时此刻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就会懂得，资产阶级社会向野蛮状态的那种倒退是什么意思了。这次世界大战就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帝国主义的胜利会导致文明的毁灭。 ——在一场现代战争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偶而发生的；如果听任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一世界大战时期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直到得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文明的毁灭就是彻底的了。因此，正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即40年前所预见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象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投放到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销这一切苦难与耻辱。现代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每一点认识都是付出高昂代价而取得的。工人阶级阶级解放的各各他[22]之路是充满可怕的牺牲的。六月斗士，公社的殉难者，俄国革命的烈士，一大批浴血的英灵几乎数不胜数。但是，他们是在战场上光荣阵亡的人，正象马克思在谈到公社英雄时所写的，他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23]。现在，操着各种语言的几百万无产者却唱着奴隶的歌曲在耻辱、兄弟残杀、自相厮打的战场上倒下了。我们也不能幸免于此。我们的确可以同那些由摩西率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比。但我们不是毫无希望的，只要我们没有丧失学习的能力，我们将取得胜利。今天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善于学习，那么，他们就将退出舞台，“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24]。编者注（除有特别注明外皆为中文版编者注）： [1] 罗·卢森堡这部以尤尼乌斯笔名发表的著作是由弗兰茨·普费姆费尔特秘密出版的。 [2] 1914年7月底至8月初，德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在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半官方的沃尔弗通讯社散布说，法国军官身着普鲁士军装，用汽车装载黄金经过德境运向俄国。这一说法激起人们在大街上追逐被他们怀疑的车辆并造成暴行。 [3] 1903年4月，沙皇政府建立的武装组织黑色百人团在基什尼奥夫对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采取恐怖行动。这些暴行是沙皇政府对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一种反应。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5页。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8——609页。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 [7] 《德意志国会第12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1年柏林德文版第268卷第7730页。 [8] 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60年柏林德文版第48——49页。 [9] 《社会民主党选举手册》1911年柏林德文版第42页。 [10] 原稿中为“伦敦”。 ——德文版编者注 [11] 1911年8月4日法国工会总联合会在巴黎举行了一次示威集会，参加集会的除了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工会的代表。 [12]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18页。 [13] 彼得·耶莱斯·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荷兰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 [14]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33页。 [15] 指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关于当前形势的宣言”。 [16]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27页。 [17] 指传说中的1291年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暴政的宣誓。 [18]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3年柏林德文版第286卷第2517——2518页。 [19] 《灾变前夕》。 1914年7月30日《前进报》第205号。 [2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6——267页。 [22]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5章第22节。 [2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2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 ## 二 “现在我们面对战争这一铁的事实。敌人入侵的可怕情景即将到来。今天不是要我们决定拥护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要我们决定为了保卫国家需要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如果沾满本国人民优秀儿女鲜血的俄国专制政权取得胜利，那么我国人民及其自由的未来即使不会全部遭到危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危险。应当防止这种危险，确保我们本国的文明和独立。我们的确正在履行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的诺言：我们不会在危险的时刻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与国际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国际在任何时候都承认任何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这正如我们在谴责任何掠夺战争方面同国际的主张一致一样……正是遵照这些基本原则，我们投票赞同了提请批准的战争拨款。”[1] 8月4日国会党团本着这种精神提出决定和支配德国工人在战争中的态度的这个口号。祖国在危急中，保卫国家，为了生存、文明与和平而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提出来的口号。其他的一切，诸如党的报刊和工会报刊的态度，群众的爱国狂热，国内和平，国际的突然解散，通通只是由上述口号产生的结果。这一切无非是在国会采取的那一最初方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这真的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关系到自由，如果生存和自由只能靠杀人武器来捍卫，如果战争是一种神圣的人民事业，那么，那一切就是不言而喻和明明白白的事情，那么，那一切就是必须忍受的事情。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这种手段。战争是一场有条不紊的有组织的大屠杀。但是，为了有步骤地进行屠杀，就必须使正常性格的人产生与此相反应的心醉神迷的状态。战争发动者历来都采用这种方法，而这是很有道理的。残暴的实践必须有残暴的思想和信仰与之配合，后者必须为前者作准备并伴随前者。于是8月28日的《实话》刊登了一幅画，上面绘有一台德国的“连枷”[2]；开姆尼茨、汉堡、基尔、法兰克福、科堡等地的党报刊载一些诗歌和散文，进行爱国主义煽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是相应的和必要的精神麻醉剂，而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是在把致命的利剑刺向俄国、法国和英国弟兄的胸膛时，才能拯救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同那些宣称山和谷可以碰头，战争和“人道”、屠杀和博爱、批准战争经费和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可以统一起来的人相比，上述那些煽动性报纸就更加彻底了。但是，如果说8月4日德国的国会党团提出的口号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做时它对工人国际的评价就不只是针对这场战争，而是针对一切战争而说的了。自从有现代工人运动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同各国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间出现鸿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互相残杀和互相灭绝。以前我们一直确信，各民族的利益同无产者的阶级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是同一的，互相不可能发生对立。这曾经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鼓动的灵魂。难道我们在我们世界观的这个基本点被一个不同寻常的错误束缚住了吗？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世界大战不是对我们的国际基本原则的第一次考验。四十五年以前，我们党就经受过第一次考验。那时，1870年7月21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北德意志国会就发表过如下历史性声明： “当前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王朝战争，就象1866年的战争[3]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而发动的一样。我们不能赞同威廉进行战争而要求国会批准的拨款，因为这会是对普鲁士政府的一种信任投票，而这个政府通过1866年的行动已经为当前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我们也不能拒绝那项提请批准的拨款，因为这样做就有可能被理解成赞同波拿巴的罪恶滔天的政策。作为原则上反对任何王朝战争的人，作为社会共和主义者以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这个协会不分民族地反对一切压迫者，并竭力使一切被压迫者结成一个强大的友好同盟），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宣布支持当前的战争，因此我们在表决时弃权。同时我们表示满怀信心地希望，欧洲各国人民将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得到教训，全力以赴，夺取他们的自决权，并消除今天作为一切政治和社会罪恶的原因的暴力统治和阶级统治。”[4] 德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以上述声明明确无误地赋与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国际的特征，并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具有一种民族的、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性质。大家知道，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果他在表决时已经了解到以后几年才知道的那一切情况，他会投票反对批准拨款。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那场战争中所持的立场是，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两者都反对战争，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和绝大多数人民那时在俾斯麦的骗术影响下却认为那一战争关系到德国民族的生存利益。今天的世界大战，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声明，才第一次揭示了可怕的两难处境：一边是民族的自由，一边是国际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会党团声明中的基本事实，无产阶级政策的方针原则性的改变，无论如何是一种恍然大悟。它们不过是随声附和8月4日皇帝和首相在演说中的那种说法而已。皇帝说，“驱使我们的不是掠夺的欲望，令我们鼓舞的是这样不屈不挠的意志：我们决心为了我们和今后的世世代代去捍卫上帝赐予我们的地盘。你们可以从你们拿到的文件看出，朕的首相直到最后一刻都在致力于防止最坏的事件发生。我们诉诸武力，是被迫进行自卫，我们心地纯洁，双手是干净的”。 [5]贝特曼·霍尔韦格讲过：“先生们，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紧急自卫，紧急情况是用不着等待命令的！ ……凡是象我们这样受到威胁并在为其最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人，就只应当想到怎样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在为我们的和平劳动成果、悠久历史的遗产和我们的未来而斗争。”[6]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的内容：1. 我们已尽了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2. 既然战争爆发了，我们就必须自卫；3. 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民族的一切都遭到危险。我们的国会党团的声明只是和政府声明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正象政府声明援引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外交方面的和平努力和皇帝的电报一样，社会民主党党团援引战争爆发前的和平示威。正如皇帝的演说断然否定任何掠夺欲望一样，我们的党团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表示拒绝进行掠夺战争。皇帝和首相喊道：我们是为我们最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我不分什么党派，我只知道德国人。于是社会民主党声明中的回声这样呼应：我们的民族的一切都遭到危险，我们不会在危险的时刻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只有一点偏离了政府的模式：它把俄国专制政府对德国自由的威胁放在自己方针的主要地位。皇帝的演说谈到俄国时却表示遗憾：“朕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动员朕的军队去反对一个邻国，而朕的军队曾同这个邻国在很多战场上共同战斗。看到一种由德国所忠实维护的友谊遭到破裂，朕感到由衷的痛苦。”[7]社会民主党党团对于同俄国沙皇政府断绝那种为德国政府所忠实维护的友好关系，也感到痛苦，但它是以一种高唱自由而反对专制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唯一的一点上，同政府声明比起来，社会民主党党团表明了自主性，利用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使这场战争具有民主的崇高意义，并罩上了人民性的灵光。如上所述，所有这一切是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突然领悟的。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天，社会民主党党团所说过的一切都恰恰是与党团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的。当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那个点燃战火的最后通牒发表时，7月25日《前进报》这样写道： “他们愿意进行战争，这些丧尽天良的人，他们在维也纳宫廷拥有影响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愿意进行战争，就可以从几周来进行种族煽动的报刊的放肆叫嚣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愿意进行战争，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已经使真相大白并为人所共知了…… 由于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在一个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的射击下流了血，就要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去流血，就要让一次荒唐的犯罪行为恶化为一次更加荒唐得多的犯罪行为！ ……奥国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有可能成为一种引火物，由此酿成燎原大火而席卷整个欧洲！这个最后通牒无论从其行文还是从其要求来看都是如此蛮横无理，如果塞尔维亚政府面对这一照会卑躬屈膝，它就必须考虑一下，人民群众会不会在吃一顿饭的时间内就将它推翻…… 德国沙文主义报刊的一项罪行在于，它把它的可爱盟友的战争欲望煽动到极端，而且无疑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也是答应支持贝希托尔德[8]先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是在柏林玩弄和维也纳完全同样危险的把戏。”[9]（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7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写道： “奥地利军方……孤注一掷，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和军国主义的沙文主义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特别是在奥地利，沙文主义分子遭到了破产，他们要用民族主义的叫嚣掩盖他们经济上的破产，要通过掠夺和屠杀去填满他们的金库。”[10]（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德累斯顿人民报》在同一天发表了如下意见： “目前维也纳外交部的战争发动者还始终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奥地利有权利向塞尔维亚提出要求。只要奥地利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对塞尔维亚的挑衅性的无理的侮辱就使它在整个欧洲面前显得理亏。即使塞尔维亚被证明是有过错的，即使塞尔维亚政府知道有人预谋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照会中提出的要求也是远远超出了一切正常限度。只有一个政府的可耻的战争意图才能用来解释对另一个国家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 7月25日的《慕尼黑邮报》认为： “奥地利的这一照会是近二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文件。如果塞尔维亚接受奥地利根据调查材料而向它提出的种种要求，那就等于这个国家进行自杀。而这些调查材料的内容却至今未向欧洲公众宣布；也没有对暗杀王储夫妇的凶手进行一次公开审讯，以遮世人之耳目。” 7月24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民报》说： “奥地利在向塞尔维亚进行挑衅，奥匈帝国愿意进行战争，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整个欧洲有可能被淹没于血泊之中…… 奥地利正在铤而走险。奥地利胆敢对塞尔维亚国家进行挑衅，如果后者不是毫无防卫能力的话，它肯定是不能容忍这次挑衅的…… 任何有文化教养的人都应当对奥地利当权者的这种犯罪行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首先是工人，还有其他一切只要多少还有些热爱和平与文明的人，他们的任务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去防止在维也纳发作的那一嗜血狂热的种种后果。” 7月25日《马格德堡人民之声报》说： “塞尔维亚的任何一届政府，哪怕只是略微表示要认真对待这些要求中的一项，那么，这届政府就会在这一时刻被议会和人民扫除。由于贝希托尔德之流是以空洞的断言面向塞尔维亚政府、从而面向欧洲的，因此奥地利的行动就更加卑鄙下流了……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能这样来策动一场将会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了。如果不想破坏整个大陆的安宁的话，人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人们是不能这样在道义上赢得人心，或者使局外人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设想，欧洲报刊，随之还有各国政府，都将坚决坦率地劝告那些爱好虚荣而又狂妄疯癫的维也纳政治家们采取安分守己的态度。” 7月24日的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写道： “教皇极权主义报刊发出围猎的叫嚣，他们把弗兰茨·斐迪南当作他们最好的朋友来悼念，并且要为他的死向塞尔维亚人民复仇；德意志本土的一部分战争贩子的言论也日益变得咄咄逼人和粗野；奥地利政府在他们的支持下，竟然接受唆使，向塞尔维亚国家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这份通牒不仅使用了一种骄横得无以复加的口气，而且也包含了一些塞尔维亚政府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 爱北斐特《自由新闻》在同一天写道： “半官方的沃尔弗电信局[11]的一份电讯复述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的种种要求。由此可见，维也纳的当权者正在全力以赴地急于发动战争，因为昨晚递交贝尔格莱德的照会中的要求已经有点象把塞尔维亚当作奥地利的保护国对待了。迫切需要的是，柏林的外交界要使维也纳的煽动者懂得，德国对于那种狂妄要求是丝毫不会给予支持的，因此奥地利必须撤回它的要求。” 而佐尔根《矿山工人之声报》则写道： “奥地利愿意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它只是把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作为借口，使塞尔维亚在道义上处于理亏的地位。但是，手脚却做得十分笨拙，未能做到欺骗欧洲舆论…… 但是，如果维也纳外交部的战争贩子相信，他们在一场冲突（俄国也会卷入进去）中必定得到三国同盟的伙伴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那么，他们的算盘是要落空的。奥匈帝国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奥匈帝国的削弱对它会是很合适的，因此，它不会惹火烧身去支援奥地利。在德国，那里的当权者即使愚蠢到打算这样做，他们也不敢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罪恶的实力政策而拿一个士兵的生命去冒险，否则他们一定会使人民愤怒地起来反抗他们。” 战争爆发前仅仅一周，我们党的全部报刊，无一例外，就是那样评价战争的。根据这样的评价，这场战争并未涉及德国的生存和自由，而是涉及奥地利主战派的一次犯罪的冒险行动；并未涉及紧急自卫、保卫国家和为了自由而被迫进行神圣的战争，而是涉及轻率的挑衅行动，涉及放肆地威胁别国即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 8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竟使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表达得如此明确、流传得如此广泛的观念一下子颠倒过来了呢？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情况：同一天德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第4页上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不得不考虑到，继续坐视国界那边的频繁活动而不管，这既与君主国的尊严不相称，也不符合它的自卫的利益。皇帝和国王的政府[12]把这种看法通知我们并且征求我们的意见。对于我们盟友对形势的评价，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而且向它保证，如果它认为，为制止在塞尔维亚发生的旨在危及君主国生存的运动而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的话，那一行动是会得到我们的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万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俄国就会出场，这样，我们基于同盟方面的义务也会被卷入一场战争。但是，我们认识到奥匈帝国生死存亡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既不能建议我们的盟友采取那种与其尊严不相称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也不能在这个严重时刻拒绝向它提供我们的援助。我们尤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利益也已受到塞尔维亚不断进行颠覆活动的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塞尔维亚人继续被允许在俄国和法国的援助下危害邻邦君主国的生存，那么，这就会使奥地利逐渐瓦解，并使全部斯拉夫民族听俄国发号施令，这样一来，日耳曼种族就会无法维持它在中欧的地位了。如果奥地利在道义上受到削弱，又由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渗透而趋向瓦解，那么，奥地利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再会是我们面对东方和西方邻国日益加剧的威胁态度时所需要的那种可以信赖并且可以指望从它得到帮助的盟友了。因此，我们完全放手让奥地利采取行动去反对塞尔维亚。我们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准备工作。”[13]（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8月4日，这样的论述已经摆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面前，这样的论述在整个白皮书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决定性地位，这是德国政府的简要声明，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黄皮书、灰皮书、蓝皮书和橙皮书之类，它们对于阐明战争在外交方面的前史及其最直接的动力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国会党团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判断形势的秘诀。在一周以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还在大声疾呼，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一种犯罪的挑衅行为，并且希望德国政府发挥阻挡和抑制维也纳的战争贩子的作用。整个社会民主党和整个德国舆论界深信，德国政府自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将不辞劳苦地去维护欧洲的和平。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都认为，这样的最后通牒对德国政府正象对德国舆论界一样，是一场晴天霹雳。现在白皮书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1. 奥地利政府在它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前，是取得了德国的同意的；2. 德国政府已经完全意识到，奥地利的行动将会导致同塞尔维亚的战争，进而导致欧洲战争；3. 德国政府不是建议奥地利采取克制态度，而是相反，它说过，如果奥地利逆来顺受，受到削弱，那么，它就不再能够充当德国的高贵的盟友；4. 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前，德国政府已向它坚决保证无论如何要在战争中给予支持；5. 尽管如此，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对世界大战是否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通牒时，德国政府却没有保留对这一最后通牒的监督权，而是“完全放手让”奥地利去行动。这就是我们的国会党团在8月4日所经历的一切。同一天，它还从政府口头获得一个新的情况：德国军队已经进占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问题是，德国要进行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防御战争，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文明和自由进行一场反对俄国专制主义的战争。难道这场战争的明显背景和将战争勉强加以掩盖的帷幕，围绕战争爆发而展开的全部外交把戏，关于敌对阵营要扼杀德国，要削弱、贬低和奴役德国的叫嚣，难道这一切能够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意外，能够对它的判断能力、对它的批判性洞察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吗？恰恰对于我们的党来说这种情况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党已经经历德国的两次大的战争，而且已经能够从这两次战争中吸取值得记住的教训。今天每一个略有历史常识的战士都懂得，第一次战争即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是俾斯麦有计划地精心准备的，他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导致关系破裂，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皇太子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本人在他那一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首相的这一意图： “他（俾斯麦）在接任职务时就已执意要使普鲁士同奥地利发生战争，但他却十分谨慎，避免在那时同陛下谈到这一点，或者说在他认为合适时机到来之前他根本不想过早谈到这一点。” 奥艾尔在他的小册子《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中引用了上面这段话，然后说，“现在就把威廉皇帝……‘向他的臣民’发出的号召同上面那段表白对照一下吧…… ‘祖国在危险中！奥地利和大部分德国都在枕戈待命，准备同我国作战。仅在数年之前，当事关整个德意志摆脱异族统治的时候，朕不抱成见，不念旧恶，决定向奥地利皇帝伸出结盟之手……但朕的希望破灭了。奥地利不愿忘记它的王侯曾一度统治过德国；它不愿把年轻的、但在蓬勃发展的普鲁士视为天然盟友，而只认为它是一个敌对的竞争者。它认为，必须反对普鲁士有益的，对奥地利就会有害。昔日的带来不幸的妒忌之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要使普鲁士削弱、灭亡和名誉扫地。不应当同它再结什么盟约，而是应当不仅呼吁德意志联邦的诸侯们去反对普鲁士，而是诱使他们毁盟。不管我们向德意志的什么地方看去，我们都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他们的作战口号是：要压倒普鲁士。’ 为祈求上帝保佑这场正义战争，6月18日威廉皇帝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全国举行一次祷告-忏悔日，他在那天说道： ‘上帝不乐于使朕为了朕的臣民能蒙受和平的恩赐而作的努力取得成就。’”[14] 如果我们的党团没有完全忘记它自己的党的历史，那么，8月4日战争爆发时官方的伴奏音乐难道不是一定会使它清晰地回忆起早已知道的那些曲调和词句吗？但是并未到此为止。 1870年又同法国发生了战争。在历史上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无法同埃姆斯紧急公函[15]分开的。这个文件已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发动战争的政治权术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值得回忆的插曲。那时就是老李卜克内西，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和责任是，向人民群众揭发并指出：“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顺便提一下，发动战争仅仅只是为了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这并非俾斯麦的发明。他只是以他固有的厚颜无耻的态度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权术的一个古老的、普遍的、真正国际的处方。自从所谓舆论在政府决策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以来，究竟在何时何地在发生一场战争时，有哪一个发动战争的集团不是说，仅仅只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己的正义事业，防止敌人的可耻入侵，才以沉重的心情诉诸武力的呢？打仗需要这种神话正如需要火药和子弹一样。这是一种老把戏。新只新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参与了这一把戏。中文版编者注： [1]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8——9页。 [2] 1914年8月28日的《实话》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德国人民及其盟友挥舞连枷痛打躺在地上的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说明词是：“好！孩子们！干得好！现在最有用的就是连枷！” [3] 1866年6月至7月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解决了两国争取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的对抗，其结果是有利于普鲁士的。 1866年8月23日的布拉格和约规定，奥地利必须赞成解散德意志联盟并退出未来的德意志邦联。 [4] 奥·倍倍尔：《演说和论文选》。 1970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17页。 [5]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2页。 [6] 同上，第6——7页。 [7] 同上，第2页。 [8] 列奥波特·贝希托尔德（1863——1942）——1912年2月至1915年1月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9] 《战争？最后通牒》。《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第200号。 [10] 《战争？》。《莱比锡人民报》1914年7月24日第168号。 [11] 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半官方通讯机构。 [12] 即奥匈帝国政府。 [13] 《德国关于世界大战爆发的白皮书》，1914年图林根—珀斯内克德文版第3——4页。 [14] 伊·奥艾尔：《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 1895年9月4日在柏林一次集会上的讲话》1895年柏林德文版第12——13页。 [15] 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70年7月14日决定公布他所伪造的一件紧急公函的文本，这份文本提出了威廉一世7月13日在普鲁士同法国大使在埃姆斯浴场的一次谈话内容。埃姆斯紧急公函导致了俾斯麦所期待的宣战。 ## 三但是还存在一些更加深刻的关系，有些人也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这就使我们党对于弄清这场战争的真正本质、真正目的有了准备，使它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对这场战争感到意外。导致1914年8月4日事件的过程和动因并不是什么秘密。几十年来，世界大战的准备是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时时刻刻一步不停地进行着。如果说今天各国社会党人气愤地宣布要消灭那种在幕后策划这些残暴行为的“秘密外交”，那么他们是冤枉了一些可怜的流浪汉，认为这些人有秘密的魔力，正如野蛮人把暴风雨归咎于他所崇拜的偶像而去鞭打它一样。所谓命运的操纵者，这一次象往常一样，只不过是被极其强大的历史事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地壳上的变动拨来拨去的棋子。如果说有谁始终明确地在力求理解而且能够理解这些事件和变动，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近代史上的两条发展路线直截了当地导致了今天的战争。一条发展路线还是来自所谓民族国家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时期，来自俾斯麦反对法国的战争。 1870年的战争使德国吞并了亚尔萨斯—洛林，从此法国投入俄国怀抱，欧洲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时代开始了，因此这次战争为今天的世界大火提供了第一批燃料。还在俾斯麦的军队进驻法国的时候，马克思在致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中就写道： “凡是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大叫大嚷弄糊涂的人或者并不热中于去把德国人民弄糊涂的人，都必须认识到，1870年战争必然地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将要发生一场战争，完全同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我说，这是必然的，是回避不了的，除非事先在俄国爆发一场革命，而这是未必可能的。如果不发生那一未必可能的情况，那么，现在就已必须把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看作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场战争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这个胜利者现在的态度。如果德国要取得亚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将同俄国一道对它作战。说明不幸的后果是多余的。”[1] 这样的预言当时是受到嘲笑的；人们以为把普鲁士同俄国联结起来的纽带牢不可破，哪怕只是设想专制的俄国有可能同共和制的法国结成联盟，就会被看作是荒诞无稽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会被看成十足的疯子。不过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一切，却完完全全地应验了。奥艾尔在他的《色当纪念日》中说：“……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它清楚地看出情况是什么样子，并从而同那种盲目拜倒在任何成就脚下的日常政策区别开来。”[2]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事物的联系，即认为似乎是从1870年起就该对俾斯麦的掠夺实行的报复现在使法国同德国的较量成为命中注定的事，似乎今天的世界大战的核心是法国为亚尔萨斯—洛林“复仇”这件大大遭到非难的事。这是德国战争贩子惬意的民族主义神话，他们编造说，阴森森的、一心要复仇的法国是“不会忘记”它的失败的，就象俾斯麦的普鲁士卫士在1866年编造说奥国这个被废黜了的公主“不会忘记”她从前比普鲁士这个灰姑娘更加高贵一样。实际上，为亚尔萨斯—洛林而复仇已经不过是一些爱国主义小丑在装腔作势表演时使用的一件道具，贝尔福之狮[3]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纹章上雕刻的动物了。在法国的政策中，亚尔萨斯—洛林被兼并的事已经过去，正被新的忧虑所代替。法国政府也好，随便哪一个严肃的政党也好，都不会为了亚尔萨斯—洛林而想同德国开战。如果说俾斯麦的遗赠是给今天的世界大火添加的第一块木柴，那么不如说是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它把德国、法国、同时还有整个欧洲推上了军国主义军备竞赛的下坡路，使它们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它使法国同俄国的联盟、德国同奥国的联盟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样一来，一边是沙皇俄国作为欧洲政治的力量因素大大加强了——普鲁士德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为了取得俄国宠爱的处心积虑的竞争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一边是德国同奥匈帝国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了。正象上面引用的德国白皮书上的话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情况的最后结果是今天的战争中的“战斗友谊”。这样，1870年战争的后果是，欧洲在外交政策上以德法对立为轴心分成集团，军国主义在形式上在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但是从此以后，这种统治和那种集团就赋予历史发展以一种崭新的内容。造成今天的世界大战、使马克思的预言得到光辉证实的第二条路线，来自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经历的国际性事件，来自近二十五年来的帝国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复苏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战争时期之后在经过重建的欧洲开始的，特别是在克服了继1873年的创设企业高潮和破产而来的长期萧条之后开始的，这一复苏在九十年代的高度繁荣中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顶点，开始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欧洲各国新的狂飙突进时期：它们竞相向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实行扩张。从八十年代起，一种新的、特别激烈的掠夺殖民地的欲望就发挥了作用。英国强占了埃及，并且在南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殖民国家，法国占领了北非的突尼斯和东亚的东京[4]，意大利进驻阿比西尼亚，俄国完成了在中亚的征服，并向满洲推进，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获得了第一批殖民地，最后也轮到了美国，它占领菲律宾群岛，从而在东亚得到了“利益”。这一疯狂地瓜分非洲和亚洲的时期是从1895年的中日战争开始的，它引起几乎不断的一连串流血战争。在向中国大陆进军时达到顶点，并以1904年的日俄战争告终。所有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在各个方面造成了新的、在欧洲以外的对立；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法国和英国在埃及、英国和俄国在中亚、俄国和日本在东亚、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这是汪洋一片的动荡的大海，尖锐对立的波涛此起彼伏，短暂的同盟时分时合，局势或紧或松，而欧洲列强之间每隔几年就出现爆发一场局部战争的危险，但战争一再被推迟了。每一个人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损害亚洲和非洲各个民族而秘密地、悄悄地进行的战争迟早要导致一场总的清算，它们在非洲和亚洲兴起的风总有一天会反转过来发展成可怕的暴风雨去袭击欧洲，尤其是因为亚洲和非洲的事件产生了使欧洲军备日益加强这一持续的效果。二、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局部的和不断变换的对立集中到一个轴心，即集中到一个主要的强大对立之上，并围绕它而暂时形成集团时，欧洲的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随着德帝国主义的出现，这一局面已经形成。帝国主义在德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的，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这种兴起的纯粹形态。帝国建立之后，这里的大工业和商业的空前繁荣在八十年代表现出资本积累的两种典型的独特形式：这里的卡特尔是欧洲最强大的，银行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其集中程度是最高的。前者使重工业，即同国家供应物资、军备以及帝国主义企业（修建铁路、开掘矿藏等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资本部门成为国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因素。后者使金融资本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总是蓄积着高度能量的密集的权力，一种发号施令，支配和管理国家的工业、商业和信贷并对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同样起决定作用的权力，它能够不受限制地跳跃式地扩大，总是渴望取得利润和采取行动，它是非个人的，因此气魄很大，敢于冒险和没有顾虑；它本来就是国际性的，按照它的整个素质来说，它是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的世界舞台相适应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极其强大的、在政治首创精神方面最敏捷的个人统治和一种极其软弱、无力提出任何异议的议会政治，而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又团结一致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并躲在政府后面，那么可以预料，当这个年青的、浑身充满活力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帝国主义带着很大的胃口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已经几乎瓜分完毕，因此它很快必定成为无法估量的令人普遍感到忧虑的因素。九十年代末德国军国主义政策急剧的转变已经预示上述情况即将来临。它在1898年和1899年接连提出两项海军法案，这意味着将空前地将舰队突然增加一倍，并提出一个庞大的为期将近二十年的海军建设计划。 [5]这不仅是对德国的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所作的相当广泛的改变——1902年的关税率[6]只是追随两项海军法案而来的影子——，而且是社会政策和全部内部阶级关系以及党派关系的进一步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海军法案首先意味着帝国建立以来的指导性外交方针的一次示范性的改变。俾斯麦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的：帝国是一个陆上强国，而且必须永远是一个陆上强国，德国的舰队至多被认为是保卫沿海地区的多余的道具——国务秘书霍尔曼本人1897年3月确实曾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声称：“我们根本不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地区；海岸本身就起保卫作用。”——现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纲领：德国应当成为陆地和海上的第一流强国。这样一来，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变成了世界政策，军备的目的从防御变成了进攻。事实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以致在德国国会本身就可以找到必要的解释。中央党当时的领导人利贝尔在1896年3月11日，即在皇帝在德国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上发表那篇作为海军法案的先声而阐述新纲领的著名演说[7]之后就谈到了“漫无边际的海军计划”，认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中央党另一个领导人舍德勒1898年3月23日在国会就第一项海军法案发出呼吁说：“民众认为，我们不可能成为陆地的第一强国和海上的第一强国。如果刚刚有人对我喊道，我们根本不想这样做，——那我就要说：是的，先生们，你们正在开始，而且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而当第二个法案提出时，同一个舍德勒于1900年2月8日在国会中在提到他从前的所有关于人们不想有一个新的海军法案的发言后声称：“今天的这个补充法案所倡议的既不多也不少，恰恰是要通过使我们的舰队在为期将近二十年内增加一倍而建立世界舰队作为世界政策的基础。”此外，政府本身公开宣布了新方针的政治纲领。当时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毕洛夫1899年12月11日在论述第二项海军法案时说：“当英国人谈到一个Greater Britain（更大的不列颠——罗·卢·），法国人谈到一个Nouvelle France（新的法兰西——罗·卢·），俄国人进入亚洲的时候，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如果我们不建立一支舰队，足以……保护我们的商业和我们在外国的同胞，保护我们的使团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会危害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下一个世纪，德国民族将要腹背受敌。 [8]（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如果删掉保卫沿海地区、使团和商业这些空洞言词，剩下的便是一个简明的纲领：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国家，对其他民族实行铁锤政策。众所周知，这一挑衅首先是针对谁的：新的侵略性的海军政策会使德国成为海上第一强国即英国的对手。这一挑衅在英国也是被这样理解的。海军改革伴随它的关于纲领的演说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此后这种不安一直没有减轻。 1910年3月，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在英国下院就海军问题进行辩论时又说，他胆敢请任何一个人就德国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这件事提出任何一点可以想见的理由，除非说那是打算同英国展开一场斗争。双方十五年以来持续的海上竞争，最后又狂热地建造无敌舰和超级无敌舰，这已经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了。 1899年12月11日的海军法案是德国的宣战书，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对此作了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的这一斗争同争夺世界市场的经济竞争毫无共同之处。 “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据说束缚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今天对这一点是大讲特讲的。这也属于爱国主义的战争神话的王国，而这些战争神话也不能不谈十分严重的法国的“复仇”。那一“垄断”从八十年代起就已成了旧时代的往事，对此英国资本家是感到痛苦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印度、日本，但首先是德国和美国的工业的发展，结束了十九世纪前半期到六十年代的那一垄断。除了英国之外，在最近几十年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按照其本性飞速地发展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英国的海上霸权今天甚至还在使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夜不成寐，据这些正派人物说，这一霸权的摧毁似乎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所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海上霸权——不列颠帝国向五大洲扩展的一个结果——迄今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妨碍却如此之小，确切地说，德国资本主义在它的“桎梏”下以非常快的速度长成了一个脸蛋圆滚的结实小伙子。的确，恰恰是英国本身及其殖民地是德国大工业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基础，反过来说，德国也成了不列颠帝国极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主顾。不列颠和德国两国大工业的发展远远不是互相妨碍，而在很大程度上相依为命，并且在广泛的分工中密切联系起来的，尤其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对这种关系大大有利。因此，德国的商品贸易及其与世界市场的利害关系同德国政策的改弦易辙、同海军建设毫无关系。迄今德国占领殖民地这件事本身同样没有引起它同英国之间的危险的世界规模的对立和海上竞争。德国的殖民地并不需要一个第一海上强国来保护它们，因为它们的状况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尤其没有引起英国对德国的嫉妒。现在它们在战争中被英国和日本夺走了，掠夺使所有者易人，这是战争的一个通常的措施和结果，正如现在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比利时的胃口很大，但在从前，在和平时期，一个人只要不想被关进精神病院，就不会去阐述吞并比利时的计划。为了东南非和西南非，为了威廉的土地[9]或者为了青岛，德国和英国之间恐怕决不会在陆地或海上发生一场战争，而就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今天这场战争的前夕它们甚至还准备好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是要使两个大国着手心平气和地去分配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 [10] 这就是说，德国方面发展海上势力和树起世界政策的旗帜，预示着德国帝国主义要在世界上进行新的和出色的巡逻了。有了第一流侵略性的海军以及与扩建海军同时接二连三扩大的陆军，就第一次为未来的政策提供了工具，而这一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为无可估量的种种可能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建设海军并扩充军备就其本身来说已经成了德国大工业的一笔了不起的大生意，同时为卡特尔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广阔的世界上进一步开展活动开辟了无限前景。这样就保证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投到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民族自由党人是帝国主义重工业的精锐部队，中央党效法他们的榜样，正是随着它在1900年接受了曾被它大声疾呼地揭发的世界政策性海军法案而明确地成为政府党；自由思想党在讨论比海军法案来得晚的、让人勒紧裤袋的关税率时又步了中央党的后尘；容克地主阶级是这一队伍的殿军，它从顽强反对“建立令人厌恶的海军”和开凿运河[11]的立场转变成热心支持海上军国主义、殖民地掠夺和与之相联系的关税政策的破落贵族和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