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1]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1906年）

一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主义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全部著作和言论，几乎都是在大规模地运用这一斗争手段而进行的首次历史试验——俄国革命之前发表的。因此，它们大部分都过时了。就其观点而言，它们的立场同弗·恩格斯基本上一样。1873年，恩格斯在批评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制造革命的活动的文章中写道：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工作（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第234页），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2]

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后数十年里对群众罢工表态时所依据的论据。它完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理论的，即针对那种把总罢工当作与工人阶级日常政治斗争相对立的、发动社会革命的手段的理论。这一论据仅限于指出下述简单的两难处境，要么整个无产阶级还没有强大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因而不能进行总罢工；要么它已组织得足够强大，因而无须进行总罢工。这种论据竟然如此简单明了，而且乍看起来又是如此无可反驳，因此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它作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胡思乱想的逻辑武器，作为在工人当中最广泛地传播政治斗争思想的工具，为现代工人运动建树了卓越的功勋。所有现代国家的工人运动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进步，光辉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捍卫的、与巴枯宁主义相反的政治斗争策略；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象今天这么强大，它之所以能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主要是始终不渝地坚决运用这一策略的直接结果。

现在，俄国革命对上述论据作了彻底的修正。它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我们下面将要进一步阐述的——总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当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议的政治斗争策略或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所作的批判是错误的；相反，目前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阶级斗争新因素和新条件的那些思想与方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的思想与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的实践也是以这些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作为群众罢工思想的第一次历史大演习，俄国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无政府主义的名誉，相反，它倒是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性清算。社会民主党近数十年来在德国的迅猛发展迫使这一思想流派处于可悲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议会政治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延续得很长久来解释。在风平浪静的议会日常活动时期，完全按照“动武”和“直接行动”来设想的、把革命理解成直截了当拿起草叉就干的那种“革命”派别，毕竟可以仅仅暂时停止发展，等到直接的公开斗争时期重新到来时才在街头革命中再活跃起来，并发挥它的内在力量。尤其是俄国，似乎特别适于作无政府主义英雄们试着大显身手的天地。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毫无政治权利，组织也极为薄弱；它的人民的各个阶层形成一群乌合之众，都有大相径庭的各自利益；它的民众的教养很差，而它的统治集团在使用暴力方面却十分野蛮——所有这些，仿佛特别适于让无政府主义起来突然夺取政权，那怕这也许是短命的。最后还有一点，俄国是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诞生地。但是，巴枯宁的祖国却反倒成了埋葬他的学说的地方。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未站在斗争的前列；革命行动及群众罢工的政治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当作“资产阶级政党”而拼命加以反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手中，或者部分地掌握在象恐怖主义的“社会革命党”那类多少受社会民主党影响并与之靠拢的社会主义组织手中；还不止如此，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派别。只是在情况极为困难——各民族的工人混杂在一起，分散经营的小企业占主要地位，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很低——的立陶宛小城比亚韦斯托克，在七八个不同的革命小组当中也有一小撮黄口小儿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竭力助成工人中的混乱和困惑 [3]；前不久，在莫斯科或许还有其他两三个城市里也发现了一小撮这类分子。不过，抛开这几个无政府主义“革命”小组不谈，无政府主义目前在俄国革命中的真正作用究竟如何呢？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了下贱的盗贼和抢劫犯的招牌。私人遭受的无数次失盗和抢劫，大部分都是打着“无政府共主主义”的旗号干的。每当不景气和革命处于暂时守势的时候，这类罪行就会象浊浪一样翻腾起来。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理论，倒成了象尾随革命战舰的一群鲨鱼似的反革命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招牌。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大概已经就此结束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俄国，群众罢工不是作为绕过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而运用戏剧性手法去突然发起社会革命的手段，而是作为首先为无产阶级创造日常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的条件的手段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证明了政治权利和政治条件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反对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而以全力捍卫了这一观点；在把群众罢工当作最重要的武器而加以运用的俄国，劳动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正是为了争取这些政治权利和条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因此，作为马克思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石的历史辩证法，现在已使得过去与群众罢工思想密不可分的无政府主义同群众罢工的实践本身形成了对立；与此相反，过去被看作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对立而遭到反对的群众罢工，今天却成了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因此，如果说俄国革命使得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罢工的旧的立场作彻底的修正，那么在这样做时获得胜利的仍旧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和观点。穆尔所爱的人只能死于穆尔之手。 [4]

二

由俄国发生的事件而导致的对群众罢工问题所作的第一次修正，涉及的是对问题的一般理解。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象伯恩施坦、艾斯纳 [5] 等积极主张在德国搞“群众罢工”试验的那些人，还是象在工会阵营中例如由伯麦尔贝格所代表的坚决反对搞这类试验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基本相同，都是无政府主义观点。这两个表面上对立的极端不仅互相排斥，而且象常见的那样，同时又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来说，他们直接对“大崩溃”的投机，对社会革命的投机只是一个外部的、非本质的特征，他们对待群众罢工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切条件的全部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才是本质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搞“革命”投机的物质前提只有两样东西：首先是蓝色的空气，其次就是他们要将人类从今天的资本主义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善良意志和勇气。无政府主义者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根据推理凭空想出群众罢工就是跨入美好社会彼岸的最短、最有把握、最方便的途径；近来，他们根据冥想又同样地凭空想出，工会斗争是唯一真正的“直接群众行动”，也就是唯一的革命斗争——大家知道，这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工团主义者”最新的异想天开。无政府主放者在这样做时的致命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凭空杜撰的斗争方法总是打错算盘，即纯粹是些乌托邦，而且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把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糟糕现实考虑在内，所以他们在这种糟糕的现实中往往从投机革命突然变成反动派的实际帮凶。

今天，无论是近期内想在德国通过执委员决议为举行群众罢工规定确切日期的那些人，还是象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那样想以“禁止”宣传来使群众罢工问题化为乌有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方法。这两派都是从共同的、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以为群众罢工仅仅是技术上的斗争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诚心诚意地“决定”或“禁止”它，就象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起来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也可以根据决定把它打开来使用。尽管群众罢工的反对者们恰恰认为自己与那些浮在空中硬是不顾严酷的现实及其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不同，认为理应将认识到德国当今局势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这份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们象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的格莱德格林特先生那样 叫喊着“事实与数字，数字与事实！”。工会里的反对群众罢工的人们理解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是指两个因素：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弱小，另一方面是普鲁士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强大。工人没有足够的组织和储金，而普鲁士的刺刀却灼灼逼人，这就是这些工会领袖们在当前情况下制定自己实际政策时所依据的“事实与数字”。诚然，工会的储金和普鲁士的刺刀无疑是十分物质和十分历史的现象，但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观点却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普特卡默的警察唯物主义。资产阶级警察国家的代表也非常而且仅仅注意组织起的无产阶级的实际威力和刺刀的物质威力，并且仍旧能从这两类数字的比较中得出令人镇定的结论：革命的工人运动是由个别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搞起来的，因此，我们用监狱和刺刀就足以制止这种令人不悦的“暂时现象”。

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似乎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这种警察理论的幽默味是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早就领会了的。

几位可爱的同志自愿组成一支夜巡队来警告德国工人提防一些“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危险行为和他们关于“群众罢工的宣传”，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同工会总委员会的某些“秘密”协议欺骗了他们，从而使德国群众罢工无法爆发，因此导演了一场哀婉动人的发泄不满的运动，但是这两件事所表现的观点却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问题取决于革命浪漫主义者点火似的“宣传”，或者取决于党领导的秘密或公开决议，那么俄国直到现在也不会爆发一次真正的群众罢工。1905年3月，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就已强调指出 [6]，在俄国，人们比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都更加不会想到去“宣传”或者那怕去“讨论”群众罢工，至于俄国党执行委员会的那些确实宣布自愿举行群众罢工的个别决定与决议，譬如上次在今年八月解散杜马之后的尝试，几乎全都失败了。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

因此，不是靠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凭空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可以完全同样有力地证明群众罢工是绝对不可能的，是肯定要失败的；也证明它是完全可能的，是无疑会胜利的。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中，证明的价值相同，也就是毫无价值。所以，特别是对“宣传”群众罢工的那种恐惧，它只不过是令人发笑的误会的结果，这种恐惧甚至导致对被误认为犯了这一罪过的那些人一本正经地进行诅咒。把群众罢工当作抽象的斗争方法来加以“宣传”，这是不可能的，正象不能宣传“革命”一样。“革命”和“群众罢工”的概念本身都只表示阶级斗争的表面形式，它们只有同十分确定的政治局势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和内容。

假使有谁想把群众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行动方式列为正规的鼓动的内容并兜售这种“思想”，以便使它渐渐获得工人的支持，那么这将是多余的，也是无聊而乏味的，正象有谁想把革命或街垒战思想当作一特殊的鼓动的内容一样。现在，群众罢工已成了德国和国际工人阶级深感兴趣的中心课题，因为它代表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而且作为这样一种新斗争形式，它又是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可靠标志。它证明德国无产者大众具有健康的革命本能和活跃的智慧，他们不顾工会领导人的顽固阻挠，以如此热烈的兴趣对这一新问题表示关注。但是，要满足工人的这种兴趣，满足这种高尚的求知欲和对革命行动的渴望，我们不能用关于群众罢工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抽象智力游戏去折磨他们，而是应该向他们说明俄国革命的发展情况，这次革命的国际意义，阶级斗争在西欧的尖锐化，德国阶级斗争今后的政治前景，群众在即将来到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只有以这种形式开展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才能扩大无产者的思想眼界，才能加强他们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他们的思想方法，才能锻炼他们的魄力。

可是如果人们采取上述立场，那么反对“革命浪漫主义”的人要打的那场官司就显得十分可笑了，他们指责有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没有准确地遵照耶拿决议的原文。“实际政治家”们对这项决议至少还是满意的，因为它把群众罢工首先同普选权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他们以为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应使群众罢工保持纯粹的防御性质；其二，应使群众罢工本身从属于议会政治，成为它的单纯陪衬。但是耶拿决议在这一方面的真正核心却在于：就当前的德国形势而言，反动统治者对国会选举权所搞的破坏，非常可能成为进入激烈政治斗争时期的因素和信号。在这样的斗争中，群众罢工作为斗争手段或许将首先用于德国。然而，如果想以一项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措词对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现象和问题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历史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和人为地规定，那么这是同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对讨论下禁令毫无二致的目光短浅的作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党代会决议中正式记录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条件由于俄国革命所发生的深刻巨变，证明了党具有革命的发展能力和对下阶段阶级斗争所提出的新要求的适应能力。耶拿决议的意议正在于此。至于说到如何在德国实际运用群众罢工，这要由历史去作出决定，正象历史曾在俄国作出了决定一样；社会民主党连同它的那些决议固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仅仅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