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还是革命？

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引言 [1] 本文的标题乍一看来令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吗？或者说，它可以把构成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吗？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的一组论文 [2] 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论。这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施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写道：“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但是，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如果匆匆忙忙考察一下伯恩施坦的理论，可能觉得这是夸大之词。难道伯恩施坦没有不断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目的吗？难道他自己没有一再重复并明确表示，他也同样谋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吗？难道他没有特别强调他几乎完全承认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实践吗？当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理论发展和政策方面，任何新方针一开始总是以旧方针为依据，尽管新方针实质上同旧方针直接矛盾的，新方针首先适应它所遇到的形式，说已经说过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果实才会脱去旧外壳生长起来，新方针才会获得自己的形式，自己的语言。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表达出它的本质，指望它公开地、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又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理论上的争论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对于工人来说，没有别的侮辱和诽谤比这更大更令人愤慨了。拉萨尔曾经说过：只要科学和工人这两个社会中对立的两极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抡起自己钢铁般的双臂把一切文化障碍扫除干净。现代工人运动的全部力量就建立在理论认识上面 [3] 。〕〔但是〕，认识这一点〔在目前〕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谈论的问题正是他们和他们在运动中的影响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施坦从理论上表述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上风，按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社会改良和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地、深入了解目前同机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只要理论认识仍然仅仅是党内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那它就总是有走上歧路的危险。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 罗莎·卢森堡 1899年4月18日于柏林〕〔由于党内同志的多次建议，我们将《莱比锡人民报》上刊载过的两组文章（第一组：第219-225期，1898年9月21-28日；第二组：第76-78期，1899年4月4-8日）以小册子形式重印出来。罗莎·卢森堡博士同志在这些文章中对伯恩施坦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原则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其中第一组文章已经售缺，这些批评应该以此形式同更大的读者见面，我们在附录中将卢森堡同样发表在《莱比锡人民报》（第42、43、44、47、和48期，1899年2月20、21、22、25和26日）上关于民军和军国主义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以作为认识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必要部分。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说明，也完全同意它对伯恩施坦文章的评论。《莱比锡人民报》〕出版者前言 [4] 考虑到对早已售缺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的大量需要，我们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二版。我们相信这样做可以适应特别是最近在党内明显兴起的理论问题的兴趣，因为这本书以简洁明瞭的形式论述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原则的和科学的问题。作者对这本书作了很多适时的小修改，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除了反对伯恩施坦的论文以外，还增加了作者亲笔写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的都是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读者可以在这本册子里看到从不同方面阐述的关于工资规律、危机、工会、合作社和社会改良等问题。 [1] 本文以1899年《莱比锡人民报》出版的文本为基础。罗莎·卢森堡在1908年的新版本中所作的修改也包括在内。二版中补充的部分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删去的部分用六角括号（〔〕）标明。二版将“引言”改为第一部分。“——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以下脚中二版改动部分一律不再标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编者注 [2]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载于1896-1897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5年卷第1册第164-171、303-311、772-783页；第2册第100-107、138-143页——编者注 [3] 参看费迪南德·拉萨尔《科学和工人》，《拉萨尔全集》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76页。——编者注 [4] 二版的前言。回目录下一篇

一社会主义的方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第一部分 [1] 一社会主义的方法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印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对于伯恩施坦的〔最新〕理论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的反映。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在施杜姆-波扎多夫斯基时代 [2] 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英国机器制造工人失败 [3] 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论，是在萨克森已经修改了宪法 [4] 、国会选举权遭到扼杀 [5] 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的理论！但是，伯恩施坦论述的重点，在我们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见解，而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说的话，当然，那些见解同这些话是有密切联系的。按照伯恩施坦的看法，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而发生总崩溃，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生产越来越分化。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由此可以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得出一个一般结论；它的活动的方针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是通过一次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一致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他的观点的实质，那就〕很难否认，伯恩施坦的见解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如果说伯恩施坦的全部修正归结起来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慢得多，那么，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把一贯人们所主张的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因而在实际上顶多能够得出斗争的速度应当放慢的结论。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伯恩施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把两个东西区别开来：其一，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外部形式。这里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由于自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起来，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生存。人们把这个时机设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有他的一定的理由的，但是，虽然如此，对于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根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伯恩施坦所铲除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他明确地说过：“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想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 [6] 如果是这样，那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和怎样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施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在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即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点，伯恩施坦也是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罗・卢・）决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因为仔细看来，我们上面列举的消除或限制旧危机的一切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全都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 [7]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当做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上升到中间阶层，――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缓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用制度、工会等等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把资本主义保存下来，――因此伯恩施坦才把它们称为“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发端”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同样程度上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只是从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从历史上说是如此。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多余的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灭亡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这已经被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是以它自己赋予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论据，即唯心的论据，而客观的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论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要么社会主义改造一如既往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要么“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使它的矛盾能够消除，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结果。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归结起来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看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空想，或者，社会主义不是空想，那么“适应工具”就必然站不住脚。问题就在这里。 [1] 这是对伯恩施坦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总标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的评论。――卢森堡注 [2] 二版改为“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长眠之后”。卡尔・施杜姆男爵为德国大工业家，德皇威廉二世的朋友，德国国家党的创造人和领袖；阿图尔・波扎多夫斯基-魏纳伯爵是1897-1907年间内务部国务大臣和副首相。他们都激烈反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主张采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编者注 [3] 1897年7月至1898年1月间，英国机器制造工人约七万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尽管英国和德国工人给予强大的声援，仍然遭到了失败。――编者注 [4] 1896年3月27日萨克森实施选举邦议会下议院的反动的三级选举制。――编者注 [5] 1897年1月22日，驻阿尔特纳第9军团司令官阿尔弗雷德・瓦德西伯爵在给威廉二世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要求实行政变废除普选权，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此后，1898年6月，在国会准备选举期间，极端反动人士的一些计划被泄漏，这些计划预定同政府合作取消现行的国会选举权。――编者注 [6] 《新时代》（1898―1899年）第18期555页。――卢森堡注 [7] 《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4页。――卢森堡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资本主义的适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二资本主义的适应在伯恩施坦看来，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制度、改善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先从信用说起，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多方面的职能，但是大家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生产的膨胀能力，充当交换的媒介和促进交换的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求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即私人资本的扩张能力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资本主义方式冲破这个界限的手段，把许多私人资本溶合成一个资本――股份公司，并让一个资本家能够支配别人的资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信用作为商业作为信用加速了商品交换，也就是说，加速了资本回到生产的时间，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很容易看到的。既然，如大家所知道的，危机是从生产的扩张能力和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说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这种矛盾尽可能经常爆发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掉。销路停滞的征候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在它不可缺少的地方却抛弃了交换，在它还存在的地方却证明自己不起作有和没有用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最重要的后果外，还有许多影响。信用不仅向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而且同时刺激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利用别人的财产，也就是说，去进行大胆的投机。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换的不讲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锐化，而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整个交换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和人为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因此，危机这个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互相对抗的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这同时也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信用一般说来怎样才能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适应”，不论从什么方面和用什么形式来设想，它的本质显然只能是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的话，这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而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的一部分则采取了资本利息的形式，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国家干预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总而言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推动它们达到极端，〔它也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不足，〕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过程。因此，在信用方面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撤销信用。像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革命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迷惑人们去制定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改良方案，使像法国的伊萨克・贝列拉这样的主张信用的一些伟大代表，如马克思所说的，变成一半是预言家，一半是无赖 [1] 。经过仔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 企业主联合组织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些组织通过对生产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从卡特尔和托拉斯多方面的经济作用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这还是一个没有被人们研究过的现象。这还是一个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当然，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然而，企业主联合组织即使在它实际应用的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消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上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求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所要求的利润率要低得多。就是说，它的商品在国外销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结果，在国外竞争加剧，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业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最后，整个说来，企业主联合组织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只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确是这样！归根到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某些生产部门中利润率的致命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资本闲置起来，使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种药方和疾病就像两滴水那样一模一样，只能到一定时期用来治疗小病。当世界市场发展到极限，其地盘已被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各国占满，因而销售市场开始紧缩的时候（不可否认，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把一部分资本强行闲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使药物转化为疾病，使已经被这些组织大大社会化了的资本又重新变成了私人资本。尽管在销售市场上为自己寻找一个小小的地盘的可能性日益减少，每个私人资本部分宁愿凭自己的本领去碰碰运气。到那时候，这些组织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而让位于大大加强了的自由竞争。 [2] 因此，整个说来，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们使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斗争推到了极端，就像我们特别是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其次它们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组织起来的资本的优势力量以最残酷的方式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因而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以最尖锐的方式达到了极端。最后，它们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因为它们使普遍的关税战争成为必然伴随的现象，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推到顶端。此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还有直接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因此，从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卡特尔和托拉斯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但是，如果说，信用制度、卡特尔这一类的手段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那怎么会从1873年以来20年之久我们没有看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吗？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施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即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驳倒。同时这也证明，有些人只因为看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两次似乎到了“支付日期”而没有兑现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在形式上的非本质的表面的细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60年代和70年代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危机的周期定为十年，这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不是依据什么自然规律，而是依据同年轻的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的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确定的历史情况。〔我们相信，目前世界市场上的平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人们习惯于把迄今为止发生的巨大的商业危机看作是马克思用图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旧危机。这种图式的最好的证明似乎是大约十年一个生产周期。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假如人们仔细考察一下迄今发生的一切巨大的国际性危机的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就会相信，它们全部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年老体弱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表明它正处在幼年时期的表现。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会立刻明白，在1825年、1836年和1847年，资本主义不可能造成像马克思的图式所描绘的那种周期性的、从完全成熟状态中产生的生产力同市场界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国家正处在襁褓之中。〕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大规模投资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和开设煤气厂的结果。这些事情和危机一样，主要是前十年间发生在英国。接着而来的1836-1839年的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的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狂热地建筑铁路引起的（1844-1847年，也就是说，在三年期间，议会准许签订建筑铁路租让合同价值约达十五亿泰勒！）因此，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危机都是由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新建立资本的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新基础引起的。1857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销售市场，而这又是因为发现了金矿，在法国尤其是因为追随英国的足迹大规模地兴建铁路（1852-1856年法国兴建了新铁路价值约十二亿五千万法郎）。最后，1873年的大危机 [3] ，大家知道，是德国和奥地利开办大工业的直接后果，是这种大工业在1866年和1871年 [4] 的政治事变之后第一次获得迅猛发展的直接后果。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每一次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突然扩大，而不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的缩小，也不是因为它的力量已经用尽。至于那些国际性的危机恰恰都是十年重复一次，其本身纯粹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提出的图式，之所以适用于一切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而不管这些危机是十年一次、五年一次，还是交替出现，每二十年和八年一次。但是，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伯恩施坦的理论缺乏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最近的1907-1908年的危机恰恰在有名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信用、通迅和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但是，整个说来，这个图式更为适合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世界市场被设想为现实的东西。只有这样，危机才能采用那种机械的方式重复发生，这种危机，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中所设想的，产生于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发生突然震动的外部原因引起的。如果我们想一想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像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德国和奥地利在七十年代才进入真正大工业生产阶段；俄国是在八十年代；法国到现在大部分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巴尔干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枷锁；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才同欧洲进行大规模的、经常的商品交换。因此，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到七十年代为止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先前的危机，即所谓的年轻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力量消耗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框将发生致命的周期性的冲撞，即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来一般表现出来的营业不景气过程，即短期的繁荣同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但是，我们正在不停顿地接近于末日的开端即资本主义最后危机时期这一点，恰恰是从暂时规定危机还没到来的那些现象中产生的。如果世界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不再可能由于突然的扩充而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又在不可遏止地大幅度提高，那么，生产力同交换的界限之间的冲突迟早就会到来，而且这种冲突由于反复发生会变得更尖锐、更加猛烈。如果有什么东西特别适合于使我们接近这个时期，能够迅速建立世界市场，又能很快使它力量耗尽，那么这恰恰是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所依据的那些现象――信用制度和企业主联合组织。〕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自己“适应”交换这个假设，以下述两种情况之一为前提：或者，世界市场不受限制地扩大以至无穷无尽，或者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增长受到阻碍，以致不会超出市场的框框。前者在物理上不可能，后者违反了这一事实，即技术革命正在一切生产部门一步一步地前进，每天都在唤起新的生产力。在伯恩施坦看来，还有一个现象是同上面指出过的资本主义事物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这就是他向我们指出的中等企业这个“几乎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标志，即工业的发展并不像按照“崩溃论”所应该期望的那样，起那么革命的和集中的作用。然而，他在这里做了自己错误理解的牺牲品。如果人们以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中等企业就会逐步从地面上消失，那么，这实际上是把大工业的发展完全误解了。小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过程中恰恰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的部门应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大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说什么资本主义中等企业的历史是沿着直线逐步走向灭亡的，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实际发展过程在这也是纯粹辩证的，是在矛盾中不断运动着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一样，也处在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之下。一种是提高它的趋势，一种是压低它的趋势。压低的趋势表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周期性地超过中等资本的范围，因而中等资本一再被抛到竞争之外。提高的趋势表现在：现存资本的周期贬值使生产规模――就最低限度必需的资本的价值来说――在一定时候一再缩小。此外，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领域。我们不能把中等企业同大资本的斗争想得和正规战争一样，在这里，军队中较弱的一方是直接在数量上日益减少的。也可以说是像割草，小资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后它很快又长高，让大资本用镰刀来再割。这两种趋势好比在玩抓皮球的游戏，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是个皮球，结果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最后总是压低〔它的〕趋势取得胜利。但是，这不一定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第二，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上面说的这一点，伯恩施坦知道得很清楚，他本人就确认过。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这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中等企业运动的规律本身。小资本既然是技术进步的先锋，而技术进步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生命攸关的脉搏，那么，小资本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分离的伴随现象，它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中等企业的逐步消失（在伯恩施坦所指的统计上的绝对总数的意义上）并不像伯恩施坦所认为的那样，表示资本主义的革命发展进程，恰恰相反，它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了，昏昏入睡了。“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 [5]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手段被证明是毫无效用的，他认为是适应的征候的那些现象应当归之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编者注 [2] 恩格斯在1894年给《资本论》第三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说：“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的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的被大资本家吃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 [3] 1873年的公司倒闭导致了当时德国十九世纪最严重的周期性产生过剩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1871年德国统一后在经济迅猛发展的高潮中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不成比例的发展造成的。――编者注 [4] 1866年6月15-8月23日奥地利为取得在德国的统治而发动的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的失败，表明在由反动的普鲁士自下而上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战争的结局建立了南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布成立，结束了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行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皇。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由最反动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阶级即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编者注 [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册第241页。――卢森堡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三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三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否定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的“崩溃论”。那么，按照“资本主义的适应论”的观点来看，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伯恩施坦的答复只是一种暗示，试图按照伯恩施坦的思想详细论述这个总问题的是康拉德・施米特 [1] 。按照他的说法，“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监督”，通过立法“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一步降到管理者的地位”，直到最后，“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可以清除脆弱不堪的资本家领导和管理生产的职务”，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可以最终建立起来。可见，工会、社会改良，还有伯恩施坦补充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这就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我们先从工会谈起。工会最重要的职能（伯恩施坦自己在1891年就在《新时代》上解释过，没有人比他解释得更好） [2] 在于它是站在工人一边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即按照劳动力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的手段。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这种行情本身包括：一方面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和自然繁殖造成的工人阶级劳动力的供给；最后，还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这一切都处在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因此，工会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工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让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剥削，哪怕是逐步地取消也做不到。当然，康拉德・施米特把现在的工会运动看作“软弱的开始阶段”，他相信将来“工会对生产本身的调节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产调节一词，人们只能有两种理解：第一是参与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第二是决定生产本身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上，工会的作用会具有什么性质呢？显然，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单个〕资本家的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范围内是一致的。正是他们的急需推动他们去改进技术。相反，单个工人的立场却是直接对立的：任何技术由于会使劳动力的价值贬值，使劳动更紧张，更单调，更繁重。所以它同它直接涉及的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会直接恶化工人的状况。既然工会可以参与生产技术方面，那么很明显，它的参与只能在后一意义上，即代表直接有关的单个工人集团的利益来行动，这也就是反对革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来行动，因为这些利益同技术进步，也就同单个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恰恰相反，工会的行动是反动的。事实上，对于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去发生影响的企图，我们不是要到康拉德・施米特所追求的未来去寻找，而是要到工会运动的过去去寻找。这种企图标志着英国工联主义的旧阶段（到六十年代为止），那时，英国工联主义还同中世纪行会的传统联系着，典型地表现在它遵循“相应劳动的获得权” [3] 这个已经过时的原则。由工会决定生产范围和商品价格的企图，倒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我们最近才看到有这种企图出现，而且又是在英国 [4] 。但是，这些企图按其性质和趋势同上面谈的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工会积极参加决定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归结起来应当是什么呢？那就是工人同企业主结成卡特尔反对消费者，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与之竞争的企业主，这些措施同普通的企业主联合组织采取的方法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根本上说，这已经不再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和劳动力团结一致同消费社会斗争。从它的社会价值来看，这是一种反动的开端，不能构成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阶段，倒不如就恰恰代表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它的实践价值来看，这是一种空想，稍微思索一下就可证明，它决不可能扩展到较大的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一些部门中去。因此，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进行工资斗争和缩短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按照事物的本质来看，这仍然是工会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工会发展的整个进程的方向同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恰恰相反，是要使劳动市场完全脱离同其他商品市场的任何直接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浮动工资表制度使劳动合同一般生产状况至少消极地直接联系起来的企图，现在已经落到事物发展的后面了，英国工联越来越躲避这种作法 [5] 。但是，就在工会运动事实上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它也不像资本适应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完全相反！如果从社会发展较大范围着眼，我们就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就是总的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工会运动胜利发展势力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困难增加的时代。如果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工会斗争还会加倍困难：第一，对于劳动力来说，客观的市场情况恶化了，因为同现在的情况相比，需求增加得要慢，而供给增加得要快。第二，资本本身为了弥补世界市场上的损失会越来越顽固地夺回已经归工人的那部分产品。降低工资不正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吗 [6] ！英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图景。在这里，工会运动不得不日益单纯地保护既得的成果，并且连做这件事也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事物的一般进程。而在这一进程的背面必然是政治的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高涨。在社会改良问题上，康拉德・施米特同样犯了颠倒历史前景的错误。他相信社会改良“同工会组织携起手来给资本家阶级订出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利用劳动力”。在这样理解社会改良的意义上，伯恩施坦称工厂立法是一部分“社会监督”，既然是一部分“社会监督”，因而也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在谈到国家的劳动保护的地方，总是使用“社会监督”一词，他既然这样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他也就可以敢于补充一句：“这就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通过这样的手法，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无辜的劳动保护条例就一变而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措施了。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国家恰恰不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因此，在这里，资本的利益，也就是社会改良的自然界限。当然，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在这方面现在也仅仅是看到“软弱的开始阶段”，相信将来有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无限高涨的社会改良。可是，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同他们设想工会运动的力量的无限发展一样的错误。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一定的客观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这里既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也包括国家的发展，这是这个理论的重点所在。关于前者，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未来发展的图式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他看到生产资料似乎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剥夺，就准备了一个逐步剥夺的理论。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把所有权分为“最高所有权”和使用权。“最高所用权”赋予“社会”，他希望它不断扩大。使用权留在资本家手中使之日益缩小为对他的企业的单纯管理权。这种想法要末是一种无害的文字游戏，不值得认真去考虑，这样，逐步剥夺论就仍然是毫无根据的。要末它是一个关于权利发展的严肃图式，那它就是完全错误的。把所有权分割为包含在其中的各种权限（康拉德・施米特在这里给“逐步剥夺”论找了个藏身之所），是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在这里，生产物在不同社会阶级中的分配是采取实物形式，并且根据领主和臣属之间的身份关系来进行。在这里，把所有权分割为各种不同的局部权利，反映了事先决定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组织工作。随着过渡到商品生产，随着参加社会产生过程的人们之间的一切身份联系的消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私有制）反倒巩固起来了。由于分配不再是通过身份关系，而是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对于参加社会财富的各种权利的计算，就不再是靠分割一个共同对象的所有权，而是靠各人带到市场上来的价值。随着中世纪城市公社中商品生产的兴起，出现了权利关系的第一次突变，在所有权处于分割状态的封建权利关系的娘胎里，培植了绝对的、排他的私有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发展在继续前进。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建立在纯粹交换基础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资本所有权就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变成纯粹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当资本家还是自己领导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联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领导日益变成多余，而且在股份公司中已成为事实，资本所有权作为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名目就完全同个人与生产的关系相脱离，以最纯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现。在股份资本和工业信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主义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像康拉德・施米特所描绘的资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即“从所有者到单纯的管理者”，是颠倒了的实际发展。这种发展正相反，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单纯的所有者。在这里，歌德的诗句用在康拉德・施米特身上是很恰当的：抓在手上的，看起来恍恍忽忽，早已消失的，对他倒真真实实。从经济方面看，他的历史图式是从现代股份公司退到手工工场，甚至退到手工作坊。从法律上看也是一样，是想从资本主义世界缩到封建自然经济的蛋壳中去。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监督”也就同康拉德・施米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监督”起作用的，如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实际上同所有权的一份，同“最高所有权”毫无共同之处。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 [1] 1898年2月20日《前进报》学术副刊。伯恩施坦对于《前进报》关于他的观点的评论，连一句不同意的话都没有说，因此，我们更相信应当把康拉德・施米特的说明同伯恩施坦的说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了。――卢森堡注 [2] 伯恩施坦《关于铁的工资规律问题》第四节，结束语。载于《新时代》1890―1891年第9年卷第1册第600―605页。――编者注 [3] 维伯《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00页以下。――卢森堡注 [4] 维伯《工会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15页以下。――卢森堡注 [5] 同上 [6]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6页。――卢森堡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四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四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在伯恩施坦看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国家发展成为社会。今天的国家是阶级国家，这已经是常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命题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所有一切命题一样，不能固定地、绝对地去理解，而要在流动的发展中去理解。随着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使国家的本质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它不断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不断赋予国家新的职能，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使国家的干预和监督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为将来的国家同社会的溶合，即所谓国家职能归还社会逐渐准备了条件。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在向社会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保护是“社会”对于它的社会生活过程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干预，伯恩施坦也引过这句话，毫无疑问，这句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国家的本质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属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担负了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整个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是相符合的。而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国家才能担负这样的职能。例如，劳动保护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来说，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样，都是同样有直接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只继续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止。如果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同经济进步的利益甚至在资本主义意义上也开始分离了。我们相信这一阶段已经到了，这一点表现在今天社会生活的两个极重要的现象上：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里，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大工业的兴起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今天，保护关税不是用来扶植年轻工业使其成长，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过时的生产形式。〔在一切最重要的国家，特别是恰恰在那些极力推行关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水平几乎是一样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究竟德国向英国多出口商品还是英国向德国多出口商品，都是一样的。从这一发展的观点出发，摩尔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可以走了。而且他必须走了。现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赖的，对某些产品征收关税，就会抬高国内其他商品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工业发展又受到束缚。但是，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是这样了。工业为了自己的发展不需要关税保护，但企业主却需要关税来保护他们的销售。这就是说，关税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抗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保护手段，而是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的斗争手段。其次，关税作为形成和征服国内市场的工业保护手段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它倒成为工业卡特尔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也就是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消费者的社会进行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最后，最鲜明地表现出今天关税政策特征的事实的，现在在关税政策中到处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工业，而是农业，也就是说，关税政策已经变成将封建利益注入资本主义形式并且用来表现封建利益的手段了。军国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是用本来可以怎样或应该怎样的眼光看历史，而是根据它事实上怎样来看历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俄国和波兰，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战争中获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或推动的，不管它们胜利或失败，情况都一样。只要有这样的国家，其国内还有分裂状态或者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需要克服，军国主义也就是起着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作用。今天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同了。〔军国主义已经不再有地盘为资本主义开拓了。〕如果世界政策已经变成可怕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与其说在于为资本主义开拓新的国家，不如说在于把现成的欧洲对立移植到世界其他部分并在那里暴露出来而已。今天无论在欧洲或世界其他部分，手持武器互相对抗的，不是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自然经济的国家，而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达到同样高的水平而迫使发生冲突的那些国家。对于这种发展本身来说，这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就自然只能具有致命的意义，因为它将〔在这一次完全无目的地〕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变革。但是，从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军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正在竞争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切利益同资本主义方式进步本身是毫无关系的。而最好地暴露今天军国主义的这一特殊性质的，首先是军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竞赛而普遍高涨，即所谓受本身内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动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没有的现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命定的性质，但同时它的原因、首先涉及的国家、争执的对象及其他详情却还完全不能确定，军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动力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疾病。在前面所说的社会发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冲突中，国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一样，在政策上同社会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它日益丧失整个社会代表的性质，在同一程度上，它日益变成纯粹的阶级国家，或者说得确切些，国家的两种特性彼此分离了，矛盾尖锐化了，日益发展成为国家本质内部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化。因为，一方面，国家的一般职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监督”增长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性质总是迫使它把它的活动重点和力量手段放在只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领域，即放在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上。其次，由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监督”也就越来越为阶级性质所渗透和支配（可以看看〔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劳动保护措施）。上面所说的国家本质方面的变动，同伯恩施坦当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民主主义并不矛盾，不如说，倒是完全符合的。康拉德・施米特说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甚至是社会的这种逐步社会化的直接道路。毫无疑问，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是最清楚地表明国家向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在这个限度内，它构成了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上面描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中的那种矛盾却极其鲜明地表现在现代议会制中。固然，从形式上看，议会制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点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思想就是完全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作出的一种盘算，只考虑到民主的形式上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另一面即它的实在内容。议会制整个说来不像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由于国家的这种客观发展，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关于“社会监督”的发展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的信条，就成了与现实日益矛盾的空话。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逐步以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良。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两者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社会化，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监督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私有制越来越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国家监督越来越为排他的阶级利益所渗透。因此，国家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权利组织，随着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它们向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傅立叶想用他的法伦斯泰尔 [1] 制度把地上的海水〔一下子〕变成柠檬汁，真是异想天开。但是，伯恩施坦想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1] 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编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改革还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