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还是革命？

五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五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我们在第一章想说明，伯恩施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这是涉及理论根据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又是怎样的呢？最初看来，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迄今为止的通常的实际工作并无区别。工会、争取社会改良和政治设施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通常构成社会民主党活动形式上的内容。因此，区别不在干什么，而在于怎么干。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被看作是逐步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按照修正主义的见解，既然夺取政权没有可能、没有益处，这种斗争应该只是为了取得直接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大社会监督。如果我们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一目的撇开不谈（因为在这点上党内的普通观点和修正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全部区别可以归结为：按照普通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意义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因素准备好。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本身，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赋予它社会主义性质，一句话，在客观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仔细观察一下，这两种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党内普通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深信，通过这些斗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则是不可避免的。用伯恩施坦的观点来看，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前提出发，通过单纯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像我们力图说明过的那样，在事业上纯粹是幻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归根到底也就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了。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们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当人们把它们理解为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仅丧失了它们所捏造的作用，同时也丧失了其他〔唯一可能的社会〕意义，即它们不再是教育工人阶级去实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了。因此，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把全部斗争局限于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方面，也不会使工人运动丧失最终目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目的作为一种趋势也包含在运动本身之内。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的。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来说，如果在进行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之前有一个夺取政权的自觉的坚定的意图作为指路明灯的话，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人们把这种预先确定了的意图同运动分离，首先把社会改良当做目的本身，那么，〔事实上〕社会改良不仅不能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还会达到相反的结果。康拉德・施米特单纯地相信所谓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他以“越吃越想吃”这个简单的谚语为依据，认为工人阶级不完成社会主义变革就决不会对改良心满足。后面的这一假设当然是对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本身的缺陷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在能够创造一个链条般的连续不断的、日益发展的社会改良把今天的社会制度直接引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然而这是一种空想。这个链条按照事物的本质很快就要断了，到那时运动从这一点出发所采取的途径就会是多种多样的。到那时，最直接最可能的结果是在策略上作一些改变，以便用一切办法实现斗争的实际成果即社会改良。一旦直接的实际结果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致力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峻的阶级立场就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单纯的障碍。因此，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用正确的德语说是贿赂政策）和调和让步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运动也不可能长久停留。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空壳，那么不管人们采取什么策略，下一步在逻辑上就会是对社会改良产生失望了。这也就是说，对教授之流 [1] 正在停泊的避风港失望了。他们在社会改良的大海上漫游之后，已经决定让一切听天由命 [2]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在任何环境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如果像修正主义那样，不承认前者，又拒绝后者，那么工人运动就会起先降低为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并且由于本身的重力最后落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修正主义理论，并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观点的一般性质是什么？那么上述那些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伯恩施坦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道否认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相反，他在理论上也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是以这种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的依据不是认为消灭这些矛盾要通过自己本身的彻底发展。这一点是他的观点的一般核心，也是同迄今为止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他的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不愿意〔让〕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矛盾的尖端消灭矛盾，而是宁愿折断矛盾的尖端，缓和矛盾。因此，〔按照他的理论〕，危机的终止和企业主联合组织的建立应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应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监督的发展和民主制的发展应该缓和阶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待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端并且到那时才发生突变。相反，我们只是依据已经认识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在政治斗争中使它的后果发展到极端，〔人们预见到这种发展，人们可以说是打折扣预支进一步的客观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站在使发展了的矛盾完全成熟的基地上，〕这是任何革命策略一般具有的本质。因此，例如对于关税和军国主义来说，社会民主党即使在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也要与之斗争 [3] 。但是，伯恩施坦的策略根本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上面，而是建立在矛盾的缓和上面。他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对于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这种观点什么时候才会是正确的呢？今天的社会的一切矛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继续朝着迄今已知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必然会不可分割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矛盾将会尖锐化而不是缓和。因此，反过来说，矛盾的缓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碍为前提的。总之，伯恩施坦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止。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自己对自己作了判决，而且这种判决有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这个理论暴露出空想性质（显然，发展停滞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所作的说明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来看，这个理论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是这样的，那么怎样解释，或者也可以说，怎样说明伯恩施坦理论观点的特征呢？伯恩施坦在他对于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经济前提，即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清楚了。我们看到，不论信用制度还是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论危机的暂时停止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象征。但是，上面所说的适应论的一切细节（姑且不论它们的直接错误），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部分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的关联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开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这样。如果人们把信用看作是交换的一个自然发展的更高阶段，而且同资本主义交换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有联系，那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似乎是什么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像不能把货币本身、商品和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但是，信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有机的一环，在这一点上，它毫不亚于货币、商品和资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同它们一样，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也是一个破坏工具，因为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对于卡特尔和完善的交通工具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伯恩施坦把危机的停止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候，这同样表现出他的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经济机器中的故障，如果危机停止了，这部机器就可以正常地运转。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故障”，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故障，但没有它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进行。危机，简单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因此它是周期地解决生产的无限扩展能力和销售市场的狭小的框子之间的矛盾的完全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实，那么，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故障”的进程中反倒存在着一种比危机本身更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换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资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资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资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使一部分活动中的资本停顿下来，恰恰是它反倒起了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资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地盘。所以危机好像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停止（如果不仅是在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时期停止，而是根本不出现危机）就会不是像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而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构成整个适应论的特色的机械的理解方法，使伯恩施坦既看不到危机是不可缺少的，也看不到中小资本周期性的不断增长的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小资本的不断复活是资本主义停滞的标志，而不是事实上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当然，有这样一个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上面所讲的一切现象实际上就像“适应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单个资本家的观点，他们了解的经济生活的各种事实是被竞争规律所歪曲了的。单个资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经济整体中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其次，他只是从对他，即对个别资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单纯的“故障”或单纯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上只是故障，而危机的停止可能保证资本家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他不充分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对他来说，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论不过是单个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难道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述上没有表现出庸俗经济学的实质的特点吗？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正是建立在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的错误的理解上。例如，正像伯恩施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对市场需要的巧妙的“适应手段”一样，它也是从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寻找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施坦一样，也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到底，它也同伯恩施坦的理论一样，总是想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给资本主义的伤口贴膏药。换句话说，它采取的是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种空想。因此，修正主义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1] 指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和路・布伦坦诺。他们都是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2] 1872年，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教授在爱森纳赫召开了一次大会，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以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奥本海姆讽刺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尖锐化的时候，这些“讲坛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以议员资格投票拥护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期限。此外，这个同盟的全部活动就是常年开大会。在会上以各种题目宣读一些学术性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著已由该同盟出版了100多部。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也放弃了，而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的问题去了。 [3] 二版改为“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们的反动性质完全暴露时再进行斗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一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第二部分 [1] 一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由于这一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模模糊糊憧憬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伯恩施坦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论证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发展。最初，在《新时代》杂志上，他只是否认工业集中的速度，他依据的是1895年和1882年德国工业统计对比材料。而为了利用这个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得不采用纯粹累计的和机械的方法。但是，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伯恩施坦用他关于中等企业顽强性的论证也丝毫不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分折。因为这个分析既没有把工业集中的一定速度即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一定期限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把我们已经指出过的〔第17页 [2] 〕小资本的绝对消失或小资产阶级的消失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伯恩施坦在书中进一步发挥自己观点的时候引证了新的证明材料，这就是股份公司的统计材料。他以为统计材料表明股东在不断增加，因此资本家阶级不是减少了，而相反地越来越增加了。伯恩施坦多么不熟悉这些材料，多么不懂得为了自己的利益运用这些材料，真是令人吃惊！如果他真的想用股份公司证明什么违反马克思的工业发展规律的东西，他本来应该使用别的材料。每个了解德国股份公司历史的人都知道，平均投入每个企业的创业资本几乎是不断减少的。这种资本在1871年以前约一千零八十万马克，1871年只有四百零一万马克，1873年三百八十万马克，1883-1887年不到一百万马克，1896年只有五十六万马克，1882年六十二万马克，从那时以来，总额在一百万马克上下摆动，但它又从1895年的一百七十八万马克降到1897年上半年一百一十九万马克了。 [3] 多么惊人的数字！伯恩施坦大概会利用这个数字制造一个由大企业退回到小企业的完全反马克思的趋势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反驳他说，如果你想用这个统计材料证明什么，那你就必须首先证明，这些统计材料指的是同样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小企业代替了原来的大企业，而小企业不会在当时有单个资本或有作坊或有细小企业的地方出现。但是你是无法作这样证明的，因为大股份公司过渡到中小股份公司只能用股票业务不断渗入新的部门来解释，而且如果在开始时它只适用于少数大企业，那么现在越来越适用于中等企业，有些地方甚至适用于小企业了。（用一百马克以下建立的股份公司也出现了！）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中等的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而且是这一理论的可以想象到的最辉煌的证明。的确是这样！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把许多小的货币资本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联合成一个经济单位，另一方面，是生产同资本所有权脱离，因此，这在两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引证的统计材料中所说的参加一个企业的股东数目很大又说明什么呢？这只不过说明，现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像过去那样相当于一个资本所有者，而是相当于大批的、人数不断增加的资本所有者，因而“资本家”这个经济概念不再是指“个人”，今天的工业资本家是一个集体，是由几百甚至几千人组成的，“资本家”这个范畴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里变成社会范畴了，它社会化了。既然如此，伯恩施坦把股份公司这个经济现象恰恰反倒理解为资本的分散，而不是资本的集中，在马克思认为是“资本所有权扬弃” [4] 的地方，伯恩施坦看到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扩张，这又怎么解释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谬误来解释：因为伯恩施坦理解的资本家不是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纳税单位，他理解的资本，不是一个生产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因此，他在英国纺线托拉斯看到的不是一万二千三百人合为一体，而是看到整整一万二千三百个资本家，因此，在他看来，工程师舒尔采也是个资本家，因为他从食利者缪勒那里得到了“一大笔股票”作为妻子的妆奁（见54页） [5] ，因此，在他看来，全世界密密麻麻一大片都是“资本家”。 [6] 但是，这里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庸俗经济学的谬论只是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基础。当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个概念从生产关系搬进财产关系中去，“不谈企业主而谈人们”（第53页）的时候，他也就把社会主义从生产范围搬进财产关系范围，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搬进贫与富的关系中去了。这样一来，我们就顺利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被带到《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的作者魏特林那里去了，只是有一个区别：魏特林正是运用正确的无产阶级本能在原始形式的这个贫富对立中认识到阶级对立，并且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杠杆，而伯恩施坦则相反，他是通过化贫为富即抹杀阶级对立的办法，也就是采用小资产阶级的手法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当然，伯恩施坦不仅限于收入统计材料。他还拿出了企业统计材料，而且有许多国家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统计材料呀？这不是每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可以比较的材料，而是不同国家一个时期的材料。因此，他不是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企业组成情况作比较（除德国外，他重复了过去1895年和1882年的对比情况），而只是把不同国家的绝对数作比较（英国是1891年的，法国是1894年的，美国是1890年的，诸如此类）。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企业今天事实上在工业中已经占优势，那么把依靠它的企业一起计算进去，即使在普鲁士这样先进国家，最多只代表生产人口的一半 ”，在整个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情况也是一样（84页）。他用这种办法要证明的，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而只是不同企业形式或者说不同行业的绝对力量的对比。如果这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么这种证明所根据的理论是，决定社会意图结局的，是斗争双方的数量上的、物理上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是单纯的暴力因素。伯恩施坦处处反对布朗基主义，但他在这里犯了最严重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布朗基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派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可以实现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指望暴力革命，甚至是少数人的暴力革命。但是，伯恩施坦却相反，他根据人民在数量上没有达到多数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获得自己的最终目的既不是依靠少数人的胜利的暴力，也不是依靠多数人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依靠经济必然性和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这种必然性引导人民群众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必然性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上。在谈到最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问题时，伯恩施坦本人只否认大的、普遍的危机，而不否认局部的、个别国家的危机。因此，他只是否认太多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却承认存在一点无政府状态。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用马克思的说法――就像那个怀了孩子的傻处女一样，孩子“不过是那么一点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像无政府状态这样的事，一点和很多是同样糟糕的。如果伯恩施坦承认有一点无政府状态，那么商品经济的机构本身就会注意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强化到极大的程度――直到崩溃。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保持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希望使这一点无政府状态逐步溶化在秩序和协调之中，那么他又犯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交换方式看成了不以生产方式为转移的东西。 [7] 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里暴露了他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惊人的混乱，要把它和盘托出，这里不是适当的地方。但是，有一点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问题有关，我们应当简单说明一下。伯恩施坦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抽象，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句很不体面的话。但是，如果劳动价值是一种抽象，一种“思想映象”（第44页），那么，每个服了兵役、纳了税的正直公民，都同马克思一样，有权把任何无稽之谈制造成这样一个“思想映象”，也就是制造成价值规律。“本来可以容许马克思把商品的属性忽视到这种程度，使商品终于仅仅成为一定量的简单人类劳动的化身，正像可以让柏姆-杰文斯 [8] 学派自由地把除了效用以外的商品的一切属性抽象掉一样”（第41-42页）。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门格尔的抽象效用都是一样的，都纯粹是抽象。可见，伯恩施坦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现实到可以拿来剪裁、锤打、秤量和模压。马克思发现的抽象人类劳动，其发达形式不是别的，正是货币。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天才的经济发现之一，而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农学派到最后的古典学派，货币的神秘的本质一直是一本不可理解的天书。相反，倒是柏姆-杰文斯学派的抽象效用事实上只是一种思想映象，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没有思想的映象，是一种不能张扬的愚蠢，这既不能由资本主义社会负责，也不能由任何别的人类社会负责，唯一应该负责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伯恩施坦、柏姆、杰文斯和他们的一大批伙伴一样，头脑里装着这种“思想映象”，就是在货币的秘密面前再站二十年，也只能得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又是不用他们指点任何皮鞋匠也早已知道的：货币也是一种“有效用”的东西。可见，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窍不通。但是，凡是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了解的人，不用多说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些说，如果不了解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就必然是一个谜。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封建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利润率学说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这一点也是衡量伯恩施坦在他的书的结尾关于“二元论”（“分裂”）的一段话的尺度。他说：“二元论”“贯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在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也就是回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罗・卢・），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第117页）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当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二元论看成“空想主义的一种残余”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张坦白的供状，说明他否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上存在的二元论，否认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说明社会主义本身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空想主义的残余”。一元论，即伯恩施坦的一致性也就是永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致性，是放弃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以便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人类发展的终点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但是，如果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看不到分裂即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为了至少是在形式上挽救社会主义纲领，他就不得不求救于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唯心主义结构，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可见，资本主义用以装扮自己的伯恩施坦的“合作原则”这个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最稀薄的“提炼物”，不是他的资产阶级理论对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让步，而是对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过去的让步。 [1] 这是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斯图加特版）的评论。――卢森堡注 [2] 参看本卷第87-89页。――编者注即小册子的第一部分《二资本主义的适应》一节中，「因此，到现在为止，引起商业危机的原因」到该节结束的部分。――录入者注 [3] 见王德博尔得《政治科学手册》。――卢森堡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编者注 [5] 本文中以下罗莎・卢森堡在圆括孤内注明的页码均为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6] 注意！伯恩施坦显然认为，小股票的大量推广是社会财富已经开始把它的股票之福降于小民的证明。实际上，除了小资产者或者甚至工人以外，谁还去购买例如1分尼或20马克这样的小股票呢！很遗憾，这个假设是根据一个错误的计算得来的：用的是股票的票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而这是两回事。可以举个例子。在采矿业市场上，其中就有南非边区的股票交易。其股票大部分的票面价值是1分尼（等于20马克）。但它目前的价格已经是43分尼（见3月底的行情表）。也就是说，不是20马克，而是860马克。一般情况平均都地如此。因此，“小”股份虽然听起来很民主，实际上大部分是中等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票据”，而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按票面价值获得这种股票的人，在全部股东之中只占极小部分。――卢森堡注 [7] 二版册去了这里的一个脚注：〔“的确，伯恩施坦对我们刊登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第一组文章的有些地方的答复是相当广泛的，不过他还是露出了自己的狼狈相。例如，他为了轻易地答复我们关于他对于危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批评，竟认为我们把马克思的整个危机理论变成了未来的音乐。但这是随意曲解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说的仅仅是危机的通常的机械的周期的图式，确切些说，是仅仅适合于充分发展了的世界市场的十年一次循环的危机的图式。至于谈到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内容，我们认为它是对机构（Mechanismus）的唯一科学的表述，也是对迄今发生的一切危机的内在经济原因的唯一科学表述。伯恩施坦对于我们其他的批评的答复更加令人吃惊。例如，卡特尔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提供对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因为它们（如制糖业所表明的）只是在世界市场上造成了尖锐的竞争。对于这一点伯恩施坦回答说，这固然是对的，但是英国制糖业的尖锐竞争却有力地促进了果酱和罐头的制造（第78页）。这个回答使我们想起了奥伦多尔夫的语言自修课本第一部分中的会话练习：“袖子短但是鞋子小，父亲个子高但是母亲已经睡觉了”。我们说，信用也不可能是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适应手段”，因为它使这种无政府状态反倒更为加剧。伯恩施坦对于我们的这个论证也用同样的逻辑回答说：信用除了有破坏性外，还有积极的“创造”性，这一点连马克思也是承认的。对于那些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看到了社会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一切积极出发点的人来说，关于危机的这个论据是一点也不新鲜的。这里争论的问题是，信用的这种积极的、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特征性是否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实现，信用是否像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还是像我们所指出过的那样，它本身反而蜕变为相反的东西，只会使无政府状态更加扩大。伯恩施坦一再重复的“信用的创造能力”（这的确是整个辩论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在理论方面向来世逃避”，即向讨论范围以外的来世逃避。〕 [8] 欧根・柏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编者注现译作，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录入者注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所谓的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二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我们已经看到，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在他发表在《新时代》上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他让别人只看到一些几乎不可理解的暗示，而在他的书里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他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即通过工会或者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通过经济民主，再就是通过合作社。他想通过第一条道路抓工业利润，通过第二条道路抓商业利润。就合作社而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二重物，是在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交换统治着生产，而且由于竞争的缘故，肆无忌惮的剥削即生产过程完全受资本利益支配成了企业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必须尽量使劳动紧张，必须完全依据市场状况来缩短或延长劳动时间，必须完全依照销售市场的要求吸收劳动力或辞退劳动力，把他们抛到大街上去，总之，必须运用大家知道的一切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进行竞争。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工人必须服从充满矛盾的必要条件：他们必须用完全必要的专制制度来管理自己，必须对自己行使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这种矛盾也就把生产合作社引向毁灭，因为它要末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要末在工人利益居于统治地位时就得瓦解。这也是伯恩施坦本人证实过的事实，但是他理解错了，因为他跟在波特・维伯夫人 [1] 后面认为英国生产合作社垮台的原因是缺乏“纪律”。这里他肤浅地称之为“纪律”的东西无非是自然发生的、绝对的资本制度，工人当然不能把这种制度用在自己身上。 [2] 由此可见，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只有当它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消除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巧妙地逃避自由竞争的规律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它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保证自己一开始就有一个销售市场，有一批固定的消费者。作为这种辅助手段为它服务的正是消费组合。伯恩施坦曾经探讨过为什么独立的生产合作社会垮台，只有消费组合才能保证它存在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购销合作社（或者像奥本海默曾想起过的名称）的区别。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同消费组合的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那就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生产合作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少量的地方销售和少量的直接必需品，主要是粮食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最重要的部门，如纺织、煤炭、冶金、石油、机器、机车和造船工业一开始就排斥在消费合作社，从而也是生产合作社之外。因此，撇开生产合作社的二重性不谈外，它也根本不可能具有普遍的社会改良的性质，因为如果生产合作社普遍实行起来，它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取消世界市场，把现存的经济拆成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生产和交换团体，也就是说，实质就是要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中世纪的商品经济中去。但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也必然要下降为消费组合的单纯的附属品，而消费合作社则因此成了站在前面充当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这样一来，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分枝的斗争。至于工会，在伯恩施坦看来，它应该是反对生产资本剥削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不论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技术方法方面，工会都不能保证工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至于纯粹经济方面，即伯恩施坦所说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斗争”方面，我们也已经指出过，这个斗争不是在自由的蓝色天空中进行，而是在工资规律的一定界限内进行；这一斗争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只是使这个规律得以实现。如果人们从另一方面观察一下这件事，并且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的职能究竟是什么，那么，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所起作用就是向工业利润率实行真正的进攻，逐步把它溶解到工资率之中。但是工会根本没有能力实行反对利润的经济进攻政策，因为工会〔恰恰〕不过是劳动力对利润进攻实行的防御，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实行的防卫，理由有两点：第一，工会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去影响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市场状况的任务，但是，由于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新商品不断涌入劳动市场，这种组织就会不断地受到破坏；第二，工会的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享受社会财富的份额，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份额就像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一样，注定要不断下降。要看到这最后一点，无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手中拿着洛贝尔图斯 [3] 的《社会问题说明》就行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进程使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经济职能方面成了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 [4] 。但是，如果工人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场行情应得的工资，如果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应当加以实现，如果要麻痹，或者更确切些说，要减轻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那么西西法斯的工作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要把工会变成逐步减少利润增加工资的手段，那么首先要以两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第一是中间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停止增长；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提高，这两种情况，也和消费合作社经济的实现一样，都是回到大资本以前的状态。可见，伯恩施坦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即合作社和工会，对于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已经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其实伯恩施坦自己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一点，他把它们只是看作可以撕下一些资本主义利润并用以使工人致富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放弃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而把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斗争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伯恩施坦一再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争取“公平的”、“较公平的”（见他的书第51页）、甚至“更加公平的”（《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的分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自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党的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因此，社会民主党为争取全部经济社会化而斗争时，它当然也要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是，根据马克思的考察，一定的分配不过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然的、合乎规律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框框里的分配，而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本身。一句话，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分配，而伯恩施坦的方法则相反，他想同资本主义的分配作斗争，并且希望通过这条道路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发展趋势吗？根本不是，因为，第一，他否认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所希望达到的生产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则。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经济的。在他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经济关系之后，他不能给他的纲领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论据，他不得不抓住唯心主义的论据不放。我们听到他说：“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呢？”（《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因此，伯恩施坦实现公平分配靠的是人类的不依赖于经济必然性的自由的意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既然意志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那就靠公平的理解力，总之，靠公平的观念。好了，我们幸运地找到公平原则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促进手段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唐吉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把贫富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把“公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公平观念作为唯一的历史身份证―― 这一种社会主义，五十年前魏特林曾经主张过，并且有力得多，聪明得多，光辉得多！当然，这位天才的裁缝当时还不知道有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今天在半个世纪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撕成碎片的魏特林的〔全部〕观点竟幸运地被重新缀补起来，当作科学的最新发现献给德国无产阶级，那么这件事也要归功于一个裁缝，但决不是天才的裁缝。 ※ ※ ※ 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是修正主义理论的经济支柱，那么，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民主的不断向前发展。今天发生的反动在修正主义看来不过是“痉挛”，是暂时的，偶然的，在制定工人斗争的总方针时可以不必加以考虑。〔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伯恩施坦就反动的持久性在向他的朋友作出口头的和书面的保证的基础上想些什么，而在于民主和实际的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客观联系。〕例如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他看来，正如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制是一般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基本规律，民主制的实现必然要促进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起作用的力量。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对最近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短短时期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肤浅的生搬硬套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民主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也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政治历史，那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关于前者，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即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古代奴隶国家、在中世纪的城市公社中，都〔一再〕看到民主制。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同样也遇到专制制度和立宪的君主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作为商品生产的形式――在城市公社中创立了〔纯粹〕民主的宪法。后来，在发展到它比较发达的形式即工场手工业的形式时，它却把君主专制当作它的适当的政治形式。最后，作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它在法国交替生产了这样一些政体：民主共和国（1793年）、拿破仑第一君主专制、复辟时期的贵族君主制（1815-1831）、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后来又是民主共和国，又是拿破仑第三的君主制，最后第三次出现了共和国。〔从共和国方面说，它似乎正处在垂死状态。〕在德国，唯一实际的民主设施――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在政治上把各个小邦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意义，他们过去却满足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在俄国，资本主义长期在东方式的专制制度下繁荣成长，资产阶级没有一点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地利，普选权大都成了这个四分五裂的王朝的救生圈。〔第十四条 [5] 的统治证明，它与真正的民主的联系多么少。〕最后，在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民主成果――普选权毫无疑问同军国主义的软弱有关系，因而同比利时的特殊地理政治状况有关系。而且首先是这“一点儿民主”不是由资产阶级争来的，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得来的。由此可见，民主的不断高涨（我们的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样都以为这是人类历史的、至少是现代历史的根本规律），仔细看来不过是空中楼阁。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建立普遍的绝对的联系。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形式都是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总和的结果，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有一切层次，从专制君主制到民主共和国。因此，如果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范围内也不顾民主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而只注意资产阶级历史的现阶段，那么，我们会看到，就在这里，在政治形势中包含的因素，也不会导致实现伯恩施坦的计划，恰恰相反，倒是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放弃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对于资主阶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它对于小国的相互结合和现代大国的建立所必需的限度内（德国、意大利），〔它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这时才会带来内在的有机的接合〔，而且政治民主的绷带就可以取掉，不会给资产阶级社会的机体造成危险〕。在把整个政治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从半封建或封建机构改造成资本主义机械方面，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在历史上同民主不可分离的改造今天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国家制度中的纯粹民主成分即普选权和共和制国家形式已经可以取消，而用不着使行政、财政和国防等等回到三月 [6] 以前的形式。如果这样的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已经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那么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已经成为直接障碍。这里有两个恰恰支配着当前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的因素需要加以考察：世界政策和工人运动 ――两者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的两个不同方面。世界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尖锐化和普遍化，使作为世界政策工具的陆海军国主义，在〔所有〕大国的对外对内生活方面都成了决定性因素。但是，既然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由于同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和经济意图关系，毫无疑问〕是现阶段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就理应沿着下降路线运动。〔最鲜明的例子是：西班牙战争 [7] 以来的北美同盟。在法国，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局势使战争暂时不可能发生，共和国才得以生存下去。如果发生了战争而证明法国没有为世界政策而武装起来，那么，对法国第一次在战场上的失败的答复就会是，宣布在巴黎建立君主制。〕在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最新的〕时代（是从1893年开始的）和从占领胶州 [8] 开始奠基的世界政策立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方面获得了两份献礼：自由主义的垮台和中央党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最近的1907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殖民政策的旗帜下格斗过来的。这次选举同时也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坟墓。围绕着新的军事提案发生争论，使德意志自由党分裂为自由联盟和自由人民党。1893年7月15日，除社会民主党外，自由人民党和中央党也投票反对军事提案。但是，中央党却竭力维护政府的反颠覆法案以及其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措施。如果对外政策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那么，对内政策对力求上进的工人阶级的影响也不少。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贪食奇谈”，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图要对自由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以便把吓得要死的自由主义再从反动的耗子洞里引诱出来。但是，伯恩施坦既然认为今天消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前提，他自己也就最清楚地证明：正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今天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产物，民主制在同样程度上也与这一趋势发生着矛盾。但是，他这样一来也证明了别的事情。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作为复活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反过来也就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多么不可能。在这里，伯恩施坦的推理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的结论“贪食”了它的第一个前提。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很简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蒸蒸日上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面前吓破了胆，根据这一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的生命力不是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增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伯恩施坦在1899年3月26日《前进报》上对考茨基所作的“回答”的结尾宣称，他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实际部分，他只是反对这一纲领的理论部分。尽管如此，他显然相信，他还有权在党的行列中前进，因为“理论（部分）是否有一个命题同我关于发展进程的观点不再相符合”又有什么“重要”呢？这个说法在最好的情况也表明，伯恩施坦完全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同它的一般原则的联系，用同样的话不再说明同样的事情对伯恩施坦来说和对党来说究竟有多少。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从伯恩施坦自己的理论中社会民主党可以得到一个起码的认识，这就是，取消了原则基础，全部实际斗争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目的，放弃了最终目的，运动本身也必然要灭亡。〕 [1] 比阿特里萨・波特・维伯（1858-1943）――悉尼・维伯的夫人。悉尼・维伯（1859-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和妻子比阿特里萨・波特・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编者注 [2]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3]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编者注 [4] 西西法斯（Sisyphus）――希腊神话中，西西法斯是哥林多的王，被罚在冥府运巨石到山顶，石滚下山坡，又得再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结果。――译者 [5] 指奥地利宪法第14条。这一条款规定，没有奥皇及内阁的批准，不得发布命令。其目的是便于当局利用一切手段来镇压人民起义。――编者注 [6] 指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编者注 [7] 指帝国主义第一次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美西战争。――编者注 [8] 指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胶州湾事件。――编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改革还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