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末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虽然甚至在防卫一个市区时——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时——也是必要的条件，但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自然是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设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斗争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暴动者、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末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没有增长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速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霰弹发射的大炮，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末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末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都需要有特种子弹，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门适合的作战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 [518] 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他们也同样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向敌人要求，要敌人把军队排列成像在老弗里茨 ［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时代那样的阵式，或是排列成像在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 [519] 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里持着燧发枪。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在法国，虽然在一百多年以来地基已被好几次革命挖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干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情况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 [520]，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一致认定再不能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 ［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即年轻的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 真正 “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 [521] 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编者注］ 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 [522]，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 我们 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 我们 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 我们 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祖传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 [523] 而这些推翻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竟在那里埋怨变革！Quis tulerit Gracchos de seditione querentes？〔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 ［注：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 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变革呢？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让他们把全部刑法都变成橡胶式的东西吧，——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要给社会民主党以严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鲍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给他们指明了可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驱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regis voluntas supremalex！〔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 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 ［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在几乎整整一千六百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曾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活动过。这个变革党曾经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是没有祖国的，它是国际性的；它蔓延于帝国各处，从高卢直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工作，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已感觉到自己充分强大，能够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变革党，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军团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占统治地位的异教教会的祭典而在那里行军礼时，属于变革党的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迫害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对社会党人的（请原谅，我该说反对基督徒的）法律。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了，正像在萨克森禁止了红手帕一样。基督徒被剥夺了担任国家职务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充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克勒尔先生那个防止政变的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迪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报复了基督徒。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过了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就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摘要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1895年版条样，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508]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 从1895年3月6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草案被否决）。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版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做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 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把恩格斯说成是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拥护者。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保卫者。感到非常愤懑的恩格斯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了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的重要性。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把“前进报”在发表导言上的这种不光彩做法告诉了他。 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专门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不再存在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危险之后，导言的全文也还是没有被发表。 可是，即使经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要用改良主义精神来解释这个文件，就必须粗暴地伪造恩格斯的观点，就像爱·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掌握着导言的手稿，但不让读者看到导言的全文，他们只字不提迫使恩格斯在校样上作某些删节的客观情况并对导言公开发表的文本进行歪曲，他们通过这一切办法做出诽谤性的断言，说什么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他们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中重新审查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几乎站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以虚假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 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Д？ло》）杂志第1册上。 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591页。

[513] 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两个保皇集团组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第598页。

[518] 1870年9月4日，在得到关于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194）的消息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在得到关于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败和梯也尔根据国防政府的委托开始同普鲁士人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后，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和决定在11月1日进行公社选举。但是政府利用了巴黎革命力量组织性差的情况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违背自己关于辞职的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 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卷第220页。——第606页。

[519] 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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