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

第十二章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超帝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四篇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未来第十二章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和“超帝国主义” 1．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历史必然性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2．关于超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协定）问题的经济探讨；世界性托拉斯的抽象的经济可能性。3．具体的预测；组成托拉斯的经济条件与这些条件的稳定性；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与民族化；帝国主义政策对资产阶级的重要性。4．战胜帝国主义和使这种战胜成为可能的条件。法国有句谚语说：“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然而，不是一切谚语都表述正确的思想。这里我们所谈的就是一个显然错误的观念。要理解一个事物，就是要认识这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或若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下，已经被正确理解了的现象，都应当加以宽恕。如果这样，那末用“道德家”的语言称之为“罪恶”的一切现象，就永远与人类的理性隔绝了：既然罪恶是不能宽恕的，那它显然就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地，只有在我们理解了一个现象时，才能对这个现象加以评价，也就是说，才能判断它究竟是真是伪，是对是错，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所以，即使在我们决不倾向于“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首先应当“理解”。这个基本真理，对于历史上的事件也是适用的。要理解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要说明这个事件是某一历史原因或几个历史原因的结果。换句话说，不是把它看作毫无原因的“偶然的”存在，而是把它看作一定条件的总和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果关系的原理就是必然性（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历史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这整个链条上的各环节，都是“必然性”的产物。但如果从这个原理得出政治上的宿命论，那就荒谬之至了。因为就阶级社会来说，历史事件不是超乎人民的意志，而是通过人民的意志，通过阶级斗争才发生的。各阶级的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一定的环境所决定。在这一点上，丝毫也没有“自由”。可是，这种意志又成为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抹杀了人民的活动，抹杀了阶级斗争，那末就是抹杀了全部历史进程。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是统治阶级理论家想出来以便战胜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我们都听到了这样一种流传颇广的诡辩，说什么预言资本主义以后的制度必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象为月蚀的到来而奋斗的一伙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在寻求把自己的愿望作“严格的科学的”表述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伪装自己。这种的“马克思主义”把一定时间内存在的一切事物夸大为绝对的，并且认为现实的存在是不可逾越的。黑格尔有一句格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格言曾多次被机会主义者用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而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一切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不过是现在与过去之间因果关系的表现，理解这种关系是战胜“现实存在”的起点，而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个“合理性”却是证明“现实存在”是有理的和永恒的。 [1] “历史永远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希·库诺提出的他之所以“接受”帝国主义的理由。 [2] 他说：任何战胜帝国主义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把这些想法加以系统化的愿望，就是“崇拜幻想”。当然，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真是再肤浅不过了。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伯克的回答中也包含了极好的对库诺的回答：伯克说：“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是上帝的规律”。马克思回答说：“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一那就是才能!” [3] 如果历史的现实受到不同的评价，那末决定“实践”的是什么呢?可以达到的界限又在何处呢？要比较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两种极端的情况。首先，假定我们论述一个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那里无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社会上各阶级仍然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无产阶级本身也还没有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为的阶级”。由于经济的发展很薄弱，所以没有大规模地组织经济生活的客观条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前提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原则上承认资本主义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但是同时也指出，如果不可能使社会发展脱离资本主义的轨道，那就需要认真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利用现时资本主义的相对的进步性，同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残余作斗争，以便组织各种力量，在将来有效地战胜资本主义。因而对于“实践活动”的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对于客观条件的分析”，即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第二，对于社会上进步力量的具体社会影响的分析，这当然与第一个因素是有联系的。只有在上面叙述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才谈论到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意味着战胜资本主义是相对不可能的。第二，现在假定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可以实行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发展。我们还假定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情况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属于最进步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必然的”发展阶段，那就完全荒谬了（所谓“必然的”发展阶段，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及其现阶段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说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4] 如果我们现在探讨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战胜帝国主义的不可能）这个问题，我们立即会认识到，在这种意义上来谈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是毫无理由的。相反，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换言之，帝国主义政策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因而，所有关于以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作为行动界限的争论，都是从自由主义或半帝国主义出发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今后的存在问题，不过是相互斗争的各阶级力量的对比问题而已。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偏向的危险，这种机会主义偏向在表面上同“宿命论”相对立，即卡尔·考茨基现时在他的著作中竭力发挥的一种理论。 [5] 考茨基从帝国主义今后的存在取决于社会各力量的对比这个正确的概念出发，作出了如下推论。考茨基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一定方法；资本主义政治即使不用暴力方法也可以存在，就象劳动日不是十小时或十二小时而是八小时，资本主义也能存在一样。就劳动日问题而论，在资本主义结构内，无产阶级以缩短劳动时数的无产阶级倾向对抗资产阶级力图延长劳动日的倾向；同样地，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和平趋向，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暴力趋向。这样——考茨基断言——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个理论乍看起来好象十分激进，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关于考茨基之流的“和平的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在后面要详细分析，现在只提出一个论点。我们认为，从帝国主义是一个力量对比问题这一事实，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结构内消灭的，就像十五小时的劳动日或不加控制的工资已经消灭一样。如果问题能如此简单地得到解决，那就也可能“设计出”下述前景：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全部新创造的价值N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N=V+S；这个分配，从量的方面看，取决于各社会力量的对比（李嘉图早已阐明了各社会力量的利害冲突）。随着工人阶级方面反抗的加强，完全可以设想，V将以S为牺牲而增大，N的分配比例将愈益有利于工人。可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占份额的逐渐增大，是由力量对比来决定的，而这个增长又没有规定的限度，因而工人阶级在把资本家所占份额减少到仅够工资的程度之后，就可以和平地“排除”资本主义，使资本家转变为单纯的雇员，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转变为社会集体中依靠养老金为生的人。这种牧歌式的图景显然是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同样也是一个空想。考茨基及其追随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对于超帝国主义起支持作用的因素的增长。他们宜称，资本的国际相互依赖性的增强，造成了各个“民族的”资本家集团之间消除竞争的趋向。这个“和平的”趋向由于来自下面的压力而进一步加强。于是，强取豪夺的帝国主义就为温和的帝国主义所代替了。让我们按照事物的真实面貌来分析问题吧。从经济方面说，应当把问题表述如下：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怎样才能达成协议（或者合并）呢?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竞争的表现。因此，这种竞争一旦消除，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也就消除了，而分开为许多“民族的”集团的资本就转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组织一一个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全世界托拉斯。如果抽象地从理论上谈问题，这样的托拉斯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因为一般来说，卡特尔化在经济上是没有界限的。我们认为，希法亭在他所著《金融资本》一书中说得完全正确。他说： “如果要问：卡特尔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只能是：卡特尔化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反之，人们可以看到卡特尔化不断扩大范围的倾向，独立的工业部门日益依赖于卡特尔化的部门，最后合并进去。这个发展进程的结果，应该出现一个全世界的卡特尔。在这里，所有一切资本家的生产将受一个中心机构的自觉的调节。这个中心机构决定一切部门的生产规模……。这将是一个得到有意识调整的对抗形式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在分配方面的对抗……。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卡特尔的趋向，和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趋向，两者互相一致，而从它们的统一之中成长出金融资本的强大的积聚力”。 [6] 但是，这个抽象的经济的可能性决不意味着现实性。希法亭在其著作中的另一地方正确地指出： “从经济方面看，组成一个领导全部生产的全世界托拉斯，从而消灭危机，这是有可能的。这种卡特尔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从社会与政治上来看，这样的事态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利益的对抗，紧张达于极点，必然会造成卡特尔的崩溃”。 [7] 实际上，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根本不容许组成这种囊括一切的托拉斯。我们以下就来证明这个论点。在世界市场上大致势均力敌的地位，是订立比较稳定的协定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相匹敌的局面，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比较有利地位的集团就没有参加协定的理由。相反，由于企图把竞争的对手打垮，它们认为继续进行斗争更为有利。这是订立契约的一般原则。与在其他情况中一样，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过，这里需要考虑两个条件：第一，纯经济的对等，其中包括生产成本相等。但是，生产成本的相等归根结底是劳动力价值的相等，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因此，经济结构的对等是达成协议的一个条件。如果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异，因而生产成本不同，那末，对于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说，参加协定将无利可图。正因为这样，高度发达的德国工业――我们拿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为例——宁愿单枪匹马地在世界市场上活动。当然，如果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我们要考虑到与所有各生产部门有关的一个平均数。人们不是从拥有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工业整体”的利益出发，其中最高的发号施令者是经济上相对的重要性日益增高的重工业巨头。这里，在严格意义的生产成本上要加运输费用。除去“纯经济的”对等之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对等也是签订稳定的协定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资本与国家的结合，转化为一种附加的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为它的工业争取到最有利的贸易条约，设立不利于竞争敌手的高关税，帮助它的金融资本垄断销售市场、原料市场、特别是投资范围。所以，很容易理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估计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条件时，不仅要考虑斗争的纯经济条件，而且要考虑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即使有大致相同的经济结构，但如果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军事力量十分悬殊，那末，对于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来说，与其参加协定或者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合并不如继续进行斗争更为有利。如果我们从这种有利地位的角度来观察正在斗争的“国家”的处境，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没有理由——至少在较近的将来没有理由——可以指望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签订协定或者合并，进而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只要拿法国同德国、英国同美国、或一般的发达国家同俄国（虽然俄国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范畴，但它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比一下，就足以看出，我们距离一个全世界的资本家组织有多么遥远。 [8] 在军事力量方面，情况同样如此。如果说，现在的战争表现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敌对集团之间大致匹敌，那末，不应当忘记，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力量的结合问题，其中各个力量都不是稳定不变的。关于地位对等问题，不应当只限于从静态考虑，而且最重要的应当从动态考虑。资产阶级的“民族的”集团不仅依据“现状"，而且依据“未来的可能”制定他们的计划。他们周密地考虑了事态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即某一集团现时在经济上与政治上虽然与其竞争对手旗鼓相当，但在相当时间之后，也许会凌驾于所有竞争对手之上。这种情况使不均衡状态进一步严重。 [9] 在本书第一篇里，已经阐述了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对国际企业、国际卡特尔、托拉斯等的参与和财务支持）对于国际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给以的巨大推动。这个过程本身不管多么重要，但是，它遭受到一个极强有力的资本的民族化与在国家疆界内保持孤立的趋向的阻碍。资产阶级的“民族”集团，从继续进行斗争中所得到的利益，比由于斗争而受的损失要大得多。我们对于现存的国际工业协定的重要性，决不可作过高的估计，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协定中大多数是很不稳定的。它们是属于比较低级类型的、集中程度较低的企业组织，而且往往包括高度专门化的生产部门（如制瓶辛迪加），只有在那些以对自然界垄断（如石油）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中组成的公司，才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当然，国际化的趋势“归根结底”依然会得到胜利，但是，这只有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之后才会实现。但是，斗争的耗费即军事费用是那么浩大，如果长此以往，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岂不是所费不貲吗?比如英国提出的那种军事化评划，难道不是资产阶级不了解自身利益的“愚蠢”表现吗?啊，并非如此!与其说这是资产阶级愚蠢，还不如说是天真的和平主义者愚蠢。资产阶级是最擅于精打细算的。事实是提出这种争论的人，通常看不到军事力量的全面的复杂作用。我们已经从上面知道，这种力量不但在战争时期发挥作用，而且在和平时期也能发挥作用――支持金融资本进行“和平的竞争”。和平主义者忘记了，通过租税等的征收，军费负担主要落在工人阶级身上，一部分落在在战争中（即在最大规模的生产集中过程中）被剥夺的中间经济集团身上。从上述可知，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将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与落后的经济组织的激烈斗争中进行。一系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最近的将来，在我们即将目睹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资本主义将以吞并弱者的办法，朝着全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方向行进。一旦现在的战争结束了，又有新的问题不得不以剑来“解决”。当然，在一些地方达成局部性协议是可能的（例如德奥两国就很可能合并）。然而，任何协议或合并都只能使血腥的战争以新的规模重演罢了。如果按照德帝国主义者的计划，把“中欧”统一起来，形势依然大致如旧。即使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也不意味着“裁减军备”，而只意味着军国主义的前所未有的加强，因为那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将是以欧洲为一方，以美洲和亚洲为另一方的巨大斗争。小型的（小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将被更巨大的托拉斯之间的斗争所代替。想以家常小药治恶症，或者想以温和的作法来消除这种斗争，就等于用豌豆粒去攻击大象。因为帝国主义不仅是同现代资本主义极紧密结合的一个体系，而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素。在本书第二篇中我们已经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特征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这个经济结构是与一定的政策――帝国主义政策相联系的。这不仅是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产物，而且是说金融资本只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特征已如上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会成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因为那样就会丧失掉它作为资本主义而存在的大部分理由。我们已经指出，保护主义一方面可以获得追加利润，另方面可以推近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之表现的金融资本，不可能放弃垄断“势力范围”的政策，也就是摄取销售市场、原料市场与投资范围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去占领一块还没有被占领的土地，那末，别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就会去占领这块土地。和平的对抗适应于自由竞争与国内生产没有组织的时代，而在生产机构完全不同，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相互竞争的时代，和平的对抗就是不可设想的了。对于金融资本家集团说来，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如此巨大，与他们的生存基础的关系又至为密切，所以，各国政府在专为保障它们自己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固地位的庞大军费面前，是不会退缩的。就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优先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而论，在资本主义的结构里“裁减军备”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在他们的眼前，永远闪耀着征服全世界、获取空前未有的剥削地盘的图景。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把这个图景叫做“世界经济的组织化”。资产阶级难道会拿这“崇高的”理想去换取裁减军备的区区之利?对于任何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来说，尽管有各种形式的协定和保证，但是，要使一个有害的竞争对手不继续实行“已放弃的”政策的保证又何在呢?任何一个熟悉卡特尔之间的斗争史一一那怕是在一国范围之内的卡特尔之间斗争史一一的人都知道，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者说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协定往往就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向所有其他托拉斯的联盟发动战争，那末，任何“协定”将在顷刻之间被撕毁（在这种情况中，会有一个仿照通常的辛迪加类型而建立的巨大组织，其组成部分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协定不可能立即越过一切中间阶段，成为一个真正的集中的托拉斯。但是，包含着激烈的内部斗争的协定，很容易受到形势变化的影响）。我们是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实现了正式的联合。然而这个联合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各国资产阶级决不象许多诚实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天真，这些和平主义者只想劝说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证明”他们不了解自身的利益。但是，也许有人争辩说，这恰恰是考茨基及其支持者设想的东西，即资产阶级将放弃帝国主义的方法，如果来自下面的压力迫使他们如此。我们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或者压力很弱，那末一切依然如旧；或是压力大于“反抗力”，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将不是一个超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而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现代世界经济的整个结构，迫使资产阶级施行帝国主义政策。正如殖民政策不可避免地与暴力手段相联系一样，一切资本主义扩张迟早会导致流血的高潮。希法亭说：“暴力方法与殖民政策的本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殖民政策如果没有暴力方法就失掉其资本主义的意义了。暴力方法是殖民政策的一个构成因素，就像与一切所有权相分离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如果一方面赞同殖民政策，而同时又主张废除暴力方法，那是一个幻想。这种幻想同保存资本主义而同时消除无产阶级的幻想一样，是不必认真探讨的。” [10] 对于帝国主义，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要素，没有这个要素，金融资本主义也就丧失其资本主义的意义了。如果设想托拉斯这个垄断资本的化身会成为自由贸易政策的执行者或和平扩张的执行者，那是极其有害的空想主义的幻想。但是，“超帝国主义”时代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呢?通过集中的过程，能不能达到“超帝国主义”时代呢?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彼此吞噬，会不会逐渐出现一个囊括一切的最强者呢?如果我们把社会进程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机械运动，而不考虑到同帝国主义政策敌对的各种力量，那末，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但是实际上，接踵而至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社会势力的变动。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集中过程必然同一个与之对抗的社会政治的趋向发生冲突，因此，它决不能达到逻辑上的终点就崩溃了，而只有在一个新的、纯粹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之中才能完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考茨基的理论是决不能实现的。他的理论不是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黑暗面”。同蒲鲁东一样（马克思曾经融烈地抨击蒲鲁东的市侩幻想），考茨基期冀消灭“黑暗的”帝国主义，而原封不动地保留资本主义秩序的“光明面”。他的思想，是要掩盖把现代社会扯成粉碎的那些巨大的矛盾，因而这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尽力指出资本主义适应环境变化而出现的一切因素，却无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在一个坚定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罢了。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 [1] 马克思曾经讽刺“历史学派”说，“历史对于他们，就象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对摩西一样，只是在事后显示出它自己”。他的话痛击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2] 参阅亨利希·库诺所著《党破产了吗?关于党内争论的一封公开信》，1915年柏林版。 [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下），第829页。 [4] 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战胜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不可能。然而，当存在着相对的不可能时（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培植”资本主义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当学徒”。他们把这方面的事留给司徒卢威之流。马克思主义者有其他的任务。 [5] 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另见1914-1915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文章。应当指出：甚至早些时候考茨基就已持有下文中讨论的观点，例如他对“裁军”兵题的立场就是如此。 [6] 《金融资本》，1910维也纳版，第295页。 [7] 同上书。 [8] 为了避免发生误解，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这个论点同另一论点即最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给生产的社会组织化创造了“客观的必要条件”是不矛盾的。就社会生产的可能性面论，最先进的国家都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因为区别的基础不同，这两个论点并不存在矛盾。 [9] 资产阶级完全了解这一点。一个德国教授马克斯·克拉曼说，“在现时小型的（！）世界战争中。与在未来的有北美和东亚参加的大型战争中，都同样地完全不可能发生农业国集团对工业国联盟开战……因此，如果工业国能够达成协议，世界和平就会有保障。但是在目前，这是没有可能的"。（见他所著《战争与采矿业》一书，《战争与国民经济》丛书第1册，1915年柏林版，第1卷第15页。） [10] 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维也纳版，第401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三章战争的经济进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十三章战争的经济进化 1．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美国重要性的增长；小国的消灭）。2．世界经济与经济上自给自足。3．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内部结构的变化（中间集团的消灭，金融资本实力的增长，国家干预的加强，国家垄断等）。4．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斗争的尖锐化。5．国家资本主义与阶级。由于全部事件进程已经作了准备而必然爆发的大战，不能不对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战争引起了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变化，引起了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全面变化。战争不仅使生产力遭到野蛮的浪费，即物质生产资料的破坏和活劳动力的毁灭，不仅由于危害社会的浩大支出，使得经济大伤元气，而且，它像一场大危机一样，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倾向，空前地加速了全世界范围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目前这场战争的集中性质（帝国主义的集中）是毫无疑问的。首先，一些独立的小国崩溃了，不论它们是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横的积聚与集中）还是农业型的国家（纵的集中）。农业型的国家也合并了一些更弱的（也是同样落后的）国家，不过这是比较不重要的。比利时是个很发达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殖民政策，但它是否能独立存在，已经成疑问了。在巴尔干地区，集中性的重新分割领土过程已十分明显。可以预料，在非洲，殖民领土的纠纷将见分晓。另方面，我们看到德国与奥匈帝国建立了极密切的友好关系（其表现是辛迪加之间的持久性协定）。无论战争的实际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可以按因果推论作设想），政治地图将循着更扩大的同质国家的方向发生变动――这正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成长道路。如果说，由于战争而加强的事态发展的总趋势是进一步集中化，那末，战争还大大促进了世界上最大的、内部组织极强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一，使它加速地登上世界舞台。我们指的是美国。战争把美国置于史无前例的、独占的特殊地位。随着俄国对欧洲谷物输出的停止，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另一方面，交战国对于美国的军事工业产品有巨大的需求。 [1] 对于借贷资本的寻求（国外公债等），也转向了美国。不久以前，美国还是欧洲的债务国，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情况发生了迅速的转变：美国正在偿还欠债，而在经常收支项目与短期信货方面，美国已成为欧洲的债权国了。美国的金融地位日益提高，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美洲的一些中小国家，过去一向从欧洲、主要从英法两国输入资本，而从美国（当时美国自己也是欧洲资本的输入国）输入的资本，并不占重要地位。然而，在战争期间，加拿大、阿根廷、巴拿马，玻利维亚与哥斯达黎加等国已经不是向欧洲而是向美国要求贷款了。“美洲国家获得的贷款，数字虽然不大，但令人注意的是，上述国家过去一向是伦敦市场的顾客。在战争期间，纽约代替了伦敦，推进了‘泛美计划’中金融部分的实现”。 [2] 战争的继续进行、战争订货与贷款的支付、以及战后时期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到那时必须重新建立固定资本，等等），将更进一步提高美国在金融方面的重要性，加速美国资本的积累。扩大美国资本在美洲的势力范围，迅速使美国成为全世界争夺市场斗争中的首要因素。 [3] 美国的例子表明，一个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怎样变得巩固了，怎样并吞了从前依附于欧洲的那些国家与地区。在美国扩展其世界性联系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国家强固化”的非常深人的进展。在交战国集团之内，“民族主义”的趋向进一步加强了：国际贸易陷于瓦解，交战国家之间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停止了，几乎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在国民经济疆界的范围里（最好的例子是德国，因为德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断绝联系），急速进行着生产力的重新配置。这不仅关系到军事工业（大家都知道，在德国，连钢琴制造厂也被调整，以适应新任务制造枪弹、炮弹），而且也涉及一般食品工业与农业部门。可见，战争特别加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向，使得国民经济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不同程度地与外界断绝联系。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趋向将继续发展，世界经济将分裂成许多彼此完全孤立、互不依赖的独立的部分?空想的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认为的，或者几乎是这样认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力求实现一种局面，即一个国家“自己生产”一切东西，“不依赖于外国”，等等。他们认为，国家取得了所必需的“经济的补充”，确保了自己的原料来源，就是达到目标了。然而，这个论点是经不住批判的。帝国主义的绅士们竟完全忘记，他们所追求的兼并活动就包含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包含着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扩大和原料输入的增长，等等。因此，从某种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政策包含着下述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必须把世界经济联系发展到最大限度（请回忆一下卡特尔的倾销政策），另方面，又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关税壁垒；一方面它输出资本，另方面又叫嚷外国的解权；一句话，它一方面使经济生活国际化，另方面又竭尽全力把经济生活封闭在“国家界”的范围内。但是，尽管存在着一切障碍，国际联系的基础在继续扩展。所以，费里克斯・平内尔说得完全对。他说： “请回忆一下，对外贸易的异常蓬勃的发展，就是发生在实行最严格的民族主义的政策时期，那末我们应当认为，战争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列强间的政治情绪，同闭关自守的趋向一样，对于国际关系并不能造成大的破坏”。 [4] 当战争进行之际，如果某一地方的经济联系断绝或者削弱，就会同时在另一地方出现经济联系的发展。德国在俄国的支配作用中断了，只是被协约国的支配作用所代替。但事情并不止于此。我们应当记得，资本家进行活动的调节原则，是积累利润。战争乃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业务”之一。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会和从前一样热心于建立旧时的联系（战争期间的走私活动就不用说了）。资本家的利益强制地支配着这个过程。国际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与社会条件的差异，这是不能消除的经济条件――甚至发生世界大战也不能消除的经济条件。由于这种情况，在国际交易中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关系以及由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实现最高利润的条件。今后的发展道路，不是经济的自给自足。而是国际交往的深化，伴随着与之同时并进的“国家的”强固化和在世界性竞争基础上的新冲突的且益成熟。可见，如果战争阻挡不了世界资本的一般发展进程，反之，如果战争是资本集中过程的最大膨胀的表现，那末，战争也影响到各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使各个“国民”体的界限内部的集中过程加强起来，并且在大规模浪费生产力的同时，组织“国民经济”，使它越来越处于金融资本和国家的联合统治之下。说到战争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那末它在许多方面使人们想起产业危机，而它与产业危机不同的地方，不过是造成的震荡与毁灭更为深重而已。这种毁灭在经济方面的表现，首先是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灭亡――这是在产业危机期间也同样发生的过程。在丧失了市场时，整个生产部门陷于灭亡。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直是根深蒂固的那些联系被破坏了，整个信贷体系发生动摇，等等。除了工人以外，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是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他们首先陷于破产。反之，大规模的卡特尔工业却丝毫未受损害。我们可以很容易搜集到充分的统计资料，来证明许多最大的企业、尤其是与军事订货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也就是那些在重工业中占首要地位的企业的利润（所谓“军事利润”）增加了。尽管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总量没有增加（相反，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入军队，剩余价值的总量在减少），但是，资产阶级的大集团的利润却在继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损害其他小的非卡特尔化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而取得的（另方面，利润的增长也由于可以在将来支取的有价证券价格的提高）。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社会的固定资本的“耗费” [5] ，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地位变动及相对的发展。这个趋势并不随战争的结束而停止。如果说，大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保护并加强了其地位，那末，战后对于资本的巨大需求将促进大银行的迅速成长，因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接着而来的是医治战争所造成创伤的狂热时期：重建被破坏的或过度陈旧的铁路、车间、工厂、机器、各种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这类活动中还有恢复与扩充国家的军事机器。这将大幅度地增加对于资本的需求，并加强银行业托拉斯的地位。 [6] 与金融资本家集团日益强大同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大大加强了。 [7] 这方面的有关问题是：国家垄断（生产垄断与贸易垄断）的形成；所谓“混合企业”组织（国家或城市是企业的合伙人，同私人辛迪加及托拉斯携手合作）；国家对私人企业生产过程的管制（强制生产、生产方法的管理等）；分配方面的管理（强迫交货与接受货物，成立国家的“中央分配局”，设立原料、燃料与食品的国家仓库，制订价格，采用面包券、肉食品券等，禁止某些货物的进口与出口等）；国家的信货组织，最后，国家的消费组织（公共食堂）。 [8] 此外，英国还设立了海上货运的国家保险、商业期票的国家担保，在国外的英国商人不能及时取得属于他们的货款时由国家偿付，等等。所有的交战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类似措施。企业家的组织――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愈强大，“工业动员”即工业的军事化愈容易实现。战争就是为了这些雇主组织的利益而进行的，它们把自己的一切管理机器提供给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这样，它们就保证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使经济生活――从直接的生产过程起，直到信贷流通的细支末节为止――实现军事化的可能性。哪里的工业组成了卡特尔，哪里的“动员”就规模宏伟。关于德国，平内尔先生说：“近几十年来，经济生活的广大部分已经极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部分的活动几乎是集体性的，它们吸收了很大部分的国民生产，将之置于单一的管理之下――这就是卡特尔和托拉斯”。 [9]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6月3日在曼彻斯特着重说明了工业动员的目的及其意义。他说：有关国防的法律授予政府全权控制所有一切工厂，这个法律使政府可以优先处理最紧急的事务，给予政府处置每个工厂、每台机器的权力。假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国防部可以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使其命令付诸实施。 [10] 法国 [11] 和俄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除了以国家权力对私人企业的生产加以控制外，在战争中还建立了许多国家垄断。在英国，铁路已成为国家所有。德国实行了面包，马铃薯、硝酸盐的专卖，并准备对许多其他物品实行专卖（这点我们在后面再谈），甚至采煤业也正在转成“混合卡特尔”，这个部门中的一个辛迪加在同政府合作。 [12] 所有上述情况，都是政府直接干预生产领域。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很有效的干预，即通过信贷关系进行干预。这种办法的典型例子，就是德国的“金融动员”以及有关措施。甚至在战争之初，帝国银行就已通过许多其他大银行进行活动，后来这方面的活动大大加强了。所谓“信贷金库”就是隶属于帝国银行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设立不久就在信贷领域里成为举足轻重的单位。 [13]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帝国银行直接向社会公众销售国内军事公债。可见，帝国银行这个战前就已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机构，其重要性大大提高了，事实上已成为吸收可利用的资本的强有力的中心。另一方面，帝国银行作为对日益增多的国家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提供资金的机构，也已成长起来。于是，政府的中央银行机关成了整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黄金首脑”。不要以为这种发展情况只限于德国一国。同样的过程（在细节上作相应的变更）也在所有交战国家中进行（在非交战国家中也如此，不过程度较轻）。这里，我们应当较详细地谈谈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国家垄断及其前途问题。赫尔菲立克博士今年8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说：“据计算，这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家每天须支付的费用估计为三亿马克，即每年几乎一千亿马克。”（请听听吧!）“这样浩大的价值毁灭与变动，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14] 不用说，这位“金融统帅”赫尔非立克博士所引用的数字并没有使人们得到一个实际的关于“战争的全部费用”的概念，因为他仅仅谈到各国支出的直接战费。不过，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些费用。如果引用一些比较详细的关于战债的数字，是不无益处的。虽然国家还把它的一部分通常的收入耗费在战争上，但下面的数字还是可以给与我们一个关于巨额军费支出的大致概念： [15] 六个交战国的战债英国（单位：千英镑）* 利率3.5%的公债（1914年11月） 350,000 利率3%的证券（1915年3月） 33,600 利率4.5%的公债（1915年7月） 585,000 利率5%的美国贷款（1915年10月） 50,000 国库券 214,000 合计 1,232,600 法国（单位：千法郎）法兰西银行货款 7,000,000 法国同盟国贷款（由国库贴现） 530,000 利率3.5%的公债（1914年7月） 500,000 证券 7,871,000 债券 2,241,000 英国贷款 1,250,000 美国贷款 1,250,000 合计 20,642,000 俄国（单位：千卢布）利率5%的公债（由国家银行贴现） 2,650,000 利率5%的公债（1914年10月） 500,000 利率5%的公债（1915年2月） 500,000 利事5.5%的公债（1915年5月） 1,000,000 利率4%的财政部证券（1914年8月） 300,000 利率4%的财政部证券（1915年3月） 300,000 在英国贴现的国库券 1,248,324 在法国贴现的国库券 234,750 通货公债（1915年4月） 200,000 利率5.5%的公债（1915年11月） 200,000 合计 7,933,074 意大利（单位：千里拉）利率4.5%的公债（1914年12月） 1,000,000 利率5%的公债（1915年7月） 1,000,000 意大利银行贷款 1,216,350 合计 3,216,350 德国（单位：百万马克）利率5%的公债（1914年9月） 3,492 利率5%的国库债券（1914年9月） 1,000 利率5%的公债（1915年2月） 9,103 利率5%的公债（1915年9月） 12,101 国库券 4,304 合计 30,000 奥匈帝国（单位：百万克朗）利率5.5%的公债（1914年11月） 2,300 利率6%的公债（1914年11月） 1,170 利率5.5%的公债（1915年5月） 2,780 利率6%的公债（1915年6月） 1,124 利率6%的德国公债（1914年11月） 248 利率6%的德国公债（1915年7月） 253 流通债券 5,113 合计 12,987 *表中引用的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我们利用的是1915年《财政报告》第44期上的统计。但应当着重指出，这里引用的数字仅是六个最大国家的战债，而卷入战争的国家却是十二个。这种只是用于进一步毁灭价值的空前支出必然造成国家债务的巨额增长，使国家的财政组织陷于极度混乱，财政平衡受到极严重的破坏，因而必须导找新的财源来补充国库，否则遗留至战后的那些庞大的支出（支付国家公债的利息，残废者家属救济金等等）将无法应付。我们只以德国一国作例，这个国家的收入必须增加一倍以上才行。 [16] 如果依靠国家通常的收入来源（国有企业、直接税与间接税），要应付这些支出是不可能的，于是国家不得不扩大它的垄断。资产阶级领导人物越来越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归根结底，国家的权力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力。请注意一下德国各银行的“科学的”机关刊物通过费里克斯・平内尔博士之口所说的话吧： “关于一般的垄断，这种或那种垄断问题的激烈的意见分歧，已经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几乎大家都同意，那些拟议中的垄断，例如酒精、煤油、电力（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电流。――布哈林注）、火柴、或甚至像煤、盐、钾、烟草和保险事业等的垄断，现在是接近实现的时候了”。 [17] 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趋向很可能有进一步的扩展。我们知道，煤气生产正在同电力生产进行竞争，因而也有可能出现煤气的垄断。更有可能是，国家权力扩大到与垄断企业接近的企业。当采煤工业已被国家垄断的时候，生铁生产就受到影响。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末我们要问：所有这一切计划，会不会是纸上空谈?会不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关于国家垄断问题论调的改变。当然，甚至现在也还有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其利害关系在这一或那一方面互相冲突。但是，战争所加强的经济进化，势必造成而且事实上已经造成一种局面，使资产阶级整个来说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性干预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权同金融资本的领导集团之间发生了日益密切的关系。国家与私人垄断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构内结成了一个统一体。国家的利益与金融资本的利益日趋一致。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既需要最大限度的资本集中，也需要最大限度的国家权力。上述两个原因，加上财政上的考虑，构成资本主义社会里促进国家组织生产的主要因素。资产阶级把生产从自己的一只手转移给另一只手，是不会受到任何损失的，因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拥有巨大权力的企业家的公司而已，这个政权的领袖甚至同时也就是银行业与辛迪加办公室里的领导人。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这一情况下，资产阶级不是从辛迪加办公室拿到他们的收人，而是从国家银行拿到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从这个变更之中又有所获，因为只有在国家使生产集中化和军事化，也就是组织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才能指望在血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不仅是金融方面的“筹款”而已。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使大小工厂、矿山与农业、银行与交易所等，一切一切都为战争“服务”。“一切都是为了战争”――这就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战争的迫切需要，帝国主义备战的迫切需要，迫使资产阶级采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把生产与分配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把旧时的资产阶级个体主义统统消灭。当然，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在战后不会全部保留下来。有些措施，象面包与肉类的配给、一些商品的禁止生产、禁止输出等，将随着和平的实现而撤销。但是，毫无疑问，国家掌握生产的趋向将继续增强。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很可能仿照“混合企业”的模式，施行国家同私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合作，而在军事工业部门中，则很可能仍然继续保留纯粹的国家生产的型式。关于国民经济的未来，库诺十分正确地作了这样的说明：“银行金融家的统治，工业集中的增长，国家控制的加强与国家企业的扩大”。 [18] 工业的组织化及国家的经济活动扩大的过程，使人们提出如下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这种原则性变化（雅费教授的用语），其社会意义是什么?首先感到高兴的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追随者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卡尔・巴洛德一本正经地提出乌托邦的再生，认为国家垄断自身引出一种新的生产结构。 [19] 雅费说：经济生活的军国主义化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社会主义一词是与“幸福论”的思潮联系着的，而在战争之中，个人完全献身于为“整体”服务。 [20] 在克拉曼教授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一个十分离奇的推论。请看看这位教授对于采矿业的未来的描绘吧： “由于军事上的考虑，国家政权为维持与保卫国家而采取了各种措施，这一切措施现时产生的强有力的后果，使我们在采矿业以及其他方面大大接近于国家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是大战前有一些人恐惧而另一些人盼望的那条道路。这不是在国际上削弱了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国家范围里加强了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向这样的社会主义接近了。这不是民主的共产主义，更不是贵族的阶级统治，而是使各阶级谐和的国家主义，自从1914年8月1日以来，我们已经以从前被认为是绝不可能的巨大步伐向它接近了”。 [21] 那末，表现出“原则性变化”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形象呢?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答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结构内加速集中的过程，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形式，它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看到的，决不是什么新的生产结构，也就是说，决不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有了改变。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拥有空前数量的生产资料――的权势的扩大。把一个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上述事态中，不仅很危险，而且极为荒谬。“战争时期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故意散布之词，其目的是把人们引入歧途，用“动听的”词藻来掩盖不雅的实际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商品交换的一般结构的范围内，以资本家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的垄断权为基础的。至于国家政权是不是这种垄断的直接表现，或者这种垄断是不是“私有地”组织起来的，这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中，都仍然保留着商品经济（首先是世界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都仍然保留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 [22] 由上述可见（在资本主义保持其基础的限度内），未来是属于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战争极度加速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进一步发展，这点又反映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遍及全世界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使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趋向怎样地反映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上。在国家机体内部的垄断趋向，引起了用兼并手段在本国之外垄断领土的趋向。这就使竞争与竞争的形态极度尖锐化。随着内部集中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尖锐的形势以飞跃的速度变得愈益尖锐。此外，再加上可供资本主义进行活动的自由领域急剧缩小。所以，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将充满极残酷的冲突，社会气氛中战争的强烈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已。这个形势的外部表现之一，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情绪特别迅速的增长。英国这个“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国家，已经设立了关税，正在组织常备军；它的国家预算正在军事化。美国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战备活动。在德国、法国、日本等等国家，到处都是如此。那种“和平”生存的牧歌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辗转千世界战争风暴的漩涡中。这里还要简单谈一谈阶级关系的未来，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式不能不反映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处境中，这是十分清楚的。根本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各部分的去向如何?换言之，问题在于： “国民”产品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将怎样分配?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份额”将怎样摊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在一切先进的国家中，这个过程是大致相同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正确的论点，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实际工资下降的深刻的趋向。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所造成的高昂价格，不仅不会降低，而且相反地将继续提高（我们不是说“战争时期”特殊的物价上涨）。世界工业与世界农业的不平衡愈益加甚，这是因为我们进人了农业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时代。由于军国主义化的增强与战争，国家将大大加紧榨取捐税，尽苛敛之能事。俄国的一家商业报纸写道：“凡是可征税的东西都要征税。一切被征税的东西都要加以最大可能的捐税负担”。 [23] 这并不是一句空谈。巨额的非生产性支出与国家预算的调整，必不可免地造成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提高。生活费用的上涨还有以下其他原因：第一，由于提高关税，引起物价上涨。第二，托拉斯化的生产部门实行垄断价格：国家垄断企业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而提高价格。其结果是，国民生产中愈来愈大的部分归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手里。另一方面，发自工人阶级的相反的趋向，将遇到巩固的、有组织的、与国家结成一体的资产阶级愈益增加的抵抗。在以前时期工人可有所获的那种通常的情况，现在几乎不可能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不仅相对地恶化，而且绝对的恶化了。阶级对抗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其所以如此，还有另一原因。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除了使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之外，还使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严格束缚。事实上，国家企业的职工在大战之前就已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如组织工会权、罢工权等。铁路罢工或邮政罢工则几乎被视作叛国行为。大战使这部分无产阶级处于更暴虐的奴役之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几乎一切生产部门都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几乎所有生产部门都直接为战争服务，禁止性的立法便扩大到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工人被剥夺了自由迁移权、罢工权、参加所谓“颠覆性”党派之权、就业的选择权，等等。他们变成了奴隶――不是隶属于土地，而是隶属于工厂。他们成了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白奴。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把一切能生产的生命统统吸进它的机体之内。于是，阶级对抗的真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阶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清楚、极为分明了；国家一旦成为直接的企业家与生产的组织者，所谓“超阶级国家”的神话就从人们的意识中消灭了。过去被许多中间环节掩盖了的所有权关系，现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如果说，这是工人阶级在战争间歇时期的处境，那末，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处境无疑更加恶化。英国金融家的喉舌《经济学家》杂志说得完全对，在战争刚爆发时，这家杂志写道：世界正在进入最紧张的社会冲突时代。 [1] 1915年头四个月与1914年同期相比，美国的输出增长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1914年 1915年 1月 204. 2 267. 9 2月 173. 9 299. 8 3月 167. 5 296. 5 4月 162. 5 294. 5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与国外贸易局局长普拉特先生特别指出，国家已经面临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内市场”这个词同一个全世界市场的口号相比，似陈旧过时了（见《财政报告》第16期）。 [2] M・勃格列波夫：《美国的资本市场》，载于《财政报告》，1915年第39期第501页。另参阅《财政报告》，第37期及38期，勃格列波夫所写相同题目的文章。 [3] 在战争伊始，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已提出要人们注意美国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 [4] 费里克斯・平内尔：“经济社会主义的景气”，载于《银行》杂志，1916年4月。 [5] 战债只不过是对于将耗尽的资本要素的耗费。这部分资本要素为纸币所代替，它们的物质形态的真实价值被射击到空气中，非生产性地浪费掉了。 [6] 参阅库诺，“从经济生活谈起”，于《新时代》杂志第33卷第2分册第22期《战争第一年的银行和金融市场》）。另参阅维贝尔博士所著“战争和银行”，载于《国民经济的时事问题》（《战争和国民经济》），1915年第7册第27页。 [7] 关于德国的情况，参阅约翰・穆勒：“国民经济立法――在战争中发布的法律、命令和公告”，载于《1915年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 [8] 参阅埃德加・雅费，“我们经济生活的‘军事化'”，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汇，1915年第40（B）卷第3期。 [9] 平内尔：“劳动的组织化”，载于1915年8月23日《柏林日报》商业版。 [10] 转引自《财联报告》，1915年第24期第518页。 [11] 参阅伊弗斯・古奥特：《战后经济问题》，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15年3月15日。 [12] 参阅E・梅尔：“强迫性企业联合的危险”，载于《新时代》杂志，第33卷第2分册，第18期；另参阅“国会中关于矿山的辩论”，载于8月26日《柏林日报》商业版，第435期。 [13] 维贝尔博士：《战争和银行》，第14页 [14] 引自《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中译本译者注），1915年8月21日。 [15] 这些数字是不完全的，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各国利用印刷机，发行了数置愈来愈多的纸币，这也是一种内债，然而是不付利息的内债。从本表可以看出，到1915年8月止，奥匈帝国得大约130亿克朗（因为关于德国的数字包括1915年9月份，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关于奥匈帝国的数字是延到10月的）。但是奥匈帝国政府的军费，到8月末约近180亿克朗，而到9月未则达190亿克朗以上。很明显，一定还有其他来源抵补这笔支出，所以毫无疑问，表内引用的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的。 [16] 参阅阿道夫・布劳恩的文章，载于《新时代》杂志，第33卷第1分册，第584页。 [17] 费里克斯・平内尔，“经济社会主义的景气”，载于《银行》杂志，1915年4月，第326-327页。关于德国个别部门的垄断，请参阅阿道夫・布朗：“《电力垄断组织》，载于《新时代》杂志，1915年第19期和20期：另参见艾德蒙・费施尔：“电力垄断的形成”，载于《社会主义月刊》第443页及往下各页，部分地见考茨基：“税收与垄断断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1914-15年，第1卷，第682页及往下各页。 [18] 亨・库诺，“大战后的经济结构”，载于《德国职工联合委员会报告书》，1915年9月11日第37号。库诺在达篇文章里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结论。 [19] 卡尔・巴洛德：《近年来乌托邦文献摘录》，载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历史汇编》。格律恩堡编辑出版，第6卷第1册，第117一118页。 [20] 雅费：“我们经济生活的“军事化”，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汇》，1915年第40（B）卷第3期，第523页。 [21] 马克斯・克拉曼：《战争与采矿业》第22-23页。利夫曼则持相反的见解（请参阅他所著《我们离社会主义近了吗?》一书），他的著作。一般说来，不隐讳地反对幻想。 [22] 假如生产的商品性质消失的话（比如说，通过组织全世界经济成为单一的巨大的国家托拉斯――我们在讨论超帝国主义的一章里已试图证明这是不可能的），那末，就会有一个全新的经济形式。这将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消失了，更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统治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更加强了）。这样的经济结构，就像是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占有制经济。 [23] 《工商日报》1915年第217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