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

第十四章世界经济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十四章世界经济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1．资本家和工人是社会关系中对立的两极。2．阶级利益的对抗性和相对连带性。3．持久利益与暂时利益。4．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所谓家长的关系。5．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6．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连带性”的相对形式）。7．工人阶级和战争。8．同资产阶级国家“协作”的崩溃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再生。在战争初期所发生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阵营的具有最敏锐头脑的人，才能看到这个危机的萌芽），而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破产。这个现象，如果照许多人那样只是从对于各国内部关系的分析这一角度出发，是不能令人满意地加以解释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崩溃，是世界经济范围内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不均衡局势的结果。如果不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的趋势，就不可能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政策。同样地，如果不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趋势。资本意味着劳工的存在，劳工意味着资本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是社会阶级之间的一定关系；各阶级都以其他阶级的存在为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或组成部分，也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就存在着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表现，就是在实质上互相对立的利益的相对连带性。这种利益上的“连带性”是暂时的连带性，而不是使同一阶级的成员结合起来的持久的连带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社会主义的”跟随者，把社会范围的阶级斗争中一些过波性的、暂时的、偶然的东西看成是根本的东西。他们只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因而不可避免地落为金融资本的地地道道的仆从。举个例子来说吧。大家都知道，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初期，当工人阶级刚刚开始形成，开始与小业主分离的时候，当所谓家长的关系支配着雇主与工人的时候，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利益与其剥削者的利益看成是一致的。这种实质上是相互间根本对立的利益的一致，当然不是悬在半空中的，而是有很现实的基础。从前的工人常这样说：“我们的工场愈兴旺，我们的日子就愈好”。这个推论的基础是：随着各该企业所实现的价值总额的增长，工资有可能提高。在其他种种不同的形式下，我们也发现同样的心理。例如，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所谓“行会思想”实际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发现实质上是同样的思想。他们说：我们的生产，包括工人与资本家在内的我们的生产领域必须尽先繁荣起来，任何外人概不容许插足。在现代，在拥有高度熟练技术工人的企业里，也有类似的这种纯地方性的爱国主义。例如，著名的美国和平主义者（也是军需品承包商）福特的工厂，就是这样的企业。这里的工人是按厂方的要求精心挑选的。在效忠于工厂的条件下，他们得到高额工资和各种奖金，参与利润的支配。结果，这些受了骗的工人对他们的雇主“忠心耿耿”。在所谓的工人阶级保护主义包括保护“国民产业”、“国民劳动”等的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大规模的这一现象。澳大利亚和美国工人，大部分抱有这种观念。他们说：“我们”（即资本家和工人二者）同样地关心我们的国民产业，因为我们雇主的利润越高，我们的工资也越增多。在各企业进行竞争战的过程中，它们的处境、地位各有不同。拥有高度熟练工人的企业总是占有优先地位，总是享有一些例外的特权。这类企业在整个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占有特别大的份额，因为它们一方面得到级差利润，另方面得到卡特尔租（这里只就现代而言）。这样，就为该生产部门中资本与劳工的利益的暂时的相连建立了基础，其表现是，工人不是由于职责，而是情愿为资本劳动。十分明显，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这种“利益的连带”是暂时性的，它不能决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从“应当”的观点来看）。如果工人永远依从雇主，那他们就永远不能进行一次罢工，而雇主通过个别地收买他们，就可以个别地把他们击败。然而，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认识到把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与整体的、持久的利益加以区别，所以这个阶级曾遍抱有狭险的观念。只是当阶级斗争发展至巨大规模，催毁了地方性的偏狭心理，使工人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投身于激烈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时候，这种狭隘的观念才得以克服。这样，在单个企业的工人与雇主之间联合的纽带被切断之时，家长制时期的心理就消除了。这样，熟练工人工会的“行会思想”也消除了。可是，到十九世纪末期，虽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联合的纽带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作为阶级及阶级的组织在原则上互相敌对，但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最大的组织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联合的纽带还没有破坏。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联，表现在工人的爱国主义（“社会爱国主义”）思想上，表现在工人阶级为之效力的“祖国”这个概念上。在作了以上说明之后，如果我们再来考察世界经济的全部领域，那末，这个现象的物质基础就十分明显了。我们已经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竞争战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国外市场上，就是说，竞争已发展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资本的国家组织，即“祖国”，已经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它取代了单个企业，带着沉重的全套斗争工具登上世界舞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首先研究一下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许多温和的国际主义者认为：殖民政策只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损害，所以必须加以抵制。于是，他们有一种自然的愿望，想证明殖民地不会产生任何利益，证明即使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殖民地也是赔账的负担，等等。例如考茨基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很不幸，这个理论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是彻头彻尾谬误的。殖民政策，对于强大的国家，即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巨大收人的源泉。因此，资产阶级实行殖民政策。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才可能榨取殖民地被征服的、未开化民族来提高工人的工资。请看看列强的殖民政策的结果吧。这个政策的负担者，不是欧洲大陆的工人，也不是英国工人，而是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正是在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一切血腥和污秽、一切恐怖和无耻、现代民主的一切卑鄙勾当、贪欲和残暴兽行，都通通汇集在一起了。从暂时的观点看，欧洲的工人是得益者，因为他们由于“产业繁荣”而提高了工资。欧洲与美国产业的一切相对的“繁荣”，其条件不过是以殖民政策的形式打开的安全阀罢了。这样，对“第三者”（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者）与殖民地劳动者的剥削，使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工资有了提高。这里还应当指出一个极重要的情况：在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市场、投资范围和廉价劳动力的斗争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都获得同样的成功。英国、德国和美国在向世界市场的进军中捷足先登，而俄国与意大利，尽管用尽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努力，仍终不免瞠乎其后。结果是少数几个居于前列的帝国主义列强成为世界垄断权的觊觎者，至于其他国家，则处于“竞争圈之外”。从经济方面看，情况如下：全世界的剩余价值，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中被瓜分了。在世界经济的领域里，同在“国民经济”的领域里一样，实力较强的竞争者（有各种各样因素加强其实力，如生产的结构、国家的军备力量，由“自然的垄断”而来的便利，等等）得到了超额利润、级差利润（由于优越的生产结构）与卡特尔租（由于使垄断加强的军国主义机构的压力）。随着帝国主义国家获得超额利润，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首先是熟练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这一现象在从前已经出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吋曾经指出了这一点。 [1] 正是在殖民掠夺对无产阶级有相对利益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雇主组织之间的联系发展并加强起来，在社会主义文献里，这种心理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的“国家”观点上面。这种在一切场合加以强调的“国家哲学”，意味着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全面背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以血腥与暴力手段镇压被压迫阶级的组织。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国家，因为那时阶级不存在了。诚然，就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是暂时的统治阶级）而言，他们主张要有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机器，以统治被推翻的阶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以痛恨的态度对待镇压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拉萨尔主义者及其他“政治家”。毫无疑问，这个革命的观点与《共产党宜言》中提出的工人无祖国这个著名的论点是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后继者，已经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个革命的对立观点置之一旁，而代以“真正的爱国主义”与“真正的国家主义”之论。这类理论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最平常的爱国主义及最一般的国家主义毫无二致。这样的思想意识是无产阶级参加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强国政策”的有机结果。在大战爆发之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拴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战车上，出力为助，这是不足为奇的。先前的全部事态发展，已经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行为作了准备。这是无产阶级与金融资本的国家组织相关联的结果。然而，战争本身（这个战争之所以能进行，只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默许或指责不足）已经向无产阶级证明，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政策中得到的利益，同战争使他们遭受的创伤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再生。帝国主义在欧洲工人阶级面前已经真象毕露。如果说，在以前，帝国主义的残暴、破坏及挥霍活动，几乎全部施加在未开化的人们身上，那末，现在帝国主义则尽逞其残忍嗜杀的、恐怖的冲力，全部施加在欧洲劳动者身上。欧洲工人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中得到的几文钱，与几百万被屠杀的工人、战争吞噬的无数财富、猖狂的军国主义骇人听闻的镇压、恣意破坏生产力的暴行、高昂的生活费用和饥馑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战争割断了使工人束缚于雇主的最后的枷锁一一工人对帝国主义国家奴隶般的服从。无产阶级哲学最后的限制一一坚持民族国家的狭隘性及爱国主义——正在被冲破。无产阶级从帝国主义者的劫掠中，从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联中所得到的暂时的利益，或一时的好处，同整个阶级的持久的、普遍的利益比起来，同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思想比起来，已经是次要问题了。国际无产阶级要进行武装斗争，推翻金融资本的专政，推毁金融资本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提出废除国家疆界，把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家庭的口号，来代替保卫或扩张那种束缚世界经济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疆界的思想。这样，无产阶级在经历痛苦的探寻之后，终于成功地掌握了它的真正的利益——通过革命达到社会主义。 [1] 参阅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版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上），第283-284页）。——中译本译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五章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7）第十五章结论历史在矛盾中前进。历史存在的骨架，即社会的经济结果，也是在矛盾中发展。形态不断地更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过是过渡性的。生命的动力在不断推陈出新，反复创造。这是实现所固有的内在规律。经马克思颠倒过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很宝贵的。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把握了生命的潜在规律，根据在一切事物存在的自身内部潜藏着其灭亡的萌芽的这个事实，毫无畏惧、毫不动摇地剖析现在。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羞恼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是马克思在他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跋中写下的话 [1] 。从那时以来，已经许多年了。我们已经听到一个新的未来在敲历史的大门。现代社会使生产力发展到极高程度，它强有力地不断征服着新的领域，以空前的规模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类的支配，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在资本家的控制下，已经开始窒息了。资本主义本质中所固有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已呈现萌芽，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每一发展阶段而发展，从而扩大了它们的范围；在帝国主义时期，这些矛盾达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现时规模的生产力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外壳必不可避免地要迸裂。金融资本的时代，使得资本主义结构中引起失调的一切要素都极为明显地暴露出来。从前，当资本主义及其倡始者――资产阶级――曾经是进步的力量时，资本主义同前资本主义关系的落后性与缺乏适应性相比较，还能部分地隐蔽它的内部缺陷。配备了大机器的大规模生产，无情地摧毁了技术落后的手工业。这个痛苦的过程，不过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崩溃过程罢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即各种“第三者”的存在，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和平的”扩展其势力，而没有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外壳对经济进化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即形成资本主义“ 规律 ”的那些矛盾――的一般特征，只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已度过其襁褓期，不仅仅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形态，而且成为经济关系的普遍形态的时候，换言之，只是在资本主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时候，才最明显地显露出来。只是到现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性才以迅猛之势表现出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世界已浸于血泊中，濒临死亡，在作痛苦的挣扎）的痉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最终必将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爆炸。资本主义力图克服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所采用的办法是，把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压入国家组织的铁箍中。但是，它在国家范围内消除竞争之后，却放出了世界性混战之魔鬼。资本主义力图借助殖民地这个阀门来降低气压，使工人阶级顺从，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它虽然暂时达到了目的，却为整个资本主义锅炉的爆炸做了准备。资本主义力图用帝国主义征服的办法，使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剥削的国家界限。但事实证明，用它自身的方法是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本主义空前地扩大了军国主义的势力。它把几百万军队带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这些军队现在开始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自身。原先是惟命是从的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觉醒了，他们发出日益强烈的呼声。在上层强加于他们的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习惯于随时殉身而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开始以同样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来冲破帝国主义的阵线。这样，资本主义使生产的积聚达到了空前高度，并且创造了一个集中化的生产机构，同时也就为自身准备了队伍庞大的掘墓人。在阶级的大冲突中，金融资本的专政就要被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所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 [2][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上），第24页。――中译本译者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6页。――中译本译者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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