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且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并供给这个国家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结果。必须至少简短地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制度的特点是，采用 民主集中制 的方法。把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没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党不仅密切注意二者的界限应当随时划清，而且还密切注意运用这种方法的人应当真正有权规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不可变更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不容许搞派别活动的说法，在堕落时期是神话。 [9] 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同时说实在的，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既然以推翻世界为自己的任务，把最大胆的叛逆者、战士和反抗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它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怎么能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圈子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往往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使派别斗争的持续性减小，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的支持。它正是从这种支持当中得到胆量，来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领导在各个危急阶段所表现的明显的正确性，使中央委员会拥有很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是集中制的无价的精神资本。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同目前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所实行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目前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领导”都是由上面指派的，一道命令就可以把政策完全改变，党的机关完全没有监督，它对普通党员傲慢骄横，对克里姆林宫则百般顺从。但是，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年，即使党内已经出现了管理腐败的现象，如果有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党的形象讲给布尔什维克听，那末，每个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都会把这个人斥责为最恶毒的诽谤者。
列宁和他的同事的注意中心是，经常地关心保护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使它不受当权者的那些恶习的影响。然而，在开头几年，党和国家机关的特别密切关系，以及有时实际上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已经给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造成了损害。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曾祝愿和希望在苏维埃机构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国内战争使这种打算作了很大的改变。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禁止。这种显然同苏维埃民主精神矛盾的作法，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当作一种原则，而是当作一种暂时的自卫手段。
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它的任务的新颖和广泛，不可避免地使党内发生了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暗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这样就加剧了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采取了这样尖锐的形式，以至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不少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叛乱，这时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活动——这就是说，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也运用到执政党的内部生活中。这种禁止派别活动的做法也被当作一种非常措施，准备在局势大大好转的时候取消。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极其谨慎地运用这种新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它本身的关系最大——以免因而扼杀了党内生活。
可是，这种办法原来只不过是对付困难局势的一种必要的让步，官僚却认为完全适合自己的胃口，于是他们便开始完全以行政上感到方便的观点来处理党内生活。早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健康好转的一个短时期里，由于对官僚主义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感到震惊，就准备展开斗争反对斯大林派。斯大林派这时已经使自己成为党机器的轴心，作为夺取国家机器的第一个步骤。列宁的第二次病倒和以后的逝世，使他未能同内部的这支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从此以后，斯大林——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他一道工作——便把全部努力放在促使党机器摆脱普通党员的监督方面。在这种“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了斯大林是他的同事当中最坚决最可靠的一个。他用不着分心去注意国际问题；他从来没有关心过那方面的问题。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必要的坏东西，只要能为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就应当加以利用。在他的眼虽，他自己的党之所以还有价值，也不过是因为它驯服地支持国家机器。
除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外，官僚还散布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中央委员会就是一切，党等于零。第二种理论无论如何比第一种理论实现得更加成功些。统治集团利用列宁的逝世宣布了一次“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运动”。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地加以守卫的，现在大大地敞开了。工人、职员、小官员，成群结队地挤进去。这种策略的政治目的是，把革命先锋队融化在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而有服从权势的老习惯的普通人当中。这个计划成功了。“为纪念列宁主义而吸收党员运动”，由于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因而给予列宁的党一个致命的打击。机器赢得了必要的独立，民主集中制让位给官僚集中制。在党的机关本身当中，工作人员从上到下作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动。服从被宣布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借口下，“奇诺夫尼克” [10] 彻底地代替了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从此便成为一部迅速蜕化的历史。
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清。在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一种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严峻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在初期除了通过执政党的机关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热月派人物都是从雅各宾党人当中产生出来的。波拿巴本人在早期就属于雅各宾党，后来法国的这位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宾党人当中挑选其最忠实的臣仆的。时代改变了，雅各宾党人也随着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也不例外。
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已经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当时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亡时期都曾同列宁共事多年，现在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服着十年徒刑。另外还有三个政治局委员，即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 [11]，已经完全离开领导岗位，但是由于采取了屈服的态度，目前担任着次要的职务。最后，还有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流亡中。列宁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由于不能全力使自己完全适应热月，也遭到了软禁。
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如果有人在革命的头几年预言他们以后会高升到那样的地位，那他们首先会感到惊讶的，同时这种惊讶不会掺杂着虚伪的谦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作法更加严格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反对政治局的人就不可能正确。但是不仅如此，由于斯大林不可能犯错误，因此政治局就不能反对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不能反对他自己。
在这整个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所有反对派别的口号。这种要求实现的希望越小，这些派别要求实现的决心就越大。上面提到的左翼反对派纲领，在一九二七年就要求在刑法中加入这样一条特别法律：“凡直接或间接迫害提出批评的工人，即以严重罪行惩处。”代替这条法律的是，刑法中加入了一条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律。
党内民主在老一代当中只剩下了一点回忆。与此一道消失的还有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组织和体育组织的民主。驾于所有这些组织之上的是党支部书记的无限威权。在“极权”这个字眼从德国传来以前好几年，苏联的制度在性质上就已经是“极权”的了。拉柯夫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写道，“败坏道德的方法把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变成机器，并且摧毁了意志、性格和人的尊严、统治集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变成不可动摇不可侵犯的寡头，以此代替了阶级和党。”自从拉柯夫斯基写出这几句愤慨的话以来，制度的蜕化已经走得无比遥远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一九三六年三月莫洛托夫已经能够向一个法国记者吹嘘说，执政党内部不再有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现在不同的意见已经由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解决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亡，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会使它起死回生。
随着党在政治上的蜕化，没有监督的机关在精神上也趋于堕落。“Sovbour”——即Soviet bourgeois（苏维埃资产阶级）——这个用来称呼享受特权的显贵的字眼，很早就在工人的字汇中出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资产阶级倾向便有了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统治阶层蜕化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说，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事情，即被征服者的水平较高的时候，征服者便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俄国资产阶级和旧官僚政治的文化固然相当可怜，但是可惜新统治阶层还必须经常向那种文化脱帽致敬。有“四千七百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管理着国家机器。“究竟是谁领导着谁呢？我非常怀疑，你们是不是能说共产党员是在领导着……。”在以后的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不能说话了。但是在他能活动的最后几个月当中，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警告和武装工人上面，希望他们反抗官僚的压迫、专横和腐化。然而，他当时也只不过是看出了病症的初期症状而已。
克里斯琴·拉柯夫斯基、以前担任过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他在一九二八年流放期间曾经给他的朋友写过一封信，简略地探讨苏维埃官僚。这封信，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好几次，因为它至今还是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篇最好的东西。拉柯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说，“在列宁的心中，以及我们大家的心中，党领导的任务在于保护党和工人阶级，使他们不受当权者方面由于拥有特权、地位和任命权而做出的腐败行动的影响，不同旧贵族和旧市民的残余接近，不受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影响，不受资产阶级道德和思想意识的诱惑……我们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和高声地说，党机关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者和教育者的双重作用。它失败了，破产了。”
不错，拉柯夫斯基本人在官僚的压迫下后来否认了自己的尖锐判断。但是，七十岁的伽利略也曾经这样。他陷入异端裁判法庭的魔掌以后，被迫否认了哥白尼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地球继续绕日运行。我们不相信六十岁的拉柯夫斯基真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这种收回自己意见的做法进行过令人敬畏的分析。至于他的政治批评，在客观发展的事实当中比在他本人的主观坚定思想当中找到的支持远为可靠。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结构。运用政权成了一个固定社会集团的专门工作，这个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它就越急于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拉柯夫斯基继续作了解释：“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执政党的党员是不容许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差别最初是职务上的，但是后来就成了社会上的差别。我不是说这种差别变成一种阶级差别，而是变成一种社会差别……拥有汽车、美好住宅、定期休假和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同在煤井中工作、每月得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比较起来，社会环境是不同的。”拉柯夫斯基列举了雅各宾党人在执政时期蜕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加政府的商业合同和供应等等，他还引用了巴贝夫的这样一种奇妙的评论：新统治阶层的蜕化，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受了以前的贵族少女的影响，雅各宾党人对于她们是非常友好的。巴贝夫叫喊道，“你们这些小心眼的平民，你们在干什么呀？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会绞死你们。”如果调查一下苏联统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显示一种类似的景象。苏联的著名记者索斯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汽车—闺房的因素”对于形成苏维埃官僚的精神面貌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确，索斯诺夫斯基继拉柯夫斯基之后也收回了自己的意见，然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是这样并没有改进了官僚的精神面貌。恰恰相反，这种收回意见的行动正是道德越来越败坏的证明。
索斯诺夫斯基的旧文章，人们抄写出来一个一个地传阅，这些文章描绘了新统治阶层生活当中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插曲，这些插曲清楚地说明了征服者已经为被征服者的精神活动同化到多么严重的程度。然而，我们用不着回到过去的年代——因为索斯诺夫斯基最后在一九三四年放下了批评的鞭子，而换成了歌功颂德的七弦琴——我们不妨看看苏联报刊上的一些崭新的例子。我们并不挑选谩骂和所谓“过火”的东西，而是挑选那些正式的社会舆论所认可的日常现象。
莫斯科有一个工厂的经理，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他在《真理报》上吹嘘他所领导的企业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械工人在电话中问道：‘先生，您有什么命令，是立刻关上熔炉呢还是等一下呢？’我回答说：‘你等一下吧。’”这位机械工人同经理谈话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他用的是“您”，而经理回答的时候用的却是“你”。这种可耻的对话在任何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可是这位经理在《真理报》上竟当作完全正常的事情来谈论！ 报纸的编辑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不注意这种事情。读者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一套。我们也没有觉得惊奇，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会议上，“领导人”和人民委员就是用“你”来称呼属于他们管辖的工厂经理、集体农庄主席、车间工长以及劳动妇女等人的，特别是在授予奖章的时候，更加是这样。在沙俄时期，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上级对下级讲话时不要用“你”这个称呼，他们怎么能忘记这件事呢！
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威人士同“人民”的这种对话（这些“人民”对于那些权威人士的老爷般的粗暴态度是感到惊讶的），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这一点，即虽然经历了十月革命，生产资料已经国有化，土地已经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在苏维埃金字塔最上层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一个有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有了更大的倒退。这种真正的俄罗斯野蛮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根源在于苏维埃的热月；这种热月给予没有什么文化的官僚的是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使他们不受任何监督； 给予群众的著名福音却是服从和沉默。
我们绝不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在纯粹理性的天秤上衡量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已为事实证明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用诗人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变成无理，仁慈变成灾祸。”反对党被禁止以后，派别也被禁止。而派别被禁止的结果则是，禁止人们与没错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想法。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党的磐石般一致，带来了官僚不受惩罚的结果，这种结果成了各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的泉源。
三、热月的社会根源
我们已经说明，苏维埃的热月就是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已经试图揭露了这种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有一部分被行政机关吸收而逐渐腐化，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消灭了，还有一部分则遭到排挤和垮下去了。疲倦而失望的群众对于最上层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然而，这些条件尽管重要，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官僚能够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单靠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新统治阶层的兴起，一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宾党人的胜利，也得到这一点的帮助，即群众的厌倦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但是在这种基本上属于偶然情况的现象下面，还进行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进程。雅各宾党人所依靠的是大浪潮所掀起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然而，十八世纪符合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革命，归根到底只能使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热月只不过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苏维埃的热月中，表现出什么类似的社会需要呢？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对于宪兵为什么取得胜利这个问题已经试图提出初步的答案。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分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以及国家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把理论性的预测和现实作一比较。一九一七年列宁在谈到夺取政权以后应当立刻开始的阶段时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 开始消亡。” [12] 这种消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在于这一事实，即“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 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 [13] 镇压的职能。列宁接着还说了这样一句明白而不可辩驳的话：“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14] 在生产资料方面废除私有财产这一点，取消了历史性国家的主要任务——保护少数人专有的特权，使其不受绝大多数人的侵犯。
根据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消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的那一天——即在新政权有时间处理其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前。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每个成就都意味着在消灭国家方面前进了一步，即在国家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前进了一步。这种溶化的程度是表明社会主义结构的深度和效率的最好的指数。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样一条社会学定理：在一个工人国家中，群众所施加的压制力量，同剥削倾向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成正比例，而同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的普遍忠诚成反比例。因此，官僚——即“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所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这种压制力量是群众不能或不愿施加的，同时总是这样或那样用来反对群众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苏维埃至今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和独立，而且仍然不能不像最初几年那样采取镇压和压制措施，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就可能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群众性的苏维埃已经从舞台上完全消失，实行压制的职能已经转入斯大林、雅戈达之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忧虑的程度一定还要大得多。而且压制采取的是些什么形式啊！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国家具有这样顽强的力量，特别是它在警察化，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传统看法，或者从根本上拒绝官方对苏联的估计。
我们现在从莫斯科一家报纸的最新一期上看看对于苏联现行制度的固定说法，这种说法是全国到处天天重复和学校的儿童必须牢记在心的许多说法之一，即“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经彻底消灭，因此已经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日益高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真理报》）不用说，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报刊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如果剥削已经“永远结束”，如果国家现在的确已经走上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道路上，那末，社会除了最终扔掉国家这件紧身衣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可是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现象甚至难以捉摸！——苏维埃国家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性质。
同样致命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方面。在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加以表述：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旧统治阶级还拿着武器进行斗争，他们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支持，同时武装的富农对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工作进行着破坏活动——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党内对于最严重的政策问题能进行公开的和无所顾忌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被推翻，工业化已经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反而不能容许对不可动摇的领导人进行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按照党章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马上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大声讲出怀疑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就会几乎当作恐怖阴谋的同谋犯来进行审讯和判罪呢？这样可怕地、可恶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
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随时请现实兑现。如果一种理论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修正它或者把它的缺陷弥补起来。我们必须找出那些使苏维埃现实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发生矛盾的实际社会力量。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要在黑暗中游荡，重复那种对于领导人的威信有用而与活生生的现实恰好相反的官样文章。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例子。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讲演中宣称：“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灭阶级的问题（鼓掌）。”然而，还存在着过去的“本质上同我们敌对的分子”，即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不仅如此，在集体化农民、国家职员当中，以及有时也在工人当中，“小投机商” [15] 被发现了，“侵占集体和国家财富的人，诽谤苏维埃的人等等”也出现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专政。同恩格斯的看法相反，工人国家绝不是“沉睡”，而是恰恰相反，必须越来越提高警惕。
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所描绘的情况，如果不是非常自相矛盾的话，是会完全得到肯定的。社会主义在国家中完全居于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才是消灭了。（如果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是消灭了，那末在其他意义上还是存在的。）固然社会的和谐到处遭到过去的渣滓和残余的破坏，但是不能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而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人，还能同“小投机商”（甚至还不是 投机商 哩!）和“诽谤者”一道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看来一切事情都在以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况发展着。那末，官僚的铁一般的专政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反动的梦想者是会逐渐死亡的。“小投机商”和“诽谤者”在超民主的苏维埃一笑之下也是可以解决掉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对官僚国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答复是：“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 个别人 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 这种 捣乱的必要性。但是……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 [16] 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列宁已经特别预见到一个继承他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将要说的话。列宁在苏联公立学校里是学习的对象，在人民委员会里显然不是。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地提出列宁所极端反对的那种说法。奠基者及其不肖门徒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一方面，列宁认为，即使是消灭剥削阶级这个任务，也可以在没有官僚机关的情况下完成；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在说明为什么官僚机器消灭阶级 以后 还扼杀了人民的独立时，却找不到更好的借口，而只好说还存在着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
然而，以这些“残余”为借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按照官僚本身的权威代表所供认的话来说，昨天的阶级敌人正在被苏维埃社会成功地同化着。正是由于这种说法，因此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波斯杜谢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许多怠工者……已经诚恳地悔过，并已参加到苏维埃人民的队伍中来。”由于集体化的顺利实现，“富农的子女不必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还有：“富农本人现在也差不多不相信，他们会有可能在乡村中恢复自己以前的剥削地位。”怪不得政府取消了社会出身的限制！但是，如果波斯杜谢夫说的话——这些话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只有这一点：不仅官僚已经变成不合时宜的讨厌东西，而且一般的国家强制在苏维埃国土上已经无事可做。然而，无论是莫洛托夫或者是波斯杜谢夫，都不同意这种不可变更的论断。即使自相矛盾，他们也要掌握着政权。
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抛弃政权。要是用客观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样：目前的苏维埃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没有一个官僚阶层。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绝不是过去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目前的强大的力量和倾向。苏维埃国家作为强制性机关而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性结构还充满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 消费 领域——这是人人最亲切地最敏感地感觉得到的领域——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而且时时刻刻有在生产领域出现的危险。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说是最终的，也不能说是不可变更的。
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如果商店里的货物充足，购买者就可以随时去买。如果货物很少，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而在队排得很长的时候，就必须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
乍看起来，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缩小“资产阶级法权”适用的范围，从而动摇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即官僚的立足点。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截至目前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官僚也因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这也不是偶然的。
苏维埃制度在初期，毫无疑问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官僚作风也要少些。不过，当时是一种普遍贫穷的平等。国家的资源是那样贫乏，以至没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化出一个特权阶层。同时，工资的“平等化”摧毁了个人的兴趣，也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维埃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基础上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的大量积蓄才有可能。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它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它最初是作为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出现的。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维护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谁也不会在有财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这样，由于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社会必要职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而也就成为使整个社会机体遭到巨大危险的泉源。
苏维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具体化了。群众的贫穷和文化落后又一次体现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的那种恶劣形象。被废除的和遭到诅咒的官僚，从社会的仆人又一次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已经达到这样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步，以致它现在无论在活动方面或者收入方面都不容许任何监督了。
官僚对于“小投机商、侵占者和诽谤者”的近乎神秘的恐惧，由此便可得到完全合乎逻辑的说明。苏维埃经济由于还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因此它每走一步都要产生和复活那些侵占和投机的倾向。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起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倾听反苏维埃的“诽谤”——也就是倾听对于上司的贪婪和专横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悄悄的批评。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幽灵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于不再存在的残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积雪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新的、有力的和不断重新生长的个人积累倾向的问题。国家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还是很微弱的，正因为还很微弱，因此它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些离心倾向。另一方面，没有特权的人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望，即把新显贵的贪婪的手挡回去。于是社会斗争又趋于尖锐化。这就是官僚的权力的泉源。但是，也正是这个泉源产生了一种威胁，一种对官僚的权力的威胁。
[1] 热月，原文音译为特米多尔（Thermidor），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行的新历第十一月，即热月。新历共和二年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动政治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政权，从此政治走向反动。发动这次反动政变的政治集团被称为“特米多尔派”，亦称“热月党”。在这里，热月一词成为政治趋于反动的同义语。——中译者注
[2] 米拉波（Homoré Gabriel Mirabeau，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斐扬派领袖之一，是一伯爵。革命初期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一七九〇年以后为宫廷奔走。——中译者注
[3] 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革命初期主张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后力图解散巴黎公社和封闭雅各宾俱乐部。——中译者注
[4] 巴拉斯（Paul Barras，1755—1829），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时期热月党首领之一。两次镇压巴黎贫民起义。督政府成立后任总理，拿破仑执政后退休。——中译者注
[5] 波拿巴（Bonaparte），此处指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一世于一八〇四年恢复君主政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从一七八九年开始到这时结束。——中译者注
[6] 巴贝夫（Francois Noel Babeuf，1760—1797），法国人，鼓吹绝对平等和公有制，一七九六年组织政变失败后被处死。其主张被称为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中译者注
[7] 阿巴耶监狱（Abbaye prison），在巴黎，一七九二年九月曾屠杀一百六十四名囚犯。此狱建于一五二二年，毁于一八五四年。——中译者注
[8] 毕苏斯基（Joset Pilsudski，1867—1935），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法西斯独裁者，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年任总理。——中译者注
[9] 这句话的英语译文为：“The present doctrine that Bolshevism does not tolerate factions is a myth of epoch decline.”俄语原文为：“Нынешнее учение о том, будто большевизм не мирится с фракциям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ю миф эпохи упадка.”郑异凡先生的译文为：“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容不得派别的学说，乃是堕落时期的神话。”——电子版注
[10] “奇诺夫尼克”（Чиновниκ），即职业的政府官员。——英译者注
[11]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硬被说成是反斯大林的“恐怖阴谋”案的同谋犯，而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判处死刑；托姆斯基也因同一案件而自杀或被处决；李可夫由于同此案有牵连而被撤职；布哈林虽受到怀疑，但还未失去自由。——英译者注
[12]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06页。——中译者注
[13] 同上。——中译者注
[14] 同上，第407页。——中译者注
[15] 即спекулянтики。——英译者注
[16]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50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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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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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一、匮乏、奢华和投机
苏维埃政权开始的时候是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到一九二一年便被迫恢复了市场。在五年计划时期，由于物质资料极端缺乏，又实行了国家分配制——即在较高的基础上重新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做法。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较高的基础还是不够的。到一九三五年，计划分配制便又让位给商业。这样，事实就再一次表明，切实可行的分配办法，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和现有的物质资源，而不是决定于所有制的形式。
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行计件工资制以后，将来就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资本主义在繁荣时期也不例外的一面。社会的现象和进程还必须从彼此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领导阶层的幸福的增进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新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
根据日常生活条件，苏维埃社会已经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匮乏中生活的多数人。不仅如此，从苏维埃社会的两种极端情况来看，这种不平等还拥有极其对立的性质。准备广泛流通的产品，通常总是价格高而质量低，而且离开中心城市越远就越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投机而且公然盗窃消费品，都具有群众性。过去这些行为是计划分配制下的一种补充，现在则成为苏维埃商业的一种调节办法了。
苏联的“友人”有一种特有的习惯，那就是闭着眼睛、用棉花塞住耳朵来收集印象。我们不能信赖这种人。敌人则经常进行恶毒的诽谤宣传。因此，我们最好还是转向官僚本身。他们至少不会敌视自己，因此他们的正式自我谴责——这种情况常常是由于某种紧急的实际需要而引起的——应当比他们的更经常更叫得厉害的自我夸耀更值得相信些。
大家知道，一九三五年的工业计划是超额完成的。但是住宅建筑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不仅如此，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在最缓慢最糟糕和最马虎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集体农庄的庄员，他们还和以前一样地同他们的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自己的破旧草房里。另一方面，苏维埃的达官贵人却在报刊上抱怨，为他们新造的住宅没有“家庭佣人房间”——即没有专供家庭佣人居住的房间。
每一种制度在一般建筑和专门建筑方面都有其可纪念的特色。目前苏维埃时代的特点是，无数的苏维埃宫殿和楼房，官僚们的有时价值达一千万卢布的真正圣殿，豪华的影剧院，红军之家——即主要为军官修建的军人俱乐部——以及专供有钱的人使用的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而另一方面，工人住宅的建筑还是那样极端落后，甚至造得像营房一样。
铁路在运输国家货物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是普通苏联人并没有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公路和交通部的领导人发出无数的命令，抱怨列车和车站不卫生，“在旅途中对旅客服务的不周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在火车票方面出现大量作弊、盗窃和欺骗的行为……留下空座位进行投机活动，受贿……在车站和路上抢劫行李。”事实上，这些行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业当中都是刑事罪。善于辞令的官员这样三番五次地抱怨，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运输工具还非常不够人民使用，运输的产品还很缺乏，另外还有一点，铁路方面的官员同所有其他有权的人一样，对于普通人是根本漠不关心的。官僚们在陆地上、水上以及空中都令人羡慕地能够为自己提供交通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大量的苏维埃特等客车、专车和专轮就可以知道——而上面说的这些交通工具，现在又在日益换成最好的汽车和飞机。
列宁格勒中央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说明苏维埃工业的成就时曾经肯定地说，在一年以内，“我们的工人积极分子来开会就不用再坐现在这种一般的福特车，而可以坐新式的小轿车了”，这句话得到了直接有关的听众的掌声。苏维埃的技术虽然是面向着人的，但它的努力方向首先还是满足特定的少数人的高级要求。在有电车的地方，电车还是像从前那样挤得闷死人。
粮食工业人民委员米高扬曾吹嘘说，最低级的糖果正在被最高级的糖果排挤出生产部门，“我们的妇女”越来越要求高级香水。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自从工业转入货币流通的范围以后，它正在日益适应更高级的消费者。这就是市场的规律，在这种市场上，高等的“夫人们”绝不会起最小的作用。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人们还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即根据一九三五年乌克兰的调查，在九十五个商店中，就有六十八个根本没有糖果；对于点心的需要，也只能满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同时质量还是很低的。《消息报》曾经这样抱怨，“工厂的工作竟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要求。”自然，这里所指的消费者不是那些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巴赫教授是从有机化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发觉“我们的面包有时简直糟透了”。男女劳动人民虽然不了解酵母和发酵的秘密，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跟尊贵的教授所不同的是，没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的意见。
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登广告宣传各种各样的丝绸时装，这些时装都是由专门的“时装设计公司”设计的。然而，在各省，甚至在大工业城市，工人们如果不排队并忍受其他的烦恼就买不到一件印花布衬衫。理由很简单：东西不够！供给多数人必需品比供给少数人奢侈品要困难得多。历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米高扬在列举他的成就时告诉我们说：“人造牛油工业是一个崭新的工业部门。”不错，这个工业部门在旧制度下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急于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情况已经变得比在沙皇统治下还要坏。在那个时候，人民也是看不到牛油的。但是，牛油代用品的出现至少意味着，苏联已经有两种消费者：一种是吃真正牛油的，另一种则只能吃到人造牛油。这位米高扬还曾吹嘘说，“我们供应了大量马霍卡烟给所有需要它的人”。他忘记了补充这样一句话：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国，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像马霍卡这样劣等的烟叶。
关于不平等现象，一种如果说不上大胆至少也是很明显的表现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有一些专卖高档商品的商店，这些商品上面都有一种不是俄罗斯式的但很有意味的设计：“Luxe” （“豪华”)与此同时，人们无休止地抱怨莫斯科和各省的粮店发生大量抢劫的事情，这一点说明，虽然每个人都想有点东西吃，但是食品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
工人家庭主妇对于社会制度有自己的看法，她们还有自己的“消费者”标准——这是干部嘲笑她们的说法，其实这些干部对于自己的消费也是很注意的——归根到底，这种看法和标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劳动妇女和官僚的冲突当中，马克思和列宁，还有同他们在一起的我们，都是站在劳动妇女一边的。我们反对官僚，因为他们夸张自己的成绩，掩饰矛盾，并且扼住劳动妇女的咽喉，使她们无法提出批评。
即使今天人造牛油和马霍卡烟已经成为不适当的必需品，但如果吹嘘和粉饰现实，那也还是没有用。“积极分子”有新式小轿车，“我们的妇女”有高级香水，工人则只有人造牛油，贵人有“de luxe”（“豪华的”)商店的商品，平民则只能通过橱窗看一眼精美的物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群众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并不怎么错的。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争夺生存资料的斗争有使“一切旧欺诈行为”复活的危险，而事实上，这种旧行为已经在一步一步地逐渐复活。
目前的市场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下的市场关系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目前的市场关系应当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组织同各个公民之间没有中间人和私商的情况下得到直接的发展。然而，这一点只有从原则上看是不错的。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额增长得很迅速，按照说明书，应当在一九三六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庄的贸易额，一九三五年达到一百六十亿，今年还会大大地增长。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中间人在这些贸易额当中以及以外究竟占什么地位——至少不是无足轻重 的地位！——是很难断定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特别是集体农庄的个别庄员，也都很喜欢依靠中间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员以及与农民进行交易的地方工业，也都走同样的道路。渐渐地就发生了这样出乎意料的事，即在一个广大的地区，肉、牛油和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商”垄断了。甚至最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面粉、汽油等，尽管国家的仓库里储备着足够的数量，但是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中有时竟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有。显然，农民会通过其他道路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苏维埃报刊常常在谈到经纪人的时候，就像谈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至于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作用似乎比较小些。独立的马车夫、小客栈的老板以及单独的手艺工人，就像单干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容许的职业。在莫斯科，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企业和修理店。这些商店的存在是得到默许的，因为它们填补了经济中的巨大裂缝。可是还有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在各种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的虚假招牌下或者在集体农庄的掩护下活动着——就好像是为了扩大计划经济中的裂缝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常常按照恶毒的投机商这样的性质，把在街上出售家庭制造的圆扁帽或者布衬衫的饥饿妇女逮捕起来。
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宣称，“在我们的国土上，投机活动的基础已被摧毁，如果还有投机商的话，那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缺乏阶级警惕性，对苏维埃机关各种环节中的投机商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这真是理想的官僚思想典型！投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需要任何警惕性了。例如，如果国家能够保障居民有足够的中等帽子，那就没有必要去逮捕那些可怜的街头小贩了。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必要性，的确还是一个疑问。
上面所说的私商的数目，正像他们的营业额一样，就其本身来说还不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你不可能真害怕汽车司机、卖圆扁帽的小贩、钟表匠以及买鸡蛋的人去进攻国家财产的堡垒！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是由纯粹的数学关系来决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暴露出一点弱点，各种各样的投机商就会像发烧时出疹子一样地大量出头露面，这一点表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还在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投机的细菌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究竟有多大的危险，这一点完全决定于国家经济政治机体的总的抵抗力。
普通工人和集体化的农民——即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的情绪和行动，主要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收入同地位较好的阶层的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人的消费领域内，相对性的法则可以最直接地表现出来！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果用货币来计算，那就会彻底地揭示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实际份额。即使我们了解不平等现象在很长的时期内还有历史必要性，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的限度及其对社会的利害得失究竟如何，依然还是问题。为了分享国民收入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目前的结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结构这个问题，并不决定于官僚的诡辩，而决定于群众本身即产业工人和集体化农民本身对于这个结构所采取的态度。
二、无产阶级的分化
人们会以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关于实际工资的材料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加以研究——所有按照居民的类别而统计的收入材料一定是极其明了和易于了解的。然而，事实上，这个同劳苦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有关的整个问题，被一层不可穿透的密网包裹起来了。对于调查者来说，了解苏联工人家庭的预算比了解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预算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可能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我们曾经设法把各种类型的工人的实际工资用图表来说明，但是甚至连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情况也没有弄出来。各个方面和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寡言，正像它们对于毫无意义的数字大吹大擂一样说明问题。
根据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这十年当中，工人每月的产量增加了二点二倍，货币工资增加了三点五倍。但是后面这个堂而皇之的数字究竟有多少被工人阶级上层的专家吞掉了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个票面数字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呢——关于这种问题，我们无论是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中或者报刊的说明中都找不到答案。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举行的一次苏维埃青年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科沙罗夫宣称，“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青年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但是，即使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而喜欢鼓掌的勋章佩带者，对于这种吹嘘也没有发出一声掌声。听众同讲话的人一样十分清楚，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已经降低了基本工人群众的物质条件。
每个人的“平均”工资，连托拉斯的经理和女佣都包括在内，一九三五年大约是两千三百卢布，一九三六年将达两千五百卢布左右——即票面价值达七千五百法国法郎，虽然实际购买力很难超过三千五百到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很不高，而如果考虑到一九三六年的增加工资，是为了部分地补偿由于取消消费品的特价和取消一系列的免费服务而遭到的损失，那末，这个数字就更加微小了。但是，主要的还是，每年两千五百卢布，即每月两百零八卢布，正如我们所说的，是 平均 工资——即一种算术上的假象，这种假象的职能在于掩饰工资的真正悲惨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上层工人的情况，特别是所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情况，去年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报刊不是没有根据地那样热中于列举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自行车或者多少瓶糖果。附带说一句，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普通工人得到这些好处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推动力的时候宣称，“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在对计件工资制——这一点可以说明统治阶层的最大特色——所作的这种乐观的说明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即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以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动力并不是来自“愉快”的情绪，而是来自那种想得到更多的钱的欲望。莫洛托夫用这样的话纠正了斯大林的说法：“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提高生产率的直接动机，就是对增加收入感到兴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个工人阶层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千字号人”，因为他们每月的收入已经超过一千卢布。还有些人每月的收入甚至在两千卢布以上，而底等工人的收入往往还不到一百卢布。
看来好像只靠这种工资的差别就可以使“富”工人与“不富”工人之间有足够的区别。但是对官僚来说，这一点还不够。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特权几乎像下骤雨般地给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他们新住宅或者给他们修缮旧房子，优先把他们送到休养所或者疗养院去，派教师和医生到他们的家里去免费教授和治病，给他们发免费的电影票。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可以免费理发和修面，并且可以随到随理。在这些特权中，好像有许多是故意用来伤害和侮辱一般工人的。当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过分的善意，除了权位概念以外，还由于他们良心上感到不安。地方上的统治集团，都急于抓住机会让上层工人同他们共享特权，以免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实际所得往往等于下层工人的二三十倍。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的薪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支付八十个到一百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工资的不平等方面，苏联已经不仅赶上而且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那些最优秀的真正为社会主义动机所推动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于自己得到的特权并不感到愉快，而是感到烦恼。这是不奇怪的。他们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此周围充满了嫉妒和恶意，这就使他们受到了损害。这种关系同社会主义道德的距离，比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关系同这种道德的距离还要远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还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
尽管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甚至熟练工人也是不好过的，在各个省里尤其如此。七小时工作日在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越来越受到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另外设法补助生活。他们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苏维埃农场比较好的工人所过的特别幸福的生活，即拖拉机手、康拜因驾驶员等等——这些人都是已经臭名远扬的贵族——都有自己的乳牛和猪。没有牛奶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奶好这样一种理论已经抛弃了。现在承认的是，在既不缺牛也不缺猪的国营农业企业中，工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得到保障而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小经济。同样显著的一件事是，官僚洋洋得意地宣称，哈尔科夫有九万六千名工人有自己的菜园——其他城市也都被要求同哈尔科夫竞争。在“自己的乳牛”和“自己的菜园”这些字眼里，包含着多么可怕的人力浪费！官僚加在工人身上的，特别是加在工人的妻子儿女身上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式的掏粪挖土的重担！
至于基本群众，当然既没有乳牛也没有菜园，大部分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每年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甚至还要少些——这种情况在苏维埃的物价下就意味着一种贫困。作为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标志的生活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常常是无法忍受的。绝大多数工人挤在公共宿舍里，其设备和维修比营房还要差得多。在有必要为工业部门遭到的失败、工人装病怠工和出产次品等现象辩解的时候，管理机关本身也会通过新闻记者的笔描绘出这样的生活状况来：“工人们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得他们睡不着。椅子坏了；没有喝水用的杯子，等等。”“两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把屋内的雨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厕所脏得熏死人。”这种描述同全国各地都有联系，而且想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由于这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例如石油工业的领导人就写道，“劳动力的流动性已经达到最高点。……由于没有工人，很多油井完全废弃了。”在条件特别不利的某些地区，只有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违反纪律行为而被开除或解雇的人，才愿意来干活。因此，在无产阶级的底层，正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维埃贫民层，他们没有权利，可是像石油生产这样重要的工业部门还不能不使用他们。
由于这种悬殊的工资差别，再加上专横的特权，官僚便在无产阶级当中制造了尖锐的矛盾。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材料有时就呈现出一幅小规模内战的图景。例如工会的机关报就写道，“损坏和破坏机器是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斗争所喜欢使用的（！）办法。”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在每一个步骤当中都可以感觉得到。”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工人站在一边，工会站在另一边。斯大林曾经公开建议，向那些反抗的人“直接开火”。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不止一次地进行威胁，要把“蛮横的敌人”从地球上清除干净。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特别清楚地表明，当局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官僚在运用“分而治之”这个的确并不是他们发明的格言时非常坚决。不仅如此，为了安慰工人，这种强制性的计件劳动被称作“社会主义竞赛”。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像一种嘲弄！
竞赛是我们的生理遗传中所固有的东西，如果清除了其中的贪婪、嫉妒和特权成分，那末，毫无疑问，在共产主义下也仍然会是最重要的促进文化的动力。但是在目前的准备时期，要使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一定会真正建成，那就不是用苏维埃政府所采用的那种令人感到羞辱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办法，而是用更值得解放了的人所使用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用官僚的那根鞭子。因为这根鞭子是从旧世界传下来的最令人厌恶的遣产。必须把它粉碎并在营火中烧掉，才能毫无愧色地谈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