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
一、作为一种危机制度的波拿巴主义
我们在前面曾以读者的名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统治集团犯了无数错误，怎么能把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呢？”或者换句话说，“热月分子的智力贫困和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具体和比较明确的答案。苏维埃社会并不是和谐的。这个阶级或阶层认为是罪恶的东西，另一个阶级或阶层可能认为是一种美德。从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个观点来看，官僚的政策是十分矛盾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从加强新统治阶层的权力这个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却是始终一贯的。
国家对富农的支持（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来说包含着一种致命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官僚又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捆起来，并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进行了镇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错误”；从官僚的观点来看，这却完全是一件好事。当富农开始直接威胁到官僚本身的时候，官僚才把武器转过来对付富农。对富农的猛烈进攻还扩大到中农身上，这种做法使经济遭到的损失并不下于一次外国入侵。但是，官僚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完全消灭了以前的同盟者以后，就开始全力发展新贵族。这样做不是危害社会主义吗？ 当然——但同时却加强了统治阶层。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点上同所有的统治阶级一模一样，即只要他们的领导人无条件地忠实于维护官僚的特权，他们就闭眼不看这些领导人在一般政治领域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新贵族对于局势越是感到不安，则凡是为了维护他们那样公正地得到的权利、使之不受任何一点威胁而采取的无情手段，就越为他们所推崇。暴发户阶层正是从这个观点上来挑选它的领导人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此。
然而，官僚的权力和独立性的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历史因素比元帅们更强有力，甚至比总书记们更强有力。如果没有准确的计算，经济要合理化是不可想象的。而计算是同官僚的任所欲为不相容的。官僚之所以被迫关心恢复卢布的稳定性，也就是使卢布摆脱“领导人”的控制，是因为他们的专制统治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正像专制君主政体到一定的时候同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兼容一样。然而，货币核算不能不使不同阶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所进行的斗争具有更加公开的性质。在实行粮券制度时期几乎无所谓的工资等级问题，现在对工人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而随着这个问题的产生，工会也发生了问题。由上级指派工会工作人员的做法，必然要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面，工人是直接关心工厂管理方面的正确安排的。现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越来越强烈地埋怨生产组织方面的错误。官僚在委派经理、工程师等方面用人唯亲的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合作社和国营商店比以前更加依赖购买者。集体农庄和个别集体农庄庄员逐渐学会用数字来衡量他们同国家的交易。他们越来越不愿意顺从地忍受由上级任命领导者的做法，因为这些领导者的唯一优点往往就是同当地的官僚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卢布又往往把光亮投射到最神秘的领域，即官僚合法和不合法的收入方面。由此可见，在一个政治上遭到扼杀的国家里，货币流通可以变成动员反对力量的一个重要杠杆，而且可以预告“开明的”专制制度结束的开始。
一方面，工业的增长和农业的纳入国家计划领域使领导任务大大复杂化，因为 质量 问题提到前面来了；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却在摧毁首创精神和责任感，而没有这些，质量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进步的。官僚主义的烂疮在大型工业中也许不那么明显，但是，在合作社以及轻工业、食品制造业、集体农庄和地方小工业中——即在所有同人民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中——这种烂疮却在蔓延。
苏维埃官僚的进步作用只存在过一个时期，即热中于把资本主义技术中最重要的因素介绍到苏联的时期。借用、模仿、移植和接枝的初步工作都是在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到现在为止，在技术、科学或艺术领域还谈不上有任何新东西。在官僚的指挥下，按照西方现成的型式是可以建立大型工厂的——虽然说实在的，要比正常的成本贵两倍。但是，走得越远，经济当中的质量问题也就越重要，而这个问题像影子一样，官僚总是抓不住。苏联的产品好像印上了粗制滥造的灰溜溜的标记。在合理化经济下， 质量 要求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倡议的自由——而这些条件是同恐惧、撒谎和吹捧的极权主义制度不相容的。
在质量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包括在 独立的、 技术的 和 文化的 创造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古代的哲学家说过，斗争是万物之父。如果思想不能自由地交锋，就创造不出新价值。说实在的，革命专政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严格地限制自由。但正是由于这一点，革命时代才从来没有直接地有利于文化方面的创造，而只不过是为这种创造扫清了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越是不再成其为专政，就越能为人类的天才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逐步消亡而逐步繁荣起来。这个简单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就包括着对苏联现行政治制度的死刑判决。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策，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变成国家的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
如果新国家除了社会的利益以外再没有别的利益，强制职能的消亡就会逐渐具有一种没有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特殊的职能创造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来说，对于其职能的关心远远不及对于其职能所带来的好处的关心。统治 阶层试图加强的和永远存在下去的是强制性机关。它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有保障，对什么事情和什么人都不顾惜。事态的发展越是对它不利，它对居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就越无情。像天主教会一样，它在衰落时期提出了领袖不会犯错误的教条，但是它把这个教条高举到连罗马教皇也从来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了。
对斯大林的日益偶像化以及这种偶像化所具有的种种漫画味道，是这个制度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仲裁者，即使不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官，因此他们就把一个最能适应自己的统治要求的人抬到肩膀上。领袖的那种“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半真半假的文人雅士倾倒，实际上是一个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地位的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总表现。这个阶层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是这样想的： 朕即国家。 他们每个人在斯大林身上都容易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化身。这就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凯撒主义或者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舞台的：两个阵营的尖锐斗争把国家权力——姑且这么说——抬高到民族之上，而且表面上保证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阶级之外——实际上只不过保证这种权力拥有维护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权凌驾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军官集团，并且不受任何监督，这样一种政权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变种——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的波拿巴主义。
凯撒主义是在由于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急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则是同一制度的一种变种，不过是在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国家已经被有组织的武装的苏维埃贵族和非武装的劳苦群众之间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投票制度相处得不错。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公民投票。因而常常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向公民们提出：对领袖是 拥护 呢，还是 反对 呢？于是选民就感觉到枪口对着自己的两个肩膀之间的部位。自从拿破仑第三——现在看来，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行——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经有了特殊发展。 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 建立 波拿巴主义 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顶峰。
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一原因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出乎意料而实际上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社会基础很不一样，却是两种对称的现象。两者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主义官僚背弃国际革命的行为，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我保护的要求行事而已。
二、官僚同“阶级敌人”的斗争
从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时日起，党就是官僚主义的对头。当时，如果说官僚管理着国家，那末党则控制着官僚。党高度警惕地不使不平等超过必需的界限，为此它时时刻刻同官僚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斯大林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摧毁这种双层关系，而使党屈从于它自己的官僚并把后者融合在国家的官僚当中。目前的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斯大林就是因为为官僚作出了这个并非不重要的服务，才使他的胜利得到保证。
左翼反对派在其斗争的最初十年当中，并没有放弃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而去采取通过夺取政权来反对党的纲领。 [1] 当时它的口号是：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官僚也已下定决心要用任何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反对民主改革。在一九二七年斗争达到特别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亲口对反对派说，“那些干部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清除掉！”由于欧洲无产阶级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斯大林达句话里所威胁的东西变成了历史事实。改革的道路变成了革命的道路。
党和苏维埃组织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清洗，就是为了防止群众的不满情绪变成一种一致的政治表现。但是，压制并不能扑灭思想，而只不过是把思想赶到地下。广泛的共产党人集团以及非党公民都保持着两种思想体系，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暗探和告密活动到处都在腐蚀着社会关系。官僚当然总是把自己的敌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伪造法律证据的帮助下——这种做法已经变成正常的情况——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罪名强加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们还可以用枪决的威胁从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们自己所授意的供词，然后再把这种供词作为控告比较坚强的人的基础。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真理报》在评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时候这样教导人们：虽然阶级已经消灭，但是如果认为“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已经甘心失败，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愚蠢和罪恶。……斗争还在进行。”这些“敌对的阶级力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真理报》回答说，“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各式各样的白卫军，特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的机关报在不可避免地提到“暗探工作、阴谋和恐怖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以后，提出了这样的诺言：“我们将来也一定要用坚强的手段打倒并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卑鄙家伙和泼妇，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苏维埃报刊上天天重说一遍的这些威胁，只不过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的一种配合。有一个名叫彼得罗夫的人，一九一八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成为农业专家和右翼反对派的成员，一九三六年他从流放的地方逃出来，在一家流亡的自由派报纸上写文章，现在他这样刻画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分子吗？从心理上说，这是真正的狂热的最彻底的革命分子。没有圆滑老练的讨价还价，没有妥协。最可崇敬的一些人。但是思想呆滞……一场世界大火灾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我们暂且撇开他们的“思想”问题。右派敌人给予左派的这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评价，本身就说明问题。正是这些“真正的、狂热的和最彻底的革命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校官和将官们控告……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反革命活动。
官僚仇恨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那种歇斯底里，如果同取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限制联系起来看，那就具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调和的法令，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前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将会随着新秩序的稳定性的日益明显而逐渐消亡。一九三六年一月莫洛托夫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不需要这些限制了。”然而，与此同时，却发觉最恶毒的“阶级敌人”原来是那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从列宁的最亲密的同事开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真理报》说，“托洛茨基分子”同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越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就越拼命。这种由于需要用旧公式来掩盖新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胡说八道，当然不可能掩盖社会对抗中的一种真正的变化。一方面，“贵人”阶层的形成为那些比较有雄心的资产阶级子弟提供了广泛的事业机会：给予他们同等权利并没有什么危险。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在群众当中，特别是青年工人当中激起一种严重的、极其危险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才发动了扑灭“卑鄙家伙和泼妇”运动。专政之剑本来是用来打倒那些要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们的，现在却对准那些起来反抗官僚特权的人们。受到打击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职能上的这种基本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警察以前都是从特别忠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挑选出来的，现在则由官僚当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组成了。
热月派在迫害革命分子的时候，特别仇恨那些提醒他们记住过去和防范未来的人们。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最刚强最忠实的人们。即使在西伯利亚单独监禁的牢狱中，反对派分子还是要受到搜查、禁止通讯和饥饿等迫害。在流放中，妻子被迫同自己的丈夫分离，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是瓦解他们的反抗并使他们悔过。但是，就是悔了过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安全。一有嫌疑或者有告密者暗中告发，这种人就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帮助流放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互相帮助是被当作一种阴谋来惩罚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的唯一手段是绝食。国家政治保卫局则以强迫吃饭或者听任饿死作为对策。这些年来，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已经被枪杀，或者在绝食中死去，或者自杀而死。在最近十二年当中，当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好多次：反对派已经被彻底根除。但是，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个月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洗”中，又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其中有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都立刻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至于其他人，斯大林则通过《真理报》公开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通过慢性饥饿而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已经代之以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新原则。自从一九二三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流放和扑灭，要到我们检查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时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破产的时候才会知道。
对于一个拥有两百万党员的党来说，两三万反对派分子能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拿数字来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中，一团军队中只要有十个革命分子就足够把这一团人带到人民方面来。参谋本部对于小小的地下组织或者甚至个人怕得要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反动的参谋本部的这种惧怕，浸透了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这种惧怕说明了官僚所进行的迫害和恶毒诽谤具有多么疯狂的性质。
在苏联度过各个镇压阶段的维克托·塞奇，给西欧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那些由于忠于革命和敌视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在遭受酷刑的人们那里传出来的。维克托·塞奇这样写道： “我毫不夸张，我的每个字都经过了斟酌。我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剧性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大批的殉道者和抗议者当中，大部分人是沉默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比所有其他人更同我接近，这些人的精力、洞察力、坚忍不拔以及对于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都是宝贵的。成千上万的这种建党时就参加了党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在苏维埃还存在的时候正在用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制度的内部蜕化，正在尽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一切可能的牺牲）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把那些还囚禁在那里的人们的消息带给你们。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他们活不到看见新革命曙光出现的时候……西方的革命分子是可以对他们抱着期望的。火焰将继续燃烧下去，即使只是在监狱里。同样，他们也对你们抱着期望。你们必须——我们必须——维护他们，以维护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形象，并且有一天恢复苏联精神上的伟大和工人对苏联的信心。”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在谈到国家消亡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 如果 没有什么事情引起愤怒、抗议和反叛，因而产生压制的必要”，那末，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习惯就能够使进行强制的一切必要性失去意义。问题的本质就在“ 如果”这两个字。苏联目前的制度在每个步骤上都要引起抗议，同时压制得越厉害，抗议也就越激烈。官僚不仅是一种强制机器，而且是一种引起抗议的不变的泉源。由于有一个贪婪的、撒谎的和玩世不恭的统治者阶层存在，不可避免地就要产生一种隐蔽的愤怒。工人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并不能使他们同当局和解；相反，由于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解放了他们的思想，这种做法反而为他们公开同官僚冲突进行了准备工作。
不可动摇的“领导人们”喜欢发表一些关于必须“进行研究”、“学习技术”和“自修文化”以及其他好听的谈话。但是，统治阶层本身却是无知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它什么都不肯认真研究，在社会交往方面是不诚实的、粗线条的。它要求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仅指挥合作社商店，而且还指导乐谱的创作，这种情况尤其令人难以忍受。苏维埃居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屈从于一个篡夺者阶层的羞辱地位，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是官僚将吞食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清除官僚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而苏联的命运就在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多数苏联工人甚至现在就已经敌视官僚。农民群众则以他们的那种健康的平民仇恨来仇恨官僚。如果说工人同农民相反，几乎从来没有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而使态度坚决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力状态，那末，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压制的缘故。工人们所担心的是，推翻了官僚以后，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庸俗的“民主分子”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没有计划经济，苏联就会倒退好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还在继续发挥一种必要的职能。但是，官僚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能的，即同时也为整个制度的爆炸进行了准备，而这种爆炸有可能完全失掉革命的成果。工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看错统治阶层——至少没有看错同他们接近的下层——他们认为这个阶层暂时还是他们的某一部分胜利成果的看管者。一旦他们看到另外的可能性，他们必然会把这些不诚实的、轻率的和靠不住的看管者撵走。为此，西方或东方就必须另外有革命曙光出现才行。
明显的政治斗争的停止，被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和代理人描绘为制度“稳定”的表现。实际上，这种情况只不过表明官僚暂时稳定下来。随着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加深，年青的一代特别痛苦地感受到这种“开明的专制”的压力，因为它的专制成分要比开明成分多得多。官僚对于任何一点活思想的警惕越来越显出不妙的兆头，而对于“领袖”个人天赋的赞美则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这些情况表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日益加深。这些情况还表明内部矛盾在不断地加深，这是对国家的一种压力。这个国家将会寻找出路，而且必然会找到一条出路。
在真正估计形势的时候，经常对政权的代表人采取的恐怖行为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一件事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件。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的聪明而比较随便的独裁者，是他那一伙人的典型代表。就恐怖行为本身来说，它推翻波拿巴主义寡头政治的可能性最小。虽然各个官僚都害怕手枪，但是整个官僚阶层却能利用一件恐怖行为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而且能够顺便把它自己的政敌牵连在暗杀案件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这样） [2]。个人恐怖是个人急躁或绝望时的一种武器，而这些人差不多都属于官僚的年青一代。但是，正如沙皇时代的情况一样，政治暗杀是局势动荡的确切无误的征兆，这种暗杀预示了公开的政治危机即将到来。
官僚提出新宪法，就表明它已感觉到这种危险，正在采取预防性措施。然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即官僚专政企图通过“自由”改革来解救自己，却只不过削弱了自己。新宪法在暴露波拿巴主义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半合法的掩护物来遮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各个官僚集团在选举期间的竞争可以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端。对付“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的鞭子可以转变成对付波拿巴主义的鞭子。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当中文化较高的力量同官僚寡头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危机是不会带来和平的结果的。还从来没有一个魔鬼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也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
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和政府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分裂，当权者的抵抗有可能比目前所表现的力量软弱得多。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提出一些假设。无论如何，官僚只能被革命力量铲除。同时，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攻击越是坚决果断，牺牲就越小。准备这项工作和在有利的历史情况下把群众领导起来——这就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今天这个支部的力量还是弱的，它还处于地下状态。但是，一个政党不合法地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压制手段对于一个正在从舞台上消失的阶级来说是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这一点已经完全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但是对革命先锋队采取暴力行为是不能拯救一个已经活过了头的阶层的，如果总的来说苏联注定还要发展下去的话。
官僚正在准备的那种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社会革命，它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一次问题不在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在于用这种所有制形式来代替那种所有制形式。历史上已经不仅出现过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而 且还出现过不摧毁社会经济基础而只清除旧统治阶级的上层表皮的政治革命（如法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等等。）。推翻波拿巴主义阶层当然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结果，但是就其本身来说，它还是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围以内。
一次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存在下来，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还没有先例可循。不错，苏联的理论家和创建者希望，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苏维埃制度将会使国家按照社会的经济文化演变阶段来和平地转变、解体和消亡。然而，在这里，生活再一次证明比理论所预期的要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新革命的纲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革命爆发的时刻、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形势。这个纲领的基本因素已经清楚，在本书分析苏维埃制度的矛盾以后得出的客观论断中已经指出。
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左右摇摆而增加的总开支。浪费的玩意儿——如苏维埃宫、新剧院、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将停止建筑，而改为兴建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局限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军官等级制将立即取消。闪闪发亮的勋章将送到熔炉里去。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许犯错误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锁链。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
十月革命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苏联的问题现在正在西班牙半岛、法国以及比利时解决。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形势将比今天在马德里城下进行内战的时候明朗得无可比拟。如果苏维埃官僚在执行背叛的“人民阵线”政策之下使反动在西班牙和法国取得了胜利——共产国际正在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做——那末，苏联将面临毁灭的边缘。到那个时候，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的起义。如果不管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人怎样联合怠工，而西欧的无产阶级能够找到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话，那末，苏联的历史上将展开新的一章。欧洲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将像电击一样穿透苏维埃群众，使他们站起来，提高他们的独立精神，唤起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传统，毁掉波拿巴主义官僚的阵地，并且使它对第四国际的意义不小于十月革命对第三国际的意义。只有这样，第一个工人国家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得到拯救。
[1] 这句话的英语译文为“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of its struggle, the Left Opposition did not abandon the program of ideological conquest of the party for that of conquest of power against the party.”俄语原文为“В течение первых десяти лет борьбы лев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не переходила с пути идейного завоевания партии на путь завоевания власти против партии.”郑异凡先生的译文为“在最初十几年里，左翼反对派的斗争并没有从思想上夺取党的道路，转为反对这个党而去夺取政权的道路。”——电子版注
[2] 这里指的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审讯，而不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本书是在后者发生以前写的。——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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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一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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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社会主义”
自给自足经济的各种反动倾向，反映了衰老的资本主义要保卫历史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即要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而在全世界用一种计划的方式把经济组织起来。
列宁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由人民委员会提交为时很短的立宪会议通过——对于新政权的“基本任务”是这样规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获得胜利。”革命的国际性质就这样写在新政权的基本文件上。当时没有人敢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三个月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当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1] 这几句话用不着注释。然而，印着这几句话的版本已经停止发行了。
欧洲无产阶级所遭到的大规模失败和苏联所取得的初步的一般经济成就，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有这样的想法：苏维埃官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对许多肤浅的人来说似乎是学院式的或者是烦琐的争论，但是实际上，这场争论却反映了第三国际堕落的开端，并且为第四国际开辟了道路。
有一个过去是共产党员而现在亡命国外的白卫分子彼得罗夫（我们曾经引用过他的话），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年青一代的行政管理人员多么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苏联要依赖国际革命的理论。“怎么能说我们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设法建设幸福的生活呢?”如果马克思对这一点有不同的提法，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问题就在这里！”彼得罗夫在回忆了二十年代中期的这次争论以后补充说，“今天我不能不这样想：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创造。”完全正确！它确切无误地表达了官僚的心情。这些官僚谈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斯大林在辩解他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的时候竟不小心到说出这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了解据说是列宁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在妙语的编目中，这句话真该名列前茅。发展的不平衡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中。有一位年青的俄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桑采夫——一位具有特殊天赋和优秀品质的人，因加入左翼反对派而在苏维埃官僚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他在一九二六年写了一本研究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则的优秀理论著作。这本书当然不能在苏联出版。早已逝世而被人遗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的著作，虽然由于相反的原因，但是也遭到了禁止。他早在一八七八年阐述关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时——“是为俄国，而是为德国——就提到了这个据说在列宁以前还没有人知道的不平衡发展法则。
格奥尔基·福尔马尔写道，“社会主义无条件地以经济发达的关系为前提，如果问题 仅仅 限于这种关系，那末，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就应当最强大。但是，事情毕竟不是这样。英国无疑 广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在那里只能扮演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而在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德国，社会主义却已经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以致整个旧社会不再感到自己是稳固的了。”福尔马尔在谈到决定事态发展过程的许多历史因素的时候继续说，“显然，由于这么多力量的相互关系，任何一般人类运动的发展在时间上和形式上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即使在两个国家当中，更不用说在所有的国家了……社会主义也遵循同样的法则……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假设根本不能成立，由于同样的理由，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必然立即仿效一个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假设也根本不能成立……”福尔马尔作出结论说，因此，“我们的到达地点是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已经证明——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却有最大的可能。”这本作者在列宁八岁时写的著作对不平衡发展法则所作的阐释，远比从一九二四年秋天起苏维埃后辈们所作的阐释正确得多。附带提一笔，我们必须指出，在福尔马尔这个二流理论家所进行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只不过是解释了恩格斯的思想——而据说，恩格斯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的。
“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事实了——当然是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但是，孤立状态这个事实也确切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大和社会主义的相对软弱。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永久废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而这条道路同国际革命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肯定地对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因为他们二人“从来没有梦想到”垄断对外贸易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读了这两位上了年纪的作家说的这一番话，人们不能不感到困惑。由国家接管商业银行、公司、铁路和商船，就好像生产资料——包括出口工业部门使用的资料——国有化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采取的措施。垄断对外贸易无非就是把进出口的物质手段集中在国家手里。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梦想到”垄断对外贸易，就等于说他们从来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说明全部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在上面引用过的福尔马尔著作中，垄断对外贸易是十分正确地作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提出来的。如果福尔马尔不是早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话，那末，就必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福尔马尔那里知道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顺便说一下，这是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过或者提出过任何根据的一种“理论”——形成这样一种极端贫乏的和非历史的概念，即由于国家拥有自然财富，在苏联的地理范围内就可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这样肯定，如果地球上只有现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社会主义就能胜利。然而，这种新理论的目的在于向社会意识灌输一套更加具体的观念，即：革命已经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缓和；富农将逐步长入社会主义；不管外部世界的事态发展如何，整个发展将保持一种和平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布哈林在试图为这种理论提供一些根据的时候宣称，这样一些事情已经肯定地得到证明，即“我们将不会由于我国有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毁灭；我们即使在这样贫乏的技术基础上也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将缓慢得多；我们一定要以乌龟速度向前爬行；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建设这种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一定要建成。”我们注意到“即使在一种贫乏的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公式，同时我们再一次回想起年轻时的马克思的天才直觉：在低技术的基础上，“匮乏只会普遍化，而由于匮乏，争取满足需要的斗争将重新开始，一切旧的欺诈行为必然重新盛行。”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左翼反对派对乌龟速度理论提出了如下的修改意见：“如果认为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我们可以随便采取一种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那将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错误。我们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在我国工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而显而易见地缩小的条件下才有保证。”斯大林振振有词地宣布说，这种修改意见是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进行“隐蔽的”攻击，他坚决地否定了把国内建设速度同国际发展条件联系起来的倾向。根据全会的速记记录报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谁要是在这里抓住国际因素不放，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形式。他不是由于不了解而混淆了问题，就是故意要混淆问题。”反对派的修改意见被否定了。
但是，在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下，在贫乏的基础上用乌龟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不能长期经受住批评的打击的。同年十一月，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在报刊事先没有发表一点准备言论的情况下就承认了，需要“一个相对地来说〔？〕最短的历史时期来赶上然后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无论如何，左翼反对派在这里是被“超过了”。但是，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们既然提出了“在一个最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全世界这个口号，那就是向苏维埃官僚那样盲目害怕的那个国际因素屈服了。这样，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第一个最纯粹的说法就被取消了。
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秘密散发的一个文件中写道： 社会主义必须在一切领域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主义，“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而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同德国、英国和美国比较的问题。怎样理解‘最短历史时期’这几个字呢？ 一系列的未来五年计划将使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你们承认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有重新繁荣的可能，那末，谈论在我们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可怜的废话。这样，也就有必要说：我们过去把整个时代估计为一个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是错误的。这样，苏维埃共和国也将证明，它是巴黎公社以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第二次试验，虽然更广泛，更富有成就，但毕竟是一次试验……然而，对于我们的整个时代，对于十月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的意义，有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重新进行这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虑呢？ 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比较完全地度过其复兴时期〔战后〕的时候，……它们也在日益复活，而且正在以无比尖锐的形式恢复战前一切旧的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事实。然而，更大的、一点也不小的事实——因为一般说来，全部总大于局部——是欧洲和世界的革命都在准备中。局部只有同全部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时间，远比我们在技术上赶上欧美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同时我们还必须有系统地缩短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我们越向前进，可能遭到低价商品干涉并进而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险就越小……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得越高，我们就越能真正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这种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术供给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能作为欧洲和世界建设的一部分而更真实地向前迈进。”这个文件像其他文件一样，一直没有得到回答——除非是把开除出党和逮捕当作对它的回答。
乌龟速度的想法放弃以后，与此有关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必须否定了。然而，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作法却给予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以新的支持。一旦阶级“基本上” 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上”建成了 （一九三一年）。从本质上说，这个公式恢复了在“贫乏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我们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位官方记者解释说，婴儿没有牛奶喝是由于缺少奶牛，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
然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关心，使人们不能长期依靠一九三一年的这些安定人心的公式，因为这些公式本来是对全盘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时出乎意料地宣称，“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 [2] 完全正确！然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纲——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剩余的一点政治权利——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作了这样明确的规定：“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谁也不耐烦去调和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每个概念都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散布出来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谁也不敢批评。
发言人在代表大会上解释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团纲的必要性时这样说：“旧团纲中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说法，即俄国 ‘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全义’。团纲上的这一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它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而这正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四月还在保卫的观点。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一直得不到解释，即一九二一年由布哈林起草而在列宁参加下由政治局慎重通过的一个团纲，十五年以后怎么会变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必须修改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合乎逻辑的辩论对利害攸关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官僚既然摆脱本国无产阶级而赢得了独立，它就不能承认苏联必须依靠世界无产阶级。 不平衡 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由 联合 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然而，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发生了抵触。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
说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没有产生人们本来所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对外贸易额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经济资源，结果不仅使军事防御费用浩大，而且使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产生的一个更加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这条章鱼。
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经济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时间越长，社会结构的蜕化也就越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
如果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连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争取实现计划经济的斗争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末，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在此长眠。”
[1]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中文版第60—61页。——中译者注
[2] 参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641—642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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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苏联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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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友人”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一次给予国外的报刊一种鼓舞，不过不是给予可尊敬的右派报刊，而是给予左派和极左派的报刊。人民群众对伟大的革命的同情正在非常巧妙地被导入苏维埃官僚的磨坊。“同情的”西方报刊无形中正在日益丧失那种发表使苏联统治阶层感到不安的东西的权利。凡是克里姆林宫所不喜欢的书籍，这种报刊都恶意地只字不提。振振有词而毫无价值的辩解文章则用许多国文字出版。本书从头到尾避免引用官方“友人”的专著，宁愿参考粗糙的原始资料而不愿使用老一套的外国解释。然而，这种“友人”的作品，包括共产国际的作品——这是其中最愚蠢最庸俗的部分——却汗牛充栋，在政治上起了并不是最小的作用。我们必须用最后几页结束语的篇幅来加以论述。
目前对思想宝库的主要贡献，据说是韦伯夫妇的著作《苏维埃共产主义》。这两位作者不提取得了什么成就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用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来说明办公室中所想的所说的东西或者法律中所说明的东西。他们的结论是：种种设计、计划和法律实现以后，共产主义在苏联就实现了。这就是这本令人感到沉闷的、重述莫斯科官方报告和莫斯科报刊上周年纪念文章的书的内容。
对苏维埃官僚的友谊并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友谊，相反，这种友谊正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的。韦伯夫妇固然随时可以承认，将来某个时候共产主义制度一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何扩展、何时扩展、扩展到什么地方、有什么改变，以及究竟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渗透，或者甚至是有意识的模仿，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这种拒绝回答的外交词令——或者，实际上，这种直率的回答——最好地说明了这些“友人”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的友谊的实际价值。如果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对革命问题作出回答更要难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每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末，在今天的世界上就不会有苏维埃国家，同时这些英国“友人”的友情也就会寄托到别的东西上去了。
韦伯夫妇好像不言而喻似地说，欧洲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发生革命的希望，他们并由此得到一种宽慰的证据，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在把十月革命当作一件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不愉快的事件的那些人们的授权之下，这一对夫妇教导我们说，在不存在其他前景的情况下，有必要在苏联的范围以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真使人难以抑制得住无礼地耸耸屑！实际上，我们同韦伯夫妇的争论为并不是有没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工厂和在集体农庄使用矿物肥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在英国准备革命和如何准备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位博学的社会学家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当然，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同“科学”冲突的。
列宁非常痛恨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保守分子，特别是英国的费边社成员。从《列宁全集》所附的年表中不难看出，列宁在其积极活动的整个一生中对韦伯夫妇始终保持一种强烈敌对的态度。一九〇七年他第一次提到韦伯夫妇时写道，他们是“英国实利主义的愚蠢的颂扬者”，他们“企图把宪章运动即英国劳工运动的革命时代说成是纯粹儿戏”。然而，如果没有宪章运动，就不会有巴黎公社。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韦伯夫妇在苏联所看到的只是行政机关和官僚计划。他们没有看到宪章运动，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也没有看到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今天同过去一样，革命如果的确不是“纯粹儿戏”的话，至少还是一种背道而驰的和应当敌视的事情。
大家知道，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论战当中是不屑于注意上流社会的风度的。但是，他的骂人绰号（“资产阶级走狗”、“叛徒”、“舐皮靴之流”）许多年来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韦伯夫妇的形象——费边主义的福音使徒，即对现存事物采取传统的尊敬和崇拜态度这样一种福音使徒。韦伯夫妇的观点近年来谈不上有什么突然的改变。这两个人在战争期间是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后来还接受了英王加封的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他们在信奉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外国——胜利方面并没有抛弃什么，也丝毫没有改变。悉尼·韦伯担任殖民大臣——即英帝国主义的狱吏头目——正是在他的一生中日益亲近苏维埃官僚、接收苏维埃官方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出那部两卷巨著的时候。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韦伯夫妇还看不出布尔什维主义和沙皇主义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例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然而，现在他们完全承认斯大林政权是“民主制度”了。用不着在这里找什么矛盾。费边社分子对于革命无产阶级取消了“有教养的”社会的行动自由感到愤慨，可是对于官僚取消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则认为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这不一直是劳工官僚的职能吗？例如，韦伯夫妇发誓说，在苏联完全可以自由批评。对于这些人不能指望有什么幽默感。他们是十分严肃地提到那个臭名远扬的“自我批评”的，而这种批评是作为每个人官方义务的一部分规定的，至于其方向及其限度则总是可以事先确切地说出来。
天真吗？无论是恩格斯或者是列宁，都没有把悉尼·韦伯看成天真的人。倒不如说把他看成是可尊敬的人。毕竟这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和一些殷勤好客的主人的问题。韦伯夫妇极端不赞成对现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他们自认为是来维护十月革命的遗产而不许左翼反对派来侵犯的。为了说得全面些，我们要指出，在工党政府时期，帕斯菲尔德勋爵（即悉尼·韦伯）曾担任大臣，这个政府拒绝发给本书作者进入大英帝国的签证。这样看来，当时正在写关于苏联的书的悉尼·韦伯，理论上是维护苏联、使它免遭危害的，而实际上维护的却是英王陛下的帝国。公平地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忠实于自己的。
对于许多文章艺术一无所长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一种官方认可的对苏联的“友谊”乃是一种灵魂高尚的证书。互济会或和平主义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同“苏联之友”社的会员资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可以使人们同时过两种生活：一种是俗世利害圈子里的日常生活，一种则是使灵魂提高的精神生活。这种“友人”不时地访问莫斯科。他们在回忆中记下来的是拖拉机、托儿所、少先队、检阅、降落伞姑娘——一句话，甚么都有，就是没有新贵族。其中最好的人之所以闭眼不看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反动具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安德烈·纪德 [1] 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对苏联进行的愚蠢而不诚实的攻击，使我们现在抱着某种顽固的心情维护它。”但是，敌人的愚蠢和不诚实并不能为自己的盲目辩护。无论如何，劳动群众需要的是英明的友人。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盛行同情苏联统治阶层，是有其并非不重要的原因的。在职业政治家的圈子当中，尽管政纲各有不同，对于诸如已经取得或者可以容易取得的“进步”采取友好态度的人却总是占优势。世界上的改良家总比革命家多得多，顺应环境的人总比不妥协的人多得多。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家才从孤立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改良家才变得更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
在目前的苏维埃官僚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甚至在这以后相当一个时期，认为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不是一种空想（当时这种“空想”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老一辈的外国“友人”几十年来一直认为俄国的孟什维克是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主张同自由派结成“人民阵线”，而否定专政的概念，认为专政是极度疯狂的做法。专政已经建立，甚至被官僚弄糟以后，再来承认专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正是这些“友人”心里所想的。他们现在不仅尊敬苏维埃国家，而且甚至保卫它，防范敌人——防范那些留恋过去的敌人，当然更要防范那些正在准备未来的敌人。如果这些“友人”是积极的爱国者，像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那样，那末，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用关心维护苏联来掩饰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情愿地变成失败主义者，像昨天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爱国者那样，那末，他们就会希望法国同苏联的联盟可以帮助他们同希特勒或者舒斯尼格 [2] 和解。莱翁·勃鲁姆曾经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其英雄时代的敌人，曾经在《人民报》上特辟一栏明确地以公开攻击十月革命为目的，而现在却没有一句话来揭露苏维埃官僚的真正罪恶。正像《圣经》上的摩西由于急于想见耶和华的面孔而只被容许向圣体的背后膜拜一样，可尊敬的改良主义者，即既成事实的崇拜者，对于革命也只能了解和承认它的肥胖的官僚屁股。
目前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经过了一系列猴子似地跳跃和扮苦脸以后，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了机会主义的莫大好处，并且以他们特有的无知所固有的那种新鲜劲头抓住了机会主义。单是他们对克里姆林宫上层集团的奴性十足的和并不总是无私的叩头这一点，就使他们绝对不能具有革命的主动精神。他们对尖锐的论据作出的回答只不过是咆哮和狂吠；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主子的鞭子下面摇摆他们的尾巴。这个最没有吸引力的集团在危险的时刻将会烟消云散，而现在竟把我们当作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虽然有其严肃的性质，但也难免偶尔演出一出滑稽戏。
比较诚实或者睁开眼睛的“友人”，至少在秘密交谈的时候承认，苏维埃太阳上有黑点。但是，他们用宿命论的分析代替辩证法的分析，用这样一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种”官僚蜕化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这样吧！对这种蜕化的反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种必然性有两个终点：一个是反动的，另一个是进步的。历史教导我们，个人和政党如果站在一种必然性的两个相反的终点，长此下去，就会站在壁垒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这种“友人”的最后一个论据是，反动派将抓住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批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假定，反动派将试图从本书中为自己攒到一点什么东西。难道有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吗？《共产党宣言》曾以嘲笑的口吻提到这个事实，即封建反动曾试图利用社会主义批评的箭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阻止革命的社会主义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这种做法同样也不能阻止我们。的确，共产国际的报刊竟至于断言我们的批评是在为军事干涉苏维埃进行准备。这种说法显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从我们的著作中了解了苏维埃官僚的蜕化以后，将立即装备一支讨伐军来为被践踏的十月革命原则报仇！同共产国际论战者并不是用利剑来武装的，而是用嘴巴或者其他更不厉害的工具武装起来的。实际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只能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提高苏维埃外交的持久信誉。
对于工人阶级及其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忠实战士，则不相同。我们这本专著的确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不是对革命，而是对革命的篡夺者。但这正是我们自己规定的真正目标。进步的动力是真理而不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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