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
三、民族和文化
布尔什维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帮助苏联在内部有离心力量、外部有敌对力量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国家政权变成官僚政治，这种蜕化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民族政策上。列宁正是想在民族问题上，准备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同官僚、特别是同斯大林进行第一次斗争。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列宁病倒了。他当时所准备的一些文件，甚至到现在检查官还禁止发表。
由于革命唤起了各民族的文化要求，这就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自治。同时，只有把苏联的各个部分都放在一个总的集中计划之下，工业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但是，经济和文化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的倾向，自然常常要发生冲突。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远远不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关的群众是抱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的。只有这些群众真正参与了管理自己的命运，才能在每个新阶段在经济集中的合理要求和民族文化的实际倾向之间划清必要的界线。然而，问题在于，苏联居民在民族不同的情况下所表现的意志，现在已经完全被官僚的意志所代替，这些官僚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管理方便和统治阶层的具体利益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
的确，在民族政策的领域，正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苏维埃官僚虽然开支过多，但还在继续执行一部分进步工作。对于苏维埃联邦的落后民族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这些落后民族必须经过一个或多或少比较长的时期，来输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有的东西。官僚正在为这些落后民族架设一座桥梁，以使他们得到资产阶级文化——有一部分甚至是资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基本好处。苏维埃政权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民族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进行彼得一世及其同僚对老莫斯科国所完成的历史性工作，只是规模要大一些，速度也快一些。
在苏维埃联邦的学校中，目前上课所使用的语言不下八十种。其中大多数语言必须新造字母，或者用比较带有民主政体气味的拉丁字母来代替带有极端贵族气味的亚洲字母。报纸也用同样多的文字出版——这些报纸第一次使农民和牧民了解人类文化的基本概念。在沙皇帝国的遥远边界以内，本国工业正在兴起。半氏族社会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机摧毁。随着识字的普及，科学的农业和医药也正在出现。这项工作在兴起新的居民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马克思说得对，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但是，就是最强有力的火车头，也不能创造奇迹。它不能改变空间的法则，而只能使运动加快。千百万人需要认识字母和学会看报，需要懂得简单的卫生常识，这一点表明，必须走过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才能真正提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例如，报刊告诉我们，在西伯利亚西部，奥罗特族人以前是不懂得洗澡的，现在则“许多村庄都有了浴室，他们有时要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这个极端的例子虽然说的是文化水平最低的情况，但是它却真实地说明许多其他成就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不限于落后地区。有一个地方政府的首脑，为了说明文化发展的情况，提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集体农庄中，人们开始要求“铁床、墙钟、毛衣毛裤、汗衫、自行车等东西”了。这种情况只不过意味着，苏维埃村庄中富裕的上层开始使用西方农民群众早就普遍使用的那些工业品。在演说中和报刊上，天天有人谈论“文明的社会主义商业”这个题目。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使政府办的商店看起来整洁、有吸引力的问题，要供给这些商店必要的技术设备，要把货物进行足够的分类，不要让苹果腐烂，不要把线袜和讨厌的棉花放在一起，同时要使售货员树立有礼貌和为顾客服务的思想——换句话说，要学会资本主义商业的普通经营方法。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还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
如果我们暂时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边，而来看看基本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故意自欺欺人，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俄国的遗产还大大超过社会主义萌芽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最令人佩服的是居民本身，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极少，却如饥如渴地模仿西方现有的一套。年青的苏维埃职员，往往还有工人，在服装和风度方面都尽量模仿他们在工厂中偶然遇到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业部门和机关里的女工和女职员，都贪婪地盯着到俄国来旅行的外国妇女，想学会她们的装束和风度。幸运的女孩子一旦在这方面模仿得很像，往往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工资较高的青年女工已经不再留那种老式的短发，而开始留一种“不变的波浪式”头发。青年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西方的社交舞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这里主要表明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是小资产阶级文化超过宗法式的生活，城市超过农村，中心地区超过穷乡僻壤，西方超过东方。
与此同时，苏维埃的特权阶层也模仿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那些花样。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外交官、托拉斯的经理、工程师，他们必须常常到欧洲和美国去。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式的讽刺嘲笑是听不到的，因为关于“万人”上层的情况是干脆不许碰的。然而，我们不能不忧虑地指出，苏联最崇高的使节面对着资本主义文明，既没有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一种风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独有的特点。他们内心里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来使自己蔑视外表的漂亮和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一般地说来，他们的主要野心就是尽可能同资产阶级最典型的市侩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感情和行为并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而倒像是庸俗的暴发户！
然而，如果说苏联现在正在进行先进的国家早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过的文化工作，那只说对了一半。新的社会形式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形式不仅使落后国家有可能达到最先进的国家的水平，而且还可以使落后国家在比西方以前所需要的短得多的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这种速度加快的原因是很简单的。资产阶级的先驱必须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文化领域发明技术并加以应用。而苏联则可以运用最新式的现成技术，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它还用不着部分地逐步地运用过来，而可以立即并且大规模地加以运用。
军事当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赞扬军队作为文化传递者的作用，特别是在农民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在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所灌输的特种“文化”方面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许多进步的习惯是通过军队才传到人民群众中的。以前参加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一般总是站在起义者的最前列，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苏维埃制度有机会不仅通过军队而且通过整个国家机关以及同国家机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党、共青团和工会机关，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采用技术、卫生、艺术和体育方面的现成成就，要比原来发展这些成就的国家所用的时间快得多，这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形式、政治的专政以及行政管理的计划方法在这方面提供了保证。
如果十月革命只是提供了这种加快发展的运动，那末，从历史上说它还是正确的，因为日益衰落的资产阶级制度已为事实证明，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能够推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落后国家真正向前发展。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是以更加远大得多的任务的名义完成革命的。不管目前它在政治上遭到什么样的镇压，它中间较好的一部分人既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纲领，也没有放弃同这种纲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被迫迎合无产阶级，部分是在其政策的方向方面，但主要还是在解释这种政策方面。因此，在经济领域或文化领域每前进一步，不管它的实际历史内容如何，或者在群众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如何，都被说成是前所未见和前所未闻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毫无疑问，要使千百万直到昨天还一点也不懂得清洁卫生的人都能有一块肥皂和一把牙刷，那实在是一件很伟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或牙刷，甚至“我们的夫人”所需要的香水，都根本不能构成一种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可怜的文明产物只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的居民可以享有。
苏维埃报刊上一再谈论的“人的改造”，的确是在全力进行。但是，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社会主义改造呢？俄国人民过去既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经历一次宗教大改革，也没有像法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如果我们撇开英国岛民在十七世纪所经历的改革—革命，那末，资产阶级个性，这个一般人性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正是从那两座熔炉中产生出来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两次俄国革命，自然意味着个性在群众中的第一次觉醒，这是从原始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个性结晶。这就是说，这两次革命以简洁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然而，远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前，甚至大体上完成以前，在资本主义末日爆发的俄国革命，还是由于阶级斗争发展的路线而被迫跳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苏维埃文化领域的矛盾，只不过是反映出和折射出由于这种跳跃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个性觉醒，必然或多或少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诗中也是如此。官僚本身已经变成最极端的、有时是毫无节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布者。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容许并鼓励个人主义的发展（如计件工资、私人小块土地、奖金、勋章），同时又在精神文化领域无情地压制个人主义的进步方面（如批评的观点、个人意见的发报、个人尊严的培养）。
某一个民族集团的发展水平越高，或者它的文化创造越高，或者它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时越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末，官僚的压力也就变得越加沉重和越加不能忍受。在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知识活动都由一个指挥棒来指挥，或者不如说是由一根警棍来指挥的时候，实际上就谈不上民族文化的特点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或者突厥的书报，只不过是把官僚的命令译成各自的文字。莫斯科的报刊以优秀的民间创作的名义，每天都用俄文译载各个民族的得奖诗人歌颂领袖的诗篇，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很糟的诗，只是在奴颜婢膝和缺乏才能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大俄罗斯文化在禁闭制度下所遭到的摧残并不亚于其他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革命以前形成的老一代人花了很大的代价。青年就好像被铁板压住了似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在本来的意义上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集中权力的警察机关压迫一切民族文化发展、首先是压迫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的出版物有百分之九十是用俄文印的。说实在的，如果这个百分比和大俄罗斯人口的相对数字过分悬殊的话，那末，无论是在俄罗斯文化的独立份量方面，或者是在国内落后民族和西方之间起媒介作用方面，它也许还比较符合俄罗斯文化的一般影响。但是尽管这样，大俄罗斯人在出版社（当然还不只是在那里）占特别大的比例，是不是意味着大俄罗斯人在牺牲联邦其他民族的利益下拥有一种真正专横的特权呢？这是十分可能的。对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想多么明确就多么明确地作出答复，因为在生活中它并不是决定于文化的合作、竞争和互相丰富，而是决定于官僚的最后裁决。由于克里姆林宫是权威的所在地，同时偏僻地区不能不同中央采取同样的步调，因此官僚主义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专横的俄罗斯化色彩，而给予其他民族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文化权利就是用自己的文字歌颂这个裁决者。
官方在文化方面的理论是随着经济的左右摇摆和行政管理的方便来改变的。但是，不管怎么改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下来了，那就是绝对明确的特点。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以前不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反对这种理论的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具有严格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想在一系列历史时期中居于统治地位，新统治阶级目前这一代人的任务，主要应当局限于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停留在无产阶级的时期越长——即保留过去的压迫痕迹越久——就越加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遗产，而新创造的可能性的真正出现，也是完全决定于无产阶级本身溶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程度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应当由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来代替，而不是由一种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
在反对用实验方法创造的“无产阶级艺术”理论的论战中，作者曾经写道，“文化是要靠工业的液汁来滋养的，要想使文化成长、提高和繁荣起来，那就必须有丰足的物质。”即使最顺利地解决了基本经济问题，“也还远远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新历史原则的彻底胜利。只有科学思想在全国范围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和一种新艺术发展起来，才会意味着历史的种子不仅长出了根茎，而且已经开花。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发展是每个时代是否具有活力和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好的试金石。”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后来官方突然宣布这是一种“投降”观点，说它是“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时期开始，布哈林早就开始宣扬“无产阶级文化”了，斯大林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两个人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将以一种“龟行”的速度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这两个理论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就好像他们一点灵感也没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几个暴风雨的年代，推翻了那种龟行的前景。在一九三一年，可怕的饥荒的前夜，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样，在官方庇护的作家、艺术家以及画家还没有着手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着手创造比较有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初期东西的时候，政府就宣布无产阶级已经溶化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了。艺术家只好使自己适应这样的事实，即无产阶级并没有具备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条件：时间。昨天的概念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社会主义文化”马上提到日程上。关于这种文化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了。
精神创造要有自由才行。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使自然服从技术，使技术服从计划，并使原料能够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不仅如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终地和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和艺术将不知道任何外面强加的“计划”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任何强制的阴影为何物。至于精神创造究竟达到什么样的个人程度或者集体程度，那将完全决定于创造者。
一种过渡的制度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专政所反映的是过去的野蛮，而不是未来的文化。它有必要对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精神创造——规定严格的限制。革命纲领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限制是暂时的坏现象，因此有责任随着新政权巩固的程度而一个一个地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无论如何，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明白，政府在各种政治考虑之下是可以对创作自由加以限制的，但是绝不能在科学、文学以及艺术领域以指挥者的角色自居。列宁虽然在艺术方面的个人喜好相当“保守”，但是他对艺术问题还是极为审慎的，他总是诚恳地说明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艺术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对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都采取赞助的态度，这一点往往使列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列宁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说一些讥诮的话，而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他的文学爱好变成法律。在一九二四年，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作者曾经这样表述了国家同各种艺术派别和倾向的关系：“一方面给它们订出 赞成 革命或 反对 革命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在艺术自决的领域内要让它们完全自由。”
当专政拥有一种情绪激昂的群众基础和一种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它并不害怕实验、研究和学派斗争，因为它了解，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一个新文化时代进行准备。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还很饱满，并且千年来第一次大胆地思考问题。所有最优秀的青年艺术力量也都感情充沛。在最初的那几年当中，人们充满了希望和大胆，不仅创造了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立法，而且还产生了最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就在那个时期，也摄制了一些非常杰出的苏维埃影片，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差，这些影片却以处理现实题材的新鲜而有力的手法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在同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一个地被扼杀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所有的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毁灭的过程，而由于这种过程大部分是不知不觉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较果断。目前的统治阶层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是从政治上控制精神创作，而且还要规定它的发展道路。简单指挥的做法不仅应用到集中营里，而且同样地应用到科学农业和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刊载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这种社论在建筑、文学、戏剧和芭蕾舞方面具有军事命令的性质，至于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对于不直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抱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的实际重要工作为目的的时候，这就威胁到堵塞最珍贵的发明泉源，其中包括实际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大半是在没有预见到的道路上出现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由于有过辛酸的教训，都避免作出各种广泛的论断，他们怕哪一个 “红色教授”——一般总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从列宁或者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一段话来威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自己的思想，或者保持自己在科学上的尊严，就往往意味着要遭到压迫。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还要坏得多。不要说新闻工作者，就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统计学家，也都特别注意不要同——即使是间接地——官方路线的暂时左右摇摆发生矛盾。关于苏维埃经济，或者国内外政策，人们只能抄袭“领袖”演说中的一些陈辞滥调，并且事前就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在文章中要说明一切事物恰好是按照应该发展的那样发展着，甚至发展得还要好些。虽然这种百分之百地加以迎合的做法可以使人们免除日常的不愉快，但是它往往带来最重的惩罚：空洞无物。
尽管从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是国家所奉行的学说，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没有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出现过一种值得注意和译成外国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著作都不超过经院式的编纂范围（这种编纂只是重复那些事先批准了的旧概念），都是按照当时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编排那些旧引语。千百万册书籍和小册子通过国家机构分配到各地，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都是一些用胶水、甜言蜜语和其他粘性物质拼凑起来的东西。可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里就是被迫默不作声，尽管事实上，社会形式的演变在每个阶段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问题！进行理论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谨慎被玷污和践踏在脚下了。甚至《列宁全集》的注释，在每次新版本中都从统治人物的个人利益出发作了彻底的修改：“领导人”的名字加以推崇，反对派的名字加以诽谤；事实则被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歪曲，文献被隐藏起来或者加以伪造，名誉凭空制造出来或者有意加以诋毁。如果简单地比较一下任何一本书在过去十二年当中所作的修改，那末，我们就可以正确无误地看出统治阶层的思想和良心蜕化的过程。
“极权”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毁灭性。各种倾向和各种学派的斗争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释领导人的意志。针对着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总组织，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集中营。中庸而“思想正确”的作家如绥拉菲摩维奇或革拉德珂夫等被尊崇为经典作家。有才能而不肯过于违背自己的作家，则被一些专门教训别人的人用一些厚颜无耻的话和几十段引语来加以训诫。最杰出的艺术家不是自杀，就是从遥远的过去找材料，或者从此沉默了。忠实而有才华的著作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著作是从地下拿出来的，具有艺术违禁品的性质。
苏维埃艺术生活是一种殉教史。自从《真理报》的社论下令反对“形式主义”以后，作家、艺术家、导演、甚至歌剧的演唱者中间开始出现了一种羞辱性的自我检讨流行病。这些人都摈弃了自己过去的罪过，但是，由于怕一旦发生进一步紧急的情况，因此都避免明确地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到后来，当局不得不下一道新的命令来终止这种过分泛滥的自我检讨浪潮。由于斯大林对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称赞了几句，文学估价在几个星期内便发生了变化，教科书重新改编，街道改名，雕像建立起来。新歌剧给予高贵听众的印象马上变成作曲家的一种音乐指导。共青团的书记在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上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就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人是感到可耻的。好像是要彻底嘲弄文学一样，连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典型。这种拜占廷主义和警察统治，虽然某些表现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喜剧情调，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深刻的悲剧。
官方的公式是这样的：文化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究竟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只能作某些多多少少有些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在一种不充分的经济基础上发展那种文化。艺术远不像科学那样能够预测未来。无论如何，“描写未来的建设”、“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人类”等诸如此类的指示，对于创作想象力的帮助并不比五金店的价目表或者铁路上的时间表多些。
一种艺术的民族形式是同它的普遍容易接受的性质一致的。《真理报》向艺术家发号施令说，“凡是人民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具有美的意义。”这种拒绝从艺术方面教育群众的民粹派老公式，现在有了更加反动的性质，因为决定人民要什么艺术和不要什么艺术的权力还掌握在官僚的手里。官僚是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出版书籍的。官僚还用强制的办法卖书，不让读者有所选择。归根到底，在官僚的心目中，整个事情在于注意这样一点，即艺术要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且要找出能够使官僚对人民群众具有吸引力的那种形式。
毫无用处！什么文学也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领导人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无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可以超过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第一个浪潮的新文学浪潮。”这句话是说得非常温和的。实际上，尽管有些个别的例外，热月时期显然将作为一个平庸、吹捧和谄媚的时期载入艺术创作史。
[1] 上帝通过先知摩西传下十诫，第七诫为“不可奸淫”。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译者注
[2] 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译者注
[3] 拜占廷指拜占廷帝国，建立于公元三九五年，灭亡于一四五三年，又称希腊为祖国或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式即东方帝国式的意思。——中译者注
[4] “他不能上天摘星星”是一句谚语，系指一个人很平凡。——英译者注
>
第八章 外交政策和军队
>
第八章 外交政策和军队
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外交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国内政策的继续，因为外交政策也是由同一个统治阶级来执行的，同时它所追求的也是同样的历史目的。苏联统治阶层的蜕化，必然使苏维埃外交在目的和方法上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流露出一种迹象，要努力使苏维埃外交政策摆脱国际革命的纲领。然而，官僚并不想从此同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因为如果那样做，共产国际就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反对派组织，而给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带来不利的结果。与此相反，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越是减少以前的国际主义，统治集团就越要牢固地把共产国际的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共产国际是在旧的名义下为新的目的服务。然而，要达到新的目的，就需要新的人民。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成了一部彻底革新其莫斯科人员以及各国支部人员的历史，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系列的宫廷革命、从上而下的清洗以及开除等等。目前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为苏维埃外交政策服务的驯顺工具，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任何左右摇摆的做法服务。
官僚不仅已经同过去决裂，而且还丧失了认识过去最重要的教训的能力。在那些教训当中，一个主要教训是，如果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如果没有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苏维埃政权连十二个月都维持不了。德奥军事力量之所以没有把对苏俄的进攻坚持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背后有了强烈的革命气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起义活动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季度，结果使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变成一张废纸。一九一九年四月法国水兵在黑海的起义，迫使第三共和国政府放弃了在苏俄南部的军事行动。一九一九年九月，英国政府在本国工人的直接压力之下撤退了它在苏俄北部的远征军。一九二〇年红军从华沙近郊撤退以后，只是由于掀起了强有力的革命抗议浪潮，才阻止了协约国去帮助波兰摧毁苏维埃国家。一九二三年寇松 [1] 勋爵向莫斯科提出具有威胁性的最后通牒以后，在决定性的时刻被英国工人组织的反抗束缚住了手脚。这些人所共知的事情并不是特殊情况。这些事情表明了苏维埃诞生以后最初最困难的时期的整个性质。虽然革命只是在俄国的范围内而没有在别的地方取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所产生的希望远远不是没有成果的。
在那些年代里，苏维埃政府同资产阶级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签订了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一九二〇年同爱沙尼亚签订了条约；一九二〇年十月同波兰签订了里加条约；一九二二年四月同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另外还签订了一些次要的外交协定。然而，整个苏维埃政府或者其中的任何成员都从来没有想到把它的资产阶级对手当作“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让德国、波兰或者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如此，正是这个问题对于群众的革命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苏维埃不能不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正像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不能不签字同意资本家所强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一样。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虚伪的“弃权”形式来使投票有利于这种和平的时候，却被布尔什维克斥责为支持强盗的抢劫行为。虽然四年以后同民主德国签订的拉帕洛条约是建立在双方表面上具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但是，如果德国共产党以此为借口而表示信任德国的外交，那就会立即被共产国际开除。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维埃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在商业、外交或军事方面进行这种或那种交易的时候——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限制或削弱各该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归根到底，工人国家本身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发展来保证。齐切林 [2] 在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建议为了迎合美国的舆论把苏维埃宪法作某些“民主的”修改，结果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写的一封正式信件中提出了一项紧急建议：马上把齐切林送到疗养院去。当时如果有谁敢于建议，通过加入——姑且这么说——虚伪而空洞的凯洛格公约或者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等办法来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感，那末，毫无疑问，列宁就会建议把这位革新者送到精神病院去——同时他在政治局中是不会遭到任何反对的。
那个时期的领导人特别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军备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幻想只不过是欺骗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们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在由列宁起草而在一九一九年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这样一段明确的说明：“无产阶级日益加强的压力，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所取得的胜利，正在加强剥削者的抵抗，迫使剥削者采取新形式的资本家国际联合（如国际联盟等），这种联合把系统地剥削各国人民的行为在世界规模上组织起来，并且首先努力于直接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的内战同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种革命战争既包括无产阶级国家保卫自己的革命战争，也包括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奴役的革命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主义下进行国际裁军、建立仲裁法庭等和平主义口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劳苦大众的赤裸裸的欺骗，企图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这一任务。”布尔什维克党纲中的这一段话，有预见性地估计了而且真正深刻地估计了目前的苏维埃外交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及其世界各地的和平主义“朋友”的政策。
在干涉和封锁时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说实在的，比本来所担心的那种情况要弱得多。欧洲所想的还是过去的战争，而不是未来的战争。接着发生了前所未闻的世界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意气沮丧。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能在国家又一次陷于内战、饥荒和流行病的情况下经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考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使国内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在这几年当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恢复，同时一种充满希望、贪婪、渴望和备战的新潮流也出现了。在我们看来，联合起来进攻苏联的危险之所以明显，只是因为苏维埃国家还陷于孤立状态，因为这个“占世界地面六分之一”的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个原始落后的领域，因为尽管生产资料已经国有化而劳动生产率还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后——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部队已经瓦解，缺乏自信心，同时失去了可靠的领导。这样，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十月革命便显示出来，它是深深地依靠世界的发展的；十月革命，过去在它的领导人看来，只不过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是在事态发展的进程中，它得到了一种暂时的独立的意义。事实又一次明区地表明，谁战胜谁这个历史性问题是不能在国家疆界以内决定的，国内的成功和失败只不过是为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准备或多或少有利的条件。
苏维埃官僚——我们必须这样公正地说——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指挥人民群众，引诱他们沉睡，分化和削弱他们，或者是欺骗他们，而所有这些都是直截了当地为了毫无限制地统治他们。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官僚已经丧失了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任何能力。这些官僚既然在国内扼杀了下层人民的独立性和首创精神，自然在世界舞台上也就不能唤起敏锐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不仅如此，苏维埃官僚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非常重视西方那些在社会形态上同自己接近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改良主义议员和工会官僚的帮助和友谊，而很看不起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同自己有很大距离的普通工人的帮助和友谊。这里不准备叙述第三国际衰落和蜕化的历史，因为作者已经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专著，并且已经用几乎文明世界的各种语言出版。事实上，从共产国际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局限性和保守性的无知的和不负责任的苏维埃官僚，带给世界工人运动的仅仅是不幸。好像是历史作出的公正决定，苏联目前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失败以后所引起的后果，而不是决定于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只要回忆这样两件事就够了：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日本军国主义在东方有了行动自由；而德国无产阶级遭到的挫折，使希特勒取得了胜利，使德国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展。这两件事都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背叛了世界革命而仍然自以为忠实于世界革命的热月官僚，把自己的主要努力放在使资产阶级“中立化”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有必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稳当的、像样的和可靠的保障秩序的堡垒，但是，要装得像，而且长期装得像，那就必须变成那个样子。统治阶层的有机演变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这个官僚阶层面对着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而步步退却的时候，便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保证苏联的不可侵犯性，那就必须把自己包括在欧亚现状体系中。结果，还有什么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签订一个永久性的互不侵犯公约更好的呢？目前外交政策的官方公式受到了广泛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的不仅是可以使用其职业所特有的习惯语言的苏维埃外交，而且还有应当使用革命语言的共产国际。这个官方公式是：“我们不要外国的一寸土地，但是我们也不能丢掉我们的一寸土地。”好像这只是争执一小块土地的问题，而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世界性斗争的问题！
苏联认为把中东铁路让给日本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并且当作为和平事业服务具有自信力的表现来庆祝。其实，这种软弱的行动造成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崩溃。实际上，苏维埃政府把这条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交通线交给敌人，就是推动日本进一步攫夺华北，鼓励它现在试图进攻蒙古。这种被迫作出的牺牲并不意味着危险的“中立化”，而顶多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与此同时，这却是对东京军事统治集团的一种有力的刺激。
蒙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日本所要占领的战略地位的问题。苏维埃政府这次不得不公开宣布，如果日本军队侵入蒙古，它就要用战争来对付。然而，这里还不是一个直接保卫“我们的土地”的问题，因为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有没有人严重威胁苏维埃的边界时，消极保卫才似乎是足够的措施。苏联的真正保卫方法应当是削弱帝国主义的阵地，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阵地。一种不利的力量对比有可能迫使我们放弃许多“寸”土地，就像在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里加和约时所做的，也像在移交中东铁路这件事上所做的。同时，要想争取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的变化，工人国家就要担负起一项经常性的义务，那就是帮助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但是，正是这项基本任务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二、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
同现状的主要维护者法国和解，随后又同它缔结十足军事性的条约，这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一种政策，它对法国要比对苏维埃有利得多。按照条约，苏维埃方面给予法国军事支持的义务是无条件的；与此相反，法国给予苏维埃的帮助却决定于法国同英国和意大利的事先协商，而这种协商却为施展反苏敌对阴谋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场所。同莱因兰有关的事态发展表明，如果莫斯科对局势有更现实的估计，而且更能自制的话，那末，它本来是可以从法国方面得到更好的保证的——如果在国家组合发生剧烈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外交危机以及时而和解时而破裂的时代，条约真可以被当作“保证”的话。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维埃官僚在同本国先进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相当坚决，而同资产阶级外交家谈判的时候却远远不是那么坚决。
有这样一种说法，苏联方面的帮助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同德国没有共同疆界，这种说法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如果德国进攻苏联，进攻的一方显然就会找到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国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波兰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中立。如果波兰承认自己作为法国的盟国而承担的义务，那末，它就不可避免地要为红军敞开道路；而如果它撕毁了同盟条约，那末，它就会马上变成德国的助手。在后一种情况下，苏联是不难找到“共同疆界”的。不仅如此，在未来的战争中，海上和空中“疆界”所起的作用也绝不会比陆地疆界小。
苏联官僚利用戈培尔惯用的那套欺骗手法，把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件事向俄国人民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实际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只不过是由于革命的危险已经大大减少。这件事并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热月官僚向这个无原则妥协的日内瓦机构的投降。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维克党纲上的话，这个机构“将在将来努力于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大宪章颁布以来，什么东西使国际联盟的性质、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以及苏维埃的政策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呢？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验很快就证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实际利益通过同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订立协定是可以得到的），与此同时，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护它刚刚得到不久的保守声望，正在最忠实地遵守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苏联在国联内不仅必须迎合法国，而且还必须迎合法国的盟国，这种情况迫使苏维埃外交在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中采取了一种极其模棱两可的立场。李维诺夫——他在日内瓦只不过是赖伐尔的影子——感谢法国和英国外交家“为了和平”而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居然幸运地使阿比西尼亚灭亡，而在这个时候，高加索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地供给意大利的舰队。即使你可以了解，莫斯科政府不敢公开破坏一个商业条约，但是工会是没有必要考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事情的。如果苏联的工会作出决定要真正停止对意大利的出口，那就会掀起世界性的抵制运动，这种运动要比叛卖的“制裁”实际得无可比拟，因为那种“制裁” 都是外交家和法学家事前同墨索里尼取得了协议以后才提出的。苏维埃工会在一九二六年曾经公开征募了千百万卢布支持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如果这次与此相反而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那只是因为这样一种倡议是统治官僚所禁止的，他们的主要事情是讨好法国。然而，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没有哪个军事盟国能够挽救苏联在殖民地各国人民和一般劳苦群众中所丧失的信用。
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难道不了解这种情况吗？苏维埃官方报纸这样回答说，“德国法西斯的根本目的是孤立苏联……好吧，这有什么用呢？结果今天苏联在全世界的朋友比任何时候都多。”（见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消息报》）意大利无产阶级被法西斯的锁链束缚住了；中国革命被破坏了，于是日本开始在中国发号施令； 德国无产阶级遭到那样的打击，以致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根本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被束缚住了手脚；巴尔干各国的革命政党被践踏在地上；在法国，在西班牙，工人都在跟着资产阶级激进派前进。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苏维埃政府自从加入国际联盟以后还是“在全世界的朋友比任何时候都多”！这种吹嘘乍看起来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工人国家的情况来看，而是从它的统治集团的情况来看，那是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的。难道不是由于世界无产阶级遭到了惨败，苏维埃官僚才能在国内夺取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到多多少少比较有利的“舆论”吗？共产国际越是没有能力威胁资本的地位，克里姆林政府的政治信用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眼中就越高。因此，苏联官僚在国内和国际的实力，正好同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基地的实力成反比例。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
在惊人的做法和轰动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种深刻洞察力的劳合·乔治 [3]，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曾警告下议院，要它不要谴责法西斯德国，因为据他说，法西斯德国注定要成为欧洲最可靠的反共堡垒。“我们还要祝贺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哩。”这是一句最有意义的话！世界资产阶级对克里姆林宫的半恭维半嘲笑的赞扬，一点也不是一种保障和平的做法，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战争的危险。苏维埃官僚的演变之所以引起世界资产阶级的兴趣，归根到底，是从希望所有制的形式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出发的。拿破仑一世在完全抛弃了雅各宾主义的传统以后，戴上皇冠并恢复了对天主教的崇拜，但是他仍然还是整个半封建欧洲所仇恨的对象，因为他并没有放弃保卫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制度。只要对外贸易的垄断情况还没有取消，只要资本的权利还没有恢复，不管统治阶层做了多少事情，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眼中，苏联就依然还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则是一个朋友，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话，至少明天是这样。甚至在巴尔都 [4] 和赖伐尔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尽管希特勒方面发出了严重的威胁，尽管法国共产党已经急剧地转到爱国主义方面，法国大资产阶级还是顽固地拒绝把赌注放在苏联的牌上。当赖伐尔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时候，左派指责他表面上是联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而实际上却是寻求同柏林和罗马的和解来反对莫斯科。这种判断也许还不太成熟，但是同事态的自然发展一点也没有不同的地方。
不管人们怎样估计法苏条约的利害，没有一个严肃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维埃国家有权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定，来使自己的不可侵犯得到一种辅助性的支持。只是必须明确地和公开地向群众表明，这种局部性的策略性的协定在总的历史力量体系中占什么地位。为了特别利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一点也没有必要把资产阶级盟国或者暂时躲在国际联盟的烟幕下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理想化。然而，不仅苏维埃外交，而且共产国际也步其后尘，都有步骤地把莫斯科的暂时盟国描绘成“和平的朋友”，并且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口号来欺骗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当中的政治代理人。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同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易·霍华德进行的臭名远扬的谈话，是一个宝贵的文件，这个文件具体地说明了苏维埃官僚对于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一无所知，同时还说明了苏联领导人同世界工人运动之间所建立的那种虚伪的关系。对于战争是否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我认为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阵地正在巩固起来。他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他们掌握着像国际联盟这样一些工具。”这些话没有一点现实主义味道。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把它们自己分成和平的“朋友”和“敌人”，特别是由于这样的和平并不存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关心维护 本国的 和平，这种关心越强烈，则这种和平对于它的敌人来说就越加不可忍受。斯大林、鲍尔温 [5]、莱翁·勃鲁姆 [6] 等人的共同公式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团结在国联内来保卫它，和平就会真正得到保障。”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意味着，如果不存在破坏和平的原因，和平就会得到保障。如果你愿意的话，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是那么有份量。像美国那样没有参加国联的一些大国，显然认为在抽象的“和平”之上保持行动自由的做法更有价值。这些大国需要这种行动自由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到了适当时候它们会表明的。像日本和德国等退出国联的国家，或者像意大利等暂时向国联“请假”的国家，都有足够的重大理由来维护它们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同国联决裂只不过是改变了处理现有矛盾的外交形式，而没有改变这些矛盾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国联的性质。那些宣誓永远忠实于国联的善良国家，不得不更加坚决地利用国联来维护 自己的 和平。但是即使这样，它们彼此之间也不是一致的。英国很愿意延长和平时期，但它想以牺牲法国在欧洲或非洲的利益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法国方面，则准备牺牲英国海路的安全来支持意大利。但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都愿意诉诸战争，用不着说，自然是最正义的战争。最后，那些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躲在国联阴影下的小国，归根到底将会表明，它们并不是站在“和平”方面，而是站在战争中最强大的联合势力方面。
国联在维护现状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组织，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要保持这样的“秩序”，只有依靠接连不断的战争——小的和大的，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在大国之间。帝国主义对现状的忠实，总是具有一种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性质。意大利昨天所保卫的是欧洲的现状，而不是非洲的现状。明天它在欧洲的政策是怎样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变已经在欧洲引起了反应。希特勒之所以敢于把他的军队开进莱因兰，只不过是因为墨索里尼侵入了阿比西尼亚。在和平的“朋友”当中，是很难把意大利算进去的。然而，在法国看来，它同意大利的友好远比它同苏联的友好来得重要。在英国方面，它所寻求的则是同德国友好。集团的组合有了变化；欲望却依然如故。所谓维护现状的国家的任务，从本质上说是要使国联最有利于各种力量的联合，最有利于掩盖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至于哪个国家发动战争和怎样发动，这要看次要的情况如何。将来总会有人发动战争，因为现状本身就是一个火药库。
在帝国主义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裁军”计划是最有害的假象。这种计划即使由于取得普遍协议而实现了——这显然是荒诞的假定！——也一点也不会防止新战争。帝国主义者并不是由于有了军备才进行战争的；恰恰相反，他们制造武器是因为他们需要打仗。要想进行新的而且很迅速的武装，关键在于当代的技术。不管有了什么样的协议、限制和“裁军”，军火库、军事工厂、实验室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工业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德国虽然被它的征服者在最细致的监督下解除了武装（顺便说一句，这才是唯一真正的“裁军”形式！）可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工业，现在又开始变成欧洲军国主义的堡垒。在德国方面，则想把它的某些邻国“解除武装”。所谓“逐步裁军”的思想，只不过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设法削减过多的军事费用。这是一个资金问题，而不是爱好和平的问题。但是即使这样，这项任务也还是没有实现。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力量以及殖民地的大小不同，任何裁军标准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力量对比的改变有利于一些国家而不利于另外一些国家。这就是在日内瓦所作的努力总是没有结果的原因。在裁军问题上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谈判和会谈以后，只不过是掀起了新的扩军浪潮，这种浪潮的推进使我们迄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建筑在裁军计划上，意味着不是把这种政策建筑在沙漠上，而是建筑在军国主义的烟幕上。
要想为了帝国主义进行毫无阻挡的屠杀而扼杀阶级斗争，只有在群众性工人组织的领袖的帮助下才能做到。一九一四年实现这项任务所提出的口号是“最后的战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争取民主的战争”，这些口号的信用已经被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完全破坏。代替这些口号的是“集体安全”和“普遍裁军”。欧洲工人组织的领袖在支持国际联盟的借口下正在准备“神圣同盟”的新版本，对于战争来说，这样一个同盟的重要性并不小于坦克、飞机以及“禁止使用”的毒气。
第三国际是在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愤怒抗议声中诞生的。但是，十月革命给它填装的革命火药早已用完。现在共产国际像第二国际一样，也站到国际联盟的旗帜下面来了，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共产国际更加厚颜无耻。当英国社会主义者斯塔福德·克利浦斯 [7] 爵士把国际联盟叫做国际强盗联盟的时候（这个名称虽然不礼貌，却是公正的），伦敦的《泰晤士报》带着嘲笑的口吻问道，“那末，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又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的官僚是可以大力地支持十月革命曾经给予毁灭性打击的社会爱国主义的。
在这一点上，罗易·霍华德也曾想得到一点说明。他问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目前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类计划和意图。”不过，那末……“这是出于误会。”霍华德又问，“悲剧的误会吗？”斯大林回答说，“不，喜剧的，或者可以说是悲喜剧的误会：”这里引用的话完全是按照原来的对话抄下来 的。斯大林继续说，“周围的国家如果真正站稳的话，能够认为苏维埃人民的思想有什么危险呢？”不错，但是假如——访问者可能这样问道——那些国家并没有站稳呢？斯大林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安心的论据：“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例如我们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于是就进行了革命……”这一次我们还是一字一句地引用原来的谈话的。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很自然地过渡到一国进行革命的理论。那末，为什么还要共产国际存在呢？ ——访问者本来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但是，他自然知道正当的好奇心的限度。斯大林的这种重新提出保证的解释，不仅会被资本家读到，而且也会被工人读到，而这种解释却充满了漏洞。在“我们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以前，我们从其他国家输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利用了外国的革命经验。几十年来，我们的亡命徒在国外指导了俄国的斗争。我们得到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组织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止一次地宣称，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责任去援助被压迫的和起来反抗的阶级，而且不仅是思想上进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拿武器去援助。我们也并没有局限于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这一点。我们在我们自己那个时期曾经用武装力量去援助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工人。我们曾经试图以红军进攻华沙的行动去援助正在暴动的波兰无产阶级。我们派遣了组织者和指挥官去帮助中国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们募集了千百万卢布去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而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变成误会。是悲剧的误会吗？不，是喜剧的。难怪斯大林宣称，住在苏联已经成为“愉快”的事。甚至共产国际也从一个严肃的角色改变成一个喜剧性的角色了。
斯大林如果不是诽谤过去，而是把热月的政策同十月革命的政策作一公开的对比，那末，他本来是可以给予那位访问者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象的。他本来可以这样说，“在列宁的眼中，国际联盟是一种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机器。我们却认为它是一种和平工具。列宁说过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却认为输出革命这样一种思想是胡说。列宁斥责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一种叛卖行为。我们却以全力推动国际无产阶级走上这条道路。列宁抨击在资本主义下的裁军口号是欺骗工人。我们却把我们的全部政策建立在这个口号上。你们的悲喜剧的误会”——斯大林本来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你们把我们当作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者，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掘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