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25]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末,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 [26] 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象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27] 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当作价值,正象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所独具的这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象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象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吨铁和2盎斯金的价值相等,就象1磅金和1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作为价值量发生作用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28] 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 [29],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共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 [30] 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 【43】,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 [31],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 [32] 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 [33]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怎样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受到迷惑,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象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一当它考察资本,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现在,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
“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 [34] “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 [35]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命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 【46】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36]
【2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页。——第47页。
[7]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髙货币价值的意见》第6页)或者象巴特勒所说: “物的价值 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 【27】 [2] 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27】 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二部第一首中的一句话。——第49页。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页。——第53页。
【29】 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W.Jacob.《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31)。——第53页。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25页及以下各页。——第55页。
【31】 [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W.Petty]《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 p.47)。——第57页。
【32】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第61页。
【33】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67页。
[20] 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如果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如果承认,由于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末,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末,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 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10/20、10/50、10/100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34】 这里马克思引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载于伊曼努尔·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mmanuelis Bekkeri》. Tomus IX. OXonii, 1837, p.99, 100)。——第74页。
【35】 伦巴特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第76页。
[24] 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象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象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 【36】,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 “缺乏概念的地方, 字眼就及时出现”。 【37】
【36】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7—134页)。——第84页。
【37】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84页。
【38】 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出现了一个极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国家的贵族热中于降神术,特别是桌子灵动术。而这时,在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88页。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4页。——第92页。
【40】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Fourth edition. London, 1822, p.21)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住宅区。——第93页。
【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51页。——第93页。
【4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页。——第95页。
【43】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96页。
【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3—154页。——第98页。
【4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页。——第99页。
【46】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三幕第三场。——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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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2]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特待校友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末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5、76页) “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已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 “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3页) “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髙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 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
[7] 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劳动,那末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n页第124号,第XI页第13、53、59号等等。 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10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4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6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125页)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我曾在那里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决这个间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商品〈这里是指使用价值〉不是经商的资本家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货币。”(托·査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165、166页)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13页。 ↩
[20]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力图分享改良机器所带来的利润!(多么可怕啊!)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 (《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 “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903、904页)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4页。 ↩
[24]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没有被消费。”(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296页) “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年伦敦版第66页)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
[25] 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20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1、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形成血液的面包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24利弗尔的产品卖18利弗尔,那末,当他用这笔货币额再去购买时,这18利弗尔同样能买到24利弗尔的东西。”(列特隆《论社会利益》 第897页) 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38】。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
[26]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5页) 第2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或diurnalis),Mannw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各页。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
[27] 第2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 [96],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349页。 第2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
[28] 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着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3页)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疥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 【39】)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
[29]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 “假如有人感到商品滞销,那末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马尔萨斯,因为后者及其门徒査默斯牧师从经济学的观点赞美了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5页。 第2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 【40】 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 【41】 )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第39页。 ↩
[30]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 [97] 以真正哥特谢德 [98] (指傲慢与迟钝)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他们又是辩护士,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就是这个原因,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 【86】,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产业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商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就是彼此互卖”(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9页) 第2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 【42】) 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4页。——第40页, ↩
[31] 第2版注:第一版所举的1860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上的错误。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样利用当时已被人遗忘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同上,第2卷第438页),用重农学派的原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9页)。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伹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
[32] “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168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
[33] 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律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 “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6页到69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 【87】)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已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 【44】)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裎,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象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末,象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45】。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
[34] 《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巴克斯编第2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第376页]。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 ↩
[35] “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第73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箄1篇第10章[第17页]。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165页及以下各页。 ↩
[36] 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北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和北明翰的“小先令派” 【103】 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 “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末,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84页) 《评政治经挤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变成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