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一卷》

[14] 《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1814年伦敦版第4、5页。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证词第66页第22号。 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 “交换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68页）该书也以《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名称出版。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190节。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民主周报》1868年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18页。 ↩

[15]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9页注〕。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LII页和同一报告，证词第479、359、27号。不过，全价出售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且象他们的代言人贝奈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11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延长到第二天晚上7点钟”（同上，第22页）。 “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但是谁取得的 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别人服务，而是损害别人。一切名为别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罪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罪犯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侍奉他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4页。 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

[16] “拿计件工资的工人，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4/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 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畴对于象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 【92】 “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543页） 第2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侯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第104—105页]）。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 [9] 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labour［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具有一定质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弗·恩·｝ 这里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第19页。 ↩

[17] “他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靠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尤尔《工厂哲学》第317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辩护的话否定了。他承认，例如在走锭精纺机加长的时候，这种加长就会引起追加劳动。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程减少。其次，由于这种加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 1 ／ 5。这样一来纺纱工完成的工作将不能按从前的工资率付给报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资率不是减少 1 ／ 5，于是这种改良也就提高了工人在每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的货币工资”。但是，但是“上述情况需要有一个限制条件……纺纱工必须从自己的追加收入6便士中拿出一部分来付给追加的未成年的助手，此外，还有一部分成年工人被挤掉了”（同上，第320、321页），这一事实决不能说明工资有提高的趋势。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 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正因如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旧的中国式的犁。这种犁象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各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906页） 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第19页。 ↩

[18]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178页。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一部分是根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贫困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日趋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65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因，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1831年版）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4卷第244页。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象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已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第20页。 ↩

[19] 在1861年10月26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契得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160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现在可以生产240 码。工人对于企业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得的利润没有任何参与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1.5便士降低到1便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事先没有老实地告诉工人”。 “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 “当某种外部情况使价格降低或提高时，交换就会对一方不利，于是平等被破坏了，但这种破坏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由于交换造成的。”（列特隆《论社会利益》 第904页） “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10页。——第20页。 ↩

[20]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力图分享改良机器所带来的利润！（多么可怕啊！）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 （《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 “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903、904页）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4页。 ↩

[21] 这里不包括劳动资料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修理。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材料。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修复它的使用价值。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劳动资料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导致死亡。“这种磨损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例如，它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开刃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入每一个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拫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制造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作聪明的人”，他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只有从下面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析。 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1776年），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文选》1847年巴黎版第267、291页。 这种反思的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1872年至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30页。 ↩

[22] 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页注)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 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同上，第79页]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象一个愚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所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82页]）这种单纯从“要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 因此，列特隆在回答他的朋友孔狄亚克时说得很对：“在发达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剩余的东西。”同时他还讽刺地解释说：“假如交换双方都以同样少的东西换得同样多的东西，那末他们得到的也就同样多。”由于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性质一无所知，所以，他是威廉·罗雪尔教授先生证实自己的幼稚概念的最好证明人。见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 第2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 “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31页。 ↩

[23] 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约130包美国棉花。他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6000镑。在这些非生产费用中，有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偶而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共需150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雇来保养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折旧为1200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他明白地说，折旧所以只估计为1200镑这样一个很小的数目，是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塞·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怫和纽约版第175页。 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虽然他十分浅薄，但却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例如在《韦斯明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34页。 ↩

[24]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没有被消费。”（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296页） “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年伦敦版第66页）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

[25] 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20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1、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形成血液的面包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24利弗尔的产品卖18利弗尔，那末，当他用这笔货币额再去购买时，这18利弗尔同样能买到24利弗尔的东西。”（列特隆《论社会利益》 第897页） 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38】。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

[26]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5页） 第2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做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或diurnalis)，Mannw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各页。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

[27] 第2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 [96]，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349页。 第2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

[28] 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着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3页）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疥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 【39】）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

[29]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 “假如有人感到商品滞销，那末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马尔萨斯，因为后者及其门徒査默斯牧师从经济学的观点赞美了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5页。 第2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 【40】 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 【41】 )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第39页。 ↩

[30]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 [97] 以真正哥特谢德 [98] （指傲慢与迟钝）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他们又是辩护士，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就是这个原因，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 【86】，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产业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商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就是彼此互卖”（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9页） 第2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 【42】） 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4页。——第40页， ↩

[31] 第2版注：第一版所举的1860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上的错误。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上的价值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样利用当时已被人遗忘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同上，第2卷第438页），用重农学派的原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列特隆《论社会利益》第899页）。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伹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

[32] “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168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

[33] 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律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 “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6页到69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 【87】）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已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 【44】）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裎，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象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末，象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45】。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

[34] 《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巴克斯编第2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第376页]。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 ↩

[35] “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第73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箄1篇第10章[第17页]。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165页及以下各页。 ↩

[36] 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北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和北明翰的“小先令派” 【103】 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 “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末，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84页） 《评政治经挤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变成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

[37] “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63页） 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 在以虔诚著称的十二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兰第市场 【47】 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