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三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 Ⅰ．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1844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488830镑（银行法，1858年第Ⅺ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14475000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一般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1857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3000万镑。［注：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10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此外，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连续性和大体上平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象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比例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比例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末，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1857年）的证词（第1494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300万镑或400万镑。” 1847年，英格兰银行10月23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减少5198156镑，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6453748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任何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末，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地方，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是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象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是在4月停止的，崩溃却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但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1857年才初次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 图克的证词。 “1847年4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10月，紧迫情况比4月的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之多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数目。”（第2996号）——“4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2997号）——“10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第2998号）——“汇兑率的转变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3000号）——“7月和8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8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第3001号）——8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利斯指出：虽然自1847年8月以来，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220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137号）——这种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147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麦尔（他从181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684号）“从1847年4月中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1839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各国的相对储藏量，是由各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进行的，这些条件，我们在研究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恢复正常的分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接近危机的预兆。［注：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1．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到1844年间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由于大量谷物的输入；2．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1857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3．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注：（第1918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形的，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末，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看来是正确的。”——（银行法，1857年）］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调子。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的前夕。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1857年）： （第1520号）“这么说来，流通汇票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象是这样。”——（第1522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这时，交易自然变为开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汇票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而首先是信用骑士，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资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注：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500万镑金就是减少500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同样可笑的是，他还企图直接把这些现象解释为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注：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148]。图克和劳埃德A奥维尔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不过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待不可避免的现象的问题。［注：“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消除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页）］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当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媒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注：“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维伦—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末，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1857年证词第5057号）］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碰到这个限制。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 Ⅱ．汇兑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开出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由英国向德国开出汇票来支付，而是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营业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象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 利息率的这种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率的，这从下面几段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或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可以看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第2176号）“营业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会显著下跌……外国人将托人在英国这里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也会把他们持有的外国铁路股票在国外出售……以便相应地制止金的输出。”——（第2182号）“各国利息率的平衡和商业气压的平衡，通常要由银行家和证券商人这样一个富有的大阶级来实现。这个阶级……总是窥伺时机，购进那种价格看涨的有价证券……而最适合他们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就是那些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第2183号）“这种投资在1847年曾大规模地进行，这足以减少金的流出。”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他从1838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2545号）“大量的欧洲有价证券……在欧洲一切不同的货币市场上流通。这种证券只要在一个市场上跌价1％或2％，就会立即被人买去，送到它的价值还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2565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负有大量的债务吗？——为数很大。”——（第2566号）“因此，单是这种债务的收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有非常大量的资本积累吗？——1847年，我们最后就是由于结清了美国和俄国从前对英国所负的好几百万债款，才恢复了我们的地位。” ｛英国对美俄两国，也同时负有“好几百万”的谷物债款，但它也成功地通过英国债务人的破产，“结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见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第三十章第31页［注：见本卷第558页。——编者注］。｝ （第2572号）“1847年，英国和彼得堡之间的汇兑率很高。政府指令银行发行银行券可以不受｛金准备以外的｝1400万镑限额的约束时，条件是贴现率必须维持8％。那时候，按照当时的贴现率来说，把金从彼得堡运到伦敦，并在金运到时，在为所出售的金而开出的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到期以前，按8％利息把它贷出去，也是一种有利的营业。”——（第2573号）“在一切同金有关的交易上，有许多点要考虑到。这里是指汇兑率和人们在｛凭金开出的｝汇票到期以前投放货币能够得到的利息率。” ## 对亚洲的汇兑率 下述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表明，当英国对亚洲的汇兑率处于不利地位时，它怎样必然从那些由亚洲输入商品、但要由英国作媒介来进行支付的国家取得补偿。另一方面，还因为威尔逊先生在这里，再一次作了愚蠢的尝试，企图把贵金属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和一般资本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等同起来；在这两个场合所说的，都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而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输出。首先，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开出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是说，对向印度开出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威尔逊企图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说什么这种额外的支出似乎会引起对贷款的额外需求，因此影响利息率。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认为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这样，那就完全错了。不管这些铁轨运到哪里，铺在哪里，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还是在印度的土地上，都只是表示英国的生产在一定领域内的一定的扩大。认为不提高利息率，甚至在极为广泛的界限内，扩大生产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贷款可能增加，就是说，有信用活动的营业总额可能增长；但这种信用活动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四十年代在英国出现铁路热时，情况确实是这样。利息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很明显，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现实资本，在这里也就是商品，那末不管这些商品是供输出还是供国内消费，货币市场所受的影响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当英国的国外投资限制了英国的商业输出（对这种输出必须支付，因而会产生货币的回流），或者这种投资总的说来已经是信用过度膨胀或欺诈活动开始的象征时，才会出现区别。 以下是威尔逊问，纽马奇答。 （第1786号）“至于东亚对银的需求，您以前曾说，您认为，尽管有大量金属贮藏不断输往东亚，英国对印度的汇兑率，仍然对英国有利。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我发现，1851年，联合王国向印度输出的实际价值是742万镑；此外，还要加上印度大厦的汇票，即东印度公司作为本公司经费从印度取来的基金。这种汇票在那年是320万镑；所以，由联合王国输出到印度的总额是1062万镑。1855年……出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增加到1035万镑；印度大厦的汇票为370万镑；所以，输出总额为1405万镑。就1851年来说，我相信，我们无法确定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但1854年和1855年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却可以确定。1855年，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总额是1267万镑，而这个总额和1405万镑相比，在两国的直接贸易中，出现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差额，计138万镑。” 威尔逊指出，汇兑率也受间接贸易的影响。例如，印度向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出口，是用向伦敦开出的汇票来支付的，因此，这种出口对汇兑率发生的影响，和印度向英国直接出口商品完全一样。其次，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对英国来说就是逆差，因为中国必须为购买鸦片不断向印度进行大量支付，英国又必须向中国支付。这个金额就是这样迂回地流到印度的。（第1787、1788号） （第1791号）威尔逊问道：汇兑率所受的影响，会不会由于资本“以铁轨和机车的形式输出，或者以金属货币的形式输出”而有所不同。纽马奇对此作了完全正确的回答：近几年为建筑铁路而输送到印度的1200万镑，已经用来购买印度按规定期限应支付给英国的年金。 “至于说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那末，这1200万镑的投资，只有在必须输出金属进行现实的货币投资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1797号）（魏格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没有带来任何货币回流，我们怎么能说，它会影响汇兑率呢？——我不相信，以商品形式输出的那部分投资，会影响汇兑率的状况……我们可以断然说，两国间的汇兑率状况，受到一国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和另一国向它提供的债券或汇票的数量之间的比例的影响；这是关于汇兑率的合理的理论。至于这1200万镑的输出，那末，这1200万镑首先要在英国筹集；现在，如果营业的状况是这样的，即这1200万镑全部要以硬币形式投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种突然的需求就会强烈地影响银的价格和汇兑率，这就象东印度公司明天宣布把它的汇票由300万镑增加到1200万镑一样。然而，这1200万镑的半数，已经用来购买英国商品……铁轨、木材以及其他材料……这是英国资本投在英国本国，以便购买某些向印度输出的商品，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第1798号）（魏格林：）“但是，铁路建筑所需要的铁和木材等商品的生产，还要消费许多外国商品，而这会影响汇兑率吗？——当然会。” 威尔逊认为，铁大部分是代表劳动，而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则大部分代表进口商品（第1799号），接着又问道： （第1801号）“但是一般说来：如果要靠消费这些进口商品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按这样的方式输出的，即我们既不能以产品形式，也不能以别的形式得到回头货，这不会使汇兑率对我们不利吗？——这个原理正好是铁路大投资时期｛1845年｝在英国出现的”。“在接连三年、四年或五年内，你们把3000万镑投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用在工资上。你们在三年期间，在铁路建筑、机车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筑上维持的人数，比所有工厂区合起来还要多。这些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茶叶、砂糖、酒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商品都必须进口；但在进行这种大量支出时，无疑地，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汇兑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贵金属没有流出，反而流入了。” （第1802号）威尔逊认为，在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差额彼此抵销和汇兑率保持平价时，铁和机车的额外输出“必然影响对印度的汇兑率”。纽马奇不认为是这样，因为铁轨是作为投资输出的，而印度并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这些铁轨进行支付；纽马奇还说： “我同意这样一个原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对所有同它通商的国家的汇兑率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兑率，必然是对另一个国家的有利的汇兑率。” 对此，威尔逊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庸俗的见解： （第1803号）“不论资本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输出，不都同样是资本的转移吗？——如果是说债务，那确实是这样。”——（第1804号）“因此，不管您是输出贵金属，还是输出商品，印度建筑铁路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样吗，不是和全部用贵金属输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吗？” 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末，无论如何都会证明，铁轨内包含的“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货币资本的价值，在于利息率。威尔逊想把货币资本和一般资本混为一谈。简单的事实首先是，在英国，曾认购了1200万镑印度铁路股票。这是一件和汇兑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至于这1200万镑怎样使用，对货币市场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货币市场情况良好，这就根本不会影响货币市场，就象1844年和1845年认购英国铁路股票没有影响货币市场一样。如果货币市场出现某些困难，利息率固然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也只是使利息率提高，而按照威尔逊的理论，这必然使汇兑率对英国有利，就是说，必然会阻止贵金属输出（即使不是向印度输出，也是向别的国家输出）的趋势。威尔逊先生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在回答第1802号的问题时，说受到影响的是汇兑率；在第1804号的问题中，说受到影响的是“资本的价值”，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威尔逊不理解，在资本向外国输送时，输送的形式本身，已造成这样不同的影响；就是说，他不理解，资本的不同形式，首先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会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这是和启蒙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纽马奇对威尔逊的答复是片面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后者已经非常突然地并且毫无理由地由汇兑率跳到了利息率。纽马奇在回答第1804号的那个问题时，没有把握地含糊其辞地说： “毫无疑问，如果要筹款1200万镑，这1200万镑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材料形式送出，在我们考察一般利息率时，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但是，是一个美妙的过渡，目的是要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我相信，这并不完全是不重要的〈它不重要，但又不是不重要〉，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会有600万镑立即流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不会这样迅速地流回。因此，这600万镑是在国内支出，还是全部都输出，是会有些〈多么明确啊！〉区别的。” 说600万镑会立即流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600万镑是在英国支出，那末，它们就会以铁轨、机车等形式存在，这些铁轨、机车等要送到印度去，但不会再从那里流回，并且它们的价值只能分期偿还，就是说只能非常缓慢地流回，而600万镑贵金属也许会非常迅速地以实物形式流回。如果这600万镑在工资上支出，那末，它们就被消费掉了；但是用来预付工资的货币，照旧在国内流通，或者形成准备金。生产铁轨的资本家的利润和600万镑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也是这样。因此，纽马奇用“流回”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只是为了避免直说：货币仍然留在国内，并且只要这些货币执行借贷货币资本的职能，对货币市场来说（撇开流通可能吸收较多的硬币不说）就只有以下区别：它将由A支付，而不是由B支付。这种以商品形式而不是以贵金属形式把资本转移到外国去的投资，只有当这种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外国商品的额外进口时，才会影响汇兑率（并不影响对得到投资的那个国家的汇兑率）。这时，这种生产不是用来抵销这种额外进口的。但是，同样的情况，在每一次以信用方式输出时都会发生，而无论它是作为投资，还是为了普通商业的目的。此外，这种额外进口也可以通过反作用，例如在殖民地或美国方面，引起对英国商品的额外需求。 纽马奇以前［第1786号］曾说过，由于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英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大于进口。查理·伍德爵士曾就这点对他进行反复盘问。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之所以超过进口，实际上是由于英国没有对从印度来的进口支付等价物所引起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是东印度政府）的汇票，成了从印度征收的贡赋。例如1855年，英国从印度的进口是1267万镑；英国向印度的出口是1035万镑。因此印度有顺差225万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这225万镑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汇往印度。但这时，印度大厦提出了要求。它宣称，它能对印度各管区开出总额达325万镑的汇票〈这个总额是为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各种费用并为支付给股东的股息而征收的〉。这个数额不但抵销了225万镑的贸易差额，而且还提供了100万镑的余额。”（第1917号） （第1922号）（伍德：）“因此，印度大厦的这种汇票的影响不是增加对印度的输出，而是相应地减少这种输出吗？” （应当说：减少了下面这种必要性，即从印度的输入，必须用同等数额的向印度的输出来弥补。）纽马奇先生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英国人为这370万镑，向印度输出了一种“德政”（第1925号）。曾任印度事务大臣、对于这种由英国输出到印度的“德政”十分熟悉的伍德，正确而挖苦地说（第1926号）： “这样，正如您所说的，印度大厦汇票所引起的输出，不是商品的输出，而是德政的输出了。” 因为英国“用这种方式”为了“德政”和国外投资而输出了许多东西，——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和普通营业无关的输入品作为贡赋，即部分地作为输出“德政”的报偿，部分地作为在殖民地或其他地方投资的收入，也就是作为无须支付任何等价物的贡赋，——所以很清楚，如果英国不作相应的输出，只是吃光这种贡赋，汇兑率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此也很清楚，如果英国不把这种贡赋投在英国，而是生产地或非生产地把它再投到国外，例如，英国凭这种贡赋向克里木输出军需品，那末，汇兑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要来自国外的输入品列入英国的收入，——当然，这种输入品必须得到支付，或者是作为无须等价物的贡赋，或者是通过同这种无偿的贡赋的交换，或者是通过普通的贸易往来而得到支付，——英国就可以或者把它消费掉，或者把它作为资本重新投入营业。但无论如何，汇兑率都不会受到影响，而聪明的威尔逊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不论收入的一部分是由本国产品还是由外国产品形成（不过后一种情况要以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交换为前提），这种收入的消费（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都丝毫不会改变汇兑率，虽然它会改变生产的规模。我们要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下面的问题。 （第1934号）伍德问他说，把军用物资运往克里木，是怎样影响对土耳其的汇兑率的。纽马奇回答说： “我不理解，单是输出军用物资，怎么必然会影响汇兑率，不过输出贵金属确实会影响汇兑率。” 可见，在这里，他把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区分开了。但接着威尔逊问道： （第1935号）“如果您大量输出某种商品，但没有相应的输入”， （威尔逊先生忘记了，英国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输入，而除了输出“德政”或以前为投资而输出资本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相应的输出；无论如何，这不是那种列入通常贸易活动的输入。但这种输入的物品会再用来交换比如说美国产品，至于又把美国产品输出，而没有相应的输入，那末，这丝毫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这种输入品的价值可以被消费掉，而无须有任何等价物的外流。这种输入在没有相应的输出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因此，它也可以在不列入贸易差额的情况下被消费掉。） “这样，您就无须偿还由于输入而欠下的外债。” （但是，如果您例如通过国外信贷，已经事先对这种输入进行了支付，那也就不会因此欠债了，这个问题和国际差额根本无关；问题在于生产的支出还是非生产的支出，而不管这样消费的产品是本国的产品还是外国的产品。） “于是您必然会通过这种交易影响汇兑率，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因为您的输出没有相应的输入，所以没有外债要偿还。——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 威尔逊的说法就在于，凡是没有相应输入的输出，同时都是没有相应输出的输入，因为有外国的即进口的商品参加出口商品的生产。这里是假定，每一种这样的输出，都是以未支付的输入为基础的，或者都会产生未支付的输入，——因而产生外债。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即使把下述两种情况撇开不说：1．英国有各种不支付任何等价物的、无偿的输入；例如从印度输入的一部分物品就是这样。英国可以用这些输入品交换美国的输入品，并且在没有相应输入的情况下把后者输出；无论如何，就价值方面来说，英国输出的都不过是它白白得到的东西。2．英国可能已对形成追加资本的输入品，例如美国的输入品进行了支付；如果英国把它们非生产地消费掉，例如作为军用物资，那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债务，也不会影响对美国的汇兑率。纽马奇在第1934号和1935号是自相矛盾的，而关于这一点，伍德在第1938号提出的问题中已经指出了： “如果制造那些我们用以输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流的物品〈军事开支〉所使用的商品中，没有任何部分是从这些物品所输往的国家来的，这又怎么会影响对这个国家的汇兑率呢？假定和土耳其的贸易处于通常的平衡状态，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汇兑率，又怎么会因为向克里木输出军用物资而受到影响呢？” 在这里，纽马奇失去了冷静；他忘记了，他在第1934号已正确地回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且说： “在我看来，我们已谈完了实际的问题，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的讨论的领域。” ｛威尔逊对于他的主张——资本每一次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不管这种转移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进行的，汇兑率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另一种解释。威尔逊当然知道，影响汇兑率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互相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行利息率的比例。如果他能证明，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发生影响，他就向他的目标接近了一步；要是这样，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来，也就间接地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弗·恩·｝ 他在当时由他编辑的《经济学家》（1847年第574页）上写道： “很清楚，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大量储存所表示的资本过剩，不仅必然引起一般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必然引起作为资本的使用报酬的利息率的下降（1）。如果我们手里的存货足以在今后二年内供应本国，那末，和存货刚够供应两个月相比，我们就能按低得多的利息率，获得对这些商品的在一定期间的支配权（2）。一切货币借贷，不论以什么形式进行，都不过是商品支配权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3）。如果商品较富裕，和买者的人数相比，卖者的人数就会增加；并且按照商品量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程度，必然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和有把握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把全部存货出售的时候不同，商品所有者会按较低的条件，用延期付款或赊卖的办法出售商品（4）。” 关于第（1）点，必须指出，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流入。危机过去以后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种低利息率，没有“各外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然不是因为用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经济学家》所要证明的事情却正好相反：它要证明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一致的。 关于第（2）点，如果我们退一步说这个荒谬的假定——有供应今后两年需要的存货——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个论点就是以商品市场发生过剩为前提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下降。现在为一包棉花支付的货币比以前少了。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购买一包棉花所需的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这要看货币市场的状况。如果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那也只是因为商业信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它对于银行信用的需要比平常少。充斥市场的商品，或是生活资料，或是生产资料。二者的价格低廉，都会提高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如果不是因为产业资本的充裕和对贷款的需求互相对立（不是互相一致），那价格低廉为什么会减低利息呢？情况是这样，商人和产业家能够更容易地彼此提供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易于获得，所以产业家和商人都只需要较少的银行信用；因此，利息率可以降低。这个低利息率和贵金属的流入无关，虽然这两种现象可以并行，而且造成输入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也可以造成输入的贵金属的过剩。如果进口市场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剩，这会证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种需求的减少，在价格低廉时，只能解释成是国内工业生产缩减的结果；不过，这种缩减在价格低廉的输入过多时，又是不能解释的。这些荒谬的东西，无非是为了证明，价格的下降等于利息的下降。二者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只是表现产业资本运动方向和借贷货币资本运动方向的对立，而不是表现二者方向的一致。 关于第（3）点，为什么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会低这个问题，即使有了这种进一步的说明，也还是难于理解。如果商品便宜，为了购买一定量商品，我需要比如说1000镑，而不是以前的2000镑。但也许现在我花了2000镑，用来购买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并且通过也许我必须借来的同量资本的预付，来扩大我的营业。现在我和以前一样，购买2000镑的商品。因此，即使我对商品市场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我对货币市场的需求仍然不变。但如果对商品市场的需求减少，就是说，如果生产不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扩大，——而这和《经济学家》所谈的全部规律相矛盾，——那末，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利润会增加。但这种利润的增加，会引起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并且，商品价格的低廉，可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需求不足。这时，利息率低，是由于生产萎缩，而不是由于商品便宜，商品便宜只是生产萎缩的表现。或是因为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这可以是由于市场商品过剩等等造成的，而市场商品过剩会导致危机，并在危机时期和高利息率结合在一起。或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下降，以致同样的需求可以按较低的价格得到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利息率为什么会下降呢？是因为利润增加了吗？如果因为现在获得同量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比较少，那末，这只是证明，利润和利息互成反比。因此，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一般论点都是错误的。商品的货币价格低和利息率低，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否则，在产品的货币价格最低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低；而在农产品的货币价格最高的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高。《经济学家》一般地说也承认，如果货币的价值下降，这就不会影响利息率。100镑仍然带来105镑；如果100镑所值较少，5镑利息所值也较少。这个比率不受原来金额增值或贬值的影响。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一定量的商品等于一定额的货币。如果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提高了，它就等于一个较大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下降了，结果也就相反。如果它＝2000，5％就＝100；如果它＝1000，5％就＝50。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利息率。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既然购买同量商品以前只需要1000镑，现在需要2000镑，因此需要更多的贷款。但这一点在这里不过表明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因为利润随着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要素的便宜而增长，而利息则随着下降。不过，相反的情形也能发生，并且经常发生。例如，棉花可以因为对棉纱和棉布没有需求而变得便宜；它也可以因为棉纺织业的大量利润对棉花产生大量需求而相对变得昂贵。另一方面，产业家的利润又可以正好因为棉花的价格低廉而提高。哈伯德的统计表证明，利息率和商品价格各自进行着完全独立的运动；而利息率的运动同金属贮藏和汇兑率的运动却正好是互相适应的［注：见本卷第623—624页。——编者注］。《经济学家》写道： “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 但在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商品过剩，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利息率高。在周期的另一个阶段，对商品的需求大，因此回流迅速，但同时商品价格提高，而由于回流迅速，利息率较低。“它们〈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但是，在危机以后的松弛时期情况又正好相反。商品不足，——绝对地说，不是同需求相对来说——，而利息率是低的。 关于第（4）点。在市场商品过剩时，和现有存货预期可以迅速卖完时相比，商品所有者——如果他能出售——将廉价抛售商品，这是十分明显的。但利息率为什么会因此下降，却不是很清楚的。 如果市场上进口商品过剩，利息率可能提高，因为所有者不愿把商品倾销到市场上，而对借贷资本有更大的需求。但利息率也可能下降，因为商业信用活跃，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就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经济学家》提到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的其他压力对1847年汇兑率的迅速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尽管汇兑率有了转变，一直到4月底，金还是继续外流；只是到5月初，才有转变。 1847年1月1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15066691镑；利息率为[3+（1/2）]％；三个月期的汇兑率，对巴黎为25．75；对汉堡为13．10；对阿姆斯特丹为12．3+（1/4）。3月5日，金属贮藏减少到11595535镑；贴现率提高到4％；汇兑率对巴黎跌到25．67+（1/2），对汉堡跌到13．9+（1/4），对阿姆斯特丹跌到12．2+（1/2）。金继续外流。见下表： 1847年 月 日英格兰银行 贵金属贮藏（镑）货币市场 三个月期的最高汇兑率 巴黎汉堡阿姆斯特丹 3月20日11231630银行贴现率4％25.67 1/213.09 3/412.2 1/2 4月3日10246410银行贴现率5％25.8013.1012.3 1/2 4月10日9867053货币非常缺少25.9013.10 1/312.4 1/2 4月17日9329841银行贴现率5 1/2％26.02 1/213.10 3/412.5 1/2 4月24日9213890紧迫26.0513.1212.6 5月1日9337716紧迫的情况更严重26.1513.12 3/412.6 1/2 5月8日9588759紧迫的情况达到最高点26.27 1/213.15 1/212.7 3/4 1847年，英国输出的贵金属总额为8602597镑。其中： 向美国输出……………………………………3226411镑 向法国输出……………………………………2479892镑 向汉萨各城市输出……………………………958781镑 向荷兰输出……………………………………247743镑 尽管3月底汇兑率有了转变，金的外流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也许是流向美国。 ｛《经济学家》1847年第954页中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息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迫，在纠正不利的汇兑率，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方面，起了多么迅速和显著的作用，结果金又流回英国。这种作用的发生，和支付差额完全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价格跌落，并由此造成了外国人大量购买有价证券的局面。这种情况增加了由英国开出的汇票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率高时，获得货币非常困难，以致在汇票金额增大时，对这种汇票的需求却减少了。由于同样原因，对外国商品的定单取消了，英国人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实现了，货币又被送回英国进行投资。于是，例如在5月10日的《里约热内卢物价通报》上，我们看到：｛对英国的｝汇兑率发生了新的跌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大量出售｛巴西｝公债所得的金额的汇寄对市场形成了压力而引起的。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外国各种有价证券上的英国资本，因此会在利息率提高时重新流回。” ##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的汇款，其中部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部分利润。每个英国殖民地，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寄回大量汇款。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处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用英国资本设立的，股息也必须付给英国。英国还拥有许多外国的国债券，即欧洲的、北美洲的和南美洲的国债券，从中都有利息可得。此外，英国还参与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事业，也有相应的股息。而所有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到的。另一方面，因外国人持有英国有价证券和英国人居留国外需要消费而从英国流到国外的金额，对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当问题只限于贸易差额和汇兑率时，它 “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通常……英国对它的输出品提供长期的信用，而对输入品则用现金来支付。有的时候，这种习惯上的区别对汇兑率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输出大大增加时，如1850年，英国的投资就持续地增加……这样，1849年出口商品得到的款项，可能到1850年才汇回来。但是如果1850年的输出额超过1849年的输出额600万镑，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这一年流出国外的货币比同年流回的要多；并且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汇兑率和利息率发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的营业在危机中受到挫折，我们的输出大为减少时，因前几年输出较多而得到的到期汇款，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输入物品的价值；汇兑率相应地变得对我们有利，资本迅速地在国内积累起来，利息率下降”（《经济学家》1851年1月11日）。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 3．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1850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结果。（见《经济学家》1850年11月30日） 1英镑的汇兑率平价，对巴黎为25法郎20生丁；对汉堡为13银行马克10+（1/2）先令；对阿姆斯特丹为11佛罗伦97分。只要对巴黎的汇兑率超过25．20，它就会相应地有利于对法国欠债的英国人，或有利于购买法国商品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人都可以用较少的英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那些遥远的不易获得贵金属的国家来说，如果汇票短缺，不够应付汇回英国的汇款，那末，自然的结果就是提高各种通常向英国输出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对这些用来代替汇票送往英国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印度，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 在1848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大量的银，因为可靠的汇票不多，而普通的汇票由于1847年的危机和印度商业的大失信用而不受欢迎。这全部的银刚到英国，就流向大陆去了，在那里，革命到处引起贮藏货币的现象。这些银在1850年大部分又流回印度，因为当时汇兑率的状况，使这种做法有利。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149]。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注释： [1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8页。——第648页。 [149]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圣经的一句话。见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第669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 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150]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这种独特关系，天主教的各个大学已经感觉到了。 “阿耳卡拉、萨拉芒卡、英果尔施塔特、布莱斯高的夫赖堡、美因兹、科伦和特利尔等处的大学先后承认，商业贷款的利息是合法的。最早五个大学的承认已归入里昂市政厅的档案，并刊载在里昂布利塞－朋苏斯出版的《高利贷和利息概论》的附录中。”（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6页）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存在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如下：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工人作为生产者无须借钱。如果他借钱，例如到当铺去，那是为了个人生活的需要。但是，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时，他却会作为生产者同贷款人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纽曼对这一点讲得很庸俗，说什么银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贷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视，是因为前者贷款给富人，而后者贷款给贫民。（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44页）他没有看到，这里的区别是两个社会生产方式之间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并且这个问题是不能用贫富的对立来解决的。此外，榨取贫苦小生产者的高利贷是和榨取富裕大地主的高利贷携手并进的。一旦罗马贵族的高利贷把罗马的平民，小农彻底毁灭，这种剥削形式也就到了末日，纯粹的奴隶经济就取代了小农经济。 超过生产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后来的工资额）的全部余额，在这里能够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这部分后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因此，拿这个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对比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凯里作这种荒谬的比较，是为了要说明，资本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对劳动者是多么有利。其次，如果高利贷者不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而逐渐取得了对后者的劳动条件本身的所有权，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用这种办法不断地对后者进行剥夺，那末，又会从另一方面忘记这样一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雇佣奴隶和真正的奴隶一样，由于所处的地位，不能成为债务奴隶，至少作为生产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他至多只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成为债务奴隶。这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在这里，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是根本的前提；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同生产条件和生产者的这种分离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器。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联系着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和生产者分离，因为二者已经分离了。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即市民的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仍旧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的压迫会更加残酷。负债的奴隶主或封建主会榨取得更厉害，因为他自己被榨取得更厉害了。或者，他最后让位给高利贷者，高利贷者本人象古罗马的骑士一样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奴隶主。旧剥削者的剥削或多或少带有家长制的性质，因为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则是残酷的拚命要钱的暴发户了。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教会本来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的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钱，而且票据业务越是不发达，情况就越是这样。那时利息率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2/3）]％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1/3）]％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那规定[12+（1/2）]％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2集第55—57页）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经济中，在一些落后的产业部门或拒绝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部门，这种关系也会重新出现。例如，如果我们想把英国的利息率和印度的利息率比较一下，那末就不要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而要采用比如那些把小机器租给家庭工业小生产者的人所收取的利息率。 高利贷同消费的财富相反，它本身是资本的一个产生过程，所以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促进了不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产品的商品性质越是不发达，交换价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撇开作为世界货币和贮藏货币的货币不说，货币特别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现为商品的绝对形式。并且特别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使利息从而使货币资本得到发展。穷奢极欲的富者所要的，是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作为购买一切东西的手段的货币。（也是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而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两个场合，货币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另一方面，货币贮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藏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条件名义上仍然是别人的财产。高利贷好象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象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97]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来使用，主要是在劳动者由于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变化丧失了生产条件的时候（在这些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多半还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劳动条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产过程得到补偿的时候。生活资料和原料是这些生产条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们涨价，它们就不可能由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来补偿，就象单是歉收就使农民不能用实物来补偿他的谷种一样。罗马贵族不断进行战争，强迫平民服兵役，阻碍了他们的劳动条件的再生产，因而使他们沦为贫民（在这里，贫困化，即再生产条件的萎缩或丧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终于破产。正是这些战争使罗马贵族的仓库和地窖里藏满了掠夺来的铜即当时的货币。贵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谷物、马、牛等等直接给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铜借给他们，而利用这个地位来榨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使平民变为自己的债务奴隶。在查理大帝统治下，法兰克的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变为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饥荒逼迫自由民出卖儿女和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隶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以上所说的是一般的转折点。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末，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但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是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有的地盘。每一笔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贡赋、赋税等等，都必须用货币来支付。因此，从古代罗马一直到现代，大量放高利贷的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收税人。然后，随着商业发展和商品生产普遍化，购买和支付越来越在时间上分离。货币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付出。这一点会造成一直到今天还使货币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彼此混淆不清的那种状况，这已由现代的货币危机所证明。但是，高利贷本身又是使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因为它使生产者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使他因背上利息的重负而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再生产，从而使他失去了通常的支付手段。在这里，高利贷产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又扩大货币的这种职能，即扩大自己的本来的地盘。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象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 总的说来，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因此，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 在这里，我们不谈那种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措施，如公立当铺[151]（1350年设立于法兰斯孔太的萨林士，后来1400年和1479年设立于意大利的佩鲁贾和萨沃纳）。这种公立当铺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表示了一种历史的讽刺：虔诚的愿望在实现时正好走向它的反面。按照审慎的估计，英国工人阶级对当铺这个公立当铺的后继者支付的利息为100％。［注：“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质和赎回，而且典质一物是为了赎回另一物，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领有执照的当铺伦敦有240家，各地区约有1450家。所用资本估计约有100万镑。这笔资本在一年内至少周转三次，每次平均取得[33+(1/2)]％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级，为了要获得这100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100％的利息。过期不赎所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14页）］这里也不谈例如那位休·张伯伦医师或约翰·布里斯科的信用幻想，他们在十七世纪的最后十年，曾企图设立农业银行，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发行一种纸币，使英国贵族摆脱高利贷的盘剥。［注：他们甚至在自己著作[152]的名称上也表明了自己的宗旨：“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免除贵族和绅士等的赋税，增加他们的年收入等等”。按照他们的说法，受到损失的，只会是民族的最可恶的敌人高利贷者，这种人给贵族和自耕农[153]造成的危害比法国侵略军所能造成的危害还大得多。］ 十二世纪和十四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是由于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需要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而产生的。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末，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注：“例如，英国查理二世就要付给‘金匠’〈银行家的先驱〉20—30％的巨额高利贷利息和贴水。因为这种营业这样有利可图，所以‘金匠’给王室的贷款越来越多，他们预先得到国家的全部税收，把议会通过的任何拨款都作为抵押，还彼此争先购进或受押汇票、支票和借契，实际上，全部国家收入都经过他们的手。”（约翰·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1页）“设立银行的建议以前已经提出多次。设立银行毕竟是必要的。”（同上，第38页）“仅就遭受高利贷者盘剥的政府来说，要以议会的拨款作为担保获得适当利息的贷款，就已经有必要设立银行。”（同上，第59、60页）］，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着国家。因此，当计划设立英格兰银行时，托利党就抗议说： “银行是共和国的制度。在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银行很繁荣。但是，谁听说过有什么法兰西银行或西班牙银行呢？” 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19年）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银行发行的本票，事实上只是存入的贵金属铸币和贵金属条块的收据，要有它们的持有人的背书才可以流通。但是，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和现在的英国一样，十七世纪的荷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以贫穷为基础的旧式高利贷的垄断，在那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整个十八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主要倡议人是约瑟亚·柴尔德爵士，现代英国私人银行业之父。他抨击高利贷者的垄断，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发公司叫嚣反对“私人裁缝”的垄断一样。这个约瑟亚·柴尔德同时又是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因此，他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独裁者，是以贸易自由的名义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作辩护的。他反对托马斯·曼利（《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154]说： “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坚固的地点上……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是财富的结果。”（《论商业》1669年版。译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版［第120页］）“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末，压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同一件事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决不是荒谬的。”（同上，第155页）“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同上，第156页）“我是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179页）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一切论述银行制度的著作中，和在柴尔德的著作中一样，都可以看到反对高利贷的主张，看到使商业、工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盘剥的要求。同时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信用，贵金属的失去垄断地位所起的奇迹般的作用，贵金属被纸代替等等，却发生了巨大的错觉。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的创始人，苏格兰人威廉·佩特森，真可以称为罗一世。[155] “一切金匠和典当业者都大肆咆哮”，反对英格兰银行。（马考莱《英国史》第4卷第499页） “在最初十年间，银行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外界的敌视很强烈；银行券要远远低于名义价值，才被接受……金匠〈在他们手中，贵金属的交易是一种原始银行业务的基础〉非常嫉妒银行，因为有了银行，他们的营业减少了，他们的贴现率压低了，他们同政府的营业转到他们的对手那里去了。”（约·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第73页） 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以前，在1683年已经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其中有一个目的是： “让企业家在他们拥有大量商品时，能够依靠该行的支持，寄托他们的商品，而用这种保存的储备作为担保，取得贷款，以雇用他们的职工，扩大他们的营业，直到他们找到良好的市场，无须亏本出售为止”[156]。 经过多次努力，这个信用银行终于在主教门街的戴文希尔大厦内成立。该银行以寄托的商品为担保，把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三以汇票形式贷给产业家和商人。为了使这种汇票便于流通，每个营业部门都有一伙人结成公司，每个持有这种汇票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用汇票从公司换取商品，就象用现金支付一样。这个银行的营业并不兴隆。机构太复杂，商品跌价时风险太大。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论上维护并鼓励在英国建立现代信用制度的著作的实际内容，那末，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末，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 象重农学派所说的耕作者〔cultivateur〕不是指真正种地的农民，而是指大租地农场主一样，圣西门所说——他的学生也往往这样说——的劳动者〔travailleur〕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 “一个劳动者必须有助手，有帮伙，有工人；他寻求那种聪明的、能干的、忠实的人。他叫他们去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是生产的。”（［安凡丹］《圣西门宗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1831年巴黎版第104页）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把这些著作和同时代的欧文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注：如果马克思来得及修订这个手稿，他无疑会把这一段话大加修改。这一段话，是他看到那些前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所起的作用有感而发的。在法国，正是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个学派的救世的信用幻想，由于历史的讽刺，作为规模空前的骗局得到了实现。后来，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博学的头脑。如果说圣西门在以前的著作中，把资产阶级中从事生产的部分算作劳动者，忽视了资产阶级和法国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那末，这同傅立叶主张调和资本和劳动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如果欧文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前进了一步，那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已经尖锐化的时期。——弗·恩·］在他的后继者的著作中，正如刚才的引文已指出的，产业资本家也仍然是真正的劳动者。如果我们批判地读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就不会因为他们的信用幻想和银行幻想的实现无非是前圣西门主义者艾米尔·贝列拉所创设的动产信用公司[157]而感到吃惊，这种形式也只有在法国这样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还没有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国家，才会流行起来。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圣西门学说。阐述。第一年。1828—1829》（1831年巴黎第3版）中的下面几段话，已经包含着动产信用公司的萌芽。显然，银行家的贷款可以比资本家和私人高利贷者更便宜。因此，这种银行家 “给产业家提供的工具比地主和资本家提供的可以便宜得多，也就是说，利息低得多，地主和资本家在选择借款人时很容易犯错误”（第202页）。 但是，作者们自己在注解中又说： “由银行家在有闲者和劳动者之间作媒介而必然会产生的利益，往往被抵销，甚至被消灭，因为我们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使利己主义表现为各种招摇撞骗的行为；银行家往往钻到劳动者和有闲者中间，对双方进行榨取，因而使社会受到损害。” 在这里，劳动者是指产业资本家。此外，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作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注：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督塞尔和巴黎版[158]。——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4页[159]。］，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160]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 《圣西门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书第45页上说： “在一些人有产业工具，但没有能力或不想使用这种工具，而另一些人很勤勉，但没有劳动工具的社会内，信用的目的是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把这种工具从占有工具的前一些人手里转到知道怎样使用工具的后一些人手里。应当指出，按照这个定义，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的结果。” 因此，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方法一起消亡。下面在第98页上说：现在的银行 “认为它自己的任务，是跟在它外面进行的营业的运动后面，而不是推动这种运动本身；换句话说就是，银行对那些得到它贷放的资本的劳动者来说，起着资本家的作用”。 在认为银行本身应该负起领导责任，并 “通过它所指挥的机构和它所开创的工作的数量和效用”（第101页） 来显示自己的特点这样一种思想里面，已经隐藏着动产信用公司的主张。同样，康斯坦丁·贝魁尔也要求银行（圣西门主义者所说的总的银行制度）“控制生产”。总的说来，贝魁尔本质上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虽然更激进得多。他要求 “信用机关……控制一国生产的全部运动。”——“你们去办一个国家信用机关试试，让它贷款给那种没有财产但有才干和德行的人，但不是强制地把这些借款人在生产和消费中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此相反，使他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交换和生产。你们用这种办法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是现在私人银行已经做到的事情，即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人突然破产，另一些人突然发财；因此，你们设立的机关，只能是为一些人带来若干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样多的苦难……你们只不过是使那些受你们的贷款支持的雇佣工人，有可能象他们的资本家雇主现在所做的一样互相进行竞争而已。”（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第433、434页）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借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末，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的独特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主要剥削的一种次要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前面已经指出［注：见本卷第386—392页。——编者注］，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 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日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个别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 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来说，意味着它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 中世纪的利息 “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纪，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是有道理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10％，詹姆斯一世限为8％，查理二世限为6％，安女王限为5％……那时候，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象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规定的；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规定的。如果贷款人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末，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贷款人的口袋里。”（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第164、165页） “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10古尔登，就是说每一百收取30。[161]有人还加上瑞堡集市，因此，每一百要收取40，是否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在莱比锡，一个有100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民。如果他有1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1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000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年就会收取4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国君。如果他有100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内吃掉整个世界。”（引自1540年出版的《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路德全集》1589年维登堡版第6期［第312页］） “十五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象它给了人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耳《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9、20页） “因此，威尼斯〈设立一家银行〉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模仿；一切沿海的城市，总之，一切因独立和商业而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了它们的最早的银行。这些城市的船舶的往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给予贷款的习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美洲进行的通商使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了。〈这是主要点。〉船舶运货，需要巨额贷款，在古代雅典和希腊已经是这样了。1308年，汉萨城市布鲁治已经有一个保险公司。”（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2、203页） 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寻欢作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绝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那种人花费，这种人虽然是大地主，但他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挥霍；他们不好意思把地产卖掉，所以宁可把地产作为抵押。”（《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6、7页） 十八世纪的波兰： “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外国的受票人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还有希望到来时，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08年汉堡第3版第2卷第232、233页） ## 教会由禁止利息得到的好处 “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押给贷款人，使贷款人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神会，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远征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不禁止利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55页） 注释： [97]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369、677页。 [1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0—154页。——第671页。 [151]公立当铺（Monts-de-piété）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和法国，为了反对小高利贷者而设立的。根据这种当铺的创办者的设想，这种当铺必须从事某种慈善事业，给贫民提供以财产为抵押的少量贷款。实际上公立当铺起了有利于高利贷者的作用。——第680页。 [152]指以下著作：休·张伯伦《住在艾塞克斯街的休·张伯伦博士的建议：设立给予农村可靠的活期贷款的银行，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使贸易和商业的利益不减少》1695年［伦敦版］（H．Chamberlayne．《A Proposal by Dr．Hugh Chamberlayne，in Essex Street，for a Bank of Secure Current Credit to be founded upon Land，in order to the General Good of Landed Men，to the great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Land，and the no less Benefit of Trade and Commerce》．［London］1695）。 约·布里斯科《论百万基金法、彩票条例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取得的资金。指明这些资金对贵族和绅士是有害的，对国家贸易是毁灭性的。建议设立一个国家农业银行给两陛下以优惠条件的贷款，免除贵族和绅士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并使王国所有臣民富裕起来》1696年伦敦第3版（J．Briscoe．《A Discourse on the Late Funds of the Million-Act，Lottery-Act，and Bank of England．Shewing，that they are Injurious to the Nobility and Gentry，and Ruinous to the Trade of the Nation．Together with Proposals for the Supplying their Majesties with Money on easy Terms，Exempting the Nobility，Gentry ＆c from Taxes，Enlarging their Yearly Estates，and Enriching all the Subjects in the Kingdom，by a national Landbank》．London．The third edition，1696）。——第680页。 [1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1—793页。——第680页。 [154]不能证实1668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论文《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Interest of Money Mistaken》）的作者就是托马斯·曼利。——第682页。 [155]指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他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似乎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第682页。 [156]马克思摘引了《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乡村贵族和伦敦商人的一次对话》（《Bank Credit；or the Usefulness and Security of the Bank of Credit examined，in a Dialogue between a Country Gentleman and a London Merchant》）一文，引自约·弗兰西斯的著作：《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第3版第1卷第39—40页（J．Francis．《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Third ed．，vol．I，London，1848，p．39—40）。——第683页。 [157]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公司，1852年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它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动产信用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动产信用公司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及其他各页）。——第684页。 [1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687页。 [15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6页。——第687页。 [160]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一书中，发挥了无息信贷的理论。——第687页。 [161]指借入100古尔登必须每年三次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支付利息。以前在莱比锡每年举办三次博览会：在新年，复活节（春季）以及米迦勒节（秋季）。——第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