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第四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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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坚决相信，他们确实给予了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们把唯心主义看成是过时的、永远被抛弃的理论。然而就在那个世纪的末期便开始了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动，而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则陷于被大家看作过时的、遭到彻底埋葬的体系的境地。唯心主义不仅重新起死回生，而且得到空前未有的、真正辉煌的发展。这当然有其社会原因，不过我们这里不想涉及这些原因，只要考察一下十九世纪 唯心主义 有没有胜过前一世纪 唯物主义 的长处，如果有，这些长处又在哪里。
每当法国唯物主义势必遇到自然中或历史中的发展问题时，都暴露了令人惊讶的、现在简直难以想象的弱点。就拿 人的起源 来说吧。虽然这一物种的 逐渐发展 的思想看来似乎并不同唯物主义者们“ 发生矛盾”，但他们认为这种“猜测”是很少可能的。《自然的体系》（Systeme de la nature）（参看第1卷第6章）的作者们说，如果不论什么人起来反对这类猜测，如果不论什么人辩驳说，“自然界凭着一定数目的普遍而不变的规律进行活动”，同时还补充说，“人、四足动物、鱼、昆虫、植物等等亘古以来就存在着，而且永远始终不变”，那么他们“对此也不会表示反对”。 [1] 他们要指出的只是，这种观点并不违反他们所阐述的真理。“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人不是生来就知道自己的起源”【参阅中译本《自然的体系》（上卷）第82页】——这就是《自然的体系》的作者们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归根到底所说的一切。
爱尔维修似乎更倾向于人的逐渐发展的思想。“物质是永恒的，而物质的形式则变化无常”，——他说，同时提醒道，就是现在人种也由于气候的作用而变异。 [2] 他甚至一般地认为，一切动物物种都是变化无常的。不过他把这个健全的思想表述得很奇怪他得出的结论是，动植物不同物种之间的“相异”，其原因 或者 在于它们“胚胎”的属性， 或者 在于它们周围环境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培养”的不同。 [3]
因此 遗传性 排斥 变异性 以及相反。如果接受变异性理论，我们就必定要从而假定，在适宜的环境下，从每一个特定的“胚胎”中可以产生任何动物或植物：比如从橡树的胚胎中产生公牛或长颈鹿。不言自明， 类似的 “猜测”是不可能阐明物种起源问题的，即使爱尔维修本人也只是一度顺带地谈到这个猜测，此后就再没有旧事重提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解释 社会 发展现象的本领同样的不高明。他们把各种不同的“法制”体系仅仅说成是“立法者”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把不同的宗教体系仅仅说成是祭司们搞阴谋诡计的结果，等等。
法国唯物主义面对自然发展和历史发展问题的这种束手无策，使得它的哲学内容非常贫乏。在自然学说上这一内容归结为反对 二元论者 片面的物质概念的斗争；在人的学说上则只限于不断重复和稍稍变更洛克的下述命题： 没有天赋观念。无论这种重复在反对过时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斗争中曾是何等的有益，它只有在唯物主义者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思想来说明人类精神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具有郑重的科学的意义。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唯物主义者们（更确切地说，就是爱尔维修）曾经朝这个方向做过某些非常卓越的尝试，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它们成功了，那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问题上就会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唯物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历史观方面是站在 意见支配世界 这个纯粹的唯心主义观点之上的。唯物主义只是偶尔，只是极罕见地以下述见解的形式闯进了他们的历史议论：某个落入“立法者”头脑从而造成他的大脑功能失常的乖戾的原子，可以整整几个世纪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样的 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 宿命论，它没有为预见事变留下余地，换言之，就是没有为善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进行自觉的历史活动留下余地。
因此不足为怪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卷进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唯物主义是极左派可怕的理论武器）的、有才能和有天赋的人们说来，这个学说似乎是 枯燥的、 昏暗的、 可悲的。例如歌德就这样评论过它。 [4] 为了使这一指责不再是公正的，唯物主义本应抛弃枯燥的、抽象的议论，而力求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说明“活生生的生活”，理解和说明具体现象的各式各样复杂的链条。然而在自己当时的形态下，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一伟大任务，正是 唯心主义哲学 把它解决了。
这一哲学发展中主要的最后的环节就是黑格尔体系，因此在我们的叙述中，我们将重点说明它。
黑格尔把那些不善于理解现象发展过程，不由自主地把现象设想成和说成是僵化的、没有联系的、不能互相转化的东西的思想家（不分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称为 形而上学的。他把这个观点跟辩证法对立起来， 辩证法 正是在现象的发展中，因而是在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研究现象。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辩证法是 任何生命的原则。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说出某个抽象的命题以后，情愿承认也许他们错了，也许正确的是直接对立的观点。这是些有教养的人，彻头彻尾浸透着“ 宽容精神”：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他们对自己的悟性说。辩证法跟世俗人士怀疑论的宽容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它也善于使直接对立的抽象命题调和一致。我们说，人都有死，把死看成是某种植根于外部情况和完全不同于活人本性的东西。于是人就有两种属性：第一，是活人，而第二，也是死人。不过如果仔细地考察，原来 生命 自身中就包含 死亡 的萌芽，而且一般说来任何现象在该现象会从自身中发展出早晚要结束自身存在、使之变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的那些因素的那种意义上都是 矛盾 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力量可以阻挡这种不断的流逝，中止这个永恒的运动；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现象的辩证法。歌德把辩证法具体体现为精神的形象：
In Lebensfluthen, in Thatansturm
Wall’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Geburt und Grab——
Ein ewiges Meer,
Ein wechselnd Weben,
Ein glubend Leben,
So schaff’ 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
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 [5]
在给定的一分钟里，运动着的物体处在给定的点上，然而同时又处在这一点之外 [6]。因此如果它 只是 处在这一点上，它至少在这一瞬间就会是不动的。任何运动都是辩证的过程，都是生动的矛盾，而因为在解释任何一种自然现象时我们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运动，所以应当同意黑格尔，他说， 辩证法是任何科学认识的灵魂。而且这不仅适用于对自然的认识。例如“ 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summum jus summa injuria）这句古老格言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最正当的行为是在尊重法的同时也给非法以应有的尊重么？不，只有“庸俗的经验、愚人的智慧”才这样议论。这格言的意思是，任何抽象的法，一旦走到自己的逻辑终点，都会变成非法，即变成自己固有的对立面。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是这一格言的出色例证。 [7] 现在请看经济现象。“自由 竞争”的逻辑结局是什么呢？每一个企业家都企图打败自己的竞争者，成为市场唯一的主宰者。当然，经常的情况是某个张三或李四得以幸运地实现这一企图。不过这表明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即导致对竞争的否定，也就是导致自己本身的对立面。或者请看看得到我们的民粹派著作夸耀的所谓“ 财产的劳动原则”会引导到什么。只有我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才属于我。这不可能再公正了。而且同样公正的是我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我创造的东西：我自己享用它，或者拿它去交换由于某种原因我更希望有的别的东西。最后，同样公正的是我仍然按照自己的自由裁夺使用换得的、我更喜欢的、更好的、对我更有益的东西。现在假定，我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换得金钱，又用金钱雇得工人，即买得别人的劳动力。使用别人的劳动力以后，我就成了大大超过我购买这劳动力时所花掉的价值的那个价值的占有者。这，从一方面说，是很公正的，因为其实已经公认，我可以对我更好和更有利地使用换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我剥削了别人的劳动，从而否定了作为我的公正概念之基础的那个原则。我个人劳动所得的财产，给我生出别人劳动创造的财产。“最高的法即最高的非法”。而且这种injuria【非法】以事物本身的力量产生于几乎每一个殷实的手工业者，几乎农村每一个勤劳的当家人的经济中。 [8]
总之， 每个现象由于正是制约着它的存在的那些力量本身的作用， 或早或晚然而必不可免地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面。
我们说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从现象发展的观点看一切现象的，这意思也就是说， 辩证地 看现象。需要指出， 形而上学者 也会歪曲那个关于发展的学说。他们反复重申，无论自然界还是历史中都不可能发生飞跃。当他们谈到任何一种现象或任何社会设施的 产生 时，他们都把事情说成似乎这种现象或设施某个时候曾经是很微小的，根本觉察不出，后来才逐渐长大一些。谈到同一现象和设施的 消灭 时则相反，认为可能是它的逐渐缩小，直到现象由于其规模小得微不足道而变得根本觉察不出。这样理解的发展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必须以它应当加以解释的那些现象本身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它只考虑到这些现象中进行的 量变。形而上学思维的统治地位，某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中曾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许多自然科学家除了把发展仅仅说成是被研究现象的规模如此的逐渐增大或缩小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虽然从哈维时代起大家业已承认，“ 一切生物都是从蛋中发展起来的”，可是来自蛋的这种发展，显然没有跟任何确切的观念联系起来，而精虫的发现立即成了下述理论产生的根据，按照这一理论，在含精子的细胞中已经有现成的、完全发育成熟的、不过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小生物，所以生物的全部“ 发展”都归结为 生长。现在睿智老人，其中包括欧洲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进化论者，例如在谈到政治设施的“发展”时就完全是这样议论的：历史不作飞跃……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发展概念。黑格尔尖刻地嘲笑了这一概念，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正如逐渐的量的变化一样， 飞跃 也是发展同样必不可少的契机。他说：“存在的变化不仅在于一个量过渡为另一个量，而且也在于质过渡为量以及相反；每一次从量过渡到质都是 渐进性的中断 （ein Abbrechen des Allmahlichen），并且使现象获得在质上和先前形态不同的、新的形态。例如水在冷却时不是逐渐地……而是一下子变成固态的；水已经冷却到冰点时，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它就仍然是液体，这时轻轻一碰就足以使它突然变成固体……在道德现象世界中……也发生同样的量到质的转化，或者换句话说，质的区别在那里也是建立在量的区别的基础上。比如， 少一点点， 多一点点 都是一个界限，超出界限，轻率便不再是轻率，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变成犯罪……比如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大小的区别就有不同的质的特性。某些法律和某种国家制度，随着国家领土和公民人数的扩大，便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 [9]
现代自然科学家都很好地懂得，量变如何常常引导到质变。为什么一部分太阳光谱使我们产生红色的感觉，另一部分产生绿色感觉？等等。物理学回答说，这里全部问题在于以太粒子振动的数目。大家知道，这个数目对于光谱上的每一种颜色都在改变，从红色增加到紫色。这还不是一切。随着对红色光带外缘的接近，光谱中的热度就增加，而且超出光谱外在离开红色光带的某个间距上热度达到最高。结果光谱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它已经不发光，而只是发热。物理学在这里又说，光线的质随着以太粒子振动数目的改变而改变。
不过这也不是一切。太阳光产生某种化学作用，就像例如物质因阳光而掉色所表明的。紫色光线以及在我们身上已经不产生光线感觉的所谓紫外线具有最大的化学力。太阳光线不同的化学作用仍然不外乎用以太粒子振动的不同数目来解释： 量过渡为质。
化学证明同样的东西。臭氧具有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另一些属性。这个区别从哪里来的呢？臭氧的分子中具有的原子数目不同于普通氧气的分子。试以三个碳氢化合物为例：CH4（甲烷），C2H6（乙烷）和C3H8（丙烷）。它们全都是按照n个碳原子和2n+2个氢原子的公式组成的。如果n等于1，您就会有甲烷；如果n等于2，就得到乙烷；如果n等于3，则是丙烷。这样组成完整的系列，它们的意义，任何一个化学家都会告诉您，而且所有这些系列都一致地证明老辩证唯心主义者们的命题： 量过渡为质。
现在我们已经真正了解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特征， [10] 不过读者觉得并不满足。他问，著名的 三段式，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实质所系的那个三段式又在哪里呢？请原谅，读者，我们没有说到三段式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它在 黑格尔那里绝对不是 对这位思想家的哲学没有任何概念，而是根据例如斯巴索维奇先生的《 刑法教科书》来研究它 [11] 的人们 硬加在它身上的那种作用。这些极其天真而又轻率的人深信，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的一切论据都归结为引证三段式；老头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以安静的微笑让别人对困难去伤脑筋，自己则立即去构建三段论：一切现象都按照三段式进行；我打交道的是现象；因此我乞援于三段式。 [12] 这简直是 精神失常的荒诞念头，像卡罗宁的一位人物所说的，或者是 不寻常的废话，如果您更喜欢谢德林的说法的话。在《黑格尔全集》十八卷的任何一卷中， 三段式 没有一次起过论据的作用，而且任何一个哪怕略知他的哲学学说的人都会懂得，三段式无论如何 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三段式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它还在费希特那里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意义，而费希特哲学是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显然，只有十足的笨蛋才会把 至少 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所固有的特征看作一个哲学体系的主要的具有区别功能的特征。
我们很遗憾，“三段式”使我们偏离了我们的叙述，不过既然开始谈到它，就应当讲到底。让我们看一看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任何现象一旦发展到底，都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然而既然新的、跟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本身也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具有 同第一阶段的形式上的类似性。暂时且将这种发展进程在何等程度上符合现实的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假定以为完全符合的人们错了；在任何情况下明显的是，“三段式”只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题中 产生出来 的，而它本身绝对不是黑格尔的基本命题。这是很重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三段式是作为基本命题出场的，那么认为它有这种重要作用的人们就真的可以在它的“庇护”下寻找保护，然而既然它没有以这种身份出场，所以只有那些 听到声音却不知声音从何而来 的人才会隐藏在它下面。
不言而喻，即使辩证法家不躲藏在“三段式”之后，而是“为了最小的危险”隐匿在任何现象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命题的“庇护之下”，情况实质上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做，是因为上述命题根本囊括不了他们对现象发展的观点。比如他们说，除此以外，在发展过程中量过渡为质，质也过渡为量。因此他们同时要考虑到过程的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而这必须以细心地对待过程的 现实的实际的 进程为前提；这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 从抽象命题中得出的抽象结论，或者至少不应当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希望仍然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的话。
“在自己著作的每一页上，黑格尔都经常不倦地指出了，哲学同经验的总和是同一的，哲学不像深入经验科学那样坚决地需要任何东西……事实上没有思想的材料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事实材料的思想乃是单纯的妄想……哲学是经验科学关于自身所达到的那个意识。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 [13]
这就是拉萨尔从研究黑格尔哲学中得出的、对善于独立思考的研究者的任务的观点 [14]：哲学家们应当成为他们想帮助科学达到“自我意识”的那些科学中的专家们。看来从对对象的专门研究到为了颂扬“三段式”而轻率地空谈，距离是很远的。请不要对我们说拉萨尔不是“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说他属于“左派”和尖锐地谴责过“右派”，说这些“右派”只研究抽象的体系。一个人明明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他自己的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
不过你们也许想撤销《 既得权利体系》作者的供词，就像法庭上撤销亲属们的供词一样。我们不来争辩和反驳；我们请一位完全局外的人，即《果戈里时期概观》著者作证。
请注意：证人将说得很长，而且按照自己的习惯说得有道理。
“我们很少是黑格尔的信徒，就像很少是笛卡尔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黑格尔现在已经属于历史，现在有另一种哲学，而且清楚地了解黑格尔体系的缺点；不过应当承认，黑格尔提出的原则确实是很接近真理，而且真理的某些方面，外表看来这位思想家是以真正令人惊奇的力量提出来的。从这些真理中对另一些东西的发现是黑格尔的个人功绩；其他的种种发现虽然并不纯粹属于他的体系，而是属于从康德和费希特时代开始的整个德国哲学，不过黑格尔以前谁也没有像在黑格尔体系中那样表述得如此清楚，说得如此有力。
首先我们要指出任何进步的最有益于发展的基础，这是一般说来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体系，如此显著如此优越地跟当时（十九世纪初）法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虚伪的和怯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找真理吧，因为真理中有幸福；无论真理是什么，它都比所有不是真理的东西要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是：不在任何结果面前却步；他应该决心为真理牺牲自己最心爱的见解。谬误是任何祸害的根源；真理是最高的幸福和其他一切福祉的泉源。’为了估价从康德时代开始整个德国哲学所共有、而黑格尔特别坚决地提出的这个要求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回忆一下当时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们曾经用怎样奇怪和狭隘的条件来局限真理：他们从事哲学研究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所珍贵的信念是正确的’，就是说，他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对自己成见的支持；每个人都只从真理中拿取他喜欢的东西，而抛弃一切他不喜欢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承认他觉得愉快的谬误比公正的真理好得多。这种不关心真理只关心证实愉快的成见的习惯，德国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叫做‘主观思维’（老天爷！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观思想家责骂黑格尔是诡辩家呢？——著者），叫做为了个人的满足而不是由于对真理的痛切需要去研究哲学。黑格尔无情地揭穿了这一无聊而且有害的游戏。（听吧！听吧！）作为反对追求脱离真理以迎合个人的愿望和成见的心理的必要的预防手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辩证思维方法’。它的本质在于思想家绝不应满足于随便哪一个肯定的结论，而要寻找：在他所思考的对象中有没有跟初看起来被想象成这个对象的那个对象相反的质和力；这样，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切方面来观察对象，于是真理对他说来无非是形形色色相反意见斗争的结果。用这种方式取代以前关于对象的片面概念，渐渐地出现了完整的、全面的研究，并形成关于对象全部现实的质的生动概念。说明现实成了哲学思维极其重要的义务。从这里出现了对待现实的异乎寻常的注意，以前对现实是不假思索的，毫不客气地曲解它以迎合自己片面的成见（寓言说的就是你！）。于是，认真负责、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代替了过去任意的解释。然而现实中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而且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用来判断善恶却不考察产生特定现象的种种情况和原因的一般的空泛辞藻——这些一般的抽象格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每一个对象，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本身的意义，而且应当根据它赖以存在的那个环境对它进行判断；这一准则表述为这样的公式：‘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就是说，只有考察了决定特定事实的全部情况以后才能对该事实做出一定的判断” [15]。
总之，一方面我们听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最仔细地研究现实；是对任何特定对象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在对象活生生的环境中，在制约或伴随其生存的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条件下对它进行研究。在这种场合，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供词跟斐·拉萨尔的供词是同一的。而另一方面，人们想使我们确信，这个哲学是空洞无聊的烦琐哲学，它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诡辩地运用“三段式”。在这种场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供词同瓦·沃先生以及一大群现代俄罗斯其他著作家的供词是完全一致的。如何解释证人们的这种意见分歧呢？怎么解释，悉听尊便，不过请记住，拉萨尔和《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是 知道 他们所说的那个哲学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瓦·沃先生一伙人大概没有费力研究过任何一本黑格尔著作。
而且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这位作者在说明辩证思维的特征时没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他怎么没有看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如此固执如此隆重地向所有爱看热闹的人展示的那头大象呢？再说一遍：请记住，《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的作者懂得黑格尔哲学，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流对它却没有丝毫概念。
也许读者愿意回想起《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对黑格尔的另外某些评论吧？也许他会向我们指出著名的论文《 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以下简称《对哲学成见的批判》）吧？这篇文章里说的只是三段式，而且看来它被说成是这位德国唯心主义者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 然而这只是看来而已。作者在讨论所有制的历史时断言，所有制在其发展的第三的、最高的阶段时就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说，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让位于社会所有制。这种回归，他说，是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普遍规律：在这个场合，确实，作者的论据无非是援引三段式。这也就是作者论据的重大缺点： 它是抽象的；所有制的发展没有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考察；因此，虽然作者的理由是机智的、出色的，却不能令人信服：这些理由只是使人惊讶、奇怪，而不是信服。可是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作者的论据中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如果作者正是像黑格尔劝告的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考察一切对象，即坚持现实的基础，一切具体条件，衡量时间和地点的一切情况，他的论据，像您以为的那样，会是抽象的么？看来不会，看来那时恰恰不会有我们所指出的缺点。然而在这样的场合，缺点是因何而产生的呢？是因为《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在驳斥自己论敌们的抽象论据时忘记了黑格尔有益的劝告， 结果没有忠实于 他引证过的、这位思想家的方法。我们感到遗憾，在热情奋发的论战中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不过再说一遍，在《对哲学成见的批判》的作者不善于利用黑格尔的方法这种场合，黑格尔是否有过错呢？从什么时候起，哲学体系不是按照它们内在的内容，而是按照援引它们的人们偶然犯下的错误来评价呢？
而且，重复一下，不管上述论文的作者怎样固执地援引三段式，在那里他也并没有把三段式说成是辩证法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三段式在那里对他也不是基础，而只是毋庸争辩的结果。在他那里，辩证法的基础、主要特征是用以下的话表述的：“ 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某种追求的强化，由于某种内容的更高发展而为同一内容或追求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 ……谁懂得这个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谁学会了把它运用于任何现象，他该会何等安详地召来其他人感到犹豫不决的种种机遇啊，”等等。 [16]
“形式的永恒更替，为某种内容所产生的形式的永恒否弃……”——辩证法家们确实把这种更替、这种“形式的否弃”看成是伟大的、永恒的、无所不在的规律。现在不赞成他们这一信念的只有社会科学某些部门的代表，这些代表没有勇气直接面对真理，哪怕是借助谬误也力图坚持他们珍惜的成见。我们尤其应当重视伟大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功绩，他们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已经不倦地肯定形式的永恒更替、由于产生这些形式的内容的加强而致形式的永恒否弃。
上面我们“ 暂时”搁置下来没有考察一切现象是否确如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所想的那样都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希望，读者会同意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可以 完全 不加考虑。
当您运用辩证方法研究现象时，您必须记住， 形式由于“其内容的更高发展”而永恒地变化着。如果您要彻底了解一个对象，您就应当全面充分地仔细研究这一否弃形式的过程。不过新形式是否与旧形式相对立，——这一点经验会告诉您，预先知道这个是完全不重要的。诚然，正是根据人类的历史经验，任何一个了解实情的法律学家都会对您说，任何法的设施早晚要变成自己本身的对立物：现在它有助于满足某些社会需要；现在正由于这些需要它才是有益的、必不可缺的。后来它开始越来越不能好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最后它变成满足需要的 障碍：它从 必不可缺的东西变成了有害的东西 ——那时它就被废除了。随便您举什么例子，文学史还是物种的历史，只要有发展的地方您都会看到类似的辩证法。然而无论如何，凡是愿意深入辩证过程的本质的人，如果他正是从检验关于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并立的那些现象的 对立性 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
在选择进行这种检验的观点时，总会有许多 任意的东西。应当从这个问题的客观方面去观察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应当弄清楚，为特定内容的发展所制约的形式的这种必然更替是什么？这是同一个思想，不过是用别的话加以表达罢了。然而在检验这个思想时已经没有任意的余地了，因为研究者的观点是为 形式和内容的本来性质 所决定的。
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从现象 发展 的观点，从现象产生和消灭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现象。“他是否第一个这样做，可以争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不过无论如何不是最后一个，而且最现代的发展理论——斯宾塞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的发展观念都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 [17]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每一步都证实黑格尔关于量转化为质的天才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说现代自然科学同黑格尔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呢？的确，黑格尔不是“最后一个”说出这种转化的人，其原因恰如达尔文不是“最后一个”说物种可变的人，而牛顿不是“最后一个”牛顿主义者的那个原因一样。有何见教？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就这样！您说出一个 正确的思想，而且您大概不会是“最后一个”捍卫它的人；您说了 胡话，——虽然人们很喜欢它，不过您仍然有成为“最后一个”捍卫和传播它的人的危险。所以，按照我微不足道的见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成为“社会学中主观方法”“最后一个”拥护者的危险。坦率地说，我们不认为有替理性发展这一进程担忧的理由。
我们建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他“对世上的一切以及其余许多东西都能争辩”）推翻我们以下的命题：凡是——“在心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中——出现发展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一定“同黑格尔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就是说，在每一种关于发展的最新学说中都一定会重复黑格尔的某些一般性的命题。我们说 某些，而不说 一切，因为现代进化论者中间许多人缺乏应有的哲学教养，都 抽象地、 片面地 理解“进化”。一个例子：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先生确信，无论自然界或者历史都不作飞跃。这些人如果熟悉黑格尔的 逻辑学 会获益良多。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反驳我们吧，只不过他别忘记，只按照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只按照刘易士的《哲学史》去了解黑格尔是驳不倒我们的。应当费些力气研究黑格尔本人的著作。
当我们说进化论者们的现代学说总是有许多“跟黑格尔主义的共同点”时，我们并不是断言，今天的进化论者们从黑格尔那里抄袭了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对黑格尔常常具有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具有的同样错误的观念。而且如果他们的理论，虽然是部分地但正是在这些理论原来是正确的地方，仍然是“黑格尔主义”新的例证，那么这种情况就只是说明作为德国唯心主义者思想的惊人力量：从来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人们，由于事实的力量，由于“现实”显明的意义而不得不像黑格尔说过的那样说话。对于一个哲学家说来，不可能设想更大的胜利了： 读者们 忽视他， 生活 却证实他的思想。
至今还很难说，德国唯心主义者们的观点在何等程度上朝已经指出的方向直接影响了德国的自然科学，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本世纪前半期甚至法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大学讲课期间都研究过哲学，甚至像海克尔 这样一些 生物科学的专家现在也都以尊敬的口吻评论某些自然哲学家的进化理论。不过自然科学乃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薄弱方面。它的力量在于 涉及历史发展各个方面的种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那就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记住，——如果他某个时候曾经知道过的话，——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整整一辈光辉的杰出思想家和研究者，他们使宗教、美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都具有崭新的面貌。在所有这些“学科”中，在某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中，没有任何一个杰出的工作者不应把自己对自己的科学所获得的发展和新颖的观点归功于黑格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以为，对此他也“可以争辩”呢？如果是，那就让他试试。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到黑格尔时就力图“这样做，以便不让‘哲学上头脑简单的人伊戈尔·费多洛维奇’知道秘密的人们也能懂得，像别林斯基举起反对黑格尔的义旗时不恭敬地说过的那样”。 [18] 他“为此”从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反杜林论》】一书中举了两个例子。（为什么不从黑格尔本人著作中举例呢？对于“知道秘密”等等的作者说来，这样做会更方便些。）
“燕麦的子粒在有利的条件下掉下：它生发幼芽，于是作为子粒的 那个东西就被否定了；在它的位置上产生出麦秆，麦秆是子粒的 否定；植物在发展，生出果实，即新的燕麦子粒，而当这些子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它，子粒的 否定 本身被 否定 了。而且以后，同一个‘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过程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个过程的基础是 矛盾：燕麦的子粒是子粒，同时又 不是 子粒，因为它始终处于现实的或可能的发展中。”不用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可以争论”。下面就是这种有魅力的 可能性 在他那里怎样转变成 现实性 的。
“第一阶段，子粒阶段，是thesis——命题；第二阶段，直到新子粒的形成，是anti-thesis——反命题；第三阶段，是sin-thesis【合命题】，或和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心通俗地写作，因此不留下希腊语词没有说明或翻译）；所有这些合成为三段式或三分法。而且一切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命运都是如此：它产生，发展，并为自己的重复奠定基础，然后就死去。这个过程的一大堆单个的表现自然立即出现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黑格尔的规律在整个有机界（我们现在还没有超出有机界）原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看我们的例子，那么我们就会看出我们的概括是极其肤浅极其任意的。我们拿子粒，麦秆，又到子粒，或者更正确些说，一堆子粒为例。不过要知道，植物在产生果实之前要开花。当我们谈到燕麦和具有经济意义的其他禾本科牧草时，我们可能指播下的子粒、麦秆和收割下来的子粒，然而认为这三个契机可以完全说明植物的生命，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植物的生命中开花这个契机伴随着力量的一种极度的和特殊的紧张状态，而既然花不是直接从子粒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即便坚持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也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即分成四段：麦秆否定子粒，花否定麦秆，果实否定花。忽视开花这一契机在怎样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请看下面。在黑格尔时代，把子粒当作植物生命的起点也许是可以允许的，而从经济观点看来，现在这样做大概也是可以允许的：经济年度是从子粒播种开始的。然而植物的生命并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子粒按照结构是某种很复杂的东西，而且它本身是细胞发展的产物，而细胞增殖所需要的东西正是在开花时刻形成的。由此可见，在植物生命的例子上，【把子粒】当作起点乃是任意的和不正确的，而且全部过程被人为地和任意地塞进三分法的框框里。” [19] 结论：“ 该是不再相信燕麦按黑格尔方式生长的时候了。” [20]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在我们的时代，即当写这几行字的人在自己学生年代研究自然科学时，燕麦曾“按黑格尔方式”生长，可是今天“ 我们很清楚地懂得”这是胡说，现在“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对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懂得”是否充分呢？是否清楚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的燕麦子粒的例子，完全不像恩格斯本人叙述的那样。恩格斯说：“麦粒本身就消失了， 被否定了，占住它的位置的是从它中间生长出来的植物，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生命的正常循环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果，最后重新产生燕麦粒 [21]；当麦粒成熟时，麦秆就会死亡，就自我否定。作为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重又得到燕麦麦粒，不过已经不是一粒，而是自身的十倍，自身的二十倍，自身的三十倍。” [22] 对麦粒的否定在恩格斯那里是 整个植物，然而进入植物生命循环的既有 开花 又有 结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植物一词，在它的位置上放着 麦秆 一词。如所周知，麦秆 只是 植物的 一部分，它自然被植物的另一部分所 否定：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然而正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恩格斯的用语，用自己的用语取代了它：秆否定粒，他喊道，花否定杆，果实否定花；这里至少是四分法！当然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过这一切只是证明您在同恩格斯争论时甚至不放弃……如何说得温和些呢？——甚至不放弃…… 改变您的对手的话“这个契机”。这一手法有点儿……“主观”。
一旦偷换的契机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可恶的三段式就像纸糊的小房子一样化为泡影。您忽略了开花这个契机，俄国这位“社会学家”责备德国社会主义者说，而“对开花因素的忽视具有重要的意义”。读者已经看到，“开花的契机”没有被恩格斯忽视，而是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恩格斯的思想时忽视了；读者也知道，这类忽视在著作中具有重要的、虽然完全是否定的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使用了不漂亮的“契机”。不过怎么办呢？“三段式”如此可恶，胜利如此可喜，而“完全不让”某个“头脑简单的人知道秘密的人们”却如此轻信！
我们生来全都没有过错，
我们对名誉都很宝贵；
然而冲突时常到来，
简直是我们不甘情愿地犯了罪…… [23]
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器官的花很少否定植物，就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然而“果”，即确切些说，受精的卵，才真正是对作为新生命发展起点的特定有机体的否定。恩格斯就是从植物生命、由受精卵开始到它 再生 受精卵来考察植物生命循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很有学问的行家姿态指出：“植物的生命不是从子粒开始的。我们现在很清楚地懂得”等等——简言之，我们现在懂得卵是在开花时期受精粉的。恩格斯知道这个自然不亚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然而这说明什么呢？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乐意的话，我们用 受精卵 代替 子粒，不过这并不改变植物生命循环的意义，不否弃“三段式”。燕麦仍然“按黑格尔方式”生长。
顺便说一句。暂且假定“开花的契机”驳倒了黑格尔派的一切论据。对无花的植物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吩咐怎么办？难道把它们放在三段式的统治下么？这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三段式将有大量的臣属。
不过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为了弄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自己始终确信即使用“花”也抵挡不住三段式。而且是否只有我们才这样想呢？请看例如植物学专家 菲·旺-蒂耶盖姆 说的话：“无论植物的形式怎么样，无论植物由于这形式而属于哪一类型，植物体从先于它而存在过的另一植物体中产生并且跟后者区分开来。反过来这个植物体在一定的时间内从自己的大批数量中分出一定的部分成为新植物体的起点、萌芽，等等。总之，它像生产一样进行再生产：分裂”。 [24] 请看！这位尊敬的学者、研究院成员、自然史博物院教授，其议论就像名副其实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说，开始是分裂，又再回到分裂。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到“开花的契机”！我们自己也明白，这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该是很痛苦的，不过没有办法：大家知道，真理高于柏拉图。
再一次假定，“开花的契机”推翻了三段式。那时“如果坚持黑格尔的术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三分法，而至少是四分法、四段划分”。黑格尔的术语使我们想起他的《哲学全书》。我们打开该书第一部，从那里我们得知，有许多场合 三分法 过渡为 四分法，而且一般说来，三分法其实只在精神领域中占统治地位。 [25] 结果就是：燕麦“按黑格尔的方式”生长，像旺-蒂耶盖姆对此确信的那样，而黑格尔对燕麦的想法则 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方式，像《哲学全书》（Enz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r im Grudrisse） [25a] 对此保证了的一样。奇迹，真是奇迹！“他来她处，她来我处，我却到小吃店主彼得老爸那里去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那里借用来开导“不让知道秘密的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卢梭的学说。 [26]
“按照卢梭，人们在自然状态和未开化状态下是平等的，是动物的平等。然而人的特点是有完善的能力，这种完善开始了不平等的产生，而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是矛盾的：‘表面上，这是朝向单个人完善的步伐，实际上这些步伐导致了人类的衰落……冶金和农耕——这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产生了伟大的变革。使人们文明化和使人类陷于不幸的，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27] 不平等继续发展，达到自己的顶点，而在东方专制制度中重又转变为普遍微不足道的普遍平等，即回到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往下的过程则以同样的次序引导到社会契约的平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转述恩格斯引用的例子。不言自明，他在这里也是“能够争论”的。
“对恩格斯的叙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重视的，不过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要知道在卢梭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恩格斯珍视的正是什么东西。他不涉及卢梭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他感兴趣的只是卢梭是‘辩证地思维’的：他在进步的内容本身中看到 矛盾，并把自己的叙述安排成这样，以便可以把它赶进黑格尔的 否定 和 否定之否定 公式。而且的确是可以的，虽然卢梭并不知道黑格尔的辩证公式。”
这只是对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第一次前哨攻击。随后便进行全线攻击。
“卢梭不懂黑格尔，却按照黑格尔方式辩证地思维。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所有的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但是选择的正是卢梭，此人不仅按其天赋（在这方面许多人并不亚于他），而是按其智慧的气质本身和世界观的性质，在同时代人中间都是出类拔萃的。如此例外的现象似乎不应当拿来据以检验普遍的规则。不过我们这里可以任所欲为：卢梭之使人感到兴趣和觉得重要，首先是因为他第一个十分突出地指明了文明的矛盾性，而矛盾乃是辩证过程的必要条件。但是必须指出，卢梭发现的矛盾同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黑格尔的矛盾在于每一个事物都处在经常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顺序地按三段式变化）过程中，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如果把发展的必需的三阶段放在一边，那么矛盾在这里简单地似乎是变化、运动、发展的根基。卢梭．也谈到变化的过程。不过他决不是在变化的事实本身中发现矛盾：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其他著作中很大一部分议论可以这样概括：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这里没有‘否定之否定’，有的只是指出在这类现象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而与辩证过程全部相似之处就在于保持‘矛盾’ 一词，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此外恩格斯在卢梭的议论中看到明显的三分法：跟在原始平等之后的是对它的否定——不平等，然后来了否定之否定——东方专制制度下所有人在汗 [28]、苏丹 [29]、沙赫 [30] 的权力面前的平等。‘不平等的这个最后阶段也是终极点，完结了的圆圈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 [31] 然而历史并不停止在这上面，新的不平等在发展，等等。引号中引用的话是卢梭的原文，正是这些话作为卢梭按黑格尔方式思维的明显证据对恩格斯特别珍贵。 [32]
卢梭“在同时代人中间是出类拔萃的”。这是公正的。什么地方出类拔萃呢？就在 辩证地 思维，而他的同时代的人几乎全都是 形而上学者。他对不平等起源的观点 正是辩证的观点，虽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否定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卢梭只是指出了在文明的历史中智慧的进步曾伴随道德的衰退。不，卢梭不仅指出了这一点。在他那里，智慧的进步是道德衰退的 原因。对此，即使没有读过卢梭的著作也可以深信不疑：只要根据上面摘引过的话回忆一下在他那里实现伟大革命和破坏原始平等的金属冶炼和农业耕作曾起过何等的作用就足够了。不过凡是读过卢梭本人著作的人，自然都没有忘记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以下的话：“我要做的只是对那些既使人的理性能够得到完善又给人类造成损害、既使他成为凶恶的动物又使他成为社会动物的不同场合做出评价和把它们互相联结起来……” [33]
这个地方特别卓越，因为它出色地阐明卢梭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的观点。关于这个特点他的“同时代人”也说过不少话。不过在他们那里这一特点乃是一种从自身中自动造成理性胜利的神秘力量。按照卢梭，这种能力“ 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自动地发展起来”。为了自己的发展，它需要经常的从旁推动。这是 辩证的智慧进步 观较之 形而上学 观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后面我们还得谈到这个特点。现在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引用过的这段话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卢梭对道德 衰退 同智慧 进步 之因果联系的见解。 [34] 而这对于弄清这位著作家对文明进程的观点是很要的。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卢梭简单地指出了“矛盾”，而且也许对这矛盾流过几滴高尚的眼泪。实际上卢梭认为这个矛盾是文明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围起一块土地并且说“它属于我”的人，乃是市民社会的奠基人，因之也是原始平等的掘墓人。换言之，市民社会的基础是所有制，它在人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争论，在他们中间引起这么多的贪欲，这样毁坏他们的道德。不过所有制的产生必须以“ 技术和知识”一定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原始关系的破灭正是由于这一发展；然而当这一发展导致了私有制胜利的那个时候，人们的原始关系自身就已经处在它们的继续存在变成 不可能 的那种状态。 [35] 如果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描述卢梭所指出的矛盾那样判断卢梭，可以认为这位著名的日内瓦人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主观社会学者”，这样的学者充其量能够设想出道德高尚的“进步公式”，用它来医治人类的灾难。实际上卢梭最痛恨的正是这类公式，一有机会便加以攻击。
市民社会是在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原始关系的废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关系本身中包含着自己本身否定的萌芽。在证明这一论点时，卢梭似乎预先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形象说明：任何现象本身都要消灭，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卢梭关于专制制度的议论可以看作这一思想的新的例证。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显然，辩证思维这里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天真地认为可能恩格斯把卢梭任意地编入辩证部门只是根据卢梭使用了“矛盾”、“圆圈”、“回到出发点”等等词语时，他暴露出对黑格尔和卢梭的理解有怎样的多。
可是为什么恩格斯就引证了卢梭，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为什么恰恰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随便什么人呢？因为要知道所有人按其天性本身都辩证地思维”。……
您错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远不是所有的人：恩格斯就决不会把您第一个当作辩证家。对他说来，读一读您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就足以义无反顾地把您列入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
关于辩证思维，恩格斯说道：“人们早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辩证地思维了，就像远在散文一词出现以前人们已经用散文说话一样。既在自然中也在历史中的否定的规律，当它仍然未被认识时，就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存在着，黑格尔只是第一次对它作了清晰的表述。” [36] 就像读者看到的，这里说的是不自觉的辩证思维，它离自觉的辩证思维还很远。当我们说“ 两极相遇”时，我们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对事物的辩证观点；当我们运动时，我们仍然没有料到我们在从事实用的辩证法（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运动是实现了的矛盾）。然而无论运动还是辩证的格言还不会把我们在 系统思想领域中从形而上学那里 解救出来。相反，思想史表明，在长时期的流程中形而上学对原始朴素的辩证法，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必然理应要强大：“自然界之分解为它的各个个别部分，自然界各种现象和对象按一定等级分类整理，对诸有机体的内在属性根据它们有机构造的多样性进行的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百年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不过这个原因同时也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在自然现象和自然对象的孤立状态中，在它们总体的大联系之外，并且不是在运动中，而是在不动状态中，不是作为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作为永远不变的东西，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而是作为僵死的东西去把握它们。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的这种研究方式造成了最近几百年具有特征意义的片面性—— 形而上学思维。”
恩格斯这样说，从他那里我们又知道，“虽然近代哲学中辩证法也有光辉的代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然而，特别是在英国哲学的影响下，近代哲学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几乎完全控制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至少是在他们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不过在这一领域之外法国人也会给我们留下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我们只要记住狄德罗的《 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著作《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够了】。” [37]
看来很明显，为什么恩格斯谈到卢梭，而不说伏尔泰和随便什么人。我们不敢设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读过他引用的、从中取来作为研究“例子”的恩格斯的那本书。而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拿“随便什么人”纠缠恩格斯，那就只会有一种设想：我们这位作者在这里也使用了我们早已熟悉的偷换的“契机”……合目的地曲解自己对手语句的“契机”。利用类似的“契机”对他可能觉得更为方便，因为恩格斯的书没有翻译成俄文，而对于不懂德文的读者这本书又不存在。 [38] 我们这里出现了“任所欲为”，这里有新的诱惑，并且又是“ 我们不甘愿地犯了罪”。
啊，神啊，加入我们的名誉全部算数
难道会使您愉快？ [39]
我们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回到“自在和自为的”德国唯心主义者。
我们说过， 自然哲学 是这些思想家的薄弱方面，他们的主要功绩应当到 历史哲学各个领域 里去寻找。现在我们补充说，这在当时也不能不如此。自称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总是包括许多“ 世俗的内容”，即总是研究许多本来意义上的科学问题。不过不同时期它的“世俗内容”是不同的。比方（这里限于近代哲学史的例子）在十七世纪哲学家们主要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十八世纪哲学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前一时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论，然而它本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只有康德；在法国，当时提到首位的是 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继续从事的主要也是社会问题的研究，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研究罢了。例如 谢林 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 一个历史问题的解决乃是先验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如果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在变化；如果任何现象都自己否定自己；如果最终不会成为有害的设施因而转变为自己本身对立物的那种有益的设施是不存在的，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寻找“完善的立法”是荒谬的，设想出对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是 最好 的那种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位置上和在自己的时代都是好的。辩证的思维排斥了 任何乌托邦。
它本来尤其应该排斥这些乌托邦，因为“ 人的本性”这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论十八世纪启蒙派还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始终加以利用的，似乎固定不变的标准，经历了一切现象都有的普遍命运：它本身被认为是 变化无常的。
与此同时，无论启蒙派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坚持的那个朴素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消失了，这种历史观表现在这样的论断上： 理性、意见支配着世界。当然，黑格尔说，理性支配着历史，不过是在它支配天体运动的那个意义上，即在 规律性 的意义上。天体的运动是合乎规律的，然而天体不用说是没有关于这个规律性的任何观念的。就人类的历史运动说，情况也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但这不是说，人们意识到这些规律，因此人类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哲学”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因素。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里才开始飞行。 [40] 当哲学开始在灰色的背景上描绘出灰色的图案，当人们开始深入思考自己本身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制度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并准备让位于新的制度，而新制度的真正性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之后才会为人们所明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再一次只是夜间才飞出来 [41] 【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序言第14页】。不用说，这只聪明鸟儿定期的空中旅行是很有益的：这些旅行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它们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它们本身就需要说明，而且一定会得到说明，因为其中有 自己的规律性。
承认密涅瓦的猫头鹰飞行中的规律性，是对人类智慧发展历史的崭新观点的基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派别的形而上学者，一旦接受了某种哲学体系，就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一切其他体系则无条件地是错误的。他们只知道 真理和谬误 这两个抽象观念之间的 抽象对立。因此思想史对他们只是部分可悲部分可笑的错误杂乱无章的交织，这些错误的那种狂乱可怕的情景一直延续到合乎真理的哲学体系终于被构想出来的那个最幸福的时代。让·巴·萨伊这位形而上学家中的形而上学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科学的历史的。他不主张研究这个历史，因为其中除谬误外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 辩证法家们 看问题的态度则不同。他们说， 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理性反映；每一种哲学对自己的时代都是真实的，而对于其他时代却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理性只是在现象的 规律性 的意义上支配世界；如果不是观念，不是知识，不是“教育”在人们的可以说社会大厦的建设中以及在他们的历史运动中指导着他们，那么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呢？人在其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那个领域，而不是像儿童那样以无聊的嬉戏自慰，不作跟自己不相干的、虽然也许不是盲目的力量手中的玩偶的那个领域在哪里呢？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 的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摆在了十九世纪唯心主义者的面前，就像它曾经摆在前一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前一样，就像它毫无例外地摆在提出 存在对思维的关系 诸问题的所有哲学家面前一样。它像斯芬克斯 [42] 一样对每一位这样的思想家说： 揭示我的谜底，否则我便吞食掉你的体系！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也就是谢林认为把该问题的答案 应用于历史 是先验哲学最大任务的那个问题。这个哲学是否解决了它呢？怎样解决的呢？
请注意：对于谢林，正如对黑格尔一样，这个问题正是在应用于 历史 时才造成了困难。从纯粹 人类学 的观点上它已经可以认为是解决了的。
在这里作一番解释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就来解释，请读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磁针指向北方。这种现象是由特殊的物质的作用产生的，这种物质本身服从某些规律： 物质世界 的规律。然而对于磁针说来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觉察不出来的；磁针对这些规律没有丝毫的观念。在磁针看来，它指向北方完全不依赖于任何非自身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乐意指向那里。物质的 必然性对磁针而言表现 为它自己 自由的精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