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这是马克思在其论拿破仑第三政变【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的话。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他也许还更好地向我们说明 各阶级 的心理辩证法。他讲的是个别阶级有时势必会扮演的那个解放者的角色。
“如果不暂时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人们承认它是普遍的代表，把它当作这样的代表来同情；在这一时间，这个阶级的权利和要求真正是整个社会的权利和要求，而这个阶级本身真正是这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自己对所有其他阶级进行统治。为了担当起解放者这一角色，从而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靠毅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一个等级成为似乎包括整个社会的等级，就必须使一切社会的仇恨相反地都集中在其他某个阶级身上，必须使某个等级成为引起普遍憎恶的等级，成为一切障碍的化身……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而又反对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1]
[1]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ucher），巴黎，1844年版，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ie Einleitung），第82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作者原注
作了这番预先的说明以后，已经不难弄清马克思对高级思想体系，比如对哲学和艺术的观点了。不过为了更加明显起见，我们拿它同伊·泰纳的观点比较一下：
这位作者写道：“为了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应当确切地设想他们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那里有最后的解释；那里有决定其余一切东西的最初原因。这个真理为经验所证实。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艺术史上各主要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艺术是同与之相联系的某种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一起出现和一起消失的。例如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就是同在不大的各共和城邦的英雄时代，在伟大的紧张斗争的时刻希腊人之战胜波斯人一起出现的，由于这种紧张斗争，希腊人争得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建立了自己在文明世界的霸权。等到刚强意志的磨碎和马其顿的入侵使希腊人受到异族统治的时候，这种悲剧就同这种独立和这种毅力一起消失了。同样，哥特式建筑同十一世纪黎明时代封建制度的最后确立一起发展的，这时摆脱诺曼人袭击和盗匪骚扰的社会比较牢固地稳定下来：当十五世纪末多少有势力的诸侯的军事制度趋于瓦解，这种建筑就同由于近代君主政体的产生而从这种军事制度中发源的所有那些风俗一起消失。与这类似的是，荷兰绘画的勃兴是在这样的光荣时刻，这时荷兰凭着自己的顽强和勇敢，彻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顺利地进行着同英国的斗争，成为欧洲最富庶、最发展、最繁荣的国家；十八世纪初，当荷兰退到二等角色，把第一位让给英国，而且简直变成秩序井然、和平安宁和设施完善的银行、商馆，这里的人可以过没有沽名钓誉的打算的、不会经历深沉的情绪激荡的、明智的资产者平静的生活，这时荷兰绘画就衰落了。最后，同样，法国的悲剧也是出现在这样的时候，即路易十四时代牢固确立的君主制度带来了讲究礼仪的风尚、宫廷的生活、经过调教的贵族的豪华和文雅，而当贵族社会和宫廷风尚被大革命一扫而空的时候，法国悲剧也就消失了……就像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的气温，以便理解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如燕麦或玉米、松树或芦荟的出现，同样也应当研究精神的气温，以便说明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如异教的雕塑或现实主义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人类精神的产物和生物界的产物一样，只有用它们的环境来解释。” [1]
[1] 《艺术哲学》（Pilosophie de l’art），巴黎，1872年第12版，第13-17页。【中译本参阅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作者原注
对于这一切，马克思的任何信徒都是无条件同意的：对的，正是任何艺术作品，就像任何哲学体系一样，都可以用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和风俗状况来解释。 [1] 然而精神和风俗的这个一般状况又用什么来解释呢？马克思的信徒们认为，这个状况用社会制度、用社会环境的属性来解释。同一位泰纳说：“人们处境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 [2] 这也是正确的。只是要问，究竟什么引起社会人的处境的变化，即社会制度的变化？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唯物主义者”才同泰纳发生意见分歧。
[1]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这样一条重要的思想规律：“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特定时代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6页）他把社会意识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高级的叫作“思想体系”（旧译“意识形态），低级的叫作“社会心理”，有时也简单地称为“心理”，但这“心理”跟现在心理学上所谓“心理”或“社会心理”不是一个东西，而大致相当于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日常意识”。——译者注
[2] 《尼德兰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 dans les Pavs-Bas），巴黎，1869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对于泰纳说来，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 心理学的任务”。精神和风俗的一般状况在他那里不仅创造各种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创造 特定民族的工业、该民族的全部社会设施：这就是说社会环境以“精神和风俗的状况”为自己的最后原因。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说，社会人的 心理 决定于他的 处境，而他的 处境 又决定于他的 心理。这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十八世纪启蒙派绝对无法对付的二律背反。泰纳没有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在好些卓越的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光辉的实例来说明二律背反的第一个命题或论题： 精神和风俗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环境。
与泰纳同时代的、反驳他的美学理论的法国人，提出了 反命题：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精神和风俗的状况。 [1] 类似的争论可以进行到基督二次降世，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个致命的二律背反，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 “我们受政治环境或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但不应忘记，如果我们也受到影响，我们同时可以抵抗这种影响，而且你们自然都知道那些难忘的例子……如果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有能力不受环境的影响，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使环境本身适应，适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参见斐·伯吕纳提埃尔（F. Brunetière）：《文艺复兴时代至今批判的进化》（L’ evolution de la critique depuis la renaissance jusqu’ à nos jours），巴黎，1890年版，第260-261页。——作者原注
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才解决这个二律背反，从而使争论达到圆满的结局，或者至少使有耳朵听有头脑进行思考的人们有 可能 圆满地结束这场争论。
社会环境的属性决定于每一特定时代生产力的状况。一旦生产力的状况确定了，社会环境的属性也就确定了，适合这环境的心理也就确定了，以环境为一方同以精神和风俗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确定了。伯吕纳提埃尔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你们问，不适应我们周围环境属性的那些需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之在我们身上产生——而且我们说这话时指的不仅是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是人们的一切所谓精神需要——仍然是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历史运动，由于生产力的那个发展，因为它，任何特定社会制度迟早要成为不能令人满意的、过时的、需要根本改变的，也许干脆只当报废。我们上面已经拿法设施的例子说明人们的心理如何能够超越人们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
我们确信，读了这几行话以后，许多甚至对我们抱好感的读者想起了一大堆例子，一大堆历史现象，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的观点解释。而且读者们已经准备对我们说：“你们是对的，不过不完全：持与你们相反观点的人们同样是对的，但也不完全：无论你们还是他们都只看到一半真理。”不过请等一等，读者，在没有弄清 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 历史观能够提供的一切道理之前，别在 折衷主义 中寻求拯救。
迄今为止我们的论点必然是很抽象的。而我们已经知道： 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论点具有比较具体的面貌。
既然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受到相邻社会的影响，那就可以说， 对于每一个社会说来，照样地也 存在着影响其发展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每一特定社会从相邻社会方面受到的影响，其总和任何时候都不会等于另一社会在同一时间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 任何一个社会都生活在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种环境可能——而且实际上常常是——很像围绕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然而任何时候不可能、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是同后一环境完全一样。这就使得从我们以前的抽象观点看来曾是极端公式化的那个社会发展过程增加十分强大的多样性因素。
例子。氏族联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所有人类社会都固有的社会生活形式。然而历史环境的影响使不同部落中氏族的命运变得十分多样化。这种影响使氏族本身具有这种或那种可以说独特的性质，它延缓或加速氏族的瓦解，它特别使这一瓦解过程多样化。氏族瓦解过程中的多样性制约着取代氏族生活方式的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在此以前我们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的消失。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产生的私有制的性质，由于每一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变得多种多样。“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表明，从原始公社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公社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1]
[1] 《政治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10页注释。【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作者原注
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自然也会影响该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外国的影响会不会削弱这一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呢？如果会的话，那么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削弱这种依赖性呢？
请把埃涅阿斯纪同奥德修纪比较一下。或者把法国古典悲剧同希腊人的古典悲剧比较一下。请把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同古典的法国悲剧比较一下。您会看到什么呢？埃涅阿斯纪只是奥德修纪的模仿，法国人的古典悲剧只是希腊悲剧的模仿；十八世纪的俄国悲剧是按照法国悲剧的方式和面貌创造的，不过不是出自高手。到处都是模仿，然而把模仿品同自己的原型隔开的那全部距离，也就是产生它这个 模仿品 的社会同原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存在着的距离。同时请注意，我们说的不是 加工 的精拙，而是构成艺术作品的 精神。拉辛的阿喀琉斯 [1] 像谁：像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希腊人呢，还是像十七世纪的侯爵——talon rouge [2] 呢？对于埃涅阿斯纪的剧中人物，已经有人指出，他们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的确，对于十八世纪俄国的所谓悲剧的剧中人物，很难说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当时俄国人的风貌，然而他们的不称职本身就说明俄国社会的状况。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示出 这种状况的不成熟性。 [3]
[1] 阿喀琉斯（Achilleus，一译阿基琉斯），原为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的主要角色，围攻特洛伊人最勇武的英雄之一。拉辛在自己的悲剧中重新塑造了阿喀琉斯的形象——译者注
[2] talon rouge，红高跟。——这是十七世纪法国对穿红后跟鞋的贵族的称呼，后来引申有“风雅人物”的意思。——译者注
[3] 指苏马罗科夫、克尼亚日宁、赫拉斯科夫以及十八世纪其他俄国剧作家所写的悲剧。——俄文版编者注
再一个例子。洛克无疑是十八世纪绝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的导师（爱尔维修曾称他是一切世纪一切民族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但是在洛克和他的法国学生之间的距离，恰恰就是把“光荣革命”时代英国社会同法国人民“大造反”前几十年间法国社会隔离开来的那个距离。 [1]
[1] 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值英国1688-1689年的政变。great rebellion，打造泛，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第三个例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直接从法国输入其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思想，可以说那上面已经打上了应当在其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个社会的烙印。
总之， 一个国家的著作对另一个国家的著作的影响是同这两个国家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时，这种影响就完全不存在。一个例子：非洲黑人至今没有亲身尝受到欧洲著作的丝毫影响。 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不能给另一民族提供任何东西时，这个影响就是单方面的。例子：上世纪法国著作影响了俄国著作，本身却没有尝受到俄国的丝毫影响。最后， 如果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类似，从而也由于文化发展的类似，两个进行交流的民族中间每一个都可以从另一个那里取得某种东西，这个影响就是相互的。例子：法国著作影响了英国著作，反过来自己也受到英国著作的影响。
拟古典主义的法国文学当时大受英国贵族的青睐。然而英国的模仿品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自己的法国原型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英国贵族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把法国拟古典主义文学当时得以在其中充分发展起来的那些社会关系搬到英国去。
法国的哲学家们曾经非常欣赏洛克的哲学。不过他们走得比自己的导师远得多。这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法国，在自己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比洛克的哲学著作反映其意图的英国社会的那个阶级走得远得多。
当（例如在近代欧洲）我们有非常强大地互相影响着的诸社会的整个体系时，在每一个这种社会中， 思想体系的发展 都大大复杂化了，就像它的 经济发展 在同其他国家不断进行通商贸易的影响下大大复杂起来一样。
这时我们似乎会有一种为全体文明人类所共有的文学。然而正如动物学上的属之分为许多种一样，这个全世界的文学也分为诸个别民族的文学。
[1] 这句话只在第1版中才有。——俄文版编者注
当休谟来到法国时，法国“哲学家们”把他当作志同道合的人欢迎。但是有一次，法国哲学家们的这位毋庸置疑的同志在霍尔巴赫家吃午饭时开始谈到“自然宗教”。他说：“至于无神论者，我不认为他们可能存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自然的体系》的作者反驳他说：“您直到现在都很不走运，您在这里才第一次看到桌旁坐着十七位无神论者”。正是同一个休谟对康德有决定性影响，据康德自己承认，休谟曾把他从 独断论的瞌睡 中唤醒。然而康德的哲学跟休谟的哲学是大不相同的。正是同一个基本观念导致法国唯物主义者们的战斗的无神论，导致休谟对宗教冷漠态度，导致康德的“实践的”宗教。事情在于宗教问题在当时英国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它在法国所起的作用，而在法国的作用又不同于德国。而宗教问题意义上的这种区别，其原因则是：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里，社会力量不是处在它们在每一个其他国家所处的那种相互关系中。按其本性相同而胺发展水平却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结合着，从而使得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非常特殊的“ 精神和风俗的状况”，表现在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因此，同一问题可以使法国人激动得不得了，也可以使英国人淡然置之。对于同一个论据，先进的德国人可以敬而服之，而先进的法国人则恨之入骨。德国哲学应当把自己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什么呢？德国的现实。黑格尔回答说：法国人没有工夫搞哲学，生活把他们推向实践领域。德国的现实比较合理，所以德国人能够心安理得地钻研理论。实质上德国现实的这种所谓合理性不外乎德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使得当时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去作毫无魅力的“现实”的（迎合“实际”的）官吏，就是在理论中寻求慰藉，把热忱的全部力量、思想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然而如果埋头于“实际事物”的比较先进的国家没有把德国人的理论思想推向前进，如果这些国家没有把德国人从他们“独断论的瞌睡"中唤醒，那么这个负面的属性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就绝不会产生这一巨大的正面的结果：德国哲学辉煌的繁荣。
歌德的梅菲斯托费尔说：有理变无理，恩德成罪愆。 [1] 应用到德国哲学史上，几乎可以大胆地说出这样的怪话：荒谬产生理性，贫乏原来是恩赐。
[1] 梅菲斯托费尔（Mephistopheles），欧洲一些民间故事中恶魔的形象，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伙伴和诱惑者要以权力、知识、尘世幸福为代价买取浮士德的灵魂。正文中引用的这句话见《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部，第93页。——译者注
不过看来我们可以结束我们这部分的叙述了。我们把说过的话概括一下。
相互作用存在于国际生活中，也存在于各民族的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然的，然而它 本身 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理解相互作用，应当弄清相互作用着的诸力量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在相互作用的事实中是不可能为自己找到最后解释的，无论这些属性由于相互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场合，相互作用诸力量的性质、彼此发生影响的社会机体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来解释的，即由 社会机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些机体的经济结构 来解释。
我们希望，现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哲学已经带有稍微具体一些的面貌了。然而它仍然还是抽象的，它距离“生动的生活”仍然还很远。我们应当朝“生动的生活”这一方向迈开新的步伐。
开始我们谈到“社会”，接着转到了诸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要知道，社会按其组成不是清一色的；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导致不平等，导致具有不同的、常常是完全对立的利益的诸阶级的产生。我们已经知道，各阶级相互间进行着几乎不断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时而缓慢时而剧烈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对思想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极端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如果不考虑阶级斗争，我们对这一发展就不会有任何理解。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您愿意了解伏尔泰悲剧的真正原因吗？——伯吕纳提埃尔问道，——首先请到伏尔泰的个性中去找原因，特别是到迫使他既要做出不同于拉辛和基诺做过的事情，同时又沿着他们的足迹进行的必要性中去找原因。关于浪漫主义戏剧，关于雨果和仲马的戏剧，我可以说，它的定义完全包括在伏尔泰对戏剧的定义中。如果浪漫主义不愿意在舞台上做这种或那种事情，那么这是因为它想跟古典主义反其道而行……在文学上，正如在艺术上一样，除了个人的影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有时我们力求按照我们先辈们自己的风格同他们竞争，这样一来某些手法就得到发展，创立起流派，形成一种传统。有时我们力求创作出跟他们的作品不相同的东西，这时发展便同传统产生矛盾，出现新的流派，使手法得到改造。” [1]
[1] 前引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2-263页。——作者原注
暂时把个人作用问题放在一边，我们注意到，早就该仔细想想“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作用”了。在一切思想体系中，发展绝对是沿着伯吕纳提埃尔指出的道路进行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 或者 跟随自己先辈们的足迹，发展 他们的 思想，运用 他们的 手法，而只允许自己同他们“竞争”，他们 或者 起来反对旧有的观念和手法， 同他们发生矛盾。圣西门不是说过， 有机的 时代为 批判的 时代所取代。后面这个时代特别值得谈谈。
拿任何一个问题如货币问题来说吧。对于重商主义者，货币 主要 是财富：他们把夸大的、几乎是超常的意义硬加在货币身上。起来反对重商主义者的人们跟他们发生了“ 矛盾”，不仅纠正了他们的超常性，而且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间最热心的人，也陷进了超常性，而且恰恰是直接对立的极端：货币——这只不过是预先约定的符号；它们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比如休谟就是这样看待货币的。如果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用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发达来解释，那么，简单地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得到很大发展来解释他们论敌的观点将是奇怪的。要知道随后的这种发展绝没有把货币变成预先约定的、失去内在价值的符号。休谟观点的超常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跟重商主义者进行斗争、发生“ 矛盾”这个事实中产生的。他“ 想”跟重商主义者“ 反其道而行”，就像浪漫主义者“想”跟古典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一样。因此可以说，就像伯吕纳提埃尔关于浪漫主义戏剧所说的那样，休谟的货币观完全包括在作为 它的对立物 的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中。
另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尖锐地和坚决地反对一切神秘主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全都或多或少充满着宗教精神。这种向神秘主义的回归，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像《新基督教》的作者 [1] 这样的人物具有的“知识”比不上百科全书派么？非也。他们的知识并不比百科全书派少，而且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同百科全书派的观点是很紧密地联系着的；他们最直接地继承了百科全书派，不过在某些问题上即其实是在社会组织问题上同后者又发生“矛盾”，同时，在他们那里出现了要跟百科全书派“反其道而行”的想法；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乃是“哲学家们”对宗教的态度的简单对立物；他们对宗教的观点已经包括在“哲学家们”的观点之内了。
[1] 指圣西门。参阅《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0-204页。——译者注
最后，举哲学史为例；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的法国， 唯物主义 高奏凯歌；站在它的旗帜下的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极端派。在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受到旧制度的保护者、贵族、专制政体拥护者的喜爱。这里的原因也是明显的。复辟时代英国贵族与之发生“矛盾”的那些人，都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跟这些人“反其道而行”， 反动派 不得不走到了 唯物主义。十八世纪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旧 制度的保卫者拥护宗教，极端革命派则站到了 唯物主义 一边。人类思想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而且所有这些例子都证实着同一个道理： 为了理解每一特定批判时代的“精神状况”，为了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时代的过程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获得胜利，应当预先熟悉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应当了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什么学说和派别。没有这一点，无论我们对它的经济了解得如何清楚，我们也根本不会懂得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
同时不应当像俄国“知识分子”习惯于抽象地理解一切那样理解这一点。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所有人类知识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同自己前辈们进行 全线 的斗争 [1]。十九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在许多人类学观点上同百科全书派完全一致；复辟时代的英国贵族在许多问题上，比如民法等问题上完全同意他们所憎恶的清教徒。心理的领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乡和村社，村社是各个个人（即各个个别问题）的联合。当“矛盾”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斗争的热情通常只发展到个别的省，如果不是个别县的话，只有反射的作用才发展到邻近的区域。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前一时代 领导权所属的 那个省份。只是慢慢地“战争的灾难”才扩大到最近的毗邻地区，扩大到被攻击省份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因此应当补充说，在说明任何一个特定批判时代的性质时，不仅必须了解前一有机时期心理的一般特点，而且也要了解这个心理的各种独有的特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领导权属于宗教，在另一时期内则属于政治，等等。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相应的批判时代的性质上，其中每一个时代，根据情况，或者继续形式上承认旧的领导权，而把新的、 相反的 内容放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中去（例如第一次英国革命），或者完全否定这些概念，于是领导权转到新的思想省份（例如法国的启蒙文献)。如果我们记住，为了个别心理省份的领导权而进行的这些争论也扩展到与它们毗邻的地区，而且在每一个别场合以不同程度朝不同方向扩展，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里，正如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是多么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点上。
[1] 普列汉诺夫这里提出了一条新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译者注
“这一切也许都对，——我们的论敌反驳说，——不过我们看不出这里与阶级斗争有什么相干，而且我们强烈地觉得你们虎头蛇尾。你们自己现在就承认，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经济规律，或者同你们老在我们耳边唠叨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赶紧作答。
至于人类思想发展中，确切些说， 人类概念和表象的结合中有其特殊规律，这一点，据我们所知，“经济”唯物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人否认过。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把例如逻辑规律同商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然而这一派唯物主义者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在思维规律中寻找人类精神发展的最后原因、 基本动力。这正是“经济唯物主义者” 胜过 唯心主义者，特别是 胜过 折衷论者 的地方。
只要胃里有一定数量的食物，胃就会按照胃液消化的一般规律开始工作。然而可不可能借助这些规律来回答为什么您的胃里每天都有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进去而我的胃里食物却是稀有的客人这个问题呢？这些规律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却死于饥饿呢？看来说明应当到某个别的领域去找，到另一类规律的作用中去找。就人的精神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一旦人处于某种境况，一旦周围环境给他提供某些印象，他就会按照某些一般规律把这些印象结合起来（而且在这里，由于得到的印象多种多样，所以结果也是极其多种多样的）。然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处于这种境况呢？什么东西制约着新印象的涌现和性质呢？这就是任何思想规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次。请设想一下，有弹性的球从高塔上落下来。它的运动按照众所周知的和很简单的 力学定律 进行。可是球遇到了斜坡。它的运动按照另一个也是很简单的和众所周知的 力学定律 而改变形态。结果我们就得到折线运动，对折线运动可以而且应当说，它起源于上述两个定律的联合作用：然而球所碰到的斜坡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无论第一个定律，还是第二个定律，或者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无法解释的。就人的思想来说，情况完全一样。使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某些规律的联合作用的那些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不论诸个别的思想规律，还是它们的联合作用，都是说明不了的。
制约着思想运动的种种情况，应当到法国启蒙派曾经寻找过的那个地方去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停留在启蒙派未能“逾越”的那个“界限”上了。我们不仅说，带有自己全部思想和情感的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力求 理解这个环境的起源。我们说，这个环境的属性是由处在人之外并且迄今为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某原因所决定的。 人们的事实上的相互关系中 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必然引起“精神状况”中的变化，引起 观念、情感、信仰的相互关系中 的变化。观念、情感和信仰按照自己特殊的规律结合着。然而这些规律是由于跟这些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种种外部情况而发生作用的。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看到一些文学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影响的地方，我们除此以外还看到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那些处在更深层位置的相互影响；在他只是说出现了矛盾，人们想跟他们的前辈反其道而行的地方，我们补充道：人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的 现实关系 中出现了新的矛盾，是因为已经不可能像旧时代的人们那样过生活的新的社会阶层或阶级走到了前台。
在伯吕纳提埃尔只知道浪漫派想跟古典派发生矛盾的时候，勃兰兑斯却力求用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地位来说明他们对“矛盾”的爱好。例如请回忆一下他谈到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力浦时代法国青年的浪漫主义情绪的原因时所说的话。 [1]
[1] 例如参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译者注
当马克思说“ 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的等级，必须使某个其他等级相反地在普遍的意识中成为奴役者的等级”时，他也在揭示一条特殊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发展规律。不过这条规律只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里才起作用和才能够起作用；在既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里它不起作用，也不可能起作用。
让我们仔细想想这条规律的作用。当某个等级在其余居民心目中成为普遍的奴役者时，在这一等级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这些居民看来自然就是只有奴役者才会有的观念。社会意识便同它们“发生矛盾”；它热衷于 相对立 的观念。不过我们已经说过，这类斗争任何时候也不会全线进行：始终有某一部分观念同样地既为革命者也为旧制度保卫者所承认。最有力的攻击指向成为特定时期腐朽制度最为有害的诸方面的表现的那些观念。在 这些 方面，革命思想家不可遏止地想同自己的前辈们“ 发生矛盾”。而对于其他的、虽然也是在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观念，他们常常依然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有时则按照传统继续持有这些观念。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进行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斗争（即反对僧侣阶级和贵族君主制度的斗争），却几乎没有触及旧的 文学 传统。诚然，就是在这里狄德罗的美学理论也是新社会关系的反映。不过这里的斗争很微弱，因为主要力量集中在其他战场。 [1] 在这里，起义的旗帜只是后来而且是由热烈同情被革命推翻的旧制度的那些人举起来的，那些人看来本应同情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那些文学观点。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奇怪的现象也可以用“矛盾”的原理来解释。不管您怎么想，比如沙多布里昂曾同情旧的美学理论，而伏尔泰——可恨的、恶毒的伏尔泰！——曾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之一。
[1] 大家知道，在德国，文学观点的斗争进行得更加有力得多，不过在这里改革者的注意力并没有被政治斗争所转移。——作者原注
黑格尔说：“ 矛盾引导着前进”。思想体系的历史似乎再一次证明，这位老“形而上学家”并没有弄错。看来它也证实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不过我们请读者不要为此伤心，且听我们把话说完。
前面我们讲过，一旦有了社会生产力，就有了社会的结构，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的心理。根据这一点，也许可以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即从特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可以准确地推出该社会的观念的性质。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每一特定时期的思想体系总是同前一时期的思想体系有最紧密的——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状况”，只有同前一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当然，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热衷于跟它的意图相矛盾的那些观念。每个阶级虽然不自觉地但总是很好地使自己的“理想”适应自己的经济需要。不过这种适应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为什么它这样进行而不是那样进行，这不是单拿某个阶级的状况解释得了的，而是要用这个阶级和跟它对抗的阶级（或诸阶级）的关系的全部细节来解释。随着诸阶级的出现， 矛盾 不仅成为 推动的 因素，而且成为 形成的 因素。 [1]
[1] 表面看来，例如像建筑这种艺术的历史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建筑史同阶级斗争有紧密的联系。参看爱德·柯罗爱依：《哥特式建筑》（L’ architecture gothique），特别是第四部分：“市民建筑”（L’ architure civile）。——作者原注
然而个人在思想体系史上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伯吕纳提埃尔认为个人具有 不依赖 于环境的巨大意义。 居友 断言，天才总是创造某种新东西。 [1]
[1] “他把新的典型引进观点和情感的世界。”参见《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L’ 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巴黎，1889年版，第31页。——作者原注
我们说，在社会观念领域天才之超越其同时代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他比他们更早地理解新的、产生着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天才不依赖于环境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发现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当然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然而社会环境在任何伟大发现的历史上的作用，第一，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准备工作上，没有这些知识任何一个天才根本做不成任何事情，而第二，表现在天才把注意力的方向放在这个或那个方面。 [1] 在艺术领域内天才给特定社会或特定社会阶级的基本审美倾向提供最好的表现。 [2] 最后，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社会环境的影响都表现在给个人天才的发展提供或小或大的可能性上。
[1] 其实，在这里只是表面上存在着影响的双重性质。任何特定的知识总量之积贮，正是因为社会需要促使人们去进行这种积贮，使他们的注意力朝向相应的方面。——作者原注
[2] 任何特定阶级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判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经济状况，这一点，《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作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知道了。他说，美是生活，而且用这样的见解说明了自己的思想：“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看来，‘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人理解，就是美的第一条件。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会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而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是体格‘虚弱’的标记，人们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会有纤细的手足——我们的民歌里就不歌咏美的这些属性。总之，民歌中对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骼也越来越小；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当然是纤细的手足——它们是社会上层阶级觉得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手大脚，这或者是她长得不好或者是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标志。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贵、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然是有魅力的；然而病态、柔弱、委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苍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有物质的匮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因为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赖，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予他们那本来很单调的、没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然而强烈的感觉和炽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如果美人的慵倦和苍白是她曾经生活得好的标志，他怎么会不为她的慵倦和苍白而着迷呢？”——作者原注
当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用环境的影响说明一个天才的全部 特性，不过这还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弹道学能够解释炮弹头的运动。它能够预见它的运动。但是它任何时候也不能告诉您这个弹头恰恰炸裂成多少片而且每一个别的碎片恰恰飞向何处。但是这丝毫不会削弱弹道学得出的那些结论的可靠性。我们没有必要在弹道学中站到唯心主义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上：对我们说来力学的解释完全够了，虽然——谁去争论呢？——这些解释仍然没有使我们弄清楚个别碎片的“个体的”命运、大小和形式。
命运的奇怪的讽刺！我们的主观主义者们像抨击“形而上学家”黑格尔无聊的虚构那样如此热烈地加以抨击的那个矛盾定律本身，似乎使我们“同我们亲爱的朋友兼敌人接近起来。”如果休谟否定货币的内在价值是为同重商主义者发生矛盾；如果浪漫派创造出自己的戏剧只是为了同古典派所做的“反其道而行”，那么客观的真理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我，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梅歇尔斯基公爵等等说来是真理的东西。真理是主观的，所有满足我们认识需要的东西都是真理的。
否，不是这样。矛盾定律并不破坏客观真理，而只是引导我们走向客观真理。诚然，它迫使人类所走的道路完全 不是笔直的路。然而在力学中大家知道也有失之于距离而得之于速度这样的场合：按 摆线 运动的物体，从一点走到下面的另一点，有时比按 直 线运动来得快。“矛盾”出现在而且只出现在有斗争、有运动的地方，而在有运动的地方，思想便会 前进，不过要通过迂回的道路。同重商主义者的矛盾曾使休谟得出错误的货币观。然而社会生活的运动，从而还有人类思想的运动并不停留在它在休谟时代所达到的观点上。它迫使我们同休谟“矛盾”，其结果就产生了正确的货币观。而且这个正确的观点，作为全面考察现实的结果，已经是任何往后的矛盾都无法排除的 客观真理。穆勒著作注评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兴奋地说过：
一度为生活所取得的东西，
命运无法从我们身边夺走……
应用到知识上，这无条件是正确的。无论哥白尼的发现，还是能量转换的发现，无论物种可变性的发现，还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任何命运现在都无力从我们身边夺走。
社会关系在变化；与此同时科学理论也在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最后出现对现实的全面考察，从而出现客观的真理。色诺芬具有不同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观点。萨伊的观点在色诺芬看来大概会是荒唐的；萨伊曾宣布色诺芬的观点为荒谬。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色诺芬的观点从哪里来的，萨伊的观点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片面性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这种知识已经是客观的真理，而且任何“命运”已经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个最后发现的正确的观点。
——然而人类的思想难道会停留在你们称之为马克思的一种或诸种发现上面么？——当然不会，诸位先生！它将作出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将补充和证实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正如天文学中的新发现补充了和证实了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最大的荒谬。然而任何荒谬都有其充足的原因，而且我们、一位伟大人物的微不足道的追随者，可以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知道这个荒谬的充足原因。下面就是。
“主观方法”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是“学派天使”，即不是《历史书翰》的作者第一个发现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信徒们早就遵循这个方法，就是这位布鲁诺·鲍威尔生出了《历史书翰》的作者，就是这位《历史书翰》作者生出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
“历史学家的客观性，像任何客观性一样，无非是纯粹的空谈。而且完全不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客观性是无法达到的理想。对客观性，即对大多数固有的观点，对群众的世界观，历史学家只能 低首下心。而一旦他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创造者，他就是为薪资工作，他就成为自己时代的雇佣。” [1]
[1] 舍利加（Szeliga）：《人类劳动组织和施洛塞尔、盖尔文奴斯、达尔曼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编纂艺术》（Di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der Menschheit und die Kunst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schlosser’s Gervinus’s, Dahlmann’s und Bruno Bauer’s），沙尔洛登堡，1846年版，第6页。——作者原注
这几行话是施利格写的，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狂热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一书中曾如此尖刻地嘲笑过他。在这几行话中，请用“社会学家”代替“历史学家”，把对历史的“艺术创造”换成社会“理想”的创造——于是您就会得到“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
请好好想想唯心主义者的心理。对他说来，人们的“意见”是社会现象基本的、最后的原因。他觉得，据历史叙述，在社会关系中往往是最荒谬的意见实现了。他议论说：“为什么不实现我的意见，这种意见，谢天谢地，一点都不荒谬。既然存在着某种理想，就至少存在着从这种理想的观点看来合乎愿望的社会改革的可能性。至于通过什么客观的尺度来检验这个理想，那么检验是不可能的，因为类似的尺度并不存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可能成为真理的尺度。”
总之，有某种改革的可能性，因为我的理想号召改革，因为我认为这些改革是有益的：我之所以认为它们是有益的，因为我愿意认为它们是这样的。撇开客观尺度，我这里除了我的愿望没有其他标准。别妨碍我的脾气！——这就是主观主义的最后论据。主观的方法是自然沿着折衷主义道路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寄生虫所侵蚀的哲学“好好先生们"的一切错误都倾注在这个寄生虫的头上。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不能把个人的“ 主观”观点同作为某种 客观东西 的“群氓”、“大多数人”等等的观点对立起来。群氓是由人们组成的，而人们的观点始终是“ 主观的”，因为这些或那些观点都是 主体 的属性之一。客观的不是“群氓”的观点，客观的是 反映在这些观点里的、自然界或社会中的那些 关系。真理的标准不在我之内，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中。正确地表现这些关系的那些观点是 符合真理的；歪曲这些关系的观点是 错误的。正确地把握自然现象相互关系的那种自然科学理论是 符合真理的；正确地说明存在于他所描述的时代的社会关系的那种历史描写是符合真理的。凡是历史学家不得不描述诸种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的地方，只要他没有变成干巴巴的书呆子，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情这种或那种力量。在这方面，他将是 主观的，不管他是同情 少数 还是 多数。然而这种主观主义并不妨碍他成为 完全 客观的历史学家，只要他不去 歪曲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据以生长的那些现实的经济关系。“主观”方法的信奉者则忘记这些 现实的关系，而因此他除了自己可贵的同情或极大的憎恶之外便什么也做不了，而因此每当他的论敌们告诉他这还不够时，他就大喊大叫地谴责他们侮辱道德。他感到自己不能洞察现实社会关系的秘密，因此对这些关系的客观力量的任何暗示，在他看来都是对他自己的无能为力的侮辱、嘲笑。他力图使这些关系淹没在自己的道义愤慨的空话中。
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理想原来常常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卑劣的，也有高尚的，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 符合经济现实的理想是正确的。听到这句话的主观主义者们以为，如果我开始使我的理想适应现实，那么我就会变成“欢呼雀跃的人” [1] 可怜的仆从：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想，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形而上学者无法理解任何现实的双重的、 对抗的 性质。“ 欢呼雀跃的人” 依靠已经腐朽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之下生长着 新的 现实、未来的现实，为这个现实服务也就是促进“ 爱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1] “欢呼雀跃的人”一词，语出涅克拉索夫的诗篇“片刻的骑士”（一译“称雄一时的人物”）：“为了爱的伟大事业，请把我从欢呼雀跃的、空话连篇的、两手沾满鲜血的人们那里领进正在毁灭的人们的阵营！”【中译本参见《涅克拉索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俄文版编者注
读者现在可以看到，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赋予理想以任何意义 的看法是否符合“ 现实”。这个看法原来是“ 现实” 的直接对立物。如果在“理想"的意义上说，那就应当说，马克思的理论是 人类思想史上所曾有过的、最为理想的理论。而且这无论对它的纯粹的 科学 任务还是对它的 实践 任务说来都是同样正确的。
“如果马克思不理解自我意识的意义及其力量，请问怎么办？如果他如此低度地评价自我意识认识到了的真理，请问怎么办？”
这些话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信徒之一还在1847年就写下的 [1]，虽然现在已经不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语言说话了，但是责备马克思忽视历史中的思想和情感因素的先生们至今并没有比奥比兹走得更远。迄今为止他们全都深信马克思非常低估人类自我意识的力量；他们全都以不同的调子反复说同样的话。 [2] 实际上马克思认为解释人类的“ 自我意识”乃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
[1] 《群众的英雄。性格描写》（Die Helden der Masse Charakteristiken），特奥多尔·奥比兹（Theoder Opitz）出版，格伦堡，1848年版，第6-7页。奉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一读这本著作。他在那里会遇到自己许多的原创思想。——作者原注
[2] 其实，不，不是所有人，还没有任何人想过用说明“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来打败马克思。卡列也夫先生有双重的原创：第一，他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过；第二，他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任何人这样同马克思争论。从这个注释中瓦·沃先生可以看出，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教授”以应有的评价。——作者原注
他说：“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迄今为止都是，它仅仅在 客体 的形式中，或者在 直观 的形式中，而不是在 具体的人类活动 的形式中，不是在 实践 形式中，不是从 主体方面 考察现实，考察对象的、为外部感官所把握的世界。因此， 能动 的方面，和唯物主义相反，迄今为止都是由唯心主义发挥的，不过是抽象地发挥的，因为唯心主义自然不承认具体活动本身。” [1] 先生们，你们是否仔细考虑过马克思的这些话呢？我们来告诉你们它们是什么意思。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译者注
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信徒们竭尽全力来证明用唯物主义解释自然的可能性。甚至对天赋观念的否定也没有使得这些唯物主义者超越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看作有感觉的物质(matiere sensible)。他们没有试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说明 人的历史，而如果他们企图这样做了（爱尔维修），那么他们的企图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 人只有在历史中才会成为“主体”，因为只有在历史中他的 自我意识 才得到发展。局限于把人看作动物王国的一员，意味着局限于把他看作“ 客体”，忽视他的历史发展，忽视他的社会“实践”，忽视具体的人类活动。然而忽视这一切，意味着使唯物主义变成“ 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歌德）。不仅如此，这就是要把它变成——这也是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 宿命论的东西，从而注定使人完全从属于盲目的物质。马克思看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于是给自己提出了 纠正 它的任务。他的“经济”唯物主义乃是对人的“ 具体活动”怎样发展、他的 自我意识 怎样由于这种活动而发展起来、 历史的主体方面 怎样形成这一问题的回答。当这个问题即使部分地解决了的时候，唯物主义就不再会是枯燥的、昏暗的、可悲的，它就不再把说明人类存在的能动方面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唯心主义。那时它就会摆脱它固有的宿命论。
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之所以愤怒反对马克思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把它的 第一句 话当成 最后一句 话。马克思说：在解释 主体 时我们看看人们在 客观 必然性的影响下会处于怎样的相互关系中。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关系，就可以弄清楚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是怎样发展的。 客观的现实 帮助我们弄清楚历史的 主观方面。正是在这里，多愁善感而又头脑简单的人通常便来打断马克思。也是在这里，通常重复着同恰茨基跟法穆索夫 [1] 谈话惊人类似的言论。——“人们在自己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遇到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生产关系。”——哎呀，老天爷，他是宿命论者！……在经济基础上耸立着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说什么！而且说的和写的一样！他完全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请仔细听完，哪怕一次：要知道，从以上的话中可以得出，——不听，受制裁！受积极进步人物的道德制裁，受主观社会学明显的监视！
[1] 恰茨基、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都是亚·谢·格利鲍耶陀夫的名著《聪明误》中的人物。——译者注
大家知道，斯卡洛茹布的出现挽救了恰茨基。在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同他们严格的主观评价者之间的争论中，迄今为止事情具有相反的另一种性质。斯卡洛茹布捂住了恰茨基的嘴，这时候主观社会学的法穆索夫们从耳朵里抽出手指，带着自己的优越意识说道：他们本来就说得很扼要了；他们的观点现在依然是完全没有说清楚的。 [1]
[1] 在新版中普列汉诺夫曾打算把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而故意弄得含糊的地方说清楚。保存在档案里未被他利用的、对此处的增补中有以下一段札记：“斯卡洛茹布就是书报检查。用同一个别尔托夫、《文集》、《新语》和《开端》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名单包括受到书报检查迫害的出版物：普列汉诺夫（别尔托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该书第1版很快卖完，同时被从图书馆没收，十年之内未能再版，直到1905年；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说明我国经济特点的材料》，刊印于1895年，在书报检查机关积压了一年半以后，除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几本以外，全部被焚毁；《新语》杂志1897年12月即已被查封；《开端》杂志，继《新语》之后于1899年创刊，出了5期，被查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几乎被剥夺了合法的论坛，同时民粹派却完全自由地利用了这个论坛。——俄文版编者注
黑格尔早就说过，任何哲学如果局限于简单地重复它的基本论点，都可能变成 毫无内容的形式主义。然而这样的过错马克思是绝不会犯的。他没有局限于重复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全部历史运动的基础。很少思想家像他那样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基本论点。
——然而究竟在哪里，他在哪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呢？——主观主义者先生们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数落着，号叫着，大声喊着和言说着。——请看看达尔文吧，要知道他有一部书，而马克思那里连书也没有，于是不得不去 重新建立 他的观点。
不用说：“重新建立”是不愉快也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没有“ 主观的”材料来正确理解从而“重新建立”别人的思想的人而言。不过重新建立没有必要，而且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哀痛其缺乏的书早就有了，甚至有几本书，一本比一本更好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第一本书 ——这是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的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请熟识一下这本有趣的书（自然，“ 刘易士的东西”在这里是少了点）：它会告诉您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 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 真正意义 是什么。
第二本书 ——这是 《资本论》，正是这本 《资本论》 你们全都“读过”，你们全都“同意”，但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仁慈的先生们。
第三本书 ——这是从1848年开始即从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时起的欧洲事变史。请费些力气钻研一下这本巨大的和有教益的书的内容，只要你们“主观的”心中还有公平的话，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们：难道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给他提供惊人的前所未有的预见事变的能力么？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反动的、停滞的或进步的空想主义者那里现在剩下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一碰到 现实 就化为灰尘，这灰尘又跑到什么污泥中去了呢？要知道这灰尘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而马克思说过的话却实现了，当然是大体上，而且每天还将始终不渝地实现下去，直到 他的 理想最终实现。
似乎这三本书的证据足够了吧？而且似乎不能否定它们中间任何一本的存在吧？你们自然要说，我们从那里读到的并不是那里写了出来的？究竟是什么，请说出并证明这个；我们迫不及待地期望你们的证明，而为了使你们对这三本书不致感到头脑很紊乱，我们先向你说明第二本书的意义。
你们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但是否定他的历史理论，——你们说。应该认识到，这说明很多问题，正是： 这说明你们既不理解他的历史理论，也不理解他的经济观点。 [1]
在未发表的增补中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地方作了这样的说明：“他们不懂得，不能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而又否定他的历史观点：《资本论》同时就是历史研究。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理解《资本论》第3卷的命运。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都歪曲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资本论》第1卷说的是什么呢？那里说的，比如关于价值。那里说，价值是 社会生产关系。你们同意这个吗？如果不同意，那么你们就否认自己本人关于同意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话。如果同意，那么您就是承认他的 历史理论，不过显然并不理解它。
既然你们承认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着的、背着他们起作用的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以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的形态，如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等等，反映在他们头脑中，那么你们从而就是承认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必定生长着一定的、符合它的性质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场合，你们改变信仰的事情就完成了四分之三，因为你们剩下的就是运用你们“自己的”即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观点分析高级的思想体系范畴：权利、正义、道德、平等以及诸如此类。
或者也许你们只同意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承认马克思”只是就他写了一封所谓的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信而言。 [1]
[1] 说的是卡尔·马克思1877年末就《祖国纪事》杂志编辑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的卡尔·马克思》（该刊1877年10月号）所写的致该刊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了这封信已经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了。它曾刊登在《民意通报》1886年第5期和合法的《法学通报》1888年第10期上。通常都把这封信错误地说成是写给米海洛夫斯基的，虽然马克思在信中只是用第三人称说到他。【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在信中马克思驳斥对他的观点的歪曲，驳斥这样的愿望，即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一切民族，无论他们处于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都必然注定要走上的普遍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民粹派抓住了信中的这个地方，认为它证实自己寄托在俄国特殊道路上的希望。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7页。——俄文版编者注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在自己的报纸《新莱茵报》和当时其他定期刊物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来评价例如1848年到1850年法国历史事变的观点是错误的么？多么可惜，你们没有费力说明这个观点的错误性；多么可惜，你们的观点是处在 未开展的形态 中，而且 由于缺乏资料甚至不可能“重新建立”这些观点。
你们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么？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马克思用来评价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哲学学说的意义的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么？ [1] 可惜，在这个场合你们也没有驳倒马克思。也许你们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到过这个对象吧？喏，在这种场合，我们不想拯救你们摆脱困境；要知道你们拿来发议论的“对象的文献”，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要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都有平凡的和非凡的科学吹鼓手的称号。诚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妨碍你们主要研究“非正式的”科学：主观社会学、主观历史哲学等等。
[1]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章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文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170页；第3卷，第271、478-484页。】——俄文版编者注
——可是究竟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写出这么一本书，其中用他的观点叙述从古至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并且考察发展的一切领域：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领域？
一切有教养的头脑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善于提出问题，在于知道哪些回答是可以向现代科学要求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可是，尽管马克思论敌们的非凡性，有时甚至他们的平凡性，而其实正是由于这个性，在他们那里这个标志似乎没有出现。难道你们以为在生物学著作中有这么一本书，其中用达尔文的观点叙述了动植物界的全部历史么？去同任何一个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谈谈这个问题吧，那么他会预先嘲笑你们孩子气的天真，然后告诉你们，用达尔文的观点来描述全部漫长的物种史——这是现代科学的 理想，现代科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理想；现在已经找到的是 这样一种观点，物种的历史只有用它才能理解。 [1] 在现代的历史科学上，情况也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