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莱布尼茨 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对意志自由的观点。 斯宾诺莎 则用类似的例子说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观点。 [43]
某些外部原因使石头发生一定量的运动。运动自然在一定时间进程内持续下来，而在原因不再起作用以后停止：这种运动的持续 按照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必然的。但是试设想，石头在思考，它意识到自己的、使它感到满足的运动，却不知道运动的原因，甚至不知道一般说来运动有没有无论什么样的外在原因。在这种场合石头会怎样想象它自己的运动呢？必定看成它自身愿望的结果，看成它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会对自己说，我运动，因为我愿意运动。“所有的人如此夸耀的那种人类自由正是如此。这种自由的本质归结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却不知道引起这些意图的外部原因。比如小孩以为他是自由地想要成为他的食物的那个乳汁……” [44]
甚至现代读者中间的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是“ 粗俗唯物主义的”，而且他们感到惊奇，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怎么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还会说，一般而言比拟不是证明，而凭空把人比作磁针或石头就更不是证明了。对此我们要指出，只要我们想起每天在 人的头脑 中所发生的现象，这个比拟就不再是凭空虚构的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脑纤维的某种运动是同大脑中的每一个意志运动相适应的。就磁针或石头而言显现为虚构的东西，对于大脑就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按照命定的必然规律进行的物质运动确实是同大脑中被称为自由的思想活动那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至于对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唯物主义议论初看起来十分自然地感到惊奇，那么必须记住，正如我们业已说过的，一切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是 一元论者，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为按照 二元论者 的观点把物质和精神分割开来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留下位置。按照二元论者的意见，特定的物质聚集体只有在其中移入精神粒子的条件下才会有思维能力：在二元论者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是两种完全独立、相互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实体。莱布尼茨的比喻在他看来之所以奇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磁针没有任何灵魂。然而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一个人，他这样议论：磁针确实是某种纯粹物质的东西。不过物质本身是什么呢？我以为物质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精神，而且不是在物质 为精神所创造 那个意义上，而是在物质本身乃是 同一个精神 的意义上，不过这精神存在于另一种形态中。这种形态不符合精神的真正本性，它甚至是跟这种本性直接对立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神存在的形态，因为精神按照自己的真实本性应当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您可以对这种议论感到惊奇，但是您无论如何会同意，一个承认这种议论令人信服的人，一个认为物质只是“ 精神的异在”的人，是不会因为作出把物质说成精神的功能或者使精神的功能紧紧依赖于物质规律这样的解释而感到为难的。这种人可以接受对心理现象的 唯物主义解释，而同时（勉强地或者不勉强地——这是另外的问题）赋予这种解释以严格的 唯心主义意义。德国唯心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
人的心理活动遵循物质必然性规律。然而这一点也不伤害人的自由：物质必然性规律本身无非是精神活动的规律。 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 必然性整个地转化为自由，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实际上较之二元论者所认为的要广阔得无法比拟：二元论者们力求把 自由 活动从 必然 活动那里分隔开来，从而使 自由王国 脱离他们划给 必然性 的那个完整的——甚至按照他们的意见也是十分广阔的——领域。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就是这样议论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他们牢牢地坚持莱布尼茨的“磁针”，不过这根针完全改变了形状，可以说，在他们手中变得有灵性了。
然而磁针的变形还没有解决同自由对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有联系的一切困难。比方说，单个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他服从必然性规律，甚至正是 由于 这种服从。可是在社会中，从而也在历史中，我们并不是同个人打交道，而是同整个一群个人打交道。试问： 每个人 的自由是否会侵犯 其他人 的自由？我想做某某事，譬如想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我的这个愿望是我 自由 持有的，我力求借以实现这一愿望的我的那些行动也同样是 自由的。可是我的邻人们妨碍我追求我的目的。他们就如我持有自己的愿望一般，同样 自由地 起来反对我的愿望。而且他们的旨在反对我的那些行动，也 是自由的。我怎样克服他们造成的障碍呢？自然，我将同他们争论，说服他们，也许甚至是央求他们或者恐吓他们。然而谁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法国启蒙派说过：理性终归总是对的。但是要知道，为了使我的理性取得胜利，我就必须使我的邻人承认我的理性 同时也就是自己的 理性。然而我有什么理由指靠这个呢？既然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而这种活动是完全自由的），既然物质的 必然性 通过我不知道的途径转化为自由（而这种必然性根据假定是 整个地转化为自由 的），那么我的同胞的行为就会摆脱任何预见。我要想预见它们，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如果我能够像我之考察我周围世界所有其他现象那样，即像我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的 特定的原因 会产生 必然 后果那样考察它们。换句话说，我的自由只有在自由 意识 能够带来对于引起我的邻人的 自由 行动的 原因的理解 那个场合，即在我能够从这些行动的 必然性 方面考察这些行动那个场合，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我的邻人对 我的 行动也可以说完全同样的话。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 如果活动者的理解所能及的必然性没有成为人的自由行动的基础，在这种场合，任何特定人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的可能性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实质上导致了 宿命论。的确，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乖戾的原子，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无事可干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预见和防止个别原子的这些行径。
现在我们看到， 唯心主义能够引导到同样的宿命论。如果我的同胞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或者如果这些行动从它们的必然性方面说是我的理解力所不及的，那么我唯有指靠美好的神明了：我最明智的计划、我最高尚的愿望在千百万其他人们的完全预料不到的活动上砸得粉碎。那是，按卢克莱修的说法， 从一切中可以产生一切。 [45]
而且有意思的是，唯心主义在 理论 上越是要突出自由方面，它 在实践活动 领域就越是不得不把自由化为乌有，在这个领域里它无法对付 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所武装的偶然性。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在 他们的 实践哲学中， 必然性是自由最忠实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谢林说过，如果我的活动的结果仅仅取决于自由，即使是道德义务也不能使我对这些结果感到安慰。“ 在自由中应当有必然性。” [46]
不过在这种场合实质上究竟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必然性呢？不断重复某些意志活动必然适应大脑物质某种活动这个思想，未必会给我带来许多安慰。在这种抽象的命题上面，是不能寄托任何实际希望的，而往后我从这方面也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我的邻人的头脑不是玻璃制的蜂房，他的大脑纤维也不是蜜蜂，而且我并不可能观察它们的运动，即使我清晰地知道——然而我们毕竟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正是我同胞心灵中的某种意图紧跟在某种神经纤维的某种运动之后。因此应当从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人类活动的必然性。
其所以特别应当，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间才飞出来，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关系 不是他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们自觉地追求自己特殊的、个人的目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觉地力求，比方说，大大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从他们单个人的活动的总和中会产生他们也许根本不曾希望而且大概也没有预见过的某些社会后果。富裕的罗马公民购买了贫苦农民的土地。他们中间每个人自然都知道，由于他的活动，某个张三和李四会变成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但是他们中间谁预见过，大地产会毁灭共和国，而随之还会毁灭意大利？他们中间谁曾经意识到、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发财欲望的历史后果？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意识到。而事实上结果是：由于大地产，共和国和意大利都毁灭了。
从单个的人们自觉的自由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他们意料不到、不曾预见的、涉及整个社会即影响同一些人们相互关系总和的后果。 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自由领域转入必然性领域。
如果人们的个人活动产生的没有被他们认识到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事情始终在发生着，不过远不是同样迅速地），那么人们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个人目的：他们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会获得新的面貌。 从必然性领域我们重又转回到自由领域。
任何必然过程都是规律性过程。不曾为人们预见然而作为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理论哲学 应当发现这些规律。
由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带进生活目的，带进人们自由活动中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 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也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能够而且应当为理论哲学所发现。
理论哲学一旦实现这个任务，它就会给 实践 哲学打下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既然我知道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我就能按照我的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而不会因为乖戾的原子的行径感到惶惑不安，也不会因为我的同胞作为天生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每时每刻要给我制造一大堆最惊人的意外事件的那些意图感到惶惑不安。我自然不能替每一个单个的同胞的言行担保，尤其是如果他属于“知识阶级”，不过就一般特点说我将知道社会力量的走向，而且我只要依靠它们的合力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总之，如果我能够得到比如这样一种愉快的见解，即跟别的国家不同，在俄国，“道德基础”会取得胜利，那只是因为我确实把英勇的“俄罗斯人”的活动理解为合乎规律的活动，从必然的观点而不是从自由的观点考察这些活动。黑格尔说：“ 全世界的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这种进步，我们应当在其必然性中加以理解”。 [47]
接着讲吧。无论我们对“人的本性”研究得怎么好，我们毕竟还远远不会理解从单个的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那些社会结果：比方说，我们同旧派经济学家一起承认追求发财是人性的主要特征。我们是否能够预见这种追求采取的那些形式呢？在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下是能够的；不过这些特定的、一定的、我们已知的社会关系本身在“人性”的压力下，在公民发财致富活动影响下将发生变化。它们会朝哪个方面变化呢？对于这一点，正像对于追求发财致富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所采取的那个新方向，我们所知道的将同样是很少的。如果我们同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一起断言，人的本性不是仅仅只有发财致富的一个追求，人身上同时还有“社会感情”（Gemeinsinn，也译“集体精神”），我们就会完全陷入同样的境地。这将是旧调新弹。为了摆脱由或多或少深奥的术语掩饰的无知状态，我们应该从研究人的本性转过来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当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合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就使我们回到这样的问题： 社会关系的本性依赖于什么，取决于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前一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是否成功地把它解决了呢？
没有，他们也没有成功，而且他们之没有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是 唯心主义者。为了弄清他们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上面提到的关于是宪法依赖风俗还是风俗依赖宪法的那场争论。黑格尔关于这场争论曾经公正地指出，在争论中问题提得完全不正确，因为在现实中，虽然特定民族的风俗无疑影响着它的宪法，而宪法也影响特定民族的风俗，但是不管风俗还是宪法都是某个“ 第三者”的结果，即某种既造成影响宪法的风俗，也造成影响风俗的宪法的特殊力量的结果。然而这个特殊力量、这个无论人们的本性还是社会关系的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在黑格尔看来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就是“ 概念”，或者说“ 观念”也是一样的，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观念的实现。 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观念，而每一个特殊观念、每一单个民族的观念都是 绝对观念 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样一来，历史就似乎是实用逻辑：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这个历史时代对应于绝对观念逻辑发展的哪一个阶段。然而这个“绝对观念”又是什么东西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下面就是一位曾经正儿八经地亲自通过唯心主义学校、本人又狂热地醉心于唯心主义、不过早已看出这个哲学派别的根本缺点何在的人物关于绝对观念所说的话。
“当我根据对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的认识得出‘ 果实’的观念；当我接着进一步 想象 我的……抽象观念‘果实’存在于我之外，甚至成为梨、苹果等等的 真正 本质，那么用思辨哲学的语言说，我就是宣布‘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 实体’。我说：对梨说来，梨以梨的形态出现这个情况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苹果之成为苹果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是……我从它们那里抽象出来的观念：‘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果实’的样态（modi）。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外部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差别是无关重要的、非本质的，它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 果实’。思辨的理性把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只看作虚幻的果实，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实体’是‘果实’。
显然，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是不会获得特别丰富的知识的。一位矿物学家，如果只会重复说一切矿物本质上都是‘ 矿物’，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因此，从各个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统一的抽象的‘果实’的思辨哲学，为了达到任何积极的内容，应当力求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从‘果实’，从‘ 实体’转到各种不同的现实的罪恶的果实上去，即转到苹果、梨、扁桃等等上去。但是要根据对现实的果实的认识得出‘ 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这个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抛弃抽象，是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物的。因此思辨哲学家也就抛弃了它，不过是用特殊的、 思辨的、 神秘的方式 抛弃的……他只是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他是这样议论的：
如果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 实体’、‘ 果实’、那么，试问，究竟为什么‘果实’对我说来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 统一体、关于‘ 实体’、关于‘ 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矛盾的 多种多样 的外观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果实’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行发展的、能动的本质。现实的、罪恶的果实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有限的理智，而且对‘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千差万别的罪恶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在苹果中‘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梨、扁桃；这些果实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而且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果实才是‘ 果实’ 生命过程 的不同环节……” [48]
所有这些话都是很讽刺的，但同时又是绝对公正的。唯心主义把我们自身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观念，并在这一观念中寻找一切现象的谜底，这样它就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只有抛弃“观念”，即 告别唯心主义，才能够从死胡同里脱身出来。请看一个例子，谢林下面的话是否多少给您说明磁性的本性呢：“磁性是灵魂感应的一般动作，是统一性贯彻于多样性、概念贯彻于差别的一般动作。主观的东西之侵入客观的东西在观念中……是自我意识，这种侵入在这里是反映在存在中的东西。” [49] 这些话根本解释不了任何东西，难道不对么？历史领域中的这类解释同样很少令人满意。由于什么原因希腊衰落了呢？原因是曾经构成希腊生命的原则、构成希腊精神的中心的那个观念（ 美的观念）只能是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类的回答不过是用正面的、并且高傲的、矫揉造作的形式把问题重复一遍。黑格尔这个对希腊衰落作过上述解释的人，似乎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急忙援引古代希腊的经济现实来补充自己的唯心主义解释。他说：“ 拉凯达伊蒙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财产的不平等。” [50] 而且不仅在问题涉及希腊时他是这样做的。可以说这是他在历史哲学中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自然是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说实在的，在后面这一类解释中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唯心主义的东西，而且说“ 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的黑格尔采用这种手法时，就恰恰给唯心主义签署了贫困证明，他似乎已经默默地承认，实质上情况完全相反： 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
不过黑格尔这里所接近的 唯物主义 是完全没有得到发展的、萌芽的唯物主义，一旦需要说明这些或那些财产关系从何而来时，便立即重又转回到 唯心主义。的确，就是在这里黑格尔也常有机会说出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一般说来，他是把财产关系看成靠自己本身内在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法的概念的实现。
总之，关于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我们究竟了解了什么呢？
现在再稍稍回到我们家里的、俄罗斯的哲学方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菲利波夫先生那里听说，而菲利波夫先生又从美国人弗列泽尔先生那里听说，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结为“ 流电学” [51] 的神秘主义。从我们关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说过的话中读者会看出，弗列泽尔的意见多么荒谬。菲利波夫先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也觉得他们的美国人“太过分了”：“回忆一下从古代人，从赫拉克利特的以前的形而上学的传承进程就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但是，他立即又补充道：“然而弗列泽尔的说明在很高程度上是有趣的，而且无疑本身包含一定份额的真理。”应当意识到，虽然不能不承认，……谢林早就嘲笑过这个“公式”。可是，请问，您说，他以前的同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位要向“不让知道秘密的人”解释他只是听人家说才知道这个“公式”的哲学家，怎么办？你不由得要装出行家博学的样子重复着什么也不说明的空话……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传承进程”。“流电学的试验对欧洲所有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其中也包括当时年轻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产生着影响，——米海洛夫斯基说，——黑格尔创造出名震全世界的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结果甚至莫斯科的河流两岸都因此让人不得安静”……这里事情被说成这样，似乎黑格尔从物理学家们那里直接传染了“流电学的神秘主义”。然而要知道，黑格尔体系不过是谢林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传染应当首先影响谢林。它也的确影响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或者菲利波夫先生，或者弗列泽尔镇静地回答：“谢林，特别是做过他的学生的一些医生，把关于极性的学说推到了最后的极端”。好。不过大家知道，谢林的先行者是费希特。流电学的传染怎样影响了他呢？对于这个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说：大概他以为，什么影响也没有。而且他完全正确，如果真的这样以为：为了确信这一点，读一读费希特早期哲学著作之一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a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莱比锡，1794年） [52]，就足够了。在这本著作中任何显微镜都发现不了“流电学”的影响。然而在那里出场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构成黑格尔哲学主要特征的同一个臭名昭著的“三段式”，而且这个“三段式”的谱系，弗列泽尔似乎以“相当大的部分真理”上溯到“伽伐尼和伏特的试验”……应当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虽然不能不承认黑格尔毕竟……等等。
读者已经知道谢林怎样看待磁性。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点完全不在于它的基础是多余的、毫无根据的、把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现的迷恋当作神秘的公式，而恰恰相反，乃在于他借助被他人格化的思维过程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
结束时讲一条令人愉快的消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互相之间有最紧密的联系；用经济唯物主义的语言说，形而上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的组成部分，不过同时，资本把敌视形而上学的建立在试验和观察基础上的科学的一切技术应用加以占有，收为己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答应什么时候另一次再来谈谈“这个引人入胜的矛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真的将是“引人入胜”的！你们自己想想吧：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个东西在古代希腊以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都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至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古代希腊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上述时期的德国，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表明，从“ 主观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这根本不对，正是古代希腊和费希特——黑格尔时期的德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您看到，“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让我们的著作家赶快发表自己卓越的发现吧。唱吧，可爱的人，不要羞羞答答！
[1] 中译本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译者注
[2] 《自然体系的真正意义》（Le vrai sens du systeme de la nature），伦敦，1774年版，第15页。——作者原注
[3] 《论人》，载《爱尔维修全集》（Oeuvers completes de Helvetius），第2卷，巴黎，1818年版，第120页。——作者原注
[4] 歌德在《诗与真》（Wahrheit und Dichtung）中曾这样写道：“被判焚烧、当时曾引起许多热烈讨论的禁书，对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影响。我举《自然的体系》为例，由于好奇我们曾读过它。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是危险的；对我们说来它是那样的昏暗、死气沉沉，以致我们难以忍受它的内容，我们在它面前就好像在幽灵面前一样会发抖。”参见《歌德全集》，30卷本，第10卷，1937年俄文版，第48页。【中译本参阅《歌德自传——诗与真（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俄文版编者注
[5] 生潮中，业浪里，
淘上复淘下
浮来又浮去！
生而死，死而葬
一个永恒的大洋
一个连续的波浪
一个有光辉的生长
我架起时辰的机杼，
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
——作者原注【参看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6] 普列汉诺夫这个说法直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在《大逻辑》中写道：“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且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申了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2页）但这个说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现代西方有些研究家指出：运动着的物体，在T时处在M的位置，在T+T△时则处在M+M△这个位置：这里△表示任何小的量。我们不能说该物体在T时既在M，又在M+M△（参看邦格：“对辩证法的批判性考察”，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如果断定“X既是A，又是非A”或者说“在每一个特定时间单位，它是‘它’，同时又不是‘它’”（本书第584页）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推出任何假命题都是真的，就公然认可了逻辑矛盾，违反了形式逻辑常识。——译者注
[7]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夏洛克贷款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条件是如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从债务人靠近心脏的部位割下一磅肉。后来安东尼奥破产，夏洛克坚持要割肉以泄私愤，并诉诸法庭。安东尼奥朋友的情人鲍西娅装扮成律师，在法庭上根据夏洛克起诉状形式上的合法性发言支持夏洛克，但同时她强调，在割肉时必须严格遵守契约上的文字。她说：“契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不准流一滴血，也不准……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轻一点或略重一点”，否则就违反了威尼斯法律，夏洛克的土地、财产就要全部充公。（《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1页）——译者注
[8]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辩证法的这种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统治是不可理解的；一切都在变化，除了辩证运动的规律，他带着挖苦的怀疑神情说。对的，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回答说，而且如果这使您感到奇怪，如果您想反驳这个观点，那就请记住，您不得不去反驳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观点。为了确信这一点．您只要回忆起莱伊尔曾经拿来作为自己名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题词的普莱伊怀尔下面的那几句话就足够了：“在地球的种种变革中，自然界的构造是始终一致的，自然的各种规律是唯一能制约一般运动的东西。河流与岩石，海洋与大陆，它们的一切部分都有变化：然而支配这些变化的规律以及这些变化所遵循的准则却始终不变地是相同的。”【中译本参阅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卷首题词】——作者原注
[9] 《逻辑学》（Wissenscha ft der Logik），第1部，第1篇，第313-314页。【中译本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04-405页。黑格尔实际上把质变跟渐进性的中断即飞跃混为一谈了。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证明质变有多种形式，飞跃是质变的一种形式。参看华国凡等著：《质变方式新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作者原注
[10] 这里没有提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能不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叙述“辩证思维最主要特征”时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但是在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几乎全部哲学著作中，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或详或略分析论述过的成对的辩证范畴就多得不可胜数，如质和量、自由和必然、必然和偶然、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现实性和可能性、个别和一般……等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立面的斗争和互相转化问题是普列汉诺夫全部哲学著作的核心。——译者注
[11]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说：“梦想着律师的前程．我热心地、但毫无秩序地读了各种法律著作：其中有斯巴索维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这本书中有对同犯罪侦查学相关的各种哲学体系的简要述评。我对黑格尔著名的三段式曾感到特别惊讶。由于三段式，惩罚就如此优美地成为法和罪之间矛盾的调和。在黑格尔三项公式各式各样的应用中，对这公式的魅力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足为奇的是我被斯巴索维奇先生教科书中的三段式俘虏了。不足为奇的是后来也就慢慢地倾心于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88页)。可惜，很可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告知，他对自己之倾心于“黑格尔”满意到什么程度。从一切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走得并不远。——作者原注
[12]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坚信，已故的尼·齐别尔在自己同他争论中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时“使用了一切可能的论据，但为了最小的危险便隐藏在确定不移的和无可争议的三段式辩证发展的庇护下”（《俄罗斯思想》，1891年俄文版，第3册，第2部，第196页)。他同样深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全部（如他所说）预言都只是依靠“三段式”。关于马克思，我们下面再说，但对于尼·齐别尔，我们要指出，我们曾经有机会不止一次地同已故者谈过话，我们没有一次听他引用过“辩证发展”。他本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完全不知道黑格尔在最新经济学发展中的意义。当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死者头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记述是驳不倒的。——作者原注
[13] 参见斐·拉萨尔：《既得权力体系》（System der eroworbenen Rechts），载《拉萨尔全集》，第3卷，原型出版社，第231页。——俄文版编者注
[14] 参看拉萨尔：《既得权力体系》，第2版，莱比锡，1880年版，序言，第12-13页。——作者原注
[15]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译本参阅《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3页】在一个特别的注释中，《果戈里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作者出色地阐明对决定特定现象的全部情况进行的这种考察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注释也引下来。“例如：‘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抽象的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有时下雨带来好处，有时即使较少也带来害处；应当明确地问：‘谷物播种完毕后，连续下5小时大雨，这雨对谷物有利吗’——只有在这里回答才是明白的和有意义的：‘这场雨很有益。’——‘然而在同一个夏天，当谷物收割时期来临时，整个星期都下着倾盆大雨，——这对谷物有好处吗？’回答也是明白的和实在的：‘不，这场雨有害。’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有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危害极大的还是起良好作用的？’一般说来不能对此作出断然的回答：需要知道指的是怎样的战争；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对于野蛮民族说来，战争的危害不那么明显，益处则更显著些；对于文明民族，战争通常带来较少的利益和较多的危害。可是，例如，1812年的战争对俄国人民是救命的；马拉松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益的事件。——这就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公理的意义；如果对象带来全部的质和全部特点并在它所存在的那个环境中加以思考，而不是脱离这个环境和自己种种生动的特点加以思考（如抽象思维所作的那样，因此抽象思维的判断对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关于对象的观念是具体的。”——作者原注【马拉松之战：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间的马拉松之战（公元前490年）以雅典人的胜利告终。这次会战预先决定了第二次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有利的结局，并且，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繁荣。——俄文版编者注】
[16] 中译本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7页。——译者注
[17] 《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0页。——作者原注
[18] 别林斯基1841年3月1日关于黑格尔哲学给鲍特金写道：“我十分感谢，伊戈尔·费多洛维奇，向您的哲学上头謫简单的人致敬；不过我有幸以适合于您的哲学庸俗作风的全部尊敬告诉您，如果我能够爬上发展阶梯的最高层，——在那里我就会请您向我说明生活和历史的条件的全部牺牲物，说明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所、腓力二世等等全部牺牲物；否则我就要从最高层头朝下地跳下来。”（《别林斯基通信选集》，第2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第141页）——俄文版编者注
[19] 《俄国财富》1894年俄文版，第2册，第2部，第154-157页。——作者原注
[20] 此处和下面的引文都出自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文《论辩证的发展和三段的进步公式》，载《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俄文版，第758-780页。——俄文版编者注
[21] 其实恩格斯说的是大麦麦粒，而不是燕麦麦粒；不过这自然是不重要的。——作者原注
[22]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第1篇，第1版，第111-11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48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作者原注
[23] 阿芬巴赫小歌剧《美丽的叶莲娜》中的一节（歌词作者为梅里雅克和加列维）。——俄文版编者注
[24] 菲·旺-蒂耶盖姆（Ph. Van-Tieghem）：《植物论》（Traité de Botanique），第1卷，巴黎，1891年第2版，第24页。——作者原注
[25] 《哲学全书》，第一卷，第230节，附录。——作者原注
[25a] 指《哲学全书》的简要本。——作者原注
[26] 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中关于卢梭所说的话。【中译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2-153页。】——俄文版编者注
[27] 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28] 汗（可汗），古代突厥和蒙古等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29] 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30] 沙赫，波斯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31]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5-146页。——译者注
[32] 所有这些引文均摘自上面引用过的《俄国财富》月刊。——作者原注
[33] 参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译者注
[34] 对于怀疑的人还有一段引文：“我把风俗败坏的这个最初阶段归于世上一切国家科学发展的最初时刻。”参看“致修道院长莱纳尔先生的信”，载《卢梭全集》，第4卷，巴黎，1820年版，第43页。——作者原注
[35] 参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篇开头。【中译本参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作者原注
[36]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5页。——译者注
[37]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23页。为什么恩格斯说卢梭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杰出典范”，普列汉诺夫在本书附录二中有补充的说明。在那里作者还论述了卢梭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译者注
[38] 《反杜林论》第一个俄文全译本出版于1904年。——俄文版编者注
[39] 请我们的读者不要因为引证《美丽的叶莲娜》而责怪。我们不久前重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达尔文主义和阿芬巴赫的小歌剧》一文，现在仍留着它的强烈的印象！——作者原注
[40] 密涅瓦（Minerva，一译密纳发），古罗马女神，司掌技艺和战争，常被人们认为与希腊女神雅典娜为一体。她的足旁总是站着她的圣鸟——猫头鹰。“密涅瓦的猫头鹰到夜里才飞出来”这句话通常表示好主意夜里才想出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意思是．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俄文版编者注
[41] 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一文中批评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他写道：“我们在《法哲学》序言中读到：‘至于世界应当怎样的教导，那么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世界的思想，只是在现实结束了其形成过程并且取得了已经完成的形态以后才出现的……当哲学在灰色的现实背景上用灰色涂料开始描绘的时候，青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只能去认识这个时代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黄昏时才飞出来’。在这里，黑格尔无疑是走得太远了。完全同意，‘哲学’不能使衰老过时的社会制度复活，可以问问黑格尔，然而究竟什么东西妨碍他向我们指出——当然只是在一般特点上——行将代替旧社会制度的新制度的性质？‘哲学’是在现象的生成过程中考察现象的。而生成过程有两方面：产生和消灭。这两方面可以作为时间上分开的东西来考察。然而无论在自然中，而且特别是在历史中，生成过程在每一特定时间都是双重的过程：旧东西在消灭，而同时新东西从旧东西的废墟上产生。难道新东西的这一产生过程对‘哲学’始终必定是禁止接触的么？哲学认识的是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按照这个或那个人的意见本来应该存在的东西．然而每一特定时间究竟存在什么呢？存在的正是旧东西的衰亡和新东西的产生。如果哲学所认识的只是衰亡的旧东西，那么认识就是片面的，哲学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认识存在物的任务。可这是同黑格尔深信进行认识的理性万能的信念相矛盾的。最新的唯物主义跟类似的极端性是格格不入的。它善于根据什么东西现在存在着以及什么东西已经过时来判断什么东西在生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关于什么东西在生成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关于是应当的东西（sein sollenden）的概念的，引述过的黑格尔关于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那句话就是反对后一概念的。对我们说来，在生成的东西乃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知道在生成的正是这个而非别的，那么我们为此应当归功于帮助我们认识正在生成的东西的社会发展客观过程。我们不把自己的思维同我们周围的存在对立起来。”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91-492页。——译者注
[42]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据说，它用女神缪斯传授的谜语作弄人，谁猜不着就把他吃掉。这个谜语是：今有一物，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什么？谜语終于被奥狄浦斯猜中。他说，是人。人在婴儿时期是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迈时拄杖而行。结果斯芬克斯跳崖而自杀。——俄文版编者注
[43] 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1-234页。——译者注
[44] 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45] 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译者注
[46] 参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47]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7页。——译者注
[4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73页。——译者注
[49] 参见谢林：《来自自然哲学领域中的观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兰茨胡特，1803年版，第233页。——俄文版编者注
[50]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8页。——译者注
[51] 流电学，研究由化学变化产生的电流的学问。——译者注
[52] 中译本参见《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