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观点在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无能本应促使而且确实曾经促使 善于独立思考 的人们（即 不是 折衷主义者， 不是 二元论者）回到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过新的唯物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简单重复了。唯物主义再生了，为唯心主义的全部成就所充实。这些成就中间最重要的就是 辩证方法，即从现象的发展中，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中来考察现象。这个新的方向的天才代表是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不是头一个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人。义旗是由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举起来的。随后，比费尔巴哈稍晚一些出现于文坛的是 鲍威尔兄弟 【即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他们的观点值得现代俄国读者特别注意。
鲍威尔兄弟的观点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回应。不过他们自己也仍然是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们并没有能够理解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和找到这些关系的现实的基础。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必然的、合规律的过程，而且在这种场合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谈到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他们就乞援于绝对观念，说绝对观念的属性一定会给这一过程提供最后的、最深刻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弱点就在这里，哲学革命的矛头首先也就针对这个弱点：黑格尔学派的极左翼断然抨击了“绝对观念”。
绝对观念存在于（自然，如果存在的话）时间和空间之外，而且在任何场合都存在于每一个单个人的头脑之外。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再现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的进程，他们服从跟自己的历史发展格格不入的、站在这一发展之外的力量。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们之抨击绝对观念，首先是为了人们的主动性，为了有限的人类理性。
埃德加尔·鲍威尔写道：“思辨哲学在谈到理性时把它说成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力量，这是大错特错的……．理性不是客观的、抽象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说来人似乎只是某种主观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不，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正是人自身、他的自我意识，而理性只是这一自我意识的力量。所以，没有任何绝对的理性，而只有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永远变化着形态的理性；它绝不存在于终极形态中，它永恒地变化着形态”。 [1]
[1] 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 Bav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4页。——作者原注
总之，没有绝对的观念，没有抽象的理性，而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甚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曾进行争论，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对一切都“可以争论”……成功与否，多少令人怀疑。然而怪事！我们越是突出这个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处境就越是变得困难。在老一辈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自然中和历史中任何过程的规律性都被归属于绝对观念。试问：在摧毁这一规律性的载体即绝对观念以后，我们将把这一规律性归属于什么呢？假定说，对于自然界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把它归属于物质的属性。可是对于历史，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原来是人的自我意识、是永远变化着的、有限的人类理性。在这一理性的发展中有没有任何规律性呢？自然，埃德加尔．鲍威尔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说来，人，从而还有人的理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不是某种偶然的东西：然而如果您请同一位鲍威尔向您解释他对人类理性发展中的规律性的理解，如果您问他，比方说，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代理性是这样发展，而在另一个时代则另一样发展，那么老实说，您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回答。他会对您说，“永恒发展着的人类理性创造着社会的形式”，“历史的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只要理性在其发展中迈出新的一步，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都会成为自己时代的过时者 [1]。然而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都不会是对下述问题的回答，而是在问题周围彷徨徘徊：为什么人类理性在自己的发展中会迈出新的步伐，以及为什么这个理性会朝这方面而不是另一方面迈出步伐呢？您使埃德加尔．鲍威尔不得不考虑的正是这个问题，于是他急忙空空洞洞地援引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的属性敷衍一番，就像老唯心主义者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敷衍应付那样。
[1] 埃德加尔·鲍威尔（Edger Baver）：《批判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伯尔尼，1844年版，第185页。——作者原注
认为理性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并且用某种特殊的、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理性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意味着在新的形态下复活刚才已经宣布被永远埋葬的那个绝对观念。这个复活过来的绝对观念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绝对观念同最绝对的二元论和平共处，确切些说，它甚至必定以最绝对的二元论为前提。既然自然过程不为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所制约，那么我们这里就存在着两种力量：自然界中是物质，历史中是人类理性，然而没有把物质运动同理性发展联结起来，把必然性王国同自由王国联结起来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鲍威尔的观点完全浸透着非常肤浅的、片面的、折衷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道理。
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启蒙派如是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抨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鲍威尔兄弟也如是说。然而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其思想批判旧意见并创立新意见的那些人便是历史的主要动力。鲍威尔兄弟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对他们说来，历史过程的本质被归结为用“批判的精神”改造现存的全部意见和由这些意见所制约的社会生活形式。鲍威尔兄弟的这些观点被《历史书翰》的作者 [1] 移载入俄文文献，不过他已经不说批判的“精神”，而是说批判的“思想”，因为《现代人》禁止说精神。
[1] 《历史书翰》的作者是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书翰》以彼·拉·米尔托夫的笔名于1870年出版于彼得堡。——俄文版编者注
“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既然自以为是历史的主要建筑师、缔造者，从而也就把自己和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划分出来，成为特殊的、高级类型的人种。这个高级人种同没有批判思想、只能在“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具有创造性的双手中起黏土作用的 群众 对立着，——“ 英雄”同“ 群氓”对立着。无论英雄多么热爱群氓，无论英雄对群氓的世代贫穷，对他们无休止的苦难怎样满怀同情，他都不能不用高高在上的目光俯看群氓，不能不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英雄，而群氓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的群众，好像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的头里宽容地摆放着慈祥的、“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单位那种场合下才会获得积极的意义。鲍威尔兄弟的折衷论的唯心主义乃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可以说非常丑恶的自命不凡之基础。而现在，这种唯心主义通过自己俄国信徒们的中介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同样的缺点。这种自命不凡之无情的敌人和揭露者是马克思，我们现在就转过来讲马克思。
马克思说过，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同“群众”对立起来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化，而黑格尔历史观本身又只是关于精神和物质对立的古老学说的思辨的结果。“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 [1] 就把群众当作材料对待，只有在 哲学 中才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表现。但是在他那里，哲学家不过是历史创造者、绝对精神 到运动完结时为止 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哲学家之参与历史也就限于到运动完结时出现的这种意识，因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 [2] 所以哲学家是事后（post festum）才上场的。——黑格尔有双重的不彻底：第一按照他的学说，绝对精神只有在哲学中才达到自我意识，从而只有在哲学中它才存在，他却拒绝承认现实的哲学家、个人是绝对精神；第二，在他那里绝对精神只是 表面上 创造历史。实际上，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作为哲学家，而且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创造性的精神，那么它之制造历史就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意识中、意见和观念中，即只存在于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不彻底性。 [3]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 群众 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 一小撮 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接着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精神只在幻想领域和事后才创造历史的角色：他，跟大批其余的人类相反， 自觉地 扮演 世界精神 的角色；他现在已经 戏剧性地 对待这批人；他预先经过周密思考，按照成熟的方案发明历史和创造历史。一方面是群众这个 物质 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和非历史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因素，一切 历史 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 大脑活动。” [4]
[1] 就是绝对观念。——作者原注
[2] 读者没有忘记上面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夜间才飞翔。——作者原注
[3] 布鲁诺·鮑威尔是上面提到的埃德加尔·鮑威尔的哥哥，是当时名《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ihichte der Synoptiker）的作者。【在宗教史著述中，通常把《圣经》“新约”前三篇福音（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统称为复类福音，因其内容类似。】——作者原注
[4]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s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845年版，第125-128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该书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反对“批判的批判”所写文章的论文集。所引文字出自马克思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上一章所引的一段话也出自马克思。——作者原注
这段话产生奇怪的错觉：似乎它们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写的，而是不过一个月以前写的，并且不是反对德国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而是反对俄国“主观”社会学家。读了恩格斯文章中下面引用的一段话以后，错觉就更加增强了：
“自满自足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发展，因为这正是意味着承认卑贱的群众具有全部巨大显要性，然而事情恰恰在于抵消群众的巨大显要性。因此历史将从群众的巨大显要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对待自己对象的批判就向历史喝道：你应当如此这般行事！批判的法律具有回溯的作用；在批判的法律以前，历史完全不是像这些法令以后历史进行的那样行事的。因此，所谓现实的、巨大显要性的历史跟批判的历史是大有区别的。” [1]
[1] 同上书，第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3页。】——作者原注
这段话说的谁呢？是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著作家呢还是以自负的态度议论这个题目即据说天主教徒把历史事变的进程想象成一种样子，清教徒想象成另一种样子，君主主义者想象成第三种样子，共和党人想象成第四种样子，因此好的主观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为自己心灵的日常生活设想出那完全适应于最好理想的那种历史的我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家”呢？难道恩格斯预见了我们俄国人郑重说出来的蠢话？一点也没有！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些蠢话，而如果他的讽刺隔了半个世纪之后击中了我国主观思想家们的要害，那么事情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情况来解释，即我国主观主义者的胡说中根本没有任何独创的东西：这种胡说不过是从它如此不成功地与之战斗的同一个“黑格尔主义”的讽刺画那里描摹下来的浅陋的“苏兹达尔式的” [1] 拓本。
从“批判对批判”的观点看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 观念 的冲突：马克思指出，每当 观念 同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进步的载体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现实的经济利益不相符合时，这些观念都“出了丑”。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会提供理解历史发展现实进程的钥匙。
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法国启蒙派也没有对利益置之不顾，就是他们也愿意求助于利益来说明特定社会的特定状况。不过在他们那里，这种对 利益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只是意见支配世界那个“公式”的变形：他们认为，人们的利益本身也依赖于他们的意见，并且随着这些意见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 解释利益的意义，乃是唯心主义运用于历史时所取得的胜利。这种解释甚至远远超过德国的辩证唯心主义，在这种唯心主义看来，每当绝对观念在其逻辑发展中需要迈出新的一步时，人们那里都会出现新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意义的理解则完全不同。
对于普通的俄国读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好像是对人类某种卑鄙的诽谤。在格·伊·乌斯宾斯基那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破产》中——有一位官吏夫人老太太，她甚至在临终前的谵妄中都固执地重申自己毕生卑污的规则：“很想放进荷包，放进荷包！”俄国的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似乎马克思把这个卑污的规则加在整个人类的头上；似乎他断言，人类的子孙们不管干的是什么事，他们永远地、唯一地和自觉地“ 很想放进荷包去”。不自私的俄国“知识分子”自然是像某位九级文官太太之“不同情”达尔文理论，同样“不同情”这类观点的，这位太太以为，这个理论的全部意义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令人愤慨的论点，即据说，她，这位尊敬的官太太不过是戴着小包头帽的猴子。实际上正如达尔文没有诽谤九级文官太太一样，马克思也没有诽谤“知识分子”。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公民日常生活”——“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我们又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它这样做是违背意愿，违反自己的精神的，实在是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能令人满意和经不起推敲：马克思吸收了自己时代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关于上述结论，他完全同意法国历史学家们和黑格尔的看法。他说，我确信，“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自己固有的本性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而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对公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中去寻求。” [1]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译者注
然而特定社会的 经济 又依赖于什么呢？无论法国历史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黑格尔，都未能对此作出任何满意的答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全都援引人的本性。马克思的伟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从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观察问题，他把人性本身看成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变化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则 在 人 之外。为了生存，人必须维持他的身体，从 他周围的外部自然界 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活动的前提是人对这个外部自然的一定作用。然而“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 [1] 在字数不多的这句话中包含着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的本质，虽然不言而喻，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能适当地说明这个理论，而是需要加以解释。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译者注
富兰克林曾称呼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使用和生产确实是人的特点。达尔文反驳那种认为只有人才能使用工具的意见他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在萌芽形态上使用工具是许多哺乳动物都固有的。而且不用说，达尔文就自己的观点而言，即在下述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声名狼藉的“人的本性”中没有任何一个特点不会在这种或另一种动物那里遇到，因此绝对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人是某种特殊的生物，可以把他划入特殊的“王国”。但是不应忘记， 量的区别会转化为质的区别。在一种动物身上作为 萌芽 存在着的东西，可能成为另一种动物的 特有的标志。关于工具的使用特别有必要这样说。大象折断树枝，并且挥动树枝来驱赶苍蝇。这是很有意思的和大有教益的。然而在“ 象”种发展的历史上，使用树枝同苍蝇作斗争大概没有起过任何重大的作用：大象没有因为它们那些或多或少类似象的祖先曾经挥动树枝成为大象。人则不然。 [1]
[1] “工具的使用到处都是人的仅有的特点，因此在冲积层，或者在角砾岩洞穴中发现哪怕是一块人工磨制的石头就被认为这里有人生活过的充分证明。”参见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an），第1卷，伦敦，1876年版，第151-152页。——作者原注
澳大利亚的野蛮人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他的飞旋镖 [1]，如同现代英国人的全部生活依赖于他的机器一样。从澳洲人手中夺去他的飞旋镖，使他变成庄稼人，他就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自己的全部习惯、自己的全部思想方式、自己的全部“本性”。我们说：变成 庄稼人。以农作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对自然界的生产性作用的过程不是仅仅以劳动工具为前提。劳动工具只是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资料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说 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 生产资料 的发展、 生产力 的发展，将更准确些，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发展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正是、或者至少迄今为止（在重要的 化学 生产出现以前）曾经是 劳动工具。
[1] 飞旋镖，也译飞去来器。澳洲土人打猎时用的一种镰刀形木制器具，指出后飞绕一圈，仍回到投掷者手中。后传播到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译者注
人在劳动工具上所获得的是会改变他的解剖学结构的似乎新的器官。从人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就使自己的发展史面貌焕然一新：以前这种历史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那里一样，归结为他的自然器官的形态变化；现在它首先成了 他的人为器官的改进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
人是 制造工具的动物，同时也是 社会的动物，他们的远祖许多世代都生活在或多或少规模巨大的群集中。为什么我们祖先开始过群集的生活，在这里对我们说来并不重要，—— 动物学家 应当说明这一点，而且正在作出说明，——不过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非常重要的是指出，从人的人为器官开始在他的生存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开始随着他的生产力的发展进程而发生变化。
“人们在产品生产中发生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并不限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只有在生产者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协调活动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相互的联系和关系，而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内部并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对自然界的进行生产所必需的那些作用。” [1]
[1]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作者原注
因此，人为器官、劳动工具与其说是单个人的器官，不如说是 社会人 的器官。这就是人为器官的任何重大变化会引起社会制度更替的原因。
“由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不同，生产者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的共同活动以及他们之参与整个生产进程都会变化。随着新的作战工具的发明，随着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以及作为成员参加军队的诸个人之间发生的并因之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所有那些相互关系，都必然会发生变化；最后，各个军队整体间的相互关系也会变化。因此，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变化和发展即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改变的。生产关系就其总和便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构成具有特定性质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便是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些独特的总和，而这些种类社会组织中间每一个反过来又与人类历史中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1]
[1]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487页。】——作者原注
没有必要补充说，人类发展的更早阶段也是生产关系的同样独特的总和。也没有必要重复说，在这些更早的阶段上，生产力的状况对人们的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某些乍看起来足以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这样的。
人们常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否认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是劳动工具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您自己也承认，工具的利用以相对很高的智慧发展水平为前提。在劳动工具改进过程中每迈开新的一步，都需要人类智慧作出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是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结果。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就是说，断言世界由意见支配，即由人类理性支配的那些人是对的。
再没有比这种批评更合乎情理的了，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毫无疑义，劳动工具的使用以智慧在作为动物的人身上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不过请看一看现代自然科学用什么原因来说明这一发展。
达尔文说：“如果不使用双手这个如此令人惊讶地服从人的意志的工具，人绝不会在世界上取得支配地位”。 [1] 这不是新的思想，爱尔维修早就说出过这个思想。不过爱尔维修不善于坚持地站在发展的观点上，未能使自己的思想具有多少概然的形态。达尔文提出了大量论据来捍卫这一思想，虽然所有这些论据不用说只具有假定的性质，但它们总合起来却足以令人信服。达尔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类似人的人那里，对人的“理性”的成就具如此卓绝影响的、人现有的、完全人化的双手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的形成大概是由于 地理环境 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前后肢之间的生理分工变成有益的。“理性”的成就便是这种分工的 遥远的后果，而且也是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下，这些成就反过来又成了人类出现人为器官、使用工具的 最近的原因。这些新的人为器官再次促进了人的智慧发展，而“理性”的成就重又影响了这些器官。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不断地变换位置。然而如果从 单纯的相互作用 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是错误的。要使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性”已经取得的成就来改进自己的人为工具，就是说， 来增加自己对自然界的控制，他本应处于 一定的 地理环境中，这种环境能够给他提供：（1）为这种改进所必需的材料；（2）以经过改进的工具为前提而对之进行加工的对象。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社会人的自身的理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人带出“磨石时期”；同样，为了过渡到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没有这些动植物的存在，“理性”始终是停滞不动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各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越多，这些社会的智慧发展一定更加迅速，而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地理条件越是多种多样，即因此，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跟另一个地方生产的物品越是不相似，这些交往自然就越频繁。 [2] 最后，大家知道，自然的交通道路在这方面是多么重要；黑格尔早就说过，山岳使人们隔离，河海使他们接近。 [3]
[1] 达尔文：《人的由来等等》（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etc），巴黎，1881年版，第51页。【中译本参阅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作者原注
[2] 在冯·马尔齐乌斯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名著中，可以找到若干有趣的例子说明各地区表面上最无足轻重的特点对于地区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发展是何等重要。——作者原注普列汉诺夫指马尔齐乌斯的《关于巴西原始居民的法律状况》（Von dem Rechtsx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慕尼黑，1832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3] 不过关于海应当指出，它并不总是使人们接近。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Antropo-Geographie，斯图加特，1882年版，第92页）正确地指出，在发展的某种低级阶段，海是绝对的界限，就是说，海使得它所隔离的诸民族之间的任何交往都是不可能的。交往的可能性最初虽然完全受到地理环境种种属性的制约，但反过来，交往也给原始部落的面貌打上自己的烙印。岛上居民大不同于大陆居民。“栖息在岛上的民族在诸个别场合下完全不同于邻近大陆的民族或最接近的大岛的民族；即使在这些民族原本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集团的地方，这些民族仍然始终明显地不同于这一种族；我们要补充说，这些民族相互之间的差别，通常都要大于它们同这个种族或集团的那些生活在大陆上的相应支脉的差别。”（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96页）这里重复着动物物种和变种形成过程中的同一规律。——作者原注
地理环境对规模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在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上产生的国家的命运，有同样决定性的影响。“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周围的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对某种自然力建立社会控制，以便通过有组织的人类努力而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使它服从于人，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埃及，在伦巴第、在荷兰或者在波斯和在印度的治水的意义就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生繁荣的秘密。” [1]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版第524-526页【中译本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562页】。在注释中马克思补充说；“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自然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让我们拿下述最新研究的意见同正文中引述的马克思的意见比较一下：“在生物界给人的全部赠品中间，最有价值的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在于力量中的财富，或者说得更好些，在于激励力量的发挥。”（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343页）——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 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我们的类人的祖先才能提升到使他们变成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需的智慧发展的高度。 完全同样的，也只有同一环境的某些特点，才会使实际运用和不断改善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1]。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必须看作 常量，而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 [2]
[1] 解放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本书中译本都在这里加了个注，根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地理环境的错误论述，不顾普列汉诺夫的整个思想，断章取义地指责他有地理决定论倾向。其实，普列汉诺夫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说，还明确提出了这一学说的新的基本原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生产力的“函数”，或者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0页）参看拙文：“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等。——译者注
[2] 路·盖格尔说：“我们应当小心，不要 过多地估计思考在工具起源中的作用，第一批极端重要的工具的发现，正如现代的许多伟大发现一样，自然是 偶然地发生的。无疑，它们与其说是发明的，不如说是碰到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后来补充引证说：“普遍的比较表明．在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只有极少数的发明是按照预先设想的计划作出的，只有极少的发明追求着自觉的有益的目的。”参见格·潘可夫《论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载《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11页】“我得出这个观点，特别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的名称任何时候都不是从工具的制作中发生的，它们（即名称）任何时候都没有原生的性质，而是从掌握工具的那个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德语中的剪刀(Scheere)锯子(Sage)、锄头（Hacke），都是剪(scheeren)、锯（sagen）、锄(hacken)的对象。语言的这个规律之所以尤其要加以注意，因为不是工其的日常应用品的名称是原生地、被动地通过它们所由以或所因以产生的那种材料或那种工作而形成的．例如作为酒具的皮囊在许多语言中最初都是指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英语slough（蛇皮）相当于德语的Schlauch；希腊语的ascos，同时是作为盛具的皮和兽皮。因此在这里，语言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称为皮囊的应用品是怎样制成的和由什么东西制造的。工具就不是这样；如果以语言为根据， 工具最初完全不是制造好了的；比方偶然碰到的、而且我要说是毫不费力地加以利用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先出现的刀子。”参见盖格尔：“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人类原始史，在语言中特别注意劳动工具的起源”（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m Licht der Sprache.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Entstehung des Werkzeugs），载论文集《论人类发展史》（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斯图加特，1878年版,第36-37页。【这里，正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指人类刚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曙光期。说这个时期“人制造工具的能力必须看作常量”的道理，作者已在本注释中通过引文作了说明，见本注释中译者加了着重点的那些话。至于把“实际运用这一能力的周围的外部条件看作不断变化的量”，因为这时期的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迁徙，因而必须不断地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地理条件。】——作者原注
不同人类社会所达到的结果（ 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正是由周围的条件不允许不同的人类部落同样地运用自己的“发明”能力这样一种情况来说明的。有一派人类学者把上述结果的不同归之于 人类种族 的不同属性。不过这一派的观点经不住批判：它不过是用引证“人的本性”（在这里就是用引证 种族的本性）来解释历史现象的旧手法的新变体，而且按其科学的深刻性离莫里哀那位医生的观点不远，这位医生严肃地说，鸦片催眠，因为它具有催眠的属性（种族落后了，因为它具有落后的属性）。
人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时也改变自己固有的本性。他发展自己的全部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 然而在每一个特定时期，这种能力的水平取决于生产力业已达到的发展水平。
既然劳动工具成了生产的对象，制造工具的可能性本身以及改进制造过程的或高或低的水平，就完全依赖于借以造出工具的那些劳动工具了。这对任何人都是容易明白的，也是无须任何解释的。然而例如下面的情况可能初看起来完全不可理解：普鲁塔克谈到阿基米德在罗马人围困叙拉古时所作的发明时认为需要 原谅 这位发明者。哲学家干这号事自然有失体面，他评论说，不过阿基米德的祖国极端危急的处境说明他是正当的。试问：现在谁会想到要找理由来减轻爱迪生的罪过呢？我们现在都不认为一个人用他的才能去发明机械是可耻的，完全相反！而希腊人（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罗马人），正如您现在看到的那样，对这件事的看法则根本不同。因此机械的发现和发明在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必定进行得——而且确实曾经进行得——慢得多。这里似乎又可以得出结论说， 意见支配世界。不过希腊人那里这种奇怪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起源不能用人的“理性”的属性来解释。只有记住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社会和罗马社会曾是 奴隶占有者 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全部体力劳动、全部生产事务都落在奴隶身上。自由人以这种劳动为 耻辱，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甚至对涉及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发明，包括对机械的发明的鄙视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普鲁塔克当时看待阿基米德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待爱迪生的缘故。 [1] 然而究竟为什么希腊建立了奴隶制度？是不是因为希腊人由于其“理性”的某些失误而认为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呢？不，非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希腊人并没有奴隶制，那时他们根本不认为占有奴隶的社会制度是天然的和必然的。后来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并且逐渐开始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时希腊公民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就改变了：他们开始把它作为完全自然的和绝对必要的设施而坚持着。然而究竟为什么奴隶制度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和发展了呢？大概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这些国家之所以产生了和发展了奴隶制度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而这个原因是已知的：它就在于生产力的状况。事实上，为了当时把被征服的敌人变成奴隶比吃掉他对我更有利，必须使奴隶的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仅能够维持奴隶本人的生存，而是至少部分地也能够维持我的生存，换句话说，需要由我控制的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制度正是通过这扇门进入历史的。奴隶劳动很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前进得极其缓慢，不过它还是在前进，而且最后前进到这样的时刻，这时剥削奴隶劳动就没有剥削自由人的劳动那么有利。于是奴隶制度就被 废除 或者逐渐地 衰亡。曾经把奴隶制引进历史之门的同一个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对它下达逐客令。 [2] 这样，当我们回到普鲁塔克时就可以看出，他对阿基米德的发明的观点是为当时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既然这种观点对发现和发明往后的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更可以说， 在每一个特定民族那里，在它的历史的每一个特定时期，它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都取决于所考察的时期内生产力的状况。 [3]
[1] “（这个力学的）创立者是爱夫多克斯和阿尔希塔斯，他们给予几何学更加多种多样的和有趣的内容，为了这门科学直接可触摸到的和技术上重要的应用，忽略了它的抽象的和不能绘图的问题……而当柏拉图愤然地向他们指出，他们毁灭了几何学的伟大，几何学在他们手上离开了无形体的和抽象的对象而转到可感知的、需要粗糙的工匠制作的对象，于是力学从数学中被赶了出来，离开了数学，并且长时期没有受到哲学方面的任何注意，成了军事艺术的辅助科学之一（普鲁塔克：《马赛鲁斯传》，泰布涅尔版，莱比锡，1883年，第14章，第135-136页）像读者看到的，普鲁塔克的观点当时远不是新的。——作者原注
[2] 大家知道，长时期以来俄国农民自己就能够拥有、而且常常拥有农奴。农奴的状况不可能使农民感到愉快。然而在俄国当时生产力状况下，任何一个农民都不会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积了几个臭钱的“庄稼人”同样自然而然地想起买农奴，就像罗马当年获释而自由的奴隶力求买到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起义的奴隶们同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但是没有同奴隶制进行战争；如果他们成功地夺得了自由，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心安理得地成为奴隶占有者。这里不禁想起谢林的一句有新意的话：自由应该是必然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自由只有在它成为经济的必然性时才会出现。——作者原注
[3] 在没有收进第2版的增补里，普列汉诺夫充分得多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1937年版，第209页)。——俄文版编者注
不言而喻，凡是我们遇到发现和发明的地方，我们也就会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和发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地上出现人以前发现和发明之为不可能一样。我们叙述的这个学说一点也不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是力求说明为什么在每一个特定时期理性 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它并不藐视理性的成就，而只是力求为这些成就找出充分的原因。
最近有人喜欢拿另一种理由来反对同一学说，我们且让卡列也夫先生来叙述这个理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作者一知半解地叙述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时说道，——恩格斯用新的看法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看法使得他的观点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以前他认为只有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才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研究家庭制度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这种变化是在婚姻家庭关系原始形式在新观念影响下发生的，这种新观念迫使他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人类世代的再生产过程。在这方面，影响正是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1]，以及诸如此类。
[1] 参看《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载《欧洲通报》，1894年8月，第601页。——作者原注
总之，如果以前恩格斯“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也有势均力敌的意义”，实在说来，他已经不再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了。卡列也夫先生以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的口吻叙述这一事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拿它作理由“跳着和玩着”，不过他们两人实质上说的是同样的内容，而且两人都重复着极其肤浅的德国著作家魏逊格伦在其《人类发展的规律》（Entwickelungsgesetza der Menschheit）一书中早就说过的话。
像恩格斯这样卓越的人物几十年来仔细地注视着当时科学的进展，因而给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补充”，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补充跟补充不同，就像“柴把儿跟柴把儿不同” [1] 一样。在这个场合，全部问题在于恩格斯的 观点是否 由于加进来的“补充”而 变化 了；他是否真的被迫承认与生产的发展同时还有似乎同它“势均力敌”的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任何一个稍微愿意仔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容易作出回答。
[1] 语出莫里哀，参见《莫里哀喜剧选》（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大象有时挥动树枝驱赶苍蝇，达尔文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这些树枝在大象生活中并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大象并不因为使用了树枝才成为大象。然而大象繁殖着。在雄象那里存在着同雌象的某种关系。在雌雄象那里存在着同子象的某种关系。显然，这些关系不是“树枝”造成的：它们是这一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造成的，在这些条件下，“树枝”的作用是如此的无限微小，以致可以毫无错误地认为它等于 零。不过请设想一下，在大象的生活中，树枝开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开始越来越影响到决定大象全部习惯的那些一般条件的结构，最后还影响到大象的生存本身。请设想一下，树枝终于获得了在创造这些条件的运作上的 决定性 影响，——那时不得不承认，它归根到底也就决定着大象同雌象和同子象的关系。那时不得不承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象的“家庭”关系是独立（在这些关系同树枝的关系的意义上）发展的，不过后来到了这样的时候，它们开始由“树枝”决定了。在这种承认中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呢？根本没有，除了树枝意外地获得在大象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假设令人奇怪之外。我们自己也知道，对大象而言，这个假设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可是应用到 人的 历史上，事情就不同了。
人只是逐步地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类人的祖先的生活中工具起着同样微不足道的作用，就像树枝在大象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过程中，类人的雄性同类人的雌性的关系，以及他们同他们类人的子女的关系曾经取决于跟 劳动工具 没有任何关系的该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那时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依赖于什么呢？这应当由自然科学家来解释。历史学家在这里暂时还无事可做。可是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生产力获得对社会关系（就是说也包括家庭关系）的全部结构的决定性影响：这里就开始了 历史学家的事业：他应当讲明，我们祖先的家庭关系随着他们的生产力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为什么变化，家庭是怎样依赖于经济关系而发展的。然而明显的是，一旦他着手从事这种解释，他在研究原始家庭时不得不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要知道早在劳动工具在人类生活中获得决定性意义以前人们就繁殖了；要知道早在这个时期以前由有智能的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生存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某种家庭关系就存在了。在这里历史学家究竟必须做什么事呢？第一，他必须问自然科学家要一张这个物种的履历表，把进一步研究人的发展亲手移交给他；第二，他必须“用自己的资料”来充实这张表。换句话说，他必须研究“家庭”，比如说，在人类发展的动物时期家庭是怎样造成的，然后再讲明，在 历史时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经济关系的改变，家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恩格斯所说的也不过如此我们要问：当他这样说时，他“最初”对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观点是否有哪怕些微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个因素的作用之外还认可了同它“势均力敌的”某个其他因素的作用呢？看来什么也没有改变，看来什么这样的东西也没有认可。不过如果没有，那么究竟为什么魏逊格伦先生和卡列也夫先生谈到他的观点改变了，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跳着和玩着呢？最可靠的原因是自己的轻浮。
我们的论敌们齐声喊道：“然而要知道哪怕在您所谓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把家庭的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史也是奇怪的。”也许是奇怪的，也许是不奇怪的：对此可以争论，我们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而且我们不反对同你们争论，先生们，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争论中要举止严肃庄重，认真地仔细思考我们的话的意思，不要把你们自己的虚构硬加在我们头上，也不要忙着在我们这里发现无论我们这里还是我们的导师们那里都没有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那些矛盾。同意吗？很好，请争论吧。
不能用经济关系的历史来解释家庭的历史，——你们说：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我们的主张则相反，我们请几位专业研究人员来仲裁。
日罗-泰隆的书《家庭的起源》（Les origins de la famille）你们自然是熟悉的吧？我们打开这本你们熟悉的书，在那里比如发现这样一段话：
“在原始部落内部（日罗-泰隆其实是说在游牧部落内部．——de la horde）产生独特的家庭集团的原因，看来是同该部落财富的增长联系着的。任何谷类植物的使用或发现，任何新种动物的驯化，都能成为野蛮社会中使面貌根本改观的充分原因：文明时代的一切伟大成就总是同居民经济生活中的深刻变化相一致的。”（第138页） [1]
[1] 我们据1874年法文版引证。——作者原注
几页以后：
“看来，从女系亲族制度向男系亲族制度的转变，特别是以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性质的冲突为标志的。”（第141页）
再以后：“男权占优势的家庭组织，在我看来，到处都是由如此简单和如此自发力量的作用所引起的…… 由所有权的作用 所引起的”。（第146页）
你们自然知道麦克伦南认为杀死女性儿童在原始家庭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大家知道，恩格斯对麦克伦南的研究的态度是很否定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了解一下麦克伦南关于引起似乎对家庭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杀害女童现象的观点对我们来说更为有趣。
“对于被敌人包围并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是艰难地维持其生存的部落说来，无论在防卫的意义上还是在谋取食物的意义上儿子都是力量的源泉，女儿则是虚弱的源泉。” [1]
[1] 约翰·费尔格·麦克伦南（John Ferg. Mac-Lennan）：《古代史研究——原始婚姻》（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primitive marriage），第75页。——作者原注
按照麦克伦南的意见，原始部落之杀害女童是什么引起的呢？生存资料不足，生产力低下，因为如果这些部落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大概不会由于害怕敌人有朝一日打来之后也许会杀害或俘虏他们的女孩而把她们杀死。
我们重申，恩格斯不同意麦克伦南对家庭史的观点，我们也觉得这个观点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对我们说来这里重要的是，麦克伦南所犯的罪过就是人们责备恩格斯的那个罪过：他也是在生产力的状况中去寻找家庭关系史的谜底的。
我们是否继续我们的摘录，是否引证李佩尔特、摩尔根呢？我们看不到有这个必要：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他们犯了像麦克伦南或恩格斯一样的罪过。在这种场合，大家知道，就是斯宾塞也不是没有罪过的，但是他的社会学观点跟“经济唯物主义”毫无共同点。
后面这一情况，为了论战的目的自然可以利用，并且说：嘿，看吧！这么说来，可以在这个和那个个别问题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而不同意他们的一般历史理论！当然可以。全部问题只在于在这里逻辑在谁一边。
继续讲下去。
日罗-泰隆说，家庭的发展取决于所有权的发展。他还补充道，文明的所有一般的成就都是同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变化相一致的。读者大概自己也看出来了，日罗-泰隆使用着完全不确切的术语：在他那里，“所有权”概念似乎被“经济生活”概念所囊括。但是要知道，权是权，经济是经济，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特定的所有权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它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的影响下产生的（拉萨尔说，公民权始终只是经济关系的表现），然而也许它应把自己的起源归之于任何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里应当继续进行分析，而不是恰恰在它获得特别深刻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刻中断它。
我们已经看到，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对所有权的起源问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卡列也夫先生在其论文《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中提到德国的历史法学派 [1]。我们不妨也回想一下这个学派的观点。
[1] 历史法学派——十九世纪主要法学流派，首先在德国兴起。开始时代表封建贵族利益，后来逐步演变成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维尼、普赫塔等。历史法学派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强调民族精神，主张继承历史传统，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译者注
下面就是我们这位教授关于这个学派所说的话：“当本世纪初德国产生所谓‘历史法学派’，开始把法不是看作以前的法律学家所以为的那种法律规范的不动体系，而是看作某种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着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学派中就暴露出把对法的历史观点当作唯一完全正确的观点同这一领域所有其他观点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历史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科学真理的存在，即不允许用新的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的存在，甚至直接否定了这些规律，而和这些规律一起，用关于法对于各地条件的依赖性（即一切民族所共有的诸原则对各地条件的、自然是到处和永远都存在而并未删除的依赖性）的观念的名义否定了法的一般理论。” [1]
[1]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12页。——作者原注
在这些不多的几行文字中有很多——这怎么说呢？——比如，不正确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们和拥护者们会起来提出抗议的。比方他们会说，当卡列也夫先生把否定“用科学的语言指称一般规律的那个东西”加在他们头上时，那么他或者是故意歪曲他们的观点，或者是用对“历史学哲人”最有失体面的方式混淆概念，把属于法的历史管辖的那些“规律”同决定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那些东西混为一谈：各民族历史发展顺序种种规律的存在，历史法学派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去否定，它正是力求发现这些规律，虽然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它失败的原因本身却是极有教益的，而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费些力气对这原因仔细思考一下，那么——谁知道呢？——也许他最终会弄清“ 历史过程的本质”。
在十八世纪，人们曾经倾向于用“立法者”的活动来解释法的历史。历史法学派猛烈抨击了这一倾向。萨维尼还在1814年就这样表述了新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总和归结为以下所述：任何法都产生于按照通用的、不是完全确切的用语被称为 习惯法 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任何法开始都是由人民的习惯和信念产生的，后来则仅仅为法律学所产生了；由此可见，它到处都是由内部的不知不觉起作用的力量创造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造的”。 [1]
[1]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D.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论我们时代对立法和法科学的使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 fur Gesetzgebung und Rechiswissenschafts），海德堡，1840年第3版（1814年第1版），第14页。——作者原注
萨维尼后来在其名著《现代罗马法制度》（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中发挥了这个观点。他在这里说：“实在法活在人民的普遍意识中，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它为 人民法 ……然而这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时理解为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的成员按照他们的个人意愿创造的……实在法是由人民中间单个成员身上活跃着和作用着的人民精神创造的，因此实在法并非偶然地而且是必然地成为各个单个人物意识中的同一个法”。 [1]
[1]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4-15页。——作者原注
萨维尼继续道：“如果我们对自己提出国家起源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像解释一般说来法的起源那样力求高度必然地用内在可塑力的作用来解释它；而且我们不仅一般地谈到国家的存在时这样说，而是谈到国家在每一个别民族那里所采取的那个特殊形态时也这样说。” [1]
[1]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22页。——作者原注
法也像语言一样是“以看不见的方式”产生的，它不是作为“抽象的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所以，一旦这里有必要，抽象的规则就会“通过某种人为的过程”，以自己的逻辑形式，从这个普遍观念中分离出来。 [1]
[1] 《现代罗马法制度》，第1卷，柏林，1840年版，第16页。——作者原注
对我们说来这里跟历史法学派的实际意图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这一学派的 理论，那么，根据上面引用的萨维尼的言论，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理论是：
（1） 对于十八世纪流行的、认为法由各个单个人物（“立法者”）的个人意愿所创立的那个观点的回应；企图为法的历史找出科学的解释，把这段历史理解为必然的，因而是合乎规律的过程；
（2） 企图从彻底 唯心主义的观点 出发来解释这一过程：“人民的精神”、“人民的意识”是历史法学派上诉的终审法院。
在普赫塔那里，这个学派的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普赫塔那里，正如在萨维尼那里一样，原始法就是习惯法。然而习惯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常有人说这样的意见，习惯法是 生活实践 创立的，但这只是对人民概念起源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个别场合。“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生活实践只是最后的因素，其中表现着和体现着已经产生的、活在特定民族儿孙们信念中的法。习惯只有在信念由于习惯而变得更自觉和更牢固的那种意义下才会影响信念”。 [1]
[1] 《法制概论》（Cursus der 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31页。在附注中普赫塔强烈地抨击力图调和关于法的起源的对立观点的折衷论者．一想起普赫塔这样一些话，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他预见了卡列也夫先生会出现么？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在普赫塔时代的德国，那里的折衷论者是足够的：别的怎么样不敢说，这类聪明人却到处和永远都多得不可胜数。——作者原注
总之，人民对这一或另一法律制度的信念的创立，是不依赖于生活实践的、是早于“习惯”的。这个信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人民精神深处产生的。特定民族那里的这一信念的特定风格，由特定民族精神的特点来解释。这是很含混的，含混得这里连科学解释的迹象也没有。连普赫塔本人也感到，这里情况不太妙，于是他竭力用这样的议论来修补它：“法是通过看不见的途径产生的。谁会主动来仔细观察导致特定信念的产生、导致它的萌芽、它的增长、它的繁荣、它的出现的那些途径呢？那些着手做这件事的人大部分是从错误观念出发的”。 [1]
[1] 《法制概论》（Cursus der Institutioner）第1卷，莱比锡，1841年版，第28页。
“大部分……”。就是说，也还有这样的研究者，他们的出发观念是正确的。这些人关于人民法观点的起源得出了哪些结论呢？当然啦，这对普赫塔始终是秘密，因为他除了空洞地援引人民精神的属性以外，没有前进任何一步。
上面引用的萨维尼关于法不是作为抽象规则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的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活在普遍的人民意识中的见解，也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且不难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萨维尼告诉我们这个有些紊乱的看法。如果我们假定法“作为抽象规则”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那么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就会同法律学家们的“普遍意识”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好地懂得人民是多么难以掌握这些抽象的规则，而第二，我们的法的起源理论就会具有极端不可思议的风貌。结果就会是，组成特定民族的人们，在互相加入任何实际关系之前，在获得任何生活经验之前，都给自己制定一定的法概念，并像徒步旅行者储备面包干一样把这些概念储存起来，然后他们才投身生活实践领域，踏上历史的途程。这自然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于是萨维尼便来取消“抽象的规则”：法不是作为一定的概念存在于人民意识中的；法不是现成结晶体的集合，而是多少饱和的溶液。“一旦这里有必要”，就是说，一旦同生活实践接触，从这个溶液中就会沉淀出必需的法律结晶体。这种手法不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机智，然而不言自明，它丝毫不会使我们接近对现象的科学解释。
举个例子。
在爱斯基摩人那里，用茵克的话说，几乎没有正规的财产；然而如果可以说得上是财产的话，他计算有三种：
“（1） 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财产，如冬季的住所……
（2） 属于一个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比方夏天的帐篷和一切属于家什的东西，如：灯、大圆桶、木盘、石盆等等；用来运输所有这些包括帐篷、狗拉雪橇在内的东西的小船或 大皮船，……最后，全部冬季食物……
（3） 个人的私有财产……衣服、武器和工具，或者一切个人使用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被加上同它们的所有者的某种很像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联系的神秘联系。把这些东西借给任何其他人都不合乎习惯。” [1]
[1] 亨利·茵克博士（Dr. Henry Rink）：《爱斯基摩人的传说和传统》（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第9、30页。——作者原注
我们力图从旧日历史法学派的观点来设想一下这三种财产的起源。
既然，按普赫塔的话说，信念先于生活实践，而不是在习惯的基础上生长的，那就应当假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爱斯基摩人住在冬季的房屋以前，甚至在开始建造这些房屋以前，就得出了一旦他们有冬屋它们就会属于几个家庭的联盟的信念：我们的野蛮人恰恰同样确信，一旦他们有夏天的帐篷、大圆桶、木盘、小船、盆、雪橇和狗，那么这一切就都要成为一个家庭或者最多三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财产；最后，他们对衣服、武器和工具应当成为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把这些东西借出去，也是同样坚信的。对此我们补充说，大概所有这些“信念”都不是作为抽象规则存在的，而是“作为处于有机联系中诸法律制度的生动观念”存在的，而后，“一旦这里有必要”，即随着同冬季的房屋、同夏天的帐篷、同大圆桶、同石盆、同木盘、小船、雪橇和狗的接触，爱斯基摩人的习惯法规范就以其或多或少的“逻辑形式”从法概念的这个溶液中沉淀下来了。上述法溶液的诸属性就为爱斯基摩人的精神神秘属性所决定了。
这根本不是科学的解释；这是纯粹的废话（Redenstarten），如德国人所说。
历史法学派的拥护者们所坚持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在说明社会现象的事业上比深刻得多的谢林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是怎样从唯心主义所陷入的那个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呢？让我们听听现代比较法学最卓越的代表之一马·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意见。
柯瓦列夫斯基先生指出原始部落社会生活带有共产主义的烙印，他（请听，瓦·沃先生：这也是“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