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1] “现在相互隔离得还很远并且从最不相同的各种经验的认识源泉出发的所有这些各式各样发展史领域，由于增长着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的意识，从今以后获得更高的发展。它们沿着最不相同的各种经验的道路行进并且依靠着最各式各样的方法，总是奔向同一个目的，奔向包罗万象的一元论的发展史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参见爱·海克尔（E. Haeckel)：《现代发展史的目的和道路》（Ziele und Wege der heutigen Entwickelungsgeschichte），耶拿，1875年版，第96页。——作者原注
“达尔文的全部工作是什么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问道——几个有概括力的、互相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把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顺利地综合起来的思想。马克思的相应的工作在哪里呢？这工作是没有的……而且不仅马克思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尽管它内容极其渊博，传播非常广泛，也没有做这项工作。无数次被当作公理加以重复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至今仍然是相互间没有联系而且事实上未经检验，这在依据物质的、可感知的事实并具有主要是‘科学’尊号的理论、原则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5-106页。——作者原注
说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本身仍然相互间没有联系——这是 赤裸裸的谎言。只要读一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可以看出这些原理相互间的联系何等严整何等紧密。说这些原理未经检验，——这也是不对的：它们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在《资本论》中，而且完全不是“特别”在“原始积累”一章中， [1] 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的那样，而是 毫无例外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所有各章中 都利用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检验过。如果这个理论仍然没有一次联系“堆积如山的整个事实材料”叙述过，这一点，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见，对于把它区别于达尔文理论是不利的，那么这里又是一个误会。利用比如包含《物种起源》一书中的那个事实材料所证实的 主要是 物种的 变异性； 至于某些个别物种的历史达尔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只是假定式地提及：据他说，这个历史可以这样进行，可以那样进行，——有一点无可怀疑： 有过历史，物种曾经变化。现在我们请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需要向马克思证明，人类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社会形式在变化，人们的观点互相在新旧更替，一句话，是否需要本应证明这类现象的 变异性 呢？自然，不需要，虽然，为了证明，堆积整整十座山的事实材料是容易的。对于马克思说来究竟本来应该做什么呢？社会科学和哲学先前的历史积累了“堆积如山”、迫切需要解决的 矛盾。 马克思就用像达尔文的理论一样由“几个综合的、彼此最紧密地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理论解决了这些矛盾。当这些思想出现了的时候，事情就清楚了：用这些思想可以解决困扰先前思想家们的一切矛盾。马克思需要的不是把他的前辈们收集的实际材料堆积如山，而是主要利用这些材料、用新的观点着手研究人类的现实历史。这一点，马克思也做到了，他着手研究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结果出现了《资本论》（我们且不说像《雾月十八日》这类的专著）。
[1] 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思想》第6期第90页上写道，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在《资本论》第六章一个质朴的标题‘所谓原始积累’中有所阐述”。参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21页。——俄文版编者注
然而，在《资本论》中，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讨论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就是在这些期限内，对象自然甚至连大概也没有研究完。”这是对的。不过我们要再次提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教养的头脑，第一个标志在于懂得怎样的要求可以向科学人士提出来。马克思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包罗一切历史时期，完全同样的，达尔文也不可能写出一切动植物物种的历史。
甚至在对待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面，对象也研究不完，哪怕只是个大概。——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连大概也研究不完。然而第一，请告诉我们，达尔文把什么对象研究完了，哪怕只是大概，而第二，我们现在向你们说明在《资本论》中问题怎样和为什么没有研究完。
按照新理论，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导致经济关系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都必须从研究特定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关系状况开始。然而不用说，研究不应停留在这一点上；研究应当指明枯燥的经济骨骼怎样为生动的社会政治形式的肉体所包裹，然后指明——这是课题最有意义、最为诱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情感、意图和理想所包裹。可以说，到达研究者手里的是 死材料 （这里，正如读者看到的，我们多少是用卡列也夫先生的文体说话的），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 充满生命的有机体。马克思能够解决的——而且自然只是大概地——仅仅是主要涉及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的物质生活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去世时不很老。如果他再活二十年，那么他大概还会继续（也许除了再写几部独立的专著以外）解决同一时期 物质生活方式 的种种问题。这又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生气。他双手叉腰，开始训斥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你怎么会这样呢，老兄？……只有一个时期……而且不完全……我不能，不能赞成……你学学达尔文的榜样吧！”。可怜的《资本论》作者只有用深深的叹息和令人伤感的承认回答整个这一长篇大论的教训：“艺术是长久的，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迅速且威严地转向马克思的信徒们这些“群氓”：在这种场合你们干吗看着，为什么没有支持老头子，干吗不去详尽地研究一切时期？——信徒们深深地鞠躬，拿着帽子走向一旁，回答道：我们没有工夫，我们忙着别的事，我们进行了反对沉重压在现代人类身上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斗争。别见怪！不过顺便说说，我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等着吧——我们还会做得更多。 [1]
[1] 普列汉诺夫想在这个地方作个增补：“关于‘没有功夫’。用阶级斗争说明。”参看《普列汉诺夫遗著》，第4集，第223页。——俄文版编者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变得稍微温和些：这么说来，你们自己现在也看出来，不完全吧？——怎么会看不出来！要知道就是在达尔文主义者那里也还是不完全的 [1]，甚至在主观社会学中也不完全哩，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1] 有趣的是达尔文的论敌们很久都反复重申，而且至今还在反复地说，他的理论正是缺乏“堆积如山”的事实证据。大家知道，微耳和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就讲过这个意思，海克尔回答他时曾正确地指出，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没有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所证明，那么任何新的事实就根本说不出于它有利的话。——作者原注
一提到达尔文主义者，我们这位作者心中的气愤便重新暴发——你们干吗拿达尔文来纠缠我呢！——他喊道。上层社会的绅士们都迷恋过达尔文，许多教授都赞同过他的见解，可是谁同马克思走在一起呢？一些工人，以及没有人公认的、科学上业余的饶舌者。
这种严厉斥责具有如此有趣的性质，我们不由自主地要继续注意它。
“在《论家族等等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顺带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遭到有行会习气的德国经济学家‘沉默’的对待，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指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从一开始主要转向工人们，而且在他们那里遇到了在官方科学代表们那里不曾预料的很强的理解力。这些事实正确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的意义怎么样呢？首先，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长时期的‘沉默’甚至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我们的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十分缺乏和极其微不足道的情况下，现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有为数众多的大学，普遍识字，有各派无数的报纸、传单，有不仅报刊言论而且口头言论的影响的德国，这就更加不可能。而且如果德国某部分官方的科学祭司开始时曾用沉默对待《资本论》，那么这未必能够用想‘避而不提’马克思的著作来解释。比较正确的是假定，沉默的动机在于因疑惑而犹豫，与此同时迅速增长的既有热烈的反对，也有达到极限的尊敬，其结果，《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很迅速地在公认的科学中已经无可争辩地占住了很高的位置。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也包括《资本论》中所具有的关于未来方向的那些远景的命运就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唯物主义，尽管存在了半个世纪，对各个科学领域至今并没有产生多少明显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却很迅速传播开来。 [1]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5-116页。——作者原注
总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反对的立场迅速地生长出来了。这是对的。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副教授，如果他承认哪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也得不到教授的头衔；这种立场热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一个甚至最没有才能的编外的副教授，只要他能够想出哪怕是两个明天所有人都会忘记的反对《资本论》的意见，就可以指望迅速晋升。对的就是对的：很热烈的反对立场。
还有达到极限的尊敬……这也正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的是尊敬。恰恰是中国人今天应该用来看待日本军队的那种尊敬：说打得好，不过受它的打击是不愉快的。德国的教授们在对《资本论》的作者，过去是而且至今仍然满怀这样的尊敬。而且教授越聪明，他的知识越多，在他那里，这样的尊敬就越大，他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驳不倒《资本论》。这就是为什么官方科学巨擘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攻击《资本论》。巨擘们宁愿派遣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需要晋升“编外饶舌者”的人去进行攻击。
在那不需要聪明人的地方，
您派列阿特去吧，
我在看着哩……
有什么可说的：这类尊敬是伟大的。而另一类尊敬我们并没有听说过，而且在教授身上也不可能有，因为在德国不会让满怀这种尊敬的人做教授的。
然而这种尊敬究竟证明什么呢？它证明下面一点。《资本论》所囊括的研究原野正是从新观点，从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的观点 已经耕耘过的 那片原野。对于这片原野，论敌们不敢攻击；他们“尊敬它”。而这对于论敌们说来自然很好。然而需要有“主观”社会学者的全部天真才会惊讶地问，为什么这些论敌至今都没有着手凭自己的力量用马克思的精神耕耘毗邻的原野。“瞧，您想要什么，亲爱的英雄！这里就是用这种精神耕耘过的这么一块原野，不让活啦！已经对它叫苦连天了，您却想让我们按同一个体系还去耕耘毗邻的原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事物的本质理解得很差，因此他也不理解“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他不理解的还有德国教授们对“未来远景”的态度。当 现在 从脚下滑走的时候，老天爷， 未来 在他们就来不及想了。
不过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在德国的教授都这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精神和“科学”条理性的精神。要知道有些专家除了科学什么也不去想。和没有一样，也有这样一些专家，当然也不是在一个德国。然而这些专家——正是因为他们是专家—— 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对象上；他们耕种着自己不大的一小块科学原野，他们对任何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都不感兴趣。关于马克思，这些专家很少有什么观念，而如果有的话，那大概就是给某人和某地制造麻烦的讨厌的家伙。你们怎么希望他们用马克思的精神写作呢？在他们的专著里通常 根本 没有 任何哲学精神。然而这里发生着某种类似如果人们默不作声顽石也鸣不平的事情。研究者专家们本人根本不懂马克思的理论，可他们取得的结果却大声宣布说它胜利了。而且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关系史或文化史方面的严肃的专门的研究，没有这样或那样地证实这一理论。许许多多惊人的例子都说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精神在何种程度上迫使专家们不自觉地站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 历史 理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上。读者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例子：奥斯卡尔·佩舍尔和日罗·泰隆。现在我们举第三个例子：在自己的著作《古代市民公社》（La cité antique）中，著名的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说出过这样的思想：宗教观点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一切社会设施的基础。看来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诸个别问题时也应当持这个思想。然而涉及 斯巴达衰落 问题时弗尤斯特尔·德·库兰日却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在他那里衰落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 [1] 涉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时他的态度呢——他又是再次乞援于经济。 [2] 于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各个别场合一个人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而如果您称呼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大概会摇晃双手，对此卡列也夫先生会难以言状地感到高兴。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彻底的始终一贯，请问怎么办？
[1] 参看他的书《论斯巴达的所有权法》（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à Sparte）。书中包含的（顺便说一句〕对原始所有权史的观点这里对我们说来完全不重要。——作者原注
[2] “对于每一个根据事实的具体详情（正是具体详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原文研究事实的人说来，十分明显的是恰恰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是真正的动因”等等。参见《古代法国政治设施史。封建制度的起源》（Histoire des instiutions politiques de l’ ancienne France Les origins du système féodal），巴黎，1890年版，第94页。——作者原注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打断我们说，——让我从自己方面也举几个例子。“请把注意力放到……布洛斯的书上 [1]，我们看到这是一本很值得称颂的著作，但是上面完全没有历史科学中根本变革的特殊痕迹。从布洛斯谈到阶级斗争和经济条件中（比较起来很少），还得不出他把历史建立在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身发展上：叙述1848年事变时避开经济条件甚至是令人费解的。从布洛斯的书中把称颂马克思是历史科学中变革创造者的话，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某些千篇一律的词句删去，您就不会想到您遇到的是经济唯物主义的信徒。谈到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时历史内容写得好的个别几页，不用经济唯物主义的标签也能说过去，因为事实上其中考虑的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线占优势。” [2]
[1] 指B. 布洛斯的《1848年德国革命史》一书。1922年版书名为《德国革命。1848-1849年德国运动史》。——俄文版编者注
[2]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17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显然牢牢地记住了谚语：“既然叫做蘑菇，就应让采食”。他这样议论：如果你是经济唯物主义者，那么你就应该考虑 经济的东西，而不要“涉及社会生活全部总和，虽然经济的弦线占优势”。可是我们已经报告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任务正在于从“弦线”开始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他怎么会要他们放弃这个任务的同时仍然做马克思主义者。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来不曾想要深入思考这项任务的意义，不过对此有过错的自然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我们懂得，在我们不放弃这项任务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常常要陷入很困难的境地：在读到“历史内容好的几页”时他常常远离这样的思想（“不会想到！”）：它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写的。这正是十分狼狈的境地。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陷入此种境地是马克思的过错么？
主观学派的阿喀琉斯【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以为“经济”唯物主义者只应谈论“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自我发展”。这个“自我发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深思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果您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您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 社会生产关系 呢？这是人们的关系。没有人们，这些关系怎么发展呢？要知道凡是没有人们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生产关系！化学家说：物质是由结合为分子的原子组成的，而分子结合为更复杂的化合物。一切化学过程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从这里您突然得出结论说，按照化学家的意见，全部问题都在规律中，而物质——原子和分子——可以完全不运动，也绝不会因此妨碍化学化合物的“自己发展”。大家都明白这种推论的荒谬。可惜，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把 个人 同 社会生活规律、把人们的活动同他们社会生活形式的内在逻辑对立起来这种按其内在价值完全相似的做法的荒谬性。
我们重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新历史理论的任务在于用您所说的经济弦线，即事实上是 生产力的发展 来说明“ 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线”——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基础（我们已经解释过，正是在什么意义上），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徒然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像格·伊·乌斯宾斯基《波德卡》中一位人物 [1] 一样“ 只靠弦线为生”。
[1] 在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波德卡》中一个靠供应小型流浪乐队弦线为生的老人。他骄傲地说，他的弦线都是珍贵的，“没有任何恶劣的废物”，因为他不能不这样；“只要我还靠弦线活命，我就要让它有完美的声音。”——俄文版编者注
彻底坚持一个原则来说明全部历史过程，这是困难的事情。然而请问怎么办？科学一般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这不是“主观的”科学。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许，在涉及思想体系发展的问题上，最深知“弦线”的人，如果不具有某种特殊天赋即 艺术感 的话，有时也会无能为力。心理适应经济。然而这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为理解适应的全部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别人明显地了解这一过程正是怎样进行的，不止一次又不止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天才。请看，例如巴尔扎克就做了许多工作来说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心理 [1]。我们在易卜生那里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这样的人还少么？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懂得“弦线”运动的“铁则”，另一方面又能够理解和说明在“弦线”的基础上，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运动，怎样生长出 思想体系的 “ 生动的服装”。你们说，凡是牵涉到富于诗意的想象力的地方，都不可能没有艺术自由和悟性虚构的地位。当然是这样！事情也不能不这样。这也是马克思很好地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说，应当把特定时代的 经济状况 （ 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确切性来规定的） 和这一时代的思想状况 严格加以区分。对我们说来，这一领域还有许多、非常之多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过这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对唯心主义者会更多，而对折衷主义者们则尤其多，他们其实任何时候都不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意义，他们以为，他们永远可以靠着赫赫有名的“ 相互作用”来对付任何问题。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对付得了任何东西，而只是躲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背后。迄今为止，用马克思的话说，具体的人类活动完全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试问结果怎样呢？令人满意的解释多不多呢？我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判断，就其根据不足而言，很像古代希腊哲学家关于自然界的判断：充其量是些天才的假设，要不就只是些机智的假设，由于缺乏任何支撑点来作科学证明，要证实、证明这些假设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得不理应把社会心理同“弦线”联系起来的地方，才做出了某种成绩。可是，当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从而建议不要放弃已经开始的企图时，当他说，应该永远以“弦线”为指导时，人们却责备他看法片面和思想狭隘！这里公道何在，也许只有主观社会学家们才知道。
请讲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挖苦我们说：——你们的新词句“50年前就说过了”。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差不多。然而更可悲的是您至今都没有理解它。科学中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就讲过但至今仍然是千百万对科学漠不关心的“ 人物”不知道的那些“词句”还少么！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了一个霍屯督人，并试图让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霍屯督人对太阳和地球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他很难抛弃它。于是他就挖苦起来：你们用新词句跟我说话，可是你们自己就说它已经有几百年了！霍屯督人的挖苦证明什么呢？只不过霍屯督人就是霍屯督人。可是要知道这是无须证明的。
其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挖苦所证明的比霍屯督人的挖苦能够证明的要多得多。它证明我们这位“社会学家”属于数典忘祖 一族 之列。他的主观观点是从布鲁诺·鲍威尔、施利格以及 年代学意义上 马克思的其他 前辈 那里继承来的。所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从年代学上说也比我们的“新词句”古老，而且古老得多，因为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重新回到了前一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 [1]
[1] 至于运用生物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就像我们看到了的，按其“类型”起源于本世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新词句”是很可尊敬的老者！其中“俄罗斯的智慧和俄罗斯的精神”真正是“反复地背诵和双倍地说谎”！——作者原注
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困惑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经济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出现了美国人摩尔根论‘古代社会’的书， [1] 而且完全不依赖于经济唯物主义”。对此我们要指出：
[1] 摩尔根的这本书出版于1877年。——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摩尔根的书并非“不依赖”于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摩尔根本人正是站在它的观点上。就像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读了他指出的这本书是容易相信这一点的一样。不错，摩尔根不依赖于 马克思和恩格斯 而走到了经济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这对他们的理论岂不更好。
第二，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过了许多年”被摩尔根的发现所证实，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确信，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发现证实这个理论。可是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确信相反的东西：“主观的”观点不会为任何一个发现所证实，不管是五年之后，还是五千年之后。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的一篇序言 [1] 中获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即恩格斯】及其友人马克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是“不充分的”（恩格斯本人的说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感到欢欣雀跃，说：总之，正是四十年代产生的全部“经济唯物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充分的根据上面的。这是只有俏皮的四年级中学生才会得出的结论。成年人都会懂得，运用到科学认识上，正如运用到一切其他认识上一样，“充分的”、“不充分的”、“小的”、“大的”诸词，均应取相对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布新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活了整整几十年；他们勤奋地研究了经济史，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鉴于他们的非凡的能力，这一点是特别容易理解的。由于这些成就，他们以前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自然就是“ 不充分的”了，不过这还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 没有根据的。达尔文论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仅仅过了10年，达尔文就认为他发表自己这部著作时所拥有的知识是不充分的。从这里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1]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2部，第108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下述话题也有不少的讽刺：“对于自认为有能力阐明全世界历史的理论说来，在宣布这一理论之后过了40年（即似乎直到摩尔根的书问世为止），古代希腊和日耳曼的历史仍然是未解之谜”。 [1] 这种讽刺的唯一根据就是“误会”。
希腊 史 和罗马 史 的 基础是阶级斗争 ——这一点，仅仅由于下述简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末是不会不知道的：希腊罗马的著作家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实了。读读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吧，读读罗马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吧，哪怕是梯特·李维的著作也好，不过李维在描述事件时总是常常转到“主观的”观点，——那时您会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坚信，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乃是当时社会内部历史的基础。这一信念在他们那里具有简单地确认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生活事实的直接形式，不过，比如在波里比阿那里就已经有建立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某种类似历史哲学的东西。不管怎样，事实却是大家都承认的，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果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读古书”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像对于 一切科学界人士 那样，不解之谜始终是有关希腊、罗马和日耳曼部族史前生活形式的问题（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一样）。摩尔根的书回答了 这些 问题。难道我们这位作者真的认为，达尔文写自己那本名著时对他说来当时生物学中就不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么？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必然性范畴是如此普遍和不容争议，它甚至包括最愚蠢的希望和最无益于事的担忧，它的使命看来是同它们进行战斗。从必然性观点看来，希望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不是愚蠢，而是必然性，完全一样，卡西莫多 [1] 不是畸形人，而是必然性，该隐和犹大 [2] 不是恶人，而是必然性。一句话，在实践生活中单单以必然性为指导，我们就会陷入某种虚幻的无边无际的空域，那里没有观念和事物，没有现象，只有观念和事物单调的阴影。” [3]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甚至任何畸形现象也像最正常的现象一样都是这样的必然性产物，不过从这里完全得不出犹大不是恶人，因为把“恶人”概念同“必然性”概念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可是既然您阁下，一个劲地想当英雄，（而任何主观的思想家，ex，professo [4]，都是英雄），那就请费力证明一下您不是“精神失常的”英雄，您的“希望”不是“愚蠢的”，您的“担忧”不是“于事无益的”，您不是思想上的“卡西莫多”，您没有邀请群氓“用脑门去砸破墙壁”。为了证明这一切您得求援于必然性范畴，可您不会运用这个范畴，您的主观观点排除这类运用的可能性本身；由于这个范畴，现实对您说来变成阴影的王国。于是在这里您就陷进死胡同，在这里您就给自己的“社会学”签下 贫困证书，在这里您就开始反复重申“必然性范畴”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它似乎说明的东西太多了。理论上贫困的证书是您提供给您那些“ 寻找安身之处”的信徒的唯一文件。少了点儿，少了点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1] 卡西莫多，是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他有着丑到极点的相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駝背。——译者注
[2] 该隐，圣经神话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是个种地的人。他出于妒忌，杀死弟弟亚伯（牧羊者），因此受到上帝的谴责。犹大，新约中使徒之一．为了三十枚银币出卖基督，转义为叛徒。——译者注
[3] 《俄国财富》，1894年1月，第113-114页。——作者原注
[4] 按照专业技能。——作者原注
山雀保证说，它是一只英雄的鸟，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燃烧大海。当人们请它说明它燃烧大海的计划是根据什么物理 规律 或化学 规律 时，它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它开始用忧郁的和模糊不清的腔调嘟嘟哝哝地说，听人讲，“规律”起的作用本来就这样，实质上规律什么也说明不了，而且不可能根据规律建立任何计划；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上，因为大家早就知道，对罪过你用棍棒射击，不过一般说来 理性最终会胜利。多么肤浅、多么讨厌的鸟啊！
我们拿马克思的英勇的惊人严整的历史哲学同山雀这种模糊不清的喃喃声比较一下。
我们的类人的祖先，也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处在 自然界 的影响下。他们的全部发展都是完全无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通过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而适应他们周围的环境来决定的。这是 肉体上的必然性 的黑暗世界。那时连 意识的曙光，因而也就是 自由的曙光 都没有出现。然而肉体上的必然性使人走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逐渐从其余的动物世界脱颖出来。他变成了 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利用来作用于自然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器官。这是使 必然性 从属于人的 意识 的器官，不过开始的时候这种从属只是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零星地、间或地从属。 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人统治自然的程度。
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决定于人们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属性。这样，自然界本身给人提供征服自然的手段。 [1]
[1] 对于这句话以及下文关于社会制度归根到底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等论断，均应联系上下文和本书前面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全面地进行分析、理解。有各式各样的“决定”，例如“西半球缺乏适于驯养的动物以及东西半球植物区系中特有的差异，在两半球居民的社会发展行程中造成了巨大的区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5页）换言之，在特定历史时期东西两半球社会制度发展行程的不同是由两半球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又如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两个世纪欧俄南部草原空闲地区的大量存在，与同时期西欧的情况不同，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始终只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垦殖国家的历史。（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3页）这和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没有“决定”性影响，是不相同的两种“决定”。前者讲的是特定的具体的情况对特定具体情况的决定作用，是特殊规律。这一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特定的地理条件可以决定特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可以决定特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这一点，在包括本书附录四在内的普列汉诺夫许多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历史事例可作证明。后者讲的是普遍情况、一般规律。不能一看到说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或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就断定是地理决定论。——译者注
然而人不是孤立地同自然作斗争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同自然进行斗争的是社会人（der Gesellschaftsmensch），即或多或少有相当大规模的社会联盟。 社会人 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时间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社会联盟的整个制度都依赖于这种发展水平。因此这一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的地理环境的属性来决定的。然而一旦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它们往后的发展就 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规律 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加速或延缓制约着人类历史运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由 直接变为间接。 地理环境通过社会环境 影响人。而 因此，人对他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成为极其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新的阶段上，这种关系都不会是它以前的那个样子。地理环境对恺撒时代不列颠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 [1] 现代 辩证唯物主义 就是这样解决十八世纪启蒙派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的那些矛盾的。 [2]
[1] 孟德斯鸠说过：有了地理环境，就有了社会联盟的属性：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制度，在另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共和制社会，等等。伏尔泰反驳说，不对，在同一种地理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没有影响：整个问题都在于人们的意见。——孟德斯鸠看到了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看到了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借助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但它同时用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这种相互作用。启蒙派充其量只会把它束之高阁的这个二律背反，很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辩证的理性在这里原来也比启蒙派的健全的思想（“悟性”）要无限地更为强大。——作者原注
[2] 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中写道：“孟德斯鸠喜欢用‘纯地理因素’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就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而言，他无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它只是更好地说明地理因素怎样影响‘社会人’。它指明，地理环境保证人们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从而多少有力地推动他们沿着历史运动的道路行进。孟德斯鸠是这样议论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制约着人们一定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而这些属性则造成这种或另一种社会制度。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这种议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首先而且最强有力地表现在社会关系的性质上，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比如同气候比起来，又无限强烈地影响着人的观点、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的生理发展。现代地理科学（我们再回忆一下梅契尼柯夫的书以及埃利泽·邵可侣为该书写的序言）【按：参看本书附录四】在这种场合同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这种唯物主义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过它对历史的说明比其他的‘诸个别场合’所能做到的要充分些、全面些。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霍尔巴赫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整整一个世纪内都取决于权势人物大脑中胡作非为的一个原子的运动。这也是唯物史观。不过它对于说明历史现象是不可能有丝毫帮助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就卓有成效得无法相比。它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但却恰恰是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那种个别场合。霍尔巴赫唯物主义的软弱无力表现在它的拥护者们回到了唯心主义：‘意见支配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阵地上驱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10-811页）这里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提出了广、狭两义的“唯物史观”概念。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是从“物”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的观点，如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决定论”，等等．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史的另一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与前述的那个基本观点，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对先行的种种历史观的革命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是紧密结合着的。——译者注
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自己固有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也像地理环境的属性一样很少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人通过生产作用于自然界，这样就产生人的依附关系的新方式、人受奴役的新形态： 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人控制自然的力量越是增长，人的生产力越是发达，这种新的奴役状态就越会更加巩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这一过程的进程完全逃脱了他们的监控， 生产者原来是自身产物的奴隶 （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然而正如人周围的自然界本身曾经给人提供第一个可能性来发展人的生产力，从而使人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一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通过自己发展的固有逻辑使人认识到他之所以受 经济 必然性奴役的原因。这就有可能使 意识 重新彻底地战胜 必然性，使 理性 重新彻底地战胜盲目的 规律。
生产者（“社会人”）认识到他之受到自身产物的奴役，其原因在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后，便来组织这一生产，进而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那时 必然性 的统治时期就会结束，而本身原来即是 必然性 的 自由 就会驾临。人类历史的序幕就会降落，历史就会开始。 [1]
[1] 我们希望，在所有说过的话之后，马克思学说和达尔文学说的关系就清楚了。达尔文成功地解决了动植物物种在生存斗争中怎样发生的问题。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在人们争取他们的生存斗争中怎样产生的问题。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研究恰恰是在达尔文的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动物和植物处在物理环境的影响下。物理环境通过社会关系的中介对社会人发生影响，这些社会关系是在最初依据物理环境的属性而或多或少迅速地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达尔文不是用动物机体似乎天赋的发展趋向来说明物种的起源，像拉马克早已做过的那样，而是用机体对处在机体之外的条件的适应来说明物种的起源；不是用机体的本性，而是用外部自然界的影响来说明物种的起源。马克思不是用人的本性，而是用社会人作用于外部自然界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属性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发展。研究的精神在两位思想家那里是全然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道理（我们知道，按时间先后顺序说，情况并非如此，但这不重要）。而且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唯一科学的运用，因为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从达尔文主义中作出的那些结论不是科学地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研究社会人的发展，而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是内容很丑恶的道德说教，就像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从事内容漂亮的说教一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引证达尔文，实际上向自己的读者介绍的不是达尔文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达尔文所讨论的那些动物的野兽本能。马克思和达尔文走在一起，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则同达尔文研究过的野兽和牲畜走在一起。——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像论敌们归咎于它的那样，企图使人相信，起来反对经济必然性是荒谬的，反而它第一个指出 怎样对付 这种必然性。这样就会消除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固有的、 必不可免的宿命论 性质。因此它同样也会消除彻底的 唯心主义 思维——如我们所看到了的——必然导致的那种悲观主义的任何根据。格奥尔格·毕希纳说过，个别人物只是波浪表面上的泡沫，人们服从只可加以认识而不能使之听命于人类意志的铁的规律。马克思回答说，不对，一旦我们 认识 了这个铁的规律。推翻这个规律的桎梏就取决于我们，使 必然性 变成 理性 顺从的奴仆就取决于我们。
唯心主义者说，我是虫。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反驳说，当我无知的时候，我是虫；然而当我 知道 的时候，我是神。我知道多少，就能做多少！
这个理论第一次切实地论证了人类理性的权利，第一次开始把理性看作不是偶然性手中软弱无力的玩物，而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有人却以似乎被它践踏的同一理性的权利的名义，以似乎被它藐视的理想的名义，起来反对这个理论！而且有人胆敢指责这个理论是无为主义，指责这个理论企图同周围环境妥协，几乎在阿谀奉承周围环境，就像莫尔恰林 [1] 之阿谀奉承所有比他职位高的人一样！真可以说，这里是嫁祸于人。
[1] 莫尔恰林，是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阿·谢·格利鲍耶陀夫诗体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是逢迎巴结的典型。——译者注
辩证唯物主义 [1] 说：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它本身是 历史的产物。然而一旦有了这个产物，它就 不 应该，而且按其天性本身也 不可能 听命于先前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它必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面貌来改造这个现实， 使之变得合理。
[1] 我们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这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特点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他们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作过斗争。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给了辩证的唯心主义，后者反过来被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一词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作者原注
辩证唯物主义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说：
Im Anfang war die That!【行动在先！】
行动 （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合乎规律的活动）向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 [1] 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整个 实践哲学 正是归结为行动。 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1] “社会生活主要是实践生活。一切神秘的东西、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会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作者原注
当主观思想家说“ 我的理想”时，他这里说的是： 盲目的必然性的胜利。主观思想家不善于根据现实发展过程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因此在他那里，在微乎其微的理想小花园的围墙外面立即展开偶然性的、因而也就是盲目必然性的广阔原野。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可以用来使所有这广阔原野变为百花盛开的 理想花园 的那些手段。它只是补充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种种手段就潜藏在 这个原野的本身的内部，只要去发现它们和善于利用它们。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像主观主义那样限制人类理性的权利。它知道理性的权利也像理性的力量一样是广阔和无限的。它说：一切在人类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即一切并非幻想而是对现实的真实认识的东西，一定会转化为这个现实，一定会把自己一部分合理的东西放到这个现实中去。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意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 [1] 他们远没有把这个作用归结为零，他们在个人面前提出的任务，用通常的、不过也是不正确的话说，应当承认是 完全、非常理想主义的。既然只要认识必然性自身内在规律，只要用必然性自身的力量去打败必然性，人的理性就可以战胜盲目的必然性，那么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最伟大、最高尚的任务。Licht, mehr Licht！【光明，更多的光明！】——这就是首先需要的。
[1] 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在1898年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专论，该书新译集补本已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
然而如果早就有人说过，谁也不会为了藏入密室，弃之不用才点上灯火，那么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补充说：不要把灯火留在“知识分子”狭窄的书房里！只要存在着这样一些“英雄”，他们以为启发自己固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就足以随心所欲地把群氓带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氓当作黏土，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这时理性统治的时代就始终是漂亮的空话、高尚的幻想。只有当“群氓”本身变成历史行动的主角，当他们这些愚昧无知的“群氓”身上发展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自我意识时，这个时代才会开始一日千里地逼近我们。我们曾经说过，发展人的意识吧。我们现在补充说，发展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吧！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有害，正是因为它把群氓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氓不过是一堆零，其意义仅仅取决于那站在首位的英雄的理想，从而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
民间谚语有句粗话：有沼泽就有鬼怪 [1]。主观主义者说：有英雄，对他们说来就找得到群氓，而且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就是主观的知识分子。对此我们回答说：你们把英雄和群氓对立起来，乃是纯粹的自命不凡，因此也是自我欺骗。而且你们始终会是纯粹的……空谈家，直到你们懂得，为了你们那些理想的胜利，应当消除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本身，应当在群氓心中唤醒英雄主义的自我意识。 [2]
[1] 意思是：坏环境必然产生坏人；有漏洞就有人钻。——译者注
[2]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语）【中文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作者原注
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说过，意见支配着世界；我们是意见的代表，因此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是英雄，群氓只有跟着英雄走。
上述观点的这种狭隘性是同法国启蒙派地位的独特性相适应的。他们是 资产阶级 的代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力求消除阶级；而且它是在消除阶级已成为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出现的。因此，它向应当成为最近历史时期的主角的生产者呼吁。因此，从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以来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来第一次发生科学同劳动者接近的现象：科学赶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自觉运动中依靠科学的结论。
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的论敌所指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们说的一切只涉及预言领域；这一切只是些猜测，仅仅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戏法才具有几分结构整齐清晰的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你们是形而上学者的道理——主观主义者们回答说。
我们已经说明了，只有对“三段式”没有丝毫概念的人才会把它扯进我们的争论。我们已经说明了，在黑格尔本人那里三段式从来没有起过 论据 的作用，它根本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具有区别性的特点。我们也说明了，我们敢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引证三段式，而在于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放下这个反对意见，不予任何注意。但我们以为记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著作史中下面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对读者将不无益处。
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在评析《资本论》时曾指出 [1]，《资本论》作者在自己的（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猜测中仅仅依据 形式上的 彼此协调，他的论据只是不自觉的概念游戏。下面就是已故的尼·齐别尔对这个责难的回答。
[1] 尤·茹科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文章中（载《欧洲通报》，1877年版，第9册）评析了《资本论》。——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仍然确信，物质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是先于他的著作的形式方面的。我们认为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更仔细更公正地读完了马克思的书，那么他本人在这一点上就会同我们一致。那时他无疑会看出，正是通过对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物质条件的研究，《资本论》作者证明，人类给自己提出的只是能够解决的一些任务。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生产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引导读者，他分析了构成资本主义的一切因素，使我们懂得它的暂时性。” [1]
[1] 尼·齐别尔：“对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资本论》一书’的几点评论”（载《祖国纪事》，1877年11月，第6页）。——作者原注
“我们拿……工厂工业，——尼·齐别尔继续说，——及其每一道工序都不断更换人手，及其几乎每一天都把工人从一个工厂投入另一工厂的狂热运动来说吧；难道工厂工业的物质条件不是为社会结构、社会协调的新形式所准备的环境么？难道周期性地重复着的经济危机的活动不是朝着同一方向进行么？市场紧缩，工作日时间的减少，各国在公共市场上的竞争，大资本战胜规模不大的资本，难道不是追求同一目标么？……”接着尼．齐别尔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极度迅速的提高后再次问道：“或者这一切都不是物质的改造，而是纯粹形式的改造么？……难道，比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把种种商品定期地堆满世界市场，并在消费品过多时迫使千百万人忍受饥饿的那种情况，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实实在在的矛盾么？……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者（顺便要指出，他本人也乐于承认）在许许多多的人失去工作的同时又埋怨工人人手不够，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占有者把减少工作的手段，如机械的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变成工作日延长的手段，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么？资本主义主张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却剥夺大多数农民的土地，使大批大批的居民仅仅靠计件工资生活，难道不是实际矛盾么？难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仅仅只是形而上学，而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么？然而只要拿出任何一期英文《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就足以立即相信相反的东西。总之，现存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放在预先设想好的、形式的、辩证的矛盾中：光是些现实的矛盾就绰绰有余地够他忙一辈子了。”
齐别尔的回答就其内容而言是令人信服的，按其形式说是温和的。随后来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方面的、对同一位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回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这位可敬的主观主义者到现在对他当时曾捍卫过的那本著作还是理解得极端“ 狭隘”，如果不说是片面的话，并且甚至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片面理解恰恰是他的正确评价。自然，这种人不可能是 《资本论》 的可靠的捍卫者。因此他的回答充满着最幼稚的滑稽可笑的东西。例如下面就是这类东西之一。茹科夫斯基先生之责备马克思为形式主义，为滥用黑格尔辩证法，主要靠引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的一个地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马克思的这位论敌在这篇序言中“公允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反映”：“ 如果马克思只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篇序言，那么茹科夫斯基先生就会是完全正确的” [1]，即，就会证明，马克思无非是个形式主义者和黑格尔主义者。在这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成功地驴唇不对马嘴，如此程度地“用尽”类似的攻击行为，以致你不由自主地要问自己：我们这位当时还有希望的作者是否真的读过上述序言？本来还可以举出几个类似的和滑稽可笑的东西（其中一个下面要作说明），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些东西。无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解得多么不好，他毕竟立刻看出了，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 形式主义”是“ 说走了嘴”；他毕竟明白这类废话乃是 无礼 的简单产物。
[1]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6页。——作者原注
“如果马克思说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这样的，即它自身本能地否定自己先前的状态，随后又否定这个否定，把所通过的诸阶段的矛盾调和于个人财产和公社财产的统一中；如果他说过这个话，并且仅仅说了这个话（哪怕有许多页），那么他就会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从自己的精神深处建立种种规律，并且满足于纯粹形式的即不依赖于内容的种种原则。然而要知道，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他说过的不只是这一点。”用米海洛夫斯基的话说，从马克思似乎勉强塞进黑格尔公式中去的经济内容那里取消这个公式，就像从手上取下手套或者从头上脱掉帽子同样轻而易举。“关于已经经历的经济发展诸阶段这里甚至任何怀疑都不能有……同样无疑的是过程的进一步进展：生产资料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对于未来，自然可以有怀疑。马克思认为，既然资本的集中伴随劳动的社会化，那么劳动的社会化就构成新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生长于其上的经济基础和道德基础（这个劳动社会化怎么会‘构成道德的基础’呢？而且就‘形式的自我发展’而言又怎么样呢？—— 格·瓦 ·【即普列汉诺夫】注 [1]）。茹科夫斯基先生有全权称这个理论是可疑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利（自然是道义的权利。—— 格·瓦）完全不提马克思赋予社会化过程的意义。” [2]
[1] 在这个地方马克思叙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者原注
[2]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3-354页。——作者原注
“全部《资本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都是用来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加强自己的典型特点，使生产方式的发现、发明、改善，使新的市场，使科学本身服从自己，同化（？）它们，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力，以及最后，这个社会形式怎样不能经受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 [1]
[1]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页。——作者原注
在马克思那里，“正是对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对么？—— 格·瓦）与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即与使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存在越来越不牢固的生产力，——不对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格·瓦）的关系的分析，永远会是著者的逻辑体系和巨大博学的纪念碑。茹科夫斯基先生有道德勇气断言，马克思回避这个问题。这里已经毫无办法。只有惊讶不已地注视翻着跟头给观众取乐的批评者继续做惊险的操练，一部分观众无疑地立即明白这个勇敢的杂技演员会在他们面前摔得粉身碎骨，而另一部分的确善良的观众则赋予这一值得惊异的场面完全不同的意义”。 [1]
[1]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358页。——作者原注
总结：如果茹科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有形式主义，那么这一责备，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说，乃是“由一系列小谎言组成的一个大谎言”。
这一判决是严峻的，然而完全公正。而如果它在对待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它在对待现在所有说马克思的“猜测”只是根据黑格尔三段式的人的态度上也是公正的。而如果这一判决在对待所有这样的人的态度上是公正的，那么……请费力读完这段摘录：
“他（马克思）用事实的内容充实空洞的、辩证的呆板公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像从碗上取下盖子一样从这一内容上拿掉这个公式，而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损伤，只有一点例外，诚然这是极重要的一点。正是：关于未来，社会的‘内在’规律完全是按辩证方式提出来的。对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而言，说跟随‘否定’之后应该是‘否定之否定’就够了；而与黑格尔式的智慧不相干的人们对此是不能满意的．对他们说来辩证的结论不是证明，而且使 非 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这结论的人应当知道，他恰恰只是使 非 黑格尔主义者相信，而不曾使他信服。” [1]
[1] 《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51-151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身的判决。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意识到，他现在重复着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关于马克思论据的“形式性”有利于“猜测”的话。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论文《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审判前》，甚至担心论文读者可别不合时宜地想起它。因此他一开始就装出样子，似乎他现在说的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说过的一样。带着这个目的，他重申，“辩证的呆板公式”可以拿掉，“像盖子”一样等等。随后“只有一点”，在对待这“一点”的态度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悄悄地离开读者，同尤·茹科夫斯基先生走到一起。不过这“点”也是成为揭露茹科夫斯基先生“杂技职业”的理由的那个“极重要的一点”本身。
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关于未来，——即正是关于“极重要的一点”，并未限于引证黑格尔。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得出 限制了 的结论。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过，马克思以惊人的“逻辑体系”，以“巨大的博学”说明了“特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怎样“不能经受”自己存在的“ 物质条件”的进一步变化。这里说的正是“极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马克思对这一点说过多么多令人信服的东西，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显露过多么多的逻辑力量和多么巨大的博学。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茹科夫斯基不提马克思通过引证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实现的劳动社会化来证实自己的猜想表示了惊讶。这也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硬要读者相信，马克思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按照辩证方式”猜测的。1877年“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 不只是说了这个”。现在成了——“只是这个”，而且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未来的信心“完全靠黑格尔的有三个角的链条的末端来维持”。 [1] 上帝保佑，多大的转变啊！
[1] 《俄国财富》，1894年2月，第2部，第166页。——作者原注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布了自己本人的判决，并且意识到他宣布了这判决。
然而，为什么这使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忽然想要把自己归入他本人宣布的无情判决的作用之下呢？难道这位先前热情地揭露文坛上的“杂技演员”的人到老年自己感觉到了对“杂技艺术”的喜好？难道这样的转变可能么？任何转变都是可能的，读者！而且对发生类似转变的人们给以一切谴责都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不来替他们辩护。不过对他们也应正所谓按人道方式对待。请记住穆勒著作注释的作者【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深刻人道的话：当一个人行为不端时，那么这里常常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请记住同一位作者关于尼·阿·波列沃依的文学活动说过的话：
“尼·阿·波列沃依是库辛的追随者，他认为库辛是善于解决一切深奥难解的问题的人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库辛的这位追随者不可能同黑格尔哲学调和，而且当黑格尔哲学传播到俄文著作时，库辛的学生们就成了落后的人，而且，他们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并把在智慧运动上超过他们的人说过的话称为荒谬，这一点从他们方面看来决不是道德上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另一些有天赋、精力更充沛而且更刚毅的人超过了某个人就责备他，——另一些人是对的，因为他们更接近真理，但这个人并没有罪过，他只是犯了错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