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中文版自序 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 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 “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 * 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 * 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 >
> ## 关于著者 [1] 这是第一次：一个在一件大事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写下了一本关于那事变的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领袖之一所回溯着与解释着。因著者写这本书所采取的是客观的方法，用第三人称说到自己，且除被别人所记录的一些之外，他并不谈起自己的行为与经验，所以在卷首让读者事先对他有一点认识，并稍稍知道一点他所起过的作用，仿佛是理当的。 在《列宁全集》（这是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所从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中，凡列宁提到过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简单传记。这一人名字汇，是以加米涅夫（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之一）为总主编，由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史家编著的。其中关于里昂·托落茨基的一节如下： “L.D.托洛茨基生于1881年（1879年——编者）。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于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久脱逃出国，与《火星报》（该报由列宁及其他数人在伦敦编印——编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大会。党分裂后，他参加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与现在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他断定1905年的革命将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革命将证明是许多个国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开始》（该报在1905年11月至12月间发行于彼得堡）上辩护这个理论。在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2]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举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被处终身流刑，放逐到奥勒特尔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国外。托洛茨基择居于维也纳，在那里出版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真理》，以备在俄国散发。他与孟什维克派决裂，企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别。……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起，他就采取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参加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编辑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大会[3]政纲。见逐于法，他前往美国。二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被英人所执，只因彼得堡苏维埃压迫临时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获得释放。在彼得堡，他参加“区际派”组织，于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会上，在彼得堡与该组织一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七月事件以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领导暴动”，但不久因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反对而获释。彼得堡苏维埃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更被举为主席，且以这一资格，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他自1917年后，即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长，一直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时，以后被任为军事人民委员长。” 在这简单的传记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个最高点都给他说到了：第一，说他在1905年当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即说他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首领（只叫那时确有一个首领的话）；又说他“组织与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暴动”——这意思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列宁本人那时躲藏着），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指挥着军队，关于这次革命，就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所要写到的；最后则说他当苏维埃政府中的军事人民委员长。这意思就是说他给新的工人共和国组织了防御力量，创立了红军，进行了抵御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强军火与给养的支持，战争在十四个前线上进行，战线延长达七千英里，这战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当最高司令官，享有独立的权力，他独立的程度，可以由这一事实中表示出来，即布尔什维克党与政府的首领——列宁，给他一张白纸，上面签着自己的名，让托洛茨基填发任何在他认为适当的命令或指令。 对于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个最高点，我们觉得与其我们自己来说什么话，还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评论，更加有益些。卢那察尔斯基——另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做过教育委员长，关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写过如下的话：“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声望，直至他被捕时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动人与英雄式的行为，他的声望更加大了。我应该说：在1905年与1906年的全体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青，但无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带有某种亡命者褊狭性的标记，这标记我已经说过，那时甚至也妨碍了列宁；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夺取政权的广大斗争是什么回事。而他从革命中出来，获得了最大的声望。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没有很大获得。普列汉诺夫则因他半立宪民主党[4]倾向而颇失人心。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 这段话暴露出报纸上的神话，即是说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5]一个裁缝的低微地位跃上了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那是多么地荒谬。托洛茨基因为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煽动家，被驱逐于瑞士，法国与西班牙之后，来到了纽约，受到当地斯拉夫族劳动民众的欢迎，把他当作他们过去革命的英雄，与未来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领袖。他向许多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演说过，其中一次，许多美国人还记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劳姆大会场举行的，他当一家俄国革命日报——《新世界》的主笔，籍以维持生活。 讲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个大成就——组织与领导1917年的十月暴动，那是毋需介绍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因事实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过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他最大政敌的，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作如下的推崇，读者总会感觉兴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号《真理报》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个大成就，即他在内战中组织红军与指挥红军，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释。不过在马克沁·高尔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记载着列宁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功绩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尔基与列宁的谈话中，读到了那谣传的关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睦问题，列宁叹道：“他们仿佛造了好多的谣，最多的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然后，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说道：“请告诉我，另外还有谁，在仅仅一年中间，能组织起一支差不多是模范的军队啊！” 我们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记录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气，对十月暴动的组织与领导，对红军的创造与胜利的指挥，——这部《俄国革命史》将占据一个地位，这部著作乃是这个确乎多才的与有力的心智的几种最高成就之一。 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中其他著名人物，都作了一个性格的素描，但他自然的略去了对自己的这样一幅素描。为要补足这个缺点，我们贡献读者以下面一段引文，这是从苏维埃教育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托洛茨基素描中摘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已经从这篇文章中引过了一节了。这篇文章搜集在一本叫《革命剪影》的小书中，1923年出版于莫斯科。 “1905年1月事件[6]之后，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他来到日内瓦，我已忘记他来自何处，他将和我一起在一个大会上讲演，这大会是召集来讨论那天的惨剧的。那时托洛茨基非常漂亮，和我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很美丽。他的漂亮，特别是他那种不管和谁谈话都带有的高傲与随便的态度，很使我不快。我以大不赞成的心情看着这个纨绔子弟，他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膝盖上，摇动着，用一支铅笔很快地在写他行将在大会上演说的一个大纲。但是托洛茨基演说得极好…… “在1905年革命中我很少碰到他。他不仅和我们离开，而且也不跟孟什维克派在一起。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 “我记得有谁在列宁面前说起过这样的话：‘赫鲁斯塔廖夫的星已经殒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面色沉了一沉，然后说道：‘是的，托洛茨基用他不倦的与出色的工作获得了这个地位。……’ “一种很大的傲慢气与一种不能或不愿以温柔与关切的态度来对人，没有列宁所常有的那种和蔼，使托洛茨基陷于某种孤寂之境。你要记得：甚至他的某几个私交颇厚的朋友（我说的自然只关于政治方面），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死敌。…… “在政治派别中工作，托洛茨基仿佛很不相宜，但是在历史事变的大洋中，他那些个人的特性失去了意义，只有他的优点显示出来。……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1917年春天的鼓动工作，并不属于这些剪影的任务，不过我应该说，在此种工作的伟大规模与眩人的胜利的影响之下，许多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人，甚至要把他看成为俄国革命真正的第一个领袖了。就像M.C.乌利次基吧，他对托洛茨基怀有极大敬意，有一次对我与——仿佛是——马努易斯基说：‘你们看，大革命已经来了，不管列宁怎样有学问，但他在托洛茨基的天才之旁，已开始有点减色了。’这个估计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托洛茨基的天赋与才力，而是因为在那时，列宁政治天才的大小还不曾明显。……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讲到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情，如以领袖而论，我已经说过，在党组织的小范围之内，那是不合式与不巧妙的。在这里，他给个性轮廓的极度固执性所妨碍了。 “托洛茨基对人总是命令式的，叫人刺痛。只有他和列宁合作后对于列宁的关系，常常表示出一种温柔的服从态度。他以一种真正伟人所同具的谦仰心情承认着列宁的优越。 “以聪明的政治家而论，托洛茨基和他的演说家地位站得同样地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最能干的演说家的演说词，如果不靠思想来发射光辉，那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无聊的乐师，而他的演说只是一个叮噹的铙钹吧了。保罗使徒所说的爱，也许不是演说家所需；他也许可以充满着仇恨，但思想却是绝对必需的。…… “人们时常说托洛茨基是具有个人野心的。这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胡说。我记得当欠尔诺夫接受了临时政府中一个位置时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多么可鄙的野心呀——为了一任大官丢弃了他的历史地位！’在这句话里你看出了整个的托洛茨基。他心里没有一滴虚荣。…… “列宁也绝无野心。我相信列宁永不看到自己，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会对他怀着怎样的感想，——只是做他的工作，他专横地做他的工作，并非因为他爱好权力，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忍受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之爱好权力，乃出于他的绝大信心与他的原则的正确，以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由于他之不能从他敌人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性格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是很有用的。）…… “与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常常看到自己。托洛茨基很看重他的历史作用，而且为要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个真正革命领袖的荣光，他无疑是准备作任何个人的牺牲的，连他的生命在内。他之爱好权力具有列宁的同样性质，所不同的只是他较常造成错误，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误的本能罢了；他是一个性情躁烈的人，所以虽然是暂时的，但能被热情所蒙蔽，至于列宁则平静的，常能自持，甚至从来不大发怒。 “不过你决不要以为这个俄国革命的第二大首领在各方面都次于他的同事：在有些方面，托洛茨基无疑是超过了他的：他更显赫，他更明朗，他更活动。列宁完全适于坐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椅子里，用他的天才领导着世界革命，但他显然不能胜任托洛茨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那些闪电似的从这里到那里的旅行，那些庄严的演说，临时发令的鼓动，时时在减弱的军队的某一点上起着不断发电人的作用。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托洛茨基。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一切人中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的，那是强者中的两个最强者——列宁与托洛茨基。” 麦克斯·伊斯脱曼 [1] 这是英译者麦克斯·伊斯脱曼所辑，系搜集俄国革命中的诸大领袖关于托氏所说的评论而成。态度颇为客观，而体裁也很简洁，所以我们愿意把他译出，附于卷首——不管伊斯脱曼现在本人的思想是与托氏正相反对的。——译者 [2] Хрусталев Нοзарь，律师，维权名人。1905年革命时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第一任主席。－C.R [3] 1915年9月5－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Zimmerwald）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L.X [4]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C.R [5] 纽约的犹太人区。——译者 [6] 即加邦神父领导的流血的星期日。——译者 [7] 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反对大战，致被暗杀。——译者。 【Jaurès Jean，1859－1914。饶勒斯的实际立场是（本国未参战前的）和平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揭漏法资的本质。例如，1914年7月28日饶勒斯署名的《法国社会党宣言》里说：“法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号召全国人民对维护和平的事业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知道，在目前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是在明显而真诚地关心防止和减轻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们只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协商和调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粗体为注者标记。）7月31日饶勒斯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法国参战后，社会党中的饶勒斯派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C.R】 >
> ## 俄文版序言 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两个民主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即令在目前，也还是那民主主义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些仿佛会叫人想到：那些民主派的理论家定该急忙地把二月革命的经验，作一历史与理论的总结，去揭发他崩毁的原因，确定它的“遗训”究竟在何处，并指出如何实行“遗训”的方法了吧。这两个民主政党都已享受了十三年余的长期空闲，而每一政党都拥有一批文人作家，这些人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不配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还不曾见到民主主义者论民主革命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妥协派政党的领袖们，显然不敢把二月革命发展的进程重新叙述出来，虽然他们在这中间，偶尔是起过那样显著的作用的。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完全合乎事理。庸俗民主派的首领们愈加勇敢地对这空虚的遗训发誓，那他们对二月革命的实际就愈觉惶恐。他们自己在1917年几月中占着领导地位这一个事实，恰恰最使他们不愿正视当时的事变。因为他们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名称叫起来是一种怎样的讽刺！）的悲惨作用，不仅反映着领袖们的个别弱点，而且也表示出庸俗民主主义的历史堕落，以及民主主义性的二月革命之命定的厄运。 整个的实质在于：二月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其中暗藏着十月革命的核心——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即：十月革命的核心怎样从它妥协派的硬壳中解脱出来。假使庸俗民主主义者胆敢客观地叙述事变的过程，那他们之不能使任何人回返到二月，也正犹不能使麦穗回到它所由产生的种子一样。这就说明了那些混血的二月统治的创造者，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对自己历史的全盛时期，亦即他们无能的最高点，闭起眼睛来了。 诚然，人们也许可以举出这件事来的，即由历史教授米留可夫代表的自由主义，还是企图过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但是米留可夫完全不掩盖这一点：他只能容忍二月革命。要把国家自由派帝制党人算入民主派，即令是庸俗民主派之列，总是不很可能的吧？事实上，当其他制度已完全不复存留时，他之与共和国相妥协，并非因为他相信了民主主义。不过，即使我们把政治的考虑放在一边，那末米留可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也都不能算是科学的作品。自由派的领袖出现于自己的历史中，像是一个受屈者，一个原告，而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三卷书，读起来像是科尔尼洛夫党徒溃败时他在《言语报》上写的冗长社论。米留可夫责备一切阶级与一切党派，说他们不曾帮助他的阶级与他的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米留可夫抱怨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派。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证明：民主主义者愈接近于国家自由派，他们就愈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他只有责备俄国民众了，说他们犯了一种叫做革命的罪。关于俄国叛乱的煽动者，当米留可夫写他自己的三卷社论时，还是要在鲁登道夫[1]的官衙里去寻找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显然在于：要把俄国民族史上一桩最伟大的事件用德国奸细的导演来加以解释，而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拼命要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可夫的历史著作，很有价值地完结了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运行的轨道。 要了解革命，正似要了解整个历史一样，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客观决定的过程。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一些任务，它们除了革命之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在某些时期，此等方法竟以如此力量来强人接受，以致全国都卷入了悲惨漩涡。把社会的巨变加以道德化，那是再可怜没有的了！这里最适宜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毋须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敢自认为完满无缺。这里贡献给读者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只当它们为要了解政治过程所必需的时候，才被涉及。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过程，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乃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第二卷（中译本分成二三两卷——译者）历史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著者希望它能在本年秋天问世。 里昂·托洛茨基 1931年2月25日 王子岛[2][1]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2] Prinkipo，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群岛。1929－1933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在此居住。－C.R >
> ## 序言 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俄国还是一个罗曼诺夫朝的君主国。八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已经执掌了政权。在那年岁首，他们还不很为任何人所知晓，而他们的领袖，则当他们踏上政权之时，也还被控着叛国罪呢。你在历史上再找不到其他这样激剧的一个转变了——尤其你假使记得，这是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的转变。所以1917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不管你对它们怀着怎样感想，而它们之值得研究是显然的。 革命的历史，和其他所有历史一样，首先应该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与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不过这还不够。说明的本身，就该弄清楚为什么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事件既不能看成为一连串冒险故事，也不能视作贯穿在某一条先天道德的绳索上的。它们一定得服从其自己的规律，发现这些规律即是著者的任务。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这是好是坏，我们且让道德家去判断。我们自己则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如其实地来加以处理。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 在一个被革命所笼罩的社会里，各个阶级在冲突着。不过在革命的开始与终结之间，发生于社会经济基础及诸阶级的社会本体中的许多变化，很显然是极不足以解释革命本身的过程的；革命能在短期间推翻年长月久的制度，创造新的，且再把它们推倒。革命事件的动力，直接决定于阶级心理上的急剧紧张与狂热的变化，而各个阶级则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并不依需要而改变它的制度，好像机器匠之更换他的工具一样。相反地，社会确实把那些附属在它身上的制度，看成为一成不变之物。在数十年中，反对派的批评只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宣泄群众的不满之气，这批评倒是社会结构得以稳定的一个条件。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在原则上就是获得了这种意义的。为要从不满者的身上解脱保守主义的桎梏，并使群众暴动起来，那就需要有与个人或政党的意志无关的、完全非常的一些条件。 因此，革命时期群众见解与情绪之急剧改变并非由人心的易变性与活动性中发生，恰好相反，乃是从它深刻的保守性中发生的。思想与关系，老是慢慢地拖在新的客观环境之后，一直到那环境以灾难的形式溃塌在人们头上，这情形，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思想与感情的飞跃运动。这在那些具有警察心理的人看来，仿佛只是“煽动家”活动的结果。 群众之投入革命事业，并不怀有社会改造的预定计划，而是抱着一种他们再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尖锐感觉。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能有一个政治纲领，而即使这个纲领，也还得经过事件的证验，与群众的接纳。所以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逐渐地了解那从社会危机中发生出来的各个问题，在于用一种连续接近的方法来积极地确定群众动向。革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由各政党的交替来证明，只叫运动的开展还没有遇到过客观障碍，则比较激烈的政党常能代替那些比较不激烈的，这表示出群众继长增高地以压力把革命推向左边去。但当革命的趋势遇到了障碍，那就开始反动了，革命阶级的各阶层的失望，对革命的淡漠心的增长，且因此加强了反革命势力的地位。这情形，至少是过去历次革命的一般轮廓。 只有根据着对于群众本身中所发生的政治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政党与领袖的作用，我们对于领袖的作用是比谁都更不愿加以忽视的。领袖们在革命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要研究革命时期群众意识的变迁，显然有些困难。被压迫的各阶级在工厂中，在军营中，在乡村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创造历史。而且他们又比谁都不惯于把事变记述下来。在社会热情极度紧张时期，很少给人留下思索与反省的余地。所有的缪塞神[1]——便是那司新闻术的平民化的缪塞，虽然她生有强健的腿股——在革命时期也都有点步履维艰了。可是尽管如此，历史家的处境还决不是无望的。记录是不完全的，分散的，不成系统的。但在事件本身的鉴照之下，这些片段却常能让人们推测出那个潜伏过程的方向与节奏来。不问好或坏，而一个革命党的策略，却总是以群众意识变迁的估计作根据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历史进程，表示出这样的一种估计，至少它粗疏的形态，是能够得到的。如果一位革命领袖能在斗争的漩涡中得到此种估计，那末为什么历史家不能在事后得到它呢？ 不过群众意识中发生的过程，并非不相联贯与独立的。不顾唯心论者与折衷主义者怎样生气，而意识总还是被环境所决定。无论二月革命或代之而兴的十月革命，它们的前提条件，我们都只能在形成了俄罗斯，形成了它的经济，它的阶级，与它的国家的那些历史环境中，以及在其他国家所加于它的行为中去寻找。因为最大的谜仍然在于这一件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首先将无产阶级推上了政权，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落后国家的特点中去寻找这个谜底解法——这就是说，要在它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点中去寻找谜底解法。 俄罗斯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的比重，我们将在本书最初几章中加以评论，它将给俄国社会的发展及其内部各种力量以一个简短描写，我们冒昧地希望这几章中不可免的图式主义，不会使读者讨厌。在本书的继续发挥中，读者会在活生生的行动中遇到这些同样力量。 这本著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著者虽然是此等事件的一个参加人，但并不因此就使他不受一个义务所束缚，即把事件的叙述以严格证实了的文件为根据。凡遇事变行程需要说及著者之时，那他以第三人称来称述自己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形式，因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不可避免的主格语调，在历史著作是不允许的。 不过著者曾参加于此等斗争这一个事实，自然使他不仅较易了解各种行动者的力量——个别的集体的——的心理，而且还更易了解各事件内在的联系。这种便宜，只当他遵守着一个条件时，才能发生积极作用，即：无论对于琐碎的细节或重要事件，无论对于事实或动机与情绪，他都能不依赖他自己回忆的证明。对于这个条件，著者相信在他的本分中是遵守了的。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到，就是关于著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他现在站在历史家地位，与他过去站在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地位时，保持着同样观点。读者自然没有同意著者政治观点的义务，但在著者方面，却也没有理由隐藏此种观点。不过读者当然有权要求一本历史著作不应该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护，而应是革命实际过程之一幅内部结构完善的图画。只当事件依它们完全自然的必然性，开展在字里行间之时，一本历史著作才算充分完成了它的使命。 为要做到这个地步，是否要具有那所谓历史家的“大公无私态度”呢？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清楚地解释了这个大公无私的态度究竟包含着什么东西。那句常被引用的克里蒙梭[2]的话，即必须把革命看成为一个整体(en bloc)[3]，那最好也不过是一种巧妙的遁词。你怎么能把一件本质上是分裂的东西看成一个整体？克里蒙梭之所以说出这句格言，一部分乃由于他愧对他太坚决的祖先，一部分则由于他在祖先们的影子之前表示惶惑。 现代法国史家中一个反动的，也因而是时髦的史家马台林（L.Madelin）用他那种会客室中的问谈方式，污蔑法国大革命——就是他本国的诞生——道：“历史家应该站立在危城的墙上，同时看着围城者与被围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中，仿佛他才能得到一种“调和的公道”。不过马台林本人的话，表示出他爬上了那划分两个营垒的城墙，也只串演着反动派间谍的角色罢了，他只关心于过去的作战营垒，倒是好的，因为正当革命时，站在城墙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呢。而且在惊恐之时，宣传“调和的公道”的牧师们，常常会被发见在四垛墙底里面，观望着哪一边将取得胜利。 认真的与批判的读者，不会要求一种阴险恶毒的大公无私——他只能奉献读者一杯调和的酒，杯底里却沉淀着一种精调过的反动仇恨的毒药；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为了坦白的与不掩饰的同情与反感，要忠实地研究事实，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要揭发他们运动的因果规律，籍以寻找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历史客观主义，而且这是很够的了，因为它不是为历史家的善意所证明（历史家的善意只有他自己保证），而是为被他发现的历史过程的本身的自然法则来证明的。 本书的来源是无数的定期刊物、报纸与杂志、回忆录、报告、与其他的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原稿，但较大部分是由莫斯科列宁格勒革命历史学院出版的。我们认为在书中个别地说明某处引自某种刊物，是多余的，因这只能叫读者弄得厌烦。在我们所利用的书籍中，有几种是具有集体性历史著作的性质的，其中我们又特别利用了那两册《十月革命史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该书系由各个不同的作家所写，它各部分的价值并不相等，但它们总包含着许多事实材料。 我们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日期，到处都依照着旧历，即它们比国际的与目前苏维埃采用的日历较迟十三天。著者觉得非应用革命时所应用的历法不可。把这些日期翻译成新式历当然并不费力。不过用手术把这困难除去之后，却会造成更大困难。皇朝的推翻在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但按西历说，它发生于三月间。反对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武装示威，在历史上是以“四月事变”的名义记下来的，但照西历它发生于五月间。不必提其他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与日期了，我们只叫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十月革命照西历说是发生于十一月间的。我们将会见到：历法本身就带着事变色采的，而历史家不能以简单的算术来处置革命日历。读者最好能记住：在推翻拜詹廷[4]制的日历以前，革命还得推翻一切附属于它的制度呀。里昂·托洛茨基 1930年11月14日 王子岛 [1] muses，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译者。 [2] G.E.B.Clemenceau，法国著作家兼政治家，第一次大战时曾任总理。——译者。 [3] 我认为这里的态度问题是，即对已经发生的革命采取“发生就发生了吧，你不照单收下又能如何？”，隐含着“无所谓对错，这是祖先的历史，父辈的旗帜”,都要继承的意思。这其实是国家认同的思想整合的一部分。－L.X [4] 即东罗马帝国的。——译者。 >
> ## 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的特点 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的，最确定不易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缓慢性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的落后性，社会形式的原始性，文化的低下水准。 庞大与荒脊的平原，对东风与亚洲的移民都洞开着，它的居民由于自然的本身之故，是命定着要度长期落后生活的。与游牧民族所作的斗争，差不多延长到十七世纪之末。与那在隆冬带来严寒，盛夏送来亢旱的风所作的斗争，便是在目前也还不曾完结。一切发展的基础——农业，是以扩展方法来推进着：在北方砍伐与焚烧森林，在南方则开发原始的草原；人们对于自然的征服是向广的方面而不是向深的方面。 当西欧的野蛮人定居在罗马文化的废墟上时，那里有许多古旧的石块可作他们的建筑材料，而东方的斯拉夫人在那荒芜的平原上，却没有找到任何遗产，因为他们祖先的程度，比他们自己的更低。西欧民族很快凭着各自天然的边界，建设起产业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的雏形群体。东方平原的居民则当人口刚显得拥挤一点时，立刻就深入林中，或远走边区的荒地了。在西方，农民中最有创意力与最有企业心的分子，就成为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但是在东方，积极与勇敢的分子，却是一部分变成商贾，而大部分则成为哥萨克人，边疆居民与拓殖者了。社会分化的过程，在西方是紧张的，在东方则被扩张的过程所延迟与冲淡了。彼得大帝的同代人维可（Vico）[1]写道：“莫斯科维亚国的沙皇虽是一个基督教徒，却统治着一些心智懒惰的人民。”莫斯科维亚人的“心智懒惰”，反映着经济发展的缓慢速度，阶级关系的无定形，内部历史的贫乏。 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种颇能自足的性质，且享有足够的时间，能使各自的社会关系，不管生产力的低下，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精细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该国中的手工业者已能生产自己的工艺品了。俄罗斯不仅在地理上，即令在社会与历史的方面，也介于欧亚之间。它与西欧各异，但也与东亚不同，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它以各种不同的特点，或近于此，或近于彼。东方给它以鞑靼人的羁轭，这在俄国国家的结构上，成为一个重要成分。西方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教师。俄罗斯没有能依照东方的形式主义组织起来，因为它老是要适应于西方军事的与经济的压迫。 俄罗斯封建关系的存在，曾为以前的历史家所否认，但最近的研究，可算已无条件证实了它。而且俄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还是与西方的一样；不过单是这一个事实，即封建时代的存在都得经长期科学争论才能加以确定，就已足以证明俄国封建制度的不完成，它的无定形性以及它的文化丰碑的贫乏了。 落后国家消受着先进国家物质的与智慧的成就。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它奴颜婢膝地追随它们，重复着它们过去的一切阶段。维可及其在晚近的信徒们所说的历史循环复演论，乃是依据着对于古旧的，前资本主义文化的轨道的观察，一部分是依据着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经验而来的。在愈加新近的场合中，某种文化阶段的复演，其实是与整个过程的褊狭性与插话性相关联的。而资本主义的意义却就是要克服这些条件。它准备了，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永久性。即此一点，就已排除了各国发展形式复演的可能性。落后国家虽不得不追随先进国家，但它并不遵守程序，历史的落后性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存在的——允许或更确切些说它强迫一个落后国家去采取一些比预定日期更早完成的事物，去跳过许多中间阶段。野蛮人放下了弓箭，立刻拿起了步枪，他们并不经历过去介于两种武器之间的旅程。移殖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并不把历史从头做起。德国或美国在经济上之超过英国，恰巧由于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反之不列颠煤业中那种保守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麦克唐纳[2]及其朋友们的头脑里的保守的昏乱思想，正是过去的报复，即英国在太久的时期中起着资本主义霸主的作用。就历史上说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把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他们整个发展的历程，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 当然，跳过中间阶段的可能性，决计不是绝对的；此种可能性的大小，最后还是要由国家经济的文化的量能来决定。而且落后国家借来的现成的成就，常常会由于适应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消受过程的本身就带有矛盾性质。这好像在彼得一世的时候，由于某些西欧的技术与教育，首先是军事的与工业的技术与教育之介绍，巩固了农奴制度，让它成为一种劳动组织的基本方式。西欧的军器与西欧的债款——两者无疑是较高文化的产物——加强了沙皇制度，回头又阻滞了国家的发展。 历史的规律性与迂腐的图式主义绝无共同之点。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历史过程之最一般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上暴露得最为明显与复杂。在外来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从事跳跃。从不平衡这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发生出另外一个规律，这因为缺乏更适当的名称时，可称之为配合的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没有这个规律，（当然要取其全部物质的内容，）就不能了解俄国的历史，也不能了解一般的，所有停留在第二，第三，乃至第十等文化品级上的国家的历史。 在较富的欧洲的压迫之下，俄罗斯的国家比西欧的国家，吞占了人民财富之远较庞大的相对部分，这不仅使民众遭受着双倍的贫困，而且也减弱了占有阶级的基础。同时因为国家需要后者支持，它便强迫着与规定着它们的成长。结果则官僚化的特权阶级便从来不能充分长成，而俄罗斯的国家也更接近于亚洲式的专制。拜詹廷式的专制，乃是由莫斯科维亚国的诸沙皇在十六世纪之初采取了的，它得到贵族（Nobility）的帮助，臣服了封建的贵族诸侯（Boyars），更使农民成为贵族的奴隶，因此制服了贵族，从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彼得堡皇帝的绝对主义。整个过程的落后性充分地表示在这一事实中，即农奴制发生于十六世纪之末，形成于十七世纪，极盛于十八世纪，而只在1861年才算在法理上加以取消。 僧侣追随在贵族后面，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但完全是奴仆的作用。教会在俄罗斯从来不曾发达到像在西欧所达到的那种睥睨一切的高度，它自满于专制统治下一个精神婢仆的地位，并且把自己的顺从算是一种功绩。主教与大主教们只当他们为世俗权力的代表人时，才能拥有权力。总主教与沙皇同时更迭。当彼得堡时期，教会对国家的依存关系更为奴式。二十万教士与僧侣，实质上成为官僚的一部分，是一种在信仰方面的特种警察。为要酬报这一种功绩，正教僧侣在信仰、土地与收入诸事上的独占权，乃由一种常规警察来加以保护。 斯拉夫本位主义，这种落后性的救世主义，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俄罗斯人及其教会是十分民主的，而俄国的政治则是彼得大帝强加于俄罗斯身上的德国的官僚制度。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批评道：“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条顿族的蠢驴们把费烈特立希二世的专制等事，责备法国人，仿佛落后的奴隶不常需要开化的奴隶来给他们以必须的训练似的。”这个简短的批评，不仅彻底结果了斯拉夫本位派的旧哲学，而且也结果了“种族主义者”最新的发明。 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那种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式城市的缺乏。俄国的手工业不曾脱离农业而独立，且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旧时的俄国城市是商业的，行政的，军事的与地主的，因而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的中心。甚至那不受着鞑靼人羁轭的诺甫高老特（Novgorod），很近似于中世纪的同业公会（Hansa），但也只是一个商业的而不是工业的城市。诚然，农民手工业之分散于各个区域，发生了对于大规模商业媒介的需要。不过游牧式的商人，丝毫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像西欧那些手工业行会的与兼营工商业的中小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地位，他们不可分解地与自己农民的环境相结合着。加以俄国人经商的大道是越过国境的，所以很古以来，就已确保了外国商业资本的领导权。且使整个过程带上了半殖民地的性质，即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商人是西欧城市与俄国乡村之间的中介人。这种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了它极端的表现。 俄国城市的意义之不足道，最能促进亚洲式国家的形成，在特殊方面说，它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即不能以某种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现代化的基督教，来代替封建的与官僚的东正教。反对国家教会的斗争，从来以农民教派创立为最高限度，而这些教派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却还是“旧信派”[3]呢。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十五年，俄国发生了一次哥萨克人、农民与乌拉尔省的奴工们的运动，那就是有名的普加乔夫叛乱。为要将这次可怖的民众暴动转变成革命，还缺少一点什么呢？缺少一个第三等级。没有城市的工业民主主义，农民战争便不能发展成革命，这和农民的教派不能达到宗教改革一样。普加乔夫叛乱的结果，反而巩固了官僚的绝对主义，它乃是贵族利益的保护人，这次又在困难的时候证明了他保护人的作用。 国家的欧化，形式上开始于彼得时代，但在继起的一世纪中，它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即贵族本身的要求了。1825年，贵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普及了这个要求，以限制专制权力为目的，竟实行了军事阴谋。这是在西欧资产阶级发展的压迫之下，一些先进的贵族企图代替那尚未具备的第三等级。但他们还是要把自由主义的制度与自己阶层统治的基础结合起来，所以他们顶害怕唤起农民。那末那次阴谋始终只是一些光耀而孤立的军官的事业，且他们不经一战而即行服输，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是十二月党暴动的意义。 拥有工厂的地主，乃是地主等级上首先赞成以自由的雇佣劳动来代替农奴的。俄国谷物对外输出之不断增高也在这同一方面上给了一个推动。1861年，贵族的官僚依靠着自由派的地主，实行了自己的农民改良。在这次行动中，无力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起了恭顺的合唱队的作用。这是毋须说的，沙皇制度之解决俄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比普鲁士皇朝在以后十年中之解决德国的根本问题，即它的国家统一，要更为丑恶与狡黠些。一个阶级的任务要借另一阶级的手来解决也是落后国家所特有的许多配合方法之一。 不过在俄国工业的历史与性质上，配合发展律呈现得最为明确。俄国工业发生得晚，它并不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将自己插入这个发展，把那发展中的最先成就，适应于自己的落后性。如果俄国的经济进化整个地说是跳过了行会手工业与家庭工业时期，那末在个别的工业部门中也完成了许多超越技术生产阶段的部门跳跃，而这些阶段在西欧却是以数十年来经历的。因此，在某几个时期中，俄国工业曾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在第一次革命与大战之间，俄国的工业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在某些俄国史家看来，仿佛已足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关于落后性与缓慢生长的传说应该抛弃了[4]”。其实这样迅速生长的可能性，恰恰是这个落后性决定的，这个落后性，唉，不仅保持到旧俄罗斯消灭之时，而且还作为旧俄罗斯的遗产，一直保留到今天呢！ 一国经济水准的基本测量器，乃是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本身，则又依工业在国家一般经济之中的相对比重而定。在大战前夜，当时沙皇治下的俄国达到了它富裕的最高点，每一个国民收入较北美合众国要低八至十倍，这事实假使你注意到另一个事实，也就不会惊奇了，即俄国五分之四的独立营生的人口从事于农业，而美国则一人从事农业，两人半从事于工业。还有，大战前夜，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国有0.4公里的铁路，德国有11.7，匈奥帝国有7.0。其他比较的系数也是同样。 不过像我们上面说过的，正是在经济领域内，配合发展规律以最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当农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简直还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准时，而那时俄国的工业，就自己的技术与资本结构来说却已站在先进国的水准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小规模的企业，凡雇佣工人不到一百名的，在美国此类工人占全体产业工人数的35%；而在俄国则只占17.8%，雇佣一百至一千工人的中大企业，两国的比重几乎相等；至于最大企业，即每厂雇佣工人达一千人以上的，在美国占全体工人数的17.8%，而在俄国则占44.4%，如就最重要的工业区域而论则俄国的比数更高：在彼得格勒为44.4%，在莫斯科甚至是57.3%。假使以俄国工业和英国或德国的相比，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事实被我们最初确定于1908年，那些对经济落后性抱着庸俗见解的人，是难于相信这个事实的。不过这事实并不排斥落后性，而只是辩证式地补充了此种性质。 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在俄国所实行到的那种完备地步，又恐怕在其他任何国家中所不曾有过的。可是工业对银行的附从，同样也就表示它对西欧货币的市场的附从。重工业（五金、煤、石油）几乎完全受着外国财政资本的统治，它在俄国开设有一个辅助的与中介的银行系统。轻工业遵循着同一条道路走。如果外国人大约占了俄国全部股份资本的40%，那末就工业中占指导地位的部门而论，这个百分数还高出许多。我们可以毫不加以夸张地说：俄国银行、作坊与工厂的具有操纵作用的大部分股票，发在外国；而英、法、比三国所持有的资本额，要比德国所持有的为多。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与国家发展这一个总的进程相符，俄国工人阶级所由形成的来源，不是行会的手工业，而是农村经济；不是城市，而是乡村。而且俄国无产阶级的结成，并不是逐渐地，经过几世纪的，像英国工人那样拖着过去的重负的，而是跳跃的，经历着环境、联系与关系的突变，且常与昨天截然相决裂。正是这——再加以沙皇制度的集中的压迫——使俄国工人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勇敢的结论，正犹之乎晚起的俄国工业，乐于接受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组织一样。 俄国无产阶级常常在复演他自己简短的发生史。一方面在五金工业中，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已经结晶了一层祖传的无产阶级，他们和乡村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另方面在乌拉尔，却还多数是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一种形态。每年新的劳动力从乡村流入一切工业区域，更新了无产阶级与其基本的社会泉源间的关系。 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直接决定于它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的性质。它不能率领工人在自己后面，因为工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敌对着它，而且他们早已学会了将自己的任务综括起来了。但它表示出同样地不能领导农民在自己的后面，因为它和地主是以一只共同利益的网联结了的，它害怕在任何方式中财产权的震撼。这样看来，俄国革命的迟发性，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民族的社会结构问题。 英国完成它的清教徒革命时，它的全人口还不曾超过五百五十万，其中五十万人在伦敦。法国当它自己的革命时代，巴黎也只有五十万人，而全国则为二千五百万人。俄国在二十世纪之初，约计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其中三百万以上的人住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在这些比较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好些最巨大的差异。非但十七世纪的英国，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都还不曾知道现代的无产阶级。可是在俄国，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人阶级在1905年就已经不下于一千万了，如果连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那末有二千五百万以上，即是说，比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全人口还要多。自克伦威尔军队中坚强的手工业者与独立农民起——经过巴黎的无裤党——一直到彼得格勒的工业无产者，革命已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社会的结构，自己的方法，同样也改变了自己的目的。 1905年事件，乃是1917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序幕。在序幕中，已经包含了全剧的一切要素，不过没有彻底演出罢了。日俄战争震撼了沙皇制度。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来恐吓皇朝。工人们对资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而且在首次实现的苏维埃的形式中，反对着资产阶级，农民在全国广大的地域中为土地而暴动着。不仅农民，连军队中的革命部分，也都被吸引到苏维埃方面去，苏维埃在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已和皇朝公开争辩到政权问题。不过，那时的一切革命力量，都还是第一次出场，它们既没有经验，又不够自信。自由派正当这个时候，即革命暴露出不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还要摧毁它的时候，它们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资产阶级与民众之激剧决裂，加以它在那时，便已吸引到一大群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使皇朝更易分化军队，分离出效忠的部队，以及用流血的方法来对付工农。虽然也损折了几梗肋骨，但沙皇制度从1905年的事变中出来，还是活着，并且颇为强固了。 在分隔序幕与本剧的十一年中，历史发展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变化？沙皇制度在这时期中愈来愈跟历史发展的要求相冲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加有力，但正如我们所见过的，这种势力凭借着较高的工业集中，且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继长增高的作用。受到了1905年的教训之后，资产阶级愈加保守与愈加狐疑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比重，早先本来就不足道的，如今更低微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并没有任何巩固的社会支持。它能具有过渡的政治影响，但不能起独立作用；他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依赖性，极度地增大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给农民以一个政纲的旗帜与领导的，只有那年青的无产阶级了。在它的面前既这样地升起了巨大的任务，那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以便一下子包括民众，使他们能在工人的领导之下实行革命行动。因此1905年的苏维埃，在1917年获得了伟大发展。这里我们还不妨提一提：苏维埃不仅发源于俄国史的后起性，而且也是配合发展的产物，这论断甚至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即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的无产阶级，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高潮时期，除了苏维埃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组织形式。 1917年的革命还以推翻官僚主义的皇朝为它的直接任务。但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现在以决定力量的资格出场的却是一个新的阶级了，它在集中化的工业基础上形成起来，武装着新的组织与新的斗争方法。在这里，配合发展律以其极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之前：革命以推翻中世纪式的腐败制度开始，在几个月的过程中，它竟使以共产党为首领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这样看来，就它的出发点而论，俄国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不过它在一种新的方式中提出了政治的民主问题。当工人们已在全国遍设了苏维埃，将士兵与一部分农民包括在内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还在继续讨价还价：要不要给俄国召集立宪会议？在我们将来叙述这些事件的进程时，这问题将以其极具体的方式呈现在我们之前。这里我们只想提到苏维埃在各种革命思想与形式的历史交替中的地位。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外壳之下发展了的。为要依各自的祈祷书来作祈祷而从事的斗争，与反对国王、贵族、教会王公与罗马的斗争视同一体了。长老会派教徒与清教徒都深信他们把自己的俗世利益，置于天意之不可动摇的保护之下。各新兴阶级为之斗争的任务，在他们的意识中，是与圣经里的经文与教会礼拜的仪式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移住到美洲去的人民，将这染着鲜血的传统带过了大洋。盎格鲁·撒克森人解释基督教时那种特殊的活泼气，即发生于此。我们看到：即令在今天，大不列颠的“社会主义者”大臣们，还是用这同样神秘的条文给自己懦弱作支持，而这些经文，十七世纪的人们却正用以辩护自己的勇敢的。 在法国则跨过了宗教改革，天主教以国教的资格，一直存在到革命。革命并不曾在圣经的经文中，而是在民主主义的抽象理论中，替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找到了它的表现与辩护。不管法国目前的统治者对雅可宾党表示着怎样的仇恨，但事实总是如此：他们现在所以还能用那一时曾籍以掘毁旧社会的一些公式来掩盖自己保守的统治，正该谢谢罗伯斯比尔的激烈工作呢。 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划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及其各阶级意识的新形态。正犹法国之跳过宗教改革一样，俄国跳过了形式的民主主义。俄国的革命党得在整个时代上盖下它的烙印，它不在圣经里，也不在“纯粹”民主主义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中，而是在社会阶级的物质关系中，给革命任务寻到了表现。苏维埃制度给这些关系以一个最简单、最赤裸、最透明的表现形式。劳动者的统治，第一次实现在苏维埃制度中，不管它最近历史命运的如何激变，但它之一往不复地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却与当年宗教改革或纯粹民主的制度一样。 「译者注」：伊斯脱曼所辑历史大事件年表[5]，起自1774年普加乔夫暴动，对于文章的了解似乎还嫌不够，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俄罗斯建国经过，略加叙述。 俄罗斯历史，约可分为四个时期：（1）神话与独立侯国时期；（2）蒙古或鞑靼人统治时期；（3）莫斯科维亚时期；（4）沙俄帝国。 神话与传说，我们在这里不谈。关于俄罗斯民族的起源问题，直到现在，俄国史家还是聚讼未决。不过在第九世纪时，开始有了苏士达尔、脱威尔、梁尚、莫斯科、诺甫高老特等独立侯国，那是确定了的。这些小国互相争斗，永无宁岁，一直到1238年被东方来的蒙古人统治了为止。 蒙古人的统治名义上是从1238年到1462年，但在1380年被莫斯科公国的亲王蒂米脱里联合各小邦击败Mamai汗之后，实际上钦察汗国已经完结。1462年伊凡第三之最后推翻了蒙古统治，并不费多大力气。莫斯科公国的伊凡第三既解脱了蒙古人的束缚，便并吞了其他侯国，且侵占乌拉尔与波兰，建立了莫斯科维亚皇国。这可说是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始。故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们总还以莫斯科维亚来称呼俄国。莫斯科维亚皇国形式上虽采取了拜詹廷式的专制，然社会及经济方面，各地大小诸侯仍旧保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一到后来，纷争又起，终且引出外患，波兰人占领了莫斯科、瑞典人也来入侵。迨1617年，俄罗斯人暴动，逐出了侵略者，开国民大会，选举密契尔·罗曼诺夫为沙皇，是为罗曼诺夫朝皇统之始。 不过真正将古旧的莫斯科维亚皇国，变成为现代俄罗斯帝国的，却不能不说是从十七世纪的彼得大帝开始了，因为他不仅在面积上扩大了领土，而且在社会方面，他也完成了很大功绩，譬如介绍西欧进步的生产技术，以及最后废除了残余的诸侯（Boyars）等等。——译者。 [1] 维可（1668——1774）意大利哲学家，始创历史哲学。——译者 [2] MacDonald, James Ramsay（1866—1937）——英国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906－1909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11－1914年和1922－1931年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推行机会主义政策，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C.R [3] “旧信派”为俄国东正教中改革的一派。——译者 [4] 这个断语是包克洛夫斯教授所作的。参看附录一。 [5] 指英译本的大事年表。－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