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一章 两重政权 什么东西构成了两重政权的本质？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对这问题的解释，我们在历史文献中是从不曾遇见的。然而两重政权却是社会危机的一个特殊情形，它决不仅为1917年俄国革命所特有，虽然在这次革命中，它叫人认识得最清楚。 相冲突的阶级老是在社会中存在着，而失去了政权的阶级，必然要努力在某种限度内，使国家的方针偏向到有利于自己这一面。但这完全不是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级统治着社会。政治机构的性质，乃直接决定于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关系。单一政权是每一政制稳定的必需条件。当统治阶级能把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形式，强使全社会当作唯一可能形式来接受之时，这个单一政权是能够维持的。 德国地主与资产阶级之同时执政——无论是霍亨索伦皇朝或共和国形式——并非两重政权，不管两个参政者之间的冲突有时如何激烈；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共同的，他们的冲突并无使国家机关分裂之虞。两重政权的制度只能从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中发生，因此，它只能发生于革命时期，且成为革命时期许多基本因素之一。 革命的政治机动，在于政权之由一阶级转入另一阶级。暴力的变革，由于性质使然，通常总在短期间内完成。但是没有一个历史阶级，能在一夜间，即令是革命之后，突然由从属地位一跃而为统治阶级的。它得在革命前夜，就已对正式的统治阶级采取了很独立的态度；此外，它得把不满现状而不能起独立作用的中间阶级与中间阶层的希望，集中在自己手里。一次革命之历史准备，在革命前期便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势：这时负有实行新社会制度使命的那一阶级，还未成为国家主人，事实上却已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很大部分，至于国家的正式机关，则仍留在旧主人之手。这便是一切革命之起始发源的两重政权。 但这不是它唯一的形态。如果一个新的阶级，被一次为它所不欲的革命推上了政权，而它在本质上原是一个历史上出生已晚的老阶级；如果它在正式登基之前便已经衰老；如果当它走上政权时，遇到了颇为成熟且想染指政权的敌人，——那时政治革命便造成另一种的，有时是更不稳定的两重政权的平衡，来替代那种不稳定的平衡。革命或反革命在某一个新阶段上的任务，都在于克服两重政权的“无政府状态”。 两重政权不仅不以等半均分政权或以政权之一般形式的平衡为前提，而且一般说来，它根本就排除着此种可能。这不是一个宪法制定的事实，而是革命的事实。它表示着这样的意思：社会平衡的破坏，业已分裂了国家的上层建筑。两重政权发生在这种地方，即在那里敌对的阶级已经依靠着本质上不能共处的政府组织，——一个是残存的，另一个则正在形成，——他们在国家的统治方面，逐步都在互相排挤着。在这个情形之下，战斗着的每一阶级所获得的政权量，决定于力量之相互关系与斗争的进程。 这样的情形由于本质使然，不能稳定。社会需要政权集中，它以统治阶级为代表，或在某种场合，以两个半统治阶级作代表，不可遏制地追求着集中。政权分裂，只预告着内战的来临。不过，在竞争的阶级与政党尚未决定从事内战之前，尤其在这样的情形中：假使他们害怕，第三种力量的干预，那他们能在相当长的期间，不得不容忍，甚至仿佛还批准着两重政权的制度。虽然如此，这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爆裂的。内战给两重政权以最明显的、恰正是地域上的表现：每一政权都创立一个巩固的的操演场，为争取其余的地区而斗争，这地区由于交战的两个政权之轮番侵入，老是忍受着两重政权，直至两者之一最后确立了为止。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唯其因为是一次彻底震撼全国的大革命，所以是各种两重政权制度的显明的交替，它在内战形式中，激剧地由一种制度转变成另一种制度。 起初是资产阶级及与之相接近的乡村贵族层反对王权，后者依靠着特权阶级或此等阶级的上层——贵族与主教。资产阶级政府是以伦敦城为靠山的长老会派的国会。这两种制度的长期斗争，最后解决于公开的内战。伦敦与牛津，这两个政府的中心，创立了各自的军队。这次两重政权是依地域形成的，虽然和往常内战中的情形一样，地域的界限极不稳定。国会胜利了。国王被俘，期待着自己命运之被决。 这仿佛已替长老会派资产阶级创造了单一政权的条件。然而在王权未被摧毁之前，国会的军队已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它的队伍里集中着教会独立派（Independentres）、虔诚的与坚决的小资产者、手工业者与农民。这支军队有力地干涉社会生活，它不仅以武装力量的资格，像古罗马禁卫军一般，更是以一个反对富饶的资产阶级的新阶级的政治代表资格干涉着。与这资格相符，军队便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机关，权力高出于军事指挥者之上：这就是士兵与军官代表（“煽动家”）的会议。这样便踏上了两重政权的新时代：由长老会派的国会与教会独立派的军队所形成的。两重政权导入了公开的冲突。资产阶级用它自己的军队来对抗克伦威尔的“模范军队”，即武装平民，表现得毫无力量。冲突结果，藉助于教会独立派的剑，予长老会派的国会以一次肃清。国会只留下了尾闾，建立了克伦威尔的专政。军队的下层，在革命的极左派——社会平等派（Levllers）——的领导之下，企图以自己真正平民的政制来反对军事领袖——这些军队中贵族——的统治。但新的两重政权未能发展，因为社会平等派，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还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自己的历史道路。克伦威尔很快对付了反对者。在许多年内确立了一个新的、但很不稳定的政治平衡。 在法国大革命中，立宪会议第三等级的上层是它的脊椎——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不完全取消国王的特权。立宪会议时期乃是针锋相对的两重政权时期，它以国王之逃往瓦伦而告终，形式上则仅以共和国之建立而后才得消灭。 第一次制定的法国宪法（1791年），以立法行政两权完全独立这一神话为根据，实际上它隐瞒了或者曾企图隐瞒着人民，使他们看不到真实的两重政权：一方面是民众夺取巴士底狱以来掩护在国民会议中的资产阶级；另方面则是旧的王朝，它依赖着贵族，僧侣，官僚与军人的上层，当然还希望着外国的干涉。在这自相矛盾的制度中，种下了它必然破裂的因。要找寻出路，那或者是借欧洲反动之力来消灭资产阶级的代表制，或者就把国王与王政一同送上断头台。巴黎与考勃伦次[1]非较一较力量不可。 事情还没闹到战争与断头台的地步之前，舞台上已出现了巴黎公社，它以第三等级的城市下层为支持，愈加勇敢地与资产阶级民族的正式代表争权。新的两重政权开始形成，1790年便初露端倪。当时，大中资产阶级在行政官署与市政机关的地位相当巩固。社会等级的地窖坟穴内的低贱阶层，自下而上地努力冲入禁地——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决定民族命运的禁地，好一幅令人震惊的画卷！难怪统治者后来对此炮制了成山的污蔑之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习于践踏的那方人群底座，似乎有了生气：一望无际的人堆冒出许多头颅，长满老茧的大手伸向天空，传出了嘶哑但勇敢的呼喊！巴黎各区——革命的私生子——有了各自的生活。他们得到官方承认——没法不承认！——并改组成部（Sections）。它们不断冲垮官设障碍，从下层获得新鲜血液，无视统治者的禁令，它们让无权者，穷人和平民参加自己的队伍。同时，乡村市政机关成了农民暴动打倒资产阶级法律的掩护者，那法律仍在维护封建主的财产。就这样，第二等级的下面，第三等级崛起了。 巴黎各部最初与公社对立，后者那时还被可敬的资产阶级霸占着。在1792年8月10日的勇敢暴动中，各部统治了公社。从那时起，革命公社反对立法会议，后来又反对国民会议，这两者都跟不上革命的进程，不能解决它的任务，它们只登记了事件，但并不干这些事件，因为它们没有那个新阶级（它崛起于巴黎各区下层，且在最落后的乡村找到了支持）的精力、勇气、与一致。正如当初各部之控制公社一样，公社也用一次新的暴动，控制了国民会议。这些阶段的每一次，均以极显明的两重政权为其特点，它的两翼都拼命想建立一个单一与有力的政权，右翼用的是防守之法，左翼则采取了进攻战术。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同样要求实行独裁，因这要求是从两重政权的不堪忍受的矛盾中发生出来的。从两重政权的一种形态转入另一种形态，系由内战来实现。这时革命的大阶段，即政权之移转于新阶级或新阶层完全与代表机关之嬗递不相符合，后者跟着革命的动力向前行进，仿佛是落在后面的革命影子。归根结蒂，无裤党的独裁自然与国民会议的独裁是合流了的，但同怎样的国民会议呢？同那用恐怖手段肃清了昨天还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吉伦特党的国民会议合流。它现在业已缩小，适应着新社会力量的统治了。法国革命这样经历了两重政权的几个阶段。在四年间，上升到了顶点。从热月九日起，它又经历着几个两重政权的阶段，开始往下降落。每次下降，又是以内战开头，正和它以前随同着每个上升步骤一样。新社会就以这样的方式在寻找着自己的力量之新的平衡。 一方面与拉斯布丁的官僚派斗争，同时又与之合作的俄国资产阶级，在大战时期已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它利用了沙皇制度的失败，藉助于乡村协会，城市协会，以及军事工业委员会，将大权集中于自己之手。它已能独立处置庞大的国家资源，所以实质上说，资产阶级已拥有一个并列的政府。当大战时，沙皇的大臣们老是抱怨李沃夫亲王供给军队以给养、食物与医药，甚至替士兵们开理发店。“必须不让他这样干，或者交给他全部政权”，克里伏兴大臣在1915年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决不曾想到在一年半之后，李沃夫亲王竟会得到“全部政权”，不过它不是从沙皇手里，而是从克伦斯基，齐赫泽与苏汉诺夫手里得来罢了。但在接受政权之次日，却发见了一个新的两重政权：在自由派昨天的半政府——今天在形式上已经合法化——之旁，崛起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更真实的劳动群众的政府，它采取着苏维埃的形式。从那一时刻起，俄国革命开始生长成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了。 但是二月革命之两重政权的特点在哪里呢？在十七与十八世纪的历次大事变中，两重政权每次都是斗争的一个自然阶段，是一种临时的力量之相互关系强迫斗争的参加者接受的，而斗争的每一边则都努力要用各自的单一政权来代替两重政权。可是在1917年革命中，我们却看见官方的民主派怎样自觉与有意地造成了两重政权，竭力避免政权之转入于他们之手。初初看来，两重政权的形成仿佛不是各阶级为政权斗争的结果，而是一阶级自愿将政权“让与”另一阶级的结果。唯其俄国“民主派”努力要在两重政权中求得出路，它便于自己退出政权这一方法中求得之。正是这一点，我们称之为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某些类似之点，也可以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对王朝的行为中找出来。不过这种类似并不完全。德国资产阶级固然很想以任何代价和王朝在妥协的基础上平分政权，但资产阶级并未掌握全部政权，而且也绝不想把它统统让给王朝。“普鲁士资产阶级名义上拥有政权，它一分钟都不怀疑：旧政府的各种力量会无保留地置于它的管辖之下，且会自行变成资产阶级全权之忠贞的信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语）1917年的俄国民主派从暴动那一瞬起便占有了全部政权，他们非但要和资产阶级平分，而竟把全部国家给了后者。这，你如果愿意，那不妨说二十世纪最初一季中俄国的官方民主派，已比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上更堕落了。这是完全合乎历史法则的，因为它乃是这同一数十年中无产阶级生长的反面，如今无产阶级已取克伦威尔的手工业者与罗伯斯比尔的无裤党的地位而代之了。 如果把事情看得更深刻些，那末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的两重政权具有纯粹反映性质。有权问鼎新政权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妥协派既然不自信地依靠着工人与士兵，便不得不支持君王与先知这种复式簿记。自由派与民主派的两重政权，只反映着至今还隐藏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重政权罢了。当布尔什维克排挤了高踞于苏维埃上层的妥协派——这将在几月后发生，——那时隐藏的两重政权显露出来了，而这将是十月革命的前夜。在那以前，革命将生存于政治反映的世界中。两重政权本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但经过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智折光镜之后，却变成一个有调节作用的思想了。正为此故，两重政权会成为理论讨论的中心。无论什么东西都会有点用处。二月革命两重政权的反映性质，让我们能更好地懂得历史中那些阶段，即当两重政权在两种制度的斗争中，以气血充沛的插话姿态而出现之时，这好比月亮那种反映的和无力的光，使我们能得出关于日光之重要结论来一样。 俄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俄国无产阶级比过去历次革命中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更要成熟到不可测度。这特点最初促成了半幽灵式两重政权的离奇现象，后来则使真正两重政权的解决，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问题是这样地摆着：或者资产阶级将真正占有旧的国家机关，不过稍加修理以为己用，这时苏维埃便应完全消灭；或者苏维埃将成为一种新国家的基础，它不仅取消旧的国家机关，而且也取消此种机关的所服务的那些阶级的统治。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趋向于第一种解决法，布尔什维克则趋向于第二种。被压迫阶级，照马拉的话说，在过去并不具有知识，机巧与领导，能使他们业已开头的事业彻底完成；但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却具备了这三种条件。所以布尔什维克胜利了。 在他们胜利之后一年，这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力量相互关系中，再度提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取消苏维埃。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则趋向于苏维埃专政。胜利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与考次基在德国，麦克思·阿德勒在奥地利，都曾主张“结合”民主政治与苏维埃制度，要把工人苏维埃包含在宪法之中。这意思就是说要把潜在的或公开的内战，转变成一个国家制度中的构成部分。不能想像出一个比这更古怪的乌托邦了。在德国领土中，唯一可用以辩护这个乌托邦的，恐怕只有那个旧传统了吧：1848年符腾堡的民主派，要求一个以大公爵为首领的共和国。 至今还不曾充分加以估计的两重政权的现象，是否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相矛盾呢？后者把政府看成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就等于问：在供求影响下的价格波动，是否与劳动价值说相矛盾？一只雌兽，为保护它的幼儿而自我牺牲，是否推翻了生存竞争的学说？不是的，在这些现象之中，我们只发见了同一些法则之更复杂的结合。如果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而革命是统治阶级的更迭，那末政权从一阶级之手转入另一个阶级之手，就不得不造成国家之矛盾状态，这状态首先采取着两重政权的形式，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是一个数学上的量，不能先行计算。当旧的制度失去了平衡，力量之新的相互关系只能让各个力量在斗争中互相较量获得结果，才能确立。而这便是革命。 此种理论研究，仿佛使我们离开了1917年的事变。其实它却领导我们直抵这些事变的中心。各政党与各阶级戏剧似的斗争，恰恰围绕在这个两重政权问题的周围。只有从理论的高峰上，才能把这个斗争以全面观察与正确了解。 [1] Koblenz在普鲁士，1791年法国贵族在阿多伯爵领导之下，群集于此，图借外力以推翻国内革命。——译者。 >
> ## 第十二章 执行委员会 2月27日成立于陶立特宫，名叫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1]的那个组织，实质上与这名义颇少共同之点。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此种制度的创始者——系从总罢工中发生。它直接代表着斗争中的群众。罢工的领袖们即成为苏维埃的代表们。成员的淘汰是在炮火之下进行的。苏维埃这所以要选举领导机关，为的是要继续领导斗争，将武装的暴动置于当前的日程上的，恰恰是1905年的执行委员会。 二月革命得军队暴动之赐，在工人创立苏维埃之前便得到了胜利。执行委员会是在苏维埃成立之前，与工厂及军队无关；且在革命胜利之后，擅自组成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激进派典型的发动行为：他们站在革命斗争之旁，但准备收获它的果实。工人的真实领袖们还不曾抛弃街道，他们在解除一部分人的武装，在武装另一些人，且在巩固着胜利。其中最远见的工人，听到了陶立特宫中发生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消息，立刻惊恐起来。正和自由资产阶级在1916年之秋，因期望着宫廷政变（他们一定会有人实行的），所以准备了一个后备政府，以便在胜利时强加于新沙皇身上一样，如今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在二月革命胜利之际，也形成了自己后备的副政府（resèrve subgovernment）。只因他们全体，至少在过去，都曾与工人运动有关，都愿用这运动的传统来作掩饰，所以他们称自己的宠儿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是那充满于历史，也充满于民众暴动史中的一些半有意的伪造之一。当历史事件发生革命的变动，它们的连续性顿告中断之时，那些势将加入政权的“教养”阶层，总是自愿抓住那些与群众的英勇记忆有关的名义与象征。名字常能隐蔽事物的本质，而尤以有力阶层的利益需要此种隐蔽之时为甚。执行委员会一发生便享有的那种巨大威望，依靠着它与1905年苏维埃间的虚幻的连续性上。被苏维埃第一次混乱的大会所核准的执行委员会，后来对苏维埃的成员及其政策，都发生了决定的影响。这影响是愈过愈保守的，因为由火热的斗争空气所保证的、对于革命代表之自然淘汰，业已不再存在。暴动已成为过去，一切人都为胜利所陶醉，谁都想照新的方式来享受精神松弛了，一部分则连头脑都松弛了。要使苏维埃从一种事后赞扬胜利的机关，变成为真正斗争的机关与准备新暴动的机关，那还得经过几个月新环境中的新的冲突与斗争，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员的更换。我们之所以要加重说明事件的这一方面，因为直至如今，它还是完全留在阴影里。 不过，不仅产生执行委员会与苏维埃的条件，决定了它们温和与妥协的性质；促成这一性质的，还有更深刻与更持久性的原因在。 彼得格勒有十五万余士兵。各种各类的男女工人，为数至少要较多四倍。但苏维埃中工人与士兵的代表数，却是二与五之比。选举代表的标准，是具有极度伸缩性的，总是拼命迎合士兵。当时工人一千人中推选一个代表，而一个小小的军事单位却往往派送二名。灰色军服构成了苏维埃的基调。 不过即使在非军人的代表中，也还不是完全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在苏维埃中，有不少人是因个人邀请，由于奥援，或简单靠着自己的钻营本领而来的，——许多激进派律师与医生，学生，记者，代表着各种可疑的团体，而最普通的则代表着自己的野心。苏维埃性质之此种明显的弯曲，领袖们却是甘心承认的，因为他们不反对拿有教养的俗子们的温开水，来冲淡工厂与军营的太浓涩的酒精。在这些偶然的闯入者、猎奇家、僭称者与惯于上台说空话的人们中，有许多人曾在长期间以自己有权威的肘子，挤掉那些沉默的工人与不坚决的士兵。 如果彼得格勒的情形如此，那末各省的景象如何，就不难想像了，那些地方完全不经过斗争便得到了胜利。全国蜂涌着的士兵。基辅，赫尔辛基，梯夫里斯的卫戍军，数目上并不下于彼得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坦波夫，渥姆斯克有七八万兵；雅洛斯拉夫尔，也加德林诺斯拉夫，也加德林堡有六万兵；在很多城市中，则有五万四万或三万不等。苏维埃的代表选举法各地不同，但到处都让军队居于特权地位。政治上，这由于工人自己的趋向使然，他们想尽可能地迎合士兵，领袖们则同样自愿地迎合军官，除了起初，由士兵自己选出的数量庞大的尉官与准尉官外，特别在各省，时常又让军官们特选代表。结果则军人在许多苏维埃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大多数。未能取得政治面貌的士兵群众，经过了自己的代表，却规定了苏维埃的面貌。 在每一代表制中，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总有些不符合之处。这在革命次日，却特别地大。政治上无助的士兵的代表们，在每一个时期，常常是一些与士兵及革命完全生疏的人，是各式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隐藏在后方的卫戍军中，后来则以极端爱国主义者的资格出现。这样便造成了军营情绪的与苏维埃情绪之间的歧异。军官史丹开维奇，即当革命之后，他那一营士兵以阴郁及不信态度迎他归队的，如今在苏维埃士兵部中演说纪律这个尖锐问题，却得到了成功。于是他自问道：“为什么在苏维埃中，情绪比在军队中要和缓与愉快得多？”这一天真的迷惘，只是又证实了一次：下层的真实感情要设法达到上层是多么地困难。 虽然如此，但早从3月3日起，士兵与工人的历次开会却已开始要求苏维埃立刻取消自由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叫苏维埃自己掌握政权了。这儿的发动权也属于维包格区。是的，还有比这更易为群众所接受与更接近群众的要求吗？不过这一鼓动很快就静寂了下去，这不仅因为祖国保卫派予它以激烈的反对；更坏的，又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早在三月的前半月，便已在事实上低头于两重政权的制度了。而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就没有一人能毫不含糊地提出政权问题。维包格区的领袖们不得不实行让步。可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却没有一小时相信新政府，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不过他们敏感地倾听着士兵们的说话，拼命想避免与他们作太尖锐的冲突。士兵们呢，恰恰才学习到政治学的头几句，他们虽然农民式地不信所有的绅士们，但是专心倾听着自己的代表，而代表则又恭而敬之倾听着执行委员会中有威望的领袖们。至于这些领袖们，则唯一能事，就是诚惶诚恐地倾听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脉膊。一切事情。都依着自下而上的倾听——在时机尚未到来之前。 不过，下层的情绪是要暴露出来的；而勉强搁开的政权问题，政权每次也总要重新提出，虽然是以掩饰的形式提出着。各区与各省抱怨道：“士兵们不知道听谁才好”，他们用这方式向执行委员会表示出自己对两重政权的不满，波罗的海与黑海舰队的代表团，于3月16日声明道：他们只在一种限度内，即当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走在一起时，才准备承认临时政府。换句话说，他们简直想完全不承认它呢。这种调子，随时间的前进而愈加坚决。第一百七十二后备团的决议说：“军队与民众只应服从苏维埃的命令。”同时又规定了一个逆定理：“临时政府命令若与苏维埃的决议相冲突者，不应服从。”执行委员会怀着一种满意与不安的混合感，批准了这样的局势。政府则咬牙切齿地容忍着它。两者都没有其他办法。 早在3月初，苏维埃就已在一切最重要城市与工业中心发生出来。从这些城市与中心出发，在最近数星期中，苏维埃便扩展到了全国。只在四五月间，它们才开始据有乡村。最初，代表农民说话的主要是军队。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具有全国意义。其他的地方苏维埃效法着首都，一个个提出关于有条件拥护临时政府的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与各省苏维埃间的关系，在头几月中虽颇顺适，没有冲突，也没有严重的乖离，但必须成立全国组织这一个思想，却从全盘局势中发生了出来。专制推翻后又经过了一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召集，到会的成员并不完全而且是片面的。虽然在所代表的一百八十五个组织中，三分之二是地方苏维埃，但其中主要是士兵苏维埃；在压倒一切的大多数中，除了前线各组织的代表们外，还有许多军人代表，其中主要是军官。关于作战至最后胜利的演说，以及对于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的行为是过于温和）的斥责，响彻了云霄。大会将十六名保守的外省乡愚，添加进彼得格勒的执行委员会，使它的全国性质变成了合法。 这一下，使右派更加强固了起来。从今以后，人们便愈加经常地要拿外省来恐吓那些不满者了。3月14日通过的关于调整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分的决议，差不多没有实行。反正决定问题的并不是当地苏维埃，而是全俄执行委员会；（那末这个决议的实行与否，有什么关系呢？）[2]正式的领袖们就这样占据了差不多牢不可破的地位。执行委员会中，正确些说，它的统治核心中，所采纳的一些最重要的决议，预先都曾得到政府核心的同意。苏维埃给搁在一边了。他们把它当成一种群众大会：“不在那里，不在那些大会上决定政策；所有这些‘全体会议’丝毫没有实际意义”（苏汉诺夫）。这些自满的命运决定者以为苏维埃将领导权交给了他们之后，实质上已完成了它的作用。不久的将来就会表示出来，事情并不如此。群众是多所容忍的，但它绝不是一块能让你随意捏成任何东西的黏土。而在革命时期它学习得很快。革命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 * * * 为要更能了解事变的往后发展起见，必须谈一谈在革命初期结成亲密联盟的那两个政党的特点，它们统治着苏维埃，民主的市政机关与那所谓革命民主主义的大会，它们那不断在解消着的多数，甚至还继续到立宪会议，它们在那次会议上的多数，是他们的过去权力的最后反映，就像山巅的光辉一样，是靠着一个已经西沉的太阳来照明的了。 如果俄国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以致不能成为民主的，那末俄国的民主派，也为了同样原因，竟想把自己算作是社会主义的了。民主派的思想系统，在十九世纪业已无望地消耗净尽。俄国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处身于二十世纪行将来到之时，如果想找到走向群众之路，则必须有社会主义的色采。这是那两个中间性政党，即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所以产生的一般的历史原因。不过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家谱与思想体系。 孟什维克的观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由于这同一的俄国历史落后性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这国度里，首先被人们重视的是把它作为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之必然发展的一种论据，而不是把它看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历史当有必要时，便狡猾地利用了阉割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以便借它之助，使大群陈腐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实行欧化。在这个过程中，孟什维克派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们既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翼，便把这些分子与工人中温和的上层，即努力想在国会周围与职工内部进行合法工作的工人，联结起来。 社会革命党人则相反，理论上是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只在某几个部分上投降了它。他们自以为是实现着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民的联盟的一个政党，它当然为批判的理性所领导。在经济方面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各个历史层之一种不消化的混合物，反映着农民在一个急速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中之矛盾的生存条件。未来的革命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他们拿政治公式来代替了社会内容。这样的，他们给自己指出了一条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道路，因而也规定了超于这两阶级的一种第三者仲裁人的作用。二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人仿佛已经很接近了这种地位。 从第一次革命时起，他们在农民中已经有了根底。在1917年最初几月中，全体乡村知识分子都采纳民粹派的传统公式：“土地与自由。”与永远是城市的政党——孟什维克相反，社会革命党人在乡村中仿佛找到了极有力的支持。不但如此，他们甚至也统治着城市：由于士兵部之力，他们控制着苏维埃，而在最初的民主市政机关中，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该党的力量，仿佛是无有限制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的迷乱现象。一个政党，除了知道为何投票的少数人外，大家都投它的票，那它便不是一个政党，这好像各国婴孩都说的那种话便不是国语一样。社会革命党仿佛是以二月革命中一切未成熟、无定形与混乱事物之一个庄严的名称而出现着。凡从革命前的历史中不曾承袭到一些理由，足以投票赞成立宪民主党或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就都投社会革命党的票。但立宪民主党人处身于闭关的有产者的营垒中。布尔什维克则人数还少，不为人了解，甚至还叫人觉得可怕。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意思就是一般地与整个地投票赞成革命，且不受任何拘束。在城市中，赞成社会革命党即表示士兵之想与代表农民的政党接近，表示一部分落后工人之想接近士兵，表示城市小民之不愿与士兵和农民破裂。在那个时期，社会革命党的党证，乃是各个革命机关之临时入场券，且在代之以另一种性质较为郑重的党证以前，它一直还保有着效力。所以说这个囊括一切与容纳所有人的大党只是一个极大的零，倒不是没有理由的。 自从第一次革命起，孟什维克派就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中，得出了与自由派联盟的必要性，并且把这一联盟看得比与农民的合作更高，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不可靠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将革命的整个远景建筑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之上。既然社会革命党自以为首先是一个农民党，那末在革命中，仿佛该有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同盟，来反对孟什维克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同盟了。事实上我们在二月革命中所见到的，却是一种正相反对的结合。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最亲密的同盟，这联盟又补充以他们与自由派的联盟。布尔什维克在正式的政治竞争场上，则是完全孤立的。 这一个初见似乎难于解释的事实，实际上却是完全合乎法则的。社会革命党绝对不是一个农民的政党，不管乡村里对他们口号的同情是多么地普遍。党的基本核心，即决定该党政策且由此推出部长与官僚的那个核心，和城市中自由派与激进派的关系，比他们与暴动的农民群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个领导核心，因社会革命党在其三月征募中涌进了洪水似的升官发财主义者，所以可怕地膨胀了；它被那在社会革命党口号之下进行的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吓得要命。这些半生半熟的民粹派，当然愿意农民们诸事安好，但他们却不愿见赤鸡[3]飞扬。社会革命党人在暴动的乡村之前所感到的恐慌，与孟什维克在无产阶级进攻之前感到的恐慌平行着。就全盘而论，民主派的恐慌是一个真实危险的反映，这危险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所加于各占有阶级的，它使这些阶级联合在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营垒中。社会革命党人与地主李沃夫政府间的同盟，表示他们与土地革命相决裂；这正犹孟什维克与古契柯夫、德列钦可与康诺瓦洛夫式的工业家与银行家同盟，即表示他们与无产阶级运动相决裂一样。在这些条件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并不表示无产阶级与农民合作，而是为要与占有阶级同盟因而叛离了工农的两个政党之一种联合。 由上所述：显见得这两个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是何等的虚幻；但这绝不是说它们的民主主义是真实的。相反的，正因为民主主义患着败血症，所以需要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俄国无产阶级站在自由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反对地位，进行为民主的斗争，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携手并进的民主政党，不可避免地要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这就是将来妥协派与布尔什维克间所发生的惨酷斗争之社会根源。 假使把上面指出的过程还原到它们赤裸的阶级结构——关于这，当然那两个妥协派政党的参加者，甚至它们的领袖，也并不彻底意识到的——那末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历史作用的分配。自由派资产阶级已不能争取群众。因此，它害怕革命。但为了资产阶级性的发展，革命却是必要的。于是从享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中，分出了两个支派，由他们的年青子弟形成的。其中一支走向工人，另一支则趋向农民。他们企图把工人和农民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真心地与此同时热心地，证明着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仇视资产阶级的。用了这样的方式，他们确实在民众中获得了很大影响。但他们的思想的效果，很快地便超过了他们的头。资产阶级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并发出了警号。从它派生出来的两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便一致响应着家长的号召，跨过了旧的不同意见，他们肩并着肩，背向了群众，急忙投身来拯救资产阶级的社会。 社会革命党就是与孟什维克相比，也显得脆弱无力。在一切重要关头，他们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只是第三等的立宪民主党。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他们却是第三等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两个情形中，孟什维克都占了第二等的地位。群众基础的不稳与思想体系的无定形，也以相当的程度反映于人的选择方面：社会革命党的全体领袖，都具有不成熟、浮浅、与感伤的不可靠的标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比那些最煊赫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在阶级关系中，表现出更多的明察性。 社会革命党人既没有固定的思想标准，便表示出一种对道德教条的趋向。当然，这也是毋须说明的：这些道德要求，并不妨碍他们在大的政治中应用那些小小的欺诈；这本为没有稳固支持、明确学说、与真正道德轴心的一切中间阶层政党所共有的。 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同盟的领导地位，属于孟什维克，虽然数量上的优势无疑是属于社会革命党方面。在这样一种角色的分配中，乃是一个特殊方式，说明着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乡村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最后，又说明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那些保持道地俄国社会学且以旧俄罗斯历史的贫乏自傲的知识分子之思想上的高超。 我们已经知道，在革命后最初几星期中，没有一个左派政党在首都有一个真实的总的领导机关。社会主义各政党之公认的领袖们，都亡命在国外。二等领袖们则正在从远东回到都城来的路上。这使那些临时的领导者们发生一种谨慎的与期待的情绪，使他们互相接近起来。在那几星期中，没有一个领袖群曾将自己的思想发挥到底。苏维埃中各政党间的斗争，性质极其和平。事情仿佛只关于同一“革命民主派”内部的一些细微差别。诚然，自从策列铁里由充军处回来（3月19日）之后，苏维埃的领导来了一次颇为激剧的向右转，要想对政权与战争负起直接责任来。但在3月中旬，因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由充军处回来的影响，布尔什维克也激剧地右倾了，所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与左派反对派间的距离，4月初比3月初甚至更小了。真正的分化，还要稍过一些时候才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出一个确定的日期：4月4日，即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的次日。 孟什维克党内的每一派，都有几个杰出人物为首，但没有一个革命的领袖。极右翼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几位老师：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捷依奇（Дейчем）所领导，他们早在专制之下，便已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了。恰好在二月革命的前夕，这位悲痛地度着残生的普列汉诺夫，在一种美国报章上写道，俄国工人罢工与其他方式的斗争，现在都是罪恶。老孟什维克中的较大部分，其中像马尔托夫，丹，策列铁里那样的人物，自列于齐美尔瓦尔得营垒中，且拒绝对战争负责。但是左派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样，在大多情形中，都不过是民主反对派立场的一种掩饰。二月革命使这些“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大多数与斗争相调和，从今以后，他们发见战争是保卫革命的方法了。在这方面最坚决的是策列铁里，他后面拖着丹和其他的人。马尔托夫当革命初起时正在法国，只到5月9日才得从国外回来。他不能不见到：他昨天的同志们，在二月革命之后，已走到盖得[4]、桑巴[5]等在1914年开始采取的同样立场，即以保护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德国绝对专制为己任的立场了。马尔托夫居于孟什维克左翼（它在革命中不曾成长，未能起任何严重作用，）的领袖地位，反对着策列铁里与丹的政策，但同时又反对左派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拉近。策列铁里代表着官方孟什维克主义发言，拥有无疑的大多数群众：革命前的爱国家们，并不困难便和二月间新征募到的爱国家们联合了起来。不过普列汉诺夫有他自己的一派，十分爱国，立于党，甚至还立于苏维埃之外。马尔托夫的一派则并不脱离党，没有自己的报纸，也没有自己的政策。每当历史大事变之际，马尔托夫老是无望地迷乱着，悬在空中。1917年和1905年一样，革命差不多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凡的人。 孟什维克国会党团的主席齐赫泽，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来又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努力想把自己良心的全部蕴藏投放于这一职位中，用着素朴的诙谐，掩盖着他对自己的经常不信。他身上盖着他那一省的不可拭去的记印。多山的乔治亚，这个太阳、葡萄园、农民与小贵族的国土，拥有很小百分比的工人，产生出一层人数众多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圆通的，神经质的，但是大多数却不曾高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水平。在所有四届国会中，乔治亚选派的议员都是孟什维克，而在所有这四次党团中，乔治亚的议员都起了领导作用。乔治亚成了俄国革命中的吉伦特。如果十八世纪的吉伦特派被指斥的罪名是联邦主义，那末乔治亚的吉伦特派虽然最初拥护统一与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归结还是主张了分离主义。 乔治亚吉伦特派中最杰出的一个人物，无疑是前第二届国会的议员策列铁里，此人一从戍地回来，便立即不仅领导了孟什维克，而且还成了当时苏维埃中全体多数派的领袖。策列铁里不是理论家，甚至不是时评家，但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过去是，那时也还是南方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者。在墨守旧习的国会情形中，他大概会觉得是如鱼得水。但他生在一个革命时代，早年又因服过马克思主义这一剂药而中了毒。不过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孟什维克中，策列铁里在革命事变中表示出最大的规模，与执行彻底政策的愿望。正因为此，他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助成了二月政制的破灭。齐赫泽是整个服从着策列铁里的，虽然在某些时候，也被后者教条的直截路线所惊骇，这路线竟使昨天被处苦役的革命者，与资产阶级的保守代表相接近。 孟什维克史高倍列夫，因其末届国会的议员地位，获得了新的民望，他给人家的印象，是私家彩排戏中串演政治家的一个学生，这倒不仅因为他模样儿长得年青之故。史高倍列夫的专业是压倒“过火行为”，平定地方冲突，以及一般地以实际方法弥补两重政权的隙漏，当他还没有被搅入5月间成立的混合政府，去串那劳动部长这不幸角色之前。 孟什维克中最有势力的人物是丹，这是个党的老工作人员，人们总把他当作马尔托夫以下的第二个人物。如果孟什维克主义，一般说来，是靠堕落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血、肉、传统与精神来滋养的，那么丹简直像是德国党领导机关中的一员，是较小规模的艾伯特（Ebert）[6]。一年以后，这个德国的丹，把那俄国的艾伯特所不曾完成于俄国的政策，完成于德国了。不过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人，而在于客观的条件。 假使苏维埃多数派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是策列铁里，那么眼睛里充着血，用全部肺量在吹那刺耳的竖笛的，却是里倍尔。这是从犹太工人同盟来的孟什维克，具有长久的革命履历，很真诚，很感情，很会讲话，很狭隘，并且拼命要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屈的爱国者与铁腕政治家。里倍尔实实在在恨死了布尔什维克。 我们现在可以拿这个过去做过极左派布尔什维克的魏廷斯基，来结束关于这队孟什维克领袖们的介绍。魏廷斯基是第一次革命之著名参加者，被处过苦役，3月间，因爱国主义立场与党相决裂。参加了孟什维克之后，魏廷斯基一似人们所预料的，变成为吞食布尔什维克的专门家。他对于过去同志们所施的污蔑，只因缺少感情气质，所以还不能和里倍尔相等。 民粹派的领导机关也一样地分子复杂，不过比孟什维克的总部，还要更渺小与更庸碌得多。立于极右翼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者，以老亡命者蔡考夫斯基为其领袖，此人的战斗的爱国主义可与普列汉诺夫的相媲美，但没有后者的才能，也没有他的历史。与他并列的有老婆婆勃来希可·勃来希可夫斯卡雅，社会革命党人称她为俄国革命的祖母，但她自己却热烈地要成为俄国反革命的教母（God-mother）。已届颓龄的无政府主义者克洛泡特金，从幼年起便对民粹派保有一种癖好，现在则利用战争，否认了他过去差不多五十年间所教导的东西：国家的否认者拥护了协约国。如果他否认俄国的两重政权，那他并非用无政府的，而是以资产阶级单一政权的名义。不过这些老人差不多只起了装饰品的作用，虽然后来蔡考夫斯基在反对布尔发维克的战争中，做了受邱吉尔资助的那些白党政府之一的领袖。 克伦斯基坐着社会革命党人的首席，不过这个远在其他诸人之前的首席，并非在党内而是超出于党的。克伦斯基过去并未与任何政党发生过关系。以后，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遇到这个天命所归的人物，这人物在两重政权时期的力量，乃在于他结合了自由主义无力与民主主义的荏弱。克伦斯基之正式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未破坏他对政党之一般的鄙视态度：他自以为是人民之直接被选人。不过那时的社会革命党，反正已不成其为党，已成为巨大的而确乎是全民的一个零了。该党在克伦斯基身上，找到了一个合式的领袖。 未来的农业部长，后来又当了立宪会议议长的欠尔诺夫，无疑是老社会革命党中最有代表资格的一个人物，他之被认为该党的灵魂、理论家与领袖，那是并非偶然的。欠尔诺夫与其说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毋宁说是一个教会中经书诵读者，他有很多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融会贯通，他常能漫无限止地引经据典，借以作适当的辩解，他这种太渊博的征引，在长期间捉住了俄国青年人的想像，虽然他给他们的教益并不多。这个多言的领袖只对一个问题没法回答：他领导谁，以及领导他们上哪里去？欠尔诺夫用道德与小诗装饰着的折衷主义公式，在时机未到之前，曾联合了各式各样的群众，但一到紧急关头，他们就向各个不同方面散去了。然则，欠尔诺夫自满地把自己的建党之法与列宁的“教派态度”相对立，当然不足怪了。 欠尔诺夫在列宁之后五天才从国外回来：英国终于放过了他。最大政党的领袖，以一篇最长的演说，回答着苏维埃中广大群众对他的欢迎，关于这篇演说，那位半社会革命党人苏汉诺夫这样批评着：“不但我一人，还有其他许多社会革命党的爱党者，也都皱眉摇头，因为他唱得那样不悦耳，那样古怪地装腔作势，眼珠子滴溜溜地四转，是的，话说得不停，但是不知所云。”欠尔诺夫在革命中往后的一切活动，都在他首次演说的同一音调上展开了的。几次企图从左边反对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之后，自觉到各方面受着压迫，欠尔诺夫便不战而降，肃清了本人亡命时的齐美尔瓦尔得主义，参加联络委员会，稍后又加入混合政府。他所干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便决心规避。放弃投票成为他政治生活的一个方式。从4月到10月，他的威望比他的党员消失得更快。相互仇视的欠尔诺夫与克伦斯基，两人间虽有许多不同，但他们都完全生根于革命前的过去，在旧时俄国脆弱的社会，在贫血与自大的知识分子中，这些知识分子渴望着教导民众，拼命想做他们的保护者与恩人，但绝对不能去听从他们，了解他们与从他们中间学习。可是不能这样干的人，就不能有革命的政略。 阿夫克森齐耶夫被他的党捧起来担任革命中的最高职位：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政部长，预备国会议长，但此人却是对政治家的一帧十足讽刺画。奥勃尔女子中学里一个可爱的语言学教员——这是人们提起他时所能说的全部介绍辞了。诚然，他的政治活动，比之于他的人格，证明出要有害得多。 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与苏维埃统治核心中起着巨大的，虽然是更隐蔽的作用的，乃是高次。系出著名革命家庭的一个恐怖主义者，高次比他最接近的政治朋友们较不自大，且较能实干。不过他以所谓“实行家”的资格，自限于厨下杂务，将大问题留待别人解决。还必须说明一点的，就是他既非演说家，又非著作家，他主要的资源，乃是他以多年苦役购得的个人威望。 我们在实质上，已经提到了民粹派统治层中所有能被提到的人。等而下之的，已经是费立包夫斯基那一类全属偶然的人物了，关于费立包夫斯基，究竟他为什么爬上了二月奥林匹斯山[7]之巅，那是谁都不能解释的，他那套海军军官的制服，大概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吧。 与执行委员会中两个统治政党的正式领袖们并列的，还有不少“野种”，个别分子，过去革命运动各阶段上的参加者，这些人在革命以前很久便脱离了斗争，如今在胜利革命的旗帜之下急忙回来之后，却并不急急于给自己套上政党的羁轭。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野种们遵循着苏维埃多数派的路线。在第一个时期，他们甚至还起着领导作用。随着正式领袖们之由充军地与国外回来，这些无党派的人便退居于次位，政治开始定形，党派的从属就被视作权利了。 从反动营垒方面来反对执行委员会的那些人，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指异族人，即犹太人，乔治亚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等，在该委员会中占有优势。对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人员说，那些异族人虽占不很高的百分比，但他们在主席团，在各种委员会，在报告人等中，无疑地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既大量参加于革命队伍，则老一代革命家中异族人数量之特别多，自不足怪。他们的经验（虽不一定是高等品质的经验），使他们在新社会形式建立之时，成为无可代替的人。不过企图用异族人所占的这个虚幻的优势，来解释苏维埃政策与整个革命的过程，那是完全荒谬的。民族主义在这一场合中，暴露出对于真正民族，即人民之轻视，它把那处于伟大的民族觉醒时代的人民，描写成操在异族人或偶然分子手中的一块单纯的木头。但是异族人为何与如何获得这样一种奇迹创造力，来支配这几百万本国人呢？事实上，当深刻的历史变易之时，民众常常叫那些昨天最受压迫的，因此最准备表现新任务的分子，出来服务。不是异族人领导革命，而是人民的革命利用着异族人。这种情形，甚至当自上而下实行大改革时，也是如此。当彼得一世离开旧的途径，吸引异族人与外国人来服务时，他的政策总不失其为民族的。在那时，附郊德国人居留地中的工匠与荷兰人的船主，比那些很久以前由希腊人训练成的俄国牧师或莫斯科的诸侯贵族（他们也抱怨异邦人的优势，虽然他们自己就是建立俄罗斯国家的异邦人的苗裔），更能表示出俄罗斯民族发展的要求。无论如何，1917年的异族知识分子，与真正俄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分配在同样几个政党中，具有同样的缺陷，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恰恰是孟什维克与社会党人中的异族人，特别热心地主张保卫国家与俄国的团结。 以上就是执行委员会，即民主派最高机关的情形。消失了幻想但还保持着成见的两个政党，拥有一班不能将空话变成事实的领袖，当了革命的头脑；而这革命之来临，却是为要破弃那百年桎梏与奠定新社会的基础的。妥协派的全部活动，成为痛苦的矛盾的一个长链，此种矛盾耗竭了民众力量，准备了内战的痉挛。 工人，士兵，农民却把事情看得很认真。他们想：由他们创立起来的苏维埃，应立即负责消除革命所由产生的那些痛苦。大家都跑到苏维埃去。每个人把痛苦到那里去诉说。谁没有痛苦呢？他们要求解决，希望援助，期待公道，坚持赔偿。恳求者，诉苦者，请愿者，告发者，大家以为那个敌对的政权，终于让自己的政权代替了。民众相信苏维埃。而民众是武装的，这就表示苏维埃是一个政权。他们这样地了解事件，——难道他们了解得不对吗？士兵、工人、士兵的妻子、小商人、职员母亲、父亲等人，开关着门，寻找着，询问着，哭泣着，要求着，强迫着设法，——有时竟指明设什么法，——就在事实上把苏维埃变成一个革命政权。“这完全不是苏维埃本身的兴趣所在，无论如何这是不在它的计划之内的”，我们的熟人苏汉诺夫这样地抱怨着，他当然是拼命跟这个过程斗争的。他的斗争成功了没有呢？唉，他不得不立即承认道：“苏维埃机关开始不由自主地，自动地，反对着苏维埃的意志地，来挤掉那架正式的政府机器，这机器愈来愈空转着了。”这些投降教条的信徒们，怎样对付这架空转着的机器呢？苏汉诺夫很忧郁地承认道：“必须安心忍受着，掌握起某些单零的行政职务，同时又得保持一种虚构，仿佛马林斯基宫[8]在执行着它们。”这就是这班人在那被战争与革命的火焰所笼罩的破碎国家中所忙的事情：用蒙面跳舞的方法，保护着已被民众在机体上摧毁了的那个政府的权威。让革命死去，虚构万岁！同时，已被这班家伙从大门逐出去的政权，却打窗户里爬回来了，这每次都使他们惊惶失措，且使他们陷入可笑或下贱之境。 还在2月28日的夜间，执行委员会便封闭了皇党的刊物，且规定了报章的登记制度。反对之声，洋洋盈耳。叫嚣得最高的，是那些惯于禁止其他人说话的人。几天后，委员会重新讨论出版自由问题：允不允许反动报纸出版？这时发生了不同意见。苏汉诺夫型的教条主义者们赞成绝对的出版自由。齐赫泽最初没有同意：怎么能把武器不加统制地留在死敌之手呢？顺便说一句，那时倒没有一个人想把这问题交给政府解决。其实即使这样办也是无用，因为印刷工人只承认苏维埃的命令。3月5日，执行委员会认可了这个事实：查禁右派出版物，新报发行须得苏维埃核准。不过在资产阶级各界的压力之下，这决定在十号那天便取消了。苏汉诺夫欢欣鼓舞道：“只要三天工夫，就足够叫他们恢复理知了。”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狂欢！刊物不是超于社会的。革命期间刊物的存在条件，反映着革命本身的进程。当革命具有，或可能具有内战性质之际，没有一个作战营垒肯让敌对刊物存在于自己势力区内，这好比谁都不肯自愿放弃对于兵工厂，铁路或印刷所的统制一样。在革命斗争中，刊物不过是各种武器之一。言论权无论如何总不会高于生活权。而革命则把生活权也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确定下述意见，作为法则：凡革命政府愈带自由派倾向，愈能容忍，愈对反动“宽洪大量”，则它们的政纲愈浅，它们和过去的关系愈深，它们的作用愈保守。反之：它们的任务愈大，它们将破坏人们的既得权益愈多，则革命政权愈集中，那政权的独裁性也愈露骨。不管这是好是坏，但从来人类的前进，却正是遵循了这样的道路的。 当苏维埃想把出版物的统制权握在自己手中时，它是对的。究竟它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呢？因为它一般地拒绝作郑重的斗争。对和平，土地，甚至对共和国问题，它都默而不言。它既将政权转交给保守的资产阶级，它便既无害怕右派出版物的理由，也无反对此种出版物的可能。可是不多几月之后，政府在苏维埃的援助之下，却开始无情地对付左派刊物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后相继地被查封着。 3月7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演说道：“尼古拉第二在我手中。我从不想做俄国革命的马拉[9]……尼古拉第二将我亲自监视之下，前往英国……”太太们抛掷鲜花，学生们鼓掌赞成。但下层却激动起来了。从来没有一次郑重其事的革命，即有所损失的革命，曾让废黜的君主出国的。工人与士兵们不断要求：逮捕罗曼诺夫氏全家。执行委员会预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是开不得玩笑了。于是决定：苏维埃该把罗曼诺夫这案子拿在自己手里，这样便公开地宣布了政府之不值得信任。执行委员会对所有的铁道下令：不放罗曼诺夫通过。这便是沙皇的火车在路上逡巡的原因。一个属于右派孟什维克的工人格伏士吉夫，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被派去逮捕尼古拉。克伦斯基被否认了，连带也否认了政府。但它并不辞职，而是默默地服从了。3月9日齐赫泽向执行委员会报告道，政府已“放弃”将尼古拉送往英国之意。沙皇家属已在冬宫被捕。这样，执行委员会从枕头底下，把自己原有的政权偷来了。可是从前线来的要求却愈加坚决：送前皇到彼得·保罗堡垒里去。 革命总是表示出财产之移转，这不仅表示在立法上，而又表示于群众的夺取上。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根本不曾以相反方式发生过：法律改革总是落在“赤鸡”（见前注）之后。在城市中，夺取的作用比较小些，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并无动摇资产阶级财产权的任务。不过从来仿佛也还不曾有过这样的革命：那时群众为了社会目的而不占用过去属于人民之敌的房屋。二月革命一经过去，政党即刻从地下出来，发生了职工会，不断举行着大会，所有区中都有了各自的苏维埃，——这一切都需要房屋。各组织夺取了沙皇大臣们不住人的别墅，或沙皇舞姬们空闲着的宫邸。遭殃的人诉着屈，或者政府自动出来干涉。但因夺取者实际上握着政权，而正式的政权反倒是一个幽灵，于是检察长最后就向那同一个执行委员会申诉，请求恢复某位舞姬被侵占了的主权。这位舞姬的并不烦难的职能，却受到了朝廷中人取之于民脂的厚赏。联络委员会自然行动起来了，部长们开着会，执行委员会的“局”会商着；一个代表团奉派去见夺占房屋的那些人——事情拖延了好几个月。 苏汉诺夫告诉我们说，他以“左派”的资格，并不反对在财产权方面采取最激进的立法，但他却是“一切抢夺行为之大敌”。可怜的“左派”惯以这样的诡计来掩盖自己的破产。真正的革命政府，当然能及时颁布征用房屋的法令，借以减少混乱的夺占行为至最低限度。可是左派的妥协主义者则将政权交给了财产权之疯狂拥护者，以便自己日后——在露天——谨慎地向群众宣传尊敬革命法律的福音。彼得格勒的气候却并不有利于柏拉图式的空谈[10]。 购买面包者所排成的行列，予革命以最后推动。它们是对新制度的第一个威胁。早在苏维埃成立大会上，就已决定组织一个粮食委员会。政府毫不留心首都的民食问题。它倒很愿意用饥饿方法来使首都平静。以后的责任是落在苏维埃身上了。它拥有好些具有某种实际经验的经济学家与统计家，这些人以前在资产阶级的经济与行政机关服务。其中大半是格罗曼与乞勒凡宁之流的右翼孟什维克，或是走得极右的过去布尔什维克，有如巴札洛夫与阿维洛夫。不过他们才着手来解决首都的民食问题，便觉得由于整个局势的逼迫，不得不采用最激烈的方法来禁止投机与组织市场了。在苏维埃的好几次会议上，核准了一大套“军事社会主义”的办法，其中包括着一切麦子储存为国家财产；按照工业生产品的同样价格，规定面包的确实价格；国家管理生产；实行调节城市与乡村间之商品交换。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惶恐地面面相觑；想不出其他办法，他们同意了这些激烈决议。后来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们，怪不好意思地把这些决定通知了政府。政府答允加以研究。但无论是李沃夫亲王，古契柯夫或康诺瓦洛夫，谁都不愿意对自己与自己的朋友，加以统治，征发或拼命的节约。苏维埃的一切经济决议，除了能由地方苏维埃独立执行者之外，都因国家机关之消极抵抗而粉碎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粮食方面实行了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限制每个人食粮：体力劳动者每日面包一磅半，其他的人则规定一磅。诚然，这一限制差不多对首都居民的粮食预算，并不改变：一磅与一磅半，原可过活了。每天吃不饱肚皮的痛苦还在后头。革命将要在几年内——是几年而不是几月——使那系在日益减瘦的肚子上的裤带，愈拉愈紧。它将忍受这种试验。现在它所感到痛苦的还不是饥饿，而是疑惑，彷徨，不知明日事。因三十二个月战争而弄得极其尖锐的经济困难，正敲着新制度的窗与门。运输制度的解体，各种原料的缺乏，大部分设备的耗损，可怕的通货膨胀，商业的紊乱，全都需要采取勇敢与迫切的办法。妥协派既然在经济方面触着了这些问题，但在政治方面却使它们无法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转过来斥责两重政权；而他们不得不签署的每一个决定，都不能容忍地炙着他们的指头。 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成了力量与相互关系之大的测验器。暴动胜利了，但总罢工还继续着。工人们认真地以为政制改变，他们的命运也应当改变。这立刻就引起了新统治者——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的惶恐。爱国主义者的政党与报纸大声疾呼着：“士兵们——回营，工人们——复工！”这不是说一切照旧吗？工人们疑问着。“目前是的”，孟什维克忸怩地回答。可是工人们懂得：假使现在没有改变，那将来更不用说了。同工人们解决问题，资产阶级让社会主义者来办。执行委员会借口那业经获得的胜利，“已颇足以保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其实：自由派地主们不是当着权吗？——所以它决定3月5日为彼得格勒区工人的复工期。工人们回到厂里去！这就是教养阶级——自由派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之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这班人相信几百万工人与士兵，因不能克制的不满与希望的压力而起来暴动，等得胜利之后，就能顺从地自安于旧时生活条件的。从历史书中，领袖们得出了一个信念，以为这样的情形在以往的革命中都曾发生过。但是不，这样情形即使在过去，也是从来没有的。假使劳动者被骗回到旧时的厩舍，那末只能用迂回曲折之法，经过许多次失败与欺骗。马拉敏锐地感觉到了诸种政治转折的残酷社会真相[11]，所以主流史学家才登峰造极地污蔑他。1792年8月10日革命之前一月，他写道：“革命的完成与支持，只能靠社会的下层阶级，靠一切被剥夺了财产的，无耻的富人待之为流氓的，罗马人以其特有的厚颜曾称之为无产者（Proletariate）的人。”革命给这些剥夺了财产的人以什么东西呢？“开始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最后，运动终被征服了；他们的运动老是缺乏知识，机巧，方法，武器，领袖，与明确的行动计划。这运动在那些具有经验，巧妙与奸诈的阴谋家之前，是没有防御力的。”克伦斯基之不愿意做俄国革命的马拉，还有什么奇怪吗？ 过去俄国工业界巨子之一，V·奥尔巴黑，生气地讲着：“下等人把革命了解成谢肉节一类的事情：譬如婢女整日间不在家，打起了红带子在街上游荡，坐在汽车里兜风，只在朝晨才回家，洗个脸，又出去溜哒。”妙呀！这位控诉者想指出革命的腐化作用，以这样的特点来形容婢女的行径，可是这些特点，——当然得除去红带子——却再好没有地写出了资产阶级太太的日常生活。是的，被压迫者是把革命当作节日或节日前夜来接受的，它在家庭婢女心中所引起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要减弱那卑抑，悲痛，无出路之奴役的日常羁轭。工人阶级全体则不能，也不愿只以红带子自慰，虽然那带子在别人看来，是胜利的象征。在彼得格勒的工厂中进行着骚动。不少企业，公开地不服从苏维埃的决议。回进工厂，工人当然是准备的，因为这是必须的；但在什么条件下呢？工人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孟什维克引证着1905年的经验，即那时工人企图用强迫方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致遭受失败：“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时反对反动派与资本家，无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一般说来，孟什维克承认将来和资产阶级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纯理论的承认，丝毫不约束他们，他们以为不要逼成这个决裂。但因资产阶级之被逼投入于反动营垒，并非由于演说家与时评家的热烈的词句，而是由于劳动阶级的独立运动，所以孟什维克用尽全力，反对工农的经济斗争。他们教导说：“现在工人阶级最切要的不是社会问题。目前它要获得政治自由。”但是这种空想的自由究竟在哪里，工人们是不能懂得的。他们首先要给自己的肌肉与神经谋得少许自由。于是他们压迫老板。这是一个怎样的讽刺呀：正当3月10日，即当孟什维克报上说八小时工作制不置于日程中的那一天，那在前夜已不得不和苏维埃发生正式关系的厂主联合会，却宣布它赞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组织工厂作坊委员会。实业家比苏维埃中民主派的战略家，表示出远见得多。这是不足怪的：在工厂中，老板们与工人们面对面地相处着。不下于半数的彼得格勒工厂，其中大多数是大企业，那里的工人们做完了八小时工后，便一致离开了机器。政府与苏维埃拒绝给他们的东西，他们自己却拿过来了。当自由派报章带着感动，将1917年3月10日俄国工业家的姿态，比之以1789年8月4日法国贵族的姿态时，他们比自己所想的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理；原来俄国资本家与十八世纪末叶的封建主相似，是在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行动的，他们希望以一时的让步，保证将来能恢复失物。有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政论家，打破了官方的诳言，干脆承认道：“这是孟什维克的不幸，布尔什维克已经用恐怖手段强迫厂主联合会同意了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究竟恐怖手段是什么？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工人的布尔什维克在运动中，无疑地占了第一个位置，而且又像在二月间那几个决定的日子一样，最大多数的工人跟在他们后面。 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以一种混乱之感，记录着这个伟大胜利，实质上这胜利是违反了它的意志而获得的。不过受了辱的领袖们，又不得不向前再走一步，他们建议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公布适用于全俄的八小时工作法令。但政府得到雇主的同意，表示反对，期待着较好的日子，它拒绝执行那个绝非坚决地向它提出的要求。 莫斯科区也开展着同样的斗争，不过延长得更久。此地的苏维埃也不顾工人反对，要求复工。在那些规模最大的一个工厂中，反对终止罢工的决议，由七千票对六千票通过了。其他工厂中的反应，也差不多同样。3月10日苏维埃再度严厉地指出了工人立即回厂的责任。这样一来，大多数工厂中虽然都开始了工作，但几乎到处都展开着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工人们用行动纠正着自己的领袖们。经过长时间抵抗之后，莫斯科苏维埃在3月21日，终于不能不用本身的决议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了。工业家立即服从。在各省，这斗争一直持续到四月间。差不多各处苏维埃的情形都是一样：最初抑制着与反对着，然后，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去同雇主们谈判：凡在后者不表同意的地方，那里的苏维埃便不得不自动颁布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是制度中一个怎样的隙裂啊！ 政府故意站在一边。这时，在自由派领袖的指导之下，开始了一个反对工人的可怕运动。为要克服工人，他们决定鼓动士兵起来反对他们。缩短工作时间，那意思就是说要减弱前线的力量。难道在战争时候可以只顾自己吗？难道战壕里也能计算钟点吗？有产阶级一经走上了阴谋煽动的路，他们是不会在任何事物之前止步的。鼓动带上了狂暴的性质，且很快传到了战壕里。士兵比连衣可在其前线回忆录中承认道，主要由军官中半生半熟的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鼓动，相当成了功。“不过想唆使士兵反对工人的那些军官，他们的整个不幸，就在于他们是军官。以前军官对士兵的态度，在每个士兵的记忆中是太新鲜了。”不过，对工人迫害得最凶狠的，还是在首都。工业家与立宪民主党的总部一起，找到了无限的方法与力量在卫戍军中进行鼓动。据苏汉诺夫说：“3月底，在所有十字街口，在电车上，在每一公共场所，都能看到工人与士兵，相互进行着激烈的舌战。”甚至发生了殴斗。工人们懂得了危险，且会设法来防止它。为要做到这一层，他们只叫说真话就够了：摘引战时利润的数字，让士兵们看看机声隆隆的工厂与工场，看看炉子里的地狱火焰——这是他们的永久前线，这里有过无数牺牲者。由于工人们的发起，卫戍军各部队开始来参观工厂，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工厂。士兵们看着听着，工人们指点着解释着。参观结果是凯旋似的亲善。好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上，登载着许多军队的决议，说到他们与工人之不可破坏的团结。到得4月中旬，根本连兵工冲突这个题目，都已从报章上消失。资产阶级报纸沉默了。这样，工人们于经济胜利之后，更获得了政治的与精神的胜利。 因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而发生的事变，对于革命之全部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工人每个星期获得了几小时空闲工夫，可用以读书，开会，又可以练习打枪，这自工人自卫军成立以来，业已成为经常功课了。再则，得到这样明显教训之后，工人开始更密切地监视着苏维埃的领袖们了。孟什维克的威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布尔什维克在工厂中的地位强固起来，在军营中，一部分的情形也是如此，士兵更加小心，更有思想与更加谨慎了：他们懂得，有人在暗算他们。阴谋煽动的恶毒计划，回过来反对着计划的主使者。工人与士兵不仅没有被离间与互相仇恨，反而更密切地融协了。 政府，尽管有联络委员会那种牧歌似的虚幻组织，还是仇恨苏维埃，仇恨它的领袖们，又仇恨他们的监护作用。政府一有机会便暴露了这个仇恨。因为苏维埃执行着纯粹政府的职务，当必须镇抚群众之时，还是政府自己请苏维埃这样办的，所以执行委员会请求政府津贴它一点开支。政府表示拒绝，虽经苏维埃一再坚请，政府却固执己见：它不能拿国帑来津贴“私人组织”。苏维埃默默无言。苏维埃的预算全靠着工人，这些人不倦地搜集金钱来应付革命的需要。 同时，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双方都保持着完全互爱的礼节。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宣布两重政权的存在为一种无稽之谈。克伦斯基对军队的代表保证说政府与苏维埃之间，在任务与目的方面的完全一致。策列铁里、丹与其他的苏维埃台柱们，也是同样热心地否认着两重政权。他们想借诳骗之助，去巩固建筑在诳骗上的政制。 可是那制度从最初几星期起就摇摇欲倒了。领袖们不倦地从事于组织拉拢：他们拼命想依靠着偶然的代表或代表团体来反对群众，例如靠士兵反对工人，靠新的市政局，“地方自治会议”与合作社来反对苏维埃，靠各省反对首都，最后，则靠军官来反对人民。 苏维埃形式并不含有任何神秘力量。它绝不能自免于一切代议制度的缺陷——只叫此种制度不可避免，那末这些缺陷亦是不能避免；但苏维埃形式的力量，却在于它能把所有这些缺陷减少至最小限度。我们可以怀着信心说，——经验也很快会证明这一点，——任何其他将群众分成原子的代议制度，在革命中表示群众的真实意志时，远不及苏维埃表示得好，而且比它的要迟缓得多。在一切革命的代议制度中，苏维埃是最有伸缩性，最直接与最透明的。但它总还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它所能给我们的，不能多于在某一时期内群众路线所能注入于它的那些东西。不过它能使群众更易懂得自己所做的错误，更易改正这些错误。苏维埃的这一作用，乃是革命发展的几个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究竟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远景如何？简直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彻底思索过的远景。后来苏汉诺夫确切地说道：依照他的计划，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不过是短期间的，为的要让民主派巩固力量，好更有把握地将政权拿回来。不过，这个本身天真的计划，显然是事后回顾时拟出来的。至少当时并没有一个人这样拟过。在策列铁里的领导之下，执行委员会的动摇，纵令不曾终止，那至少也已包含在制度之中了。策列铁里公开声明道：若无一个坚强的资产阶级政权，则革命非死亡不可。民主派应以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行施压力为限，小心着，不要因一个鲁莽步骤而推它到反动营垒，只叫它还在巩固革命的胜利，那我们总要拥护它。最后，这个中间制度将以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为结局，社会主义者则成为国会里的反对派。 这些领袖们的绊脚石，倒并不是远景问题，而是目前的行动政纲。妥协派答应群众以“行施压力”之法，向资产阶级去取得一个对内与对外的民主政策。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当然已不止一次地让过步。但归根结蒂说来，压力的意思是一种威吓，它要排挤统治阶级于政权之外且欲取而代之。可是民主派手中没有的，正是这个武器。它是自愿将政权托付给资产阶级的。发生冲突的，并不是民主派以夺取政权和威吓，反倒是资产阶级拿归还政权来恐吓民主派。这样一来，那一架压榨机的主要杠杆，便操在资产阶级手中了。这又可以解释一个事实：为什么政府全无力量，却还能反对掉苏维埃上层所作一切相当严肃的要求。 4月中旬，苏维埃的统治核心为了政权秘密，觉得连执行委员会都成了太广大的组织了，这班领袖已彻底面向着自由派。于是再成立了一个“局”，完全由右派保卫祖国派组成的。从今以后，大的政治问题就由这个小范围的人来干。一切都仿佛满意而确定地解决了。策列铁里无限制地统治着苏维埃。克伦斯基则步步高升着。可是恰巧在这个时机，从下层，即从群众中，发出了最初的一些警号。“这是可惊奇的”，接近克伦斯基左右的史丹开维奇写道，“正当这委员会组织成功，正当工作责任由那只从祖国保卫派政党中选举的局来负担时，他们却失去了群众的领导权，群众已经离开他们了。”可惊奇吗？不是的，只是合乎法则罢了。 [1] 本书中常简称为“执行委员会”。——译者 [2] 括号内文句，系译者为中文更易了解起见而添加的。——译者。 [3] 有放火之意。——译者。 [4] 盖得，茹尔（巴秀尔，马蒂约）(Guesde, Jules（Basile, Mathieu）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即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C.R [5] 桑巴，马赛尔（Sembat, Marcel 1862－1922）——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7年9月任法国帝国主义“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C.R [6] 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极端爱国主义者，1919年被选为德国总统，镇压了斯巴达克团革命。——译者。 [7] 希腊神话中诸神所居之山，此处以喻二月革命后的政权。——译者。 [8] 临时政府所在地。——译者。 [9] 法国革命中左派领袖，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译者。 [10] 意即彼得格勒天气太冷，人们不能立在露天听妥协派演说者。——译者。 [11] 译文有修订。原词有某物的背面、某事的内幕、内情的意思，我采“真相”，指革命进程的真实动力和进展。－L.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