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九章 进攻 在军队中，和在国家中一样，进行着力量之不断的政治分化：下层向左；上层向右。当执行委员会成了协约国用以驯服革命的工具时，军队委员会——它发生时原是士兵们反对军官们的一种代表机关——也正是转变为军官们用以反对士兵的一些助手了。 各该委员会的人选是驳杂的。其中有不少爱国主义者，他们诚心诚意将战争与革命视同一物，勇敢参加于上面使他们从事的进攻，且愿为他人事业而舍弃头颅。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些口头英雄——师里与团里的克伦斯基们。最后则有不少小滑头与老油条，他们之踏进委员会是为了可以逃避战壕，这种人拼命在追求特权。任何群众运动，特别当最初阶段，总不免要使形形色色的人起来出风头。不过在妥协时代，吹牛大王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特别来的多。假使说政纲是由人规定的，则政纲也规定着人。“联络”这个学校，在革命中就成为欺诈与阴谋的学校了。 双权政制根本就没有可能缔造军事力量。立宪民主党人遭到民众仇恨，在军里不得不改名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之不能使军队再生，与他们之不能自掌政权同一原因：这两件事是分离不开的。苏汉诺夫将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不曾检阅过一回军队这件事，当作古怪，但这件事实倒清楚地映明了局势。自由派与将军们不愿苏维埃参加检阅，但他们深知不叫苏维埃参加便没法儿举行检阅。 高级军官们愈加紧密地依附着立宪民主党人了——等待着能使更反动政党抬头时机的到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供给军队以大量的下级军官，如同他们在沙皇制度下所曾干的一样，但他们不能照自己面目创立一种军官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面目。将来革命的全部进程会告诉我们，军官团只有用两种方法来获得：或者像白党那样，把贵族资产阶级的现成军官们拿来；或者像布尔什维克派那样，在无产阶级的选拔基础上，推出与教育出军官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既不能这样干，也不能那样干。他们的能事，只有对一切人劝说、请求与欺骗，如果这样仍得不到一点结果，那他们就绝望地把权力交给了反动军官，让他们去灌输群众以正确的革命思想。 旧社会的溃疡一个个发作出来，破坏了军队的机体。民族问题，以一切方式——俄国是富于此种方式的——愈来愈深刻地抓住了士兵群众，其中有一大半并非大俄罗斯人。民族冲突遵照了各种路线，跟阶级矛盾交织着。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和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一样，是动摇的，缠夹的，因此仿佛是加倍有害的。某几个将军曾玩弄着依民族编成军队这个把戏，例如罗马尼亚前线上的“采用法国纪律的穆斯林军团”。这些新的民族军队，确实常能证明为旧军队中比较稳固的部分，因为它们是依新的思想，且在新的旗帜之下组成的。不过这点民族的焊药，并不经用得很久：它在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中爆裂了。但即令依民族编组军队，这个过程本身，——这运动势将影响到一半军队——便已使军队成为流动状态，且在不曾能形成新军队之前，就已使旧军队解体了。不幸的事情是这样地从各方面到来。 米留可夫在其《历史》中写道，军队是因“‘革命’思想与正常军事纪律之间的冲突，‘军队民主化’与‘保存战斗力’之间的冲突”而毁坏的。在这句话里，所谓“正常的”纪律，那是该了解为沙皇制下面的那种纪律。一个历史家，似乎应该知道，一切大革命之所以毁灭旧军队，并不是各个抽象的纪律原则间冲突结果，而是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呀。革命非但允许军队中采取严峻的纪律，而且还创造着纪律呢。不过，此种纪律是不能由那被革命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们确立起来的。 1851年9月26日，一个聪明的德国人写给另一德国人的信里说道：“反正这事实是显然的，军队瓦解与纪律荡然，乃是每一胜利革命的条件与结果。”人类的全部历史，确定着这个简单的与不容争辩的法则。但是背后有过1905年经验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跟在自由派之后却不懂得这个法则，虽然对于这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他们曾不止一次称之为自己的先生的。孟什维克派认真相信军队完成了革命，会在旧时军官的指挥之下继续旧的战争。这些人称布尔什维克派为乌托邦主义者。 5月初，勃罗西洛夫将军在总司令部的会议上很清楚地形容了军官方面的情状：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已心悦诚服地适应于新制度；一部分军官开始买好士兵，鼓励他们起来反对指挥官；至于大多数，约百分之七十五，则不能适应，他们恼怒着，将脑袋缩进了壳，不知怎样办才好。此外，有绝大多数军官，倘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那是绝无用处的。 在一次与军官们合开的会议上，克伦斯基与史高倍列夫竭力替革命道歉：真要命，革命还在“继续”，同时不理它又不行。听了这话，那个黑色百人团的将军顾尔可，训诫式地回答部长们道：“你们说——‘革命还在继续’。听我们的话吧……停止革命，让我们，军人，来彻底完成我们的责任。”克伦斯基用全力去迎合将军们，——直至其中之一，那位勇敢的科尔尼洛夫，差点儿没把他窒死在怀抱中。 革命时期的妥协政策，乃是阶级间极度摇摆的政策。军队，如无一个明确政制，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故克伦斯基之做军队统帅，却成为使军队解体的一个直接工具。邓尼金公布了一个古怪名单，关于高级指挥方面人员的更动的，但这更是无的放矢，虽然本来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尤其是克伦斯基自己不知道，究竟这个“的”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耶夫撤了前线司令罗斯士基与军团长拉特可·地米脱里也夫之职，为了他们的懦弱以及纵容委员会的活动。勃罗西洛夫为了同样理由，撤去了那个狼狈慌张的尤金尼奇。克伦斯基革斥了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以及前线的两位司令——顾尔可与特拉贡密洛夫，因为他们反对军队民主化。为了同一原因，勃罗西洛夫撤掉了加雷定将军之职，后来，他自己又以过分放纵委员会而被革斥。科尔尼洛夫之离开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因为他不能和民主派好好地共处。这却不妨碍他之被任为前线总司令且以后又被任为总司令。邓尼金之被革去阿列克谢耶夫麾下参谋长之职，为了他显然的封建式的办法，但不久就被任为西方前线司令了。此种跳跃之戏，证明高高在上者并不知道所要者为何；这游戏逐渐地扩张到下面，扩张到各营，于是加速了军队的瓦解过程。 特派员虽然要求士兵服从军官，但他们自己并不信任这些军官。当进攻战最激烈之时，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当着克伦斯基与勃罗西洛夫之面，有一个苏维埃委员声明道：“总司令里百分之八十八的军官们，以自己的行动在促成反革命危险。”这一点在士兵眼中并不是秘密。他们在革命之前，早已有足够时间认识自己的军官了。 在整个5月中，自下至上的军官报告，总在那同一思想上变化着：“士兵们，特别是步兵们，一般地对进攻都采取着反对态度。”有时又加上这样的话：“骑兵稍稍好些，炮兵则颇有精神。” 5月末，军队已经部署就绪，准备进攻了。第七军团特派员打电报给克伦斯基道：“在第十二师中，第四十八团已全体出发，第四十七团拒绝出发。第十三师的各团，只有第五十团差不多是全体出发的。第五十一团答应于明天出发；第四十九团并不遵命出发，第五十二团表示拒绝，并逮捕了所有军官。”这样的情景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对于那位特派员的报告，政府回答道：“着即将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与五十二各团解散，将煽惑官兵抗命之人交法庭惩办。”这话听起来怕人，但一点也吓不了人。不愿作战的士兵们既不怕解散，也不怕法庭。军队开出时，时常得命某些部队去反对另一些部队。跟在沙皇时代一般，哥萨克是次数被用得最多的一个压迫工具，不过现在他们是受着社会主义者的率领：原来问题已关于“保卫革命”了。 6月4日，那时离进攻开始已不到两星期，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报告道：“北方战线还处在发酵状态中，敌阵亲善的事情还在继续，步兵对进攻表示反对。……西方前线情形不明。西南方前线情绪略有改善……罗马尼亚前线上，看不到特别进步，士兵不愿进攻。”…… 1917年6月11日第六十一团团长写道：“我和其他官长除设法保全自己性命外无事可做，因为从彼得格勒来了第五营的第一个士兵，是一个列宁派，……许多好的士兵与军官已经逃走了。”一团只叫出现一个列宁派，就够使军官们逃起命来。显然的，那一个来到的士兵所起的作用，恰似饱和溶液中的第一个结晶体。不过，我们不要以为这里所说的一定指的是布尔什维克。那时，军官们把所有敢比旁人以更高声音出来反对进攻的士兵，都称之为列宁派。在这些“列宁派”中，还有许多是真心相信着列宁是由德皇威廉派来的哩。第六十一团团长企图拿政府的刑罚来吓住自己的士兵们。有一个士兵回答道：“我们推翻过旧政府，我们也能踢掉克伦斯基。”这是一句新鲜话儿。他们受了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营养，且已远超过了这种鼓动。 黑海舰队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相反，被认为爱国派的靠山。在4月底，他们派出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到全国去，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巴脱金的大胆学生，乔装着水兵。这个代表团里有好些蒙面跳舞的气味；但也有比较真实的动机。代表团将战争至最后胜利的思想输送到全国去，但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听他们讲演的人，愈来愈对他们采取仇视态度了。黑海水兵正在逐渐放低他们宣传进攻的声调，同时，一个波罗的海的水兵代表团到了塞巴斯托普，来宣传和平。北边人在南边，比南边人到北边去所得的成功为大。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影响之下，塞巴斯托普水兵于6月8日解除了司令部的武装，并逮捕了最可恨的官长们。 在6月9日苏维埃大会的会议上，托洛茨基问道，“在这模范的黑海舰队中，——它曾派遣爱国代表团到全国各地，在这有组织的爱国主义巢窠中，在这紧急关头，竟能爆发此种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表示着什么呢？”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军队中的无头无脑状态，使一切人——士兵，官长，与委员会委员，都感受到痛苦。谁都不堪忍受，要想找到某条出路。上面的人，仿佛以为实行进攻，能克服军队中的乱七八糟，能使它固定起来。在某种限度内这是对的。正当策列铁里与欠尔诺夫在彼得格勒遵守着民主派修辞学的一切格调，发言赞成进攻之时，在前线上委员会的委员老爷就与官长们联合起来，反对军队中的新制度了，——这制度与革命同生同死，但它和战争是不能共存的。那转变的结果很快就看到了。有一个海军军官说道：“委员会委员日益明显地右倾，同时他们在水兵和士兵中的威望也显然在低落了。”但是为了战争，所需要的正是士兵与水兵呀。 勃罗西洛夫得了克伦斯基鼓励，着手由志愿军人中编练突击营，这就公然承认了军队之没有作战能力。各色人物，立刻来襄赞大事，其中最多的是些冒险分子，如穆拉维也夫海军上尉之流，此人于十月革命后，一变而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后来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也可说是漂亮的事业之后，叛变了苏维埃政权，为一颗不知发自布尔什维克之手，还是他自己枪里的子弹所毙。不用说，反革命军官是拼命抓住了编练突击队这个主意，以为集合自己力量的一个合法形式的。不过这主意在士兵群众中差不多没有得到反响。有些女猎奇家们组成了几营“黑色敢死骠骑兵”。十月间，其中一营成为克伦斯基保卫冬宫的最后武力。不过所有这一些都不能有助于摧毁德国军国主义的大业。虽然练兵的任务正是如此规定了的。 总司令部答允协约国于早春采取的进攻，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展缓下去。但现在协约国坚决不同意于再事拖延了。这些同盟者为要压迫俄国立即进攻，是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他们一面叫王德威尔得宣着动人的盟誓，同时又施行恫吓：行将停止军火接济。意大利驻莫斯科总领事向报界——不是意国的，而是俄国的报界——声明道，假使俄国单独媾和，协约国将许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自由派报纸——不是罗马的，是莫斯科的报纸——以爱国主义的狂欢刊印了这些无礼恫吓，不过是把这恫吓从单独媾和移用到延缓的进攻上去。同盟者在其他方面也并不客气，譬如，送来的大炮都分明是挑剩下来的：得自外国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枪械，经不起两星期的温和射击。英国停止放款；不过美国这个新恩公，不知照英国，便给临时政府以一笔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信用放款，为未来进攻之用。 俄国资产阶级虽然支持协约国所作的要求，并为进攻进行疯狂鼓动，它自己却拒不认购自由公债，对进攻表示不信。此时，那被推翻了的皇朝，便利用时机来提醒大家记起它的存在了：罗曼诺夫氏对临时政府发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认购公债，不过又加添一句道：“认购多少，将视国库是否供给金钱以维持沙皇家属之生活以为断。”这一切都为军队所读到的，军队知道临时政府中大多数，以及高级军官中大多数，依旧在希望皇朝复辟。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得指明一点：在协约国的营垒中，并非全体都同意王德威尔得，汤麦斯与加香，要把俄国推堕于深渊的。曾经也发出过警告之声。贝当将军说：“俄国军队只是一个空门面，假使把它移动一下，就要碎成片片的。”其他如美国派来的使节团，也曾表示过同样意思。但是另外一些主意结果得了上风。必需从革命中取出灵魂。后来班乐卫（Painleve）解释道：“德俄亲善酿成了这样的斫伤，以致让俄军站住不动，就等于任其迅速瓦解了。” 进攻在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是由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进行的，最初甚至对他们最接近的同僚保守着秘密。当那些半神化的领袖们还继续在空谈什么革命保卫时，策列铁里就愈来愈坚决地主张军队必须准备作积极行动了。抗拒得最久的，也就是说，最撒娇撒痴的，乃是欠尔诺夫。在5月17日的临时政府会议上，“农民部长”——这是他自称之辞——被人气愤地责问道，据说在某次大会上，他说到进攻并不怀有必需的同情，这是确实的吗？据说欠尔诺夫那次是这样说的：“进攻，对于他这个政治家并不相干，这是前方战略家的事。”这班人同战争玩着迷藏，也正和同革命玩着迷藏一样。不过只当时机未到之时才能如此罢了。 进攻的准备，自然与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之加强相符合。布尔什维克派是愈加经常地被控为单独媾和的图谋者了。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发生于局势本身中，即由于俄国比其他交战国更弱与更耗竭，单独媾和是唯一的出路了。但谁都不曾测验过那个新因素——革命的力量。布尔什维克派以为若要避免单独媾和的前途，那只有勇敢地与彻底地将革命的力量与威望和战争相对抗，才有可能。为此，首先要同本国资产阶级相决裂。6月9日，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声明：“他们说我们企图单独媾和，这是不确实的。我们说：无论哪样的单独媾和都不要，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首先不同俄国的资本家，单独媾和。可是临时政府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了和。打倒这种单独媾和！”“鼓掌”，记录上注明着。这是大会极少数人的鼓掌，也正因为此，所以鼓得特别热烈。 执行委员会中有些人还缺乏决心，另一些人则要躲藏在某个机关之后。最后总算决定了：通知克伦斯基说，在苏维埃大会未曾决定这一问题之前，不愿发布进攻命令。在第一次会议上，由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提出的一个宣言说：“进攻只能使军队完全瓦解，使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大会应立刻抵抗反革命的攻击，否则就该公然替这政策负全部责任。” 苏维埃大会的赞成进攻的决议案，不过是一个民主形式。一切都已准备好了。炮手早已把标的瞄准了敌方阵地。6月16日，克伦斯基在一道告海军的命令中，称总司令为“被胜利所鼓舞的领袖”，证明着有“立即与坚决施行打击”的必要，并以如下的话作结道：“我命令你们——向前进！” 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此文写于进攻之前夕，是诠释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宣言的——中写道：“政府政策根本掘毁了军事行动的胜利可能，……进攻在物质方面的前提条件非常不利。军需组织反映出一般的经济崩溃，——现政府不能采取一个激烈办法来对付这种崩溃。进攻在精神方面的前提条件，则更加不利。政府……在军队之前……暴露出自己之不能独立决定俄国政策，非仰承帝国主义同盟者的意志不可。其结果不能不是军队之进步性的瓦解……成群结队的士兵逃亡……在目前条件之下，已不再是个人不良意志的结果了，它表示出政府之完全不能以内部一致的目的来融合革命军队。”……往后这篇文章又指出了政府之不敢决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权，即不敢采取这唯一办法，能使最落后的农民相信那个革命是他的革命。”最后在结论中顸言：“物质的与精神的条件既然如此，则进攻是不可避免要具有冒险性质的。” 差不多全体司令官都认为那军事上毫无希望的进攻，是纯粹由政治上的理由引起的，邓尼金巡视了他本人指挥的那一段前线，向勃罗西洛夫报告道：“我不相信进攻会得到丝毫胜利。”胜利无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司令官长的毫无用处。史丹开维奇，军官与爱国家，证明进攻在技术方面的布置，即令士气甚佳，也会使胜利无望的：“进攻的组织，简直够不上任何批评。”以军官联合会主席立宪民主党人诺伏雪尔吹夫为首的军官代表团，前来晋谒立宪民主党诸首领，他们提出警告道：进攻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它能消灭最好的部队罢了。高级官员总是拿一些空洞话来搪塞此种警告。譬如总司令部参谋长，反动的卢考姆斯基将军说道：“希望究竟还是有的，也许，开始打几次胜仗能改变群众情绪，也许官长又能把那从手里溜出去的缰绳拿起来。”主要的目的正在于此：要拿住缰绳。 依照久已拟就的计划，主要打击应由西南前线之军力直扑李沃夫城；西北两线所负任务，则属于辅助性质。进攻应该由各条战线同时开始。但很快就明白了，司令部是完全不能实行这个计划的。于是决定由一条条前线先后发动，从次要的前线开始。但连这计划也不能实行。邓尼金说：“那时，最高司令官便决定不要任何有计划的战略，不得不让各前线视其准备程度如何来开始行动了。”一切都听之天命。所缺少的只有沙皇的神像罢了。他们想代之以民主的神像。克伦斯基到处巡游，吁请着，给大家祝福着。进攻开始了：6月16日在西南前线；7月7日在西线；7月8日在北线；7月9日在罗马尼亚前线。后三条战线的进攻实际上是虚幻的，那时，主要战线，即西南战线业已开始崩溃了。 克伦斯基报告临时政府道：“今天是革命大捷之日。6月18日，俄国的革命军队怀着很大热忱，开始了进攻。”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写道：“久待的事业完成了，它立刻把俄国革命回复到它最好的日子去。”6月19日，老人普列汉诺夫在一个爱国游行队之前演说道：“公民们！假使我问你们，今天星期几？你们说今天星期一。但这就是错的：今天是星期日[1]，是我国与全世界民主主义的复活日。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沙皇制度的羁轭，现在决心要抛弃敌人的羁轭了。”同日策列铁里在苏维埃大会上说道：“俄国大革命的历史上正揭开着新的一页。……我们革命军队的胜利，应不仅为俄国民主派所庆贺，而且……为所有真想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人们所乐闻。”爱国的民主派已旋开它的全部活塞了。 当时各报登载喜讯：“巴黎交易所闻俄军进攻，人心兴奋，一切俄国有价证券，全数腾涨。”这社会主义者企图以证券行情来测定革命之稳定程度。可是历史教训我们：凡是交易所人心看好，则革命便表示恶化。 首都的工人与卫戍军，一分钟都不曾为那由人工加热的爱国主义潮浪所波及。只有尼夫斯基是爱国家的活动场。据士兵秦宁诺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去到尼夫斯基，企图进行鼓动，反对进攻。有几个资产者用雨伞攻打我们，……我们拉住了这几个资产者，拖他们到营房里，……对他们说，明天他们就要被送上前线去。”这已是日益临近的内战爆发的象征：七月事变在日渐临近了。 6月21日，彼得格勒的机关枪团在一个大会上决议：“将来只当战争具有革命性质时，我们才派队伍上前线。”……对于那解散的威吓，该团答复道：“本团将不顾一切，解散临时政府以及其他拥护政府的各团体。”我们又听到威吓声调了，它比布尔什维克派的鼓动要走得远得多。 革命《编年史》在6月23日项下注着：“第二军团所辖部队，已占领敌方第一及第二条壕堑。”……并排又写着：“巴兰诺夫斯基厂（有六千工人）改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有三个布尔什维克被选，代替原来的三个社会革命党人。” 待到月底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面目已大为改变了。诚然，6月20日，苏维埃曾通过了决议，向进攻的军队致敬。但是以怎样的多数通过了那个决议呢？——四百七十二票对二百七十一票，还有三十九票弃权。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对比，我们以前还不曾遇见过的。布尔什维克派连同孟什维克派及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某些左派，已共占了苏维埃中的五分之二。这意思是说：工厂与军营中反对进攻的人，占有无可争论的大多数。 6月24日，维包格区苏维埃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每个字都像重锤似的打击着人：“我们……反对临时政府的冒险，它为了旧时的强盗条约，正领导着进攻，……此种进攻政策之全部责任，应由临时政府及拥护政府之孟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负担。”二月革命后被推进了后院的维包格区，现在很自信地走上前列来了。维包格区苏维埃已完全为布尔什维克派所支配。 现在，一切都视进攻的命运而定，即视战壕中士兵的态度而定。那些该去实行进攻的人，会因进攻而受到何种意识上的变化呢？他们不能克制地渴望着和平。但统治者在某种限度内，至少在一部分士兵中，并且十分暂时地，却正是把这个渴望，转变成进攻的心愿哩。 革命后，士兵渴望新政府能尽速签订和约，在未订和约之前，他们准备保持阵线。但和平并不曾到来。士兵们转而企图与德奥士兵联欢，这行动一部分系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之下，而主要则在寻找走向和平的自己之道。但从各方面开始了一种迫害，反对与敌方士兵联欢。此外又发见德国兵还远不曾对自己官长表示不服从。联欢既不能导成和平，这运动便猛然停止了。 此时前线事实上是停着战。德国人乘机将军队大量调赴西线。俄国士兵们亲眼看见敌人的战壕是如何地空虚了，机关枪怎样给拿掉了，大炮又如何被运走了。士气上准备进攻的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士兵们被人有系统地灌输这种思想：敌人已完全减弱了，他们没有力量，美国从西边压迫它，我们只叫在这一边给一个小小的推动，敌人战线就会崩溃，我们就可以得到和平。统治者从来不曾有一小时相信过这种鬼话。不过他们指望着：只叫军队一插手于战争机器，它就再不能拔去战争了。 一部分士兵，既不能由临时政府的外交，或由联欢之法，达到目的，他们无疑就倾向于第三条道路：给予推动，使战争完全塌台。由前线回来的代表之一，在苏维埃大会上，正是这般地转告了士兵们的心情的：“现在我们之前是德国人的空虚的前线，那里现在已没有大炮，假使我们去打倒了敌人，那我们就临近了我们所想望的和平。” 开始敌人确实似乎是非常弱的，他们只是退避，不愿接战，虽然那时进攻者也并不能打仗。但敌人不是崩溃，而只是在重新集合与集中力量。等到俄国兵向前深入二三十公里之后，马上就明白了真相，——过去几年经验已很足够使他们明白——原来敌人是在新的巩固的阵地上等候着他们。到这地步，事情就立刻清楚了：假使士兵们曾答应为和平而给一推动，那他们是绝对不想战争的。他们被暴力，道德压力，以及欺骗（这是主要的）这三者的联合力量拉进了战争，现在便以更大的愤慨向后退转。 俄国的世界大战史家，查衣昂奇可夫斯基将军说道：“俄国军队开了一阵炮——这阵炮火就威力说是俄国方面从未前见的——差不多没有损失就占领了敌阵，但不想再向前进了。士兵们开始不断地逃亡，整个部队退出阵地。” 一个乌克兰的领袖，陶乐欣科，以前曾任临时政府驻加利西亚特派员，告诉我们关于俄国攻占喀利奇与卡鲁希二城的情形道：“在卡鲁希，立刻对当地居民，完全对乌克兰人与犹太人，施行可怕的虐杀，——他们并不触犯波兰人。某个于此道有经验的人在领导着虐杀运动，他那指挥的手，特别指点着当地乌克兰人的文化教育机关。”虐杀运动中参加着“军队中最优秀的，最不受革命诱坏的”那些部队，这些部队是小心选出来作进攻之用的。不过在这次事业中最露了脸的乃是那些进攻的指挥者，旧时沙皇的军官们，那些虐杀运动之有经验的组织者。 7月9日，第十一军团各委员会与全体特派员打电话给政府道：“7月6日开始的德军对第十一军团阵线所采取的攻势，正在酿成一种不测之祸，……军事情绪，最近才因少数人的英勇努力而推进了的，发生了激剧的与致命的改变。进攻的突发力，很快就竭尽了。大多数部队陷于日益瓦解之境。关于威权与服从，现在是连谈都谈不到了，劝告与说服业已失去力量，——劝说的答复是威吓，有时甚至是枪杀。” 西南前线司令，获得特派员与各委员会的同意，下令枪毙逃兵。 7月12日，西线司令邓尼金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来，“神情沮丧，清楚地意识到最后奇迹……的一线希望，是完全毁灭了”。 士兵们不愿打仗。有些部队占领了敌方战壕，力量被削弱了，请后方军队前来接替，这些军队回答道：“你们干吗去进攻的？谁带你们上去的？现在得终止战争，不是要进攻。”西伯利亚第一军军长——算是最好的指挥官之一——报告当夜色来临时，士兵们如何开始成群结队地，甚至整营整营地，遗弃了未受攻击的第一线而去的情形。“我懂得，我们军官是无力改变士兵群众的原始心理的，我痛苦地，痛苦地哭泣了许久。” 有一营，甚至拒绝把关于夺取喀利奇的传单抛掷给敌人，除非能找到一个士兵，能把德文稿子翻译成俄文念给他们先听一听。这事实表示出士兵群众对指挥官不信任的全部力量，他们不仅不相信旧军官，连新的，即二月革命后的军官都不信任。百年来的侮弄与暴行，像火山一般呈现出来了。士兵们自觉到又受了欺骗。进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走向战争。士兵们不愿战争。他们是对的。躲藏在后方的爱国家，诬蔑与咒骂士兵为贪生怕死之徒。但士兵们是对的。他们依正确的民族本性而行动，这本性又为一种意识所反射曲折，——这意识是属于那些被压迫、被欺骗、被虐待的人的，这些人因革命希望而昂扬，又被投落在血秽的草料之中了。士兵们是对的。继续战争，不能给俄国民众以其他东西，——除了新的牺牲，屈辱，灾难；不能给以其他东西，——除了国内外奴役的增强。 1917年的爱国派报章——不仅立宪民主党的，而且是社会主义派的——都不倦地把逃兵与懦夫的俄国士兵，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勇兵营相对比。这对比不仅证明出他们之不懂得革命过程的辩证法，而且也证明出他们之全然昧于历史。 法国革命中与帝国时代那些杰出战士的行为，开始——而且始终——好像是一些纪律破坏者，败坏组织者；米留可夫也许会说：好像是一些布尔什维克吧。未来的达伏（Davout）元帅，在1789－1790年间，以达伏副官的资格，曾穷数月之力，摧毁了哀斯定（Hesdin）卫戍军中的“常态”纪律，驱逐了全体司令长官。1790年6、7月之前，全军瓦解的过程，法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文生团（Vincennes regiment）士兵强迫自己的官长和他们一起进膳。舰队里驱逐了长官。有二十团军队，用各种暴行来对付他们的军官。在南雪（Nancy），三团士兵把他们的最高长官锁在狱里。从1790年起，法国革命诸领袖曾不倦地反复说着军队中的过火行动：“执行政权的机关是有罪的，因为它不把那些仇视革命的军官撤职。”密拉博（Mirabeau）与罗伯斯比尔两人都发言赞成解散老的军官团，这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想藉此更快建立起坚强纪律。后者则想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可是两人都懂得：老的军队是不能存在了。 诚然，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同，它发生于战争时期，但从这里你完全得不到一个出乎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法则的例外来。长期的与不幸的战争条件，反而只能加速与加剧军队之革命解体过程。民主派不幸的与罪恶的进攻，完成了这一过程。现在士兵已一无例外地说道：“血是流够了！假使我们连性命都将送掉，那要自由跟土地干吗？”当开明的和平主义者企图以纯理性主义的论据来取消战争时，他们是简单可笑的。但当武装的群众自己，把反战的理智论据应用到运动中时，那就是说，战争是非完结不可了。 [1] 俄文Voskresenie有“星期日”及“复活”二义。——译者。 >
> ## 第二十章 农民 土地问题构成了革命之下层土壤。在直接由农奴制发生的古旧的土地制度中，在地主们的传统权力中，在地主、地方行政机关与等级性的“地方自治会议”所结成的紧密联系中，盘生着俄国生活之最野蛮现象的根，而这些现象则以拉斯布丁的皇朝为其顶点。成为数百年来亚细亚制度之支持的农民，同时也就是这制度之第一个牺牲者。 在二月革命后的最初几星期中，乡村差不多没有动静。最积极的壮丁正在前线。留在家中的老辈，那是记得太清楚了：每次革命都是怎样给讨伐军镇压下去的。乡村不说话，因此，城市也不说关于乡村的话。但是农民战争的鬼怪，早已从三月事变那几天起升起在地主们的巢穴之上了。从最贵族的，亦即从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省份中，求救的呼声，在没有发生真实危险之前便传来了。自由派敏感地反映着地主们的恐怖。妥协派则反映着自由派的情绪。革命后，那位“左派的”苏汉诺夫发议论道：“在最近几星期内强行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害的；而且也毫无一点必要。”我们已经知道了，要强行解决和平问题与八小时工作制问题，苏汉诺夫也同样认为是有害的。躲避困难——比较得简单些。此外，地主们还害怕土地关系一经动摇，会对播种与城市的粮食，发生有害影响。执行委员会打电报到各地，要“他们不要专心于土地问题而忽略了城市的粮食”。 在好多地方，受革命惊吓的地主们，不播春种。在全国严重的粮食恐慌之下，这些荒芜的田地，似乎本身就要起来召唤新主人了。农民是忧郁地激动着。地主们对新政府不存希望，赶快去出清自己的产业。富农拼命来买地主土地，心想他们既然是农民，强迫征收的办法不会施用到他们身上来的。有许多的土地买卖是显然假的。人们假定着：在某个标准数之下的私产是可以免于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便将自己的产业假意分成几小部分，造成许多傀儡业主。土地常常转让给协约国或中立国的外国公民。富农投机与地主的诡计，有使在立宪会议召开时，根本不再剩有公地之虞。 乡村看到了这些鬼把戏。由此发生了一个要求：下令禁止任何土地买卖。步行的农民们进城来，到新官长那里去为要寻求土地与公道。部长们于热情辩论或喝采之后，走出会场时，在门口碰到了农民代表的灰色人物，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苏汉诺夫讲过有一个步行来的农民代表，怎样含着眼泪，祈求部长老爷们颁布法律，保护公地使不致被人出卖的情形。“克伦斯基，兴奋的与面色惨白的，不耐烦地打断了农民的请求，说道：‘我说过：这是要办的，就是说，将要这样办的，……你不用拿这种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苏汉诺夫亲自看见这幕活剧，又加添几句道：“我是一字一句地转述着他的话，——克伦斯基是对的：农民们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位著名的人民部长与领袖。”在这个短短的对话中，包含着二月政制破灭之不可避免性，这谈话一边是还在向部长们请求但已对他不信的农民，另一边是厌弃农民对他表示信任的那个激进派部长。 设立土地委员会以为土地改革之准备机关这道法令，是由第一任农政部长，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公布的。总土地委员会以自由派官僚卜斯特尼可夫教授为主席，其中大部分人员是民粹派，他们最怕比自己的主席表示得不更温和些。地方土地委员会则分设于各省，各县与各乡镇。假使进入乡村颇为缓慢的苏维埃只算是私的机关，那末土地委员会却具有国立性质。不过，委员会法定的职能愈不明确，则它们就愈难抵抗农民的压力。委员会的等级愈低，它愈接近于土地，则它便愈快变成为农民运动的工具。 3月底关于农民踏进舞台的第一批惊人消息，开始流传进首都来。诺甫高老特的特派员打来电报，说某个名叫巴那苏克的少尉引起了纷扰，又说人们“任意拘捕地主”等等。在坦波夫省，一群农民，由几个告假回乡的士兵为首，抢劫了地主的田庄。最初一些消息无疑是夸大了的，地主在他们的怨诉中显然是吹嘘了冲突，跑到了真实事变之前。不过有一点不容置疑，即：士兵在农民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他们从前线与城市的卫戍军中带来了发动精神。 哈尔可夫省的乡镇土地委员会之一，于4月5日，议决搜索地主家宅，为要没收他们武器。这已是国内战争之明显的预感了。梁赞省史高宾斯基县内发生的一次纷扰，据特派员的解释，原因在于邻县的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个法令，强迫农民租佃地主土地。“学生叫大家平静，等立宪会议来解决问题，这种鼓动没有成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生”在第一次革命时号召农民起来用恐怖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当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但在1917年，他们反而宣传守法与平静的福音了，——固然，这宣传并没有成功。 沁比尔斯克省特派员描绘了一幅更发展的农民运动的图画：乡镇委员会与乡村委员会——关于后一组织，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拘捕地主，将他们驱逐出省，叫工人不要替地主土地作工，夺取土地，任意规定佃租。“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代表们，站在农民一边。”同时，又开始了一个运动：公田农民反对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反对殷实农民，即反对那些因1906年11月9日的斯托雷平法律而取得个人土地而从公田里分离出来的农民。“各省情形有使春耕无望之虞。”早在4月间，沁比尔斯克省的特派员就看出唯一出路只有立即宣布土地为国有财产了，至于土地的使用方法，则留待立宪会议规定。 从靠近莫斯科的卡雪尔县里，传来了许多抱怨之声，说执行委员会唆使民众无报偿地夺取教堂的、修道院的、与地主的土地。在顾尔斯克省，农民不叫战时俘虏们在地产上作工，甚至将他们关在当地监狱里。在数次农民大会之后，本沙省农民倾向于按字面意义来了解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与自由的决议，开始破坏与地主们签订不久的条约。同时，他们又向新的政府机关进攻。本沙省的特派员报告道：“当3月间组织乡镇与县的执行委员会时，其中成分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呼声就有得听到了；早在4月中旬，到处委员会的成分已经完全是农民了，他们对土地的倾向是不合法律的。” 与本沙为邻的喀山省的一群地主，向临时政府告诉道，他们不能进行业务，因为农民把他们的雇工唤去了，抢去了种子！在许多地方，把所有生财都从田庄上搬走了，他们不许地主在自己森林里伐木，否则要用武力与杀死来对付。“没有法庭，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干；具有良知的一部分人是给吓怕了。”喀山省的地主们是早已知道该把谁骂作无政府了：“乡村里不晓得临时政府的法令，布尔什维克派的传单却广布着。” 然而临时政府的法令是有的。在3月20日的电报中，李沃夫亲王向各省特派员建议设立乡镇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机关，并劝告他们“吸引当地地主与乡村中一切知识分子”来参加委员会工作，据他的提议，那是要把整个国家机构，依调解委员会的系统组织起来的。但这些特派员却不久就得为“知识分子”之被排挤而涕泣了：农民显然不相信各县与各乡镇中的那些克伦斯基。 4月3日，李沃夫亲王的代理人，乌鲁索夫亲王——我们知道内务部是由这位具有崇高爵位的人担任的——下令不许有任何专擅行为，并特别保护“每一土地所有人处置其土地的自由权”——这是一切自由权中最甜蜜的一个。过了十天，李沃夫亲王觉得必须亲自来麻烦一下了，他命令特派员：“以法律的全力来遏止任何暴力与抢劫行为的发生。”再过两天，乌鲁索夫亲王命令各省特派员“设法保护养马场，免受非法行动之害，向农民解释……”等等。4月18日，乌鲁索夫亲王为了下面这件事情不安：在地主土地上做工的军事俘虏，开始提出过分要求，他于是命令特派员可用从前沙皇时省长所享的权力，并惩罚这些大胆家伙。通令，电令，好像不断的雨丝，从上而降。5月12日，李沃夫亲王又在一个电报中列数非法行动，这些行动“在全国不断发生着”：任意捕人，搜索，驱离职守，驱逐产业管理人，撵走工厂与作坊中的经理；捣毁产业，抢劫，不服从长官；对负责人员施以暴行；向居民擅自征税；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等等，等等。“所有类此行为，应指为显然非法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应认为无政府的。……”关于罪行轻重的解释虽然很不明白，但结论倒是清楚的：“必须采取最严厉办法。”省特派员坚决地把通令送到县里，县里又对乡镇委员会行施压力，但在农民之前，大家都暴露出一无办法。 差不多到处是都是如此：驻扎在最邻近地方的军队参与了这些事件。而且起发动作用的，往往还是这些军队哩。那运动采取着极不同的各种形式，依各地情形及斗争的尖锐性而定。在西伯利亚，因为没有地主，农民占领了教堂与修道院的土地。不过在俄国其他地方，教士也遭难了。在信教的史毛棱斯克省，由于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影响，人们逮捕了教士和修士。各个地方组织，往往被迫走得比它们想走的更远，只为要阻止农民，使他们不采取更加激烈到无数倍的步骤。在5月初，萨马拉省的一个县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公产保管会来管理奥尔洛夫——大卫道夫伯爵的产业，因此才使它不被农民所夺占。因为克伦斯基所答应的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始终不曾出现，所以农民便用自己的方法来阻止出卖产业了，他们不许丈量土地。没收地主武器甚至没收到他们的猎枪，这运动波及的范围是愈来愈大了。明斯克省农民——据特派员怨诉说——“把农民大会的决议案，当作法律来接受。”是的，他们又怎能以相反方式来了解这些决议呢？这些大会乃是各地唯一的实际政权。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大误会，便是这样地在揭露出来了，前者只是满嘴大话，后者却要求行动。 5月底边，辽远的亚细亚草原开始动荡起来了。吉尔吉斯坦人，以前沙皇们曾剥夺他们最好的土地来赏给臣仆的，现在他们起来反对地主，叫地主赶快把盗赃拿出来。据阿克毛林斯克特派员的报告说，“这种见解在草原日益得势”。 在国家的另一极端，在里夫兰省，县执行委员会派一个委员团去调查史带尔·丰·荷尔斯坦男爵产业之被捣毁案。委员团宣称，乱事颇为严重，如男爵留居县内，于公共安宁不便，因此提议：将男爵与男爵夫人一起送往彼得格勒，交由临时政府处置。这样地，发生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间无数冲突之一，这是下层社会革命党人与上层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 从也加德林诺斯拉夫省巴夫老格拉县送来的5月27日报告替法律与秩序描绘了一幅图画，那简直是一首田园诗：土地委员会委员们给民众解释了一切误会，因此“遏止了任何过火行动”。然而可叹啊，这种田园诗似的景象，仅只延长了短短几星期。 考斯脱罗马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于5月末悲痛地诉着苦，因为农民没收了修道院中三分之一的牛羊。这位可敬的修士原该更加谦逊一点：他不久就得向其余三分之二的牛羊告永别了。 在顾尔斯克省，开始了一个运动，迫害独立的农民——他们拒绝回返公社。在伟大的土地革命之前，在土地的大分割之前，农民要想以一个整体资格出来行动。他们心想：内部分离许能成为行动的障碍，土地公社非万众一心不可。因此，与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同时，又发生着反对单独农民——土地个人主义者——的暴力行为。 5月13日，士兵萨摩伊洛夫在贝尔姆省被捕，为了煽起拒绝地税的运动。不久，士兵萨摩伊洛夫却要去拘捕别人了。在哈尔可夫省一个村里，农民格里钦可在一次宗教仪仗中，当全村人的眼，一斧头砍掉了圣·尼古拉的尊敬的神像。各式反抗是这样地起来，而又这样地变成为行动。 一个海军军官兼地主，在其匿名发表的《一个白卫军的杂记》中，给革命最初几月中乡村情形的推演，作了一有趣描写。所有职位，“差不多到处都是由资产阶级层中选出来的人担任的。大家只趋向于一个目标——保持秩序”。农民固然提出土地要求，但在最初两三个月中，并没有暴行。非但没有，而且你到处总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抢，我们要用商量办法来得到土地”，等等。但在这些宽心的保证中，海军上尉的耳朵却听出“隐藏的威胁来了”。实在的，农民在最初时期还不曾采用暴力，但他们对那所谓“知识力量”，“立刻开始表示不敬了”。这种半等待态度，据那个白卫军说，一直继续到五六月之间，“从那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激烈转变了，农民中表示一种倾向：要同省里订定的规程争吵，要把事情凭自己的意思去做。”……换句话说，农民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支票以大约三个月的延期支付，过期之后，他们便以自己的方法来兑现了。 一个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的士兵秦宁诺夫，革命后，从莫斯科回到他奥勒尔的老家去旅行两次，5月间社会革命党人统治着他那个乡镇。好多地方农民，还是把地租交付给地主。秦宁诺夫组织了一个士兵、雇农、与贫农的布尔什维克派小组。那小组主张停付地租与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他们立刻登记了地主们的草原地，分配给各乡村，收割干草。“坐在乡镇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大声疾呼地指我们的行动为非法，但他们并不拒绝他们所分到的那几份干草。”既然那些乡村代表们因害怕负责而放弃职守，则农民便选举新的与更坚决的代表来接替他们。新选的人不常是布尔什维克派。农民以自己的直接压力，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造成了分裂，使它分成为革命分子与官僚及升官发财主义者。农民割取了贵族土地上的干草，就占住了间田，开始分配土地，准备种植秋季谷物了。布尔什维克派小组决定要检查地主的谷仓，把所藏粮食送到饥饿的都城去。小组的决议被执行了，因为它与农民情绪刚巧符合。秦宁诺夫随身带了些布尔什维克派文件到故乡来，这些东西，在他未到之前，那里是没有一个人听到过的。他说：“当地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谣言，说我带来很多德国金钱，要收买农民。”同样过程在不同的规模中发展着。乡邑中也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米留可夫，自己的克伦斯基以及——自己的列宁。 史毛棱斯克省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影响大大巩固了，因为那次大会正如所料，主张将土地交给人民之手。农民是整个地接受了这个决议；但与他们的领袖们不同，他们是认真地接受了的。从那时之后，乡村中社会革命党人的数目不断增加着。该地有一个党务工作人员说：“无论谁，只叫他在某一个大会上参加过社会革命党团，便自命为社会革命党人，或准社会革命党人了。”……县城里驻扎着两团兵，也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之下。乡镇土地委员会开始耕耘地主土地，收割草原地上的干草。省特派员，社会革命党人耶非莫夫，发出了威吓性的命令。乡村里糊涂起来了：在全省大会上说现在农民自己就是政府，又说只有耕者才能使用土地的，不正是这个特派员吗？然而事实却是，单在也尔宁一县里，在最近几月内，十七个镇土地委员会中就有十六个，因社会革命党人特派员耶非莫夫的命令而送交了法庭审判，——为了夺取地主土地。这样地，民粹派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那段浪漫史，快要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全县布尔什维克只有三四人。他们的影响却在迅速增长，排挤着或分裂着社会革命党人。 5月初，全俄农民大会召开于彼得格勒。代表们大多是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偶然分子。假使工人与士兵的大会，总是落在事件进程与群众的政治演变之后，那末那分散的农民的代表，如何远落在俄国乡村的真实情绪之后，当然是不用说了。以代表资格出场的，一方面是极右派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主要乃由于商业合作社，或由于早年的回忆，而维系着。另方面真正的“人民”，则由乡村中最殷实的上层分子，富农，商店老板与农民合作社社员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绝对统治了这次大会，而且真正统治的还是该党的极右一翼。不过有时候，嗅到了某些代表身上那种土地渴望与政治上黑色百人团主义的混合气味，就连这些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也会惊而却步的。关于地主地产问题，大会采取了一个极其激烈的一般立场：“一切土地无报偿应成为人民公产，由劳动者平等使用。”当然，富农所了解的平等主义，只是指他与地主平等，决非指他与雇农平等而言。不过，这种虚伪的民粹派社会主义与农民式的土地民主主义之间的小小误会，还须在未来发展中暴露出来。 农政部长欠尔诺夫，万分不耐地要想送农民大会以一个复活节的彩蛋，拟就了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草案，——但是徒劳。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也算是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正当大会召开之时，发了一道命令，各地不许予土地买卖以任何阻难。农民代表们为此事曾吵嚷了一会。但事情并不曾前进一步。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不同意干涉地主土地。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干涉临时政府。但最不能从自己的土地欲望与本身的反动性之间的矛盾中，找出一条出路来的，乃是大会的代表成分。 5月20日，列宁出席农民大会讲演。据苏汉诺夫说：“列宁仿佛跌进了一个鳄鱼潭。不过农民是注意听的，也许还是不无同情的。只是不敢把它透露出来罢了。”同样事情，又在最仇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士兵部中发生着。苏汉诺夫跟在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之后，企图把列宁的土地问题策略，染上无政府色彩。这已经和李沃夫亲王相去不远了，他总倾向于把任何有损于地主权利的行为，当作无政府行动。根据这个逻辑，整个革命就等于无政府。实际上列宁提出问题的方法，比批评他的那些人要深刻得多。农民代表苏维埃及其直辖的土地委员会，应成为土地革命的，首先要成为取消地主产业的一些工具。在列宁的眼中，苏维埃乃是明天的国家政权机关，而且是最集中的，亦即是革命的独裁机关。这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无论如何总相去甚远。列宁在4月28日说道：“我们主张以最有组织的方式，立刻将土地交给农民。我们绝对反对无政府式的抢夺。”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赞成等到立宪会议呢？理由是：“在我们觉得重要的乃是革命的发动；法律应该成为革命发动的结果。假使你们等待着，等着人家把法律写好，而自己则不发挥出革命力量来，那你们将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难道这几句简单明了的话不是整个革命的呼声吗？ 开了一个月会议之后，农民大会选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其中包含着两百名殷实的乡村小资产者与教授型或商人型的民粹派，最上层则缀以一些装饰人物，勃来希考夫斯卡雅，蔡考夫斯基，凡拉·费格纳尔与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耶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此人适于莅临省中宴会，但不适于作农民战争。 从今以后，凡是最重要的问题，都由两执行委员会：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农民执行委员会，开联席会议来讨论了。此种结合，大大巩固了与立宪民主党直接勾结的右翼的地位。每逢要对工人行施压力，要打击布尔什维克派，要用马鞭和蝎尾鞭来威吓“喀琅施塔得独立共和国”时，那末农民执行委员会的二百只手，恰切些说，二百个拳头，便像一垛墙似的举起来了。这批人关于这一点是和米留可夫完全同意的，即：必须“结果”布尔什维克派。但关于地主土地，他们却具有农民的而非自由派的观点。这使他们和资产阶级及临时政府对立起来了。 农民大会还不曾散去，抱怨的申诉就来到了，说各地竟认真接受着大会决议，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及其设备了。空话与行动之间的区别，绝对不能打进农民们固执的脑壳中去。 社会革命党人给骇住了，鸣金退兵。6月初，他们在莫斯科召开的该党大会上，郑重斥责任何擅自夺取土地的行为：必须等待立宪会议。但此项决议，不仅不能遏止，甚至不能削弱土地运动。更使事情弄得非常麻烦的，乃因为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不少分子真愿意跟农民一起反对地主到底。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不曾决心与党公然分裂，他们帮助农民去规避法律，或依自己之见来解释法律。 在喀山省，农民运动特别汹涌澎湃，那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比其他地方的同派，自觉得更早。他们的领袖是加列格也夫，将来在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盟时代，他做过苏维埃政府的农业人民委员长。自5月中旬起，喀山省内开始有系统地将土地转交给乡镇委员会管理。这办法在斯巴斯克县内执行得最为勇敢，那里的农民组织由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省当局向中央控诉布尔什维克派（他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土地鼓动，以及虔敬的女修士泰玛拉之被他们所捕，因为她“表示了一点反对”。 伏龙尼士省特派员在6月2日报告道：“省中各种违法与非法事件，日益增加，特别在土地问题上。”在本沙省，抢夺土地之风也愈加嚣张了。卡鲁格省的一个乡镇土地委员会，没收了修道院的一半草地，一经院长控诉，县土地委员会反而决定：没收全部草地。上级机关证明出比下级机关更激烈，这并不是常事。本沙省一个女修道院长马丽亚，为该院土地之被夺而啜泣。“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在维亚特加省，农民查封了斯高老巴次基族的产业，——这家族出了未来乌克兰复国阴谋中的哥萨克头领——并决定“在地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不许触动森林；产业收入，应解交公库。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土地委员会不仅将地租减低了五至六倍，而且决定减低的地租不交给地主，在立宪会议未解决此项问题之前，暂由土地委员会处置。此种将问题延待立宪会议解决的办法，不是律师式的，而是农民式的，即是认认真真的。萨拉托夫省的农民，昨天才禁止地主斫伐森林，今天就自己斫起来了。农民是愈加常常来夺取教堂与修道院的土地了，特别在地主稀少之处。在里夫兰，拉脱维亚人雇农，会同了拉脱维亚人兵队，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夺取贵族产业。 来自维德勃斯克省的木业巨子，号泣着说土地委员会的办法破坏了木业，以致不能供应前线需要。波尔塔瓦省的地主们，也是同样热心的爱国家，则为此事悲痛：土地骚扰使他们不能拿粮食来供给军队。最后，养马场主召开于莫斯科的大会，警告说：农民抢夺马匹，行将酿成祖国骑兵的巨大灾难。同时，宗教会议的总检事长，就是称最神圣机关中的人员为“白痴与痞子”的那位总检事长，向政府怨诉道：喀山省农民不但抢了僧侣的土地与牲畜，连做圣饼断不可缺的面粉也给抢走了。在彼得格勒省，离首都两步之处，农民撵走了地产上的佃主，开始由自己经营起来。不倦的乌鲁索夫亲王，6月2日，又通电各地：“不管我的许多请求……等等，等等。兹再度请你们采取最严峻的办法。”亲王就只忘记指出一点：究竟是怎样的严峻办法。 当全国发展着伟大工作，要根本铲除中世纪制与农奴制的深根之时，农政部长欠尔诺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给立宪民主会议搜集着材料。他想实行的改良，一定是要根据于最正确的土地数字与其他所有的统计的，因此，他以最悦耳之声，劝农民耐性等他做完这个统计练习。但这并不妨碍地主们，当他尚未填满其神圣的统计表之前许久，便抛开了这个“农民部长”。 * * * 有些年青的研究者，以临时政府的档案为根据，得出了当时土地运动的总数：3月间，土地运动爆发得相当有力的只有三十四县；4月间，这运动已波及了一百七十四县；5月间——二百三十六县；6月间，——二百八十县；七月间，——三百二十五县。不过这些数字，不能使人完全见到土地运动之真实生长，因为在每一县里斗争是与月俱增地愈加带有更广大与更坚决的性质的。 在第一个时期，即自3月至7月，农民中绝大多数，还不肯对地主直接行施暴力，也不肯公开夺取土地。雅可弗列夫，上述那种研究的领导者，现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长，解释农民这种比较和平的策略，乃由于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解释是不能成立的。李沃夫亲王的政府，什么也得不到农民信任，——更何况农民对于城市，政府，教养社会，又是经常怀着猜疑的呢？如果农民在第一时期，几乎还不曾采用公开暴力办法，竭力要用合法或半合法的压力形式来掩盖自己行为，那这原因正在于他们之不相信政府，又是兼以对自身力量还没有充分信任。农民还只刚刚动荡起来，探索着脚下的立足点，估量着敌人的抵抗力，他们一边虽全面地向地主行施压力，但同时又宣称：“我们不愿抢劫，我们要大家都做得好好的。”他们不夺取草地的所有权，但在草地上收割干草。他们强租土地，自定租额，或强“买”土地，自定价格。所有这些合法的假面具，当然不能叫地主和自由派的法学家信服，事实上只因为农民对政府怀有隐匿而深刻的不信，才采取了的。农民对自己说道：好心肠拿不到东西，用武力是危险的，我们必须试用一点狡猾办法。他们想最好是能够没收地主土地——又得到他本人同意。 雅可弗列夫坚持着自己意见：“在最初几月中，农民与地主斗争，主要采取着‘和平的’，极其特别的，历史上未曾见的方法，这由于农民之相信资产阶级，以及他们之相信资产阶级政府。”这些方法，此地被宣布为历史上未曾见的，其实是地球任何子午线上的农民战争，在其最初阶段中的一些典型的，不可避免的与历史必须的方法。自古来一切革命阶级的斗争，当那阶级尚未有足够的力量与自信，藉以割断它与旧社会间联结的脐带之前，则都具有此种特点，即：竭力想以教会的或尘世的法例，来掩盖自己最初的几个反叛步骤。农民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其如此，因为即令在该阶级革命运动之最高时期，它也是在半黑暗状态中前进的，它以不信的眼光望着城市朋友们。农民中这一现象是有根据的。土地运动之友，在最初时期，总是些自由资产阶级与激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朋友袒护着农民的一部分要求，但又替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命运担心，因此，他们竭力要把农民暴动纳入于资产阶级的合法孔道。 在革命之前很久，还有其他因素，也使事变走入这一个方向。在贵族本身中，发生了与农民协调的主张者。列夫·托尔斯泰对于农民的灵魂，观察得比谁都深刻。他那不以武力抵抗罪恶的哲学，乃是农民革命最初几个阶段的综合思想。托尔斯泰梦想一切能实行得“没有抢劫，依据相互间的同意”。他给这个策略奠下了一个宗教基础，即净化了的基督教。现在圣雄甘地正在印度履行着同一使命，不过在更实际的方式中履行着罢了。如果我们离开现代，回到远古，那就不难自圣经时代或较此更早的时代起，在最不同的宗教的、民族的、哲学的、与政治的外壳中，寻找出同样的、仿佛是“历史上未曾前见的”现象来呢。 1917年农民暴动的特点，只表示于这一事实中，即：以资产阶级法律代理人资格出场的人，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自称为革命者。不过决定农民运动性质及其节拍的，却不是他们。农民之所以跟随社会革命党人，只因为他们能从这班人那里获得对付地主的一些适当公式。同时社会革命党人能给他们作法理上的掩护物，因为这个党，究属是司法部长后调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以及农政部长欠尔诺夫的政党啊。一些必要法令之迟迟不予颁布，乡镇中和县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将它解释为地主与自由派人士反对之故。他们对农民保证说：“我们的人”在政府里是尽其心力的。对于这，农民自然不能作任何反驳。但农民绝不为笃敬的忠心所累，他觉得必须从下面来帮忙“我们的人”，他的忙竟帮得那样彻底，以致高高在上的“我们的人”，很快就开始觉得他们的所有关节都在断裂了。 布尔什维克派对农民影响之荏弱，是暂时的，其所以荏弱之故，乃在于他们并不怀有农民的幻想。乡村只有经过经验与幻灭才能走向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在土地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于他们之言行一致。 一般的社会学的思考，不能先天地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农民是否还能整个地起来反对地主？两次革命中间时期农业中资本主义倾向的增强；一层富裕农民之脱离原始公社；被小康及富裕农民所领导的农村合作社之异常生长，——这一切，都使我们不能确信地预言，究竟下述两种倾向中，何者在革命中占有优势：农民与贵族间之等级性的土地冲突呢，还是农民内部的阶级冲突呢？ 列宁刚回国时，对这问题采取一个极度审慎的立场。他在4月14日说道：“土地运动只是预见，不是事实。……我们得准备遇见这种事情：农民能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思想不是偶然漏出来的。相反的，列宁曾在许多问题上坚决地重述这个思想。4月24日，他在党大会上说道：（这是他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派”而说的，他们责他轻视农民，）“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将希望寄托于与农民利益的一致之上，是不允许的。我们要努力争取农民到我们这边来，但他现在，在某种限度内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一边。”这几句话，也可以表示出后来不肖门徒们归诿于他的所谓工农利益永久调和的理论，离列宁意见是多么地远。列宁承认：农民还有可能以整个等级资格来起革命作用，但在4月间，他又要准备遇见另一个比较不利的变化，即：地主，资产阶级与农民中的广大阶层结成一个巩固同盟。他说：“现在企图去吸引农民，等于实行投诚，让米留可夫来摆布。”由此所得的结论是：“将重心转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中去。” 然而较好的一个可能实现了。土地运动由预见变成为事实了；它在短时期内，但因此是非常激烈地，暴露出等级的农民关系，超出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上。雇农代表苏维埃只在少数几处，主要在沿波罗的海诸省，获得了重要意义。土地委员会因此成了全体农民的机关。农民凭自己的重大压力，使这些机关由调解会议一变而为土地革命的工具。 整个农民又一次地——在其历史上是最后一次——能以革命因素的资格出来行动，这事实证明出乡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脆弱，同时又证明出此种关系的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还远不曾吸尽中世纪奴役制的土地关系。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已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乡村中的一切阶层，都同样地不能忍受土地财产权的古旧形式了。地主产业与农民产业之交织（这往往是有意弄成如此，以便变地主权利为坑陷全体公社的一个诡计）；乡村土地主权之可怕的分割；以及土地公社与个人所有间的最新冲突，——这一切集合起来，造成了土地关系之不能忍受的纠纷，——这纠纷是不能以部分的立法手段来解脱的。而且这一点道理，农民比任何农业理论家感觉得更深。经过好几代变迁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大家得到一个同样结论：必须铲除对于土地的一切权利，无论它是继承于祖先或由本人获得的，抹去一切界线标志，将那些清除了历史相继权的土地交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就是：“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那句农民格言的意义了。农民以这同样精神，解释着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纲：土地社会化。但不管民粹派的理论是怎样说，这里并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最勇敢的土地革命，从不曾凭本身之力而超越了资产阶级制度的限界的。在保持着无限的市场关系这个条件之下，仿佛要给每一劳动者保证“土地权”，这样的社会化，显然是一个乌托邦。孟什维克主义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视角来批评这一乌托邦。布尔什维克主义却反而发现出那个进步的民主倾向，——它以乌托邦形式表现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中。发现出俄国土地问题之真正历史意义，乃是列宁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米留可夫写道，在他这个“关于俄国历史进化的社会科学家与研究者”，即从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看来，“列宁与托洛茨基正在领导的那个运动，其对于普加乔夫，拉辛，鲍洛特尼柯夫[1]（上三人均为俄国农民暴动首领——译者）的关系，即对于我们历史上的十八与十七世纪，比对于欧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最新主张，比较要接近得多。”在自由派社会学家这一论断中，——如果我们将那不知为何拉扯进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置之不论——那确实含有一点真理，但这真理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而简直是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反对它的晚起性及其政治上的微末性的。以往几世纪中广大农民运动之未能使俄国社会关系民主化——没有城市领导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之罪，这正如1861年的所谓的农民解放，只以盗窃公社土地，使农民奴属于国家，及完全保存等级制度方法来加以实行，并非布尔什维克派的罪过一样。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二十世纪的开头二十五年中，来完成人们在十七、十八、与十九世纪中不曾完成或竟绝未着手的那些事情。当他们尚未担负起自己的任务之前，他们必须把旧统治阶级与旧世纪的历史垃圾从地上清除出去。我们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派对于这个应付的任务，至少是完成得颇为忠实的。这一点，现在就连米留可夫也简直不敢否认了吧。 [1] 普加乔夫（Пугачёв），顿河哥萨克，领导了1773－1775年农民暴动；拉辛（Разин），顿河哥萨克，1670－1671年农民暴动领导者；鲍洛特尼科夫（Болотников），于1606年领导农民暴动。—C.R >
> ## 第二十一章 群众中的转变 二月政制，在其四个月存在时间，就已在自己的矛盾中窒息欲死了。6月初召开全俄苏维埃大会，其任务在于替前线进攻造成一个政治幌子。在彼得格勒，前线进攻的开始，与工人士兵大规模示威适相符合，这示威原是妥协派组织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却变成反对妥协派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示威了。群众中继长增高的愤慨之情，两星期后导成为另一个示威，它是没有任何上面的号召而爆发的，酿成了流血冲突，这事件已用“七月事变”的名字写进了历史。七月的半暴动恰恰发生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它完结了前者，给后者好像做了一次预演。我们将在“七月事变”的门限上结束这一卷书，但在转而叙述此等事件之前，（6月间演出这些事件的舞台是彼得格勒），我们还得对群众中发生着的某种过程，作一观察。 5月初，有一个自由派人士肯定地说：政府愈向左，则国家愈向右——所谓“国家”，当然是指“占有阶级”而言的。列宁回答他道：“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较贫及最贫的农民的‘国家’，比欠尔诺夫们及策列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稍微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的。”列宁估量工人与农民比布尔什维克派要左到“一百倍”。这仿佛是有点无稽的：工人与士兵仍旧拥护着妥协派，他们中间大多数还对布尔什维克派存在着戒心。但列宁探测得更加深刻些。群众的社会利益，其仇恨及其希望，仍旧只是在寻找表现方式。妥协派政策是他们第一阶段的表现方式。群众比这些欠尔诺夫与策列铁里要无比地左些，但他们自己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激烈性质。列宁断定群众比布尔什维克派更左，这是对的，因为党的最大多数人员，还不曾领会到觉醒人民深处所沸腾着的革命热情。群众的愤慨之情，被战争的拖延，经济的崩坏，与政府的恶意消极所滋养与激发了。 横跨欧亚的那个广大无际的平原，亏了铁路才形成为一个国家的，战争却予铁路以最重打击。运输是不断地破坏着；不能应用的车头，在某几条路上，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总司令部里有学问的工程师，做着报告，说不消六个月，铁路交通将陷于完全瘫痪之境了。这些计算，自然有不少故播惊惶的作用在内。但交通破坏确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它使货物堆积于途，加强商品交换的纷乱，刺激着生活费用的高涨。 各城市的粮食情形是愈趋严重了。土地运动已能在四十三个省分中造成了根据地。麦子之输入军队与城市，日益减缩，形势危殆。在最肥沃的区域中，固然还存有几千万与几万万普特的剩余谷物。但实行限价购买的办法，所得结果令人极不满意；而且制成麦子又因交通破坏之故，难于输入中心城市。自从1916年秋天起，预料可到前线的粮食车，只有半数到达。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只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粮食的百分之十。它们差不多没有存粮。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摇摆于食量不足与完全饥饿之间。合作政府的上台，以禁焙白面包的民主法令为其信号。从今以后，“法国式尖面包”之重新出现于首都，还得经过好几年。牛油缺乏。6月间，全国对于白糖的需求，被规定了某限度。 被战争破坏的市场机关，还不曾被那种国家调节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乃是诸先进资本主义国政府不得不采用的，而德国之所以能支持四年战争，也只靠有此种制度。 经济崩溃的可怕象征，在每一个步骤上暴露出来。工厂中的生产力低落的原因，除交通破坏之外，还在于设备之消损，原料与辅助物件的缺乏，人手之经常流动，不正当的财政应用，以及在于人们普遍的失去信心。最主要的企业，仍旧在替战争作工。两三年以后的定单都已经分配好了。但工人则不相信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报纸上登载着战争利润的疯狂数字。生活费用在飞腾。工人们等待一种变革。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行政人员，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在这班人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工厂制度解体了。一切关节削弱了。战争与经济的远景变成阴暗了，财产权利无所依恃，利润减少了，危险增加了，老板们没有兴趣在革命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了。资产阶级整个地走上了经济失败主义之路。他们把那因经济瘫痪而促成的暂时损失与亏折，看成为反对革命作斗争的一种额外支出，——这革命有危及“文化”之虞。同时，“善意的”报纸则天天责备工人们对工业恶意怠工，责他们盗窃原料，滥烧柴薪，以便引起停顿。这种指责的虚伪超过了任何界限。因为这报纸是实际领导合作政府的那个政党的报纸，所以工人的愤怒也自然要转向临时政府发泄了。 工业家不曾忘记1905年革命的经验，那时的有组织关厂，在政府帮助之下，不仅破坏了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而且在扑灭革命这一事业上，给了皇朝以无价的帮助。关厂问题，这次也曾提出讨论于“工商业历届大会常设会议”——他们那样纯洁地称呼着这个托拉斯与辛迪加资本的战斗组织。工业界领袖之一，工程师奥尔巴黑，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解释关厂意见为何被弃，道：“这似乎会叫人看作对军队后方施行打击……这步骤，如果得不到政府支持，则大多数觉得它的结果是暗淡的。”整个不幸在于“真实”政府之缺如。临时政府给苏维埃弄得不能行动；有理智的苏维埃领袖则给群众弄得不能行动；工厂里的工人是武装的；此外，差不多每一个工厂，邻近都有一团或一营士兵，表同情于工人。在这些条件之下，工业家老爷们觉得关厂之举，由“国民观点看来是令人讨厌的”。但他们绝未放弃了进攻，而只是要将进攻适应于环境，使它具有一种不是同时实行的，而是匍匐潜行的性质罢了。照奥尔巴黑的外交口气说，工业家“最后得到结论说，这课实物教程将让生活本身来授：采取不得不然的与渐进的关厂办法，就是说，要个别地关，——这事情不久就实际发生了”。换句话说，工业家联合的“常设会议”，为避免担负“大责任”起见，否决了示威式的关厂，但向各会员建议个别实行，并须寻找好听的借口。 这种匍匐性的关厂，实行得极有系统。像立宪民主党人柯特勒——曾任维特内阁大臣——那样的资本阶级诸领袖，关于工业破坏，提出了动人报告，他们不把破坏之罪归于三年来的战争，而归之于三个月的革命。不耐烦的《言语报》预言道：“在两三星期内，工厂与作坊将一个个关门了。”此地，威胁是穿上了预言这件衣服的。工程师，教授，新闻记者在普通报纸与专门刊物上，发动了一个运动，说抑制工人乃是救国的基本条件。部长兼工业家康诺瓦洛夫在5月17日，刚巧在他示威式退出政府之前，声明道：“假使在最近期间，这些糊涂头脑不能清醒……那我们就将见到几十与几百个工厂关门了。” 6月中旬，那时召集的一次工商业大会，要求临时政府“与发展革命的制度坚决地决裂”。以前我们已听到过将军们方面所作的这一要求了：“停止革命。”不过这班工业家把问题弄得更明确些：“祸源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派，而又在于诸社会主义政党。只有坚定的铁手才能挽救俄罗斯。” 这班工业家准备好政治环境后，便从空言转入了行动。在三四两月中，大约关闭了一百二十九个小企业，其中有九千工人；在5月间，关闭的工厂为一百零八个，工人数也是九千；6月间，关闭的已有一百二十五厂了，受累工人为三万八千；7月间，二百零六个工厂把四万八千名工人轰到了街上。关厂运动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着。但这还不过开始罢了。纺织业的莫斯科跟在彼得格勒后面动起来了，外省则又跟在莫斯科后面。工业家以燃料，原料，补充物件，信用借款之缺乏为借口。工厂委员会出来干涉，往往能无疑地查明这是厂主恶意破坏生产，意在压迫工人，或图谋向政府勒索津贴。特别干得厚颜无耻的，是那些外国资本家，他们是以自己的大使为中介而行动的。在某几个情形中，厂主怠工是如此其明显，以致工厂委员会揭穿了他的虚伪之后，他竟不得不重新开工。革命如此把社会矛盾逐一暴露着，终于就遇到了那个最主要的矛盾：生产之社会性质与生产工具及其配备之私有权之间的矛盾了。为要战胜工人，厂主关闭了他的厂，仿佛这问题只关于他个人用的鼻烟壶，而不关于为全体人民生活所需的企业哩。 银行，既抵制自由公债而获得了成功，现在又采取战斗态度，反对有损大资本利益的国帑预算。银行家给财政部长写了一封信，“预言”着，如果采取激烈的财政改革，则资本行将流向国外，证券将转入保险箱去。换句话说，爱国的银行家恫吓着要用财政的关闭办法来补足工业方面的关厂了，政府赶紧顺从：毕竟这些怠工的组织者都是些可敬的人呀，他们不得不为战争与革命冒着资本的险，而不是什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他们除了本人的头颅之外，是无所冒险的。 执行委员会不能不懂得：在群众眼中看来，对于国家的经济命运，尤其当社会主义者公开加入政府之后，是要由统治苏维埃的大多数人负责的。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拟就了广泛的纲领，要实行经济生活的国家调节。温和派经济学家的建议，在危难局势的压力之下，也证明出比这些建议的作者激进得多了。那纲领说道：“对于许多工业部门，实行国家贸易垄断之时机业已成熟（面包、肉盐、皮业）；对于另一些部门，成立国家调节托拉斯的条件，业已成熟（煤、油、五金、糖、纸）；最后差不多对于一切工业部门，现代条件都要求国家在原料及制成品之分配，以及在价格之规定方面，尽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必须将所有信用机关，加以统制。……” 5月16日，执行委员会，于政治领袖们惶惑之际，差不多不经讨论，便通过了自己这班经济学家的建议，且附有一个古怪警告：——那是对政府而发的——政府应负责把“国民经济及劳动，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并且提醒他们道：因不能执行这一任务之故，“旧制度倒了，而临时政府也曾不得不为此改了组”。为要给自己打气，妥协派却惊吓了自己。 “纲领是极妙的”，列宁写道，“无论就统制，就托拉斯国有化，就压制投机，就劳动义务……来说都是极妙的。这个‘可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是必须承认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不能从这确实危殆的与可怕的破灭中，求得别的纲领与出路了……”不过，整个问题在于谁将执行这个极妙的纲领？难道是合作政府吗？事实将立刻答复我们。执行委员会通过经济纲领之次日，工商部长康诺瓦洛夫，便猛然碰上了门，辞职而去了。暂时代理他的是工程师帕钦斯基，此人也是大资本家的一个代表，其忠诚不下于前任，但能力过之。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甚至不能把执行委员会的纲领郑重提出于自由派同僚之前。要晓得欠尔诺夫企图由政府禁止土地买卖都不曾成功呢！ 为要应付日益加甚的困难起见，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个纲领，要疏散彼得格勒，这意思就是说，要将工厂作坊移转到国家内地。这纲领根据两种理由：军事的——因德国人有夺取彼得格勒危险；经济的——彼得格勒离燃料与原料的产地太远。此种疏散办法，是要几个月与几年之内取消彼得格勒的工业，其政治目的则在于将工人阶级先锋队分散于全国。与此纲领相并行，军事当局不断造出借口，要把革命的军事部队调开彼得格勒。 帕钦斯基竭力要叫苏维埃中的工人部相信疏散办法之利。因为要想违反工人意志而履行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但工人们不肯同意。疏散办法之绝少进展，正和调节工业办法之不能进行一样。经济破坏是愈来愈深，物价腾贵着，静默的关厂运动扩大着，随之而又增加着失业者。政府是在原地踏步停留不进。后来米留可夫写道：“内阁只在随流而泳，流水却奔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河床。”是的，流水正奔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河床。* * *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革命又在替无产阶级确定形态。无产阶级是极需要给它定形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在二月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布尔什维克派占据了最战斗的阵地，但是暴动之后，他们立刻给推到了某个次要地位上去了。妥协派各政党走到了政治舞台前面。他们将政权转交给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个联盟的旗帜是爱国主义。它的攻击力是如此之强，以致至少有一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屈服于它之前。自从列宁回国以后，党的路线突然更张，因此，它的影响也迅速增加起来。在4月间的武装示威中，工人与士兵的先锋部队，早就想挣断妥协派的铁链了。但一经努力，便向后退。妥协派仍旧掌握着国政。 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关于下面这问题，人们曾写了好多文章，即：布尔什维克派之胜利，得归功于厌倦了战争的农民军队，这个解释是很肤浅的。一个相反的论断倒更接近于真情些，即是说：妥协派之所以能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统治权，首先乃由于农民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占有的特别地位。如果革命发展于和平之时，则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将自最初时候起，便要明显得多了。假使没有战争，则革命胜利势将来得晚些，如果不把战争的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则也许要付较高代价的。但那时，革命也不曾留下了余地，让妥协主义与爱国情绪泛滥一时了。无论如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此等事变好久以前所预言的，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之夺取政权，总不是以农民军队的一时情绪，而以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为出发点的。这一预见完全被证实了。不过阶级间基本的相互关系，经过战争而屈折反射出来，且在军队的压力，——即在失去阶级性的武装农民组织的压力之下，一时发生了变动。恰恰是这个人为的社会结构，如此非常地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政策的地位，使它能有八个月的试验时期，以致削弱了国家与革命。 不过提起农民军队，并不曾完全说明了妥协政策的根源问题。我们还必须在无产阶级本身中，在其成分中，在其政治水平中，寻找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一时得势的补充原因。战争大大变动了工人阶级的成分与情绪。如果以往几年是革命浪潮的高涨时期，那末战争一下子就打断了这个过程。动员之计划与实行，不仅根据于军事观点，而首先，又根据于警察观点。政府赶紧把工人中比较积极与不安静的一层，清除出工业区域。在战争的最初几月中，有百分之四十工人——主要是熟练工人，被动员出工厂，这统计我们是可以相信的。这些工人之被征入军队，予生产过程以很有害的影响，所以战争工业愈使厂主们得到高利润，他们便愈加热烈地对这种动员提出抗议。因此，政府就不再继续破坏工人的干部了。为工业所必需的工人，以服军服者的资格留在厂里。因动员而酿成的隙裂，由乡村移民，城市小民，不熟练工人，妇女，小孩所填补了。女工在工业中的比数，由三十二升到四十。 恰恰在首都，无产阶级之更新与稀释这个过程，规模非常之大。在战争几年中，自1914年至1917年彼得格勒省中，雇有五百以上工人的大企业中的工人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由于波兰，特别是沿波罗的海诸省中，工厂作坊之被毁灭，但主要则由于军事工业之普遍发达，所以将近1917年时，彼得格勒的工厂与作坊中，大约集中了四十万工人。其中三十三万五千工人是在一百四十个大工厂作工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最战斗分子，在前线上起了不小作用，助成了军队中的革命情绪。但是代替他们在厂里作工的，昨天才来自乡间的那些人，他们往往是小康的农民与躲在厂里企图不上前线的小店主，再加以妇人与小孩，这些人都比普通人更易服从。此外还得加添一点，即被赋与了军役义务的那些熟练工人，——这样的人有十几万，——行动特别来得小心，怕被送往前线去。爱国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就是如此，这情绪早在沙皇治下就抓住一部分工人了。 但在这个爱国主义中是没有稳固性的。无情的军事警察的压迫，加倍的剥削，前线败北与经济崩坏，都推动工人去从事斗争。不过战时罢工，首先具有经济性质，而且比战前的罢工性质上要温和得多。阶级之削弱，又因党的削弱而加甚了。自从布尔什维克派的国会议员被捕与被充军之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由于事先混进里面来的各层奸细之助，以致遭到了普遍破坏，这破坏，党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前，也还不曾恢复得过来。在1915年至1916年期间，那个稀释了的工人阶级，得经过一个斗争的初等学校，以便在1917年2月间，能使部分的经济罢工与饥饿妇人的示威，汇合成总罢工，且吸引军队到暴动中来。 这样，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之踏进二月革命，不仅是成分复杂，还不曾混成一体，而且即令它是最前进的诸层，也是减低了政治水平的。外省情形则更糟。战争使无产阶级中政治文盲与半文盲现象复活起来，正是这个复活，造成了妥协派诸党一时得势的第二个条件。 革命给人以教育，而且教育得很快。它的力量正在于此。每一星期，它总拿点新的东西给群众。每两月就造成一个时代。二月底，发生了暴动。四月底，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示威。七月初，又发生了一次示威，规模大得多，口号也坚决得多。八月底，科尔尼洛夫企图政变，给群众打败了。十月底，布尔什维克派夺取了政权。在这些节拍快得惊人的事变之下，发生着深刻的分子运动的过程，它使工人阶级分子复杂的各部分，融合成一个政治整体。在这中间，起着决定作用的也还是罢工。 革命闪电袭击着战争利润的盛宴，工业家受了惊吓，在最初几星期内便对工人让了步。彼得格勒厂主们甚至同意了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附有条件，并注明例外情形的。但这并不能使局势安静下来，因为生活境况不断恶化着。五月间，执行委员会竟不得不承认：因物价飞涨之故，工人情境“在许多部门中，几乎是陷在经常挨饿的边界上”。工人区中的情绪是愈加兴奋与紧张了。最使他们痛苦的，就是看不到前途。群众如果懂得了什么，那是能忍受最大痛苦的。但新政制愈来愈把真相揭露在他们之前，原来它是旧关系的一只假面具，——正因为反对此种关系，群众在二月间暴动了的。这个新制度，他们是不愿意忍受了。 在最落后的与最受剥削的工人阶层中，罢工性质特别暴烈。洗衣匠，染工，桶匠，工商业雇员，建筑工人，铜匠，纸糊匠，打杂小工，皮鞋匠，糊盒匠，香肠工人，家具工人，在六月这一整月中，一层接一层地，继续着罢工。五金工人倒反而开始起抑制作用了。先进工人们是愈加明白了：在战争，经济破坏，与通货膨胀的条件中，个别的经济罢工是不会有认真的改善的，必须在最基本的地方来一些改变才好。资本家的关厂，不仅使工人能接受监督工业的要求，而且还使他们发生这种思想，即工厂必须掌在国家手里。因为大多数私家工厂都替战争生产，而同一类型的国有企业又与它们并存着，所以工业国有这个结论，就愈加自然地发生了。早在1917年的夏季，就有好些工人与职员的代表团，从俄罗斯各个偏远去处，来到首都，请求把工厂收归国有，因为股东们再不肯拿出钱来了。但政府是连听都不愿意听到这个。因此，必须改变政府。妥协派反对此种行动。工人们就移转阵线来反对妥协派。 拥有四万工人的普地洛夫厂，在革命最初几月中，乃是社会革命党的堡垒。但这个堡垒的卫队，并不能长期间抵御布尔什维克派。率领布尔什维克派进攻这个堡垒的，常常是伏洛达斯基。以前他是一个成衣匠，犹太人，在美国住过好几年，英语说得很好；伏洛达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群众煽动家，他的演说是合乎逻辑的，有急智的，有勇敢的。他的美国音调，使他洪钟似的声音上带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清楚地响彻在几千人的大会场中。工人弥尼乔夫讲道：“自从他在那瓦区中出现的那一刻起，社会革命党先生们在普地洛夫厂里的地盘，就开始动摇起来了，在大约两个月中间吧，普地洛夫厂工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跑了。” 罢工，以及一般阶级斗争之增长，差不多自然而然提高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每当问题关于生活利益之时，工人们总相信布尔什维克派是没有卑劣动机的，他们不隐瞒任何事情，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发生冲突时，所有工人——无党派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派的——都向着布尔什维克派。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工厂作坊委员会，——它正为工厂的生命而与管理处及厂主的怠工斗争——比苏维埃更早转向于布尔什维克这一个事实了。六月初，彼得格勒及其附郊各工厂作坊委员会所开的那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的决议案，在四百二十一票中获得了三百三十五票。这一事实，完全不曾为大报纸所注意。然而，这表示出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虽不曾与妥协派相决裂，但在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上，实际已转向到布尔什维克派一边了。 职工会的六月大会，使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共有五十多个职工会，其中有不下于二十五万会员。五金工人工会计有十万工人；在五月一个月中，会员数就增加了一倍。布尔什维克派在工会中的影响，则增加得更快。 一切苏维埃的部分改选，都表示出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将近6月1日，莫斯科苏维埃中已有了二百零六名布尔什维克，一百七十六名孟什维克，一百一十名社会革命党员。各省也发生着同样转变，不过速度较慢罢了。党员数不断增加。四月底，彼得格勒党部有一万五千党员。将近六月底，已有三万二千余人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工人部，此时已由布尔什维克派占了多数。不过在两部（即工人部与士兵部——译者）联席会议中，士兵的代表压倒了布尔什维克派。《真理报》日益坚决地要求普遍重选：“五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在苏维埃中所有代表，比十五万彼得格勒卫戍军的代表要少四倍。” 在苏维埃六月大会上，列宁要求以严厉手段来反对工业家与银行家的关厂、抢劫、以及他们有组织的破坏经济生活。“把资本家先生们的利润公布出来，逮捕五十个或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豪。只叫拘禁他们几个礼拜，即使用拘禁尼古拉·罗曼诺夫那种优待办法也不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只要逼他们吐露出线索，奸计，龌龊自私的行为来就够了，这些行为，即是在新政府之下，也在耗损我们国家千百万财富呢。”苏维埃领袖们觉得列宁的提议是古怪的。“对个别的资本家行施暴力，难道就能改变经济生活的法则吗？”他们把工业家凭反对人民的阴谋来规定法则这回事，看成是天经地义。克伦斯基对列宁大发雷霆，但是一月之后，他却不惜逮捕几千工人，因为他们之了解“经济生活的法则”，与工业家有所分歧。 经济政治之间的联系显露出来了。国家，往常惯以神秘的原则资格出现的，如今却愈来愈采取着原始形态而行动了，所谓原始形态，就是指它采取着武装人群的队伍形式。全国各地工人，把那些拒绝让步或甚至不愿谈判的老板们，或强迫送到苏维埃去，或软禁在家。这样看来，工人自卫团之成为有产阶级最仇恨的对象，原是不足怪的。 最初执行委员会要把百分之十的工人武装起来，那决议并未实行。但工人还是部分地武装了，而且参加于自卫团队伍的都是些最积极分子。工人自卫团的领导权集中于工厂委员会之手，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权则日益转入布尔什维克派之手了。莫斯科包斯达夫希克厂一个工人说道：“6月1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新工厂委员会一经选出……就成立了八十个人的一队自卫团，没有枪械，拿了棍棒下操，由一个老兵，勒瓦可夫同志率领。” 报纸指控自卫团实行暴行、征发、与非法逮捕。自卫团之应用暴力是无疑的：成立它的目的正是为此。不过它的罪状，乃在于对那一个阶级的代表们行施暴力，这个阶级是不惯于遭受暴力，并且也不愿意去习于忍受暴力的。 在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普地洛夫厂曾起了领导作用，该厂于6月23日召集会议，参加有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央会议、职工会中央理事局、以及七十三个工厂的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之下，承认工厂罢工在某种情形之下，能促成“彼得格勒工人作无组织的政治斗争”，因此，大会向普地洛夫厂工人建议“约束自己的合法愤慨”，准备力量来从事全面进攻。 在这次重要会议的前夕，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早已警告过执行委员会：“有四万群众……任便哪一日都能罢工并走到街上来。如果不是本党加以制止，他们早就这样干了。将来我们是否还能制止他们，那是没有保障的。不过只叫普地洛夫厂工人一出来——这是无疑的——那必然要引起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一个行动。” 执行委员会领袖们认定这些警告是一种煸惑，或者干脆把它当作耳边风，保持着自己的平静。他们自己已不再上工厂与兵营里去了，因为他们在工人和士兵眼中，已成为讨厌人物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派还拥有权威，足使他们去约束工人士兵作零碎行动。但群众的不耐情绪，有时甚至也会反对着布尔什维克派了。 工厂与舰队中，有无政府派出现。与从来的情形一样，在巨大事变与广大群众之前，他们总暴露出自己有机性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苏维埃乃是一种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意义，所以他们认为废除国家政权很容易。而且，给革命弄得口瞪目呆之后，他们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对国家问题默不作声。他们的破产，主要地表现于他们之鼓励那些琐碎爆发。经济之陷入死巷与彼得格勒工人之日益困苦，给了无政府派以某些支持点。他们不能认真地在全国规模中估量力量的对比，准备把下面发生的每一个小推动都视作救命之最后一击，所以有时竟指斥布尔什维克派为不坚决，甚至骂他们妥协。但除了出出怨言之外，他们普通总是别无所事。群众对无政府派演说的反响，有时在布尔什维克派方面，可用以测验革命的蒸气压力。 * * * 在芬兰车站上欢迎了列宁的水兵们，两星期后，在各方面袭来的爱国主义的打击之下，声明道：“假使我们早已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到我们这里的，那我们非但不会对他欢呼，我们还要叫他听听我们的愤怒呼声：‘打倒你！回到你经过的国家去’。”克里米士兵苏维埃，前后相接地，一个个恐吓要用武装的手阻止列宁进入这个爱国主义的半岛，虽然他根本不曾想到那边去。2月27日革命行动的领班，伏伦斯基团，最热烈时候，甚至决定逮捕列宁，以致执行委员会竟觉得非采取办法来反对此种行动不可。此种情绪一直到7月前线进攻时还不曾消散，而当七月事变之后，又猛然爆发出来了。同时，在最远城市的卫戍军与前线最偏远部分的士兵，则愈来愈大胆地以布尔什维克派的言语说话了，虽然他们往往并不完全明白这种言语。各兵团中的布尔什维克派还只是些个别分子，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却愈加深入于群众之中了。它们仿佛是在全国各部分自行发生的。自由派观察家在这里所见到的，无非是些愚蠢与纷乱罢了。《言语报》写道：“我们的祖国简直变成一所疯人院了，这儿行动着与指挥着的是些中了魔的人，还没有失去理智的人则惊恐地站在旁边，紧靠着墙。”在历来的革命中，“温和派”总恰恰用这样的话来吐露心事的。妥协派报纸安慰自己道，士兵们虽然有这许多误会，但不愿意跟布尔什维克派发生任何关系。可是，群众的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着事变发展的逻辑，它成为列宁党之一个不可摧毁的力量。 士兵比连衣可讲过一件故事：前线为苏维埃大会选举代表时，经过三天讨论，而当选的还只是社会革命党人；但同时，士兵代表们不管领袖的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必须拿取地主土地，毋需等到立宪会议。“一般说来，凡为士兵所懂得的问题，士兵们对付的情绪简直比极端布尔什维克派中最极端的分子还左。”列宁说“群众比我们要左到百倍”之时，他心目中是指此而言。 陶立特省中某处一个摩托脚踏车厂的一个书记，也讲过一个故事：士兵们读过了资产阶级报纸之后，就骂某些不认识的什么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的人，但当场他们就转过来讨论必须停止大战，夺取地主土地等问题了。发誓不让列宁进入克里米去的，也正是这等爱国家啊。 后方庞大的卫戍军中的士兵，正在苦恼着。这一大批闲人，焦躁地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变更，造成了一种神经兴奋状态，这状态表现于不断地预备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到街上去，成群结队地坐电车兜风，以及像瘟疫似的流行嘴咬葵瓜子。肩搭军用外套，嘴唇上黏着瓜子壳的士兵，成为资产阶级报纸上最可恨的一种形象。战争时候被他们滥加恭维，称之为英雄——这不妨碍他们在前线鞭笞这个英雄，——在二月革命之后，被他们抬高来当作解放者的人，现在突然变成为贪生怕死者，卖国贼，暴徒，德国奸细了。真的，爱国派报纸是不惜以任何罪恶，加之于俄国士兵与水兵们的身上的。 执行委员会的能事，就只给自己辨白，与无政府斗争，消灭过火行为，分发惶恐的调查表与道德的教训。察利津，被视为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巢穴的，中央为该地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那里的苏维埃主席用毫不含糊的话回答道：“卫戍军愈左倾，则市井小民愈右倾。”你能把这个公式，从察利津扩大到全国去。士兵们向左，资产阶级向右。 每一个士兵，凡能比别人更勇敢地表示出大家都感觉到的情绪来的，总被上面骂做布尔什维克，以致他终于相信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了。士兵们的思想，开始从和平与土地问题，转到夺取政权问题上来。由单零地应响布尔什维克的各别口号，变而为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觉同情了。伏伦斯基团，四月里曾想逮捕列宁的，在两个月过程中，其情绪转而赞成布尔什维克派了。爱格尔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中也发生了同样事情。拉脱维亚轻步兵团的成立，原是皇朝想利用当地碎地农民与雇农对于立凡尼亚省大地主的仇恨来作战的。这几团的兵打得极好。但皇朝原想利用的阶级仇恨精神，却继续沿自己的道路前进。拉脱维亚轻步兵是最先和皇朝决裂，后来又最先和妥协派决裂的那些部队之一。早在5月17日，八团拉脱维亚轻步兵的诸代表，就已差不多一致赞成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革命的往后发展中，他们将起巨大作用。 一个无名士兵从前线写信来说：“今天，6月13日，我们在长官室里开了一个小小会议，谈起了列宁和克伦斯基，士兵们大部分赞成列宁，而官长们则说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布尔乔亚’。”前线进攻溃败之后，克伦斯基这名字在军队中是十分叫人讨厌的了。 6月21日，彼得霍夫的军官生出来游街，拿着旗子和横布额，上面写着：“打倒奸细”，“克伦斯基与勃罗西洛夫万岁。”当然，军官生自己是拥护勃罗西洛夫的。第四营的士兵向军官生袭击，蹂躏他们，驱散了游行队。引起了他们最大仇恨的乃是拥护克伦斯基的那横布额。 6月间的前线进攻，大大加速了军队中的政治演变。布尔什维克派，因为是事先高声反对进攻的唯一政党，所以它的声望，便开始以非常的速度增长起来了。诚然，布尔什维克派报纸要想达到军队中去是极其困难的。他们报纸的流通数，比起自由派报纸的以及一般爱国派报纸的流通数来，那是极其微小。“……简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你们的一张报纸”，——一个士兵用它粗陋的笔迹写信到莫斯科来——“我们所得到的只有关于你们报纸的谣言。这里，不要钱买的资产阶级报纸散发给我们看，这些纸头成捆地送到前线来。”但使布尔什维克派获得无比的声誉的，正是这些爱国派报纸呢。每一件被压迫者的抗议，每一桩夺取土地事件，每一次对付可恨军官的暴行，那些报纸都推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结果士兵们倒相信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些正直之人了。 第十二军团特派员，于7月初，将士兵情绪报告克伦斯基道：“凡有事情，最后总归罪于那些资产阶级部长以及已出卖给资产阶级的苏维埃。至于一般方面，在广大群众中，那是不透明的漆黑一团；我很觉遗憾，竟不得不报告你：最近他们连报纸都不大读了，他们完全不相信印刷品，‘写得很漂亮’，‘只会说废话’……”最初几月中，那些爱国派特派员的报告总是赞美革命军队，赞美它的觉悟，它的纪律。后来，军队经过了四个月的不断失望，对政府的演说家与新闻记者业已失去信心之后，就是这几位特派员可终于发现军队中只是不透明的漆黑一团了。 卫戍军愈向左倾，市井小民便愈向右倾。在前线进攻的推动之下，反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似的在彼得格勒发生出来。它们给自己取的名称，一个响亮似一个：“祖国光荣协会”，“军役协会”，“自由之营”，“精神团”，等等。这些庄严灿烂的招牌遮盖了贵族军官官僚资产阶级的野心与企图，其中有几个组织例如“军事同盟”“圣乔治骑士联合会”，或“志愿师”，那是军事阴谋的现成细胞。这些“光荣”与“精神”的骑士们，以暴烈的爱国家资格，不仅很容易接近协约国的军事使节团，有时甚至还能得到政府津贴呢，——虽然这种津贴，当初对于苏维埃，政府曾以其为“私人组织”之故而加以拒绝了的。 报界大王苏伏林家的一个支派，那时它正办着一种《小报》，以“独立社会主义派”的机关报自命，鼓吹铁的独裁，推高尔却克[1]海军大将为其候补者。比较保守的报章，凡是不曾完全表明自己面目的，企图以一切方法来给高尔却克建立民望。这位海军大将的往后事业，证明出早在1917年之夏，就已有一个大规模计划和他的名字相联，而在苏伏林背后，则站着一些有力人物。 反动派遵照着简单的策略计算，除了某些单方面的突发事件之外，总假装着它的打击只是对付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变成为“祸根”的同义词了。恰似在革命之前，沙皇军官们总把一切不幸，连他们自己的愚蠢在内，归罪于德国奸细，特别又归罪于犹太人一般，现在当六月进攻溃败之后，人们便把失败与败北之责，不断加之于布尔什维克派身上。在这件事上，克伦斯基与策列铁里那样的民主派，不仅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自由派，便是跟邓尼金将军这般公开的封建主，丝毫没有分别。 凡当矛盾紧张已达极度，而爆发时机尚未来到之时，更公然与更清楚地表示出政治力量之分化来的，往往不是在基本问题上，而是在偶然的枝节事故上。在那几星期中，政治热情的避雷针之一，是喀琅施塔得。这个古老的要塞，本来该做帝都海门的一个忠贞哨兵，但在过去曾不止一次揭起了叛旗。不管镇压如何残酷，叛逆的火焰却从不曾在喀琅施塔得消灭过。革命之后，它曾吓人地旺炽一时。这个海军要塞的名字，在爱国派报纸上，很快就成了革命的最坏方面，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义字了。其实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5月间，其中参加有107个布尔什维克，112个社会革命党人，30个孟什维克与97个无党无派的。但正是那些生活在高压力之下的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所属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重要问题上，跟随着布尔什维克派走。 在政治方面，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既不倾向于诡计，也不倾向于外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法则：说过就干。这就无怪他们对于幽灵似的政府，倾向于采取最简单化的行动方法了。5月13日，当地苏维埃决定：“喀琅施塔得的唯一政权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政府特派员立宪民主党人贝贝里亚夫——此人起着车子上的第五轮作用——之被撤职，在海军要塞里完全不曾为人注意。模范的秩序保持着。城中禁止赌牌。所有妓院都封闭了，娼妓都被驱逐出境。苏维埃禁止街上酗酒，违者“没收财产，充发前线”。这恫吓实行了不止一次。 在沙皇舰队与海军要塞的可怕制度中经过了锻炼，习惯于严峻工作，习惯于牺牲，而且又习惯于狂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如今见新生活的帷幕开始在他们面前升起，自觉到将成为此种生活的未来主人，于是紧张着他们所有的肌肉，以便表示他们是有资格来革命的。他们如饥如渴地抓住了彼得格勒的朋友与敌人，几乎是强迫地把他们拖到喀琅施塔得去，为要叫他们看看革命水兵的实际如何。这样一种精神紧张，自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但它到底继续了好久。喀琅施塔得水兵成为革命的一种战斗的十字军人了，但是哪一种革命的战斗的十字军人呢？无论如何总不是化身为策列铁里部长及其特派员贝贝里亚夫的那种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屹立着，有似那正在来临的第二次革命的先驱者。因此，那些太以第一次革命为满足的人们，要如此仇恨它了。 贝贝里亚夫之和平的与不被注意的撤职，拥护现存秩序的报纸差不多把它描写为反对国家统一的一个武装暴动。政府向苏维埃诉怨。苏维埃立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施加压力。两重政权这架机器便噪声轧轧地转动起来了。5月24日，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因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二人之参加，又由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坚持，同意承认：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持续期间，事实上不得不服从于临时政府的权力，直到苏维埃政府在全国建立以后为止。不过水兵为了此次屈服，大为愤怒，所以第二天，苏维埃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又宣布喀琅施塔得的观点并未改变，昨天不过把这观点的“解释”告诉那两位部长罢了。这是一个显然的策略错误，不过隐藏在这错误之后的，除革命的野心外，却并无其他东西。 上面决心利用这个侥幸时机，来教训教训喀琅施塔得人，同时要逼他们付出过去罪恶的代价。以检察官资格出场的，自然是策列铁里。他伤心地提起了本人的坐牢日子，而特别用以反对喀琅施塔得人，他大发雷霆，说他们把八十名军官幽禁在要塞暗狱里。全体善心的报纸都拥护他。不过，即使那些妥协派报纸，即部长们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人的被幽禁，是因为“确实盗用公款”，又因为“这些人用拳头打击士兵，打得叫人害怕……”据策列铁里本人的正式机关报《新闻报》所载：“出场作证的水兵们，证明（那些被捕军官）之镇压1906年的暴动，证明成批枪杀，证明他们曾目睹许多驳船，满装杀死的与海中溺死的尸首，他们又证实许多其他可怕事件……他们陈述这些事情时，讲得十分简单，如同讲日常事物一般。” 喀琅施塔得人坚决反对将被捕者交给政府。这些出身高贵的刽子手与盗用公款者，对于政府的关系，比1906年以及其他年份中受磨难的水兵对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有系统地把沙皇政治警察中最恶毒的侦探，从彼得·保罗狱堡中释放出来，并不是偶然的。苏汉诺夫客气地形容这位部长是“合作政府中最可疑人物之一”。民主派新贵们顶顶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使反动官僚承认他们的善心。 对于策列铁里的控诉，喀琅施塔得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回答道：“在革命那几日，被我们逮捕的一些军官，宪兵与警察，曾经亲自对政府代表声明：他们对监狱管理，并无抱怨之处。固然，喀琅施塔得的监狱建筑是可怕的。但这正是沙皇时代替我们建造的狱室呀！我们并没有其他监狱。我们所以要在这些监狱里拘禁人民公敌，不是由于复仇，乃是为革命自保打算。” 5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审判喀琅施塔得水兵，托洛茨基出场辩护，警告策列铁里道：当反革命危险来到时，“当反革命的将军企图把绞索套上革命的脖子时，立宪民主党人将用肥皂弄滑这条绳索，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则将前来斗争，要和我们同生同死。”这警告，当三月以后，科尔尼洛夫将军称兵作乱，攻打首都，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与史高倍列夫召唤喀琅施塔得水兵来保卫冬宫之时，竟一字一句地应验了。但这警告发生什么结果呢？在六月间，这些民主派老爷们正在保卫法律与秩序，反对无政府，任凭什么理由或预言都不能对他们发生效力。策列铁里以五百八十票对一百六十二票及七十四票弃权的多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无政府的”喀琅施塔得之叛离革命民主主义。这个翘首以望的消息一传到了马林斯基宫，说“逐出教会”的圣谕业已通过，政府便立即断绝了首都与喀琅施塔得间的私人电话交通，以防布尔什维克派中心去影响喀琅施塔得人，下令一切练习舰驶离该岛水面，并要求该地苏维埃“无条件屈服”。当时正在开会的农民代表大会，以“不供给粮食于喀琅施塔得”相恫吓。反动派站立在妥协派背后，想谋得坚决的，如属可能，则最好是流血的，解决办法。 一个青年史家尤果夫写道：“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轻率步骤，能引起很坏结果。必须找出一条适当道路来，以便走出这个业已造成的局面。托洛茨基正怀着这个目的，到喀琅施塔得去。他在苏维埃中演说，并起草了一个宣言，那宣言为苏维埃所接受，后来，托洛茨基将它提出于铁锚广场的群众大会中，一致通过。”喀琅施塔得人保持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实际问题上让了步。 冲突的和平解决，使资产阶级报纸十分愤怒起来，（满纸胡诌着）：要塞成了无政府状态，喀琅施塔得人自印钞票——钞票的荒谬式样竟复制在各报上，——抢劫国富，公妻，盗行，荒唐的酒宴在进行着。水兵们以自己严格的秩序自豪，捏紧了起茧的拳头，读着这些报纸，这些报纸印成几百万份，向全俄罗斯散播着关于他们的诬蔑。 配勒凡则夫的司法机关将喀琅施塔得的军官囚犯要来之后，——把他们释放了。假使有谁能调查一下：这些释放者之中，有几人后来参加了内战，又有几多水兵，士兵，工人，与农民，被他们所枪杀与绞死，那是极有益处的。可惜我们不能在这里做这个极其有益的统计了。 政府威望是挽救了。但水兵所受的委屈，立刻得到了补偿。全国各地：个别的左派苏维埃，工厂，军队，群众大会，开始给红色的喀琅施塔得寄来致敬的决议。第一机关枪团全体在彼得格勒街上游行，表示自己对喀琅施塔得人的尊敬，“为了他们不信任临时政府的坚决立场。” 不过喀琅施塔得已经准备作更有意义的报复了。资产阶级报纸的诬蔑，已使喀琅施塔得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因素。米留可夫写道：“掩护在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派，得到相当有训练的鼓动家之助，将一张宣传之网撒开向全俄。喀琅施塔得的密使被派上前线，去毁坏纪律；也有派赴后方的，他们到乡村里去煸惑乡人捣毁产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给密使们发一种特别证书：‘某某奉派至本省，以便出席县乡、区、与乡村委员会，具有表决权，并可任意在任何地点出席群众大会与召集大会’，‘此人有携带枪械之权，并免费坐火车轮船’。此外，‘该鼓动家之人身不可侵犯权，乃是由喀琅施塔得市苏维埃保证的’。” 米留可夫揭发波罗的海水兵的破坏工作，只是忘记解释一点：各处既存在着聪明的政府机关与报纸，那末孤单的水兵，拿着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这张古怪护照，如何与为什么能旅行全国而无阻，能到处找到食宿，能参加所有的民众大会，到处都能有人注意地听他们讲话，而且在历史事变上留下水兵的手印呢？为自由派政策服务的历史家，不向自己提出这个简单问题。但喀琅施塔得奇迹之可以思议，只因为水兵比很聪明的教授更深刻地表示着历史进化的要求。那张不很通顺的委任状，若依黑格尔的话来说，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合理的，至于那些主观上极其聪明的计划，乃是幽灵式的，因为历史的理性，甚至不曾在这些计划上留过一宿呢。 苏维埃落于工厂委员会之后。工厂委员会落于群众之后。士兵落于工人之后。外省则更落于首都之后。这样就是革命过程之不可免的动力，它产生着几千种矛盾，以便往后，仿佛是偶然地，顺便地，游戏似地，克服这些矛盾，而立即又产生出新的矛盾来。甚至党也落于革命动力之后，这就是说，此种组织，特别在革命时期，是最没有权利落后的，竟也落在革命动力之后了。在也加德林堡，贝尔姆，土拉，尼齐尼·诺伏高老特，梭尔莫伏，高郎姆娜，尤左夫加那样的工人中心，布尔什维克派只在五月底才跟孟什维克派分裂开来。在敖得萨，尼古拉也夫，衣利莎白格拉，波尔塔瓦，以及乌克兰的其他地点，布尔什维克在六月中旬也还不曾有独立组织。在巴库，士拉托斯脱，倍显次克，考斯脱罗马，布尔什维克派只当六月底才与孟什维克派最后分裂。这些事实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假使你想：再过四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就要夺取政权了。在战争时期，党落在群众中分子运动过程之后是多么地远，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月领导落在伟大的历史任务之后，又是多么地远呀！人类历史上未曾见的一个最革命的党，遇到了革命事变还是措手不及的。它在烽火中重新建造，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整顿了自己的队伍。群众在转变点上，证明出比最左政党还要“左到百倍”。 布尔什维克派势力的增长，是以自然史过程的力量来实行的；不过如果加以最切近的观察，则亦表示出自己的矛盾与迂回，进潮与退潮。群众是成分复杂的，而且他们之学会驾御革命之火，不能用其他方法，只能先让自己炙伤了手，痛而却步。布尔什维克派只能加速群众的教育过程。他们耐性地解释着。在这一回。历史并不曾恶意作弄了他们的耐性。 当布尔什维克派坚决地在争取作坊，工厂，军队之时，民主的市政局选举却以巨大的，仿佛是继长增高的优势给了妥协派。这乃是革命中最尖锐与最像谜一般的矛盾之一。诚然，维包格区——纯粹无产阶级区——的市政局，还能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多数自傲。但这是一个例外情形。六月间，莫斯科的市政局选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总票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连他们自己也对这数字吃惊哩，因为他们不能不觉得他们的影响正在迅速衰落着。为要懂得革命的真实发展及其在民主派镜子中的反映之间的相互关系，莫斯科的选举是有非常趣味的。工人士兵的诸先进阶层，已迅速地挣脱了妥协幻想。同时，最广大的小市民阶层，则才开始激动起来。对于这些分散的群众，民主选举差不多是给他们表示政见的第一个，至少是少数几个之一的，机会。当一个工人，他昨天是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今天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并后面还拉着士兵在一起，这时，那个车夫，搬运夫，门房，卖菜妇，小店主人及其伙计，教员，却干着如此英勇的一件大事：投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当他们第一次从政治不存在中脱离出来时。小资产阶级之事后投票拥护克伦斯基，因为他是二月革命的化身，而二月革命则直到今天才落到他们身上。社会革命党人占有百分之六十大多数的莫斯科市政局，乃是一盏将熄灯光的最后一闪。其他所有的民主自治机关，都是如此。才一发生，就已表示出过时的无力了。这里说明了革命行程是依赖着工人与士兵，而不是依赖那在革命旋风中扬起与转动的人类灰尘的。 这就是被压迫诸阶级在革命中觉醒时，那种深刻而又简单的辩证法。革命中有许多迷乱现象，其中最危险的之一，乃在于民主派的计算机器，把昨天，今天与明天总结在一起了，因此使形式民主主义者在实际只能发见革命笨重的尾巴之处，去寻找革命的头。列宁教会了他的党去分别头与尾巴。 [1]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国内战争时期充当协约国的傀儡。1918年11月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发动政变，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远东建立军事专政，自封为“俄国最高执政”和陆海军最高统帅。－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