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九章 十月暴动 自然界上的现象，被人拿来譬喻革命的，竟如此之恰当，以致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惯用的譬喻了，譬如说：“火山般爆发”“新社会的诞生”“沸腾点”之类。这里，在简单的文字形态之下隐藏着一些直觉地抓取来的辩证法的法则，即发展逻辑的法则。 武装暴动对于革命之关系，正是整个革命对于进化之关系；二者都是一种临界点，累积的量达到此点便爆发而成新质。但暴动本身并非一个匀称而不可分的行为，其中也有若干临界点，若干内部的危机和突进。 临到“沸腾点”以前那个短时期，即临暴动时期，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异常重要的。物理学上说：有规则增高的温度忽然停止增高了，液体在某一时间内保持着一种不变的温度，然后吸收了一定量的补充热才沸腾起来。俗语在这点上也来帮助我们；爆发以前那种假安静和凝注，俗语便称之为“暴风雨前的平静”。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大多数毫无疑问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一边来时候，沸腾的温度好像已经达到了。恰在这个时候，列宁宣布必须立即暴动。然而令人惊讶的，乃是暴动此时还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工人尤其士兵，还需要吸收一定量的革命能。 在群众，并没有言行间的矛盾。但即使是一次简单的罢工，要从言到行，也不可避免地有内心的磨擦和分子的聚散，这些人走向前去，那些人退缩下来，——何况是暴动。一般说来，国内战争在其开始时候总要显露出非常缺乏决心的特性。两个阵营在同一国土之内胶黏着，不能自拔于自己的周遭，其中有中间阶层和妥协派的倾向。 在下层群众之中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指示领导层方面有一种重大的惶惑。在比较和平的准备时期，——革命有其休憩的时期，正如战争有其休憩的日子一般，——成立起来的机关和组织，即使是最有锻炼的党的，也要表现不胜任于或不完全胜任于暴动任务：一种变动，一种调整，是最危急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们虽然已投票赞成苏维埃政权，却非个个都渗透了这个思想，即认为：武装暴动已成目前的任务了。必须以最少可能的震动使得他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为的转变苏维埃为暴动机关。在那业已成熟的危机条件之下，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几个月，也不需要好多星期。但是恰当这最后几日，最危险的事情乃是脚步过于着急了，乃是于苏维埃尚未有决心之前下令大跳跃，乃是惹起自己内部的混乱，使党脱离了苏维埃，即令仅仅脱离了二十四个钟头。 列宁三番四覆地说：群众比党左得多，党也比它的中央委员会左些，对于整个革命来说，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但即使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也有深刻的内部摇动。在四月，在六月，尤其在七月初，工人和士兵不耐烦地推动党走上坚决行动道路。七月打击之后，群众谨慎得多了。群众同以前一样要一个暴动，甚至更甚于以前。但指头被火烧了一阵以后，群众害怕再来一个失败。在七八九三个月当中，党天天抑制工人和士兵，而科尔尼洛夫派反而用尽种种方法唆使他们上街来。最后几个月的政治经验，大大发展了制动中心，不仅在领导者方面，而且在被领导者方面。另一方面，这种鼓动的屡次成功也培植了倾向于观望的人的惰性。对于群众，新的政治转向已经不够用了；群众需要心理上的改造。革命党的领导愈加符合于客观局势的趋向，则暴动亦愈加广泛地吸引群众。 从准备暴动的政策过渡到暴动的技术，这中间的困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但本质上到处是一个样的。穆拉洛夫记载，在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军事委员会之中，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夺取政权；然而“当具体解决如何夺取政权问题时候，则不能成立一个决议”。最后的关键一环，还没有。 正当彼得格勒闹着撤退卫戍军那几天，莫斯科则在不断罢工冲突的空气之中过生活。由于工厂委员会起意，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提出了一个计划：以苏维埃法令解决经济冲突。预备步骤费了不少时间。直至10月23日，莫斯科苏维埃机关才通过了“第一号革命法令”：工厂里工人和职员，从此非经工厂委员会同意不能招募或解雇。这是表示苏维埃开始以国家政权身份而行动了。照起意者的用意说，政府必然要抵抗，而此抵抗必然更加密切地团结群众于苏维埃周围，并造成一个公开冲突。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出来，因为彼得格勒暴动给予莫斯科，如同给予全国各地，以一个更迫切得多的暴动理由；必须立即赞助那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 采取攻势的一边差不多都爱装做采取守势的。一个革命党都爱作合法的掩饰。即将开会的苏维埃大会，事实上是一个暴动大会，但在全国民众眼中同时也是最高权力的主人，即使没有全部最高权力，至少也有一大半事情是：双重政权之中，这个权起来暴动反对那个权。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大会当作政权所出的源泉，预先向之控诉政府准备谋害苏维埃。这个控诉是从局势本身产生出来的。政府既然不肯不战而降，就不能不准备自卫。但以此它就被告阴谋反对工兵农最高机关。政府反对那要推翻克伦斯基的苏维埃大会时候，就是侵害了克伦斯基所从出的权力源泉。 若认为这里面是一些法理上的细节，是民众所不关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革命的根本事实正是以这个形态反映于群众意识之中的。必须彻底利用这条非常有利的链锁。革命的领导者，赋予那些不愿离开兵营到战壕去的士兵的很自然的愿望以一种政治上大意义，同时又动员卫戍军来保卫苏维埃大会；在此时候领导者绝不为了暴动日期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日和时的选择依赖于以后冲突的进行。行动自由是属于最强者方面的。 “先打倒克伦斯基，然后召集大会，”列宁三番四次地说；他害怕人家拿一种宪政的把戏来代替暴动。列宁显然没有时间来估量一个新因素的价值，这个因素新入于暴动准备之中而改变其性质，——这就是：彼得格勒卫戍军和政府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如果苏维埃大会要来解决政权问题，如果政府要分散卫戍军为了阻止大会变成政权，如果卫戍军不等待苏维埃大会就拒绝服从政府，——那根本上就表示暴动业已开始了，并未等待苏维埃大会，虽然在大会权威掩护之下。由此可见，政治上将暴动准备从苏维埃大会准备分开，是不对的。 要明了十月暴动诸特点，最好拿它同二月暴动相比较。作此比较时，并不在于同他种情形一样，列举种种相类似条件；确实是相类似的，因为这二次都是发生于彼得格勒：同一斗争场，同一社会对比，同一无产阶级，同一卫戍军。二次胜利都是得自这个事实，即是卫戍军大多数走过工人方面来。但在这些根本的共同点范围以内，又有何等惊人的差异！这二次彼得格勒暴动，在相隔八个月时间，以其差异互相补充，好像是天造地设为了帮助人家更容易了解一般暴动的性质的。 人们说二月暴动乃是自发的暴动。为这定义，我们已经在适宜的地方作一切必需的保留了。但无论如何，二月时确是没有人预先指示暴动道路的；工厂和兵营里面没有人表决革命问题，上面也没有人号召暴动。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恨突然爆发出来，在很大限度底下对于群众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十月时就完全不同了。八个月长久，群众经过了一种紧张的政治生活。群众不仅造成事变，而且学会了了解事变之间的联系，每次行动之后，群众都用批评的态度去估计行动结果。苏维埃议会制度变成了群众政治生活的日常机构。人们既然以投票手段解决罢工问题，示威问题，派遣军队往前线问题，那么群众肯不独立地来解决暴动问题么？ 然而从二月革命得来的这个不可估价的而且唯一的胜利品，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如果不在苏维埃之中正式提出暴动问题，即如果不公开讨论暴动，而且在敌营代表参加之下讨论暴动，——那便不能以苏维埃之名号召群众战斗。显然必须设立一个特别的苏维埃机关，尽可能戴上假面具，来指挥暴动。也需要走着民主的道路呀，——占了这条道路的一切便宜，同时也带着这条道路的一切迂缓。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是10月9日通过的，直至20日才能确定施行。然而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利用苏维埃多数，并设立一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那一定要激起无党派分子的不满。不用说社会革命党左派和若干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反对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服从他们的党的决议，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无异议的。至于无党分子和社会革命党左派，则更加不能遵守什么纪律，要求他们事先决议一定日子举行暴动，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简单地在他们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不谨慎的。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只能一天比一天加重局势，使得冲突不能避免，以此拖着群众往暴动走去。 在此情形之下，直接以党之名号召暴动，不是更简单些么？如此行动有重大的便宜，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其不便宜之处也是一样的明显。党很正确地倚靠的那几百万人中，必须区分为三个层次：一层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形都是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另一层人，人数较多，只当布尔什维克派经过苏维埃而行动时候才拥护他们；第三层人则跟着苏维埃走，不管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之中占得多数。 这三层人中间，不仅政治水平线不同，而且有一大部分连社会成分也不同。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的，首先是产业工人，——以彼得格勒世袭的无产阶级为首。布尔什维克派有了苏维埃合法保证，才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的，是大多数士兵。不管苏维埃之中是否布尔什维克派大占势力，总是跟着苏维埃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保守的部分，过去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害怕脱离其余的群众；是军队中最保守的分子，连哥萨克在内；是脱离了社会革命党领导而依附于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农民。 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和这党领导的苏维埃的力量混为一谈，那是显然错误的，后者比前者大得多多。然而若无前者则后者变为毫无力量，这里是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的。党和苏维埃的关系，乃是从革命时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它的狭小的组织把手中间必然的不相配称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配得恰好的杠杆使得一只手能够举一个超出人力很远的重量，但若无此活动的手，则杠杆不过是一根死木头而已。 九月底，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地方会议时，一个代表说道：“在耶里也夫斯克，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是无人能与抗衡的，……可是党的组织本身则很弱，差不多没有人重视，没有经常的登记，也没有缴纳党费。”影响和组织之间不相配称虽非到处如此显著，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广大群众知道了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和有了苏维埃组织。这种口号和组织直至九、十月间才被群众确定地接合一处了。人民等待着要知道苏维埃将指示于何时实行布尔什维克纲领及如何实行这个纲领。 党自己有计划地以此精神教育群众。当基辅传播准备暴动的风声时，布尔什维克派执行委员会立即出来辟谣：“没有苏维埃号召不应作任何行动，……没有苏维埃切勿出来！”10月18日，托洛茨基否认22日暴动谣言时，也说：“苏维埃是个选举出来的机关，……不会有什么决议为工人和士兵所不知道的。……”这一类的论调每日重复着，而且被实际行动所证明了在民众意识之中生下了坚固的根。 据少尉倍尔精所记载的，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在莫斯科开军事人员会议时，代表们宣布道：“奉了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号召，军队是否肯出来，是很难说的。但若苏维埃来号召，则多半大家都会出来。”可是莫斯科卫戍军从九月起就有90%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派了。10月16日彼得格勒会议时，波基以党委员会之名报告：在莫斯科区，“人们得到苏维埃号召就要出来，但非得到党号召”。在尼夫斯基区，则“大家都将跟着苏维埃走”。伏洛达斯基立即以如下的话概括彼得格勒的情绪：“一般的印象是谁也不着急到街上来，但若苏维埃号召则大家都要出来的。”鄂尔嘉·辣维趣补充一句说：“有些人表示，党号召，他们也要出来的。”18日，彼得格勒卫戍军会议时，代表们报告：他们所代表的团等待苏维埃号召就要出来。没有人说起党，虽然许多的队伍是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着。在兵营之内为要维持一致，只有以苏维埃纪律将同情者、动摇者和半敌视者联系起来。手榴弹团甚至宣布他们只能依苏维埃大会命令而行动。鼓动者和组织者，在其估量群众情绪之时，每次都要分别苏维埃和党，——这个事实就已表明此问题从号召暴动观点来看是如何重要的了。 汽车兵弥特列维趣记载，在一队运输汽车中，通不过赞助暴动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派于是作一个妥协的提议：“我们既不出来拥护布尔维克派，也不出来拥护孟什维克派，但……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一切命令，我们毫不稽迟执行的。”运输汽车队里布尔什维克派，小规模地应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用的那种遮饰策略。弥特列维趣并非说理，而是记事，——他的证言只有更加能使人相信的！ 以党直接领导暴动之尝试，没有一处有结果。现在保留有一个人的证言，非常之有意义的，关于在纺织工业要地金希马准备暴动的事情。当莫斯科地方暴动已经提出于议事日程时候，在金希马的党委员会便选举了三个人组织一个叫做“执政”——不很明白为什么取这个名称——特别机关，来审查武装暴动的军事力量，手段和准备。一个“执政”写道：“然而必须说，这选出的三个人似乎没有做出大事情。事变走上一条有点不同的道路。……地方的罢工完全把我们吸引了去，到了紧急时候，组织中心便移到罢工委员会和苏维埃去了。……”在外省运动小规模内也重复了彼得格勒同样的事情。 党推动苏维埃，苏维埃则推动工人，士兵，甚至农民。得之于质量的，便失之于速度。倘若把这架传达机器设想为一些齿轮组成的系统，——在另一个机会和另一个时代，列宁曾使用这个譬喻——则人们可以说，若着急地图谋将党的轮子直接同群众大轮联结起来，则有打断党轮轮齿的危险，仍未能推动充足的群众前进。 然而相反的危险仍是同样实在的，——即是因苏维埃系统内部磨擦结果而放过了一个有利的局势。理论上说，最有利于暴动的顷刻归结于时间上的某一点。问题自然并不在于实际上去捉住这个理想之点。暴动可以在一条上升曲线上，快升到理想的顶点时发展成功，但也可以在一条下降曲线上成功，倘若势力的对比尚未曾根本改变的。代替“一个顷刻”的，往往是一段时间，可以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来计量。七月初，布尔什维克派就可以在彼得格勒夺得政权。但是在此情形之下他们不能保持政权。从九月半起，他们已经可以希望不仅能夺得政权而且能保持政权了。倘若布尔什维克派延迟至十月末以后才暴动，那他们多半还可以于一定时间之内补救以往的过失，虽然远非一定能补救。在某种条件之下，人们可以假定暴动的政治前提存在于三个月或四个月中间，譬如说从九月至十二月：这些前提已经成熟了，但尚未至于脱落。确定这个范围，在事后比在行动当时更容易些。党在这个范围内有某种选择自由，因之造成那些不可避免的，有时很激烈的，属于实际性质的争论。 列宁提议在民主会议那几日内就举行暴动。九月底，他认为凡有延缓都是危险的，甚至致命的。他在十月初写道：“等待苏维埃大会，这是幼稚的可耻的把戏，这是玩弄形式，背叛革命。”然而在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之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此问题作纯粹形式的顾虑。譬如季诺维也夫要求联合苏维埃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党团开一个预备会议时候，他并非在形式上找寻一种认可，而是简单地希望外省代表能在政治上赞助他去反对中央委员会。但事实是这样：党依靠于苏维埃，而苏维埃又上告于苏维埃大会，因之在这个暴动日期问题上造成一种不确定因素，使得列宁非常担忧，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何时号召问题，是同谁来号召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列宁看来，以苏维埃名义来号召暴动，其便宜处是太明显了。但他比别人更先看出来这条路上能发生的困难。他身居远处更不能不害怕那些起障碍作用的分子，在苏维埃上层机关中所占的势力，远比在中央委员会中占的势力，更强大些，——他早已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太不坚决的了。关于究竟由苏维埃或由党来开始的问题，列宁意见常常改变，但起初几个星期他是决然倾向于党的独立起义的。这中间毫无原则上不同之处：事情乃是在同一个基础，同一个目的之上以二种不同方式处理暴动问题。然而究竟是二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列宁的提议：包围亚历山大戏院和逮捕民主会议，——乃是以此事实为前提的，即：并非苏维埃领导暴动，而是党直接号召工人和士兵起来暴动。一定是这样的。若要苏维埃通过这个计划，那是绝对不能想像的。列宁完全明白，他的主张，即使在党的上层领袖当中也要遇着障碍。他预先教民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不必贪求人数”：上头若是坚决行动，则人数可以得到下层的保证。列宁这个大胆的计划，无疑占有迅速而突兀之便利。但太使党露面了，在某种限度之下党有同群众对立的危险。甚至彼得格勒苏维埃，突然加入暴动一遇挫折也能够丧失了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多数地位，——这地位还是不很稳固的。 10月10日的决议案教党的各地组织凭暴动观点去实际解决一切问题：至于作为暴动机关的苏维埃，则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案毫未提起。16日会议时，列宁说：“事实证明了我们对于敌人占优势。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可以开始呢？”从列宁嘴里说出来，这个问题毫无修辞学的意义。他的本意乃是说：中央委员会既然能够立即发出信号，又为什么要空耗时间去适应苏维埃那架复杂的传达机器呢？然而列宁提出的决议案此次则以如下几句话做结束：“信任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能于适当时候指示行动的有利时机和合宜方法。”这里，在党之外提到苏维埃，而且关于暴动日期也说得更委婉些，——这乃是列宁经过党的上层领袖而感觉到群众抵抗力的结果。 第二天，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论争时候，列宁总括前一日的讨论说：“大家都同意于此点，即是得到苏维埃号召，而且为了保护苏维埃，工人一定要出来的如同一个人。”这话意思是说：虽然大家不是同他，列宁，一致，认为可以以党之名出来号召，但大家都同意了可以以苏维埃之名出来号召。 24日晚上，列宁写道：“谁应当拿取政权呢？这个问题在目前是不重要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拿取政权，‘另一个机关’也可以拿取政权，它宣布它将来只能将政权交付于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人。……”这“另一个机关”，这几个字用谜样的括弧括起来，在阴谋者的用语说来，就是指：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列宁这里又提出他的九月间的建议：苏维埃的法制若阻止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拿暴动的既成事实置于苏维埃大会之前时，则我们便以中央委员会之名直接行动。 这个关于暴动日期和方法之斗争，虽然经过几个星期长久，但参加的人并非个个都明白这个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斯大林在1924年写道：“列宁提议由苏维埃拿取政权，——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而非在苏维埃背后拿取政权。托洛茨基为什么需要这个关于列宁的传说呢，——这个更甚于怪异的传说？”又说：“党承认列宁为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种种布朗基主义都无缘分。……”至于托洛茨基，则他代表的“并非伟人列宁，而是一种侏儒布朗基主义者。……”不仅是布朗基主义者，而且是侏儒！事实上，以谁之名举行暴动及于谁之手交付政权，——这个问题绝不能预先由某种学说来决定的。在暴动的一般条件之下，实行暴动问题就成了一种实际的艺术问题，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手段来解决。中央委员会的争论，在这一部分上说，好像总参谋部那些军官间的争论，——他们同受一种军事学说的教育，对于整个战略局势的判断也是一样的，但为了解决最切近的问题，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固然是异常重要的问题，但终究是属于部分的问题。这里若是缠到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问题去，那不异于表示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得布朗基主义。 包克洛夫斯基教授甚至否认“苏维埃或党”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士兵绝不是形式主义者，他们无需要一个苏维埃大会来推翻克伦斯基。如此提出问题虽是很俏皮的，但有一点未曾解释明白，即是：党既然够用了，为什么又来设立苏维埃呢？教授接着说：“很奇怪的，这样努力使得一切差不多都是依照法律而成就的，而其结果从苏维埃观点看来并不合法，——到了最后顷刻，政权并非由苏维埃拿去的，而是由一个特意成立的显然‘非法的’组织。”包克洛夫斯基引证：托洛茨基不得不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而非以苏维埃之名，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业已不存在。出人意料的议论！革命军事委员会乃是苏维埃的一个机关，由选举产生出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中占的领导地位绝不违反苏维埃的法制，——教授嘲笑这个法制，但群众则很重视它。人民委员会议也是特意成立的组织，但这并不能阻止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连人民教育委员会助手包克洛夫斯基自己在内。 暴动可以保持在苏维埃法制基础之上，甚至一大部分还可以保持在两重政权传统里面，主要地因为未曾暴动以前彼得格勒卫戍军就差不多全体服从苏维埃了。在好多回忆录，纪念论文和初期历史著作中，这个事实就被视为无可争辩的，而且被无数文件所证实了。“彼得格勒的冲突，为了卫戍军命运问题而展开着”，——关于十月暴动的第一本小册子就是这样说的。这本小册子，是本书著者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馀暇时候根据新鲜的回忆写成的，好多年间被党视为一种历史教科书。暴动的直接组织者之一，萨多夫斯基，说得还更明白：“整个十月运动藉以发起和组织的那个根本问题，乃是彼得格勒卫戍军各团被调离首都开往北方前线去的问题。……”暴动的直接领导者，参加过集体谈话为了恢复事变进程真相的，没有一个想起要反对或纠正萨多夫斯基说的这几句话。直至1924年之后才有人忽然发现托洛茨基过于重视农民性的卫戍军，以此减轻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意义。这个科学的发现很可以补充另一个控告，即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 几十个青年历史家，以包克洛夫斯基为首，最近几年向我们解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他们气愤起来，看见我们在说起士兵的文字之中未曾说起工人；他们教训我们，说要分析事变的真实进程，而不要背诵教科书。这个批评结果，由包克洛夫斯基总括为如下几句话：“托洛茨基虽然明白知道武装行动是由党决定的，……为了行动而找出来的一切借口虽然显属于次要性质，然而他总是将彼得格勒卫戍军看作居于全幅书画的中心，……好像没有卫戍军便说不到暴动。”对于我们的历史家，重要的只是关于暴动问题的“党的决定”；至于暴动如何发生，则“属于次要性质”：总能找到一个借口的。包克洛夫斯基称为“借口”的，即是征取军队的手段，即是解决整个暴动命运所维系的问题的手段。毫无疑问，即使没有因撤退卫戍军而冲突，无产阶级革命仍是要发生的：这一点，教授是对的。但那将是另一个暴动了，那将要求一个不同的历史叙述。可是我们注目的却是实在发生的事变呀。 赤卫队组织者之一，马辣霍夫斯基，——他后来成了赤卫队历史家，——在他那方面坚持此点，即以为武装工人与那半消极的卫戍军有别，正是武装的工人在事变之中表现创意力，果敢和顽强。他写道：“赤卫队，在十月暴动时候，占据了政府机关，邮政局和电报局；战斗时站在前列的，也是他们……”这一切是无可争论的。然而不难明白，如果赤卫队能够轻易地“占领”各机关那只因为卫戍军与他们一致，赞助他们或至少不反对他们。正是这个决定了暴动的命运。 如果只问：对于暴动，究竟是工人重要呢，还是士兵重要呢？——那就是表示人家的理论水平如此可怜，简直没有讨论之余地。十月革命乃是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夺取政权。但最后决定斗争胜负的，还是农民。这个一般的图式适用于全国范围，但在彼得格勒获得最完满的表现。在首都，这就给了暴动以一种性质：迅速一击，使得牺牲者数目最少。这是革命阴谋，无产阶级暴动和农民性卫戍军自救斗争，三者相配合。党领导暴动，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工人武装队构成打击的拳头：但斗争胜利，则取决于那个笨重的农民性卫戍军。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二月暴动和十月暴动的对照才是非做不可的。帝制被推翻之前，对于双方，卫戍军都是一个大未知数。士兵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对于工人暴动将取什么态度。惟有总罢工才能建立一个必需的地盘，让工人和士兵群众相碰头，为了在行动上考验士兵，使士兵站到工人方面来。这便是二月间那五天之中戏剧般的内容。 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卫戍军广大多数则已公然站在工人方面来了。政府觉得，在它的所在地，比在全国无论何处，都更孤立的：政府之图谋逃走，并非没有道理的。然而仇视政府的首都不放它走。政府无结果地尝试着，要将革命的各团调出首都去，以此确定地葬送了政府自己。 若是单单拿克伦斯基个人的品性来解释他消极对待暴动的政策，那是非常肤浅的。克伦斯基不是孤独的。政府之中有些人物，如帕钦斯基，并不缺乏魄力。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也很明白，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将断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然而所有的人，无论分开的或合拢的，都麻痹了，都同克伦斯基一般陷于麻木不仁状况，——如同那样的人，虽然危险当前却不能举起手来救护自己。 工人和士兵的联欢，十月时并非从公开的街道冲突之中产生出来的，如同二月时的情形，——乃是先暴动而发生。这次布尔什维克派所以没有号召总罢工并非因为遇着什么障碍，而是仅仅因为他们不见有罢工需要。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之前就自觉是时局的操纵者了；它知道卫戍军各部队的景况，其情绪及其内部的结合；它每日接到报告：不是官样文章，而是表现真实事态的；它随时都可以遣派全权的特派员到任何一团去，叫脚踏车传达一个命令；它可以用电话将某团委员会召来，或命令某连出来服勤务。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军队说来，处的是政府司令部地位，而非阴谋司令部地位。 不错，国家的指挥机关仍旧操在政府手里。但这些机关物质基础已被侵夺了。各部机关和各司令部都是悬挂在空虚之上。电话和电报继续替政府服务。银行亦然。但政府已没有必需的军事力量来保持这些机关在它手里了。冬宫和斯摩尼学院好像掉换了地位。革命军事委员会迫得那个虚影政府处于这样的地位，使它非破坏卫戍军不能有所动作。可是克伦斯基图谋打击卫戍军，每次只有加速他的末日到来罢了。 然而暴动任务还是未曾完成。钟表的发条和全部机件都落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了，但还缺少字盘和指针。没有这些零件，整个钟表毫无用场。不能操纵电报电话，银行和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就不能统治。革命军事委员会操纵了政权的差不多一切的前提和因素，但没有操纵政权本身。 二月间，工人并不想夺取银行和冬宫，只想打破军队的抵抗。他们并非为了争取某些指挥机关而斗争，而是为了争取士兵灵魂。在这方面已经得胜之后，所有其他问题便自然而然解决了：帝制政权一经失去了它的禁卫军，连它的宫殿和司令部都不想去防守。 十月间，克伦斯基政府早已失去了士兵灵魂，无法挽回，但还紧紧抓住指挥机关。司令部，银行，电报，电话，在它手里不过是政权的招牌罢了。到苏维埃手里来，这些机关便可保证全部占有政权。这便是临暴动之前的局势，这个局势决定了最后二十四个钟头的行动形态。 差不多没有示威，没有街道战斗，没有障碍物，没有一般认为暴动的事情：革命无需要解决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夺取政府机关，可以依照一个计划，靠相当少的武装队伍，由一个唯一中心来实行。兵营，营垒，仓库总之一切有工人和士兵活动的机关，都可以用各自的内部力量来夺取的。但是冬宫，预备国会，军区司令部，各部衙门，军官学校则不能由内部来夺取。电话，电报，邮政，银行亦然：这些机关的雇员，在一般势力配合之中虽不占重要地位，却是机关内部的主人，而机关之外防守得很坚固。这些高级官僚机关必须从外面侵进去的。这里，政治手段的夺取便让位于暴力的夺取。但因军事基础被人占去，使政府差不多不能抵抗，所以这些最后的政府机关之夺取，一般也是没有发生冲突的。 不错，事情仍不是无须战斗就能解决的：必须攻占冬宫。但正因为政府抵抗仅限于防卫冬宫这个事实，就明白决定了10月25日在斗争发展上的位置。冬宫成为一个政制的最后堡垒，这个政制在其八个月生命之中政治上已经破产了，在最近二个星期内又确定地解除了武装。 阴谋原素，——所谓阴谋乃是有计划及有集中领导之意，——在二月革命中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这首先是由于各派革命组织在帝制和战争重压之下无力和散碎。如此只有更加重了群众的任务。暴动者并非一些蚱蜢[1]，他们有其政治的经验，有其传统，有其口号，有其无名的领袖。但是暴动之中散漫的领导分子即使足够推翻帝制的，但不足够给予胜利者以其自己胜利的果实。 十月间，街道上平静，没有群众，没有战斗，——遂使敌人足以借口说起什么寥寥少数人的阴谋，什么几个布尔什维克派的冒险。自从暴动以后，几日，几月，甚至几年，人们三番四次说着这样的话。显然是为了替无产阶级暴动辩白，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10月25日写道：“彼得格勒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出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旗帜之下拥挤着彼得格勒街道。”御用的历史家忘记了说明：革命军事委员会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号召群众到街上来，群众在街上又做了什么事情。 二月革命由于强点和弱点相配合，遂被人理想化了，被人当作全国民的事业，拿来同十月暴动对比，——十月暴动则被人当作一个阴谋。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派到了最后顷刻能够使那夺取政权的斗争化为“一个阴谋”者，并非因为他们是寥寥几个人，反而因为他们背后，在工人区和兵营里面，有广大多数的群众，很有团结，组织和训练。 必须莫将眼光限于最后一环上，才能恰切了解得十月暴动。二月底，那盘暴动之棋从第一着下至最后一着，即下至敌人溃败为止。十月底，主要部分棋局已经着过了，到了暴动那一日事情只限于解决颇为狭小的问题：二步杀将。所以必须将暴动时期从10月9日算起，那日开始了卫戍军的冲突，——或从12日算起，那日决议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包围的行动足足有二个星期长久。最剧烈的部分延长了五天至六天，即从革命军事委员会诞生时候算起。在这全部时期中，几十万士兵和工人直接行动着，形式上是守势的，实质上是攻势的。最后的阶段，——在此阶段之中，暴动者决然抛弃了双重政权那些传统形式，及其可疑的合法性和守势的门面话，——恰恰占二十四个钟头：从25日早晨二点钟到26日早晨二点钟。在这一小段时间内，革命军事委员会公然使用武器，为了占领全城和逮捕政府。参加这个行动的，一共只有为实行一个有限的任务所需要的力量：至多不过二万五千至三万人。 一位意大利作家著了好多的书，不仅有关于《太监之夜》的，而且有关于国政上最高明问题。他于1929年间，来游苏维埃的莫斯科，把他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一点事情纠缠在一起，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本《论政变技术》的书。这位作家的姓，Malaparte（马拉巴特），使人很容易拿来同一个政变专家的姓相区别的，——这另一个专家的姓叫做Bonaparte（波拿巴特）。[2] 据马拉巴特说：与那依据1917年俄国社会政治条件的“列宁战略”相反，“托洛茨基策略则与国内一般条件毫无联系的”。这位作家假冒托洛茨基的口回答列宁的关于暴动的政治前提之顾虑说：“你的战略太需要顺利环境了：暴动无需乎这一切。暴动自己就是足够的。”再难于设想比这话更荒谬了。马拉巴特屡次说：十月胜利并非出于列宁的战略，而是出于托洛茨基的策略。这个策略现在还威吓着欧洲诸国的安宁。“列宁的战略，可见对于欧洲诸政府并无直接的危险。欧洲政府的真实的——而且不断的——灾祸，乃是托洛茨基的策略。”以下的话还更具体些：“即使是庞加莱[3]立于克伦斯基的位置，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派政变还是要成功的。”如此说来，则那依据历史条件的列宁战略有甚用处呢，倘若托洛茨基策略不顾环境如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须说一句：这本大著已经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了。有些政治家显然在这书中学习如何来扑灭革命。我们敬祝他们学习成功。 直至现在还没有人来批评10月25日那些纯粹军事性的行动。苏维埃文献中为这问题而写的，并非属于批评的性质，而是属于纯粹恭维的性质。拿来同那些不肖门徒的著作相比较，甚至苏汉诺夫的批评也是以细心观察事实为其特长的，——虽然其中有种种的矛盾。 苏汉诺夫判断十月暴动的组织，于相隔二年之间发表了二种意见——二种正相反对的意见。在关于二月革命的一本书中，他说：“将来，我要根据个人的回忆来描写那个照乐谱演奏的十月暴动。”雅罗斯拉夫斯基差不多照文字抄袭了苏汉诺夫这个判断，他说：“彼得格勒暴动准备得很好，党好像拿着一张曲谱来演奏的一般。”克罗德·安涅——这个怀敌意的观察者，观察得很细心，虽然不大深刻，——说得似乎还更坚决些：他大意说：“11月7日政变不能不令人钦佩。没有一个失策，没有一个破绽，政府来不及叫一声：‘哎呦！’就被推翻了。”反之，在关于十月革命的一本书中，苏汉诺夫则叙述斯摩尼如何“暗中摸索着，很谨慎地又很混乱地”进行肃清临时政府的工作。 在第一个判断和第二个判断之中，都有夸大处。但从比较广大的观点看来，可以说，这二个观点，无论如何相反的，都有事实做根据，十月暴动的有计划性特别是出于客观的关系，出于全部革命的成熟，出于彼得格勒在全国占据的位置，出于政府在彼得格勒占据的位置，出于党以前的全部工作，最后出于正确的暴动政策。但还留着一个军事技术问题。在这问题上，有不少部分的谬误；如果整个凑合来看，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暗中摸索的印象。 苏汉诺夫不止一次指出斯摩尼在军事方面之没有防卫，连暴动前最后几天也是没有防卫的。直至23日，暴动司令部也的确未曾比冬宫防守得更好些。革命军事委员会保证它的安全，首先在于巩固它与卫戍军的联系，以及经过卫戍军能够监察敌人一切的军事动作。从军事技术观点上看，革命军事委员只不过比政府提早二十四小时采取比较认真的步骤。苏汉诺夫很有把握地说：在23日白天以及23日至24日的夜里，政府若是先下手就可以占领革命军事委员会：“好好的五百名一队兵，就完全足够肃清斯摩尼及其整个内容。”这是可能的。但第一，政府要做这事情，必须有决心，有胆量，即必须有一种绝对与它的本质相反的性格。第二，又必须有“好好的五百名一队兵”。哪里有这样的一队兵呢？完全用军官编成的么？我们在八月底已经认识了那些军官，那些扮演阴谋者角色的军官：必须到那些夜总会去寻找他们。妥协派那些战斗队伍都瓦解了。在军官学校中，每遇重大问题都要发生分化和结合。哥萨克方面还更糟。若是从各方面选择来编成这个队伍，那就未曾编成以前早把计划泄露了。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一队人存在，也是没有决胜负作用的。在斯摩尼面前第一枪一响，工人区和兵营里就要造成吓人的回声。那时，白天和黑夜，时时刻刻，都将有几万武装或半武装的人跑来援助那受威吓的革命中心。最后，即使革命军事委员会被攻下了，也不足以拯救政府。列宁在斯摩尼围墙以外，同他相联络的还有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彼得·保罗堡垒之中存在着第二个司令部，曙光号上有第三个司令部，其他司令部又存在于各工人区。群众不会没有人领导的。工人和士兵，无论行动如何迟缓，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胜利的。 毫无疑问，为军事上谨慎起见，若干辅助的实施，可以而且应该于几日之前采行。在这点上说，苏汉诺夫的批评是正确的。革命的军事机构，行动笨拙，迟缓和疏忽；而总的领导又太倾向于拿政治去代替技术。列宁的眼睛太少看看斯摩尼情形，别的人又还未曾学习好。 苏汉诺夫也是对的，他说：二十四夜或二十五早晨去夺取冬宫，要比二十五日下半日以及夜里，无比地更容易得多了。冬宫及其旁边的司令部房屋，那时还是由军官生素常队伍防守着，出其不意地加以攻击，差不多一定会攻下来的。克伦斯基早上坐着汽车动身，并未遇着障碍，——这个事实就够证明冬宫并未曾被人认真监视着。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监视临时政府之责，委托于斯维尔德洛夫，以辣舍维趣和布拉贡拉伏夫副之，——不错，这是太迟的决定：24日才决定！斯维尔德洛夫头脑早已忙糊涂了，他是否进行这个新职务，也成为疑问。这个决定虽然写在会议记录上面，在那狂热的几个钟头内也许被人忘记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不顾一切事实表现，总是过分重视政府的军事资源的，尤其过分重视冬宫的防卫力。即使直接指挥围攻的人知道了冬宫内部力量也会害怕：冬宫一发警号，军官生，哥萨克，突击队等就要跑来援助。夺取冬宫计划是照广大行动规模拟成的：非军人或半军人来解决一个纯粹属于军事性问题时，总是倾向于战略上的过分细致。除了过分的迂腐以外，他们实行时又不免表现一种显著的无能。 夺取冬宫时候各方面的不对头，——这也可以相当地拿主要领袖的个人性格来解释的。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珂，楚诺夫斯基，都是英勇型人物。但总之，他们绝不是有系统的方法和经训练的思想的人物。博德魏斯基在七月事变中如火焰一般热烈，此时则变成谨慎得多了，甚至也对于临近的前途怀疑得多了。但根本上他还是那样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实际的任务，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越出那些已定的界限，扩大计划，什么都牵连在一块，凡是最小限度足够之处总要拿出最大限度来。在这次计划的夸大性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的印记。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在性格上是个容易冲动的乐观主义者，临机应变之才长于计划之才。以旧时下级军官资格他相当懂得军事学。大战中，他是个亡命者，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上面担任军事栏编辑，不止一次表现战略上远见。他在这方面容易感受印象的玩票式精神，并不能对抗博德魏斯基的过分的夸大。第三个军事领袖楚诺夫斯基，曾在一个平静的前线过了几个月生活，做鼓动家：他的军人生活仅限于此。虽然倾向于右派，楚诺夫斯基却是第一个加入战斗，而且总是加入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个人的勇敢和政治的大胆，大家知道，并非都能处于均衡的。暴动以后几日，楚诺夫斯基在彼得格勒城下受了伤，当他同克伦斯基领来的哥萨克作战时候；几个月之后，他在乌克兰被杀。热烈的易冲动的楚诺夫斯基，显然不能补救其他二领袖的缺点。其中没有一个人倾向于注意细节，简单因为他们并不曾领略这门行业的秘诀。这些红色统帅觉到了自己关于侦察，联络和调度方面的弱点，于是感有必要，以如此优势的力量来压迫冬宫，使得连实际指挥问题也不会提出来。计划的过于庞大的规模，差不多等于无计划。但以上所说的，其意并不是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或其外围，本能找到一些更有经验的军事领袖来担任；总之，再不能找到比他们更忠诚更肯牺牲的人物了。 夺取冬宫的斗争，先从占据一个大范围的全区开始。既然领袖没有经验，联络松懈，赤卫队笨拙，正规军又不起劲，这个复杂的战役便发展得非常之迟缓。正当赤卫队渐渐紧缩了包围线，而在背后积聚后备力量之时，那几连军官生，哥萨克兵和圣乔治骑士，以及那个女子突击队，还是能够开辟道路进冬宫去的。防卫者的阵势和围攻者的阵势，同一时间形成起来。可以说，问题正是从那解决问题用的大迂回的手段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大胆的夜袭或一个勇敢的日攻，将不会比此次拖延的行动造成更多的牺牲。曙光号大炮的精神上效力，无论如何，可以在十二个钟头甚至二十四个钟头以前，拿来证验的：巡洋舰在尼瓦河上已经准备好了作战，水兵们绝不会埋怨没有什么油来涂抹大炮的。但指挥作战的人希望事情能够不战解决，他们派代表去谈判，提出最后通牒，不理会原定的期限。他们没有想到于适宜时机检查一下彼得·保罗堡垒的大炮，这正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不用大炮的。 军事指导机关之缺乏准备，在莫斯科表现得还更明显些；——在莫斯科，势力关系被人认为如此有利于暴动，以致列宁还主张在莫斯科开始哩：“胜利已有保证了，没有人会来打仗。”事实上，恰在莫斯科，暴动带了一种久战不决的性质，连暂时休战在内共延长了八日。莫斯科暴动主要领导者之一，穆拉洛夫，写道：“在这工作的火热当中，我们非处处都是坚决的。我们的人数具有压倒敌人的优势，——比敌人多十倍，——我们却拖延战斗至于一个星期长久，……因为我们指挥群众作战时不很灵巧，因为群众缺乏军事训练，又因为领袖和士兵两方面都完全不懂得巷战策略。”穆拉洛夫惯于拿真名称呼实物，正为此故他现在才被流放于西伯利亚。然而为了避免将自己的责任归嫁于他人起见，穆拉洛夫此次是拿政治领导的最大错误放在军事指挥头上了。在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动摇得很，容易受妥协派方面影响。但不要忘记，老莫斯科的工人，纺织工人和皮革工人，本是非常落于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后面的。二月间，莫斯科并无需暴动：推翻帝制完全是彼得格勒的事情。七月间莫斯科又保持着它的安静。这个情况在十月间被人感觉到了：工人和士兵没有战斗经验。 暴动技术完成了政治所未做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主义大踏步发展无疑地减弱了人们对于暴动的军事方面的注意，列宁的热烈的警告是有充足理由的。军事的领导，比政治的领导，无比地弱得多。那能不是这样么？以后几个月之中，新的革命政权每逢必须诉诸武力时候，又都是表现极端的无能。 然而政府方面的军事机关，在彼得格勒，给予暴动方面军事领导之评价又是非常恭维的。冬宫陷落不久之后，陆军部打给总司令部的直接电话说：“暴动者维持秩序和纪律，没有劫掠，没有虐杀；那些闲宕的士兵反而给暴动者巡逻队所逮捕了。……暴动计划无疑是事先拟好的，而且有条不紊地完全按着实行。”并非完全如苏汉诺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是“照着乐谱”演奏的，但仍没有苏汉诺夫后来说的那么多的“混乱”。此外，在最严厉的批评之前，还有事业成功可以做辩护的。 [1] 译者按：“蚱蜢”譬喻“乌合之众”。 [2] 译者按，即拿破仑。拿破仑是科西嘉岛人，出于意大利血统，姓意大利人的姓，Bonaparte。Bonaparte者，意文“好的（Bona）部分（Parte）”也。至于马拉巴特，则意译恰为“坏的（Mala）部分（Parte）”。 [3] 1917年时法国总统。－C.R >
> ## 第十章 苏维埃专政大会 10月25日原定在斯摩尼开始那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民主的议会。 谁晓得呢，也许兼是最重要的议会。 各地苏维埃解除了妥协派知识分子影响之后，派来的代表主要是工人和士兵。 他们大多数是不著名的人物，但在工作上经过了考验，又很得当地人民信任。 前线军队冲破军团委员会和指挥部封锁而派来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行伍士兵。 大会代表之中大多数是革命以后才接触着政治生活的。 他们被八个月的经验培养起来。 他们知道的并不多，但这不多的事情他们知道的很透彻。 大会的外貌足以表示成分。 第一次大会时军官的马刺、知识分子的眼镜和领带，此次差不多全看不见了。 支配一切的乃是灰的颜色：灰色的衣服和灰色的面孔。 在战争期中，大家都把衣服穿破了。 许多城市工人穿着士兵的大衣。 战壕里来的士兵不会是很漂亮的：好久没有剃胡子，旧大衣也破烂不堪了，大皮帽戴在乱发之上，花絮从帽的破洞钻了出来。 经过风霜的粗糙的面孔，长满冻疮的沉重的手，被劣质烟卷烧黄了的指头，脱落的钮扣，松松系着的皮带，好久未曾涂油的皱襞而赭黄的鞋子。 全国平民第一次选派了他们的诚实而不加修饰的代表，恰合于他们的本相。 暴动那几个钟头之内开的大会，它的统计是非常不完全的。 开幕时计有六百五十个有表决权的代表。 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占三百九十人；并非个个都是党员，却都是群众的血肉化身；群众除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 有好多代表，来时还有疑惑，却在彼得格勒赤热的空气之中很快成熟了。 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何等容易地耗竭了二月革命的政治资本！ 六月间苏维埃大会时，妥协派在全体八百三十二个代表中占有六百票的多数。 现在各种色彩的妥协派构成的反对派还占不到会场四分之一哩。 孟什维克派和依附他们的各民族代表，没有超过八十人，其中约有半数属于“左派”。 一百五十九个——一说一百九十个——社会革命党人之中，左派约占五分之三；此外右派在大会过程之中也很快地瓦解了。 到了闭会时，据某些人统计，出席代表人数共达九百人；但这个数目包含许多发言权代表在内，另一方面又未曾完全包含表决权代表。 代表登记时常中断，有些文件遗失了，关于所属党籍之记录也不完全。 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派在大会上占的支配地位是不可争辩的。 代表中间有一个调查，表明：五百零五个苏维埃主张全部政权交于苏维埃之手，八十六个苏维埃主张“民主”政权，五十五个苏维埃主张合作政府，二十一个苏维埃也主张合作政府但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参加。 这些雄辩滔滔的数目字，即令是在这个形式之下，也给人以一种夸大的观念，关于妥协派所余势力的。 事实上，主张民主政府和主张合作政府的，乃是那些最落后的和最不重要的区域的苏维埃。 25日一清早，斯摩尼开着各党党团会议。 至于布尔什维克派，则惟有不负作战任务的人才来开党团会议。 大会开幕延迟了：布尔什维克派领导机关先要解决冬宫；但敌派各党团也是不急于开大会的，他们自己需要议决将如何行动，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几个钟头过去了。 党团之内分化为若干小党团，互相斗争。 社会革命党的分裂发生于那个退出大会的决议案被九十二票对六十票否决了以后。 直至下午很迟，社会革命党右派和左派才在两个厅堂分别开会。 八点钟时，孟什维克派要求大会再延迟：他们内部意见太复杂了。 入夜了。 冬宫前面的战事还在拖延不决。 但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在那警醒的全国人民之前说几句明白的话。 革命教人以挤压法。 代表、来宾、卫士，拥挤在以前贵族小姐的礼堂内，而且时时腾出空间来给那些新来的人。 关于楼板有可能塌陷的警告，同请人少吸烟一般，没有什么效力。 大家拥挤得加倍厉害，烟也吸得加倍多。 约翰·里德辛辛苦苦才得开辟一条道路穿过那在礼堂门前喧嚷着的人群。 礼堂里面没有烧火，但空气是沉浊而滚热的。 代表们塞满了大门和小户，坐满了窗子的横板，耐耐心心地等待主席摇铃。 主席台上没有策列铁里，没有齐赫泽，也没有欠尔诺夫。 惟有次等领袖到场来参加他们自己的葬礼。 一位小个子，穿着军医制服，于十点四十分钟，以执行委员会之名宣布开会。 此次大会在“如此非常的情况之下”开会，使得他，丹，于履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付托的使命时，避免作一个政治报告：他们的同志此时正在冬宫“以自我牺牲精神履行他们的部长职务”而受人家枪击。 其实代表们绝未曾期待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们祝福。 他们带着厌恶心情望望主席台：这些人即使还有一点政治生命，那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的事业又有什么关系呢？ 莫斯科代表阿万涅索夫以布尔什维克派之名提议依照比例推举一个主席团：十四个布尔什维克派，七个社会革命党人，三个孟什维克派，一个国际主义派。 右派的人立刻拒绝参加主席团。 马尔托夫派此时无所表示：他们尚未曾决定。 七个位置给了社会革命党左派。 大会代表皱起眉头看着这些预备性质的冲突。 阿万涅索夫宣读布尔什维克派主席名单：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赖可夫，诺更，斯克良斯基，克留连科，安东诺夫·奥夫先珂，梁赞诺夫，穆兰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和斯杜乞加。 苏汉诺夫写道：“主席团由布尔什维克派主要领袖和六个（实是七个）社会革命党左派组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名字在党内有权威，所以加入主席团，虽然他们是反对暴动的，赖可夫和诺更二人以莫斯科苏维埃代表资格加入；卢那察尔斯基和柯伦泰是这个时期深得民心的鼓动家；梁赞诺夫是工会代表；穆兰诺夫是老资格工人布尔什维克，他在旧国会议员审判案中表现得很勇敢；斯杜乞加是拉脱维亚组织领袖；克留连科和斯克良斯基是军队代表；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则是彼得格勒指挥作战的领袖。 斯维尔德洛夫名字不在内，显然因为这名单是他自己拟的，在慌忙之中没有人改正他。 这是当时党内生活的特点：反对暴动的全体领袖人物都加入主席团之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诺更，赖可夫，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 社会革命党左派中唯有一个人有全国共知的名望，就是纤小而勇敢的斯毕里东诺娃，她为了杀死坦波夫省一个虐待农民的人，被判做了好多年的苦役。 社会革命党左派没有其他的“名人”。 反之，这党右派，则除了名人之外，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 大会热烈地欢迎它的主席团。 列宁没有在主席台上。 正当那些党团开会讨论时候，列宁还在化装中，戴着假头发和大眼镜，同二三个布尔什维克派在一个侧厅内坐着说话。 丹和史高倍列夫到他们的党团会议去，经过那些阴谋家坐的桌子，停下来，仔细看看列宁，显然认出了他。 这是表示揭开假面具时候已经到了。 然而列宁并不急忙露脸。 他宁愿就近观察事情，把线索操在手里，而自己仍旧留在幕后。 托洛茨基在1924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斯摩尼开着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第一场会议。 列宁没有露面。 他留在斯摩尼一间房子之内，我记得其中没有或差不多没有家具。 后来才有人放了几条毡子在地板上，而且放下二个枕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我们二人休息着，并头躺着。 但几分钟之后，有人来叫我：‘丹[1]说话了，应当回答他。’我出去答复了之后回来，又躺在列宁身边，——他自然不想睡觉的。 睡得成觉么？ 大约每隔五分钟或十分钟总有一个人从会场跑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主席铃落于加米涅夫之手。 他是一个冷静的人物，生来当主席的。 他宣布，议事日程上有三个问题：组织政权；战争与和平；召集立宪会议。 一个异乎寻常的吼声，沉重而惊人，从外面来冲破了会场的骚音：那是彼得·保罗堡垒用大炮叫人注意这个议事日程，一股高度紧张之流通过全会场，使代表们突然觉悟这个大会事实上是国内战争大会。 反对暴动的洛佐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做报告。 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不及。 隆隆炮声证明了报告还未曾准备好。 暴动正在全力进行着。 布尔什维克派领袖时时离开会场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去，探听消息或发出命令。 战斗回声如同火舌一般钻入会场内来。 表决时，举起的手臂杂在高举的刺刀中间。 劣等烟草喷出的淡蓝色的刺激人的烟雾，隐蔽了美丽的白柱和挂灯。 大炮声中两个阵营的舌战，具有前所未闻的意义。 马尔托夫请求发言。 每逢天平二边还在摇动时候，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他是永久动摇的聪明的政治家。 马尔托夫立即拿他的结核病者嘶嘎的声音去回答大炮的钢铁般的声音：“必须停止两方面的敌对行动。 ……人家用阴谋手段来解决政权问题。 ……所有的革命党派都将被人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内战争有爆发反革命的危险。 设立一个所有民主派都承认的政权，就可以和平地解决危机。”会场中很大一部分人拍掌。 苏汉诺夫用嘲谑的笔调记道：“显然可见，好多没有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学说精神所同化了的布尔什维克派，很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进行和平谈判之提议，得到社会革命党左派和一群国际主义联合派的赞助。 右派，也许连最接近马尔托夫思想的人在内，都断定布尔什维克派要拒绝这个提议的。 他们想错了。 布尔什维克派推举卢那察尔斯基出来说话，他是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之中最爱和平的，最温柔的。 “布尔什维克派党团绝对没有什么反对马尔托夫提议的意见。”敌人们愕然了。 苏汉诺夫评论此事道：“列宁和托洛茨基迎合着那本属于他们的群众，同时铲除了右派的立足地。”马尔托夫的提议一致通过了。 “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若是立刻退会，那他们不异于是自己宣布死刑”，——马尔托夫一派中有人这样推论。 所以可以希望大会“走上正确道路，成立一个民主派联合战线”。 徒然的希望！ 革命从来不走对角线[2]的。 右派马上违背了刚刚通过的和平谈判动议。 孟什维克哈拉施，第十二军团代表，挂着上尉肩章，——宣言：“一些政治上的伪善者提议由我们来解决政权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我们背后解决着。 ……对于冬宫的打击，不异于是在那个党的棺材上钉铁钉，这党竟敢从事于这样的冒险。 ……”会场以愤怒的咆哮答复这个上尉。 中尉顾秦在莫斯科国政会议时以前线名义发言，此次仍想借军中组织威权来活动。 “这次大会召集是不合时机的，组织也不合法定。”“你代表什么人说话呢？”——一些穿着破烂的兵大衣的人对他叫喊。 这些褴褛士兵的代表证书还沾着战壕污泥哩。 顾秦详细列举了十一个军团。 但此地，这话不能拿来骗人。 在前线同在后方一样，妥协派诸将帅手下并没有兵。 这位孟什维克中尉接着说：“前线代表不负此次冒险效果的责任。”这话意思是要同革命决裂。 “从此以后，斗争舞台就迁移到各地方去了。”这话意思又是要同反革命联盟来反对苏维埃。 结论则说：“前线代表……退出这个大会。” 右派代表一个跟着一个走上演说台。 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教区地盘，失去了他们的教堂，但还保存着他们的教堂钟，因为最后一次了，他们忙着敲响那些破烂的钟。 那些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向用尽种种正当的或无聊的手段去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合作，今日竟干脆拒绝同暴动的民众合作了。 他们的政治计算是很明白的：布尔什维克派几天之后就要塌台的，必须赶快同他们分开，甚至帮助别人去推翻他们，以此尽可能地替自己保证未来的位置。 兴楚克以孟什维克右派党团之名发表一个宣言，——他是以前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以后苏维埃驻柏林大使。 他说：“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阴谋……将使国家陷于内战，破坏立宪会议，置前线于崩溃危险，并引致反革命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同临时政府开谈判，讨论成立一个立足于各层民主势力之上的政权”。 这些人没有学得一点教训，竟向大会提议取消暴动而回到克伦斯基去。 社会革命党右派代表在台上说的话，被喧嚷、叫喊和唿哨声所掩盖了，差不多听不出来。 他的党宣言：与布尔什维克派“不能共同工作”，而这次由妥协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和开幕的苏维埃大会乃是不合法定的。 右派这个表示并不令人害怕，却令人厌恶和气愤。 大多数代表被那些态度傲慢和思想狭隘的领袖弄得疲倦了：这些领袖起初对你说些空话，然后用压迫手段来恐吓你。 丹、兴楚克、顾秦这一流人还能教训人和命令人么？ 一个拉脱维亚士兵彼得森，带着一副结核病者的粉红脸和一双燃烧着仇恨的眼睛，起来骂哈拉施和顾秦是冒充代表。 “那些决议案和那些饶舌已经足够了！ 我们需要行动！ 政权应当拿在我们手里。 冒充的滚出会场去罢，——军队不是同他们一路的！”这个激烈的声音使会场中松了一口气，——直至此时会场只听到辱骂的话。 其他的前线代表急忙起来拥护彼得森。 “顾秦一流人代表那些小派别意见，他们从四月以来就把持了军团委员会。 士兵好久以来就要求改选这些委员会了。”“战壕上的人着急等待政权交付于苏维埃之手。” 但是右派还保存几口钟哩。 犹太工人同盟一个代表宣言：“彼得格勒发生一切，乃是不幸之事”，因之邀请代表们去同市政局那些委员联合，不带武装到冬宫去，与政府共存亡。 苏汉诺夫写道：“在会场喧哗之中，人们听得出几声讥诮，有些是粗俗的，有些是恶毒的。”这位动感情的演说者显然看错了会场。 “够了！ 逃脱者！”——在退出者背后，那些代表、来宾以及守卫的赤卫队和正规士兵这样叫喊着。 “滚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罢！ 你们这些民众敌人！” 右派之退出并不会使会场感觉空虚。 士兵代表显然不肯同军官和军官生联合斗争来反对工人和士兵。 右派各党团之中退出会场去的约共七十人，即约占这些党团半数多一点。 那些犹豫者坐在各中间团体旁边，中间团体是决定不离开会场的。 倘若开会以前社会革命党各种倾向合起来不多过于一百九十人，那么开幕后最初几个钟头仅仅社会革命党左派就增加至一百八十人了：那些尚未决定加入布尔什维克派，而又已有决心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人，都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左派。 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要留在临时政府或预备国会里面。 难道可以同有教养的社会决裂么？ 但苏维埃终究是平民的团体，若是可以利用来同资产阶级做买卖，那苏维埃还是有用处的。 可是苏维埃竟想变成国家主人，——这个还能够容忍么？ 后来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写道：“惟有布尔什维克留着，从此时起他们就单单依靠粗暴的物质力量了。”无疑，“精神原则”业已同丹和高次一起退出门外去了。 “精神原则”加入了那个三百人队伍，由两盏灯笼引路，向冬宫走去，仍旧是为了倒毙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粗暴的物质力量之下，——但结果还是退回了来。 大会通过的和平谈判建议，仍然没有着落。 右派若是答应同胜利的无产阶级协调，那他们不会忙着与大会决裂的。 马尔托夫不会不明白此点。 但他紧抓着一个协调观念，他的整个政策本是与此观念共存亡的。 他再说道：“一定要停止流血……”“那不过是谣传罢了”，有人对他叫喊。 他答道：“这里听到的不仅是谣传哩，你试走近窗口听听，你还可以听到大炮声音！”这话确实不能否认的：会场一静下来，大炮声音就听见了，无须乎走近窗口去听。 马尔托夫朗读的宣言，完全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派的，而且理由很空洞。 他攻击暴动，以为是“布尔什维克派一党用纯粹军事阴谋手段做出来的”，要求大会中止工作，等待与“所有社会主义党”协调了之后再开会。 在革命之中要求得“合成意见”，是比捕捉自己的影子更糟糕些。 此时未来的驻柏林第一任苏维埃大使越飞出现于会场了，他率领了市政局布尔什维克派党团来到，他们不肯到冬宫围墙底下寻死去。 还在拥挤着的会场很快活地欢迎新来的朋友。 但必须回答马尔托夫几句话。 这个任务付托于托洛茨基。 苏汉诺夫承认，“右派出走之后，托洛茨基地位巩固起来，正如马尔托夫地位削弱下去。”双方敌对的人都在演说台上，各方面由那些兴奋的代表围成一个狭小的圈子包绕着。 托洛茨基说：“现在发生了的，乃是暴动，而非阴谋。 民众的暴动无需要找理由来辩护。 我们的暴动已经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毅力。 我们已经公开铸成了群众的意志，去进行暴动，而非去进行阴谋。 ……我们的暴动已经胜利了，现在人家还向我们提议抛弃你们的胜利罢。 成立一个协调罢。 同谁呢，我问：我们应当同谁协调呢？ 同那刚从此地退出去的一些可怜的小派别协调么？ ……但我们已经看透了他们。 全俄国没有人跟随他们走。 这个大会，代表的几百万工人和农民，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出卖给资产阶级，难道现在要同他们成立一个对等的协调么？ 不，这里，协调是不值钱的！ 对于那些从这里出去的人，以及那些提出此类提议的人，我们都要说：你们是可悲的光杆，你们都是破了产的人，你们的角色已经演完了，去罢，到你们的阶级此后应处的地位去罢，——那就是历史的垃圾桶！ ……” “那么我们就出去了！”——马尔托夫叫起来，没有等待大会表决。 苏汉诺夫很惋惜地写道：“马尔托夫气愤填胸，从演说台上排开人群向门口走去。 我则赶紧召集我的党团开一个非常会议。 ……”这并不是一时动气问题。 民主社会主义的哈姆雷特[3]马尔托夫，遇到革命后退时他便前进，如同七月间情形；现在革命准备好同狮子般纵跳时候，他反而后退了。 右派退出使他再不能耍议会手腕。 他忽然不舒服起来。 他急忙离开大会，为的同暴动决裂。 苏汉诺夫尽他的力量去答辩。 党团分为差不多人数相等的两派：以十四票对十二票，马尔托夫得到了胜利。 托洛茨基向大会提出一个决议案，——一个起诉妥协派罪状的文件：6月18日那次造成灾祸的进攻是他们准备的；背叛民众的政府是他们维持的；在土地问题上欺骗农民是他们掩饰的；解除工人武装是他们做出来的；毫无目的继续战争是他们负责的；资产阶级增加经济混乱是他们促成的；召集苏维埃大会是他们失去群众信任之后来反对的；最后，处于少数地位了，他们便同苏维埃决裂。 此时又有人来打断议事日程：布尔什维克派主席团的忍耐力确是没有限度的。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人来此邀请农村代表退出这个“不合时的”大会而到冬宫去，“为了同那些人一道死，他们被派到冬宫去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意志”。 要人家到冬宫颓垣底下去死，这种邀请，为了太单调原故，渐渐令人生厌了。 刚刚从曙光号上来开会的一个水兵用嘲笑口吻宣布说：不会有什么“颓垣”的，因为巡洋舰开的是空炮。 “你们放心做你们的事情好了”，他说。 大会在这黑胡子的水兵面前松了一口气，——他是简单而坚决的暴动意志之化身。 马尔托夫同他的杂乱的思想和感情，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所以他同大会决裂。 议事日程又被打断一次，这次却是半带友谊的，堪可夫说：“社会革命党右派走了，但我们左派还留在这里。”大会欢迎这些留着的人。 然而这些人也认为必须实行革命的联合战线，他们反对托洛茨基那个激烈的决议案，因为这个决议案将关闭了与温和民主派协调之门户。 这里，布尔什维克派又让了步。 人家从来未曾看见他们如此肯让步的。 这并不奇怪：他们是时局的主人，无需要坚持什么条件。 卢那察尔斯基又上演说台来。 “我们负担的责任之重大是无可置疑的。”民主派所有真正革命的分子之联合，是必要的。 但我们布尔什维克派曾做了什么事情排挤其他党派么？ 我们不曾一致采纳马尔托夫的提议么？ 人家则用控告和威吓来回答我们。 那些退出大会的人，不显然是“停止他们的妥协活动而公然站到科尔尼洛夫派营垒那边去了么？” 布尔什维克派并不坚持必须立即表决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他们不愿妨害那些要在苏维埃基础之上成立一个协调之企图。 以客观事实为教训的方法，应用得很成功，虽然有炮声陪伴着！ 同以前的采纳马尔托夫的提议一般，现在对于堪可夫的让步也不过是揭破妥协派企图之无力罢了。 然而社会革命党左派，与孟什维克派左派不同，并不退出大会：他们太直接感觉到暴动的农村对于他们的压力了。 人们互相试探着。 初步的立场确定了。 大会的发展中断了一下。 要通过根本的法令和设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么？ 不可能的；因为旧政府尚在冬宫一个朦胧的大殿内坐着，桌上只有一盏油灯，而且小心地用报纸遮着。 早晨二点钟后，主席团宣布休息半个钟头。 那几个红色统帅，利用人家给他们的这个短短期限，得到完全的成功。 会再开时，会场空气之中含有一点新的东西。 加米涅夫在主席台上宣读安东诺夫刚刚打来的电话：冬宫已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队所攻下了；除了克伦斯基之外，以独裁者起希金为首的全体临时政府都被逮捕了。 这个消息虽已口口相传，但正式的报告仍然发生比大炮更响的效力，阻隔着无产阶级使之达不到政权的那条鸿沟，已经跳过去了。 七月间布尔什维克派被人家赶出了克希辛斯该邸宅去，现在则走入冬宫做主人！ 在俄国除了大会政权之外，现在没有其他的政权。 一种复杂的感情包含在掌声和喊声之中：胜利，希望，但有恐惧。 然后再来了几阵更有把握的掌声。 事业成就了！ 势力的关系，即使是最顺利的，也还包藏有一些意外的事情。 但是敌军的总司令部既然被俘虏过来了，胜利就是无疑义的了。 加米涅夫以一种引人注意的声音朗读被捕者的名单。 最出名的人物惹起会场含敌意的或嘲弄的欢呼。 人们一听到那个支配俄国外交命运的德列钦可名字，欢呼得更加厉害。 但是克伦斯基呢？ 克伦斯基在哪里呢？ 据说，早晨十点钟时候，他在喀琴那卫戍军面前卖弄他的口才，但没有什么大效果。 “后来他哪里去了呢？ 不很清楚：据传闻的话看来，他大概是到前线去的。” 暴动的同路人觉得不很舒服。 他们预感到，布尔什维克派态度从此要更加坚决的了。 社会革命党左派中有人抗议逮捕诸社会主义部长。 国际主义联合派代表警告道：农政部长马斯洛夫总不应当关在他于帝制时代关过的那个监房内的。 托洛茨基回答道：“政治的逮捕并非报复，乃是出于……情势的必要。 政府应当受一种法庭裁判，首先为了它与科尔尼洛夫的无疑的勾结。 ……社会主义部长，将要仅仅软禁在各人家中。”托洛茨基当马斯洛夫做部长时候亦曾关于克列斯蒂监狱，同当尼古拉做皇帝时候一样。 可以更简单而恰切地说，旧政府被逮捕是出于一个尚未完结的斗争的必要。 问题乃在于从政治上斩断敌方的头，而非为了惩罚以前的罪行。 但是关于逮捕政府的议会式的质问，立即给另一件更重要得多的插曲所打消了：克伦斯基调到彼得格勒来的第三营脚踏车兵，站过革命民众一方面来了！ 这个太有利的消息，好像是不可信的；然而确实是这样：从前方挑选来的第一队兵，未曾开到首都，就加入暴动方面了。 大会听到部长们被捕时，快乐之中还杂有一点节制，如今则是诚心诚意地热烈欢呼了。 在皇村的布尔什维克派特派员陪伴脚踏车代表出现于演说台上：这二个人刚刚来到，为了向大会报告。 “皇村卫戍军守卫着彼得格勒的门户。”祖国保卫派已经退出苏维埃了。 “整个工作全归我们担负。”听到脚踏车兵开近来的消息，皇村苏维埃准备抵抗。 但幸而是一场虚惊：“脚踏车兵当中没有敌视苏维埃大会的人。”不久还有一营人要开到皇村来：人们已经准备以友谊接待他们。 大会听到这个报告，如喝一杯牛奶。 脚踏车兵代表受了一阵飓风般的拍掌欢迎。 据他说，第二营原在西南前线，忽然奉到电报命令开到北方来“保卫彼得格勒”。 脚踏车兵开动了，“眼睛被蒙蔽着”，只模糊猜到为了什么事情。 贝勒多尔车站，他们遇着第五营脚踏车兵，也是奉令开往首都来的。 两营联合在车站开了一个大会，证明了“所有脚踏车兵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打他的兄弟的”。 共同决议：不服从政府。 这位脚踏车兵代表说：“我具体地向你们宣布，我们绝不肯将权力交付于一个由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领头的政府！”“具体地”这个字眼是因革命而变为通俗使用的，此时说着，发出了一种好听的声音。 这个演说台上不久之前还有人拿前线刑罚来恐吓大会哩。 现在前线自己“具体地”说出了它的话。 听凭军团委员会对大会怠工罢，听凭士兵群众很难推举自己的代表来罢，听凭许多团和许多师里人们还不晓得区别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罢，——这有什么相干呢？ 从贝勒多尔来的声音乃是无可否认的真正的军队声音。 再没地方去上诉控告这个判决了。 布尔什维克派，且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及时地明白了：脚踏车营的火夫比较所有的哈拉施和所有的顾秦以及他们的陈旧的代表证，更加得多能代表前线的意见。 会场代表情绪忽然发生了很有意义的改变。 苏汉诺夫写道：“人们开始觉得：事情自然地进行着，而且进行得很顺利，右派宣称的危险似乎没有那么可怕的，而领袖们也许是做得对的，连其他的事情也做得对的。” 那些可怜的孟什维克左派恰好选择这个时候来叫人注意他们的存在。 好像他们还未曾退出去。 他们刚才是在党团之内讨论着如何行动问题。 卡别林斯基负责向大会宣布他们的决议，他努力要牵引那些动摇的派别，终于说出了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派决裂的最坦白的动机：“你们要记得军队正向着彼得格勒开来。 我们处于大灾祸的危险之下了。”“什么？ 你们还在这里么？”——会场各方面都对他们叫喊。 “但你们已经退出去一次了！”小小一群的孟什维克派向着门口走去，轻蔑的喊声送他们出去。 苏汉诺夫用悲哀的声音写道：“我们出去了，完全放任了布尔什维克派去行动，将整个革命地盘都让给他们。”苏汉诺夫那些人即使不出去，也没有多少事情留下给他们做的。 总之，他们渐渐沉下去了。 事变的波涛无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头。 此时大会应当发一个告民众书。 但会场不断地在作着个别的宣言。 事变本身简直不能入于议事日程。 早晨五点十七分，克留连科，疲倦得几乎走不动路，爬上了演说台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第十二军团向大会致敬，并通知大会以军团中成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消息，负责监察北方前线。 政府图谋取得武力援助，已因军队反抗而打破了。 采勒弥索夫将军，北方前线司令，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 临时政府特派员魏廷斯基辞了职，正在等待接替人。 调来彼得格勒的军队，一个个派代表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与彼得格勒卫戍军行动一致。 里德写道：“发生了一件不能想像的事情：人们互相拥抱着，流着眼泪。” 卢那察尔斯基终于有机会朗读一篇告工兵农的宣言了。 但这不是一篇简单的宣言：这个匆忙中写成的文件，仅仅叙述发生过的和推测[4]到的事情，就表明有一个新的国家制度开始了。 “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权力已经告终了。 临时政府已经罢免了。 大会将政权拿在手里。”苏维埃的政府将提议立即媾和，将拿土地给予农民，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将监督生产，将于适宜时机召集立宪会议，将保障俄国各民族有自决之权。 “大会决定各地方全部政权都交付于苏维埃。”每读一句都引起一阵拍掌。 “士兵们，当心守卫呀！ 铁路工人们，阻止克伦斯基调来进攻彼得格勒的军车呀！ ……革命的命运以及民主和平的命运，都操在你们手里！” 听到说起土地时农民动摇了。 依照章程，此次大会只代表工兵苏维埃；但也有若干农民苏维埃代表非正式参加：现在他们要求也在文件之内写上他们。 人们立刻给他们表决权。 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代表“用手和脚”[5]在宣言上签字。 阿夫克森齐耶夫那个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倍尔精，一向不说话，现在报告道：六十八个农民苏维埃回答电报调查，有半数赞成苏维埃政权，其他半数则赞成政权交付于立宪会议。 半为官吏所组成的各省农民苏维埃既有此情绪，那么未来农民大会之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有疑问么？ 这个宣言虽然更加密切团结了下层代表，仍不免以其坚决性惊吓了若干同路人。 又有零星的小党团代表走上演说台来。 第三次发生了大会决裂之事：那是一小群孟什维克派，也许是最左的。 他们退出去，好像只为着能够救护布尔什维克派：“不然你们要陷害自己的，也要陷害我们，也要陷害革命。”波兰社会党代表辣平斯基虽然留在大会内为了“彻底辩护他的立场”，根本上却是赞成马尔托夫宣言的：“布尔什维克派将拿着政权没有办法使用的。”犹太工人联合党放弃投票权。 国际主义联合派亦然。 然而所有这些“联合派”一共有几何票数呢？ 宣言全体通过了，除了二票反对和十二票弃权！ 代表们差不多没有气力来拍掌了。 将近六点钟时终于散了会。 一个灰色而寒冷的秋晨降临于全城之上。 渐渐明亮了的街道上，守卫者那几堆热红的柴火已经淡然无光。 拿着步枪的工人和士兵，他们的黯淡的面孔是沉默而非寻常的。 那时若有占星术士在彼得格勒，他们一定会在天空中之中观察到重要的预兆。 首都人民睡醒来时已换了一个政权。 普通市民，官吏，知识分子，平时生活隔事变很远的，这天早晨起来就赶紧找报纸来看，看看昨夜的波涛把他们涌到什么地方来了。 但昨夜发生的事情是不容易明白真相的。 报纸固然说起了阴谋者攻占冬宫和部长们被逮捕之事，但好像说着一件完全临时性的插曲。 克伦斯基到总司令部去了，政权命运将由前线来解决。 关于大会，只登载些右派的宣言，列举那些退会的人，而指示那些留着的人的没有力量。 冬宫未攻下以前写的政治论文，表现出一种毫无阴翳的乐观主义。 街道上的传闻并不符合于报纸的声调。 总而言之，部长们确实是关闭在堡垒里面了。 克伦斯基方面，目前也未见有什么救兵派来。 文武官员渐渐恐慌起来，私下议论着。 新闻记者和律师，交换电话。 编辑先生集合着他们的思想。 上流客厅发出的“神谕”说：必须用公众的轻蔑来封锁那些篡窃者。 商人们不知道做生意好呢，还是不做生意好呢。 新政权命令做生意。 饭馆开门。 电车行驶。 银行有了不良的预感，在暗中恐慌着。 交易所的“地震仪”划着一条痉挛性的曲线。 自然，布尔什维克派不会支持长久的；但在他们塌台以前，他们仍能够造成灾祸。 法国反动的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这一天写道：“胜利者唱着胜利之歌。 他们有这权利来唱歌。 在所有那些空谈家中间，惟有他们行动的。 ……今天他们收获了果实。 好，这工作做得好！”孟什维克派估量时局则全不是这样。 丹的机关报写道：“自从布尔什维克派‘得胜’之后，又过去二十四个钟头了；历史命运业已开始残酷地报复他们。 ……在他们的周围，是他们自己掘下的空虚。 ……他们被一切人所鄙弃。 ……所有管理和技术机关都拒绝替他们服务。 ……他们……正好在得意之时坠入于深渊里面。 ……” 自由派和妥协派受了官吏怠工所鼓动，一面又因为自己太轻躁，竟很奇怪地以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受处罚的。 他们用七月间的口吻来说和写布尔什维克派：“威廉庸仆”；“赤卫队的人袋里装满了德国马克”；“德国军官指挥暴动”。 ……新政权应当向这些人显示有力的拳头，当他们尚未信有此拳头以前。 最疯狂的报纸，25日夜里就被封闭了。 若干其他的报纸26日也遭没收。 社会主义派报纸暂时被宽容着；应当让社会革命党左派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内若干分子有可能觉悟：与官方民主派合作之希望是没有根据的。 在怠工和纷乱之中，布尔什维克派发展他们的胜利。 夜里组织了一个临时司令部，负责保卫彼得格勒以抵御克伦斯基之进攻。 电话中枢开始罢工，但派了电话士兵接替。 各军团奉命成立各自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胜利之后，鼓动者和组织者闲空下来，被大批派往前线和外省去。 党的中央机关报写道：“彼得格勒苏维埃说过话了，——现在轮着其他的苏维埃说话。” 26日传来一个消息，特别使士兵迷惘：科尔尼洛夫越狱了。 这位特别犯人，软禁在俾霍夫地方，由他的忠实部下特克哥萨克兵看守着，克伦斯基的总司令部通知他以所有的事变消息；25日时局急转直下了，他于是决定离开那个虚幻的监狱，而这是毫无困难的事情。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相勾结，又在群众眼前显然证实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士兵和革命军官缉拿这二个旧时总司令，拿着后解到彼得格勒来。 同二月间陶立特宫一般，现在斯摩尼也变成了首都和全国一切职能的中心。 一切领导机关都设在那里。 凡有决议都是从那里出来，或者人家到那里讨去。 人家到那里要求枪械，从敌人缴来的长枪和短枪也是交到那里去的。 被捕的人从全城四面八方解了来。 被侵害的人已经来请求申雪了。 资产阶级人物及其受了惊吓的马夫们，宁愿绕着大圈子，不敢在斯摩尼附近经过。 拿汽车做现时政权的象征，比权杖和圆球更切实些。 在双权政制之下，汽车分配于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私人三方面。 现在所有没收来的汽车都归暴动营垒使用了。 斯摩尼区域好像一个大车库。 最好的汽车都发出下等汽油的恶臭。 摩托脚踏车在朦胧之中很不耐烦地威吓人地响动着。 装甲汽车掀着喇叭。 斯摩尼好像暴动的工场，车站，动力站。 邻近几条街道的人行道上列着长队的人群。 里面的门和外面的门都燃烧柴火。 在这摇晃的火光之下，武装工人和士兵细心检查通行证。 院子里有几辆装甲汽车被自己的发动机震动着。 无论是机器，无论是人都不肯停顿下来。 每个出入口都架了机关枪，配着很多条子弹。 无穷尽的闷人的走廊，在微弱灯光底下，响着步声，呼声，喊声。 进来的人和出去的人同在大楼梯上走着，有些人上去，有些人下来。 这一大堆人类熔岩，被那些急躁的人和施令的人所扰乱了，——那些在斯摩尼办事的人员，信差，特派员，或者手里拿着一个证明书或一个命令，或者肩上挂着一杆枪，或者臂下夹着一个皮包。 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分钟没有间断工作：接见代表，信差，自动报告消息的人，肯牺牲的朋友，或者流氓；派出特派员至全城各处；盖下无量数印章在命令和证明书上面；——这一切都是在嘈杂请求，紧急报告，电话叫唤和枪械碰撞声中做的。 那些人精疲力竭了，好久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没有剃胡子，衣服是污秽的，眼睛是火红的，用暗哑的声音叫喊，用怪异的样式做手势；他们如果没有睡倒地下不能动弹，那似乎只因为周围的纷乱旋转着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流氓，骗子，旧制度产生的垃圾，嗅了又嗅，想要钻进斯摩尼里面来。 其中有些人果真钻进来了。 他们知道一点管理上的小秘密：谁执掌外交通信的钥匙呢？ 怎样书写付款章据呢？ 何处弄得到汽油或打字机呢？ 尤其何处储藏着皇宫最好的酒呢？ 他们并非一动手就被捉去坐牢或死于手枪之下。 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从未曾发出那么多的命令：口说的，铅笔写的，机器打的，电线传的，这一个要追及那一个，几百千万个命令，——并非都是有权施令的人发的，也很少为能行令的人所接到。 但奇怪得很，在这疯狂的漩涡之中存有一种深沉的意义，人们居然能够互相了解，最重要的和最必需的命令还是执行了。 为了代替旧的行政网，一个新网的最初线索张起来了，革命的力量渐渐增大了。 26日那一天，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在斯摩尼开会：裁决俄国新政府问题。 没有记录，或者有记录而未曾保存下来。 没有人替未来的历史家操心，虽然正在准备下好多事情让他们操心去。 今天晚上大会开会时要设立一个政府，要任命一些部长。 “部长”么？ 这个名称多么难听！ 它散发着那高高的官僚品级或无比的议会野心的臭味。 于是决定：政府称为“人民委员的会议”。 这个名称总含有比较新鲜一点的意味。 既然知道了“全体民主派”合作谈判至今未有结果，则政府的组成，无论就党派方面说或人物方面说，就化为简单了。 社会革命党左派，摆架子，赌气；他们刚刚同克伦斯基的党决裂，自己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事情。 中央委员会采纳列宁的提议，认为是唯一可以采纳的，即是：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正在开会时，马尔托夫来叩门：他来替那些被捕的社会主义部长求情。 不久之前他还请求过那些社会主义部长释放布尔什维克派哩。 世事变化得太快了！ 中央委员会派了一个委员，多半是加米涅夫，做代表，去向马尔托夫说明，重申社会主义部长将在各人家中被软禁。 显然大家忙于许许多多其他事情竟忘记了（释放）他们，不过也许他们自己也不肯接受这个特权，——坚持呆在特鲁别茨哥衣监房内，好遵守内阁大员一致行动的原则。 晚上九点钟，大会又开会。 “景象同昨夜差不许多。 枪械少些，也没有那般拥挤”，——苏汉诺夫说，他此时已经不是代表，杂在旁听者之中，居然找着了坐位。 这次会上应当决定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政府问题。 只有这三个问题：终止战争，拿土地给民众，成立社会主义专政。 加米涅夫开始报告主席团白天做的工作：废除了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的死刑；恢复鼓动完全自由；命令释放那些因政治信念而被监禁的士兵以及土地委员会委员；解除所有临时政府特派员的职权；通缉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归案讯办。 大会都追认了。 各种残余渣滓又在会场上表明他们存在了，——会场很不耐烦听他们的话。 一些人声明他们退出大会，“在这暴动胜利时候而不在它失败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自夸留在这里。 顿涅志矿工代表要求赶紧设法防止加雷定切断了煤炭运来北方的通路。 必须再过好多时，革命才懂得采取这样的手段。 最后，人们可以讨论第一项议事日程了。 大会尚未曾见过的列宁，上台来演说和平问题。 他到了演说台上，惹起无穷无尽的掌声。 战壕代表现在拿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个神秘人物；人家教他们恨他，他们却是未曾看见他就爱了他。 “列宁紧紧抓着桌子边缘，用他的小眼睛细看群众；他等待着，显然对于那拍了几分钟长久的掌声没有兴趣。 掌声停止时候，他简单地说道：‘现在我们要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 大会记录没有保存下来。 请来作记录的议会速记生，同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退出斯摩尼去了：这是开始怠工之一幕。 书记所记录的，又遗失于事变深渊里面，没有踪影可寻。 剩下的只有报纸上匆忙的和有偏向的记载，那些记载本是在大炮隆隆声中或为政治斗争咬牙切齿之时写成的。 列宁的演说尤其吃了这个局势的亏：他的演说，因为说得快以及句法复杂之故，即使在最有利局势之下，也是难于记录的。 约翰·里德记的列宁开始说的那几句话，在各报记载之中都寻不着。 但这几句话完全符合于演说者的精神。 里德不能杜撰出来。 列宁一定是如此开始他在苏维埃大会的演说的，——简单地，不动感情地，有坚定决心地：“现在我们要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 但要如此首先必须终止战争。 自从他在瑞士亡命时候列宁就发出这个口号：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现在必须转变已得胜利的国内战争为和平了。 演说者立刻朗读一篇宣言草案，那是应该以不久将选出的政府名义公布的。 原文没有发给代表们看：技术设备还很薄弱。 大会倾耳细听这文件的每一个字。 “10月24～25日革命所创立的依赖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上的工农政府，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即进行谈判一个公正而民主的和平。”公正的条件排斥一切割地和赔款，所谓割地，乃是说强迫他族人民合并于本国或违反他们的意志保持他们于本国之内，在欧洲如此，在很远地方海洋以外亦然。 “同时政府宣布，它不将上述的和平条件当作最后通牒。 这意思是说：它愿意考虑其他一切条件”，不过要求尽可能早地进行谈判，在这谈判过程之中排除一切秘密。 苏维埃政府方面要废除秘密外交，进行公布1917年10月25日以前签订的秘密条约。 这些条约之中，凡目的在给予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以利益和特权的，或在保证大俄罗斯人压迫其他人民的，“政府都要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 为了进行谈判，政府提议立即休战，至少休战三个月。 工农政府的提议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提出”，……尤其向最进步的三个民族中有自觉的工人提出，这三个民族就是英、法、德，深信正是这三个民族的工人“将帮助我们彻底完成和平事业，并同时解除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于一切奴役和剥削之下”。 列宁只限于简单解释宣言的文字。 “我们不能漠视那些政府，因为那将稽迟了媾和的可能机会，……但同时我们也没有权利撇开民众。 到处，政府和民众都发生着分歧；我们应当帮助民众起来干涉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一定用尽所有的手段来坚持我们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纲领”，但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条件当作最后通牒提出来，为的免给政府利用去拒绝谈判。 我们将考虑其他一切的提议。 “我们将考虑它，——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接受它。” 3月14日妥协派发表的宣言，号召其他国家工人以和平之名推翻银行家；但妥协派自己不但不推翻自己的银行家，反而同他们联盟。 “现在我们推翻银行家的政府了。”这就给了我们权利，去号召他国人民同我们一样做。 我们有完全的希望能得胜利：“切勿忘记，我们并非住在非洲内地，而是住在欧洲，一切事情很快就要给公众知道的。”列宁始终以为胜利之保证乃是在于转变一国的革命为国际的革命。 “工人运动将占据上风而开辟那和平和社会主义之道路。” 社会革命党左派推举代表上台来，表示拥护刚才朗读的宣言：“在精神和意义上，它是很接近我们，而为我们所了解的。”国际主义联合派也表示赞成这个宣言，但以由全体民主派政府名义发出为条件。 辣平斯基以波兰孟什维克左派之名，深深赞美这个文件的“健全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 捷尔任斯基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之名，斯杜乞加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之名，加卜苏加士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之名，——表示毫无保留地拥护这个宣言。 惟有布尔什维克耶勒美也夫提出异议，他要求和平条件应当采取最后通牒形式，否则“人家以为我们示弱，我们害怕”。 列宁坚决地而且很激烈地反对用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和平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只有让敌人能够假惜我们的不妥协态度来对民众隐瞒事实真相罢了。 有人说“我们不提出最后通牒，将表明我们没有力量”。 现在正是抛弃资产阶级式政治虚伪的时候。 “我们毫不害怕说出实话，关于我们的疲惫，……”将来为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会问题的争论，已可从这件插曲看出萌芽来。 加米涅夫请那些赞成宣言的人拿出代表证来。 里德写道：“有一名代表竟敢举手反对，然而他周围的人顿时怒不可遏地痛加呵斥，逼得他又连忙把手放了下去。”告各国民众和政府宣言，全体一致通过了。 这件事做成功了！ 这件事以其切近的和直接的伟大包罗了所有到会的人。 苏汉诺夫虽怀偏见，却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在第一场会议时他不止一次注意到大会的懈怠。 毫无疑问，到会代表，同全体民众一般，都厌倦于会议，大会，演说，决议案，以及一般“在原地踏步”的事情。 没有人向他们保证，此次大会能把事情做出好结果来。 任务的重大和抵抗的强盛，这次又要迫得他们卷甲退守么？ 攻下冬宫的消息以及后来脚踏车兵参加暴动，使他们大大增加了把握。 但这两件事主要属于起义事变的运动力学范畴。 直至现在才真正发现了它的历史的意义。 胜利了的暴动，在工人和士兵这个大会之下，建立了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代表们此次通过的，不是一个决议案了，不是一篇宣言书了，而是意义更大得多多的一种政府法令。 听哪，各国人民！ 革命献给你们和平。 人家要骂它破坏条约，但它以此自傲的。 同那个血腥气的强盗联盟破裂，——这在历史上是一件伟业。 布尔什维克派敢做这件事情。 惟有他们敢做这件事情。 大家心里发生了傲气。 眼睛火红了。 大家都站立起来。 再没有人吸烟。 似乎没有人呼吸了。 主席团，代表，来宾，卫士，联合起来歌颂暴动和博爱。 不久之后，约翰·里德——他是暴动的观察者和参加者，记述者和歌颂者——就要说：“由于一种共同冲动，我们忽然都站立起来，重唱《国际歌》。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战士感动得象小孩一样地呜咽着。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很快地眨眨眼把眼泪收住。 有力的歌声遍于全会场，冲出门窗外面去，一直高扬到天上。”到天上么？ 宁可说是到那些纵横于可怜的欧洲大陆的秋天战壕去，是到那些遭兵燹的城市和农村去，是到那些新居丧的妇人和母亲去。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歌词已经脱去它的条件性，而同政府这个宣言混合起来了，所以有它这种直接影响力。 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自觉得更伟大些，更有意义些。 革命的心扩大至于全世界。 “我们定将得到解放……”独立，创意，勇敢等精神，以及幸福感情在平常情形下，被压迫者是没有具备的，——如今革命送来了这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手！”几百万人的大力的手已经推翻了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如今要来消灭战争了。 维包格区的赤卫队，满身伤痕的前方士兵，做了好多年苦役的老革命家，曙光号上黑胡子的青年水兵，——这一切人宣誓要彻底实行这个“最后的决胜负的斗争”。 “我们将建立我们的新世界！”我们将建立！ 从人的心坎迸发出来的这几句话，已经含有未来几年的内战和几次劳苦的五年计划。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天下的主人！ 如果过去的世界的实事不止一次变成了颂歌，为什么颂歌不会变成明日的实事呢？ 战壕里的大衣已经不像囚徒衣服了。 破烂的皮帽戴在闪光的眼睛之上，另有一种气象。 “人类将复兴！”[6]人类没有从灾难和屈辱，污泥和血腥之下复兴起来，是办得到的么？ “全体主席团，以列宁为首，都站起来，唱歌，面貌是激昂的，血奋的，眼睛如火一般热。”——一个怀疑主义者如此说，他以一种难堪的感情望着别人的祝贺胜利。 苏汉诺夫自承说：“我自己也很愿意参加进去，同这些群众和这些领袖，混合为一种感情，一种心境。 但我不能够。” 最后的歌音消逝了，但会场上的人仍旧站立着，——这个人群被这个新经历的伟大感情所魅惑了。 好多人眼睛望着一个人，矮而粗，站在主席台右边，脑壳与人不同，相貌简单，颊骨高耸，胡子新剃的显得面孔变了一点，有点蒙古式的小眼睛射出了锐利的眼光。 四个月以来没有看见他了，他的名字几乎有时候要脱离他的活人。 但不，他不是神话上人物，看哪，他在这里，在他的人中间，——现在“他的人”有多少！ ——手里拿着一束宣言稿子，献和平给世界上各国民众！ 连那些最接近于他的人，那些很知道他在党内地位的人，也是第一次完全感觉到：他对于革命，对于全国民众，对于全世界民众，是如何重要。 是他教育人，是他唤醒人。 会场深处有个声音喊出一声祝贺领袖的话。 全场的人好像等待着这个信号。 “列宁万岁！”过去经历了的感情，克服了的怀疑，创意的傲气，胜利，大希望，——一齐混合为感激，为热忱，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那个怀疑的旁观者冷淡地记道：“爆发了一阵无疑的情绪兴奋。 ……大家向列宁致敬，叫喊万岁，把帽子向空中抛去。 大家唱丧歌追悼战争下的牺牲者。 以后又是拍掌，叫喊，帽子抛上空中。” 此时大会经历的感情，第二天全国民众也经历到了，虽然少了些激昂。 史丹开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应当说，布尔什维克派的勇敢举动，他们能够越出四年来隔离邻国民众的铁丝网外面去——自然给了人以深刻的印象。”布德柏格男爵在他的秘密日记之中也是这样说，说得更粗暴些，但仍不减其简洁：“列宁‘同志’的新生政府，开始即发表立即媾和命令。 ……这真是天才举动，为了拉拢士兵群众到另一方面去；我今日观察了许多团士兵的情绪，才做了这个结论；列宁的电报，关于立刻休战三个月及以后的和平的，到处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惹起了快乐的爆发。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保救我们前线的最后机运了。”这些人所谓保救前线，——前线本是被他们断送了的，——其实是保救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 三四月间，革命若有勇气越出铁丝网外面去，那它还能够团结军队至相当时候，虽然已经必须将军队减缩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额数了；如此还可以建立一个特别力量的阵地，以为它的外交的后盾。 但直到十月间才有这种勇敢的举动，此时已经谈不上保救军队，甚至保救一部分至于很短的期间也不能够。 新政制不仅必须替帝制时的战争还债，而且必须替临时政府的轻率浪费还债，在如此可怕的局势之下，一切其他的政党都认为没有出路，惟有布尔什维克派能够领导国家走上良好的轨道，以十月革命开启了民众精力的无穷尽的泉源。 列宁又到演说台上来了；这次手里拿着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令草案，写成几张小纸头的。 他开始攻击那个被推翻的政府和那些妥协党派，他们拖延了土地问题，以此致全国陷于农民暴动。 “他们说农村有什么抢劫和无政府，那是扯谎和无聊的欺骗。 在合理的设施之下，何处何时有抢劫和无政府发生呢？ ……”这个草案未曾抄录多份散发给各代表看，报告人手里拿着唯一的稿子，写得这样坏，——据苏汉诺夫回忆，——“以致列宁读时，顿挫了，糊涂了，最后简直读不下去，拥挤在主席台边的人群中有个人上来帮助他，列宁很情愿地将他的位置和那些写不清楚的稿子让给他。”然而这些细节上的困难，丝毫不会在这庶民代表大会前面减轻那件事情的伟大。 这个法令的要点包含在第一条两行字里面：“立即取消贵族的土地所有权，不加以任何赔偿。”贵族的土地，皇家的土地，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以及其上的活的和死的物产，都交给镇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管理，等待立宪会议裁决。 没收来的财产视如公共财产付托于当地苏维埃保管；贫苦农民和哥萨克士兵的土地不没收。 这个法令一共不过三十行字：这是在盘根错节处砍下一个斧头。 正文之外还附了一些更繁长的“意见书”，完全从农民自己借来的。 《农民苏维埃新闻报》上，8月19日，发表了选举者交付于第一次农民苏维埃大会代表的二百四十二份“意见书”的节要。 虽然是社会革命党人节要的，列宁仍不迟疑将这文件完完全全附于这法令之内，“做实行土地大改革时的指导”。 这些“意见书”要点说：“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了。”“土地使用权给予……凡欲以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人。”“不容许雇用劳动。”“使用土地必须是平等的，就是说根据当地条件依照一种劳动额或消费额为标准，由劳动的人分配土地。” 如果资产阶级政制保存下来，即使没有同贵族地主合作的，那么这些为社会革命党人所节要的“意见书”始终只是无生气的乌托邦罢了，纵令不变为有意的欺骗。 即使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这些“意见书”也不是所有部分都能实行的。 但是自从新政权以新方式看待这个文件时候起，这个文件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 工人政府给农民阶级以一个期限，让农民自己从事实上去证验他们的矛盾的纲领。 列宁在八月间写道：“农民要保持自己的小地产，要规定一种平均额，……要定期重分土地。 ……好的，就是这样办罢！ 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有理性的社会主义者会同贫农冲突。 土地若被没收了，银行统治就要塌台，牲畜和农具若被没收了，资本统治又要塌台，而……政权落于无产阶级之手，其余的……将由实践本身来提示。” 很多人，不仅仇敌，且有朋友，不明白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农民阶级及其土地政纲的这个态度，——有远见的，在很大限度之下又有教育作用的一种态度，譬如罗莎·卢森堡反驳道：平均分配土地，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但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派当然也没有幻想的。 恰好相反，法令的文字表明立法者如何有批评的警觉。 “意见书”节要既然宣布，所有的土地，贵族地主的和农民的，“都成为全国的产业”，那个根本法令就一般地不提起土地所有权的新形式。 即使是一个排除了迂腐习气的法理家，看到这个情形也一定会惊讶起来的，即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新原则，土地国有，竟写在“意见书”里面作为根本法律的附录。 然而这绝不是起草时的疏忽。 列宁尤其不愿意在一个尚未曾测探的历史领域内预先拘束了党和苏维埃政权。 这里，他也是以最大的谨慎来配合那从无先例的勇敢。 农民自己怎样去了解土地“成为全国的产业”，这还须依靠经验来决定的。 已经向前大跳一下之后，必须巩固已有的阵地，为了将来的或有不得不退守的时候：贵族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其本身自然不能防止资产阶级反革命，但无论如何总可以防止封建君主制的复辟。 除非建立和维持无产阶级政权，便不能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前途。 但要维持无产阶级政权，则必须在农民进行革命时候给他们以一个决然的协助。 分配土地若能在政治上巩固社会主义政府，那么这个手段当作急切的手段来看，是完全妥当的。 以农民为对象，必须以革命时候的农民为对象。 他们只能在一个新制度之下重受教育，不是一下子，而须经过好多年，经过好多世代，依靠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组织的帮助。 那个法令，配上了“意见书”节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异于是表明：不仅必须注意农业劳动者的利益，而且必须宽容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幻想。 事先明白，土地革命之中本有不少阶段和转变。 附录的“意见书”绝不是最终的话，不过是工人愿意占据的一个出发点而已，——工人由此出发，帮助农民去实现他们的进步要求，并防止他们走错了路。 列宁在他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能漠视下层民众的决定，即使我们不同意于此决定的。 ……我们必须让民众能完全自由从事创造的行动。 ……总之，一切都在于：农民必须得到坚定的保证，明白贵族地主已不存在于农村了；必须让农民自己去决定一切问题，自己去组织他们的生活。”（无原则的[7]）机会主义么？ 不，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掌声尚未平息之前，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专使，社会革命党右派毕扬尼赫，走上台来，提出气愤的抗议关于社会主义部长们被羁押的事情。 演说者怒气填胸拍着桌子叫喊道：“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无论什么革命都未曾有过的事情：我们的同志，执行委员会二个委员，马斯洛夫和萨拉志金，被人关在牢里。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们的头上若是掉了一根毫毛的话……”——另一个穿兵大衣的专使恐吓说。 这二个人，在大会看来，好像鬼魂出现一般。 在暴动时候，德文斯克监狱里，因布尔什维克主义罪名，关了八百人；在明斯克，关了六千人；在基辅，关了五百三十五人，其中大多数是士兵。 国内各地方有多少农民委员会委员关在牢内呢？ 这个大会的代表，从主席团算起，七月之后也有好多人坐过克伦斯基的监狱。 临时政府朋友的这个气愤没有感动大会，可见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他们尤其不幸的，就是有个代表从自己坐位上站起来，——一个脱威尔省来的农民，大家都不认识，头发长得很，穿着一套老羊皮。 他很恭敬地向四面八方行了礼，以他的选举人之名恳求大会莫迟疑逮捕阿夫克森齐耶夫的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那并不是农民代表，那是立宪民主党人。 ……他们的位置是在监狱里面。”如此，两个人物面对着面：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毕扬尼赫，老练的政客，有宠于部长，而痛恨布尔什维克派；另一个则是脱威尔省不知名农民，以其选举人之名，向列宁致热烈的敬礼。 两层社会，两个革命：毕扬尼赫以二月革命之名说话，脱威尔农民则为十月革命而奋斗。 大会向这穿羊皮的代表热烈拍掌。 农民执行委员会那二个专使谩骂着走出去了。 “社会革命党左派欢迎列宁的草案，认为是他们的思想的胜利”，——加列格也夫宣告说。 但为了这个问题异常重要之故，必须先在各党团讨论过。 一个最高限度派，代表那个在解体中的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则要求立即表决：“我们应当尊重那个党，它第一天，不说空话，就实行这样的步骤。”列宁坚持，即使停会，时间也必须是极短的。 “对于俄罗斯如此重要的消息必须于明天早晨公布出去。 不可延迟！”因为土地问题法令不仅是新制度的基础，而且是那还要征服全国的暴动的武器哩。 里德记载，此时有个命令式的呼唤冲破了会场的嘈杂声音：“十五个鼓动家到十号室来。 马上来！ 要到前线去！”这并不是偶然的。 早晨一点钟，马其顿一个俄国军队代表上来诉苦说：这支军队被彼得格勒新旧二政府忘记了。 在马其顿的士兵一定拥护和平和土地！ 这是军队情绪的新证明，这支军队而且是驻在欧洲东南方偏僻的一角哩。 加米涅夫接着报告说：第十营脚踏车兵，被政府从前线调来的，今天早晨开到彼得格勒，同先到的几营一样，也拥护苏维埃大会。 热烈的拍掌证明了：不断报告大会增加力量之消息，对于大会并非是多余的。 没有辩论，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布各地苏维埃负有荣誉的责任去取缔流氓分子对于犹太人及一切其他人物的虐杀事件。 然后表决土地法令草案。 大会除了一票反对和八票弃权都赞成这个法令，重新爆发一阵热狂。 这个法令终止了农奴制，那是俄罗斯旧文化的基础之基础。 从此之后土地革命变为合法的了。 因之，无产阶级革命得到一个有力的支柱。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设立政府。 加米涅夫宣读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国家生活各种部门的管理付托于各种委员会，由它们负责实行苏维埃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而且“与男女工人，海陆士兵，农民和雇员的群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 政府权力集中于这些委员会主席所合成的一个机关之手，此机关名为“人民委员会议”。 监察政府行动之权，属于苏维埃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七个委员被指定组成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议”：列宁为政府首脑，不专管各委员会事务；赖可夫为人民内政委员；密柳亭为农业领导人；诺更为工商业领导人；托洛茨基管理外交；洛莫夫管理司法；斯大林为民族委员会主席。 陆军和海军付托于安东诺夫·奥夫先珂，克留连科和狄宾科三人合组的委员会；劳动委员会首脑拟由希里亚泼尼高夫担任；教育将给卢那察尔斯基主持；管理粮食的吃力不讨好工作付托于铁奥多罗维趣；邮政和电报交给工人格列包夫。 暂时没有定什么人做交通委员：开着门，为了同铁路工人团体成立协调。 这十五个指定的人中，有四个工人和十一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了好多年监禁，充军和亡命的生活；其中五个人在民主共和国政制下坐过牢；未来的“总理”昨日才从民主政制下的亡命生活钻出来。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加入人民委员会议：前者被选为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者则为苏维埃正式机关报编辑。 里德写道：“当加米涅夫宣读人民委员会名单时，每读一个人名之后都爆发一阵掌声，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个名字之后掌声特别响。”苏汉诺夫还添加卢那察尔斯基名字在这二个名字之后。 反对这个政府名单的，有国际主义联合派代表阿维洛夫的一篇大演说；他以前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则是高尔基报纸的编辑。 他有意列举革命当前内政外交上种种困难。 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到哪里去？ ……新政府面前摆着旧问题：面包问题，和平问题。 政府若不能解决这二个问题，要就被人推翻的”。 国内没有面包。 麦子藏在富农仓里。 没有东西可以交换麦子：工业塌台，缺乏燃料和原料。 用强迫手段去搜集麦子，是困难的，迟缓的和危险的。 因此必须设立一个政府，使之不仅能得贫农同情，而且能得富农同情。 为此之故必须设一个合作政府。 “和平更加难于得到的。”大会立即休战的提议，协约国政府将不答复的。 协约国诸大使已经准备回国了。 新政府将陷于孤立，它的和平建议将没有着落。 交战国的民众，目前离开革命还很远。 两种结果摆在面前：或者霍享索伦军队扑灭革命，或者单独媾和。 在这二个情形之下，和平条件对于俄国都是最不利的。 惟有“民众多数”才能解决这一切困难。 然而不幸的恰在于民主派的分裂，其中左的部分在斯摩尼设立一个纯粹布尔什维克派政府，右的部分则在市政局组织一个公安委员会。 为了救护革命必须设立一个含有两派在内的政权。 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加勒林也是拿这个精神说话。 没有那些退出大会的党派参加，通过的纲领是不能实行的。 固然，“他们的退出，布尔什维克派不能负责。”但是大会的纲领必须联合全体民主派。 “我们不愿意走上那使布尔什维克派陷于孤立的道路，因为我们很明白整个革命命运联系于布尔什维克命运：他们的失败就是革命本身的失败。”如果他们，社会革命党左派，拒绝加入政府之提议，那他们的计划却是出于好意的：保持自由的手，在布尔什维克派和那些退出大会党派之间做调人。 “这个调停，……社会革命党左派认为目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将以其力量支持新政权的活动，为了解决紧急问题。 同时，他们投票反对提出的政府名单。 总之，这个幼稚的党尽其所能以混乱一切。 苏汉诺夫是完全同情于阿维洛夫的，他而且在幕后教唆加勒林；他记道：“托洛茨基上台替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派政府做辩护。 他是很光耀的，很激烈的，在好多点上也是完全对的。 但他不愿意明白他的论敌的议论中心究竟在那里……”议论中心乃在于一个理想的对角线。 三月间，人们图谋在资产阶级和妥协派苏维埃之间划一对角线。 现在苏汉诺夫一派人则梦想一条妥协派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间的对角线。 但革命并不是沿着对角线发展的。 托洛茨基说：“人家屡次吓我们有陷于左派孤立的可能。 几天以前，当暴动问题公开提出来时候，人家对我们说：我们将要失败的。 不错，若是根据政治刊物来判断现存的势力关系，则暴动对于我们确有必然大失败的危险。 反对我们的，不仅有反革命匪党，而且有种种色彩的保卫祖国派；惟有社会革命党左派，其中的一翼，有勇气，同我们一起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工作；其他的部分则采取观望的中立态度。 然而即使在这些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好像被大家所抛弃之时，暴动还是胜利了。 ……如果真实的力量确是反对我们，那么我们怎能差不多不流血而获得胜利呢？ 不，孤立的不是我们，而是政府和那些所谓民主派。 由于他们的犹豫，由于他们的妥协，他们自己退出了真正民主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