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四章 革命军事委员会 七月底，群众情绪虽已开始转变了，但在改编后的彼得格勒卫戍军中，八月全月，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占支配地位。某些部队始终猜忌布尔什维克派。无产阶级没有武器：赤卫队只保存了几千条枪。在如此条件之下举行暴动，一定要以悲惨失败告终的，虽然群众又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 九月间，局势不断地改变。将军们叛乱之后，妥协派很快地丧失了他们在卫戍军中的势力。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同情，代替了以前的猜忌；即非同情，也是观望的中立。但这同情并不是积极性的。在政治观点上说，卫戍军仍然是极端软弱的，而且是多疑的，同农民一样：“布尔什维克派不会欺骗我们么？”“果真要拿和平和土地给我们么？”大多数士兵还没有决心，要为这些目的在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战斗。卫戍军之中既然还有少数部分，差不多完全不能转变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五千至六千军官学生，三团哥萨克兵，一营脚踏车兵，一师装甲汽车兵），则九月间若发生冲突，结果如何很难断言。然而好像是来帮助一般，事变的进程又给人一个客观教训，说明彼得格勒士兵的命运是不可分离地与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命运相联系着的。 指挥武装队伍之权，本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权利。第一个临时政府是执行委员会强加于民众头上的，它允诺：参加二月暴动的军队不解除武装，不调离彼得格勒。这是双重军权之正式发端；双重军权与双重政权，根本上是分离不开的。以后几个月，政治上巨大的震动，——四月示威，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准备及其肃清，——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制服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但在这方面政府和妥协派之冲突，毕竟属于兄弟阋墙性质，很容易和平解决。卫戍军一经布尔什维克化了，事情就变了性质。现在士兵们自己已经注意到三月间政府允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话，这个诺言早被双方的人不顾信义背弃了。9月8日苏维埃士兵部，要求：七月事变时被调往前线的各团，仍旧调回彼得格勒来。可是在政府之中合作的那些人此时正在深思熟虑，如何能把现在首都的各团驱往前线去哩。 在好多外省城市，情形同首都差不多。在七、八两月中，当地卫戍军被依爱国主义的标准加以改编；在八、九两月中改编过的卫戍军又布尔什维克化起来。必须重新开始了，即是说，必须重新改编卫戍军。政府一面准备给彼得格勒一个打击，一面就在外省动起手来。政治的动机小心掩藏在战略的借口之下。9月27日勒瓦尔城市和要塞两苏维埃开联席会议，关于军队调防问题，决议：非先得当地苏维埃同意，军队不能调动。夫拉地米尔斯卡雅省苏维埃领袖，请教莫斯科：应否服从克伦斯基那个调动全体卫戍军的命令。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地方局看出来“这种命令是有系统地对付那具有革命精神的卫戍军的”。在临时政府让出其一切权利以前，还在图谋抓取每一个政府的根本权利，即是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利。 解决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更加是迫切的了，因为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大会无论如何要彻底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报纸，以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为领袖，天天说不应当让布尔什维克派能“从容选择时机来发动国内战争”。这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趁有利时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由此必然地产生了预先改变卫戍军中势力关系的图谋。里加和孟准群岛失守之后，战略上的理由是很令人相信的。军区司令部发出命令改编彼得格勒卫戍军，准备到前线去。同时，由妥协派发起，这问题也提到苏维埃士兵部来。敌人的计划很不坏：根据战略理由向苏维埃提出一个不容拒绝的要求，苏维埃若接受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势力立刻就消失，苏维埃若是拒绝了，彼得格勒卫戍军和前线士兵就要发生冲突，前线是如此需要补充和换防的。 苏维埃诸领袖很明白这个圈套，他们先要试探立足地是否坚牢，免得一失足不可挽救。要拒绝执行这命令，必须有个条件，即是拒绝理由能得前线谅解。否则宁可与前线相商，把前线需要休息的革命队伍调回来同彼得格勒卫戍军交换。上面的勒瓦尔苏维埃的宣告含着这个意思。 士兵则更直接地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深秋时候开到前线去，就是要在冬季作一次新的攻击，——士兵们能同意这样干吗？不，他们头脑里不能容留这个意思。爱国派报纸立刻对卫戍军开火：彼得格勒诸团清闲得发福了，对不起前线。工人起来替士兵辩护。普地洛夫工厂工人首先抗议卫戍军调防。从此时起，这问题总被置于议事日程上，不仅兵营开会如此，工厂开会亦然。这就更加密切联系了苏维埃中的两部：工人部和士兵部。从此以后，士兵们特别热烈地拥护工人武装要求了。 为了拿彼得格勒失守危险来重新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起见，妥协派于10月9日向苏维埃提议设立一个“革命保卫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动员工人积极参加保卫首都。苏维埃虽然不肯担负“临时政府所谓战略行动”的责任，尤其不肯担负“调开彼得格勒驻军”的责任，却不急忙表示接受或拒绝那个命令，但决定审查一下那命令所持的理由和所据的事实。孟什维克派企图抗议：不许干预司令部发出的军事命令。然而仅仅一个半月以前，他们对于科尔尼洛夫那些阴谋命令也是这样说的，——人家向他们旧事重提。为要审查，调开驻军究竟是出于军事理由还是出于政治理由，就需要一个合格的机关。使妥协派吃了一惊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派竟接受了“保卫委员会”计划：正是这个委员会，应当把有关于保卫首都的一切材料都搜集在自己手里。这是重要的一步。这个危险武器从敌人手里抓到自己手里之后，苏维埃仍可以依照当时情势，更变将军队调往这方或那方的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更变，总是反对政府和妥协派的。 布尔什维克派自然更愿采取孟什维克派那个“军事委员会”计划，因为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已经不止一次讨论到有成立一个正式苏维埃机关来指挥未来暴动之必要了。在党军事委员会里，甚至为此事情起草了一个计划。以前不能克服的困难，乃在于如何拿暴动机关同苏维埃相配合起来，它是选举出来的和公开活动的，而且其中还有敌党的代表。孟什维克派那个爱国的提议，恰好促成一个革命司令部之创立，不久这个机关便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成为暴动的主要杠杆了。 此处所记的事变之后二年，本书著者在一篇论十月暴动文章中，写道：“调遣卫戍军的命令一经从军区司令部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我们就明白了：这问题往后发展下去可以得到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暴动观念从此具备了形骸。再不须发明一个苏维埃的机关了。未来“委员会”的真实作用，由以下事实明白表示出来，即是：在同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报告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事情，结尾喊道：“为全国革命政权直接而公开的斗争万岁！”这句符合于苏维埃法制的话，译成革命语言，便是“武装暴动万岁！” 恰在第二天，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在一个秘密会议之中，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以武装暴动为最近几日的实际任务。从此以后，党就采取了一种明白而带命令式的战斗立场。“保卫委员会”就被包含在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前途之内了。 政府及其同盟者以一个向心的环包围卫戍军。11日，北方前线司令采勒弥索夫将军把军团委员会的要求转呈陆军部长，要求后方队伍，彼得格勒卫戍军，调到前线来接替那些疲乏的队伍的防地。在这件事情上，前线司令部不过是前线妥协派和彼得格勒妥协派之间一架传达机器罢了，——在彼得格勒的妥协派领袖努力造成一个更广大的烟幕来掩饰克伦斯基的计划。合作党派的报纸以一种疯狂的爱国主义交响乐来附和那个包围行动。然而士兵和工人的日常会议，证明了这种音乐对于下层毫无影响。12日，首都最革命工厂之一，（老巴维安宁）工人开全体会议，回答资产阶级报纸的不停诬蔑说：“我们坚决声明，到了我们认为必要时候，我们一定要上街去的。我们并不害怕那即将发生的斗争。我们坚决相信将在斗争之中得到胜利。” 彼得格勒苏维埃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起草“保卫委员会”的章程，规定这个未来军事机关负有如下使命：与北方前线，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波罗的海中央组织（“波中”）和芬兰地方苏维埃相联合，为的明了战事状况并采取必须的步骤；进行调查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卫戍军人数以及军火粮食数量；设法维持士兵群众和工人群众的纪律。这些使命是规定得很广泛的，同时也含有双关意义：差不多都站在保卫首都和武装暴动的界线上。然而这两个问题，自今以前是互相排斥的，现在则事实上渐渐接近了：苏维埃拿到了政权之后，也应当负起军事上保卫彼得格勒的责任。这个保护色并非从外面勉强加上去的，而在某种限度内，是从暴动前夜的条件产生出来的。 为了同样的掩护作用，那个起草章程委员会就不是以布尔什维克派为主席，而是以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为主席，——一个老实的少年军需官拉西弥尔，他是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他们在暴动以前就完全同布尔什维克派并肩前进了，固然并非每次都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将领他们到哪里去。拉西弥尔的原来草案经过托洛茨基修改的有二方面：征取卫戍军的实际任务更加说得确定了，而一般革命目的更加说得轻淡了。虽有两个孟什维克派抗议，执行委员会还是通过这个章程；章程规定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有：苏维埃主席团，士兵部主席团，舰队代表，芬兰地方委员会代表，铁路工会代表，工厂委员会代表，一般工会代表，各党军事组织代表，赤卫队代表等等。组织基础同在其他好多情形下一样的。但委员会人选则预先受其新任务所决定。不用说，每个组织应该选派懂得军事的代表或熟悉于卫戍军事情的代表到这委员会来。某机关任务决定了某机关的性质。 此时另有一个组织产生，其重要性也不稍逊：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设立了“卫戍军经常会议”。士兵部在政治上代表卫戍军：代表们都是在政党旗帜之下选举的。但“卫戍军会议”则应由各团委员会组成的；团委员会指导全团士兵日常生活，是士兵们的“行会性的”，实际的，最直接的代表机关。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相似，是显而易见的。经过苏维埃工人部，布尔什维克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到工人援助。但要能支配工厂，就必须抓着工厂委员会。士兵部的成分，保证卫戍军大多数政治上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然而要实际指挥军队，就必须直接依赖于团委员会。如此就可以解释，暴动前不久，“卫戍军经常会议”为什么占了第一等位置而把士兵部自然地推到旁边去了。但士兵部的最有名代表仍是参与这个经常会议之中的。 不多几天以前，列宁在一篇论文《危机成熟了》之中，责备人说：“关于确定军队态度问题，党做了什么事情呢？……”军事委员会虽然十分努力工作，列宁的责备还是对的。要以纯粹参谋部方式来研究力量和手段，对于党是很困难的：没有这种习惯，不晓得如何下手才好。但“卫戍军经常会议”一经出现，情形就忽然改变了：从此以后，在领袖们眼前，每天展开着卫戍军的活生生的全部景况，不仅在首都的，而且在四郊的。 12日，执行委员会审查拉西弥尔委员会起草的章程。虽然不许旁听，但辩论的话仍含有隐语性的。“说的是这件事，但实际是那件事，”苏汉诺夫告诉我们。他的话不是没有理由的。依照那些章程，委员会之下分为保卫科，给养科，交通科，情报科等：这是一个司令部了，或与司令部对等的机关。经常会议的任务被宣布为：要提高卫戍军的战斗力。这话并不是虚伪，因为战斗力可以使用于这方面，也可使用于那方面。孟什维克派，以无力的气愤指出：他们为了爱国目的提出来的建议，如今被人拿去掩饰那在准备中的暴动了。这个掩饰并未能完全瞒人耳目，所有的人都明白这里做的是什么事情；但同时这个掩饰又是不能揭穿的：以前妥协派自己也恰恰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紧急时候团结了卫戍军于自己周围，并创设一些政权机关，与政府机关相平行。布尔什维克派似乎不过继续双重政权机关的传统罢了，但在旧形式之中，他们注入一个新的内容。以前为了妥协派自己用的，现在则引到国内战争了。孟什维克派要求人家在记录中写明他们是反对这整个事情的。这个柏拉图式的要求被接受了。 第二天，在士兵部里——它不久之前还是妥协派的卫队——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和卫戍军经常会议问题。在这次非常瞩目的会议上，“波中”主席，水兵狄宾科，占了主要位置（这是应该的）——他是一个黑胡子大块头，不习惯于转弯曲折说话。这位赫尔辛基来宾的演说，如同一阵海风，新鲜而刺激，吹过卫戍军重浊的空气之中。狄宾科说起了舰队业已同政府完全决裂，而且和舰队司令部的关系也变了形式。最近的海战开始之前，舰队司令来问正在那几日开会的水兵大会道：水兵们愿否实行作战命令？“我们回答：我们要实行的，但须我们方面派人去监督。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舰队陷于被消灭危险了，则舰队司令要先吊死在大桅杆上的。”在彼得格勒卫戍军听来，这是新的语言。舰队也不过是几天之内才采取了这个语言。这是暴动的语言。那一小团孟什维克派躲在角落里低声咒骂。主席团看见那些穿着灰色大衣的密集群众也有点寒心。可是他们当中没有发出一声抗议！兴奋的面孔上一双火红的眼睛。一种勇敢精神弥漫于全会场空气中。 狄宾科受了普遍同情所鼓励，做结论时很放心宣告道：“人家说，彼得格勒卫戍军必须调到外面去，为了保卫首都门户，尤其保卫勒瓦尔。你们切勿相信这话。我们自己会保卫勒瓦尔。你们留在这里保卫革命利益罢。……我们如果需要你们帮助，自己会来对你们说的；我确信那时你们也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这话说得最合士兵们之意，于是激起一阵真正的热情，若干孟什维克派的抗议就完全淹没于这些热情之中了。卫戍军调离首都问题，从此可以认为解决了。 拉西弥尔提出的章程，由二百八十三票对一票及二十三票弃权之多数通过。这个数目，连布尔什维克派自己也觉得出于意料之外的；我们从此可以看出群众的革命压力至于何种程度。这次表决，表示士兵部公开而正式地将卫戍军指挥权从政府司令部方面夺来而交付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手。不久还可以证明出，这不仅是简单的表示而已。 同一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一个通告，宣布它底下增设一个赤卫队部。工人武装事情，在妥协派苏维埃底下无人理会，甚至受了阻拦，如今则为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最重要任务之一了。士兵对于赤卫队的猜忌态度早就忘记了。恰好相反，卫戍军中所有的决议案差不多都提出武装工人要求。赤卫队和卫戍军从此携手同进。不久之后，此二者因为同隶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故，联系得更加密切了。 政府恐慌起来。14日早晨，在克伦斯基家里举行一次部长会议，批准了军区司令部拟定的取缔那在准备中的“示威”的办法。当权者猜测着：这次事情只限于武装示威呢，还是要变成暴动？军区司令部对各报代表宣称：“无论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准备好对付的。”判决了死刑的人，临刑之前，往往会觉得精力饱满的。 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丹模仿了六月间策列铁里所持的论调——策列铁里此时躲到高加索去了——要求布尔什维克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动手么？如果是的，什么时候动手？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从梁赞诺夫的回答做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派准备暴动，而且要领导暴动。这结论做得并不错。孟什维克派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派之计算‘夺取政权’，显然是以卫戍军不调离首都为根据的。”但这里把“夺取政权”几个字加上括弧：妥协派还不认真相信已陷于危险。他们最怕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会胜利，而是反革命在国内战争的新斗争中恐怕会得到胜利。 苏维埃既然负起武装工人之责，就应当想法去获取武器。这不是一下就做得到的。就是在这方面，每个实际的前进步骤，也是出于群众授意的。只要留心听听群众的提议就够了。四年之后，托洛茨基某次在纪念十月革命的晚会上，说道：“一队工人代表向我们要求枪械时，我回答：‘兵工厂还未落入我们手中哩。’工人说：‘我们到塞士特洛勒茨克枪械制造厂去过……’——‘好的，去了怎样呢？’——那里的人对我们说：‘只要有苏维埃命令，就给你们枪械。’我签了命令：发五千只枪；当天工人就领到了。这是第一个经验。”敌对报纸立刻叫喊起来：一个被控叛国罪正在保释中的人，而国有工厂竟遵照他的一纸命令交出枪械！政府不做声。但是民主派最高机关出头干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一个严厉命令：若无中央执行委员会允准，不得交付枪械于任何人。在交付枪械问题上，似乎丹或高次也没有资格禁止，正如托洛茨基没有资格准许一般：制造厂和兵工厂是属于政府管辖的。但每逢重要时期对于官方权力之轻视，已经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统，而且深深入于政府本身习惯之中了，因为本质上就是这样的。然而破坏了传统和习惯的是另外一方面：工人和士兵已经不去分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雷和克伦斯基的电了，他们将此二者置之不顾。 要求卫戍军离开彼得格勒，用前线名义比用后方什么机关名义要方便得多。由此见解出发，克伦斯基便将彼得格勒卫戍军交付于北方前线司令采勒弥索夫管辖。克伦斯基以政府首脑资格放弃了在首都指挥军队之权，却希望以总司令资格实行此权利。采勒弥索夫将军为了咬开那个硬核桃，则转来求助于那些特派员和那些委员。大家共同努力，拟定了一个最近行动计划。17日，北方前线司令部，同军团中各组织，召唤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到泼斯可夫来，为的在前线士兵面前向他们坚决提出要求。 彼得格勒苏维埃除了接受挑衅之外没有别法了。16日会议，选了几十个人为代表，一半是苏维埃委员，一半是卫戍军代表，由工人部主席费奥道罗夫，以及士兵部诸领袖和布尔什维克党军事委员会诸领袖辣舍维趣、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达希克维趣等人带领着。代表之中有几个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他们都声明到泼斯可夫拥护苏维埃的政策。未出发前，代表们开会，通过了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宣言草案。 那一次苏维埃会议也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章程。这个机关刚刚成立，敌人就一天比一天更讨厌它了。反对派一个人演说道：“布尔什维克派未曾回答这个直接问题：他们准备暴动么？不回答，就是懦怯，不然便是对于自己力量没有把握。”会场上一齐爆发笑声：政府党的代表要求暴动党对他们开诚布公。这个人又说：新委员会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司令部，为了夺取政权用的。”他们，孟什维克派，是不参加的。“你们有几个人啊？”——会场上有人对着孟什维克派叫喊。在苏维埃中，孟什维克派的确是很少的，至多五十个罢了，但他们很有把握，知道“群众不赞成暴动”。托洛茨基回答时并不否认布尔什维克派准备夺取政权：“我们不以此为秘密之事。”但目前不是这个问题。政府要求革命军队离开首都，——“我们现在应该回答：是或否。”拉西弥尔的章程草案由绝大多数通过了。主席请革命军事委员会明天就开始工作。如此，事情前进了一步。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那一日又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府，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准备暴动事情。这报告是用勇敢的口气写的：全体卫戍军都站在政府方面，军官学校已奉命准备。溥尔可夫尼可夫在一篇告民众书中答应必要时实行“最严厉的手段”。市长史莱德，社会革命党人，也恳求“不要扰乱治安，免得造成首都饥饿”。恐吓和恳求，勇敢和害怕，在报纸上用愈来愈高的音符表示出来。 为的在泼斯可夫感动彼得格勒苏维埃诸代表，人家准备了一个戏剧式的军事招待。在司令部屋子里，围绕着那铺满了庄严地图的桌子，坐着那些将军老爷，那些高级特派员（以魏廷斯基为首），那些军团委员会委员。司令部各科科长报告关于陆地和海上的军事状况。每个人报告结论同合于一点：彼得格勒卫戍军必须立刻开出来保卫首都门户。那些特派员和委员气愤愤地反对人家怀疑有什么政治阴谋：整个事件都是出于战略上需要的。代表们拿不出直接的反证来：在这类事情上，证据不会是俯拾即是的。但整个局势就反驳了战略理由。前线并不缺少人，而是人不肯打仗。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情绪绝不能巩固那已动摇的前线。此外，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还在所有人的记忆之中。彼得格勒代表们深深相信自己理由充足，就容易抵御了司令部的打击，而回到彼得格勒来，同时比去时更加是一致的。 当时参加者拿不出直接的证据，现在记载历史的人拿得出来了。秘密的军事通信，揭破了：并非前线自动要求彼得格勒卫戍军而是克伦斯基叫前线如此要求。北方前线司令回答陆军部长的电报：“秘密。十七日。X。派遣彼得格勒卫戍军到前线来，是你们起意的，不是我起意的……现在既然明白了，彼得格勒卫戍军不肯到前线来，即是说没有作战能力，那么我和你们的代表——一个军官——私人谈话时，就说……这样的军队，我们在前线已经不少了，你们一定要派他们到前线来，我并不拒绝接受他们，你们若仍认为他们必须离开彼得格勒，我也仍然不拒绝接受他们。”这个电报的口气有一半像是反唇相讥的；这可以拿如下事实来解释：采勒弥索夫将军一向好谈政治，在帝制时代军队之中曾经被认做“红党”；据米留可夫说，他后来“得宠于革命的民主派”。此时他显然走到了这个结论，认为政府与布尔什维克派冲突时候，他最好及时地疏远了政府。暴动那几日采勒弥尔索夫的行为完全证实了这个假设。 为卫戍军的斗争，同另一个斗争，即为苏维埃大会的斗争，交织起来。照原来定的日子说，现在不过只有四天或五天了。人家知道“动手”与大会有关。人家设想，同七月事变一样，运动也是照着群众武装示威形式发展的，夹带着街道战斗。右派孟什维克鲍特勒索夫大概是根据反间谍机关或法国军事使节团用（法国军事使节团一向是大胆伪造证据的）的报告，在资产阶级报纸暴露布尔什维克派暴动计划，说是暴动将于十六日夜间举行。这些有发明天才的伪造者，没有忘记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将于一个城门“集合暧昧分子”。禁卫军诸团士兵都会笑起来，同荷马史诗上那些神一般笑着。斯摩尼学院的厅柱和烛台给笑声震动了，当人家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鲍特勒索夫的论文时候。但那个聪明的政府，总是不懂得去看看它眼前发生的事情，却认真地被这些荒谬的假证据吓坏了，急忙于早晨二点钟开会，为了抵抗那些“暧昧分子”。克伦斯基一再同军事机关商议之后，就采取了一些必需的步骤：加强冬宫和国家银行的守卫，从奥兰宁堡召来两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及从罗马尼亚前线召来一列铁甲车。米留可夫写道：“最后一分钟，布尔什维克派取消了暴动。他们为什么取消，我们不明白。”事变之后好多年，这位博学的历史家还是宁愿相信一个自相矛盾的谣言。 政府机关命令警察访查城市周围，探索暴动踪迹。警察的报告，配合了活生生的观察和警察式的糊涂思想。在亚历山大尼夫斯基那一带，有好多大工厂的区域，警察看见是完全平静的。在维包格区，人家公开宣布必须推翻政府，但“表面上”是安静的。在华西里岛区，有激昂的情绪，但那里也看不出有什么表面征象，表示暴动即将发生。在那瓦区有一种暴动宣传，很有力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时候？不是日子和时辰严守秘密，便是根本上没有人知道。于是决定在工人区加强岗位，警察巡官查岗也应当更加勤些。 莫斯科有一个自由派报纸的通信员相当精彩地补充了警察的报告：“在市郊，在彼得格勒各工厂：尼夫斯基，奥布霍夫斯基和普地洛夫等工厂里，布尔什维克派出动宣传极紧张地进行。工人的情绪已到了这个田地，随时都可以上街示威去。最近几日，彼得格勒有大批逃兵到来，非常之多，……在华沙车站，拥挤着士兵，形迹可疑，火红的眼睛，激昂的面孔。……据说有几群盗匪来到彼得格勒，他们觉得发财机会到了。盗匪们正在组织，他们充满了茶馆和饭店……”这里，小市民的惊慌和警察的谣言，同真正事实交织起来。革命危机临到解决时候，连社会深坑也震动了。逃兵，盗匪，和罪恶所聚的茶馆和饭店，的确给临近的大地震的吼声所唤起。上流社会看见自己制度的罪恶与溃疡，它那横行的力量，确是害怕得很。这些罪恶分子并不是革命所造成的，革命不过暴露之而已。 那几日，在德文斯克，军区司令部里面，我们早已认识的布德柏格男爵——容易动感情的反动家，但非无观察力，也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锐利眼光——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准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各种色彩的革命党人，无论是旧时的或三月间的，都觉得他们的末日临近了，于是口不择言，——这种情形令人想起了那些伊斯兰教徒，他们图谋摇动一种响器来拯救已蚀的月亮。” 18日，第一次召集了卫戍军会议。有一篇电话通告各团士兵，切勿任意行动，有苏维埃士兵部副署的司令部命令才可执行。如此，苏维埃就是决心公然掌握卫戍军的指挥权了。这篇电话不异于是号召推翻已存的政权机关。但人们也可以解释做：布尔什维克派在双重政权机构中代替了妥协派地位的一种和平举动。事实上，这二种说法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较软弱的解释留下了幻想余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自命为斯摩尼学院的主人，图谋阻止这篇电话传播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只叫自己多丢了一次脸。彼得格勒及其近郊各团委员会代表会议，如期开会，而且人数很多。 拜敌人造成的气氛所赐，参加卫戍军会议的人的报告，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临近“动手”的问题上。举行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这是统治者自己不敢做的。表示反对暴动的，有彼得霍夫军官学校和第九团骑兵。禁卫军各骑兵营倾向于中立。奥兰宁堡军官学校表示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反对者或中立者的声明如斯而已。但表示一奉彼得格勒苏维埃命令便整队出发的，有：爱格尔斯基团，莫斯科团，伏伦斯基团，巴夫洛夫斯基团，克克斯洪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第一轻步兵团和第三后备团，波罗的海第二队水兵，电气技术营，炮兵师。手榴弹团须有苏维埃大会号召才肯出来。这就够了。比较不重要的队伍则服从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之前还以为彼得格勒卫戍军是它的势力来源，它这样想并非没有理由，但这次会场上竟差不多一致拒绝它的代表上台说话了。那些中央执行委员，在一种无力的气愤状态中离开了这个“无法律根据的”会议；这个会议，由主席团提议，立刻声明了：凡无苏维埃副署之命令，都没有效力。 最近几个月以来，尤其几个星期以来，卫戍军意识之中准备着的东西，现在凝为形态了。政府之无力超出一般人猜想以外。首都充满了暴动和流血战斗的谣言，布尔什维克派占支配势力的卫戍军会议则使得示威和群众战斗根本上成为无必要之事。卫戍军很有把握地走向暴动去，把这暴动不看做暴动，而看做苏维埃支配国家命运的那种不可否认的权利之实现。在这个运动之中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并兼具厚重沉稳一言九鼎的意味。党需要很巧妙地将它的行动与卫戍军的政治步骤相配合起来，——卫戍军大多数等待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号召，有些则等待苏维埃大会的号召。 在进攻发展上为了避免（即令是一时的）混乱危险，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困恼了敌人，而且困恼了朋友，这就是：果真今天或明天就要发生暴动么？在电车内，在街道上，在店铺中，所谈的无非是临近的暴动问题。在宫殿广场，冬宫前面和司令部前面，军官们排了长队，自愿替政府服务，来领手枪；但到了危险时候，这些手枪和这些领得手枪的人，都不知何处去了。当日所有的日报，社论上都是论暴动问题。高尔基要求：布尔什维克派若不是“无可奈何地做了疯狂的群众的工具”，就应当出来辟谣。工人区，尤其兵营里面，也惴惴不安了。工人和士兵几乎以为暴动准备没有他们参加。谁准备的呢？为什么斯摩尼学院不说话呢？苏维埃一面是公开的代表机关，一面是革命司令部，这个矛盾的地位，在最后的转弯点时候，造成了一些大困难。再不能不做声了。 当晚苏维埃会议将结束时，托洛茨基说道：“几天以来，报纸充满了消息，风声，论文，关于临近的暴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都是公布出来，为大众周知的。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不会有什么决议对工人和士兵隐瞒起来……我以苏维埃之名宣布：我们并未规定什么武装示威。但若为情势所迫，苏维埃不得不号召示威时候，工人和士兵一奉它的信号将立刻前进，如同一个人……有人说，我签了命令，发了五千只枪。……不错，我签了这个命令；……苏维埃继续着组织并武装工人自卫军。”代表们明白了。斗争已经迫近了，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在他们以外，信号是不会发出来的。 然而除了安慰人心的解释之外，群众还需要一个明白的革命前途。为此目的，报告者将卫戍军调防和苏维埃大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和政府发生了一种冲突，这冲突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容许……人家把革命的卫戍军调离彼得格勒。”这冲突又是附属于另一种迫近的冲突的。“资产阶级知道，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向苏维埃大会提议把政权拿在手里。……看见斗争是不可避免了，所以资产阶级拼命来解除彼得格勒武装。”这篇演说第一次绝对清楚地将暴动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准备拿取政权，我们需要卫戍军团，因此我们不让卫戍军调开。“反革命破坏大会的第一个企图，我们将以反攻击来回答。这个反击将是毫不容情的，我们将推行到底。”这次，一个坚决的政治攻击是以武装自卫形式宣布出来的。 苏汉诺夫这次到会，带来了一个行不通的计划，即要苏维埃庆祝高尔基的五十诞辰。他以后评论：革命在这一天打了一个牢固的绳扣，——评论得很好。他说，在斯摩尼学院看来，卫戍军问题乃是暴动问题；在士兵看来这是他们的命运问题。“再不能替这几天的政治，想像一个更巧妙的出发点了。”但这并不能阻止苏汉诺夫将布尔什维克派整个政策看做是致命危险的。他与高尔基及其他千百个激进派知识分子一样，最害怕这些“疯狂了的”群众，这些很有计划地一天又一天发挥其攻势的群众。 苏维埃力量强大，足够公开宣布一个暴动纲领，甚至规定一个暴动日期。同时，直至它规定的那个完全胜利的一日为止，苏维埃在无数大小问题上却是毫无力量的。克伦斯基在政治上已减少为零了，但他还在冬宫发号施令。列宁是不可抵御的群众运动的灵魂，但他躲藏起来，而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那几日又命令检察官再发一张拘票捉他。即便在斯摩尼学院里面，在自己的地盘上，那个全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似乎也是仰承当权者鼻息的。房屋，经费，收发，汽车，电话等管理之权，还是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里，而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己也只依靠抽象继承权那条线轻轻挂着。 苏汉诺夫说起，那晚散会之后，深夜，他走到斯摩尼学院的广场上，大雨淋漓，黑暗得很。一群代表在那两辆冒烟而发臭的汽车前面绝望地顿脚，——这两辆汽车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丰富的车库里拿出来送给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用的。这位无所不在的观察者接着说：“主席托洛茨基也向那两辆汽车走去。但停下来，看了一分钟之后，他冷笑着，在泥泞地上走开了，消失于黑暗之中了。”在电车露台上，苏汉诺夫遇着一个小个子，外貌很谦和，生着一部黑山羊须。这个不认识的人，想安慰苏汉诺夫，叫他勿为行程不适难过。“这个人是谁？”——苏汉诺夫问他的女伴，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战士，斯维尔德洛夫。”不到两星期，这个生着黑山羊须的小个子，做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之安慰他的旅伴，多半是出于一种谢意，因为八日之前，在苏汉诺夫家中开了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武装暴动问题，——这事情，苏汉诺夫自己并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中央执行委员会图谋倒转事变的车轮。主席团召集一个卫戍军“合法”会议，连那些落后的委员会也召集了来，这些委员会好久以来未曾改选过，也未曾参加昨日会议。如此补充一次检查卫戍军，得到了新的结果，但更加明了地证实了昨日的形势。这次反对暴动的，有：驻防彼得·保罗堡垒的各部队委员会的大多数和装甲汽车师属下的各团委员会，——它们都宣布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这个堡垒建立在尼瓦河及其支流汇合处一个岛上，在城市中心和两个工人区中间，俯瞰着近旁诸桥梁，保护着（或者洞开着）河岸方面冬宫的门户；冬宫就是政府所在地。在大规模作战中这个堡垒是毫不重要的，但巷战时能够发生重大作用。此外——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储备丰富的克朗维克兵工厂附属于这个堡垒，工人需要枪械，而最革命的几团士兵，也差不多是没有武装的。至于装甲汽车在巷战中的重要，则无需要说明。若是站在政府方面就可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若是站在暴动方面就将缩短胜利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派以后几天应当特别注意彼得·保罗堡垒和装甲汽车师。除此以外，今日会议上势力的关系同昨天一样。中央执行委员会图谋通过它那谨慎的决议，却遇到广大多数冷淡的拒绝：这次会议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召集的，代表们便以为没有资格通过决议案。妥协派领袖们自招一个多余的打击。 中央执行委员会既然无法从下层去接近卫戍军，就想从上层去抓住它。取得了司令部同意，妥协派领袖们便任命社会革命党人马列夫斯基上尉为全军区的苏维埃总特派员，并声明那些苏维埃特派员，凡服从总特派员命令的，就能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以一个素不为人知的上尉来压服布尔什维克派卫戍军，这个企图显然是无希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了，终止了谈判。 鲍特勒索夫暴露的暴动，却未在17日发生。现在敌人又很有把握地定下一个新日子了：10月20日。大家知道原来规定于这天开苏维埃大会的，暴动之随大会有如影之随形。固然大会已经延迟五天了，但不相干：形虽迁移，影却存在。政府这一次也还是采取种种必需的步骤来阻止“动手”。工人区加了双岗。哥萨克巡逻队在那里彻夜巡逻着。彼得格勒各要点埋伏着后备骑兵。警察处于备战状态，有半数在各警察局守夜。冬宫前面布置着装甲汽车，轻炮和机关枪。冬宫各处门户都有哨兵守卫着。 没有人准备的，也没有人号召的暴动，这次仍旧没有发生。这一天过得比平时更加安静，工厂没有停止工作。丹编辑的《新闻报》庆贺着这次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他们在彼得格勒做武装示威冒险，——现在完结了。”民主派联合起来，只要表示一下义愤，布尔什维克派就失败了：“他们已经投降。”简直可以说，敌人头脑糊涂了，故意先期激起恐怖，而且更不合时地吹奏凯歌，好像是要引导“舆论”走入迷途，反而掩饰了布尔什维克派计划的。 创设革命军事委员会，是9日第一次决定的；直到一星期之后苏维埃全体会议才通过此决议：苏维埃不是一个党，它的机构是笨重的，不容易行使。还须再过四天才得成立这个委员会。然而这十天时间并不是白过的：人们积极地从事于征取卫戍军，团委员会会议有时间来证明它的活力，工人武装进行着，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于20日即暴动之前五日开始办公时，立刻就有颇完全的组织供它指挥了。在妥协派抵制之下，委员会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这就使得任务简单化，容易执行。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惟有拉西弥尔一个人做点事情，他甚至当了常务局主任委员，为的更加阐明这机关是属于苏维埃的而非属于党的。事实上，主席是托洛茨基，主要的工作人员是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珂、辣舍维趣、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这个委员会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派之上，这个委员会未曾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即章程上列举的那些机关代表未曾全体来参加过会议。日常事件是由常务局在主席指导之下解决的，一切重大事件则找斯维尔德洛夫来商议。这是暴动的司令部。 委员会公报很平凡地记载它的最初活动：在卫戍军各部队，在某些机关和某些仓库，都指定了特派员，“为了监督和指导”。这是表示，政治上征取了卫戍军之后，苏维埃现在连组织上也支配着卫戍军了。在特派员人选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委员会有了很大作用。军事委员会管辖下在彼得格勒约一千个党员中，有许多坚决而又绝对忠实于革命的分子：士兵和青年军官，他们在七月事变之后都曾于克伦斯基监狱中受过必需的锻炼。在这些人当中选取特派员，就能得卫戍军欢迎：人家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人，心悦诚服地听从他们的命令。 夺取政府机关，往往是下层起意的。彼得·保罗堡垒属下的兵工厂工人和职员，自己提出了必须监督军械分发问题。派遣到那里去的特派员居然阻止了军官学生的补充武装，扣留了准备运到顿河区去的一万只枪，还扣留了一些较少数量的军火，准备交付于某些可疑的组织和人物的。这个监督不久就推行于其他兵工厂，甚至于私家军火厂。只消同某机关或某仓库的士兵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或职员委员会说一声，管理处方面的反抗立刻就被打破了。从此以后非有特派员命令，不许交付军火。 印刷工人经过他们的工会叫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最反动的传单和小册子（黑色百人团的）的大批印刷。于是决定，遇有可疑情形，印刷工会当提交革命军事委员会解决。为要制止反革命派的出版鼓动，经过印刷工人来实行监督，乃是一切可能的手段之中最有效的。 苏维埃不以正式辟谣为满足，它还公开规定22日星期日和平地检阅它的力量，——不是上街示威，而是在工厂，兵营和首都一切大场所开会演说。某些神秘的教徒也规定这一天在首都街道作宗教式游行，显然是图谋激起流血纠纷的。一些不知名的哥萨克发表了一个宣言，邀请市民参加这个宗教式游行，“为了纪念1812年莫斯科之从敌手中夺回”。[1]这个动机不很有现实意义，但发起人还祈求万能的上帝降福于哥萨克的武器，“为了保卫俄罗斯土地以抵御敌人之故。”这就显然与1917年有关系了。 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害怕反革命派来一个严重的示威：教士们在彼得格勒群众中是没有力量的，拿着宗教旗帜至多只能鼓起黑色百人团那些残余匪徒起来反对苏维埃罢了。但是有了反间谍机关和军官之中那些老练的挑唆者的帮助，发生流血的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了预防起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是加紧影响哥萨克诸团。在革命司令部所在地实行更严厉的门禁，约翰·里德写道：“从此以后不容易进斯摩尼学院去了；出入口令，几个钟头改变一次，因为侦探常常混进去。” 21日卫戍军会议讨论明天这个“苏维埃日”问题；报告者提出一些预防办法，防止街上可能的冲突。哥萨克第四团，最左倾的，由其代表声明：明天不参加宗教游行。哥萨克第十四团也声明：将尽其力量打击反革命活动，但同时认为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合时宜的”。三团哥萨克，惟有一团未派代表来：即乌拉尔团，最落后的，七月调到彼得格勒来，为了扑灭布尔什维克派。 这日会议，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通过了三个简短的决议案：一，“彼得格勒及其近郊卫戍军承诺完全拥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行动。”……二，“10月22日将是和平检阅力量的日子……卫戍军向哥萨克弟兄说：……我们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明日的会议。欢迎你们，哥萨克弟兄！”三，“全俄苏维埃大会应拿取政权，并保证人民有和平，土地和面包。”卫戍军庄重承诺将一切力量交付于苏维埃大会支配。“士兵，工人和农民的全权代表们，信任我们罢！我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决心非胜即死。”几百只手举起来赞成这三个决议案，拥护暴动纲领。有五十七票弃权！这是那些“中立者”，那些动摇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二月政制颈项上的绳扣结得很紧了。 这一天已经知道了，宗教游行的幕后发起人已经放弃了示威，据说是“接受军区司令劝告”。这个精神上的大成功，最足显示卫戍军会议的压力，这让人们很有把握地希望敌人们明天一般地不敢探首于街道上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定三个特派员驻军区司令部办公：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和拉西弥尔。非有此三人中一人副署，司令的命令是没有效力的。斯摩尼学院打电话过去，司令部就派汽车来接代表去谈判：双重政权的习惯还继续到现在。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司令部的客气并非表示准备让步。 听了萨多夫斯基说话以后，溥尔可夫尼可夫将军回答道：他不承认什么特派员，他也不需监护。代表们委婉陈辞，如此一来，队伍方面要反抗司令部的；溥尔可夫冷淡地回答道：卫戍军操在他手里，保证能服从他。梅洪诺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坚决是诚实的，我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做作。”回到斯摩尼学院来时，代表们已无司令部汽车可坐了。 代表们回来开了非常会议，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也被请来参加，当场决定：承认与司令部决裂已为既成事实，并视此为以后进攻的出发点。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各区应当知道斗争中一切阶段和事实。不应当让敌人出其不意地进攻群众。经过苏维埃和党的各区委员会，这个消息就传播于全城了。各团士兵立刻知道了经过的事情。重新声明：非有特派员副署的命令不执行。最可靠的士兵被派去守卫岗位。 但司令部方面决定采取步骤。显然受了妥协派顾问们的唆使，溥尔可夫尼可夫定于下午一点钟召集卫戍军开会，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比敌人占先一步，定于上午十一点钟召集各团委员会紧急会议，会场上决定正式宣布与司令部决裂。告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驻军的宣言书，立刻写就了，俨然宣战口气。“司令部同首都有组织的卫戍军决裂之后，就变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工具。”司令部一切行动，革命军事委员会概不负责。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卫戍军，负责“维持革命的秩序以抵御反革命的攻击”。 这是暴动路上走了一大步，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或者，这仅是本就冲撞叠出的两重政权格局内的又一冲突么？——这格局本是充满了冲突的，司令部为了安慰自己，正是如此解释这回事情的，它刚同一些未曾及时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的队伍的代表们会谈过。斯摩尼学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少尉达希克维趣（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简单通知司令部以卫戍军会议刚才的决议。那些少数队伍代表重申他们拥护苏维埃的态度，但是拒绝作什么决议，就散去了。后来，司令部授意的报纸记载道：“简单交换了意见之后，没有什么确定的决议；大家认为必须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冲突解决后再说。”司令部认为它之被人弃置乃是为了两级苏维埃互争监督它的活动的权限。自愿的盲目政策倒有这个好处，即无须乎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宣战，——其实统治者方面现在也没有这个宣战能力。如此，即将爆发的革命冲突，感谢政府机关的帮助，竟纳入于两重政权的合法范围里了：司令部害怕正视现实，于是更加妥当地替暴动作掩饰。 但是当权者这个愚黯行径不会是假装的么，为了掩饰其真实的意向？司令部不会是貌为糊涂而其实在准备着伺机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意外打击么？临时政府那些惊惶和颓丧的机关，要求这么一个手段，斯摩尼学院方面认为是很少可能的。但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然采取最简单的预防步骤：最靠近的兵营，整连人日夜戒备着，准备好武器，一有警号，即来援救斯摩尼学院。 宗教游行虽然取消了，资产阶级报纸仍预言星期日要流血。妥协派一个报纸早晨就宣言：“今天，当局预期会发生暴动，比20日更有可能性。”如此，一个星期中有三次，17日，20日和22日，那个缺德的牧童欺骗了大家，喊道“狼来了！狼来了！”如果我们相信古代寓言的话，则第四次牧童自己也丧生在狼牙之下了。 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号召群众去开会，说要在苏维埃大会将开时和平检阅革命的势力。这是完全合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的：举行一次大检阅，不冲突，不使用武器，甚至不拿武器出来给人看。应当显示给群众看：它自己的真相如何，它有若干数量，有多少势力，有何等决心，以群众的团结一致，迫得敌人隐藏起来，销声匿迹，不敢露脸。暴露资产阶级在工人和士兵群众面前的无力，使得七月事变的残余回忆消失于群众意识之中。应当做到这个地步，使得群众认识了自己的面目，说道：再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抵抗我们了。 五年之后，米留可夫写道：“居民吓怕了。躲在家里不出来，或者不敢活动。”资产阶级的确躲藏在家里的，它的确被自己的报纸吓怕了。至于其他居民，则一清早就开会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还有做母亲的女人抱了孩子在手上。自从革命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会议。除了上层分子以外，整个彼得格勒变成一个大会议场。在一直拥挤到门口的会场里，听众每几点钟便改换一次。工人，士兵和水兵，如浪潮一般，一阵一阵地挤到大会场去，充塞了会场。小市民给那些要唬吓他们的痛哭和警告所唤醒了，也震动起来。几万人填满了“人民之屋”大厦，在走廊内流动，密集地，激昂地；同时守纪律的群众充塞了所有戏院里的正厅，通道，餐室和游廊。在铁柱子上和窗子口，挂着或绕着人们的头，腿和臂，如同花彩一般。空气之中积聚了电，不久即要爆发。打倒克伦斯基，打倒战争，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妥协派敢在这些白热的人群面前起来说话，提出异议或警告。发言之权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党所有演说家，连小省派来开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在内，都去演说了。这里和那里偶然有几个社会革命党左派说话，也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无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都努力使得自己与布尔什维克派愈少区别愈好。 那些住在工人区的人，住在地下室和顶楼上的人，会站立好几个钟头，他们穿的是破料的外套，戴的是便帽或大包巾，鞋子沾满了街上的泥泞，秋天的咳嗽苦了他们的喉咙，肩并着肩，渐渐挤紧了，为的让新来的人以位置，为的让大家位置；他们听着，毫不厌倦，贪得无厌地，热烈地；他们问着，害怕听落了什么话，——为了了解，为了同化，为了行动最必需的话。最近几个月里，几个星期里，几日里，所有的话似乎都说过了。但不，这些话今天另有一种意义。群众用新的方式去了解它们，不是把它们看作福音，而是依照它们而行动。革命，战争，艰苦的斗争，整个痛苦的生活，——这一切的经验都从这些贫困男女的记忆深处升上来，而凝结于这几个简单而威严的口号之中。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冲出一条道路到未来去。 每个参加当时事变的人，后来常常回忆到这一天的情景，——这简单而惊人的一天，在那业已有声有色的革命背景之下更加引人注目。目击证人，回忆之中永远刻着这样一幅图画：一般人类的熔岩，具有灵感，但在其不可抑制的运动之中又能自制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迪斯拉夫斯基写道：“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在无量数会议声中过去了，开会时有非常之大的热情。”布尔什维克配士特可夫斯基在华西里岛区两个工厂演说，他回忆道：“我们明白对群众说，我们即将夺取政权，而我们只见到鼓励的表示。”苏汉诺夫记载“人民之屋”的会议说：“我身边的人几乎是发狂了……托洛茨基提出一个简短的决议案……谁赞成？……几千人，如同一个人，立刻举起手来。我看是男人，女人，青年人，工人，士兵，农民，以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高举着手臂，眼睛发焰。……托洛茨基继续说话。无量数群众继续高举着手臂。托洛茨基一字一字地说：你们的表决就是你们的宣誓！……无量数的群众手臂仍旧高举在空中。群众同意这话，群众宣誓。”布尔什维克包包夫也记载群众作了何等热情的宣誓：“苏维埃一声号召，立刻前进。”姆斯迪斯拉夫斯基说起一群如同浑身带电的人，宣誓忠于苏维埃。同样情形也发生于全城一切部分，无论在中心区域或在工人区，虽然规模小了些。几十万人，同一个时辰，举起手来，宣誓实行斗争到底。 如果苏维埃，士兵部，卫戍军会议，工厂委员会等，每日开会融合了广大的领导分子；如果某些群众会议团结了各厂工人和各团士兵；那么10月22日就是将真正的民众用高温熔化于一个大洪炉中了。群众认识了自己而且看见了他们的领袖；领袖们也看见了而且听到了群众。两方面都是互相满意的。领袖们确信：再不能延缓了！群众则自己说：这回一定要动手了！ 星期日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检阅之成功，减少了溥尔可夫将军及其高级军官们的自信。得到了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司令部图谋同斯摩尼学院妥协。为什么不恢复旧时那个好习惯呢：亲善接洽和互相协调？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拒绝派遣代表去交换意见：这是最好的刺探手段。萨多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谈判是很简单的。军区司令部诸代表接受了苏维埃以前提出的一切条件，……但要求取消10月22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宣布司令部为反革命势力工具的那个文件。溥尔可夫尼可夫二日以前如此无礼貌地斥逐的那几个代表，如今要求而且亲手得到了一个妥协草案，由司令部签了字，预备带回去向斯摩尼学院做报告。这些不很光荣的投降条款，若在星期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星期一，来得太迟了。司令部等待回音，但始终没有得到。 革命军事委员会通告全彼得格勒民众以任命特派员驻于首都及其近郊各队伍及各要点办公之消息。“特派员为苏维埃之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凡反抗特派员的，就是反抗工兵代表苏维埃。”逢有扰乱治安情事，市民应求助于最靠近的特派员，以便调遣武装力量。这是政府说话口气。但委员会尚未发出暴动信号。苏汉诺夫问道：“斯摩尼是愚蠢呢，还是同冬宫开玩笑，如同猫戏老鼠一般，故意挑起一个攻击？”不是愚蠢，也不是开玩笑。委员会以群众的压力，以卫戍军的重量在排挤政府。凡它不需战斗而可取得的事物，它都取得了。它移动它的阵地前进，不耗一颗子弹，而且一面结合着和增强着它的军队。它以它的压迫去测量敌人的抵抗力，它的眼睛没有一秒钟离开敌人。每走一步都改变了形势而有利于斯摩尼。工人和卫戍军已经前进到暴动了。谁先出来号召开火呢？——将在这个进攻和排挤过程之中知道。现在这是几小时内的问题了。如果，最后一分钟，政府居然有胆量，或者由于绝望，竟先启衅端，则责任应归冬宫担负，但仍旧是斯摩尼起意的。10月23日的通告表明政府本身未推翻以前，政府权力先取消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敌人手脚捆缚起来，然后打击他的头。这种“和平侵入”策略，乃在于合法地打断敌人的骨头，而且以催眠术手段麻痹敌人尚存的意志，委员会只因为操有确然优势力量，而且一点钟比一点钟更增加优势，所以才能使用这个策略。 委员会每天研究展开在面前的那一大张卫戍军形势图，它检查每一团的温度升降，注意兵营内意见和同情的变动。这方面绝不会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的。然而在那张形势图上还有几个阴暗点。必须设法除去，至少也须使之缩小。从19日起就知道彼得·保罗堡垒各部队委员会多数是恶意的或两可的。现在所有的卫戍军都拥护委员会了，堡垒受了包围，至少受了政治包围，此时应当采取坚决手段去征服它了。中尉布拉贡伏夫，奉命驻堡垒办公的苏维埃特派员，遇着了抵抗：政府任命的堡垒司令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派的监护权，而且风闻要逮捕这个年轻的监护者。必须行动，而且立刻行动。安东诺夫提议派巴夫洛夫斯基团一营可靠的士兵进堡垒去，解除那些抱敌视态度的队伍的武装。但这些事情太重大了，军官们将要利用来激成流血，而破坏了卫戍军的一致。果真需要采取这样一个极端手段么？安东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为讨论这个问题，请了托洛茨基来，……托洛茨基那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他的革命嗅觉，他明白了应当同我们说什么话：他提议从内部去夺取这个堡垒。他说：‘那里的队伍不会不同情于我们的。’他说得不错。托洛茨基和辣舍维趣两人到堡垒里面开会去。”在斯摩尼，人家非常着急地等待着如此冒险的事业的结果。托洛茨基后来追忆这件事情说：“23日下午二点钟，我到堡垒去，院子里正开着会议。右派演说者说话非常谨慎，又多遁辞。……士兵们听我们说话，走过我们一边来。”斯摩尼学院第三层楼上，得到电话通知这个好消息时，大家松了一口气：彼得·保罗卫戍军庄重声明，从今之后惟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是听。 堡垒内士兵情绪之转变，自然不是一二篇演说的效果。这是过去妥实地准备下来的。士兵比他们的委员会左倾得多。只剩下旧纪律的外壳未脱，但已经裂开了；纪律在堡垒高墙背后比在城内兵营里面保持得更长久些。但只消摇动一下，这纪律外壳就裂为碎片了。 布拉贡拉伏夫现在可以安安心心驻在堡垒之内办公了，指导他的小司令部，与邻区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和最近的兵营委员会建立联络。此时工厂和军队也派了代表来，请求发枪。于是堡垒之中发生了难以形容的活跃。“电话不停地响着，报告着我们在群众会场上的新成功。”有时一个陌生的声音报告：车站上开到了前线来的讨伐军。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证明是敌人散布的谣言。 这天，苏维埃晚上会议，到会人数特别多，情绪也特别兴奋。彼得·保罗堡垒的征服和克朗维克兵工厂的夺取（那里存有十万只枪）——这是成功的重大保证。安东诺夫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作一个报告。他按照次序叙述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如何渐渐排挤了政府机关：他们到处受人欢迎信任；人家服从他们，不是为了害怕，而是出于本心。“各方面都要求派遣特派员去。”落后的队伍急忙追上最前进的队伍。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七月时第一个相信什么德国黄金一类诬蔑的话，如今则经过他的特派员楚诺夫斯基之手提出一个强硬的抗议，反对人家造谣说他们那一团是拥护政府的：这个观念被认为恶意的侮辱！……安东诺夫说道：守卫巡查的职务仍旧照常进行，但是得到委员会同意。司令部发的命令，关于分发枪械和汽车的，都没有执行。司令部便这样可以看见谁是首都的主人了。 有人问报告者，是否知道前线及附近政府军队调动消息，并采取何种应付手段？报告者回答：从罗马尼亚前线开了骑兵队来，但停顿在泼斯可夫；步兵第十七师在半路上知道了他们开往哪里去，并为什么开去，于是拒绝再往前开；在温登，有二团人不肯向彼得格勒开；还有从基辅开来的哥萨克兵和军官生，以及从皇村召来的突击队，则其命运尚无人知道。“现在以及将来，都没有人敢触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在斯摩尼的白厅之中，这几句说得相当悦耳。 安东诺夫的报告给了人这个印象，使人觉得暴动司令部是打开一切门户做工作的。事实上，斯摩尼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对人家隐瞒的了。暴动的政治机运是如此之顺利，以致公开态度反成为一种保护色：暴动竟是这样的么？然而没有一个领袖说过“暴动”这字眼。不仅为了谨慎，而且为了这字眼并不适合于真实状况：可以说，要暴动的只有克伦斯基政府。《新闻报》一个报告之中，说起了托洛茨基于23日开会时第一次公开承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目的乃在夺取政权。毫无疑问，一切都已经离开出发点很远了；在当初，委员会的任务被宣布为要审查采勒弥索夫提出的战略理由。卫戍军调防问题差不多已被忘记了。但23日需要拿起武器在手的仍然不是为了暴动原故，而是为了“保卫”临近的苏维埃大会。为安东诺夫报告而写的决议案，正是以此精神写成的。 政府上层如何估量当时事变呢？21日夜里，克伦斯基用直接电话通知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杜霍宁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图谋使卫戍军脱离司令部节制的消息，接着补充一句说：“我想，这事情我们容易解决的。”他，总司令，延期到总司令部去，绝不是因为害怕什么暴动，“在我外出公干时候，他人也对付得下去，因为一切都已组织好了的。”克伦斯基又安慰那些惊惶的部长们说：他个人反而很高兴看见暴动要发生了，因为如此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布尔什维克派了。”这位政府首脑又回答那常在冬宫出入的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说：“如果有此暴动发生，那我倒要感谢上帝哩。”——“但你有把握能够扑灭它么？”——“我有了超过必需的力量，他们将被彻底解决了的。” 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嘲笑克伦斯基轻率的乐观主义，他们显然是健忘的；事实上，克伦斯基正是拿他们的观点来观察事变。21日，米留可夫的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被他们内部深刻的危机所腐蚀了，他们若敢出来行动，那他们立刻就要被扑灭的，毫无困难。另一个立宪民主党报纸又说：“空气之中蕴蓄着暴风雨，但一发作也许能使空气澄清的。”丹作证道：在预备国会会外闲谈时候，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接近他们的人都希望布尔什维克派愈早动手愈好：“一经列阵作战，他们立刻要全军覆没的。”一些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对约翰·里德说：布尔什维克派在暴动之中失败了以后，到了立宪会议时候就抬不起头来了。 在22日和23日，克伦斯基一时同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商议，一时同他的司令部商议：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妥当的么？妥协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们自己将试行调整特派员问题，溥尔可夫尼可夫也认为无需如此急迫去逮捕，要逮捕时司令部是有“超于需要之上的”军事力量的。克伦斯基听溥尔可夫尼夫的话，尤其听妥协派朋友的话。他很有把握地算计到了危险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搁置那些家庭纠纷，而走来援助他的，七月间和八月间就是这样的。以后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 但此时不是七月，也不是八月。此时是十月。在彼得格勒的广场和码头上，吹着从喀琅施塔得方面来的波罗的海的寒冷而潮湿的风。军官学生们穿着直拖到脚跟的外套，在街上巡逻，嘴里哼着雄壮的曲调以掩盖内心的焦虑。警察们骑在马上，手枪插在全新的皮套里面。不，政府还是威风凛凛的！也许这不过是一种幻景么？在尼夫斯基大街角上，那个生着一对天真而伶俐眼睛的美国人约翰·里德买了一本列宁著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他付了一枚邮票买来的，当时邮票当作辅币流通于市面。 [1] 译者按，指拿破仑之退出莫斯科。 >
> ## 第五章 列宁号召暴动 除了工厂，兵营，农村，战壕和苏维埃以外，革命还有一个制造所，就是：列宁的头脑。 列宁被迫躲藏起来，他不得不于111天之中——从7月6日至10月25日——隔绝人群，甚至于限制与党中央委员会面。 没有同群众直接沟通，没有与组织联络接触，他只有更加决然的集中他的思想于革命诸根本问题，提高之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问题地位，——这对于他是一个需要，同时又是一个原则。 民主派以及其中最左的分子，他们反对夺取政权时所持的主要理由，乃是说劳动者无能力运用国家机构。 布尔什维克党内部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个。 “国家机构！”每个小资产者都是在崇拜着这个超于众人和阶级之上的神秘原则下面，教养大的。 有知识的俗子，骨髓内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小商人或殷富农民，承受下来那个恐惧心，害怕那些全能的机关：它们决定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它颁发营业证书，它们征收捐税，它们施行刑罚，间或赦免人罪，它们认可婚姻和出生，死了人也须恭而敬之循序等待它们认可。 国家机构，小资产者走进偶像的庙堂里去，不仅恭而敬之脱了帽子，而且连鞋子都脱了，点起了脚尖轻轻走进去，——凡小资产者，无论他名字叫做克伦斯基，或赖伐尔[1]，或麦克唐纳，或希法亭，当他个人的福运或时会的凑合使得他做了部长或大臣时候，他总是这样走进国家机构里面去的。 唯有谦恭服从“国家机构”，他才能报答这个恩典。 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甚至当革命时候，也是非跟在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屁股后面就不敢参加政权，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害怕和气愤布尔什维克派：那些街头鼓动家，那些煽惑家，竟想夺取国家机构！ 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不管官方民主派如何怯懦和无力，苏维埃仍然拯救了革命；此事之后，列宁写道：“凡缺乏信心的人，经过这番事情之后，应该懂得一点了。 那些人应当惭愧的，他们说道：‘我们没有什么机构去代替那必然倾向于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机构。’他们应当惭愧的，因为我们有新机构。 这就是苏维埃。 不要害怕群众的创意力和独立性，并且信任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么你将看见，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内，工人和农民将表现那种势力，那种伟大，那种不可征服的气概，如同他们联合阻遏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一般。” 列宁在秘密生活最初一两个月中写成了他的书：《国家与革命》，——这书的主要材料，他在国外大战期间就已搜集好了。 他以处理日常实际任务时那样的细心，来处理那关于国家的理论问题。 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在他看来，理论本是行动的指导。 列宁未曾有一刻以发明新理论为目的。 刚刚相反他给他的著作以一种极端谦虚的性质，特别表明他是以弟子资格说话的，他说他的任务乃是复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就其中仔细引证和琐碎解释来看，这本书可以使人觉得是迂腐的——使那些真正的迂夫子觉得是迂腐的，他们在分析文句时候无法感觉到思想和意志的强烈的冲动。 光就在历史上更高的新的基础之上恢复阶级国家论一事来说，列宁就给马克思思想以一个新的具体性质，一个新的意义。 但列宁这本关于国家的著作，其不可限量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这个著作乃是自有历史以来最大的暴动的一个科学的导言。 “注解”马克思的人，准备了他的党以革命手段去征取地球上六分之一的疆域。 国家如果能简单地适应于一个新历史制度的要求那就不会有革命发生了，可是资产阶级自己一向须依靠革命，才能走上政权，现在轮到工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意义，即视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具。 工人不能占取国家机构么？ 但是——列宁教导说——问题绝不在于占取旧的机构而用之于新的目的，那是一个反动的空想。 旧机构中的人选，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相互关系都违反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夺得了政权之后，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重新训练旧的机构，而是在于完全拆毁这个机构。 拿什么东西去代替它呢？ 苏维埃本是暴动机关，领导革命的群众，暴动后就要变成新的国家制度的机关了。 在革命漩涡之中，这本书不会有很多人去读；事实上亦是夺取政权之后才出版的。 列宁研究国家问题，首先为了自己的内心信念，然后为了未来，保存思想的承续，乃是他时刻关心的事情之一。 七月间，他写信给加米涅夫说：“秘密。 人家若是收拾了我，我请你发表我的小稿本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存在斯德哥尔摩）。 蓝色的封面。 所有的引证都是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也有引自考茨基反对潘涅库克[2]的。 有许多注释和附论。 你要编辑一下。 我想有一星期功夫，你就可以整理出版了。 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因为糊涂了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二人。 一个条件：这一切绝对秘密的。”革命的领袖，蒙了敌国奸细罪名受人通缉，有可能被敌人谋害死，却关心于出版一个“蓝面的”小稿本，其中征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这便是他的秘密遗嘱。 “人家若是收拾了我”，这一句轻松的话是用来抵制他所讨厌的感伤情绪的：他委托的这件事情本含有一种可感伤的性质。 但是他一面担心人家背后打击他，一面自己准备向人家当胸打击。 那个宝贵的小稿本终于从斯德哥尔摩寄来了；他于读报和建议余暇便自己着手整理那个稿本。 生活并非停滞不前的。 国家问题必须以实际行动解决之时机，已经临近了。 俄国帝制刚被推翻之后，列宁在瑞士写道：“……我们并不是布朗基主义者，……不主张以少数人夺取政权。 ……”回到俄国后他发挥同样的思想：“现在我们是少数，——群众尚未信任我们。 我们晓得等待着。 ……群众将倾向于我们，那时考虑了势力关系之后，我们将对他们说：我们的时候到了。”夺取政权问题在这最初几个月内实等于在苏维埃中夺取多数问题。 七月失败之后，列宁宣布说：从此以后只能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了；而武装暴动显然不应当依靠于那被妥协派败坏的苏维埃之上，而应当依靠于工厂委员会之上；胜利之后，再来重建苏维埃使之合于政权机关。 事实上，两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派从妥协派手里把苏维埃夺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错误最足以表明他的战略家天才：他按照最不利的形势来拟定最大胆的计划。 四月间他经过德国回俄国来时候，他算计一出火车站就会被人送进监狱去的；同样，7月5日，他也说：“他们也许要把我们通通枪毙的。”现在他又估计：妥协派将不肯让我们在苏维埃中夺取多数的。 拿破仑写信给柏底耶（Herthier）将军说：“当我草拟作战计划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胆小；我夸大了一切可能的危险和灾害。 ……可是我的计划决定以后，一切都忘记了，惟有那足以促使计划成功的事情不会忘记。”如果把这个不大适宜的字眼“胆小”除开不论，则此基本思想亦可用之于列宁。 解决一个战略问题时列宁赋予敌人以他自己的决心和他自己的明察。 列宁的策略上错误往往是他的战略上精明所造成的副产物。 在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谈不到错误的：一个医生使用顺次消去法来决定病症，假设许多病症，然后一个个消去之，先从最危险的假设开始，——这样并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分析方法。 布尔什维克派一经取得两个首都苏维埃之后，列宁说：“我们的时候到了。”在4月和7月，他设法制止过急的行动。 在8月，他从理论上准备新的阶段；从9月中旬起，他就用尽全力来催迫了。 现在危险的并不在于走得太快，而是在于走得太慢。 “在这事情上，现在不会有什么早熟的了。” 在他的论文和他的致中央委员会书信中，列宁分析时局，每次总是特别注重国际形势。 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征兆和事实，他认为是战争背景之下一种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危害俄国革命之可能性是渐渐少了。 意大利社会党人被逮捕，尤其德国舰队中发生兵变事情，使得列宁宣布全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 关于列宁这个出发立场，不肖门徒辈历史家们宁愿绝口不提：因为列宁的计算似乎被事变所反驳了，又因为根据后来成立的理论，俄国革命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自己都会成功的。 然而列宁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绝非是幻想的。 他从各国军事检查新闻所透露的消息，看出一些征兆，而这些征兆确实表明，革命风暴将要到来。 一年之后，这个风暴果真吹倒了中欧两帝国的整个建筑。 但即在战胜国中，在英国和法国，更不用说意大利了，这个风暴也长久阻止了统治阶级的自由行动。 若有一个坚固的保守的很自信的资本主义欧洲在当前，则孤立的而且来不及巩固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连几个月也不能维持。 但是那个欧洲已经不存在了。 固然欧洲革命并未能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改良派救了资产阶级政制，——但仍有充足力量来保护苏维埃共和国，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即最危险的时期。 列宁的深刻的国际主义，不仅表现于他始终重视估量国际局势上面；而且连俄国夺取政权这件事也被他看做首先是对欧洲革命的一个推动——他说过好几次，欧洲革命对于人类命运，要比在落后的俄罗斯的革命，更重要得无数倍了。 有什么刻薄的话，他不用之于那些布尔什维克派头上呢，——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国际主义者任务？ 他嘲笑道：“通过一个决议案表同情于德国变兵，同时又反对在俄国举行暴动，——这是真正合理的国际主义！” 在民主会议开会那几日之中，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道：“已经在两首都苏维埃中得到了多数，……布尔什维克派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 ……”在伪造民意的民主会议中农民代表大多数投票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这件事实，列宁认为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农民不肯与资产阶级同盟则除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之外将没有其他出路。 “民众已经厌倦于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了。 惟有我们在两首都的胜利能引领农民跟着我们走。”党的任务：“将那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问题提出于议事日程。 ……”直至那时，还没有一个人敢如此决然的如此露骨的提出暴动问题的。 列宁很注意查考国内所有的选举和投票，他小心搜集统计数字，足以说明真实的势力关系的。 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于选举统计漠不关心，这个倾向只能得到列宁的鄙视。 同时，列宁也从未将议会运动的指数与真实的势力关系混为一谈；一有机会他总要声明重视直接行动。 他提醒人说：“……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从它对于群众影响以及领导群众加入斗争的观点来说，在议会外的斗争中比在议会的斗争中要无比的大得多了。 这是谈到国内战争问题时最重要的一个注意点。” 列宁以锐利的眼光第一次指出土地运动已经进入决定胜负的阶段了；从此观察，他立刻推出一切的结论。 农民不肯再等待了，士兵亦然。 九月底，列宁写道：“在农民暴动这个事实之前，一切其他的政治表征，即使是违反于这个全国总危机的成熟现象的，也都绝对失去重要意义了。”土地问题就是革命的基础。 政府如果战胜了农民暴动，那就等于“埋葬了革命。 ……”再不能希望比现时更好的条件了。 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 “危机成熟了。 俄罗斯革命的命运在此一举。 国际工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也在此一举。 危机成熟了。” 列宁号召暴动。 每一行简单的，素朴的，有时盛气凌人的文字，都透露出最激越的热情。 十月初他写给彼得格勒党会议的信说：“革命就要完蛋了，倘若克伦斯基政府不于最近期间被工人和士兵所推翻。 ……必须动员所有的力量使得工人和士兵头脑之中深印这个思想：认为一个拼命的，最后的，决生死的斗争，为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是绝对必要的。” 列宁不止一次说群众比党更左。 他知道党比它的上层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派”也更左些。 他太明白中央委员会之中各种派别和倾向了，所以他不以为中央委员会能采取什么冒险的步骤。 他反而害怕过分的谨慎，延宕的精神对于几十年准备下来的历史局势的错失。 列宁并不信任那没有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这便解释了他在躲藏地为什么写出了这些书信。 列宁之不信任，是不怎么错的。 在大多数情形，总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决定之后他才得表示意见，所以列宁总是从左的观点去批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他的反对是以暴动问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限止于暴动问题。 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太看重妥协派的执行委员会，民主会议，以及一般苏维埃上层的议会把戏了。 他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派之建议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一个各派混合的主席团。 他骂那参加预备国会的决议是“可耻的。”他气愤于九月公布的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候补议员名单：太多知识分子，太少工人。 “拿演说家和著作家去充塞立宪会议，这是走上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陈腐道路。 这不是第三国际应该做的。”此外，未经斗争锻炼过的新党员也太多！ 这里，列宁认为必须声明一点：“自然……举例来说，没有人会反对提出托洛茨基做候补人，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 但显然，不能说列入名单的许多新近入党的人都是这样。 ……” 人家会以为四月事变在重现了：列宁又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反对者。 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但他一般的反对精神是一样的：中央委员会太消极，太退让于知识分子的舆论，太妥协于妥协派；尤其太冷淡于武装暴动问题，——是宿命论者的态度，而非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 现在是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时候了：“我们的党，现在，在民主会议时候，事实上有着自己的大会，而这个大会应当（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解决革命的命运。”只能设想一个解决法：武装暴动。 在这第一封论暴动信上，列宁还声明一点：“问题并不是关于暴动的‘日子’，也不是关于暴动的狭义的‘时机’。 惟有一切与工人和士兵，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才能决定这个时机问题。”但二日或三日之后（那时的信一般没有记日子：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为了密谋），在民主会议解体的明显印象之下，列宁已经坚持必须立刻行动，而且马上提出一个实际计划来了。 “我们应当在民主会议中立即团结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贪求人数，……我们应当拟定一篇布尔什维克派简短宣言；我们应当派遣整个党团往工厂和兵营去，同时我们也应当一分钟都不浪费立刻组织暴动军司令部，展开我们的势力，派遣忠实的兵团占据最重要地点，包围亚历山大戏院（民主会议会场），占领彼得·保罗堡垒，逮捕司令部和政府，再派一些奋不顾身的队伍去对付军官生和野蛮师，宁死阻止敌人冲到城中心来。 我们应当动员有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从事最后的激烈战斗，立刻占领电话局和电报局，将我们的暴动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用电线与各工厂，各兵团，各武装斗争地点等联络起来。”日期问题，现在无须依靠“那些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来决定”了。 列宁提议立刻行动：发一个最后通牒退出亚历山大戏院，然后带领有武装的群众回到戏院来。 致命的打击不仅要打在政府头上，同时也要打在妥协派最高机关头上。 苏汉诺夫攻击道：“……列宁在私信之中要求逮捕民主会议，但在报纸上则提议一种‘妥协’如我们所知的：请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接受整个政权，再看未来苏维埃大会如何决定。 ……托洛茨基在民主会议及其周围也是坚持这个观念。”苏汉诺夫认为这里面是口不对心的，其实毫无这个影子。 列宁向妥协派提议一种妥协，乃是在战胜科尔尼洛夫之后立刻提出来的，即在九月初旬。 妥协派耸耸肩膀，放过这个妥协机会。 他们把民主会议转变为一种假面具，掩盖他们与立宪民主党人的新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 由此，妥协的可能确定地消失了。 从此以后政权问题只能以公开斗争来解决。 苏汉诺夫将二个时期混为一谈了，其中前一时期比后一时期要早15日，而且从政治上决定后一时期。 但即使暴动是新合作政府之下不得不然的结论，列宁这个转变的激剧也是出人不意的，甚至是出于他自己的党的上层诸领袖意料之外。 照他的信来团结民主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要贪求人数”也是不可能的。 当时党团的情绪如此之落后，甚至以70票对50票之多数反对抵制预备国会，即反对暴动路上第一个步骤。 连中央委员会里面也没有人赞成列宁的计划。 四年之后，某次纪念晚会之中，布哈林以其特有的夸大和俏皮叙述一件根本上颇正确的轶事：“信（列宁的）写得很凶，拿种种刑罚（？ ）恐吓我们。 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还没有人敢如此凶狠的提出问题。 ……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后来商议了以后就决定了。 在本党历史上，这恐怕是独有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决议焚毁列宁的信，……我们想，无疑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们可以拿到政权，但我们估量我们还不能在外省立脚，拿了政权和驱逐了民主会议诸代表之后我们更不能在俄国其余部分巩固势力了。” 为了密谋关系确曾焚毁了好几份这样危险的信，——实在说并不是一致决定的，而是6票对4票及6票弃权之多数决定的。 幸而有一份替历史家保留下来。 但布哈林叙述的故事之中这一点还是真实的，即是全体中央委员都拒绝列宁这个建议，虽然拒绝动机各个人不相同：有些人是根本反对暴动，有些人认为民主会议开会期间最不利于暴动，又有些人则不过是迟疑不定，采取观望态度。 列宁碰了这个钉子，便去同史密尔卡进行阴谋。 史密尔卡那时也在芬兰，以苏维埃地方委员会主席之资格手中操着很大的实权。 1917年时史密尔卡站在党内最左翼，他七月时就已主张推行斗争直至解决胜负了。 列宁每逢转变政策时候总找得到依靠的人。 9月27日，列宁写给史密尔卡一封长信：“……而我们在做什么？ 只是通过决议。 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吗？ 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吗？ ）。 布尔什维克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为推翻克伦斯基准备好自己的军事力量。 ……应当在党内做鼓动，引起人认真注意武装暴动，……再说到你的作用。 ……建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同他们进行周密的讨论，收集（并亲自核对）关于彼得格勒郊区和市区军队的编制和布防，关于芬兰部队向彼得格勒的调动，关于舰队的动向等等的精确情报。”列宁要求“在那些驻防芬兰的哥萨克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必须详细调查哥萨克兵的态度，遣派芬兰地方海陆士兵中最好的鼓动人才有组织地到哥萨克兵里面去。”最后，“为了适宜地准备群众情绪，必须立即传播这个口号：政权必须立即移交彼得格勒苏维埃之手，然后转交于苏维埃大会。 因为再宽容三个星期，让克伦斯基进行战争和准备科尔尼洛夫式行动，——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我们有一个新的暴动计划：在赫尔辛基设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为作战司令部；驻防芬兰的俄国军队为作战主力。 “似乎完全操在我们手里的而且有重大军事作用的力量，只有芬兰的军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列宁期望如此在彼得格勒之外给政府一个最重的打击。 同时也必须“适宜地准备群众情绪”，为的以芬兰的武装力量推翻政府对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会是晴空霹雳的：苏维埃大会未开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应当是政权的继承者。 这个新计划草案，同以前那个一般，也是没有实行的，但并非全无效果。 在哥萨克军队中进行鼓动，不久就得到了效果：关于这事我们已经听狄宾科说过了。 号召波罗的海水兵来参加给予政府的致命打击，这事情也放入了后来拟定的计划之内。 但要点并不在这儿：列宁如此极端迫切提出问题，就是不容许任何人规避或玩弄这个问题。 当作直接的策略上建议来看是不合时机的事情，但若当作中央委员会情绪的试验来看，当作拥护坚决的以反对动摇的手段来看，当作帮助推动左倾的办法来看，则是合适的了。 列宁用尽种种手段，他在躲藏地与众隔离的生活中所能用的手段，努力迫得党的干部去认识时局的严重和群众的压力。 他召集若干布尔什维克派到他的躲藏所来，热烈的询问他们，他检验领袖们的言论和行动，他越过组织路线寄发他的口号给党，给党的下层，为了迫得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行动，不得不实行到底。 写给史密尔卡的信后一日，列宁写了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过的那篇《危机成熟了》的文章。 结末几句话不异于是向中央委员会宣战。 “必须……承认事实：在我们内部，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上层领袖间，存在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大会，反对立刻夺取政权，反对立刻暴动。”这个倾向，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 “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召集大会。”浪费时间来等待苏维埃大会“不是完全痴呆便是彻底背叛……”直到大会，即20日，还有20多天，“几个星期甚至几日，现在足以决定一切。”拖延解决，即是怯懦地放弃暴动，因为开大会时候，夺取政权将成为不可能的了：“到了如此愚蠢的替暴动‘规定’的那个日子，人家已经调了哥萨克兵来了。” 仅仅这封信的口气就已经表明了，列宁认为彼得格勒诸领袖的拖延政策含有多大危险。 但这一次他不限止于激烈的批评而已，而且为了表示抗议他辞去中央委员之职。 理由：从民主会议开始中，中央委员会就未曾回答他的夺取政权要求；党报编辑部（斯大林）故意稽迟发表他的论文，而且删去了几节关于指出“布尔什维克派一些骇人错误的，如参加预备国会那种可耻的错误。”……列宁不认为可以在全党前面遮盖这个政策。 “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在文件之中发现不出这件事情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总之列宁并没有退出中央委员会。 列宁之提出辞职绝不会是一时愤慨的结果，他显然是为了必要时能够摆脱中央委员会内部纪律的束缚：他并不怀疑，直接号召党的下层一定可以保证他的胜利，同在四月间一样，但是公开反对中央委员会，必须以准备一个非常大会为前提，因之必须有相当的时间；然而缺少的正是时间。 以他这封辞职书为借口，但并不完全超越党的法制范围之外，列宁继续以一种更大的自由在党内战线上开展攻势。 他不仅将他的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抄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而且设法使得这些抄件能达到各区最可靠的活动同志。 十月初，列宁已经超越过中央委员会头上，直接写信给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了：“布尔什维克派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拖延是罪恶。 等待苏维埃大会，是幼稚地玩弄形式，是无耻地尊重形式，是背叛革命。”从行动的等级系统观点来说，列宁这种举动并非全然无可非议的。 但这里牵涉的问题更大于党内的形式纪律。 维包格区委员会一个委员斯卫希尼可夫，在他的回忆中说：“伊里奇在他的躲藏地孜孜不倦地写了东西出来，娜杰支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克鲁泼斯该雅）常常在区委员会读那些稿子给我们听。 ……领袖的火辣辣的话增加了我们的力量。 ……我记得同昨天事情一般清楚：在区机关一个房间内，打字的地方，娜杰支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如何俯身仔细校对复件和原稿；在她身边，‘叔叔’和‘珍妮’又如何要求给他们留下一份复件。”“叔叔”和“珍妮”乃是区委两领袖的为秘密工作用的诨号。 一个区同志那乌莫夫说：“不久之前我们才接到伊里奇一封信，致中央委员会的。 ……我们读了那信，大家喊一声：啊哈！ 原来列宁好久以来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暴动问题了。 我们吵起来，我们开始施行压力。”正是需要这个。 十月初，列宁要求彼得格勒党会议坚决表示赞成暴动。 由他起意，党会议“恳切请求中央委员会采取种种步骤以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暴动。”仅仅这两句话就含有两种掩饰作用：一种是法律上的，一种是外交上的。 说领导“不可避免的暴动”，而不说直接准备暴动，这是为了免给检察官拿去做罪证。 说党会议“恳求中央委员会”，而不说要求，不说抗议，这是显然为了顾全党的最高机关的面子。 但在另一个也是列宁起草的决议案之中，则更加坦白地说出了：“……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我们看见有些动摇，仿佛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拿决议案，拿抗议书，拿大会，来代替这个斗争。”这差不多是公然激起本党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了。 列宁是不轻易决定如此行动的。 但现在是关于革命命运问题，其他一切顾虑只好置诸脑后了。 10月8日，列宁写信给将要开的北方苏维埃大会布尔什维克派诸代表说：“我们不能等待全俄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把那个大会延期至11月的。 我们不能延缓，让克伦斯基多调些科尔尼洛夫派军队来。”芬兰，海军和勒瓦尔也有代表参加的那个大会，应当发起“一个立即的动作对于彼得格勒。”立刻暴动，这一次是直接向几十个苏维埃的代表们号召了。 是列宁个人号召的，没有党的决议，党的最高机关此时尚未表示哩！ 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党，有很大的信心，同时对于中央委员会又有很严重的怀疑，才会抛开中央委员会，以个人负责感，从秘密藏身之处，用小字写在小纸上，叫人去鼓动武装暴动。 九月间和十月初，列宁怎样又会在自己的党的上层领袖当中孤立起来呢，如同我们说过的四月初情形一般？ 这一点将不能明白的，倘若我们相信那个愚蠢的传说，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设想为从一个革命思想纯粹而简单的派生出来的。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发展的，受了这个环境的种种影响，某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和某种落后文化状态也是属于这种影响之内。 每逢有新局势发生，党非经过一种内部危机就不能适应这局势。 要真正明白临近十月暴动之时布尔什维克党上层领袖中间发生的那种激烈斗争，我们还必须回头去看看本书第一卷中说起的党内那些过程。 尤其当本书著作时候，斯大林一派正在以前所未闻的努力，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来从历史之中抹去了关于十月革命事实上如何准备及如何成功的一切回忆，——那种回顾更加是必要的了。 大战之前几年当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公开报纸上自称为“彻底的民主派”。 这个别号不是偶然选取来的。 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勇气敢彻底提出实行革命的民主口号。 但在预测革命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并未超出这些口号以上。 可是大战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结成了不解之缘，确定指示出：“彻底的民主”政纲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了。 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那些人，在大战时未曾有此觉悟的，必然被革命所震惊，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左翼同路人。 虽说当年烽火让有关资料极为残破——1923年后的追述整理又增添了高层新内斗的倾向性——通过对欧战期间党史的精心研究，我们仍可发现，在大战期中布尔什维克派上层分子思想理论方面有很大的衰落，那时党的经常生活事实上已经停止了。 这个衰落有两重原因，一方面流亡者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地下组织脱离了境外中心（首先是列宁的指导），结果呢？ 境外人员受到隔绝，国内分子又滑入歧途[3]。 每个国内的列宁派老干部，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其中没有一个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曾经写了什么文件足可被人认为至少是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路上轻走一步的。 几年之前，一个老党员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写道：“关于和平，关于渐渐起来的革命的性质，关于本党在未来临时政府中的作用等问题，在我们的头脑里是很模糊的，或简直未曾入于我们的思考领域之内。”直至现在，人家还未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一页笔记，一封书信，其中斯大林、莫洛托夫或现时其他领袖在那几年间曾经提出他们的意见关于战争和革命前途的，——即使顺带的或匆忙的提出，也不曾有过。 这自然并不是说“老布尔什维克派”，在战争，社会民主党破产和俄罗斯革命准备那几年之中，丝毫未曾写过关于那些问题。 历史事变太迫切要求一个回答，而坐牢和流放也给人以足够的间暇来思考和通信。 然而关于那些问题写下来的一切文件之中，没有一件可以附会解释是向着十月革命思想前进一步的。 只消指出党史学院不许印行斯大林的笔从1914年至1917年间写的一字一句，而且不得不小心隐藏关于1917年三月的最重要文件，——我们便可明白了。 在当今领袖分子大多数人的官方政治传记中，大战那几年事迹有如一页白纸。 这便是赤裸裸的真相。 最近的青年历史家之一，拜也夫斯基，奉命专门表明党的上层领袖在战争那几年中如何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的。 无论他的科学良知如何表现得柔顺，他仍然不能从那些材料之中得到什么结论，除了这个贫乏的声明：“我们不能追随这个过程的线索，但某些文件和回忆无疑证明了：党的思想曾在暗中摸索循着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方向。 ……”仿佛说问题是关于暗中摸索的，而不是关于科学的估量和政治的预断！ 彼得格勒《真理报》，于革命之初，企图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立场，——这固然是一种极端矛盾的立场，因为并不超出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范围之外。 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派，充军回来，立刻就给中央机关报以一个民主爱国的方向。 加里宁为了辩护他被人骂做机会主义者，于5月30日提醒人道：应当“拿《真理报》来做例。 起初《真理报》采取一种政策。 斯大林，穆兰诺夫，加米涅夫回来了，他们把住真理报的舵，朝着另一方向驶去。” 几年之前莫洛托夫也写道：“必须坦白承认，党并没有明白的眼光，也没有坚决的意志，如革命时机所要求的……同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一般，鼓动工作并无坚固的基础，因为思想还未曾达到那种勇敢的结论，认为必须为了社会主义和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直接斗争。”“仅仅到了革命的第二月才开始转变。”“从列宁回到俄国来，即四月间起，我们的党才觉得有个巩固的立足地了。 在此以前，党还是暗中摸索着，柔弱而无把握，找寻它的道路。” 要先天地走到十月革命的思想，无论在西伯利亚，在莫斯科，或甚至在彼得格勒，都是办不到的，惟有在世界历史道路的十字街头上才办得到。 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必须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前途相会合才能在俄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必须有个更高的观察点，必须有个非民族的而为国际的眼界，更不必说需要具有较党内所谓实干家群体更丰富深刻的思想素养。 在那些实干家看来，帝制的推翻将在俄国开辟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时代，他们将在此共和国内，依照西方国家榜样，实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三个老布尔什维克，赖可夫、斯克伏错夫和魏格曼，“受了因革命而得解放的那林边区社会主义民主党人之委托，”三月间从托姆斯克打电报来说：“我们向复活的《真理报》致敬，它以前如此成功教育了革命的干部去夺取政治自由。 我们也深深相信它亦将成功把那些干部团结于它的旗帜之下，为了继续民族革命斗争。”从这个集体的电报中，我们可以推出整个观念，系统，——一种鸿沟界在这个观念系统和列宁的四月提纲之间。 二月革命突然的使那以加米涅夫、赖可夫、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层，变成了保护祖国的民主派，向右转弯，去同孟什维克派接近。 未来的党史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鄂终尼宫启宰，未来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三月间与孟什维克派亲密合作在雅库茨克出版一个杂志《社会民主》，站在那爱国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边缘立场上。 最近几年，这个杂志被人家小心搜罗起来，以便焚毁了。 安卡斯基是这派老布尔什维克之一，当还允许人写这类话的时候，曾写了如下的话：“必须公开承认，不少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四月间党会议以前，关于1917年革命性质问题，还保持着1905年布尔什维克派旧观点，很困难地才抛弃与消除了这些观点。”应当补充一点说：业已失去效力的1905年思想，在1917年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派旧观点”了，已经成为一种爱国改良主义的思想了。 一个官方历史出版物说：“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中的确没有势力。 赞成这个划时代提纲的人只有2票，反对者13票，弃权者1票。”博德魏斯基写道：“列宁的结论，连他的最热心的弟子也以为是太大胆的。”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意见，列宁的演说“使得布尔什维克党陷于孤立，因之自然使无产阶级和党的地位极度恶化。” 三月底，斯大林表示赞成军事保护祖国，赞成有条件地拥护临时政府，赞成苏汉诺夫的和平主义宣言，赞成与策列铁里的党合并。 1924年他回顾前事，自己写道：“当时我与党内其他同志同站在这个错误立场，直至四月中旬才完全放弃了，而去拥护列宁的提纲。 必须有个新的路向。 列宁便以其有名的四月提纲给予党以这个新路向。 ……” 加里宁直至四月底还主张与孟什维克派结成选举联盟哩。 在彼得格勒市党会议上，列宁说：“我强烈反对加里宁，因为与爱国派联盟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背叛社会主义。”加里宁的主张便是在彼得格勒也不是没有人拥护的。 在会议时候，据说：“在列宁影响之下，联合的恶浊空气，渐渐消散了。” 在外省，反抗列宁提纲，还继续得更长久些，有些地方甚至继续至十月。 据基辅一个工人西夫错夫说，“（列宁的）提纲里所发挥的思想，并非立刻就被基辅整个布尔什维克派组织所接受了的。 有些同志——毕亚大可夫是其中之一——不同意那个提纲……”哈尔可夫一个铁路工人穆古诺夫说了这个故事：“老布尔什维克派在整个铁路工人群众之中有很大势力。 ……有好多老布尔什维克派站在我们组织的外面，……二月革命之后，他们有些人误会了，加入于孟什维克派里面，后来他们自己好笑起来，不明白何以有这误会。”这一类的见证，并不在少数。 虽然如此，但现在一提到列宁四月间所实行的党的重新武装，御用历史家便要认为是亵渎神圣了。 这些新兴的历史家，拿党的威望来代替历史真理。 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现在甚至无权利去征引斯大林自己的话，——斯大林在1924年还不得不承认四月间转变的突兀哩。 他说：“必须有列宁的有名的四月提纲，党才能勇敢的走上新的道路。”“新的方向”和“新的道路”，这便是党的重新武装。 然而六年之后，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历史家资格因为提到了斯大林在革命初时“关于根本问题采取一种错误的立场”，竟至于各方面受人家野蛮迫害。 “威望”，这个偶像，是一切怪物之中最能吞噬人的！ 党的革命传统，下面来的工人压力和上面来的列宁的批评，迫得党的上层分子在四五月间不得不——借用斯大林自己的话——“走上新的道路”。 但只要不是一点都不懂政治心理，就决不会认为仅仅投票赞成列宁的提纲，便等于确实而完全的放弃那“关于根本问题的错误立场”了。 事实上，战争那几年中自然而然强大起来的庸俗的民主观点，虽然附和于新的政纲，暗中却是同这个政纲反对的。 8月6日，加米涅夫不顾布尔什维克派四月会议的决议案，仍然在执行委员会上发言，赞成派代表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那里准备的社会爱国派会议。 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没有一个人反对加米涅夫的演说。 列宁写了一篇大发雷霆的文章，但在加米涅夫演说十日之后才登载出来。 必须列宁自己以及其他中央委员有力的压迫，以斯大林为首的编辑部才肯发表这篇抗议文章。 七月事变之后，党内动摇起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陷于孤立，使得好多领袖害怕起来，尤其在外省。 在科尔尼洛夫事变之中，那些受惊吓的人企图去接近妥协派，结果又使得列宁大声警告起来。 8月30日，斯大林以总编辑资格，毫无保留地发表季诺维也夫一篇文章《所不应为之事》，反对准备暴动：“必须正视事实：在彼得格勒，我们的环境容易促成1871年巴黎公社式的暴动之爆发……”9月3日，列宁写了关于其他问题的文章，其中没有指明季诺维也夫，但暗中打击他：“拿公社来做譬喻，是很浮浅的，而且是愚蠢的。 因为第一，从1871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派毕竟学得了一点教训，他们不会将银行置诸度外，不会放弃进攻凡尔塞；而且即使是巴黎公社，若在这种条件之下，也是会胜利的。 此外，布尔什维克派得到政权之后能够献给民众的东西，公社那时候则一下拿不出来，这就是：土地给农民，立刻提议媾和。 ……”这是一个无指名的警告，但非模棱两可的警告，不仅警告季诺维也夫，而且警告《真理报》编辑斯大林。 在预备国会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分裂了。 民主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党团那个参加预备国会的决议，得到了好多地方委员会拥护，即使不是得到多数拥护。 譬如在基辅就是这样。 耶夫珍妮亚·宾希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辅委员会多数人赞成参加，而且推举毕亚大可夫为代表。”在许多情形，譬如加米涅夫、赖可夫、毕亚大可夫及其他诸人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动摇有一种连续性：四月间反对列宁的提纲，九月间反对抵制预备国会，十月间反对暴动。 反之布尔什维克派次一层的干部，较接近于群众的，政治上较新颖的，则容易接受抵制预备国会口号，而强迫各级委员会，连中央委员会在内，突然转变态度。 在列宁诸信影响之下，基辅市党会议就是大多数反对当地委员会。 差不多在每次政治大转弯点时，列宁总是这样依靠在党的机关下层之上反对最上层的，或依靠党的群众之上反对整个机关的。 在此种情形之下，十月以前领袖的动摇绝非出乎列宁意料之外。 他预先就怀有机警的不信任心，他注意那些使人忧虑的征兆，他从最不利的假设出发，他认为多加一次压力总比表示宽容更加妥当些。 莫斯科地方局，无疑是受了列宁指使，才于九月通过一个强硬的决议案，反对中央委员会，责它迟疑、动摇，惹起党内思想混乱，又迫它“采取一个明显而确定的路线倾向于暴动。”洛莫夫以莫斯科地方局之名，10月3日以此决议案通知中央委员会。 记录之中这样写道：“决定不辩论这报告。”中央委员会还在继续规避“怎么办？”问题。 但列宁经过莫斯科施行的压力，并非没有影响的：二日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退出预备国会。 敌人和反对者明白，这个举动就是走上了暴动道路。 苏汉诺夫道：“托洛茨基将他的大军从预备国会撤退出来之后，就是毅然决然向着暴力革命走去的。 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关于退出预备国会事情时候，结末喊道：‘直接而公开为全国革命政权斗争万岁！ 这是10月9日的事情。” 第二天按照列宁要求，举行那次有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暴动问题完全明白地提了出来。 列宁以此次会议结果来决定他以后的政策：是经过中央委员会执行呢，还是反对中央委员会呢？ 苏汉诺夫写道：“俏皮的历史女神真会开玩笑！ 布尔什维克派上层领袖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是在我的家中开的，我的卡博夫街住宅（门牌32号内第31宅）开的。 但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妻子是个布尔什维克。 “这回大家曾特别设法，使我在别处过夜：至少，我妻子是确切知道我的意向的，她给了我一友谊的和无私心的劝告，要我在长途旅行之后莫过于疲倦了。 总之，这次会议有完全保证不会被我撞破的。”这次会议，更重要得多的，是有了保证不会被克伦斯基的警察所撞破。 21个中央委员之中12人到会。 列宁到了，披了假发，戴了眼镜，刮了胡子。 会开了大约十个钟头，直至深夜。 有一个休息，大家喝了茶，吃了面包和腊肠，为得振作精神。 是需要振作精神的：讨论的是关于在旧俄罗斯帝国之内夺取政权问题。 同往常一样，斯维尔德洛夫先做一个组织报告。 这回他报告的消息是关于前线的，这些消息显然预先同列宁配合好了，为了给他做根据来求出必要的结论：这完全合于列宁惯常的手段。 北方前线军队代表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报告，反革命的长官准备“一种秘密阴谋，要调兵攻击后方”。 从明斯克西方战线司令部，也有人报告又有一个科尔尼洛夫式冒险在准备之中。 为了当地卫戍军革命情绪之故，司令部遂用哥萨克队伍将全城包围起来。 “各司令部和总司令部中间正在进行着一种秘密可疑的谈判。”我们完全可能在明斯克对司令部下手：当地卫戍军决心要解除那包围他们的哥萨克军队的武装。 他们也可以从明斯克派一军革命的队伍到彼得格勒来。 前线的人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将向克伦斯基进攻。 以上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并非各部分都是完全确定的，但含有一种鼓励人的意义。 列宁立刻采取攻势：“从九月初起，显然有一种冷淡心情，对于暴动问题。”人家借口于群众之中有某种灰心，某种幻灭。 这是不足为奇的：“群众厌倦了空话和决议案。”应当看看整个局势。 城市事变，现在是在巨大的农民运动背景之下进行的。 为了扑灭土地革命，政府需要庞大力量。 “政治状况便如此完全准备好了。 应当说说技术方面。 全部事情都在这里。 可是我们同那些保护祖国的人一样，倾向于将有系统准备暴动认为是一种政治罪过。”说话者显然压制着感情：他的心里积蓄太多的感情。 “必须利用北方苏维埃大会和明斯克提议，来进行一个坚决动作。” 北方大会刚在同一天开会，二三天之后就要结束。 列宁认为最近几日的任务就是“进行一个坚决动作”。 不能等待。 不能延期。 我们听斯维尔德洛夫说，人家在前线准备一个政变。 苏维埃大会开得成么？ 谁也不知道。 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要等待什么大会。 几年之后，托洛茨基写道：“这些紧张而热烈的即席话语，其一般的精神始终是不可形容的，不能再现的，渗透了一种愿望，要将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传达给反对者，犹豫者，动摇者……” 列宁期待着一阵大的反抗。 但是他的忧虑很快就消失了。 中央委员会九月间一致拒绝立刻暴动之提议，本来属于插曲的性质：左派为了时机不合原故，反对“包围亚力山大戏院”，右派反对则为了一般战略理由，虽然那时这些理由尚未经彻底思考过。 三个星期过去，在此时间内，中央委员会大大的向左倾了。 10票对2票赞成暴动。 这是重大的胜利！ 暴动之后不久，在党内斗争的一个新阶段上，列宁于某次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辩论时候，曾提起了当初他在那次中央委员会开会前如何“害怕新合并的国际主义派会表现机会主义，但此恐惧不久消失了；我们的党中却有些同志（中央委员会的）不同意。 这使我心里极其难过。”当时在此中央委员会里的“此种国际主义者”，除托洛茨基——列宁是不会指他而言的——外，还有越飞，未来驻柏林大使，有乌里茨基，未来彼得格勒“契卡”首领，有索可尼可夫，未来金卢布的创立者；这三个人都站在列宁一边。 投票反对的，是二个老布尔什维克派，就过去历史说，他们是最接近于列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列宁说“使我心里极其难过”的话，就是为他们二人说的。 10月10日的会议差不多完全是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的一种热烈的论战。 列宁实行攻势，其他的人一个跟一个附和着。 列宁匆匆忙忙用铅笔头在一张有方格子的孩子用的练习薄纸上写下了决议案，——这是很不完全的建筑图样，但给了暴动方针以一个有力的援助。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暴动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 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 无论在估量时局上或在表示起草人性格上，这一点很可令人注意的，就是：暴动条件列举次序。 首先是世界革命成熟了；俄国的暴动不过被看做大链条中之一环。 列宁始终是以此为出发点的，这是他的大前提，他非以此为前提不可。 暴动任务直接当作党的任务提出来。 关于与苏维埃配合着准备暴动这困难问题，此时尚未讨论到。 没有一个字提到召集全俄苏维埃大会。 作为暴动据点来说，除了北方大会和“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之外，还据托洛茨基请求添加了几个字“军队调防撤出彼得格勒”。 这是唯一的暗示，关于后来因事变发展而迫成的首都暴动计划。 没有人根据策略观点提议修正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本是决定了暴动的战略出发点，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两人连暴动必要也否认了。 后来，御用的历史家企图把这件事情说做：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以外，党的所有领袖都是赞成暴动的；——这个企图被事实和文件打得粉碎。 姑不论那些赞成暴动的人往往倾向于将暴动延期至于一个不定的时日，即就公然反对暴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来说，在中央委员会之内也不是孤立的：十日那天没有到会的赖可夫和诺更完全赞同他们二人的意见，密柳亭则是接近于他二人的。 列宁自己作证：“在党的上层分子之中，我们看见有些动摇，仿佛害怕夺取政权斗争。”据安东诺夫·萨托夫斯基说，密柳亭10月10日之后来到萨托夫，“说起了伊里奇一封要求‘动手’的信，说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动摇，列宁的提议起初无人赞成，列宁的气愤，以及最后大家还是倾向于暴动。”布尔什维克萨多夫斯基以后也说起“那时流行一种缺乏信心，缺乏果断的情绪。 连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那时，据说也有了动摇，有了冲突，人们不知道如何下手及应不应当下手。” 萨多夫斯基自己在这个时候也是苏维埃士兵部和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领袖之一。 但如好些人的回忆录所说的，正是军事委员会的人在十月间对于暴动观念特别怀有成见：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性质使得其领袖们倾向于过轻估量政治条件和过重估量技术条件。 10月16日，克留连科在一个报告中说道：“常务局（军事委员会的）多数人提议无需要从实际上去催促这个问题尖锐化，但少数人则以为我们可以负起倡导的责任。”18日，军事委员会另一个重要委员辣舍维趣说：“不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么？ 我觉得不应当勉强加速事变。 ……没有什么东西保证我们能够保持政权。 ……列宁提出的战略计划，是行不通的。”安东诺夫·奥夫先珂说起军事委员会重要工作人员同列宁见面的情形：“博德魏斯基表示怀疑，尼夫斯基有时拥护他，有时为列宁的果决口气所感动，我则报告芬兰状况。 ……列宁的果决和信心，增加了我的力量，鼓动了尼夫斯基的勇气，但博德委魏斯固执他的怀疑。”不应当忘记了，在所有这类的回忆之中，怀疑是以水彩画颜色画出的，而果敢则是以触目的油画颜色画出的。 坚决反对暴动的有楚诺夫斯基。 马奴易斯基，则以怀疑者态度，反复指出“前线不与我们一致”以为警告。 托姆斯基反对暴动。 伏洛达斯基拥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反对暴动的人并非都是公然发表反对意见的。 15日，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时，加里宁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是它通过的最好的决议案之一。 ……我们实际上走近武装暴动了。 但什么时候才是可能的呢——无人知道；也许要过一年之后。”如此表示“同意”于中央委员会，这最足以表明加里宁的性格，然而并非他一个人如此。 很多的人赞成议案，只为的以后更有把握来反对暴动。 莫斯科诸上层领袖，意见最不一致。 地方局拥护列宁。 在莫斯科委员会里，动摇很厉害，占支配势力的意见是主张延宕的。 省委员会采取一个不确定的态度，而且据雅可弗列娃说，地方局中人，认为省委员会到了紧急关头一定会站到反对暴动方面去的。 萨拉托夫一个同志列贝德夫说起他于暴动以前不久探访莫斯科时，曾与赖可夫一同散步，赖可夫用指头指着那些岩石房子，那些华丽的商店，那些熙来攘往的街道，叹息于我们未来任务之艰难。 “这里，在莫斯科资产阶级中心，我们的确自觉好像是一些心想推翻一座大山的侏儒。” 在党的每个组织里，在每个省委员会里，都有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般主张；在好多委员会，这种人甚至占了多数。 连伊凡诺伏·伏士尼辛斯克那般无产阶级中心，布尔什维克派唯我独尊的地方，上层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非常之激烈的。 1925年，写回忆录已经必须适应新路线的需要了，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启塞列夫还是写道：“党内工人分子，除了若干人以外，都是拥护列宁的；反对列宁的是党内一群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几个孤独的工人。”在公开辩论时候，反对暴动的人的议论，同季诺维也夫的和加米涅夫的一个样。 启塞列夫又写道：“但在私下辩论之中，还更激烈些，更坦白些。 人家甚至于说：列宁是个疯子，他一定要陷害了工人阶级，这个武装暴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要失败的，党和工人阶级一定要被打击的，而革命一定要后退好多年的。 ……”傅伦采尤其是这样想法，他个人是很勇敢的，但并不以眼界广阔见称于人。 彼得格勒暴动已经胜利了，也还不能处处打破右派的观望惰性和直接抵抗。 领导分子的迟疑，后来几乎使莫斯科暴动归于失败。 在基辅，毕亚大可夫领导的委员会实行一个纯粹守势的政策。 总之，使乌克兰议会居于发起地位，后来连政权也交给乌克兰议会。 佛位欠夫说道：“我们的党在伏龙尼士的组织，非常的迟疑不决。 在伏龙尼士的暴动，并非党委员会做的，而是其中积极的少数人做的，莫依塞夫就是这些少数人的首领。”在许多省城之中，十月间，布尔什维克派还同妥协派联盟，“以打击反革命”。 ——好像这个时候妥协派不是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支柱！ 差不多处处都需要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同时推动，才能打破地方委员会的最后迟疑。 迫使它与妥协派决裂，而去领导运动。 “十月的和十一月初，在本党之内真是‘大混乱’的日子。 有许多人很快的屈服于一时的情绪。”说这几句话的希里亚泼尼高夫，自己也是迟疑不决的。 所有那些分子，譬如哈尔可夫的布尔什维克派，革命初时处于孟什维克派营垒中的，后来惊讶的自问“这怎样是可能的呢？”——他们在十月那几日，不晓得如何是好，只是迟疑着，延宕着。 这些人在现在思想反动时候，纷纷要求他们的“老布尔什维克”特权了。 最近几年人们无论如何努力掩盖这类事实，那些文件无论如何秘不公布，但在当时的报纸及以后的回忆录和历史杂志之中仍有好多证据，证明最革命的党的机关，在暴动前夜，也是一个大阻力，官僚机构之中必然含有保守精神，机关必须是替党服务的一种工具，即是服从思想的指挥和接受群众监督的，才能履行它的革命使命。 10月10日的决议案非常重要。 它给了真正主张暴动的一派以党内坚固的合法地盘。 在所有的党组织里面，在所有支部里面，最坚决的分子开始占据第一等位置。 党的组织，从彼得格勒的开始，团集起来，计算自己的势力和物质，巩固相互间的联系，给予暴动宣传以更浓厚的性质。 但这个议决并未结束中央委员会中的争论，反而使这争论具体化了，公开化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之前才觉得某一部分领袖分子向他们表同情，现在惊讶看见左倾运动进行得如此迅速。 他们决定不再空费时间，第二天就发出一篇告全党同志书。 他们写道：“对于历史，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对于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没有权利在目前拿武装暴动来作孤注一掷。” 他们的前途乃是：以强大的反对党资格参加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其革命工作上只能依靠苏维埃”。 由此得到一个公式：“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国家制度的配合形态。”布尔什维克派将占少数的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派已占多数的苏维埃，即资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机关，应该在两重政权的和平体系之中“配合”起来。 这一点，连妥协派得势之时也未曾做到的。 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如何能成就此事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尾几句话说：“那将是极大的历史错误，倘若以‘不是现在，就是永不’的方式来提出政权过渡于无产阶级党问题。 不，无产阶级党将长大起来，它的纲领将日多一日被广大的群众所明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义接续增长，不问阶级冲突的真实进程如何，这是与那时列宁的根本见解相矛盾的，列宁认为“俄国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依赖于二三日的斗争。” 无需要说明，在这戏剧式的对答中列宁是完全对的。 一个革命局势，是不能随意保存起来的。 布尔什维克派若不于十月和十一月之间夺取政权，则他们多半将完全夺不到政权。 那时，在群众眼中，布尔什维克派将不是坚决的领袖，而是那种言不顾行的人；群众将离开了党，因为党在二三个月之中使他们失望，正如他们当初离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一般。 一部分工人将流于消极，另一部分则将消耗其精力于痉挛式的运动，无政府主义式的爆发流于游击式战争，流于复仇和绝望的恐怖举动。 资产阶级喘息既定之后，也将利用这个情形去同德国单独媾和，去摧残革命的组织。 俄国又将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环中，变成了半帝国主义的和半殖民地的国家。 无产阶级暴动不知何时何日方能发生。 正为深深看到这个前途列宁才大声疾呼：“俄国和世界革命成功与否，依赖于二三日的斗争。” 但现在10月10日之后，党内状况根本改变了。 列宁已经不是孤立的“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再不拒绝他的建议了。 孤立的是右派。 列宁无须乎以辞职为代价去换取他的鼓动自由。 党的合法地位属于他的方面。 反之，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散布他们的文件反对中央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案，则是破坏纪律的。 列宁在斗争之中绝不宽容敌人的过错，连比这更小的过错都要处罚的！ 10日那次会议由捷尔任斯基提议，当场选举七个人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可尼可夫，布卜诺夫。 然而这个新机关完全没有生气：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在躲藏着，此外季诺维也夫继续进行斗争反对暴动，加米涅夫亦然。 十月间成立的政治局没有开过一次会，人家不久就把它忘记了，如同忘记在事变潮流之中特意组织的其他机关一般。 10日会议未曾拟定什么实际的暴动计划，连粗枝大叶的计划也没有。 但决议案中虽然没有提到，大众还是约定暴动应于苏维埃大会之前发生的，而且至迟应于10月15日开始。 这个日子，并非大家都甘心接受：太近了，显然在彼得格勒来不及准备的。 但要求改迟，那无异乎帮助右派而紊乱了人心。 此外，必要时还来得及延期的！ 最初规定于15日暴动，——这个事实，是事变7年之后，1924年，在托洛茨基回忆列宁的文章中，第一次宣布出来。 不久斯大林就出来否认这个事实，而此问题在俄国历史文献上辩论得很激烈。 大家知道，暴动直至25日才发生，因之最初规定的日子没有遵守。 不肖门徒一代所作历史认为中央委员会政策之中不但没有错误的，连日子也不会迟延的。 斯大林论此问题说：“如此说来，中央委员会是先规定10月15日为暴动日子，然后自己违反了（！ ）这个决定，把暴动改期到10月25日了。 这是事实么？ 不是。 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由此做出结论说：“托洛茨基记性不好。”至于证据的话，他举出了10月10日的决议案，其中并没有提起什么日子。 关于暴动时日发生争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为着了解事变的节奏，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10日的决议案没有提起什么日子，这话是绝对正确的。 但这个决议案整个的是关于全国暴动而且是给党员中几千个领导者使用的。 若在其中写下了不久即将在彼得格勒暴动的日子那将是太轻率了。 试想，列宁为了谨慎之故，那时期写的信都不敢注明时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决议案是如此重要，同时又如此简单，一切参加者都不难记住在心上，尤其因为只消记几日就够了。 斯大林拿决议案文字来作证，这样可见是一个完全的误解。 然而我们还是承认，如果一个参加者依赖于自己的记性，尤其他的陈述被另一个参加者否认时候，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个证据还是不充足的。 幸而分析了当时情势和文件之后，这个问题便无可否认地解决了。 苏维埃大会预定于10月20日开会。 从中央委员会开会那一日至大会开会，有10日的距离。 大会并非要为苏维埃政权做鼓动的，而是要将政权拿在手里。 但大会本身，几百个代表，是无能力夺取政权的；必须于大会之前将政权夺来交付于大会。 “先战胜克伦斯基后召集大会。”——列宁从九月下半月起便以此观念为他的整个鼓动的中心。 一切原则上赞成夺取政权的人对于此点都无异议。 因之中央委员会不能不规定于10月10日至20日之间实行暴动的任务。 但斗争将延续几日是无法预见的，于是暴动便规定于15日开始了。 托洛茨基回忆列宁之时写道：“关于日子，我记得，差不多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的。 大家明白日子不过是近似的性质，可以依照事变需要而提早一点或延迟一点。 但亦不过是先后几日而已，不会多的。 需要有个日子，而且需要有个很近的日子，这是绝对明显的。” 拿这个政治逻辑为证据，本可以结束此问题。 但并非没有补充的证据。 列宁好多次执拗的建议利用北方苏维埃大会来开始军事行动。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采取了这个思想。 但这个地方大会于10日开会，刚刚可以在15日之前开完。 在16日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坚持要取消6日以前通过的决议案，他要求道：“我们必须坦白的对自己说，在以后5天之内我们不进行暴动。”这里说的是从今至苏维埃大会所余剩的5天日子。 加米涅夫在同一会议上也声明：“规定日子就是实行冒险，”他还提醒人说：“以前人家说暴动应当发生于20日之前。”没有人辩驳他这一点，而且不能辩驳的。 加米涅夫正是把这次延缓暴动视为列宁的决议案的破产。 拿加米涅夫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暴动，“最近一星期来人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这话显然是夸大的。 日子定了，大家都不得不紧张工作和加速步骤。 但无疑，10日定的5天期限是太短促的。 显然必须延期。 17日执行中央委员会才把苏维埃大会改期于10月25日开会。 这个改期来得恰恰好。 列宁为了延期恐慌起来了。 他在孤独生活之中必然地夸大了一切内部阻碍和摩擦。 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再召集一次会议，请首都比较重要的党机关各派代表来参加。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16日在郊外列士尼地方开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提出上述的理由来取消前定的日子并反对再定一个日子。 争论又开始了，加倍激烈。 密柳亭认为“我们未曾准备好作第一个打击。 ……另一个前途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个前途渐渐增大了，可能性渐渐迫近了。 我们必须准备应付这个冲突。 但这个前途是与暴动前途不相同的。”密柳亭是站在守势立场上，这个立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拥护得更加明白些。 萧特曼，彼得格勒老工人，党的整个历史他都经过了，他肯定说，在全城党员会议上，在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没有中央委员会那种战斗情绪。 “我们还不能动手，但我们应当准备。”列宁攻击密柳亭和萧特曼，为了他们二人用悲观的态度估量势力关系：“并不是与军队作战，而是一部分军队反对另一部分军队。 ……事实证明了我们对于敌人占了优势。 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能倡始呢？” 托洛茨基那次没有到会：正在那几个钟头，他指导苏维埃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章程。 但最近几日他在斯摩尼学院确定了的观点，有了克留连科替他做辩护。 克留连科刚同托洛茨基和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二人携手指导了北方苏维埃大会。 克留连科认为，无疑的，“水已充分沸腾了”，取消暴动决议案“乃是最重大的错误”。 然而他仍不同意于列宁，“在关于谁将开始及如何开始的问题上”。 现在明白规定暴动日子，还是不妥当的。 “但军队调防问题正是斗争的导火线……如此，人家向我们进攻已为既成事实了。 我们可以利用它。 ……不必为谁将开始这个问题来操心了，因为已经开始。”克留连科说明而且拥护那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卫戍军经常会议之基础的政策。 以后暴动，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发展的。 列宁没有回答克留连科的话：最近六天彼得格勒的活生生图画未曾展开于他眼前。 列宁害怕延缓。 他一心注意着直接反对暴动的人。 一切附加保留的意见，一切含有条件的言论，一切不够确定的回答，他都要解释为间接赞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二人以破釜沉舟的态度反对他。 加米涅夫议论道：“这星期的结果，证明此时没有利于暴动的条件。 我们没有暴动机关，我们的敌人的机关则强大得多了，这星期中多半是要更加强大起来的。 ……这里是两个策略互相斗争：阴谋策略和信任俄国革命动力策略。”机会主义者到了应当战斗时候总是信任那些“动力”的。 列宁反驳道：“若是认为暴动已经成熟了，就无须说起什么阴谋，如果在政治上暴动已不可避免，那就应当把暴动看作一个艺术来处理之。”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党内展开了根本的争论，确实属于原则的争论，此争论是这样解决或那样解决都足以决定革命的命运。 然而列宁的主张虽团结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但在此主张之下又提出一些附带的却很重要的问题：在一个达到成熟的政治状况之下怎样走上暴动去呢？ 从暴动的政策经过什么桥梁走到暴动的技术呢？ 如何领导群众走上这个桥梁呢？ 越飞在中央委员会中属于左派，他拥护10日的决议案。 但他在一点上向列宁提出异议：“说是现在问题纯带技术性，这话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现在，暴动问题也应当从政治观点来看。”恰好是这一星期证明了：对于党对于苏维埃，对于群众，暴动还未曾变为纯粹的技术问题。 正为此故，10日开会时规定的日子才不能遵守的。 列宁的新的决议案，号召“所有的组织及所有的工人和士兵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由20票对2票及3票弃权之多数通过，反对的2票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御用的历史家拿这个票数来证明反对者的势力是微不足道的。 但他们把问题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