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不肖门徒辈1926年秋天提出的这个目的论的议论，我们很可以拿我们1905年春天反对孟什维克派时所持的议论来回答。 那时我们说：“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于革命中某个时刻，既然提出了双岔路于无产阶级面前：或者自己担负起政权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放弃阶级立场，——那么社会民主党就负起了立刻夺取政权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这样做时，并不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的增长和集中过程；但社会民主党说，依靠在经济发展进程之上的阶级斗争逻辑，既然在资产阶级未曾完尽其经济使命以前，就推动无产阶级走上专政，……那么这不过表示历史将一些非常困难的任务加于无产阶级头上。 在这斗争中，无产阶级也许要精疲力竭了，也许要被重担所压倒，——这是可能的。 但不能因为害怕本阶级在斗争中的退化、害怕使全国处于内战和大破坏状态，无产阶级就拒绝这些任务。”上面一段话，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可添加的。 1918年5月间，列宁写道：“……人们说，既然承认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我们的政治力量不相配称，那就不当拿取政权，——这种说法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 ……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上或在社会发展上，都没有什么配称可言的，惟有经过多次的尝试，才会由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合作中建设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而这些尝试一个个分开来看，又都是片面的，参差不齐的。”国际革命的困难，靠消极的顺应，靠拒绝政权，靠一国坐等世界暴动，是不能克服的，只有拿积极的行动，拿对于矛盾的胜利，拿斗争的动力，拿扩大斗争范围来克服。 如果认真重视不肖门徒辈的历史哲学，则布尔什维克派十月之前就应当预先知道：他们起初要抵御敌人的攻击，以后要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最后要建立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未曾取得政权，他们就应当把算盘打得清清楚楚，保证稳赚不赔。 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小学生作文式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及。 1919年3月在党大会报告中，列宁说道：“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 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决议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动摇过。 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 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往下又说：“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 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 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 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把握，布尔什维克派从未去寻找过，他们也无需要这个把握，他们拿着这个把握也没有用处，这种保证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 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完全全是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既不建立于对世界革命的怯懦态度之上，也不建立于市侩式的对世界革命怀疑之上。 ……”布尔什维克派“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 拿着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画好一条绝无错误的路线，更加没有把握一定能在一国之中保持胜利。 但是布尔什维克派知道：危险乃是革命的一个原素，正如是战争的一个原素。 他们睁开眼睛去迎接危险。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列宁拿来做例教训无产阶级。 列宁痛骂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没有轻易胜利的保证就不敢进行斗争。”“如此思想的那些国际社会主义鼠辈，那些资产阶级道德奴仆，应当给以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什么话都骂得出来的。 斯大林问道：“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我们应当怎样做好呢？ 那时我们的革命面前有什么出路呢？ 托洛茨基没有给人任何出路。”不肖门徒辈要求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 应当有个现成的轨道在它面前，不间断地通到社会主义去，不管其他人类的事情如何。 可惜历史没有制造这类的轨道！ 列宁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说：“如果站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看，则在始终孤立情形之下，我们的革命无疑是没有希望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是徒劳无功的。 1919年5月间，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布尔什维克政权被帝国主义者推翻了，我们也一秒钟不懊悔当初之夺取政权。 凡有自觉的工人都不会懊悔的，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仍曾胜利过。”因为列宁是这样来考虑胜利的：革命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 “新社会……是一种抽象物，它只有一条取得血肉之躯的途径：通过一系列各具形态的、不完美的具体尝试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引文中）对“新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清晰界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给了我们关键的破解钥匙：破解御用秀才对列宁文本的无数肆意歪曲的钥匙。 [2] 在夺取政权的五年之后，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开始了世界革命，并不是由于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因为许许多多情况迫得我们非发动这个革命不可。 我们想：或者国际革命起来援助我们，那时我们的胜利就有完全保证了；或者我们成就了我们的微薄的革命工作，明白即使失败了，它对革命事业还是有贡献的，而我们的经验亦将为其他的革命所利用。 我们明白，没有国际革命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革命以前及以后，我们都想：立刻，或至少不久之后，革命就要爆发于其他的国家，于那些在资本主义观点上最发达的国家，——否则我们定要灭亡。 我们虽然如此设想，但仍在任何情形之下不惜任何代价去救护苏维埃政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为了自己做工作而且为了国际革命做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不止一次表示过这个信念，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刚革命之后，以及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和签约的时候。 根本说来，这是正确的。”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什么呢？ “我们开始……世界革命。”西方革命若不“立刻爆发或至少不久之后爆发”，布尔什维克派便估量“我们定要灭亡”。 但即使在这个情形之下，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这是牺牲者的经验，可以教训他人。 “我们不仅为了自己做工作，而且为了国际革命做工作。 列宁这些深深渗透了国际主义的观念，由他在共产国际大会发表出来。 有人反驳他么？ 有人暗示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么？ 没有人曾说一句话！ 五年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发挥了正相反对的议论。 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议论了：若无“把握能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则我们党就应当“从当权者地位转到在野者地位去”。 如此说来，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前先有成功把握，而且在国境范围之内找寻这个把握，而且必须断定能够在农民性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反之，世界无产阶级胜利这把握是完全可以置于脑后的。 这种推理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当面打着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的耳光！ 为了掩饰那与过去决裂原故，斯大林派便图谋利用列宁的文字，——不可利用的文字之中似乎还勉强能被利用的几行字。 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里，顺带有几句话说：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 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若是隐藏着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何以如此健忘呢，而且时时固执地说着与此观念相反的话？ 但既然有了完全直接的证据，就无须求助于间接的证据。 同在1915年，列宁在他起草的纲领式的提要中，恰切而直接地回答此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乃是彻底实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 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但仍旧是一个特别任务，仍旧是第二个任务，因为与俄国无产阶级合作的阶级，在此二任务中，各不相同：在第一个任务，合作者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在第二个任务，合作者则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更明了的解释了。 第二个利用列宁文字的企图，也没有更好的根据。 他有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文章，说起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即使没有新革命，亦能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原文表示得很明白：这里说的乃是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前提。 著者并未忘记叫人注意到生产的和文化的前提之不够。 一般说来，列宁不止一次表示过这个思想。 同一时代，即1923年初的另一篇论文中，他说道：“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为这个过渡之用的政治前提。”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说：还有西方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之外及在俄国无产阶级前面走向社会主义。 论合作社文章，根本没有暗示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独门独户的一国社会主义。 上面引的列宁两段文字，甚至被人纳入共产国际纲领里面了，其实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评》中解释清楚，敌人也从未曾图谋替他们的附会和他们的错误做过辩护的。 这种图谋究竟也是徒劳无功的。 1923年3月间，即在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后时期，列宁写道：“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小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支持着直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它们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候么？”我们这里又看见：期限推到更远去了，事变经纬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不动。 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照斯大林的话说，应当是：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陪伴着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 惟有把列宁压在一个陵寝底下之后，不肖后辈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装进一国社会主义的箩筐里去。 * * * 由于世界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各国经济上互相依赖，由于单个国家的内部各方面文化不平衡，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动态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之建立，只能依靠一种经济螺旋体系统，依靠那将单独国家内部的矛盾移至一群国家上来，依靠各国之间相互服务及其经济上和文化上相互补充，——这就是说，最后分析起来，须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1903年通过的旧党纲，以如下几句话开始：“交换的发展，在文明各国人民中间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以致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当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事业。 ……”无产阶级之准备下次社会革命，这里定为“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然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那达到其最终的共同目的路上，……又不得不提出一些直接的任务，那是各国互不相同的。”在俄国，这种任务就是推翻帝制。 民主的革命预先被认为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去的一个民族的阶段。 同样的观念，也是夺取政权之后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 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候，密柳亭提议添加一点于列宁原案之上，他说：“我提议添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字样于说起‘社会革命时代业已开始’那一段里面。 ……我认为这个提议无需乎说明理由。 ……我们的社会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资格得到胜利，革命不能单单在俄国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存在于周围国家。 ……我提议加入这些字样以免除一切误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如此就用不着付表决了。”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字眼（如“无需乎说明理由”及“用不着付表决”）就打破了不肖门徒辈的篡改历史的手法，其力量也许比最细心的历史研究还更能说服人些！ 密柳亭自己，同上面说的斯克伏错夫－史忒潘诺夫一样，同其他几千人一样，不久之后也来责斥自己的意见，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 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 运动的涨潮把一辈辈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 另一方面，即使传播思想的人肉体上或精神上死亡之后，其所以传播的思想仍能生存下去的。 一年之后，在那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大会上，这个问题又引起列宁和博德别尔斯基之间热烈的争论。 这个莫斯科代表抗议人们于十月革命之后继续说着未来的社会革命。 列宁说：“博德别尔斯基不赞成党纲内有一条说起下次的社会革命。 ——他这个意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党纲内说的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实在说，党的历史未曾留下一个角落足为不肖门徒辈遁逃之所。 1921年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的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 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 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又占支配地位。 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参加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 这个纲领一直到1926年都保存着它的全部价值，这年秋天才失效了，因为此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凡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的都是致命的罪过。 以后二年之中，不肖门徒辈却不得不将列宁时代的纲领文件收到档案里去。 一个杂凑而成的新文件被他们称为“共产国际纲领”。 如果列宁时“俄国的”纲领内说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门徒辈的国际纲领内说的就是“俄国”社会主义了。 与革命传统的决裂，何时第一次公然显露出来呢？ 并怎样显露出来呢？ 这个历史的时日是容易查考的，因为它恰与斯大林生平中一个转变点相一致。 1924年4月，即列宁死后三个月，斯大林很谦逊地发挥党的传统观点。 他在他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国之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还不是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已有了保证。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在我们前面未曾解决。 若无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任务么？ 我们可以达到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么？ 不，不能够。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了。 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罗斯这般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努力。 ……”斯大林以如下言辞结束这段话道：“以上，整个说来，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诸特点。” 同一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若不受国外武装干涉所妨害，则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一个新版中说：“已经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政权并领导着农民之后，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而且应当！ 不过为了“完全保证国家不受干涉，……必须至少有几个国家革命胜利。 ……”这个新观念赋予世界无产阶级以防守边疆的职务，宣布这个新观念的一段话，也以如下言辞做结束：“……以上，整个说来，便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诸特点。”不到一年之内，斯大林赋予列宁以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上二个绝对相反的观点。 1927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论及斯大林这二个相反的观点说：“人家可以说斯大林起初想错了，以后改正过来。 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他怎么会想错至如此地步呢？ 他说列宁1915年就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根本上没有此事），又说列宁以后巩固了和发展了这个观点（根本上没有此事），——这些话若是对的，则人们可以问道：“关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当列宁在世时，当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何以能持有那表现于1924年4月间文字内的观点呢？ 由此可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向干脆地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1924年之后他才不是。 ……斯大林最好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至少找到一段，证明他在1924年以前说过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 可是他找不到！”托洛茨基的这个挑战，未曾得到回答。 然而我们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 同在战争问题，临时政府问题或民族问题一样，斯大林在革命总前途上也有二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出于他本性的，并非时时表示出来的，无论如何从未曾彻底表示过的。 另一种则是仪式的，空言的，顺应于列宁的。 就属于同一党的人来说，那分隔列宁和斯大林的鸿沟算是最深的了，不能想像比这更深的了，无论在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或在政治心理上。 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性被他依靠于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上的事实所遮盖了。 但是我们在1917年3月间见过了斯大林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之后，他提出“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为党的任务；即是说，他事实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说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全体官僚一样，斯大林也是立足在事实上面的。 既然有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有个社会主义。 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诸论据，翻了一个面，便拿一国社会主义论来抵制国际革命。 因为他从来未曾彻底思考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 又因为他从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又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并非有意做的。 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浅薄问题。 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论碰到一个无可答辩的批评之后，就需要机关的有组织的，主要外科手术的，干涉了。 一国社会主义论用命令颁布出来，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异议者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 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 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有决定性意义的却不是压迫和伪造。 适合于官僚地位和利益的新思想之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客观局势为其根据。 苏维埃共和国前途的可能性，无论在国外或国内政策上，比革命以前任何人所希望的大得多。 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敌人包围之内维持存在，而且在经济上抬起头来。 这些粗浅的事实形成了年青一代人的公共意见，他们还未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即还未学会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了大亏，不肯轻易发动新战争，因为惧怕革命后果。 那些军事干涉计划也麻痹了，直至于现在。 但是惧怕因素不能持久。 革命威吓尚未曾化为革命。 一个危险迟迟不实现便失去了它的效力。 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和解的对抗，正在寻路爆发。 近时事变如此雄辩，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至社会主义建设完成时为止的这种希望，现在也被当权政派所抛弃了；在某种意义之下，这些希望变成了它们的反面。 和平几年中得到的工业上成功，终归是个证据证明了计划经济含有一些无比的便益。 这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各国若未曾准备下社会主义的原素和基础，则虽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也不能胜利的。 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主张工业化，计划经济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这绝不是偶然的。 拉可夫斯基以及其他几千个布尔什维克派，为了争取一个大胆的工业化蓝图，而受数年的流放和监禁。 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分重视已得的成果和反对民族自足。 反之，那些怀疑的和近视的“实干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之后又否认能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极端立场。 已获得的成就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乘胜前进”，他们就胡乱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 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经济的成绩巩固了工人国家，却不能自动地引到和谐社会之创立去。 经济的成绩反而激成了在更高基础上孤独建立社会主义之矛盾新爆发。 同过去一样，农村占优势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 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不容反驳地指出它前进的道路。 十月革命并未排除俄国于其他人类发展之外，反而将此二者更密切联系起来。 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 俄国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含过渡性的国家。 “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容许我们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距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较苏维埃共和国距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 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于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 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分别研究。 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论到它。 [1] 译者按，蒂尔西特在东普鲁士，1807年拿破仑战胜俄国后与俄国皇帝亚历山大第一在此签订和约。 也是一个屈辱的和约。 [2] 译文有修订。 我的理解：列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最终导致一个完善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 在尝试的过程中，建立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过渡型的、很不完善和处于高度动态——不是前进就是复辟——中的。 －L.X >
> ##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之历史的回顾 在本书第一卷附录之中，我们摘录了很多著者于1917年3月间在纽约写的论文以及后来同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作论战时写的论文。这两类论文都是分析俄国革命、部分地也是分析国际革命发动力的。俄国革命家的营垒之中，从本世纪初年起，便是以此问题为基础而发生原则上分化的。跟着革命潮流增长起来，这个分化遂带着纲领性质，战略性质，后来还带着直接策略性质。1903－1906年乃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政治倾向加紧形成的时期。我们的著作《总结与前瞻》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它是零零碎碎地，而且是为了许多不同的目的而写的。1905年12月以后，著者被捕下狱，遂得更有系统地发挥他的意见，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用俄文出版于1906年。为的后面摘录的几段能令读者得到一个正确意见，我们还提醒一次，即是：1904—1905年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辩护过或曾经提出过在一个国家尤其在俄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见解。这个见解第一次提出于印刷物上，是在二十年之后，即1924年秋天[1]。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以及在两次革命之间那几个年头，讨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而非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机运和可能问题。所有现时拥护“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的人，毫无例外地，在那时期，都是将俄国革命的前途限止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在1917年4月以前，他们也都认为：不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连较进步的国家未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1905年至1917年间，人们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乃指一种革命观念而言，这观念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若非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便不会有结果。直至1924年秋天之后，人们才开始将另一种观念看作“托洛茨基主义”，即是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仅以自己的力量来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制度。 为方便读者起见，我们这里以对话形式重述过去的争论，其中T字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观念，S字则代表俄国那些“实干家”之一，他们现在是苏维埃官僚首脑人物。 从1905年到1917年 T．——俄国革命若不推送工人阶级走上政权，便不能完成其民主的任务，首先不能解决土地问题。 S．——但是，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 T．——当然的。 S．——在落后的俄罗斯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么？ T．——正是这样说。 S．——但你漠视了俄国农村，漠视了落后的俄国农民，他们至今还陷溺在半农奴制之中。 T．——恰恰相反：正因为土地问题的深刻，俄国才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前途。 S．——因此，你否认资产阶级革命了？ T．——不，我不过要证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力关系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罢了。 S．——但这话意思是说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条件已经成熟了么？ T．——不，不是这个意思。历史的发展没有如此和谐而合乎规则的。无产阶级在落后的俄国夺得政权，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势力关系必然产生的结果。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能开启什么经济前途，则受决定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国内的和世界的状况。俄国当然不能独立地走到社会主义，但俄国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纪元，就能够给欧洲社会主义发展以一个推动，以此方式，追随先进国家之后而走到社会主义。 从1917年到1923年 S．——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已提出那个新奇的和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认为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将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连串国家革命的第一个。”（摘录自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列宁全集》一条小注。） 从1924年到1932年 S．——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走到社会主义么？ T．——同从前一样，我认为我们的革命，若是带上了国际的性质，则它能够而且必须走到社会主义。 S．——那么你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内在力量么？ T．——但很奇怪的：这并不能阻止我去预见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当你们排斥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是个乌托邦时候。 S．——但你总是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 T．——1917年4月以前，你骂我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的理论冲突的秘密，就在于你很长久落在历史过程后面，而现在你要赶上它，而且超过它。顺便说一句，你们的经济错误的秘密，也是在这上头。 读者应当时时刻刻记得俄国革命思想发展上这三个历史阶段，然后对于现时俄国共产主义中派别分化和斗争的真正内容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摘录1905年写的《总结与前瞻》 （四）革命与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增长，无产阶级也同时壮大而巩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着专政的发展。但政权落于工人阶级之手的日子和时辰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的，而是直接决定于阶级斗争关系，国际状况及若干主观因素：传统，首创精神，斗争决心…… 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在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 若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自动地决定于本国的技术力量和资源，那就是一种“经济的”唯物论成见之简单化至于极限了的。此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政权可以（革命若是胜利的，那就必须）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尚未能完全发挥其统治才能以前，便落于无产阶级手里。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字的，而是分析社会关系的。就俄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势力软弱，果真是必然表示工人运动势力软弱么？ 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他们的集中，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的政治重要性，毫无疑义地受资本主义工业程度发展所决定的。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接的。一国的生产力和国内阶级各政治力量之间，时时刻刻都有种种国内的和国际的社会政治因素交互影响着；这些因素移动了甚至完全改变了经济关系的政治形态。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们的大了十倍，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其对于政治的影响，则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大得多多了。 （五）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与农民 革命若是得到决然的胜利，政权就要落于那个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之手，换一句话说：即要落于无产阶级之手。当然，我们将立刻声明说：这并不排斥非无产阶级社会的革命的代表加入政府。……一切问题都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呢？谁构成政府中稳定的多数？民主进步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控制的政府，这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代表以“可敬的政治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 无产阶级，非扩大革命的基础，不能巩固它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负担都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这对于将来的工人政府虽然要惹起很多的难题，但也要造就一些不可估价的便利，至少当工人政府存在初期是如此。这个将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里面。 俄国革命现在不容许，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也不会容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可以解决最起码的民主任务。……所以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是与整个革命命运，即无产阶级命运，相联系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但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不可能的。全部的历史经验都反对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表示：农民是绝对不能起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的。 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其中也包括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以后造成的局面之中，农民除了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便没有其他办法。农民之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并不比往时结合于资产阶级政制，做得更有自觉些！但同时，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农民投票拥护之后，就赶紧利用政权去掠夺农民，取消一切许诺，欺骗一切希望，而最不好的还是（在情况不妙时把自己的位置）让位于另一个资本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则不然，它依靠于农民之上，将发动所有的力量，去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在农民之中发展政治意识。 （六）无产阶级政制 无产阶级只能在全国觉醒之上，依靠于全体人民的热情，而走到政权。无产阶级将以全国革命的代表资格，以反专制政治和反农奴制度的斗争中公认的民众领袖资格，加入政府。但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开启一个新时代，——革命立法时代，积极政策时代，——而此时，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全国代表资格是绝无保证能够维持不失的。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 农奴制之废除将获得担负徭役的全体农民的拥护。……但保护农业无产阶级的法律则既不能得到大多数人如此积极的同情，又要遭遇少数人积极的抵抗。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阶级斗争搬到农村里来，如此就打破了全体农民之中无疑存在的共同利益，——但此种共同利益范围本来是比较狭小的。无产阶级于其统治开始时就必须依靠贫农反对富农，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反对经营农业的资产阶级，以此求得拥护。 政权一经落入于一个社会主义者为多数的革命政府之中，则最低限度纲领和最高限度纲领之间的差异，便立刻丧失其原则上重要性及其直接的实际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保持在如此限定的范围之内的。 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即是说将把集体主义提出于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将停止于哪一点呢？那要看将来的力量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意图。 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点存任何幻想都是绝对有害的。 无产阶级政党一经取得政权，便要为彻底的保持政权而斗争。倘若为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所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动和组织，尤其在农村，那么另一个方法就是集体主义的政策了。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道路，而且是依靠于无产阶级的支持保持此地位的一个方法。 * * * 当社会主义报刊出现不断革命论的声音以后——不断革命论意味着把消灭君主制和农奴制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同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忍无可忍的怒吼。“进步”人士一窝蜂地表态道：革命属于非常措施。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没完没了地干革命，而是要尽快地把革命引上建设性常规发展的道路，等等，等等。 那个民主派的最激进的代表，……不仅认为在俄国能成立工人政府的观念是荒唐的，而且否认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欧洲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前提”尚未存在。真的么？自然，问题并不在于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日期，但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于真实的历史前途之中。…… （接着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前提，以及举出证据，证明，在现时，即二十世纪，若是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此问题，则那些前提业已存在了。） ……在闭关孤立的国家范围内，社会主义生产是不能实行的，——一方面因为经济的理由，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的理由。 （七）俄国工人政府与社会主义 我们上面已经证明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业已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但在这个关系之下俄国可以怎样说呢？可否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即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全国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 马克思说过，巴黎工人并不要求公社施行奇迹。现在我们也不能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来。国家政权并非全能的。若以为无产阶级一得政权，马上就能用几条法令拿社会主义去代替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思想。经济结构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以其整个的毅力利用国家政权来便利和缩短那向集体主义去的经济发展道路罢了。 生产集体化将在那些最少遭到困难的部门开始。在第一时期，集体化的生产将是一些绿洲，经过商品流通法则同那些私有企业联系起来。集体经济所占的地盘愈扩大，则其便利处亦愈明显，——而新政制也跟着愈加觉得巩固，无产阶级往后的经济设施也就愈加大胆起来了。无产阶级在这些设施之中可以而且一定不仅依靠于本国生产力之上，而且依靠于国际技术之上，正如在它的革命政策方面，它不仅依靠于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依靠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历史经验一般。 无产阶级政制，开始时期必须努力去解决土地问题，居住于俄国的广大群众的命运是与此问题有联系的。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无产阶级将从它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倾向出发：尽可能地获取广大的地盘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政策用于土地问题上的形式和速度，一面受决定于无产阶级所能操纵的物质资源，他面又受决定于一种需要，即必须调整其行为，免得驱迫可能的盟友于反革命营垒去。 但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前进至哪一点上呢？有一点可以断定的，即是这个政策未曾碰到本国落后技术障碍以前早就碰到政治障碍了。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 * * * 政治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我们可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给自己提出一些在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乐观地给我们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现实斗争逻辑必然迫使我们打破的。 我们可以给所有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这个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并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夺取政权。…… 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只会是偶然的插曲；同时忘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不经过拼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 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现实斗争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其客观的任务乃是资本的统治，在此革命范围之内，无裤党的专政是可能的。这次专政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它在随后整个世纪留下了痕迹，尽管这次专政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 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但从现在起，人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必然要归于失败么？或者，在现在的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 我们是否应该听信“现实主义”政客福尔马尔[2]的高见？在谈到1871年的公社社员时，福先生说“他们不该去接管政权，还是去睡觉好……”。 （以后发挥这个观念，即说俄国革命可能而且十分可能要发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革命又转过来保证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须声明一点，即是当共产国际成立最初几年中，上面征引的著作是被正式译成外国文出版的，作为十月革命的理论解释。） [1] 有个事后的企图，要在1915年列宁一篇论文中二行字里，发现出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肯定的回答，这丰富于人类误会的历史中最惊人的奇事之一。我们在《共产国际纲领批评》（见《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说过这件事情。——著者原注 [2]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C.R >
> ## 译者小记 为了不要“佛头着粪”，我们没有写“序”，为了不要“画蛇添足”，我们原也不想写什么后记；不过，关于译文所本，总不能不说几句，——这是译者的责任。 第一卷是根据1931年版的俄文本译的，同时参看了Max Eastman的英译本。第二卷系根据英译本，第三卷则根据Maurice Parijanine的法译本译的。第二第三两卷译文，曾以英法文互校，最后又都用1933年版的俄文本细细校读了一遍。 我们二人曾相互校读了译稿，故主要的人名地名以及一般的译名，可说大体已统一了的。至于译文的本身，我们曾尽量求其忠实，我们希望能做到意义正确（当然不敢说全无错误）之外，还能相当保存原作者那种特殊的有力笔调。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们竟译完了这部巨著，而且看见它出版，这欢喜，这满足，自然是不必说的。不过更使我们欢喜的，却还有一层意义：读者们读完了本书，大概还记得这个故事：1917年秋，列宁躲藏在芬兰，每天处在反动派的追缉与暗杀威胁之下，他那时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假使人们“收拾”了他，就要加米涅夫把他留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本小练习簿，整理出来出版，那便是《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原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自觉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革命家，把思想的承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更高。现在，本书著者，也就是把这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人，已经给人家“收拾”掉了，但他那三大卷一百万字的最大著作——不是“小练习簿”呢！——甚至连落后的中国也翻译好出版了，这还不能保证他思想的承续，以及它的生根，滋长与发扬吗？难道还不够保证他生命的永在吗？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而且著者本人也是确信的，——虽然他已不能亲自感受到中文本出版的欣慰了！ 本书能够出版，经济上得力于Y与L两先生的同情援助；校对以及一切技术工作，则郭和与H二兄尽力最多。 王凡西、郑超麟 1941年5月1日 >
> ## 电子版修订说明 本电子版对原中文本的部分内容根据俄文原著进行了修订。主要是：1、误译处；2、漏译处；3、词义不明、含糊处；4、使用旧语，难以理解或易造成误解处；5、语句难懂处；6、部分人名、地名、机构名的旧译法。部分修订之处在注释中有标明。 此外，还酌情增加了一些注释，末尾都有标注（L.X、辛达、C.R），以便和译者注释以及著者原注相区别。这些注释只代表注者个人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虽经多次校勘，但电子版文字脱落和衍文一定在所难免，请读者谅解。如果您发现有错误的地方，请和文库联系，以便改正。 本电子版打字、修订工作有赖各同志的热情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2007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