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 ## 第十五章 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 4月3日，列宁从国外亡命地回到了彼得格勒。只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党才开始以高声，而尤其重要的，开始以自己的声音来说话了。 革命的最初一月，布尔什维克派乃是一个迷惘与动摇的时期，在暴动胜利后立即草就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说道：“工厂与作坊的工人们，以及暴动的军队，应立即选派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宣言登载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上，没有评论，也没有反对，事情正好像是关于一个学院式的问题似的，不过那些起领导作用的布尔什维克们，也把自己的口号看成是纯粹表示性的。他们的活动，并不像是准备为政权而进行独立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而像是民主派的左翼，他公布了自己的原则，要想在一个不确定的长时期间，起着忠实反对派的作用。 苏汉诺夫证实道，在3月1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只是关于转让政权的条件：虽然在委员会的三十九名委员中，有十一名是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的附从者，并且布尔什维克派中央机关的三个委员：柴鲁次基，希里亚泼尼高夫与莫洛托夫也都出席会议，但对于组织资产阶级政府这个事实本身，却没有一人出声反对。 在次日的苏维埃中。据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报告，在出席的四百个代表中，投票反对转让政权给资产阶级的共有十九人，但那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却已有四十人了。投票这个事实本身，是在一种纯粹形式议会制的程序中、十分不惹人注意地、经过了的。布尔什维克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提案，没有斗争，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派刊物上没有任何鼓动。 3月4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局，通过了一个关于临时政府反革命性质的决议，并说到必须确定一个路线，走向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布尔什维克派）彼得格勒委员会认为此决议为学院式的，这倒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它没有指示出今天该做些什么。彼得格勒委员会从相反的极端来观察这个问题，它声明道：“考虑了苏维埃所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则只叫临时政府如何如何……我们便将不反对它的政权。”实际上这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不过撤退到第二条战壕罢了。彼得格勒委员会这一公开机会主义的决议，只在形式上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反，因为中央决议的学院性质并无其他意义，只不过是与既成事实作政治的调和而已。 准备对资产阶级政府默默地投降，或作有条件的投降，在党内绝不曾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情。布尔什维克派工人一见了临时政府，便立即觉得它是突发于他们途中的一个敌对壁垒。维包格区委员会召集几次包括数千工人与士兵的大会，差不多全体一致通过了好些决议，主张必须由苏维埃夺取政权。这一鼓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定格尔斯达脱证明道：“只叫有人把我们的议案提出，那末没有一个大会，没有一个工人会议，会投票否决它的。”在最初几天内，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害怕把他们关于政权问题的公式，公然提出于工人与士兵的听众之前。维包格区工人的一个决议，由于它的得人欢迎，所以印了出来，作成标语贴出去。但彼得格勒委员会严禁这个决议，维包格区工人不得不屈服了。 关于革命的社会内容及其发展前途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派领导者的立场，也不见得比较不糊涂些。希里亚泼尼高夫回忆道：“我们同意孟什维克派的意见：目前我们所经历着的是对封建关系的崩毁时期，代之而起的将是为资产阶级关系所特有的各种‘自由’。”《真理报》在它的第一号上说：“基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莫斯科委员会在它致工人代表的一个训令中声明道：“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获得自由，以便为社会主义，即是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进行斗争。”此种传统式的引用“终极目的”，已足以着重指出他们与社会主义间相去的历史距离了。没有一个人能走得比这更加远些。因为害怕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所以决定了等待、适应、与在妥协派之前实际退却的政策。 中央此种政治上的一无定见，予各省以如何严重影响，那是不难想像的。我们只将以征引萨拉托夫许多组织之一的证词为限：“我们的党积极地参加了暴动之后，显然在群众中失去了影响，这影响被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所攫取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什么。……这种情景是很不叫人愉快的。” 左派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工人们，竭力想冲破这个避疫障碍物。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驳斥那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论据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孤立危险的理论。他们憋住了一肚子气，服从着领导者的指示。从第一天起，布尔什维克派中就有好几种颇相冲突的流派，但其中没有一派曾把自己的思想彻底发挥了的。《真理报》只反映着党内思想之模糊的与浮动的状态，并不使它能得到任何一致。将近3月中旬，自从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从充军地回来之后，情形弄得愈加复杂了，他们二人将党的正式政策的舵，激剧地转向右边去了。 加米涅夫，差不多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之时，就做了布尔什维克，但他常常站在党的右翼。并非没有理论基础或政治直觉，具有俄国内部派别斗争的广大经验，且在西欧曾有丰富的政治观察的加米涅夫，比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更能把握住列宁的一般思想，但他之把握这些思想，只为要在实践上予它们以最温和的解释罢了。你不能期望他能作独立判断或在行动上有所发动。加米涅夫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演说家，又是一个虽非光耀射人但有思想的时评家，而特别有价值的就是派他去跟其他政党谈判，以及要他在其他社会团体里刺探消息，虽然他出了这些差回来，常能让自己带回一些异常情绪。加米涅夫的这些个特点是如此明显，以致从来凡是把他当政治人物的批评者，没有一个人会弄错。苏汉诺夫指出他身上缺乏“锐角”。他说：“必须老是用曳船索把他带着走，他也许会表示一点抵抗，但是不强。”史丹开维奇也用同样精神写道：加米涅夫对待敌人的态度“是那么样温和，仿佛他以自己立场的不可调和而感得惭愧似的：在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译者）中，他当然不是敌人，而只是一个反对派。”对于这个批评，差不多是无以复加的了。 斯大林，无论就他心理结构与他的党工作的性质来说，都是另外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坚强的、但在理论与政治上都是起码的、组织者。如果加米涅夫以政论家资格，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源地，即在国外，与列宁共度了几年，那末斯大林便以那所谓“实际家”资格，没有理论观点，没有广大的政治兴趣，不懂一种外国文，不曾与俄国本土分离过。这种党工作人员只为了接受训令，讨论往后任务，才短期出国一趟，事后又回到俄国。在这些实际家中，斯大林以毅力、坚决、及幕后活动之发明才见长。如果加米涅夫以本性使然，会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结论而觉得“不好意思”，那末斯大林则相反，他总是以坚决结合着粗鲁，毫不假借地坚持着他接受的实际结论。 他们的性情虽然相反，但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在革命初期采取了共同立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是相辅相成着。一个革命的观念，倘然没有革命的意志，恰如一只断了弹簧的表。加米涅夫那只时钟的指针，老是落在革命任务之后。但是缺少一个广大的政治观念，却连一个意志最强的革命家，也命定着要在巨大与复杂的事变之前动摇起来的。斯大林这个经验主义者，不是在意志方面，而是在智慧方面，易受其他派别的影响。这样地，一个没有决心的政论家，与另一个没有智慧眼光的组织者，在1917年3月间，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带到了孟什维克主义的边沿。斯大林以党的代表资格，参加于执行委员会，在那里，他证明出比加米涅夫更不能发挥一个独立立场。在执行委员会的记录与刊物上，找不到一个提议，声明、或抗议，其中斯大林曾表示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观点，反对着“民主主义”在自由派之前的卑躬屈膝的。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说道：“那几天，布尔什维克派参加于执行委员会的，除加米涅夫外，还有斯大林。……当他在委员会中做着不足道的工作时，他给我——不仅给我一个人——的印象，就只是一个灰色点，它有时发出一些黯淡的与转瞬即逝的光亮。关于他，实在是再不能说什么了。”如果苏汉诺夫一般地显然低估了斯大林，那末他对于斯大林在妥协派执行委员会中政治上之无主见，却是正确地描写了的。 3月14日，《告全世界民众》的宣言，在苏维埃中一致通过了，但这宣言却是遵照着协约国利益来解释二月革命的胜利的，且表示着新的法国式共和国社会爱国主义的得势。这表示着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无疑的成功，而且，显然是不经大斗争而即行获得的成功。《真理报》论到这个宣言，仿佛把它当作“苏维埃中代表着的各个不同派别间的一种有意调和”。可是我们不得不添说一句：这调和表示着与列宁派之直接破裂，后者在苏维埃中完全没有被代表着。 加米涅夫，这个中央机关报的国外编辑部委员之一，斯大林，这个中央委员会委员，连同那个也从西伯利亚归来的国会议员穆兰诺夫，撤换了《真理报》的旧编辑人，（因他们所采取那个立场太“左”了，）于3月15日依据他们颇成问题的权利，将报纸拿来在自己手里。新编辑们在一篇纲领式的文章中，声明“只叫临时政府反对反动派与反革命”，那末布尔什维克是坚决拥护它的。新编辑们在战争问题上，也同样坚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德国军队还服从着它的皇帝时，俄国士兵应该“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以枪子还枪子，以炮弹还炮弹”。“我们的口号并不是无内容的‘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行施压力，借以逼迫它……试行劝诱交战各国立刻开始谈判……而在那时以前，人人都应留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无论思想与说话方式，都是保卫派的。对帝国主义政府行施压力借以“劝诱”它采取爱好和平的行动方式，这纲领，本是考茨基在德国，约翰·龙格[1]在法国，麦克唐纳在英国的政纲。它决不是号召人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列宁政纲。《真理报》为要辩护自己以答复爱国派报纸的攻击，甚至走得更远，它写道：“凡‘失败主义’，或更确实些说，凡被那受沙皇书报检阅处保护的那个糊涂出版界用这名称来玷污的东西，自从彼得格勒街上出现了第一团革命军队之时起，就已经死去了。”这是直接地抛弃了列宁。“失败主义”绝非书报检阅处保护之下的敌对刊物的发明，而是由列宁用下面这一公式公布的：“俄国失败是较小祸害。”第一团革命军之出现，甚至皇朝的被推翻，都不曾改变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改组后《真理报》第一期出版之日——3月15日”，希里亚泼尼高夫讲道，“乃是保卫派欢欣鼓舞之日。整个陶立特宫，从国会的事务家起，直到革命民主派的核心——执行委员会，都充满了一个新闻：温和的与具有理性的布尔什维克战胜了极端派。在执行委员会中，人们以恶毒的微笑来迎接我们……当工厂中接到了这期《真理报》时，党员及其同情者完全惶惑了，敌人们则表示出含有毒质的满意……党的各区中的愤激是很大的，当无产阶级发觉《真理报》已被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前编辑所攫夺时，他们要求开除那三人的党籍。” 《真理报》不久竟不得不登载一个维包格区的严厉抗议：“如果报纸不愿失去工人们的信心，那它就必须阐明革命意识，不管这会使资产阶级的猫头鹰如何感觉痛苦。”这些从下面来的抗议，逼得编辑们更谨慎地说话了，但这并不曾改变了他们的政策。甚至列宁得以从国外送来的第一篇文章，也给编辑部当成了耳边风。路线是一直向右地前进着。“在我们的鼓动中”，——一个左翼的代表定格尔斯达脱说道——“我们得顾虑到两重政权这个原则……并且证明给工人士兵群众说，这个迂回道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同一群众，在半月来的紧张政治生活中，在对于自己任务之完全不同的了解中，却已教育了自己。” 全国党部的政策，自然是跟着《真理报》的。在许多苏维埃中，关于各个根本的问题的决议现在都是一致通过了的：布尔什维克派只简单地屈膝于苏维埃中的多数派之前。在莫斯科区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同意了社会爱国派关于战争的决议。最后，在3月底4月初举行的参加有八十二个苏维埃的全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投票赞成关于政权的正式决议，——这决议为丹所拥护。此种对孟什维克派的非常的政治接近，产生了一个普遍倾向，即倾向于两派统一。在各省，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参加于统一的组织中。加米涅夫——斯大林这一派愈来愈变成那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左翼了，他们参加于对资产阶级行施国会式幕后“压力”这架机器中，同时却又对民主派行施幕后压力，藉以补足对资产阶级的压力。 * * * 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编辑部，本是党的精神中心。列宁，以季诺维也夫为助手，担任了整个的领导工作。最负责的书记任务，系由列宁之妻克鲁泼斯该雅执行的。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小小中心依靠着几十名布尔什维克亡命者的支持。大战期间，他们和俄国的隔绝更难忍受了，因为协约国的军事警察把他们的圈套愈拉愈紧。他们如此久待与如此紧张地期待了的革命爆发，竟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英国坚决拒绝予国际主义的亡命者以回俄护照，关于这些亡命者，英国曾经编了一张详细名单。列宁在他苏黎世的笼子里狂怒着，寻找着出路。计划想了百来个，一个个都说过然后又抛开，其中一个计划是用一个聋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护照来旅行。同时，列宁并不错失一个时机，要让他的声音从瑞士叫人们听见。3月6日，他经斯德哥尔摩打电报到彼得格勒道：“我们的策略：完全不表信任；不予新政府以任何援助；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武装无产阶级——这是唯一保障；立即选举彼得格勒市政局；不与其他政党作丝毫接近。”在这指示中，只有说选举代表加入市政局而不是苏维埃这一点，才具有插话性质，而且很快失去了意义；其他诸点，以电报字句的确切性来表示的，已经完全指出了政策的一般方向了。同时，列宁开始将他的《远方来信》送登《真理报》，这些信札虽以零碎的外国报道为依据，却含有对于革命局势之完成的分析。外国报上的消息，使他不久就获得了结论：得到了克伦斯基以及齐赫泽的直接援助的临时政府，正在不无成功地欺骗着工人，且在将帝国主义战争说成为防御战争。3月17日，经过斯德哥尔摩的朋友们，他写了一封警告信道：“我们的党，如果参加于此种欺骗，那将永远辱没自己，在政治上杀害自己。……与其投降于社会爱国主义，我宁愿和我们党内任何人立刻决裂。……”做了这一个表面上并不指明对任何人而发的——但他心目中是指定了人的——威胁之后，列宁严厉地命令道：“加米涅夫必须懂得，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正落在他身上。”此地之所以提出加米涅夫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如果列宁心目的有一个实践的战斗问题，那他多半会提到斯大林的。不过正在这些时，即当列宁拼命想经过烟雾弥漫的欧洲，将他紧张的意志传达到彼得格勒时，加米涅夫却在斯大林的合作之下，激剧地转到社会爱国主义方面去。 各种计划——化装，假发，外国人护照或假护照——一个个想起了又抛开，因为无法实行。同时，经德国回俄这个主意，却愈来愈具体化了。这计划骇住了大多数亡命者——还不仅是那些爱国者哩。马尔托夫与其他孟什维克，不能决心采取列宁的勇敢行动，继续徒劳地去叩协约国之门。后来，鉴于在鼓动方面因“密封列车”所引起的麻烦，甚至许多布尔什维克也都懊悔起自己之取道德国来了。而列宁则从最初时候起就不曾对这些未来麻烦闭着眼睛。在从苏黎世动身之前不久，克鲁泼斯该雅写道：“当然，爱国家们会在俄国哭叫起来的，但我们一定要准备着这一点。”问题是这样地摆着：或者留在瑞士，或者取道德国。其他道路根本没有。列宁能有一分钟的狐疑吗？正好一月以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的人，都不得不追踪着列宁的足迹了。 当这次战时取道敌国的非常旅行着手组织时，表示出政治家列宁的基本特点：观念的勇敢与执行时的仔细预见。在这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内部，却还生活着一个迂腐的公证人，——不过这个公证人知道了他自己的作用，他之出来草拟他的文书，乃当该文书许能帮助一种事业，去永远推翻所有此种文书案件之时。取道德国的条件，是非常小心地，在一种缔结于亡命者报纸编辑部及霍亨索伦帝国之间的特别的国际条约上，规定了的。在过境期间，列宁要求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对于旅客的人身，护照或行囊，不得加以任何监视与检阅。在整个旅途中任何人不得踏进车厢（“密封列车”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至于这群亡命客方面，则必须坚决使俄国释放相等数目的德国人与奥匈人的非军事俘虏。 他和几个外国革命家，曾共同拟就了一个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由法国的劳里奥（Lorlot）与吉尔波（Gilbeux），德国的保罗·雪维（Paul Levy）瑞士的泼拉顿（Platten），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等签名的记录稿上，是这样写着的。依据这些条件且采取了这些预防办法之后，三十名俄国亡命者便于3月底离开了瑞士。这个列车，甚至疾驰于战时军车之间，——也是一节具有非常爆炸力的车厢呢。 在他对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向他们提起布尔什维克派中央机关报在1915年8月所发的宣言：假使革命在俄国使一个共和政府执掌了政权，那政府要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则布尔什维克将反对保卫这个共和的祖国。现在，这种局势业已来到。“我们的口号是：不予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政府以丝毫支持。”说着这样的话，列宁现在踏进了革命的领土。 不过临时政府的大员们，可不曾见有恐惧的任何理由。纳博科夫讲述到：“在临时政府3月间的一次会议上，当休息时，在一次关于布尔什维克宣传之继长增高这一问题的长谈中，克伦斯基带着他经常的歇斯底里的傻笑，说道：‘唔，你们等着吧，列宁本人一到，那时才真的开始了……’”克伦斯基是对的：真的只能在那时才开始啊！然而，据纳博科夫说，部长们却看不见有恐惧的理由：“单凭他向德国申请过境这个事实，就已掘毁他的威望到此种地步，竟使我们毋庸怕他了。”诚如人们一般的所信，部长们的观察是很深刻的。 对列宁有师友之谊的人，到芬兰去迎接列宁。“我们刚刚走进车厢，坐下来”，那个年青的海军军官，布尔什维克，辣斯可尼可夫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名——译者）立刻就对加米涅夫说：‘你在《真理报》上写些什么？我们看见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这是他们多年阔别后的会面情形。但这还是一次亲热的会面。 彼得格勒委员会，得了军事委员会合作，动员了几千工人与士兵，去对列宁做一次盛大欢迎。一个同情于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车师，因此派出了它所有的装甲车。委员会决定随同装甲车一起上车站去。革命已使人们对这笨重怪物发生了偏好，因它在城市的街道中站在自己这方面，竟是那样的有用。 关于在芬兰车站的所谓“沙皇室”中举行的正式欢迎的描写，成为苏汉诺夫那部颇为枯燥的与卷帙繁多的《札记》的最有生气之一面。“列宁戴着一顶圆帽，脸色寒冷，手里拿着一大束艳丽的鲜花，走进了，或简直是跑进了‘沙皇室’。急忙走到了房间中央，他在齐赫泽的前面立停了，仿佛遇到了一个完全意外的障碍物似的。当时，齐赫泽，并不抛弃他原先的忧郁神情，致了如下的‘欢迎辞’，他不但好好地保持着训育教员的精神与文体，而且还保持着他的声调：‘列宁同志，我们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整个革命的名义，欢迎你到俄国来……但是我们深信革命民主派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反对来自国外的一切攻击，保护我们的革命，……我们希望你将和我们共同来追求这个目的。’齐赫泽讲完了。我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迷惘了。不过列宁，显然是很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一切的。他以这样的神气站着，仿佛所发生的事情，跟他绝不相干：他四下里张望，注视着周围的人，甚至看着‘沙皇室’的天花板，整理着手里的花束，（这跟他整个人物很不调和），然后，简直完全背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这样地回答道：‘亲爱的同志们，士兵们，水兵与工人们。我很荣幸，因为能对你们向胜利的俄国革命致敬，能向你们——国际无产阶级军队的先锋队致敬，……在我们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号召之下，民众掉转他们的武器去反对他们的资本家剥削者这个时机，已经不在远了。……由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已经开展了一个新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苏汉诺夫说得对，——那束鲜花跟列宁这个人物不很调和，在事变的严肃的背景中，这束不相宜的鲜花无疑地使他受窘，且使他不安。一般说来，列宁并不爱那札在花束上的鲜花。不过在车站辉煌的客厅里所举行的官方的与虚伪训诫的欢迎，却使他更加不安。齐赫泽本来能演说得比他的欢迎辞还要好些的。在列宁面前，他稍微有点儿胆怯。不过人们一定对他讲过，必须一开始就套住这个“宗派主义者”。齐赫泽的演说既已表示出领导者的可怜水平，后来却还有一个年青的海军军官，起来补充他的演说，他以水兵名义讲话，希望列宁能成为临时政府的一个部长。就是这么着，那个脆弱的，唠叨的，而且还很愚蠢的二月革命，欢迎了这个人物，他怀着一个坚决的愿望来到俄国，要使二月革命的思想与意志校正过来。这几个最初印象，——十倍地增大了他携以俱来的惊惧——在列宁心中早已造成了一种反感，一种难于抑制的反感。他几乎要卷袖而起了！他之不向齐赫泽而向水兵与工人说话，不谈起祖国保卫而说到国际革命，背对临时政府而面向李卜克内西，列宁只把他的全部未来政策，在车站上作一次小小的演习罢了。 虽然如此，那个还不雅致的革命，还是把它的领袖立即地与热烈地拥入怀中了。士兵们要求列宁爬到一辆装甲车上去，他没有办法，只得履行要求。正在降临的夜色，使这行列叫人看了特别地惊心动魄。当其他几辆装甲车上的灯光暗下去时，列宁乘着的那辆车上的探照灯，以强烈的光线划破着幽黑。光线从街道的黑暗中，映出一群群激昂的工人、士兵、与水兵，就是这些人完成了那次最大的革命，又让政权从手指缝里漏出了的。沿路军乐队停奏了好几次，让列宁能在新的听众之前，变换着或重复着自己在车站上的演说。“这次凯旋式的行进是威风凛凛的”，——苏汉诺夫说——“甚至颇有象征意义的。” 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布尔什维克派总部里，在那位宫廷舞姬的缎壁暖窟中，——这个结合一定会使列宁那种老是生动的讽刺觉得有趣的——重新开始来欢迎。这已经是太过分了。列宁以一个不耐的步行人躲在门道底下等雨住的神情，忍受着赞美演说的洪流。他感觉到人们为他的来到而发生了真心欢乐；但他讨厌着，为什么要那样唠叨地表现这个欢乐。单听正式欢迎辞的那种声调，他就觉得是模拟的，装腔作势的，总而言之，是从小资产阶级民主那里借来的，空洞的，感伤的与虚伪的了。他见革命虽不曾确定自己的任务与道路，但已创造了自己的厌烦仪式。他以善意的微笑来作谴责，看看表，有时，一定不能自禁地打了呵欠吧。当最后一个欢迎的回声还不曾消失时，这个非常的客人却已让一条热烈思想的瀑布，崩落在听众们的头上，这思想的声音听起来太像是一阵鞭笞了。那时布尔什维克派还不曾学会速记术。没有一个人记录，大家都太聚精会神于所发生的事。那些演说词不曾被保存下来。只在听者的记忆中留着一般的印象，而连这印象也已经受了时间的改造，加上了狂欢，洗去了惊骇。不过列宁演说给人的基本印象，即令对于他最接近的人，也总是一个惊骇的印象。所有那些习惯了的公式，因一月来的无数次重复而获得了表面上似乎不可动摇的永久性的，都在听众的眼前，一个个炸毁了。列宁在车站上越过那受惊的齐赫泽的头而作的简短的答词，此地却发挥成一篇延长两小时的演说，直接对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干部而发了。 在这次会议上，恰巧有那位无所属的社会主义者苏汉诺夫，以来宾资格参加着，——这是好性儿的加米涅夫让他进来的，——虽然列宁不能忍受这样的宽容。幸亏这，我们对于列宁与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派的首次会议，能有一篇由观察者所作的半仇视半热情的描写。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雷响似的演说，它不仅对于我，这个偶然落入其中的异教徒，而且对于所有信从者，也是震惊的与骇异的。我敢断定：那里面没有一个人曾预料到这种事情。仿佛所有的自然暴力与普遍破坏的精灵，从各自的魔窟里升起来了，它们既不知有障碍或疑惑，也不知有人的困难或人的顾虑，它们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宴会厅里，在着魔的门徒们的头上翱翔着。” 苏汉诺夫的所谓人的顾虑与人的困难，主要乃是指《新生命报》编辑部，在与马克沁·高尔基啜茗之余所感到的犹豫而言。列宁的顾虑却要深刻得多。在宴会厅里翱翔的不是狂暴的自然力，而是人的思想，不是思想在自然力之前惊惶失措，而是在企图了解它们，以便控制它们。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反正那印象是最清楚地转述了的。 据苏汉诺夫报告，列宁说：“当我和同志们一起到此地来时，我想，我们是会被人从车站直接解往彼得·保罗狱堡去的。现在看来，我们仿佛离此还远。不过让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希望吧，这是会发生的，我们逃不了它。”那时，在别人觉得，革命的发展即等于民主主义的加强；而在列宁看来，最近的前途要笔直地引向彼得·保罗狱堡。这似乎是一种恶毒的玩笑。但列宁决不想开玩笑，革命也和列宁一样地不想开玩笑。 “他抛弃了用立法方式来实行的土地改良”，苏汉诺夫抱怨着，“连带也抛弃了苏维埃的一切稳健政策。他主张农民用一种有组织的方法来夺取土地，不必等待……任何政权。” “我们不要议会制的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除了工人、士兵、与贫农代表的苏维埃之外，不要任何政府！” 同时，列宁又决绝地将自己与苏维埃中的多数派分开，将他们列于敌人的营垒中。“在那些时候，只要这一点就已够使他的听众弄得头晕眼花了！” “只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卫护着无产阶级利益与世界革命”，——苏汉诺夫愤愤然转述着列宁的思想。“其他的人——还是那几个只会说漂亮话而实际上……出卖社会主义与工人群众利益的机会主义者。” 辣斯可尼可夫补充苏汉诺夫的话道：“他坚决地攻击在他回国前由党的领导集团与个别同志所执行的策略。那时在场的，有党的最负责的工作人员。但伊里奇（列宁名——译者）的演说就连对他们也是真正的启示呢。这篇演说在昨天的策略与今天的策略之间，掘下了一条罗别康河[2]。”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条罗别康河可不是一下子便掘成了的。 关于演说，并不曾举行讨论，因为大家都太过分惊骇了，每个人都想有一个机会来集合一下思想。“我出来走到街上”，苏汉诺夫作结论到：“怀着这样的感觉，仿佛在那一夜里，人们拿打麦枷来连连在我头上敲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这个无所属的人，和列宁是走不到一条路上的！”当然咯！ 次日，列宁把他的观点作成一个短短的书面说明，提交给党，取名为“四月四日提纲”，这是革命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提纲用人人了解的简单文句，表示着简单思想：从二月革命发生出来的共和国不是我们的共和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在于推翻帝国主义的政府。但这政府依靠着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的支撑，这两种人又得到民众信任的支撑。我们是居于少数。在这种情形下，从我们这方面来发动武力是谈都谈不到的。我们一定要教群众不要相信妥协派与保卫祖国派。“我们一定要耐性地解释。”这个政策的成功，由于整个局势使然，是有保证的，他的成功将使我们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超出了资产阶级政制的范围。我们将绝对与资本相决裂，公布它的秘密条约，且号召全世界工人与资产阶级决裂，消灭战争。我们正在开始进行国际革命。只有国际革命的成功才能巩固我们的成功，并保证我们之得能转入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的提纲，是以他个人名义，且仅以他的名义公布的。党的中央机关对这提纲表示仇视，那仇视只因各人心中惶惑不定，才算不曾具有强硬性质。没有谁——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一派，也没有一个人，——跟在他后面签名。甚至那和列宁一起回国的季诺维也夫，十年来他在列宁直接的与日常的影响之下形成了思想，竟也悄悄地走了开去。这个离去，对于先生倒非意外，他知道这个最接近的学生是太清楚了。假使加米涅夫是一个宣传家与通俗家（即能将高深理论通俗化者——译者），那末季诺维也夫便是一个鼓动家，甚至依列宁的说法，“仅仅是一个鼓动家”。要想成为一个领袖，他首先欠缺着责任感。但还不仅是这一点呢。因为缺少内心的纪律，他的心智完全不能做理论工作，他的思想融解在鼓动家的无定形的直觉中。幸亏有一种非常快的嗅觉，他能凭空抓取为他所需要的一些公式，——这些公式能对群众发生最有效的影响。无论就政论家或演说家而论，他总还是一个鼓动家身份，唯一的差别只是：在他的文章中你常常看到他的短处，在他的演说中则常能见到长处。虽然在鼓动中，季诺维也夫比任何其他的布尔什维克远较勇敢与放肆，但他甚至比加米涅夫更不能作革命的发动。他和所有的阴谋煸动家一样，是不坚决的。从派别的争辩场转入到直接的群众斗争场时，季诺维也夫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离开了自己的导师。 * * * 最近几年中，曾有不少企图，想证明四月间的党内危机，乃是转瞬即逝的，几乎是偶然性的一种混乱。这些企图只叫一经与事实相印证，完全土崩瓦解了。[3] 单是我们所已知的，党在三月间的活动，即已暴露出列宁与彼得堡领导机关间的一种最深刻的矛盾了。正当列宁来到时，这矛盾达到了它的最紧张点。与八十二个苏维埃代表所举行的全俄大会（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在那里投票赞成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所提出的关于政权的决议案），同时，彼得格勒举行着来自全俄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为要估计党的情绪与观点，更正确些说，为要估计它上层分子从战争中发生的情绪与观点，这次大会是值得非常注意的。列宁正当大会告终时来到俄国。人们读了那些至今还不曾公布的记录，往往会引起怀疑：难道由这等代表所代表的党，七个月后能以铁手拿取政权的吗？ 暴动之后已经过了一月，——这无论就革命或战争而论，都是一个长久时期了。然而，在党内，竟连对最基本的革命问题都还不曾确定态度。魏廷斯基与哀里亚夫之流的极端爱国家们，与那些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人共同参加着大会。公开的爱国家的百分比，虽较孟什维克派中的为少，但仍旧是很大的。整个大会不曾给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跟本派的爱国家们分裂呢，还是与孟什维克派的爱国家们联合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大会的一个休会期内，举行了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苏维埃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借以讨论战争问题，最狂热的孟什维克派爱国家里倍尔在那次大会上宣布道：“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老分界线应该消除了，只应该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布尔什维克魏廷斯基立即声明他准备在里倍尔的每一个字之下签名。所有这些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爱国家与国际主义者，都在寻找着一些对战争的共同公式。 布尔什维克大会的观点，在斯大林所作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关系的报告上，无疑地找到了它们最适当的表示。这儿必须把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介绍一下，这演说和所有的报告一样，都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公布，“政权已由两个机关分享了，这两个机关没有一个拥有全部政权。两者存在——也应该存在——争论与互斗。两者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工人代表会与士兵代表会已把革命改造的实际创举把握在手中，它们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也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关。临时政府的事实角色，在于巩固革命人民取得的政治成果。工代会与兵代会动员（群众）力量，监督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一面固执己见、同时却也颠三倒四地巩固人民已取得的实际（革命）成就。这一形势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一面。加快与资产阶级及相近阶层的分裂进程，来加速革命事件（的进程）的做法，对我们不利。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阶级与阶层以后一定离开我方阵营。”[4] 报告人超于阶级之上，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描写成简单的分工。工人与士兵完成革命，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则“巩固”革命。我们在这里认出了孟什维克派的传统观念，它是从1789年事件（即法国大革命——译者）不正确地抄袭过来的。这种监督员式的历史过程观察法，恰恰为孟什维克派的领袖们所特有，它将训令交给各个阶级，然后以保护者的态度批评各阶级对这些训令所执行的成绩。所谓加速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是不利的这一个思想，从来是一切孟什维克派政治家的最高原则。其实这意思只是：使群众运动的锋芒变钝，力量减弱，以便不吓唬着自由派的同盟者罢了。最后，斯大林关于临时政府的结论，完全与妥协派模棱两可的公式相符：“只当临时政府巩固着革命的步骤时，我们才给它以支持；倘使它反革命了，——则不可给临时政府以支持。” 斯大林的报告是在3月29日做的。次日，苏维埃大会的正式发言人，这个无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史铁克洛夫，替这同样的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作辩护。在他演说的热情横溢中，他将这批革命“巩固者”的活动描写成这样一幅图画：他们反对社会改良，倾向帝制，保育反革命力量，具有侵略的贪欲——竟使布尔什维克派大会对支持的公式，惊而却步。右翼布尔什维克诺更声明道：“史铁克洛夫报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思想：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显然是反抗而不是支持了。”史克立泼尼克也得出同样结论：自从史铁克洛夫报告以后，“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不应再谈什么对政府的支持了。临时政府正在进行阴谋反对民众与革命。”早一天曾将政府与苏维埃间的“分工”描绘成一幅牧歌似的图画的斯大林，也觉得非把关于支持这一点取消不可了。“只当如何，才能如何”地拥护临时政府呢，还是只拥护临时政府的革命行动呢？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了一次短短的与不深刻的争论。萨拉托夫的代表华里西里也夫不无理由地声明道：“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大家都是一样的。”克勒斯丁斯基把立场规定得更清楚：“在实际步骤上，斯大林与魏廷斯基之间并无不同之见。”虽然魏廷斯基于大会之后，立即变成了孟什维克，但克勒斯丁斯基的话总不甚错：因为斯大林虽取消了对于支持的公开提及，但没有把支持根本取消。企图在原则上把这问题提出来的，只有克拉西可夫一人，他是此种老布尔什维克之一：他们许多年来脱离了党，而现在则重载着人生经验，企图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克拉西可夫不怕抓住要点，他带着讽刺口气问道：你们不是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大会却不理会讽刺，同时也不理会这问题，仿佛它并不值得注意似的。大会决议号召革命的民主派敦促临时政府“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以便完全消灭旧制度”，这就是说，它派无产阶级政党去充当资产阶级的女管家这个角色。 次日，策列铁里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统一的提议，由大会讨论。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个提议：“我们应该进行。关于统一的基础，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提议。也许可以照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5]的路线实行统一。”当初因《真理报》采取了太激进路线而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撤去该报编辑职务的莫洛托夫，起来发言反对：策列铁里想联合不同性质的各种分子，他本人也自命为齐美尔瓦尔得派；依照这样路线来统一是不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固执己见，说道：“不要想得太远，不要预言可能发生的不同意见。本来没有不同意见，便没有党的生活。我们将在同一个党内根本除去那些细微的不同之见。”在大战的几年中，列宁的所进行的整个反对社会爱国主义及其和平主义假面具的斗争，就这样毫不在乎地被斯大林一笔勾销了。1916年9月间，列宁以特殊的坚决态度经希里亚泼尼高夫写信给彼得格勒道：“调和与统一，对于俄国工党乃是一件最有毒的事，这不仅是愚蠢，而且将使党趋于毁灭。……我们只能信赖这些人，即信赖那些已懂得了统一思想的整个欺骗，且懂得了绝对必须与此类弟兄们（齐赫泽之流）分裂的人。”这一警告并不曾被人了解。与策列铁里，即与苏维埃联盟的领袖们的不同意见，在斯大林看来仿佛是细微的事，是能够在同一个党内“根本消除”的。这一个思想标准，使我们最能估量当时斯大林本人的观点。 4月4日，列宁出席党的大会。他那解释“提纲”的演说，对于大量工作所发生的影响，恰似一个教师的湿润海棉，将那些糊涂学生们在黑板上乱写的一切统统揩去一样。 “为什么不夺取政权呢？”——列宁问。在不久以前举行的苏维埃大会上，史铁克洛夫曾糊里糊涂解释了放弃政权的理由：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是第一个阶段，——战争，以及其他原因。“这是胡说八道”，列宁声明道，“问题在于无产阶级还不够觉醒与他们的组织还不够好，这是应该承认的。物质力量是操在无产阶级手里，但资产阶级是意识清醒的与准备妥善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但这事实必须公开的与直接地承认，而且要向民众声明：我们所以不曾夺得政权，因为我们还没有组织好与意识不清明。” 从伪客观主义的平面（那后面躲藏着政治投降派）上，列宁将整个问题移转到主观平面上来。无产阶级在二月间之所以不曾夺得政权，因为布尔什维克党还担当不起客观任务，且不能阻止妥协派在政治上利用民众以为资产阶级谋利。 在前一天，克拉西可夫律师以挑战口气说过：“假使我们以为现在已到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那就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实力，即是说夺取政权的力量，无疑是在我们方面。”主席当时取消了克拉西可夫的发言，理由是：现在问题是关于实际任务，所以不讨论专政问题。但是列宁以为，唯一的实际任务，却正是关于准备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呢。他在提纲中说：“俄国目前的特殊情形，在于由革命的第一阶段转入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因为无产阶级在意识上组织上的欠缺，将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第二阶段则应该是将政权交给无产阶级与农民中的最贫阶层之手。” 大会跟在《真理报》之后，将革命任务限于民主性的变革，而此种变革则应由立宪会议加以实施。与此相反；列宁声明道：“生活与革命将使立宪会议退居于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存在着，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对它该怎样办。” 代表们面面相觑。窃窃私语道：伊里奇在外国住得太久，没有好好地观察，没有懂得实情。可是斯大林关于政府与苏维埃间贤明分工的报告，却永远淹没在不再回来的过去中了。斯大林本人沉默了。从今以后，他将长期间沉默着。只有加米涅夫一人将出来保护自己的立场。 还在日内瓦时，列宁早就在信里警告过：不论谁，如果在战争、沙文主义、与和资产阶级妥协诸问题上表示让步，他就准备跟他决裂。现在，他与党的领导层当面相见，乃向全线开始了攻击。不过在开始，他没有提到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人的名字。假使他需要替欺骗与不彻底这些行径，找一个活模型，那他就用手指指着那些非党员，如史铁克洛夫或齐赫泽等人。这是列宁的惯用方法：不把任何人过早地钉在他的立场上，以便那些谨慎者能及时退出战斗，就此一下子能减弱他未来的公开敌人的力量。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以为士兵与工人在二月之后参加战争，就是保卫革命。列宁以为士兵与工人的参加战争，还与先前一样，是为资本所强制的奴隶。列宁把反对者的范围弄得狭隘了一些，说道：“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派，也对政府表示信任。只有拿革命发出来的炭酸毒瓦斯才能解释这个现象。这是要毁灭社会主义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便走不到一块儿。我情愿居于少数。”这不单是演说中的一个恫吓。它显然又是一条彻底的思索了的道路呀。 没有提到加米涅夫，也没有提及斯大林，但列宁不得不提起报纸：“《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侵略。要求资本家的政府放弃侵略——这是胡说，是令人吃惊的一种嘲笑。……”抑制着的愤懑，此地是以高音符迸发出来了。但演说家立刻控制了自己：他想说的不会少于所必需，但也不会多于所必需的。附带的，偶然地，列宁给革命政策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规律：“当群众说，他们不要掠夺，我相信他们。当古契柯夫与李沃夫说，他们不要掠夺，那他们是骗子。当一个工人说，他想保卫国家，他是说出了一个被压迫者的本能。”这个思想标准，如果以正确的名字来称呼它，那似乎跟生活本身一样地简单。不过要及时地以正确的名字来称呼它，却就难了。 关于苏维埃《告全世界民众书》这个宣言，——当时这宣言曾使自由派的《言语报》说它是以协约各国所共同的思想来发挥了和平主义这个命题的，列宁则把这意思表示得更加明确了：“俄国与协约各国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以阔大的步子，飞快地从野蛮暴力转入到最微妙的欺骗。” 关于那宣言，斯大林写过这样的话：“这个告民众书如能达到（西欧）广大的群众中，无疑能使千百万工人们重新记起那业已忘却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 列宁反对道：“在苏维埃的告民众书中，没有一个字是渗入了阶级意识的。只是些十足的废话。”家中自造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用以自傲的那个文件，在列宁眼中，不过是“最微妙欺骗”的武器之一。 在列宁来到之前，《真理报》根本不曾提起过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说到国际，则不指出是哪一个国际。列宁称它为《真理报》中的“考茨基主义”。他在党大会声明道：“在齐美尔瓦尔得与昆塔尔，中派占了优势……我们声明组织左派，与中派决裂……左派齐美尔瓦尔得的倾向，现在已存在于世界各国。群众应该知道社会主义运动已在全世界发生分裂了……” 在这以前三天，斯大林就在这个大会上声明准备以齐美尔瓦尔得与昆塔尔为基础，即在考茨基主义的基础上，消除与策列铁里间的不同意见。列宁说：“我听说在俄国进行着一种统一倾向，要跟祖国保卫派妥协，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我想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人孤立着，倒还好些。以一挡百！[6]”叛变社会主义这一个斥责，——现在还不曾指出名字，——在这里不单单是一个强烈字眼：它完全表示出列宁的对那些向社会爱国主义者伸出指头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与斯大林认为能与孟什维克统一的主张相反，列宁认为再和孟什维克同处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义之下都是不允许的了。他说道：“我以个人名义，提议更改党名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这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会的参加人，同意这个与第二国际根本决裂的象征姿态。 “你们害怕叛离旧的记忆吗？”演说者对那些惶惑的、糊涂的、与一部分愤懑的代表们说。不过“替换衬衣”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脱去那件脏衬衫，穿上一件干净的。”然后他又坚持说：“不要系住在那个彻底腐败的旧名字上。你们要建立一个新党，……所有的被压迫者会走向你们的。” 鉴于那尚未开始的任务之巨大，又鉴于他自己队伍中的思想混乱，演说者痛感宝贵时间之无意义地浪费在会议、欢迎与陈套的决议上之可惜，于是他似哽在喉地喊道：“再不要玩那些欢迎与决议了！这是开始来干事的时候了，应该转到实际的与清醒的工作上去！” 一小时后，列宁不得不在事先决定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的联席会议上重复他的演说，在此地，大多数听众觉得他的演说乃是某种介于嘲笑与梦呓之间的东西。最谦卑的人耸耸肩。此人显然是从月亮里掉下来的：去国十年，如今刚刚走下芬兰车站的石级，却就宣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福音了。爱国主义中脾气比较差点儿的，就提起了那辆密封火车。史丹开维奇证明道，列宁的演说使他的敌人们大为欢喜：“能说这种蠢话的人是不危险的。他已经来到，却是一件好事，现在他全身暴露出来了……现在他自己推倒了自己。” 然而列宁的演说，具有革命执着的全盘勇气，具有不变的决心，——甚至要和那些倘不能与革命按步齐进的多年同志与伙伴相决裂——它的各部分都是相互平衡的，所以它充满了深刻的现实主义与无误的群众感情。正因为此，这演说在民主派看来该是疯狂式的浮面观察了。 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占着极小的少数，而列宁则梦想夺取政权。难道这不是冒险主义吗？不是的，在列宁式的问题提出法中，没有丝毫冒险主义。他对广大群众中存有“真诚”保护主义情绪这一事实，没有一分钟闭上了眼。他既不想消失于群众之中，也不想背着群众而行动。“我们不是江湖骗子，”他事先批驳着将来定会发生的反对与斥责道，“我们应该只以群众的意识为基础。假使我们甚至非居于少数不可，那就居于少数吧。在一个短期间放弃领导地位倒是值得的，不要怕居于少数。”不要怕居少数，——即令像李卜克内西似的，以一挡百！——这是那篇演说的主要思想。 “真正的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中，我们的党是少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耐心地，固执地，有系统地解释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叫我们居于少数一天，我们便进行批评工作一天，以便使群众从欺骗中解放出来，我们不想群众凭我们的话来相信我们。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能凭着经验，从自己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不要怕居少数！并不是永远少数，不过是暂时罢了。布尔什维克派的时钟就会鸣的。“我们的路线将证明是正确的……一切被压迫者将走向我们，因为战争将使他们走向我们。他们没有其他出路。” 苏汉诺夫讲道：“在联席会议上，列宁是分裂精神的活的化身。……我记得波格丹诺夫（一个出名的孟什维克）坐在离演说台有两步之遥的去处。他打断列宁的话道：‘反正这是梦呓。这是疯子的梦呓……’他的脸色因愤怒与轻蔑而变得惨白，转身向着听众喊道：‘你们对这种滔滔不绝的胡说拍掌是可耻的，你们在丢自己的脸！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 过去做过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的戈尔登堡，那时是一个无所属的人，在辩论中，他用如下煞抹一切的话来批评列宁的提纲：“巴枯宁在俄国革命中的位置已空了许多年，现在给列宁占去了。” 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事后回忆道：“他的政纲那时所遭到的，讥笑多于愤怒。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政纲是那样地荒唐与那样地随意虚构。” 那天晚上，在“联络委员会”的走廊上，有两位社会主义者与米留可夫谈话，牵扯到了列宁。史高倍列夫形容他是“一个完全完结了的人，已站在运动之外”。苏汉诺夫同意史高倍列夫的估计，不过又加添了一点：“列宁为人人所憎恶到这个地步，以致他现在便是对于我的对话人米留可夫，都已完全不危险了。”不过，这次谈话中角色的分配，恰恰依照着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者保障着自由派的心地和平，使他不受着布尔什维克派许会叫他遭到的困扰。 列宁已被认为一个蹩脚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谣言，甚至传进了英国大使的耳中。布哈南写道：“在新近来到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列宁在内，他是乘在一辆密封火车中取道德国而来的。他第一次公开出席社会民主党的大会时，不受欢迎。” 在那些日子，对列宁的态度比谁都更加谦恭的，也许是克伦斯基了，他在临时政府的官员中突然地说道，他一定要去看看列宁。大官们惶惑地问其所以，他就回答道：“哦，他住在一种完全孤立的空气中，他一点都不知道，他透过那个疯狂的色彩的眼镜来看一切事物，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多少帮助他去估量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话有纳博科夫作证。不过克伦斯基却总不曾找到空闲时间，去指引列宁估量目前所发生的事情。 列宁的四月提纲不仅引起了他的反对者与敌人们的迷惑的愤慨。它还使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转向到孟什维克派营垒中，或倒身托庇于高尔基报纸周围的中间派去。这个裂痕并无严重的政治意义。比较更加重要到无数倍的，却是列宁立场所予党的整个领导层的那个印象。“在他来到后的最初几天内”，苏汉诺夫写道，“他在所有自觉的党内同志中的完全孤立，那是丝毫不能怀疑的。”社会革命党人秦情诺夫证实道：“甚至他一党的同志，布尔什维克派，那时也惶惑地离开了他。”写这些话的那两个人，每天在执行委员会中和布尔什维克派的领袖们见面，他们所说的消息是直接得来的。 不过从布尔什维克派自己队伍中，也可以得到不少此类同样证词。后来戚洪回忆道：（不过他和大多数在二月革命中跌倒了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将色彩弄得极其和缓的，）“当列宁的提纲出现时，我们党内感觉到某种动摇。许多同志指摘列宁具有工团主义倾向，说他远离了俄国，又说他没有把目前这时机加以考虑”，等等。在外省工作的著名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列贝德夫写道：“当列宁来到俄国时，他的鼓动，开始甚至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也都是完全不能了解的，仿佛是乌托邦的，且以他的长期离开俄国生活来解释的。可是逐渐为我们所接受了，而且，竟可以说，渗进到我们的血肉中了。”彼得格勒委员会与列宁欢迎会组织者之一——查列志斯基，则把意思表示得更加直接：“列宁提纲所造成的印象，像一个炸弹爆裂。”查列志斯基完全证实：列宁受到了如此热烈与动人的欢迎之后，却处在十足孤立地位。“在那一天（4月4日）列宁同志甚至在我们队伍中也找不到一个公开同情者。”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真理报》上的证词。4月8日，即提纲公布后之4日，那时《真理报》的编辑部已有足够时间来充分解释并相互了解了，它写道：“讲到列宁同志的一般计划，我们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计划以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结为出发点，且指望着此次革命之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地，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工人阶级及其仇敌之前，公开声明关于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为布尔什维克派干部所长年准备的革命的基本问题，与那公认的党领袖相分裂了。只此一点，已足以显示出党在四月间因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冲突而发生的危机的深度了，不克服这个危机，革命是不能前进的。 [1] Jean Longuet，法国社会党领袖，马克思的外孙，大战时采取动摇立场，动摇于和平主义与拥护战争之间；1920年法国社会党大会后，他也反对共产主义者，参加第二半国际。——译者。 [2] Rublcon河，在意大利，罗马凯撒时代意大利本部与凯撒所领之Galia Gisalpina，以此河为界。凯撒曾决心率师渡此河以攻Pompey，故普通所谓“渡罗别康河”，有断然处置之意，惟此地含义则犹中文中的“鸿沟”。——译者。 [3] 在由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主编的两卷大的集体著作：《十月革命史概论》（第二卷，1927年莫斯科版）中，有一个姓巴雅夫斯基的，关于四月间的“混乱”写了一节辩解性的文字，他那样无礼地处理事实与文件，如果不是孩子式的无能，那可以称之为厚颜无耻的。——原注。 [4] 本段译文有修订。斯大林革命阶段论的细腻论述，承认“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前提是积攒力量，不要过早与资产阶级分裂，要让资产阶级“在群众眼中失去信用”，然后“我们就上台”。这些论述表面看，至少“积攒力量”一段，甚至也是对的，因为1917年春到秋，正好是一个列宁派领导的有组织工人不断壮大力量，不断获得新同盟者——农民和士兵——的过程。但这一论述，以及一切类似的机会主义立场，都把壮大力量首先取决于如何不激怒有产阶级，从而得出合乎自身逻辑的“不能公开揭露有产政府的性质”、“不能任意扩大工农武装”、“不能一味地压制资本家”，而最重要的是回避通过苏维埃使工人学会更好地组织起来、更清楚地看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更多积攒管理经验，等等。－L.X [5] 1916年4月24-30日，部分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昆塔尔（Kiental）村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结束战争以及争取怎样的和平。列宁在会上提出建立新的工人国际、只有社会主义能带来长久和平等观点，但未被会议多数接受。会议发表《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和《昆塔尔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得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但未指明社会革命是终结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真正出路。－L.X [6] 原译文：一个人反对一百另十人。－L.X >
> ## 第十六章 党的重新武装 究竟要用什么理由来解释列宁在4月初的非常孤立呢？一般说来，怎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干部的重新武装是怎样完成的呢？ 从1905年起，布尔什维克党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之下，进行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这口号，以及它的理论基础，发源于列宁。孟什维克派，它的理论家是普列汉诺夫，不可调和地反对“没有资产阶级而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思想”，列宁则与孟什维克派相反，以为俄国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它自己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密切联盟，才能彻底完成反对皇朝与地主的民主革命。这一联盟的胜利，据列宁之见，要建立民主的专政，这专政不仅与无产阶级的专政不是一物，而且是反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因为民主专政的任务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是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而只是要无情地扫除中世纪制度的的奥革阿斯王的牛厩[1]。革命斗争的目的，毫不含糊地用三个战斗的口号来规定：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口号俗语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三个鲸鱼，这是以旧传说中的鲸鱼作比的，据说它们支持着地球。 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现实性问题，是要看农民能否完成它独自的革命，即能否建立一个能消灭皇朝与贵族地产制的新政权这一问题来解决的。诚然，民主专政这个口号，预先就假定着革命政府中也参加有工人代表。不过此种参加，已先为无产阶级的作用所限制，即当解决农民革命的任务时，无产阶级只能居于左翼同盟者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占领导权这一个普遍的、甚至是正式被承认的、思想，没有其他意思，只是说工人政党将从自己武库里拿出政治武器来帮助农民，向他们提示消灭封建社会的最好手段与方法，且告诉他们如何去实际应用这手段与方法罢了。无论如何，谈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是说无产阶级利用农民暴动，以便依靠着它，将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置于日程之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分开，且不可调和地与它反对着。自从1905年春天起，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这些思想上教育着。 二月革命的实际进程，破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习惯图式。诚然，革命是由工农联盟完成的。农民主要是以士兵的形式出场这一个事实，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沙皇的农民军队的行为，便在此种情形下，即：假使革命发生在和平时期，也该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的。那末在战争条件中，数百万军队在最初时期完全隐蔽了农民，更是自然的事了。暴动胜利之后，工人与士兵成为局势主人。在这意义上，仿佛可以说已经建立了工农的民主专政了。但是实际上，二月革命导成了资产阶级政府，在这政府中，占有阶级的权力受着那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尚未完全实现的政权所限制。所有的纸牌都搅乱了。革命的专政，即最集中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建立了两重政权的脆弱制度，在这里面，统治阶级浪费着它的微力来克服内部冲突。没有一个人曾预见了这个政制。而人们也固然不能要求一种预断，它不仅能指出发展的基本倾向，且能指出此种倾向的插话性的结合的。后来列宁问道：“从来有谁能干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而事先知道彻底干成它的方法呢？从哪里去取得这种知识呢？它是不能在书里得到的。这样的书并没有。只有从群众的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的决定。” 可是人类的思维是保守的，而革命家的思维在某些时候则尤其如此。布尔什维克派的干部在俄国继续坚持着老的图式，虽然二月革命本身中明显地含有两种不能共存的制度，但他们还是把这革命视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3月底，赖可夫以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从西伯利亚打一个贺电给《真理报》，因为“人民革命”胜利了，而这种革命的任务，乃在于“获取政治自由”。所有占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知道一个例外，——都认为民主专政还不曾实现。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自行耗竭”以后，然后建立一个工农的民主专政，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先驱者。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展望。从二月革命中发生的政制，非但不在准备民主专政，而且还活生生地与最后地证明了此种专政之根本不能实现。妥协的民主派之移交政权给自由派，并非出于偶然，并非由于克伦斯基的思想轻浮或齐赫泽的心地偏狭。这是可以拿下面的事实来证明的：在以后八个月的过程中，民主派曾用尽一切力量为保持资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他们镇压了工人，农民与士兵，但最后，却以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与保护者资格，于10月25日跌倒在岗位上了。并且这是一开始就明白的：假使那前面摆着巨大任务并拥有群众之无限支持的民主派，竟自愿放弃了政权，那这就不是政治原则或偏见使然，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战争与革命时期，这时国家、人民、与阶级的基本生存问题正在解决着，——中的绝望地位。当小资产阶级把权杖交给米留可夫时，说道：“不，我担当不起这些任务。” 将民主妥协派抬在自己肩上的农民。本身就含有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阶级的原始形态。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过后者在俄国从不曾起过重大作用），构成了一种原形质，在过去，各个新阶级由此分化而出，现在则还在继续分化着。农民常常有两副面孔，一副向着无产阶级，另一幅向着资产阶级。像社会革命党那种“农民”政党的中间性与媒介式的妥协立场，只有在政治上比较停顿的条件中才能保持；至于革命时代，则必然有个时机要使小资产阶级非选取一端不可。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从第一小时起，就决定了自己的取舍。他们把“民主专政”在萌芽时期就摧毁了，以防它成为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座桥梁。但他们这一来却开启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只是从另一端来开启了：并非经过他们，而是反对着他们。 革命的继续发展，显然要从新的事实，而不是从旧的图式出发了。群众经过了自己的代表，一半是违反着本心，一半是出于无意地，被吸引到两重政权的格局中去。现在他们必须经过这格局，以便凭着经验，慢慢地相信这格局是既不能给他们以和平，又不能给他们以土地的。从今以后，群众如要挣脱双重政权政制，这意思就是要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派相决裂了。不过这是很明显的：如果工人与士兵颠覆了两重政权的整个格局，在政治上转向于布尔什维克，则现在再不能表示其他意义，而只表示要建立一个依赖于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如果民众失败的话，则只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废墟上建立起资本的军事独裁。“民主专政”无论在前一或后一情形中，都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派向前瞻望着“民主专政”，而实际上却只把他们的脸子转向着过去的幽灵。当列宁怀着不易的决心，要把党引入于新路而来到俄国时，他发见布尔什维克派正处在这样的情境中。 列宁本人，直至二月革命之初，不曾以任何其他公式，甚至是条件性的或假设性的公式，来替代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列宁这样）是对的吗？我们想来是不对的。革命后党内所发生的事情，太可怕地暴露了重新武装之为时过晚，而且这种思想上的重新武装，在某些条件下，只有列宁一人才能完成的了。他是准备去完成这个变故的。他已将自己的钢铁烧至白热，且在战争的火焰中重新锻炼过了。在他眼中，历史过程的一般远景已改变；战争的震撼已使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日期大为迫近。俄国革命在列宁看来，虽然仍旧是民主主义的，但它势将予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刺戟，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又将把落后的俄罗斯接拉入漩涡。这是列宁离开苏黎世时的一般的观念。我们在上面已经摘引过他的告瑞士工人书中说：“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社会主义在那里不能直接地立刻胜利。不过国家的农民性质，加以大量保留下来的贵族地主的公有地，站在1905年的经验基础上，能使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很大规模，且使我们的革命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成为走向此种革命的一个步骤。”在这一意义上，现在列宁生平第一遭地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 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旧立场间的一只接环。旧立场将革命局限于民主目的，新立场则是列宁在4月4日的提纲上第一次向党提出的。直接转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远景，仿佛是完全意外的，与传统相冲突的，干脆不能为头脑所接受的。说到这里，我们便不得不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了：当二月革命爆发之前，以及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内，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思想，并非指俄国一国范围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1924年以前，关于此种“可能性”的思想，根本没有人表示过，简直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乃是指的此种思想：即它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能比西欧无产阶级先取得政权，且在这一情形中，俄国无产阶级不能以民主专政自限，而应采取初步的社会主义办法。这样说来，那末列宁的四月提纲之被斥为托洛茨基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布尔什维克派”的反对论据，依着好几条路线发展出来。主要的争论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已否完成？因为土地革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列宁的反对者就理直气壮地断定整个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由此他们又作结论道，纵然俄国的社会条件已允许在相当迫近的期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它现在总还没有建立的余地。在我们上面摘引过的那段文字中，《真理报》的编辑部正是这样提出了问题的。比较后一些时，在四月大会上，加米涅夫重复道：“列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业已完结，……那是不对的。典型的封建残余——地主的土地占有形式——还不曾消灭，……国家不曾改变成民主的社会。……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已经竭尽了它的可能性，那是太早了。” 托姆斯基的反对论据是：“民主专政才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应该组织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权，应该将它和[巴黎]公社分开，因为公社里的政权只是无产阶级的。” 赖可夫附和着他：“在我们的面前站着巨大的革命任务。可是要实现这些任务，并不叫我们踏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列宁看问题当然不会比他的反对者看得差：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结，而且相反地，它虽不曾真正开始，却已开始掉落到过去之中了。但恰恰从这里得到了一个结论：只有在一个新阶级的统治之下，才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可是要建立新阶级的统治，则并无其他方法，只有使群众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之下，亦即从自由资产阶级的间接影响之下，分裂出来。这些政党与工人，特别与士兵，之间的联系，是以保卫，即“保卫国家”或“保卫革命”这个思想作根据的。因此，列宁要求以不可调和的态度反对各式社会爱国主义。将党和落后群众分开，以便往后使这些群众从他们的落后性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抛弃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们必须在小资产阶级路线与工资无产阶级路线之间加以划分。” 浮面看来，仿佛这些世仇已经互换了武器。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代表着大多数工人与士兵，似乎已实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往常所主张的，且用以反对孟什维克派的，那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治联盟了。列宁呢，他却要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这一联盟分裂。可是实际上，两方都还是忠于自己。孟什维克派跟从来一样，认为他们的使命在于拥护自由资产阶级。他们之与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只是扩大与加强此种拥护的一个手段罢了。反之，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相决裂，那意思就是要准备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也就是准备无产阶级的专政。 另一种反对列宁的论据，是从俄国的落后性出发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必然表示着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转变。但俄国的经济与文化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这种转变。我们应该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我们有理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赖可夫在四月大会上的反对论据。俄国文化与经济条件的本身不足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对于列宁简直是ABC。不过社会的建设绝不是如此合乎理性的，竟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立日期，恰巧与经济及文化条件业成熟至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期同时来到。如果人类是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话，则已没有专政的必要，也根本不需有什么革命了，整个的问题在于：古往今来的活的社会，乃是彻头彻尾地不和谐的，凡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愈落后，则其不和谐性的程度也愈大。在一个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制度尚未完全胜利之前就已腐败，且除无产阶级之外，将无人能替资产阶级起民族领袖的作用，这事实便是那个不和谐性的表现。俄国的经济落后性，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免于执行那落在它肩上的责任，不过使它执行责任时增添些非常的困难罢了。对那个背诵着社会主义必须来自经济比较发达之国这一老调的赖可夫，列宁给了一个简单的但是足够的答复道：“我们无法说谁始谁终。” * * * 在1921年，那时党还不曾形成官僚式的硬化，它能以同样的自由来估量自己的过去与准备未来，有一个最老的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他在党出版事业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曾起了领导作用，）提出了一个问题：党在二月革命时陷入于机会主义道路那个事实，该怎样地解释？后来又是什么东西使它能那样突兀地转上了十月的道路？这位著者很正确地认为党在3月间的迷入歧途，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把民主专政的路线“坚持得太久了”。奥尔明斯基说：“未来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革命……这是每一党员必须接受的一个见解，是党的正式意见，是党一直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甚至在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永久不变的一个口号。”若要替这句话寻找到例证，那末奥尔明斯基也许能引证这个事实的吧：《真理报》还在斯大林与加米涅夫担任编辑之前，即在连奥尔明斯基本人在内的“左派”编辑时期，在3月7日写过一篇评论，仿佛是论到一件自明之事似的：“当然，我们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打倒资本统治，而只要打倒专制与封建的统治。”……由于目标太短，所以党在3月间做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俘虏。“然则，十月革命又从何而来呢？”就是这位著者疑问着，“全党，从它的领袖起一直到普通党员止，怎能‘突然’抛弃它约近二十年来奉为天经地义的那种见解呢？” 苏汉诺夫以敌人资格，在不同的方式中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列宁怎样地，并以何种方法，克服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呢？”列宁在党内的胜利，确实不但是十十足足，而且能在很短期内完成。为了这，敌人们曾普遍地大大讽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个人制度。苏汉诺夫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以英雄主义的精神给了回答：“天才的列宁，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权威者，——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该党除列宁之外，那就再无人物了。少数几个大将，如果没有了列宁，简直是一无所谓，有如少数几个巨星没有了太阳一样，（现在我不提到托洛茨基，他那时还在这一教团外。）”这几行古怪文字企图以列宁的势力来解释他的势力，犹之乎以鸦片的催眠力解释它使人睡觉的能力一样。这样的解释，当然对我们不会有多大帮助。 列宁在党内的真实势力，无疑是很大的，但绝对不是无限的。即使在后来，十月革命之后，因党已用世界事变的尺度衡量了列宁的力量，以致他的权威非常地增高了，这时他的势力也还不是断然的与使人不许申诉的。讲到1917年4月间事情，假使只用列宁的个人威望来解释，那是更加不够了，因为那时党的整个领导层，已采取了与列宁相反的立场了。 奥尔明斯基断定说，党虽然坚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公式，但凭它对资产阶级及民主派的全部政策，事实上它久已在准备领导无产阶级作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了。这样说时，奥尔明斯基远较苏汉诺夫更接近于问题的答案。奥尔明斯基说：“我们（或至少我们中的许多人，）是不自觉地执行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的，可是心里却以为我们所执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路线。换句话说，我们准备了十月革命，可是心里以为我们在准备二月革命。”这是极有价值的一个结论，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可谴责的证人所作的见证！ 在革命党的理论教育中，有着一个矛盾成分，这成分表现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个模棱两可的公式之中。对列宁的大会报告举行讨论时，一个女代表上去演说，她把奥尔明斯基的思想表示得更加简单：“布尔什维克派的预断证明是错误的，但他们的策略是对的。” 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仿佛是那样离奇地，竟以党的活传统——它对统治阶级的不妥协态度及其对一切不彻底办法的的仇恨——来反对旧公式；而“老布尔什维克派”则以一个虽已过时但还新鲜的记忆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不过列宁有一个太强的支持，这支持是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全部历史给造成的。写到这里，给读者们提醒一件事情倒是合适的，即在那时，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党纲仍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派所同具，而纸上规定的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看起来两派都是一样。可是他们在行动中，却完全不是一样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后，立即发动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孟什维克派则声明这一要求为不合时宜。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群众去逮捕沙皇官员，孟什维克派则反对“过火行为”。布尔什维克派竭力从事工人自卫队的建立，孟什维克派则阻碍工人武装，不愿跟资产阶级争吵。布尔什维克虽然还不曾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他们的行径虽然为自己的领导弄得糊涂，但他们总以不妥协的革命家态度来行动，或努力想这样地行动；孟什维克派则逐步牺牲着民主政纲，以利于他们和自由派缔结联盟。至于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则假使完全没有民主派的联盟者，便不得不悬挂在空中了。 列宁与党的总参谋部之间的四月冲突，并不是仅有的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历史中，除了一些单零的片段外（这些例外实质上只能证明定例），党的全体领袖，在事变的发展的一切最重要时机，总是站在列宁右边。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列宁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一个最革命政党的无可争论的领袖，因为他的思想与意志，实在与国家及时代的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在尺寸上适相符合。其他的人总比那可能性短上一寸或两寸，而往往又要短得更多。 在革命之前几月，或甚至几年，差不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全体领导层，都没有参加于积极工作。许多人带了战争头几月的压迫印象踏进监牢或远赴戍地，且在一人孤独或少数人群居的情境中，经历了国际的破产。如果处在党的队伍中，他们表示出颇能接受使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派的那些革命思想，那末一旦陷于孤立，他们便不足以抵抗四周环境的压力，不足以对事变独自做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来了。两年半大战期间群众中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他们差不多没有见到。然而革命不仅将他们从孤立的状态中拉出来，而且立刻又因他们的威望之故，使他们居于党的指挥地位了。在情绪上，这些人对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知识分子，时常比对于工厂中的革命工人要接近得多。 “老布尔什维克派”——这名称在1917年4月间被夸张地加重了意义——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所保卫的，恰恰是党传统中未曾为历史证验的那个成分。例如，加里宁在4月14日的彼得格勒大会上说道：“我属于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我认为旧有的列宁主义，对于目前的特殊情形，完全不曾被证明为不合时宜，我很惊奇于列宁同志的声明，他说到老布尔什维克派目前成为障碍物了。”在那几天，列宁得听到许多这样的恼怒之声。不过，当列宁本人与党的传统公式相决裂时，却丝毫不曾停止其为“列宁主义者”。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陈腐外壳，以便它的核心获得新生命。 列宁在党的另一阶层中，得到了一个支持，借以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派。这阶层已经受过锻炼，但更新起，且与群众有更大联系。在二月革命中，我们知道，工人布尔什维克起了决定作用。他们认为获得胜利的那个阶级应该拿取政权，乃是自明之理。就是这些工人们像暴风雨似的反对了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路线，而维包格区甚至恫吓着要开除这些“领袖”出党。同样事情又可以在外省见到。差不多到处都有左翼布尔什维克派出现，他们被斥责为最大限度主义者（即主张实行最大限度政纲的社会主义者。——译者）甚至有被斥责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人革命家们只缺少理论的资源，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他们只叫一听到清楚的号召，就准备行动的。 列宁现在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层工人，他们在1912年至1914年的高潮时期坚决地站起了脚。还在大战之初，当政府逮捕布尔什维克派的国会党团，给党以严重打击时，列宁说到党的未来工作，就已要求过党教育“数千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从他们中，不管有极多困难，一群新的领袖会产生出来的”。虽然两道战线把列宁和这些工人们隔开着，差不多没有联系，但列宁却从不曾和他们完全断绝过。“让战争、监狱、西伯利亚苦役、即令是五次或十次地打击他们好了，它们总不能消灭这个阶层的。它生存着。它渗透着革命气慨与反对沙文主义的精神。”列宁和这班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共同经历了这些事变，跟他们一块儿得出了结论，不过比他们所得的要广大些与勇敢些罢了。为要同党内参谋部与广大军官层的不坚定性作斗争，列宁很自信地依赖着党内准尉级的官长层，这些人更能反映出普通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 社会爱国派的一时力量，以及布尔什维克派中机会主义一翼的隐而不显的荏弱，乃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前者以群众的一时成见与幻想为根据，而后者则自适应着这些一时的成见与幻想。列宁的主要力量则在于他能了解运动的内在逻辑，且以这一逻辑为他政策的指针。他不把自己的计划强施于群众身上；他帮助群众去认识与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当列宁把革命的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耐性地解释”，——时，这意思就是说，必须使群众意识与这一局势相符，至于这一局势，则群众受着历史过程的驱迫，一定要踏进去的。对妥协派政策失了望的工人或士兵，一定会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他们决不会在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中间阶段上逗留不前。 列宁的几个公式一经揭出，它们便给布尔什维克派以新的方式解释了过去数月间以及目前每日的经验。在广大的党内群众中，发生着一种很快的分化过程——向左转！向左转！转到列宁提纲去！查列志斯基说道：“一区又一区地依附了他，等到4月24日全俄党大会召开时，彼得堡组织整个地赞成了提纲。” 为布尔什维克派干部的再武装而作的斗争，开始于4月3日黄昏，实质上完成于该月月底[2]。4月24至29日召开于彼得格勒的党大会，给3月与4月做了一个总结：3月是机会主义的动摇的一月，而4月则是发生尖锐的危机的一月。将近大会时，党无论在数量或政治意义上说，都大大地长大了。一百四十九名代表，代表着七万九千名党员，其中一万五千名住在彼得格勒。对于一个昨天是非法的、今天是反爱国主义的政党，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党员数了，列宁曾好几次带着满足之意叫大家注意这一点。大会的政治面目，立即由五名主席团的选举规定了。它既不包含加米涅夫，也不包含斯大林——这两位3月间不幸遭遇的罪魁。 就整个的党而论，争论问题虽已确定地解决了，但有许多领袖，则仍旧执着于过去，在那次大会上对列宁保持着反对或半反对立场。斯大林还是沉默着与等待着。捷尔任斯基以“原则上不同意于报告人提纲的”“许多人”的名义，要求“那些与我们一起实际经历了革命的同志们”中，能有人出来作一个反报告。这句话显然暗示着列宁提纲是不明实情的亡命者做出来的。加米涅夫确曾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反报告，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专政辩护。赖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企图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保持着自己在3月间所采取的那个立场。加里宁继续主张为了与自由派斗争起见，应和孟什维克派实行统一。一个出名的莫斯科工作人员斯密道维奇，在自己的演说中热烈地抱怨道：“每次我们上去讲话，他们就拿某种怪物，列宁同志的提纲那样的怪物，来反对我们。”以前，当莫斯科的党员们投票赞成孟什维克派的议案时，生活要平静得多呢。 捷尔任斯基以罗莎·卢森堡的学生资格，出来反对民族自决权，责列宁具有分裂派的倾向，这倾向会减弱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后因列宁反讥他予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以支持，捷尔任斯基于是回答道：“我能斥责他（列宁）站在波兰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者的观点上。”这一对话倒不是没有政治的讽刺性的：大俄罗斯人列宁责波兰人捷尔任斯基拥护那反对波兰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列宁则被捷尔任斯基指说具有波兰人的沙文主义。政治上，列宁在这一争论中是对的。他的民族政策，在十月革命中，成为他全部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分子。 反对派显然已趋于式微了。关于争论问题，它所得票数不能多于七票。不过有一个古怪的与显著的例外，那是关于党的国际关系。当大会临终时，在4月29日晚间的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参加将于5月18日召开（于斯德哥尔摩）的齐美尔瓦尔得大会。”记录上说：“决议由全体对一票通过。”这一票是列宁的。他要求与齐美尔瓦尔得大会决绝，因为在那次会议上，大多数坚决地与德国的独立派及中立国的和平主义者（如瑞士的格林姆之流）站在一起。可是在俄国党内干部看来，齐美尔瓦尔得派在大战期间简直与布尔什维克派是二而一的。代表们还不赞成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个名义或与齐美尔瓦尔得大会决裂，而且，在他们眼中，齐美尔瓦尔得派仍是与第二国际的群众间的一个联系。列宁企图至少要把这个参加以旁听为限，以听取国际情报为目的。季诺维也夫演说反对。列宁的提议被否决了。他于是投票反对整个决议。没有一个人拥护他。这是“三月”情绪的最后一滴溅泼，那情绪就是执着于昨天的立场，害怕“孤立”。不过斯德哥尔摩大会始终不曾开成，不成的原因在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内部毛病，——就是这些毛病，使列宁要和它决裂的。这么着，他那被一致否决了的抵制政策，事实上是实现了。 党政策的转变具有激剧性质，乃是众所共见的。一个工人布尔什维克，后来被任为劳工人民委员的史密特，在4月大会上说道：“列宁给工作性质一个不同的方向。”又据辣斯可尼可夫说，——诚然是在几年以后写的了，——列宁在1917年4月“在党的领导者的意识中完成了一次十月革命。……我们党的政策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列宁来到之后，完成了一次向左的急剧盘旋的”。老布尔什维克路特密拉·史达尔，更直接地，同时又更恰切地评量了那次转变：“所有同志，在列宁来到之前，都在黑暗中彷徨”，她在4月14日的全市大会上说道，“我们只知道1905年的公式。眼看着民众独立的创造工作，我们不能教导他们，……我们的同志只能自限于用议会方法来准备立宪会议，完全计划不到更向前进的可能性。我们接受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将完成生活本身提示我们该做的事。不要因为有人说公社意味着工人政府，就害怕公社（的提法）。巴黎公社不仅是一个工人政府，它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3]苏汉诺夫说，党的重新武装“是列宁的主要的与基本的胜利，完成于5月之初”。我们能同意于苏汉诺夫的这句话，虽然他以为列宁用了这一手术，将无政府主义的武器来替换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是并非不重要的，虽然提出这问题比回答它要容易得多：如果列宁不在1917年4月中到达俄国，则革命将如何发展？假使我们上面的说明终究能指示与证明出一些东西的话，那末我们希望它所证明的乃是：列宁不是革命过程的造物主，而只是各种客观历史力量所构成的那条链子中的一环。不过在那条链子中他是一只大环。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整个局势中发生出来的。但它还需要加以建立。没有党，那是不能建立它的。至于党呢，那只有了解了这一使命之后，才能履行这个使命。但要为了解使命，这就需要列宁了。在他来到之前，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中没有一人能做革命诊断。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领导被事变过程摇向右边，向着社会爱国派，因为在列宁与孟什维克派之间，革命并不曾给中间立场留下余地。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来到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他的个人影响缩短了危机。但是，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即使没有列宁，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么？无论如何我们总不敢这样断定的。这儿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事后来回顾历史的钟点是困难的。辩证的唯物论无论如何与宿命主义没有共同之点。机会主义领导必然要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列宁，则定然是非常尖锐与持久的。然而战争与革命的条件，却没有给党留下一个长久时期来执行它的使命。这样看来，此种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即：方向错误与分裂的党，会错失革命局势，使它在好多年内不能再来。在此地，个人的作用，在我们面前真以巨大的尺度升起来了。我们只要正确地了解这个作用就好了，只要把个人作为历史链子的一环。 列宁于长期离俄后之“突然”回国，报章杂志对他这名字所作的狂吠，列宁与本党全体领导者的冲突，以及他在这次冲突中的迅速胜利，——一句话，即事变的外壳，在这情形中最能使个人、英雄与天才，和客观的条件、群众、与党，机械地对立起来。其实这种对立是完全片面的。作为个人，列宁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已发生历史的产物。列宁位于这一具体的历史中，与后者有着极深刻的根源联系。过去二十五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们一起从事了所有的斗争。如果说存在所谓的“历史偶然性”，那不是列宁对（革命）事变（进程）的干预，倒是劳合·乔治对他回国路途的可怜巴巴的阻拦。[4]（即指英政府当时不许列宁经由协约国领土回俄——译者。）列宁不是从党外与党对立，而是党的最完成的表现。他之教育党，也就是自己在党内受教育。他与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表示出党的未来与它的过去斗争。假使列宁不曾因亡命与战争的条件被硬生生地与党分离，则危机的表象未必具有如此戏剧性，而且也不会把党的发展的内在承继性，掩盖到这个地步。因列宁的来到而获得的非常重要意义，只能叫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领袖们不是偶然造成的，他们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淘汰着与训练着，他们不能任意更换，假使硬生生地将他们排斥于斗争之外，则将予党以一个生命攸关的创伤，在某些情境中，也许还会使党在长期间瘫痪。 [1] 据希腊神话云，奥革阿斯（Augeas）王之厩养牛三千头，三十年不扫，后Hercules倾Alpheus与Peneus两河之水，于一日内清除所有的粪污。——译者。 [2] 正当列宁到达彼得格勒的那一天*，在大西洋彼岸，在哈里发克士港，英国海军警察从一艘名叫克里祥尼亚的挪威船上，带去了六名从纽约回到俄国去的亡命者：托洛茨基，楚诺夫斯基，梅尔涅强斯基，穆兴，费显列夫与罗曼钦可。这几个人直至5月5日才得到达彼得格勒。那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重新武装。至少在大体上业已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部历史里说明托洛茨基在纽约一家俄文报社所发挥的关于革命的见解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得知了这些见解之后，使读者更易了解党内的分派，特别能懂得十月革命前夕的思想斗争，所以我们认为把那与此有关的文件以附录形式（附录二——译者）附于书末，乃是合适的。凡对十月革命的理论准备并无研究兴趣的读者们则略去这附录可也。——原注。 【* 著者这里可能搞混了日期。托洛茨基应该是于公历4月3日被捕，而列宁是公历4月16日（旧历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C.R】 [3] 译文有修订。这句话可以大致这样理解：发言者的话的本质，是说“公社政府”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前途。鉴于小资本身没有独立的前途，它要么追随大资产阶级，要么追随工人革命。发言者的话有些含糊，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公社政府”虽然代表了最广泛劳动阶层、被压迫阶层乃至最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但它的阶级性质只能说它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而非工农（联合领导的）政府，或者工人与小资联合领导的政府。 我觉得发言者在这里是把政治领导和所代表的利益没有分清楚。虽然她想说的本意，是指“建立工人政府是对的，生活要求我们建立这样的政府，因为它也代表了其他广泛下层的根本利益”。－L.X [4] 译文有修订。干预在这里就是指列宁以自己的、不同于多数党领导者的立场，干预了革命的进程。这里既体现了列宁作为个人创造历史的戏剧性一面，但也是俄国革命运动、革命工人运动积攒、提炼出的最睿智、果敢的历史因素——通过具体的个人以及远方来归等戏剧场面——对革命进程予以影响的一面。－L.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