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资本积累论

原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原序

这本著作是作为国民经济学的通俗入门书而写的。我在许久以前就准备出版本书,但因为党校的教学工作及革命运动工作的耽搁,未能如期完成。今年一月国会选举之后,我打算再着手把马克思的经济学通俗化,至少可以将原理那部分完成;但是,当时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困难。显然,想在具体的事情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以及分析它的客观历史限界,我感到没有什么把握。等到进行了精密的考察之后,我就抱着这样一种见解:即此处不仅存在着说明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理论上牵涉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以及有关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经济根源的问题。倘若我能够成功地把这些问题给以科学的正确的处理,那么,这本著述将不仅具有纯理论上的兴趣,而且在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中,也将具有一些意义吧!

1912年1月

罗莎·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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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研究的目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一章 我们研究的目的

卡尔·马克思曾促使我们注意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他在这一点上对经济理论作出了一个不朽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学说史中,对这个问题作确切阐述的尝试的,我们只见到两次:一为重农学派之父魁奈的尝试,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开始;二为马克思的尝试,那是这个问题研究的最后阶段。不久,这个问题经常出现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从未把这个问题和与此相关的和交织起来的次要问题划分开来,而充分领会到纯粹从它本身看的各个方面。他们从未确切地把这个问题表述出来,更不必说解决它了。但这个问题既然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他们的尝试毕竟能帮助我们对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向得到一些了解。

精确地说,什么是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呢?从字面上讲,“再生产”是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初看起来,很难觉察再生产的观念在那些方面与我们所都能懂得的重复观念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陌生的新术语呢?在我们所要考察的这一种重复里,在生产过程的不断反复进行中,存在着若干特点:第一、再生产的经常性重复是经常性消费的一般 先决条件,而经常性消费又是不论在那一种历史形态下的人类文明的前提。从这样来看,再生产的概念反映着人类文明历史的一个方面。除非若干先决条件如工具、原料和劳动已经在前一生产周期中建立起来,生产是不可能反复进行的,也就是说,再生产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人类文明的原始阶段,在人类控制自然的初期,这种重新从事生产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地依靠机会。只要打猎和捕鱼是社会生存的主要基础,频繁的饥荒阻断了生产的经常性的重复。有些原始人民很早就认识到为了使再生产成为经常的、反复进行的过程,采取若干措施是必要的;他们把这些措施结合在宗教性的礼仪中,在这样方式下,他们就把这些措施接受下来,当作传统的社会义务。所以,正如斯宾塞和吉伦的详尽调查告诉我们的,澳洲黑人的图腾崇拜基本上不是别的,而是社会集团为了获取和保存动、植物食物而采取的一些办法罢了。从远古时期年复一年地实行这些预防办法,久而久之,它们就僵化为宗教礼仪了。但只有随着耘耕的发明,家畜的驯养,和以消费为目的的畜牧业的发展,构成再生产要素的消费和生产的循环才有可能。就再生产应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对自然的控制为条件,或用经济术语来说,以一定标准的劳动生产率为条件而论,它的含义不止于简单的重复。

在另一方面,在一切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生产过程是以两个不同的、而又密切联系的因素——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持续为基础,是以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间的确切关系为基础。再生产在同样程度上依赖于这两项条件。我们刚才看到再生产是如何与人类劳动技术条件相结合的,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它是单纯地由于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结果;但在每种情形下,当时流行的社会生产形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并不较小。在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公社中,再生产以及全部经济生活计划是由全体劳动群众和他们的民主机构来决定的。关于重复使用劳动的决定——劳动的组织——作为劳动的主要前提的原料、工具和人力的供应——再生产的安排,和再生产规模的确定,都是计划合作的结果,在这计划合作中,本公社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参加的。在以奴隶劳动或 徭役 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下,再生产是通过人对人的统治关系来实行和周密地加以调节的。这里,再生产的规模是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 上层分子 所保有的对多寡不等的其他阶层的劳动的处置权力。在以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中,只要对某些显著现象约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再生产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态。在历史上所能看到的其他社会中,只要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即当时存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再生产有可能,再生产就将连续不断地反复进行着。一般地说,只有外部条件,如兵灾或疫疠,才造成再生产的间断或为时长短不等的很大程度的缩减,因为这些兵灾或疫疠夺去了广大文化区域的人口,从而毁灭了大量劳动力和过去所积存的生产资料。生产计划的专横组织有时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在古代埃及,在法老的意旨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奴役了几十年,从事金字塔的建筑;在近代埃及,伊斯美帕夏强征了二万农民修建苏伊士运河;或者在纪元前二百年,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国北部边疆的长城,听任四十万人民以饥饿和辛劳致死,因而牺牲了整个一代的人民。这些事情发生的结果,总是大量耕地的荒芜,有规则的经济生活受到长时期的阻断。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再生产被阻断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当政者对再生产计划做了片面性的决定所致。

按照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表现了另外一种的景象。我们看到在某些时期,再生产的一切原素,劳动和生产资料,是具备的,但社会对消费品的若干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又看到尽管具备这些资源,再生产可能一部分完全停顿,而一部分缩减了。这里,对生产过程造成困难的,并不是由于对经济计划的专横干涉。这里,与一切技术条件无关,再生产纯粹地依赖于社会性的考虑:只有那些预期确实能够出售——不仅能够出售,而且能够获得习惯的利润——的货物才被生产出来。因此,利润成为目的本身,成为不仅规定生产,而且规定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利润在每种情形下不仅决定从事那些工作,这些工作如何进行,以及产品如何分配,而且还决定在这一劳动周期结束时,劳动过程是否将重新进行,如果重新进行,它进行到什么程度并向什么方向进行 [1]。

由于这些纯粹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总的说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和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将要看到清楚地显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所特有的历史特点的一个外部标志。这个过程不仅包括生产,而且还包括流通(交换过程),并把这两要素联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主要是没有计划控制的无数私人生产者所进行的生产。在这些生产者之间的唯一社会联系是交换行为。在计算社会需要时,除了前一劳动周期的经验外,再生产的进行没有其他线索可资依据。但这些经验又是个人生产者的私人经验,它们没有结合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的形式。而且这些经验又不是经常正面地、直接地指向社会的需要。它们对社会需要的关系往往是间接的、反面的,因为只有以价格波动为依据,它们才能表明所生产的商品总额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显得不敷呢,还是超过了它。但个体私人生产者在重新进入再生产时,重复地利用前一劳动周期的经验,结果是生产过剩或缺货必然在下一周期中,重复出现了。各生产部门可能独立地发展起来,因此,某一部门可能发生过剩,而另一部门可能发生不足现象。但几乎所有生产部门在技术上既然是互相依赖的,某些较大生产部门的过剩或不足,会造成大多数其他部门发生同样的现象。因此,各种生产物的总供给量、社会的需求相比较,可能会周期地交替于不足和过剩之间。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的特色,它是与我们所已知的其他生产形态不同的。第一、各个生产部门在某种限度内这样地独立发展起来,以致造成为时久暂不等的周期性的生产停顿。第二、各个生产部门都与社会需要发生背离,因而形成了全面的脱节,使再生产陷于总停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这些征象是十分特殊的。在所有其他的经济制度下,除了外界的暴力扰乱外,再生产是循着不间断的、有规则的途径进行的。而资本主义再生产,如果引用西新蒙第的名言,可以拿一连串的螺旋圈来代表。每一个螺旋圈从小环开始,逐渐扩大,最后达到极大的顶点,然后发生紧缩、于是另一新的螺旋圈复从小环开始,重复上次形象,直至达到阻断点为止。这种周期性的从再生产最大规模到它的缩减至于部分停顿之间的波动,这种所谓萧条、高涨和危机的循环,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显著的特点。

但极其重要的,是在开始时就必须确认这个高涨、萧条和危机的循环运动不是代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全部问题,尽管它是本问题的主要成分。周期性的循环和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再生产的特殊阶段,但不是这个过程的全部。为了论证纯粹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含义,我们毋宁要撇开周期性循环和危机而加以考察。这虽然显得奇怪,但这个方法是十分合理的;它实在是唯一的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了论证和解决纯价值问题,我们必须撇开价格波动不谈。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总是想用供求波动来解决价值问题。古典经济学者,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用相反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供求相互关系的波动只能说明价格和价值的差异,而不能说明价值本身。为了找出商品的价值,我们必须以假设供求是在平衡状态中,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又彼此密切相符为出发点。这样,科学的价值问题刚好是在供求影响停止发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

由于周期性的循环和危机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往往环绕社会上总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而波动,有时超过这个水平,有时降落在这个水平之下,甚至再生产间或缩减至几乎全部停顿。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包括繁荣和萧条,高涨和下降的交替阶段的整个循环,也就是我们就再生产的最高和最低量,包括停顿阶段在内,而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可以用高涨来抵销跌落,而得出一个平均数,即整个循坏中的再生产平均量。这个平均数不仅是理论上的想象物,而且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尽管在循环的进程中发生剧烈的上升和下降,尽管有危机出现,社会的需要总是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再生产继续循着复杂的途径进行,而生产能力也向前有所发展。为什么撇开循坏和危机不谈后,这种情况会发生呢?这里就是真正问题的开始。企图利用危机的周期性特点来解决再生产问题,正如企图利用供求波动来解决价值问题一样,基本上是庸俗经济学的一种手法。尽管如此,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将要看到,当经济理论挨着再生产问题的边缘时,当它开始对这问题作推测时,它表现了一种执拗地把再生产问题突然转化为危机问题的倾向,因而阻隔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我们在下面论述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我们总是指生产率的平均量而言,这个平均量是一个循环中各阶段的平均数。

全部资本主义再生产是由无穷的、数量上不断变动的、私人生产者创造出来的。他们相互独立地进行生产;除了注意价格波动外,没有社会的管理——个人生产者间除了商品交换外,没有任何社会联系。于是问题发生了:这些无数的、不相关联的动作如何造成现实的全部生产?这个问题的一般面貌确实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要是我们这样提问题,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私人生产者不单纯是商品生产者,而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时,社会的全部生产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的,同样地也不单纯是商品生产,而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

从这个事实出发,让我们再来考察我们的问题。一个生产者,如果不仅生产商品,而且还生产资本,那么,他必须以创造剩余价值为首要之事。资本家生产者的最终目的,他的主要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从他所制造的商品的收入中,不仅必须补偿他的全部开支,而且还必须另外使他获得一个价值,这个价值不与他的任何支出相抵,而是一个纯赢利。如果我们从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我们看到资本家所垫支的资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代表他用在生产资料如房屋、原料、半制成品和机器上面的费用,第二部分是工资开支。即令资本家生产者本人不知道这一点,也不管他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神圣说法来欺骗自己,欺骗世界,这个分法总是适用的。马克思把第一部分叫做不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因在劳动过程中被利用而改变其价值,它的价值是全部转移到制成品中去的。第二部分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可变资本造成追加的价值。这追加的价值在无偿劳动的结果被占有时实现的。用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其组成部分可用下列公式表述:C+V+m。在这公式中,C代表不变资本的价值,它包含在无生命的生产资料中而被转移到商品上来的;V代表以工资形态垫支的可变资本价值;m代表剩余价值,即工资劳动的无偿部分的追加价值。不论我们考察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全部,不论我们考察棉制品或巴蕾舞演出,铸铁管子或自由主义报纸,每一类物品都表现这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资本家生产者来说,商品的制造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但是,这剩余价值,当它隐藏在商品形态的生产物中的时候,对于资本家是没有用处的。商品一经生产出来后,它必须被实现,必须转化为纯价值形态,即货币。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资本支出必须脱去它们的商品形态,而复归为资本家的货币,借以使上述的转化成为可能,从而使资本家能以现款形式占有剩余价值。只有当这个转化是顺利的,只有当商品总额已经按照价值出售了,生产的目的才算完成。出售商品的收入,即从出售商品所得的货币,与原来商品总额一样,包含同样的价值组成部分,并能以同样的公式表述出来:C+V+m。C是补偿资本家所垫支的已用去的生产资料;V是补偿他所垫支的工资;最后一部分m代表预期的剩余,即资本家净利的现款形式 [2]。

资本从它的最初形态,从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转化为死的和活的生产资料,如原料、工具和劳动等,通过活的劳动过程,再转化为商品,最后又转化为货币,较最初阶段增多的货币额这样的资本变形不仅为了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而已。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不是一个简单的剩余价值,按所希冀的数量来被占有,而是一个在数量上不断增大的剩余价值,无限度的剩余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反复使用同样的魔术般方法,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在商品生产和随后实现的过程中,不断重复地占有未付工资劳动的收入。

这样,对于不断更新的生产,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经常性现象的再生产过程,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动机,这个动机在其他生产制度下是没有的。在历史上其他经济制度下,再生产是决定于社会对消费品连续不断的需要,不论这些需要是象在农村共产主义公社市场上通过民主方式决定的全体劳动者的需要也好,或者象在奴隶劳动或徭役等经济中专横地决定的阶级对抗性社会的需要也好。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推动在这里唯一起作用的个体私人生产者的,不是对社会需要的考虑。个体私人生产者的生产完全取决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即令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过是实现对个体私人生产者所不可缺少的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个体私人生产者的真正动机是占有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注视真正的动机,即占有剩余价值,那么,生产消费品来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只是一条迂回的道路,尽管对于个人资本家而言,这是出于必要。这个动机,占有剩余价值的动机,也促使资本家反复投入再生产中。就是这剩余价值的生产、把社会必需品的再生产变成一个不断的运动。再生产显然只有当上期的生产物,商品实现后,也就是转化为货币后,才能重新开始,因为在货币形态下,即纯价值形态下的资本,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对于资本家生产者,再生产的首要条件是顺利地实现上一生产周期所生产的商品。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点。在私人经济制度下,个人生产者,根据自己的权衡,决定再生产的规模。他的主要动机是占有剩余价值,而且占有量还要尽快地增长。但剩余价值的加速占有需要增加资本的产生以造成这剩余价值。这里,一个大规模企业在各方面都较一个小企业处于有利的地位。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仅提供一般再生产的一个永久动机,而且还提供使再生产扩张,使再生产规模不断加大的原动力。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只限于唤起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渴求,从而促使他不断扩张再生产而已。扩张事实上成为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成为个人资本家生存的经济条件。在竞争的准则下,商品价格的低廉是个人资本家争夺市场上一席地位的最重要的武器。而降低商品生产成本的一切方法,除以提高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一些措施和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外,最后都归结为生产的扩张。至于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措施,它们往往会遭到很多的障碍。在这一方面,大企业总是对中小企业占各种优势。

这些优势包括从房屋和工具的节约,效率较高的生产资料的应用,机器代替人工的广泛实行,直至迅速利用市场的有利转变以取得廉价原料。在极大限度内,这些优势直接随着企业的扩张而比例地增加。因此,只要少数资本家企业扩大了,竞争迫使所有其他企业同样地扩张。扩张成为一个生存的条件。因此,也出现了再生产以不断增大的规模进行的倾向,而这个倾向自动地象波浪般在再生产的表面上伸展。

扩大再生产决不是在资本下的一个新发现。相反地,从远古起,在每一种社会形态里,只要有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表现时,扩大再生产就成为一条规则。当然,在社会历史上,可以看到长时期的生产过程在同样的规模下不断重复,即简单再生产。例如在古代,农业和共产主义村社中,人口的增加没有促使生产逐渐扩大,而是把新的一代排挤出来,迫使他们创立同样狭小的、自给自足的居民地。在中国和印度的古老的、小手工业单位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这些手工业单位以同样形式和同样规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传统地重复着生产。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简单再生产是经济和文化停滞的根源和清晰标志。如果没有扩大再生产,生产不可能向前跨进一大步,而文明纪念物如东方的水利事业、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军用道路、希腊的艺术和料学、或中世纪的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不可能产生出来;因为重大的文明进步的基础和社会推动力就在于生产逐渐超越当前的需要而不断扩大,以及人口和居民需求的不断增长。

如果没有扩大再生产,特别是交换也是不可想象的,而交换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并促使它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再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扩大再生产具有若干特点。我们前面已经饼过,扩大再生产对于个人资本家,简直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并不排斥简单再生产,或甚至缩小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在繁荣年代再生产周期性的过度扩张阶段也会随着发生同样周期性的危机现象。但如果不考虑周期性的变化,再生产的总趋向总是向扩大方面进行。对于个人资本家,不能取得这样的扩大意味着从竞争性争夺中撤退出去,意味着经济上的灭亡。

此外,还有若干其他方面必须加以考虑。扩大再生产的概念只适用于生产物的数量,适用于制造品的总额。只要生产全部地或主要地安置在自然经济之上,消费决定着个人劳动过程的范围和性质,也决定着作为目的本身的总的再生产的范围和性质。这适用于印度的农业和乡村公社,利用奴隶劳动经济的罗马 庄园,以及以徭役为基础的中世纪封建农奴。但资本主义经济制供了一个不同的景象。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创造价值而生产。整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受价值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生产消费品,也不是仅仅生产商品,它突出地是生产剩余价值。从资本家看来,扩大再生产是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这是在商品生产的形态下实现的,因而结局还是生产消费品。在再生产进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引起这两方面的不断脱节。要是生产率提高了,同样数量的资本和剩余价值会代表不断增大的消费品数量。因此,扩大生产,如果理解为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量,不一定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意义下的扩大再生产。反过来说,在某种限度内,通过更高度的剥削,如削减工资等,资本可以产生较大的剩余价值,而实际上没有产生较多的物品。但在这两种情形下,剩余价值有两个方面:它是价值量,也是实物的总量,而从资本家看来,剩余价值的要素在这两者是相同的。

一般地将,由于以占有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追加到原来的资本而形成的资本增大,不论这个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用来扩大旧企业或创办新企业、即独立的女儿企业,其结果总是造成剩余价值的增产。这样,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有一个特征,即资本的增加是通过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

在资本的准则下,扩大再生产的一般公式是:C+V+ m / x +m′。这里, m / x 代表在上次生产周期中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m′代表资本增加后所创造的新剩余价值。这新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又转化为资本,因而从资本家看来,扩大再生产是剩余价值交替地被占有和转化为资本的川流不息过程。

到这里为止,我们只讲到再生产的一般和抽象的公式。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应用这公式所必需的具体条件。

被占有的剩余价值,当它顺利地在市场上拜托了自己的商品形态后,被表现为一笔货币额。这货币形态是它的绝对价值形态,是它作为资本事业的开端。但货币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这种形态下,它不能在它的事业中前进一步。被积累的剩余价值部分,既已转化为资本,就不能不采取商品形态,因为只有在这种形态下,它才能成为生产资本,换言之,即作为产生新的剩余价值的资本,而赋予此剩余价值部分以活动力量。所以,象原有资本一样,它必须再分为两部分:不变部分包括无生命的生产资料,和可变部分,即工资。到了那时,我们的公式c+v+m适用于它,正象适用于原有资本一样。

但资本家进行积累的美好意图,他的节约和禁欲促使他以他的较大部分的剩余价值用之于生产而不用之于个人奢侈品上的浪费——还不够实现这个目的。相反地,他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那些具体形态,即他所企图赋予他的新剩余价值的那些形态。第一、他必须取得对他选定和计划的生产部门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原料,机器等,这样才能使相当于他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采取了生产的形态。第二、另一部分,他的剩余价值中的可变部分,也必须成为可以转化的东西,而要实现这种转化,需要两个要素:首要的是劳动市场必须提供足够的追加劳动量,其次,工人既然不能仅仅依靠货币生活,商品市场也必须提供追加数量的食物,这些食物是由即将雇用的新工人用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剩余价值的可变部分来交换的。

这一切前提都具备了,资本家就能运用他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使它成为发生作用的资本而产生新的剩余价值。但资本家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这新资本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暂时还以一笔追加数量的这种或那种商品的形态存在着。在这个形态下,新资本仍然是垫支的,它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还是停留在对资本家没有用处的形态上。新资本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摆脱自己的商品形态,重新采取纯价值形态,从而作为货币复回到资本家的手里。除非这一过程顺利地结束,新资本和剩余价值将全部或部分地遭受损失,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将宣告流产,这样也就没有积累可言了。对于资本积累绝对必要的,就是要有新资本所创造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在市场上获得一席地位并得到实现。

这样,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是与一系列的特殊条件结合起来的。让我们再仔细考察这些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生产必须创造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增加生产成为可能的最初形态。在决定资本家和工人在商品生产中的关系时,全部生产过程必须服从这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确立后,第二个条件是剩余价值必须得到实现,转化为货币形态,这样才能为资本家所占有,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第二个条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商品市场上来了。这里,交换的风险决定着剩余价值今后的命运,从而也决定着再生产的前途。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以积累为目的而加入资本中去,这种新资本必须首先采取劳动和无生命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形态。而且,其中与劳动相交换的新资本部分必须转化为工人的食物。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又被引导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来了。如果所有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加上第四个条件:代表新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追加的商品量必须得到实现,这就是说,转化为货币。只有这个转化已经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说是已经实际上发生。这最后条件把我们的注意力又引回到商品市场上来了。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意味着生产地点和商品市场之间的不断移动,意味着从私人事务所和工厂到商品市场间的梭子般的往返运动(在私人事务所和工厂,不经许可的人是不准入内的,在那里,资本家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而在商品市场上,没有人创立任何法律,在那里,意志或理智都不能显示它的力量)。但正是商品市场的这样的松懈和无政府状态,才使个人资本家感到他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成员的全体。个人资本家为了扩大再生产也许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追加的劳动和供应这些工人而追加的食物,但他能否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决定于在他控制之外的因素和事情,这些因素和事情实际上是在他能力所及之外发生的。为了实现他已经增多的生产物全部,每个资本家需要一个较大的市场来容纳他的商品,但对一般需求的增加也好,对他的特殊商品需求的增加也好,他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我们在这里所列举的条件都表现出消费和私人生产间的内在矛盾以及它们的相互社会关系。这些条件丝毫没有新奇之处,并且也不仅在再生产的阶段上才显露出来。它们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一般矛盾。但对于再生产的过程而言,由于下述原因,这些条件含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关于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仅显露了它的一般的、基本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呈现了在不同生产期间、在连续进展中的一种明确的节奏——个人意志间起着特有的相互作用。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必须问:每个资本家一般地如何有可能为了实现他所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尽管没有任何社会的管理,没有任何协调生产和需求的计划。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为竞争所增强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自动影响促使每一种商品,包括生产资料,都生产出来,通常也有日趋增长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足供资本的利用。从另一方面看,在这里,计划的缺乏表现为下列的事实:在所有一切范围内的供求平衡只通过不断背离,时刻的价格波动,以及市场情况的周期性危机和变化,才能实现。

从再生产观点看,问题是不同的。市场上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无计划的供应以及需求的无计划和不可捉摸的变化如何仍然有可能供应适当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资料,劳动和为资本家出售货物所需要的销售机会呢?如何能保证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按正确的比例增长呢?让我们更确切地述说这个开题。按照我们所熟知的公式,试将个人资本家的生产构成以下列比例表现:40C+10V+10m。他的不变资本因此是四倍于他的可变资本,而剥削率是100%。商品总额是以价值60来代表。我们假定资本家有可能以他的剩余价值半数转化为资本,追加到原来构成的资本中去。在这个情况下,公式44C+11V+11m=66将适用于下一生产周期。

让我们假定资本家能够每年以剩余价值半数转化为资本继续进行若干年。为了这个目的,只求一般地有生产资料,劳动和市场的出现,是不够的,资本家所找到的这些因素必须形成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是严格地与他的积累的进展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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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1] 这里所述的卢森堡生平事迹,主要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5卷,第545—547页。 事实上,列纳尔(Renner)博士,就是以这个假定作为他的租税专论的基础。他说:“一年之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因此,一年的租税,只有从那些部分中收取:即,利息、利润、地租及工资。”(“劳役者与租税”,维也纳,1909年,第9页)列纳尔以后立刻就想到农民的存在,可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解决了:“例如,有一个农民,同时兼做企业家、工人、地主。他的经济收入,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合而为一”。象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范畴,同时应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当作一身兼企业家、工资劳动者和地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论。如果象列纳尔那样,把农民列入一个单独的范畴,那么,他在经济上的特点就在于他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也不属于于工业无产者;同时,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而是代表简单商品生产的。 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1859年,在全德国曾散发一本小册子——著者是雄尔逊(Viersan)的工厂老板梯尔嘉得(Diergarlt)曾热心劝告德国要在适当时期确保东亚市场,它赞成用显示兵力的办法从日本及东亚各国取得商业利益。以民众所贮积的零星资金来建设德国舰队,长时期来曾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尽管普鲁士有几艘船只,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足道的。可是,为了要在东亚进行通商谈判,普鲁士决定装备一支舰队、并由有能力的、谨慎的、普鲁士政治家奥伦堡伯爵(Graf zu Eulenburg)担任这个远征团的团长,这个团还负有科学的任务。奥伦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执行他所接受的委托,尽管和夏威夷群岛同时进行谈判的计划,不能不放弃,远征团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成功的。当时的德国新闻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每次发生的困难报导时总是说那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并对舰队示威的开支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尽管如比,这种情况却并没有使新时代的政府动摇。成功的果实终于为继起的政府所获得了”。洛茨(W.Lotz):“德国的商业政策思想”,第80页) 铁道网的发展如下表(公里): 直至最近为止,中国的家庭工业,还广泛地由资产阶级兴办,在古老、较大的城市,如有三十万居民的宁波中便是如此。“大约三十年前,妇女自制挂帽衬衣及其他东西,以供她的丈夫及自己的需要。当时宁波青年女子,如果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反而向商人去买用品,那就是耸人听闻的事”。(周尧清〔译音〕博士:“宁波工业经管的形态”。屠滨根,1909年,第51页) 1854年输入77,379箱。以后由于国内生产的扩大,输入略有减退。然而,中国仍然是印度栽培地的大主顾。1873—74年之间,印度生产鸦片640万公斤,其中,约610万公斤销售至中国.印度现今(1912年)仍每年输出480万公斤,价值150,000,000马克的产品,几乎是全部输到中国及马来群岛的。 穆勒在他的“英领印度史”内,为得要证实在原始关系上,土地经常而且到处属于国王的财产那个命题,于是从种种庞杂的典据内——如蒙哥拨克(Mungo Park),赫罗多德(Herodot),波尔纳(Bolner),亚可斯达(Acosta),嘉锡拉索·德·拉·伯加(Garcilasso de la Bega),亚伯·格罗锡尔(Abbe Grosier),巴罗(Barrow),狄阿多鲁士(Diodorus),斯特拉波(Strado)等——无选择地,无批判地搜集了许多材料。他把这个命题应用到印度上去,他说:“根据这些事实,只能得出如次的结论:土地财产属于国王,因为,如果土地财产不属于国王,那末,就无法指出它是属于何人的。”(詹姆士·穆勒:“英领印度史”,1840年,第四版,第一卷,第311页)对于这个经典式的推论,穆勒的编者H·H·威尔逊(Wilson)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注释(威尔逊是牛津大学双语教授,精通古代印度的法律关系)。他在序言中认为,著者想用英领印度全部历史,来证明边沁(Bentham)的理论见解,因而他用了最可疑的材料来描画印度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原型并不相似,而且几乎违反了人道主义。)其后,他附加了下面的脚注:“大部分原文与脚注,在这里都是不相干的。从伊斯兰教徒的习惯中引用的例子,假定是正确的,也和印度人的法律与权利无关。然而这些东西又是不正确的,穆勒的向导使他迷失了道路。”于是,威尔逊率直地反驳国王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印度的情况(同上书,第305页脚注)。亨利·梅恩(Henry Maine)也指出英国人企图把他们对印度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说成是从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而梅恩承认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英国人最初所作的假定,是从他们的前任,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王的绝对财产,一切土地的私有权,只有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存在。伊斯兰数的教义与相应的伊斯兰教徒的习惯掩盖了古代关于国王权利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虽然分配给国王的土地产品的份额,比之西方统治者所曾要求获得的,要大得多,但它并不否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农村公社”,第五版,第二卷,1890年,第104页)另一方面,马克西·柯瓦列夫斯基曾彻底地证明这种借口“伊斯兰教义与习惯”,只不过是英国的神话而已(参看他用俄文所写的著名作品:“土地公有制崩渍的原因、过程与后果”。莫斯科,1879年,第一部)。迄今为止,英国学者及其法国同僚们例如对中国,仍坚持同样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全部土地都属于皇帝所有(参考欧·弗兰克博士“中国的土地财产与法律关系”1903年版中对这个神话的驳斥)。 马克思:“资本越是大,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一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是发展,则在由生产到消费(个人的消费和产业的消费)的进程中,在流通中,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量会越是大,从而,每一个特别资本越是有把握可以在市场上,寻到各种现成的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页。 司徒卢威在他的俄文论文集的序言(1901年出版的)中说:“1894年当著者发表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判’时,他在哲学上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倾向于坦率的、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生义。从那时起,著者认为在实证主义以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看不到整个真理,它们就不再充分决定他对世界的看法。恶意的教条主义不仅恫吓进行不同思考的人,而且还窥测他们的道德和心理,它把这样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享乐主义者思想的反复无常’。它不能理解批评的权利本身对于一个活着的、能想的、个人是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著者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尽管他可能将经常处于被指控为‘反复无常’的危险之下”。(“杂志”,圣彼得堡,1901年)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5年)。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5页。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第251页。 见“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特别是第202—205页,第338—341页。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4页。 伏隆左夫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B.B.先生——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76页。 卡尔·罗贝尔图—雅格卓夫博士(Dr Carl Rodbartus Jagetzow):“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三卷,第172—174页,184页。 洛贝尔图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吉尔希曼的论点。据洛贝尔图的著作的编者说,刊载原文的“民主主义新闻”已找不到了。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9页。 “货币在双重交换中,仅仅完成了中介任务。交换终结时,人们显然是以生产物来支付生产物。因此当一国持有某种生产物过多时,销售这些东西的办法,就是生产其他种类的货物”(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巴黎,1803年,第一卷,第154页)。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嘉图于1819年被选入国会后(当时由于他的经济著作已享有盛誉),曾写信给朋友说:“你知道我已经当了下院的议员,但我怕我在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我两次想发表演说,但我越到非常窘迫。我没有希望克服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时被袭击来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况。”(里嘉图致麦克洛克信件,纽约,1895年,第23—24页)。象这样的羞怯在大言不惭的麦克洛克身上是找不到的。 “爱丁堡评论”(Edinburg revien)上的论文,本来是以欧文为攻击目标。这篇论文用二十四页的篇幅,对欧文的四篇论著,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四篇论著是:“关于社会的新见解或人格构成论”(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关于制造工业制度的影响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为工人阶级向美国及欧洲诸政府提出的两个请愿书”(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America an Europe),“小论三篇及关于贫民雇佣的会议录”(“Three tracts”, and “An Account of Public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Employments of the Poor”)。匿名者企图详细地支出欧文的改良主义思想,毫没有抓住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原因。它的真正原因是:过渡按到开垦荒地(这是里嘉图的地租论!),谷物法及压迫农业家和工业家的重税。因此,自由贸易与放任自由——这就是他的起点与终点。在积累无障碍地进行下,生产的增大,将为自己创造出需要的增大。欧文被他指责为对萨伊与詹姆士·穆勒的“全无所知”。他说:“欧文无论在推理上或在方案上,都表示他自己对一切支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全无所知”。而笔者更从欧文欧文转向西斯蒙第,提出如下的论争:“他(欧文)认为当竞争无阻碍地不受什么人为的统治,而工业也任其自然发展时,机器的使用,可使几种财富物品的供给,增加到超过必要的数量,这样形成的商品的过剩,终于使工人阶级失业。这个论点,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著名的西斯蒙第在其大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上所强烈主张的,因此,我们恳求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让我们指出他的谬误,并企图证明消费力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1820年伦敦前议会议员所写的“关于外国贸易限制的有害结果的考察”一文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很有趣味的记录摘要。这篇有自由贸易主义倾向的论文,大体上是以最阴惨的语调,描述英国工人的地位,其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大不列颠的工业劳动者阶级,从富庶与繁荣的顶点,突然陷入贫困与悲惨的极端,在上届议会会议期间的某次讨论中,曾述及格拉斯哥与其近郊的织工工资,最高时期,平均为每周约25先令乃至27先令;但到1816年,即降为10先令,1819年又降到5先令6辨士或6先令那样小得可怜的数目。近来,工资实质上也并未有所提高。”根据同一证据,在兰开夏,织工的每周工资,只达到6先令到12先令左右,而每天须劳动十五小时。“半饥饿的小孩们”,一周想获得2先令或3先令,必须每天工作十二时到十六时。约克夏的贫困状态,恐怕更为厉害。关于诺廷汉制袜工人的申诉,著者曾说,根据他自己亲身调查的结果,工人们的声明,一点也没有夸张。(“爱丁堡评论”,1820年5月,第66卷,第331—33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5—646页。 “简单再生产,是以I(V+m)≒IIC为前提。这个前提,不只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相容(虽然在十年或十一年的产业循环中,往往会有一年的生产比前年度的总生产小,所以,和前年度比较起来,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没有)。并且,在人口年年的自然增殖中,简单再生产要能够发生,那个代表总剩余价值的1,500,就只好由相应增加的不生产的婢仆去分享了。但反过来,资本的积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情形下,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7页) 在魁奈:“经济表”的第七附注中,他在批驳重商主义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的理论后,接着说道:“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不能增加,除非这个生产本身有所增加;否则,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会损害每年财富的生产……所以,我们不能以货币数量的多寡作为判断国家贫富的根据;因此,对于一个有规则地进行流通和在信任和充分自由条件下开展商业的农业国家,货币的数量,如果等于地主的所得,那么,可以算作大大地超过足够而有余了。”(“经济表的分析”,Oncken版,第324—325页)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提法,在这里和下面都用“每年生产”一词,虽然这个提法,严格地说,只一般适用于农业。工业生产或资本周转的周期未必与日历年度相吻合。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19页。 “魁奈的‘经济表’……说明国民生产的有定额价值的年生产物,如何通过流通来进行这样的分配,使得再生产得以进行……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综括成为它们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规定了的经济的社会阶级间的流通”。(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38页。) “如生产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再生产也同样会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707页) ↩

[2]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22卷,第291—305页。 卡特尔及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现象,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它们产生于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积累和分配利润的现存的范围。 经过施瓦利尔(M.Chevalier)与柯布登(R.Cobden)代表法国与英国政府进行初步商谈后,“不久即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给国务大臣孚尔特(M.Fould)一个备忘录,宣布他的意图。这个宣布象是一个晴天霹雳。经过过去一年事情的发展,一般认为在1861年以前,关税制度不至有任何修改。群情很是激昂,但尽管如此,条约仍然于一月二十一日签了字”。(阿·德维尔:“1860年以后的法国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学报”,第51卷,第136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第74页。 在农民经济史的最后阶段,当资本主义生产已发生全部影响,这种关系,当然是颠倒过来了。小农被毁灭后,男子常常依靠资本家企业主的家庭工业和工场的奴隶般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农业经营,则全部落在妇女与老人及小孩的身上。符腾堡的小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著者引自谢伯特:“中国战争”,1903年,第二卷,第179页。按这个御史是兵科给事中刘光三,他的奏折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13—41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译者 即向英国政府缴纳地租的孟加拉地主——译者。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585页。重点是马克思本人加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附注21a。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252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3页。 同上书,第32页,附注。 同上书,第255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和西斯蒙第的见解之间显著的相同之点,曾在他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中给了详尽的证明。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0页。 尼古拉·昂,即达尼尔逊,也就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O.H.先生;在恩格斯的书信中,称之为丹尼尔斯昂——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52—5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二卷,第104—10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29页,其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和利润理论有详细的分析。 事实上,在这里,萨伊的唯一成就也不过是把前人所发表的见解用夸大其辞和教条的形式来重述一下而已。正如柏格曼(Bergmann)在他的“危机理论”(斯图加特,1895年)中所指出的,在乔治·杜克(Josiah Tucker)(l752年)的著作,杜尔阁在法文小册子中的注释,魁奈、杜邦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对供给和需求间的自然平衡,或甚至两者的等同性都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然而这位忧郁的萨伊(马克思曾这样称呼他),作为和谐论福音的传播者,要求把“市场理论”的伟大发现,归功于他;他还谦逊地把自己的著作,与热力、杠杆和倾斜面原理的发现相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论”第六版的序言和目录中,他说:“本书中所阐述的交换和销售理论将改变世界的政治”。詹姆士·穆勒在其1808年出版的“为商业辩护”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马克恩称他为生产和需求间自然均衡论的真正创始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编,第七章。 论文的标题,原文是“Examen de cetta question:Le pouvoir de Consommer S’accroit-il toujours dans la société avec le pouvoir de produire?”罗西的“法学年报”,我们找不到,但是西斯蒙第已将该论文全部编入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中。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罗伯特·普拉格译,柏林版,1901年,第一卷,序言,第1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39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6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6页。 里嘉图:“原理”,第八章,“论租税”,英国Mac Cullock版,第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13—514页)以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所直接动用的货币作为这个交换行为的起点。正如恩格斯正确地在他的附注中指出,这并不影响流通的最后结果,但这个假设不是社会流通的正确条件。马克思自己曾在“资本论”第二卷,第492—495页有较好的阐述。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区别不必形成在人口中的特殊门类。它会在若干精神领域的存在中表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必须予以物质的支持。同样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内发挥这些不同的功能。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斯图嘉特,1905年版),第一卷,第179—252页。 一利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法郎。——译者 在我们的论述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了。对总生产来说,这是对的,而我们下面所探讨的就只是总生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剩余价值再分成的几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因这样再分对于再生产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