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1] 这里所述的卢森堡生平事迹，主要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5卷，第545—547页。 事实上，列纳尔（Renner）博士，就是以这个假定作为他的租税专论的基础。他说：“一年之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因此，一年的租税，只有从那些部分中收取：即，利息、利润、地租及工资。”（“劳役者与租税”，维也纳，1909年，第9页）列纳尔以后立刻就想到农民的存在，可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解决了：“例如，有一个农民，同时兼做企业家、工人、地主。他的经济收入，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合而为一”。象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范畴，同时应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当作一身兼企业家、工资劳动者和地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论。如果象列纳尔那样，把农民列入一个单独的范畴，那么，他在经济上的特点就在于他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也不属于于工业无产者；同时，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而是代表简单商品生产的。 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1859年，在全德国曾散发一本小册子——著者是雄尔逊（Viersan）的工厂老板梯尔嘉得（Diergarlt）曾热心劝告德国要在适当时期确保东亚市场，它赞成用显示兵力的办法从日本及东亚各国取得商业利益。以民众所贮积的零星资金来建设德国舰队，长时期来曾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尽管普鲁士有几艘船只，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足道的。可是，为了要在东亚进行通商谈判，普鲁士决定装备一支舰队、并由有能力的、谨慎的、普鲁士政治家奥伦堡伯爵（Graf zu Eulenburg）担任这个远征团的团长，这个团还负有科学的任务。奥伦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执行他所接受的委托，尽管和夏威夷群岛同时进行谈判的计划，不能不放弃，远征团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成功的。当时的德国新闻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每次发生的困难报导时总是说那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并对舰队示威的开支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尽管如比，这种情况却并没有使新时代的政府动摇。成功的果实终于为继起的政府所获得了”。洛茨（W.Lotz）：“德国的商业政策思想”，第80页） 铁道网的发展如下表（公里）： 直至最近为止，中国的家庭工业，还广泛地由资产阶级兴办，在古老、较大的城市，如有三十万居民的宁波中便是如此。“大约三十年前，妇女自制挂帽衬衣及其他东西，以供她的丈夫及自己的需要。当时宁波青年女子，如果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反而向商人去买用品，那就是耸人听闻的事”。（周尧清〔译音〕博士：“宁波工业经管的形态”。屠滨根，1909年，第51页） 1854年输入77,379箱。以后由于国内生产的扩大，输入略有减退。然而，中国仍然是印度栽培地的大主顾。1873—74年之间，印度生产鸦片640万公斤，其中，约610万公斤销售至中国.印度现今（1912年）仍每年输出480万公斤，价值150,000,000马克的产品，几乎是全部输到中国及马来群岛的。 穆勒在他的“英领印度史”内，为得要证实在原始关系上，土地经常而且到处属于国王的财产那个命题，于是从种种庞杂的典据内——如蒙哥拨克（Mungo Park），赫罗多德（Herodot），波尔纳（Bolner），亚可斯达（Acosta），嘉锡拉索·德·拉·伯加（Garcilasso de la Bega），亚伯·格罗锡尔（Abbe Grosier）,巴罗（Barrow），狄阿多鲁士（Diodorus），斯特拉波（Strado）等——无选择地，无批判地搜集了许多材料。他把这个命题应用到印度上去，他说：“根据这些事实，只能得出如次的结论：土地财产属于国王，因为，如果土地财产不属于国王，那末，就无法指出它是属于何人的。”（詹姆士·穆勒：“英领印度史”，1840年，第四版，第一卷，第311页）对于这个经典式的推论，穆勒的编者H·H·威尔逊（Wilson）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注释（威尔逊是牛津大学双语教授，精通古代印度的法律关系）。他在序言中认为，著者想用英领印度全部历史，来证明边沁（Bentham）的理论见解，因而他用了最可疑的材料来描画印度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原型并不相似，而且几乎违反了人道主义。）其后，他附加了下面的脚注：“大部分原文与脚注，在这里都是不相干的。从伊斯兰教徒的习惯中引用的例子，假定是正确的，也和印度人的法律与权利无关。然而这些东西又是不正确的，穆勒的向导使他迷失了道路。”于是，威尔逊率直地反驳国王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印度的情况（同上书，第305页脚注）。亨利·梅恩（Henry Maine）也指出英国人企图把他们对印度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说成是从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而梅恩承认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英国人最初所作的假定，是从他们的前任，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王的绝对财产，一切土地的私有权，只有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存在。伊斯兰数的教义与相应的伊斯兰教徒的习惯掩盖了古代关于国王权利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虽然分配给国王的土地产品的份额，比之西方统治者所曾要求获得的，要大得多，但它并不否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农村公社”，第五版，第二卷，1890年，第104页）另一方面，马克西·柯瓦列夫斯基曾彻底地证明这种借口“伊斯兰教义与习惯”，只不过是英国的神话而已（参看他用俄文所写的著名作品：“土地公有制崩渍的原因、过程与后果”。莫斯科，1879年，第一部）。迄今为止，英国学者及其法国同僚们例如对中国，仍坚持同样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全部土地都属于皇帝所有（参考欧·弗兰克博士“中国的土地财产与法律关系”1903年版中对这个神话的驳斥）。 马克思：“资本越是大，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一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是发展，则在由生产到消费（个人的消费和产业的消费）的进程中，在流通中，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量会越是大，从而，每一个特别资本越是有把握可以在市场上，寻到各种现成的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页。 司徒卢威在他的俄文论文集的序言（1901年出版的）中说：“1894年当著者发表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判’时，他在哲学上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倾向于坦率的、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生义。从那时起，著者认为在实证主义以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看不到整个真理，它们就不再充分决定他对世界的看法。恶意的教条主义不仅恫吓进行不同思考的人，而且还窥测他们的道德和心理，它把这样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享乐主义者思想的反复无常’。它不能理解批评的权利本身对于一个活着的、能想的、个人是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著者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尽管他可能将经常处于被指控为‘反复无常’的危险之下”。（“杂志”，圣彼得堡，1901年）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5年）。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5页。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第251页。 见“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特别是第202—205页，第338—341页。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4页。 伏隆左夫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B.B.先生——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76页。 卡尔·罗贝尔图—雅格卓夫博士（Dr Carl Rodbartus Jagetzow）：“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三卷，第172—174页，184页。 洛贝尔图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吉尔希曼的论点。据洛贝尔图的著作的编者说，刊载原文的“民主主义新闻”已找不到了。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9页。 “货币在双重交换中，仅仅完成了中介任务。交换终结时，人们显然是以生产物来支付生产物。因此当一国持有某种生产物过多时，销售这些东西的办法，就是生产其他种类的货物”（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巴黎，1803年，第一卷，第154页）。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嘉图于1819年被选入国会后（当时由于他的经济著作已享有盛誉），曾写信给朋友说：“你知道我已经当了下院的议员，但我怕我在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我两次想发表演说，但我越到非常窘迫。我没有希望克服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时被袭击来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况。”（里嘉图致麦克洛克信件，纽约，1895年，第23—24页）。象这样的羞怯在大言不惭的麦克洛克身上是找不到的。 “爱丁堡评论”（Edinburg revien）上的论文，本来是以欧文为攻击目标。这篇论文用二十四页的篇幅，对欧文的四篇论著，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四篇论著是：“关于社会的新见解或人格构成论”（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关于制造工业制度的影响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为工人阶级向美国及欧洲诸政府提出的两个请愿书”（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America an Europe），“小论三篇及关于贫民雇佣的会议录”（“Three tracts”, and “An Account of Public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Employments of the Poor”）。匿名者企图详细地支出欧文的改良主义思想，毫没有抓住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原因。它的真正原因是：过渡按到开垦荒地（这是里嘉图的地租论！），谷物法及压迫农业家和工业家的重税。因此，自由贸易与放任自由——这就是他的起点与终点。在积累无障碍地进行下，生产的增大，将为自己创造出需要的增大。欧文被他指责为对萨伊与詹姆士·穆勒的“全无所知”。他说：“欧文无论在推理上或在方案上，都表示他自己对一切支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全无所知”。而笔者更从欧文欧文转向西斯蒙第，提出如下的论争：“他（欧文）认为当竞争无阻碍地不受什么人为的统治，而工业也任其自然发展时，机器的使用，可使几种财富物品的供给，增加到超过必要的数量，这样形成的商品的过剩，终于使工人阶级失业。这个论点，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著名的西斯蒙第在其大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上所强烈主张的，因此，我们恳求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让我们指出他的谬误，并企图证明消费力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1820年伦敦前议会议员所写的“关于外国贸易限制的有害结果的考察”一文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很有趣味的记录摘要。这篇有自由贸易主义倾向的论文，大体上是以最阴惨的语调，描述英国工人的地位，其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大不列颠的工业劳动者阶级，从富庶与繁荣的顶点，突然陷入贫困与悲惨的极端，在上届议会会议期间的某次讨论中，曾述及格拉斯哥与其近郊的织工工资，最高时期，平均为每周约25先令乃至27先令；但到1816年，即降为10先令，1819年又降到5先令6辨士或6先令那样小得可怜的数目。近来，工资实质上也并未有所提高。”根据同一证据，在兰开夏，织工的每周工资，只达到6先令到12先令左右，而每天须劳动十五小时。“半饥饿的小孩们”，一周想获得2先令或3先令，必须每天工作十二时到十六时。约克夏的贫困状态，恐怕更为厉害。关于诺廷汉制袜工人的申诉，著者曾说，根据他自己亲身调查的结果，工人们的声明，一点也没有夸张。（“爱丁堡评论”，1820年5月，第66卷，第331—33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5—646页。 “简单再生产，是以I（V＋m）≒IIC为前提。这个前提，不只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相容（虽然在十年或十一年的产业循环中，往往会有一年的生产比前年度的总生产小，所以，和前年度比较起来，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没有）。并且，在人口年年的自然增殖中，简单再生产要能够发生，那个代表总剩余价值的1,500，就只好由相应增加的不生产的婢仆去分享了。但反过来，资本的积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情形下，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7页） 在魁奈：“经济表”的第七附注中，他在批驳重商主义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的理论后，接着说道：“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不能增加，除非这个生产本身有所增加；否则，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会损害每年财富的生产……所以，我们不能以货币数量的多寡作为判断国家贫富的根据；因此，对于一个有规则地进行流通和在信任和充分自由条件下开展商业的农业国家，货币的数量，如果等于地主的所得，那么，可以算作大大地超过足够而有余了。”（“经济表的分析”，Oncken版，第324—325页）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提法，在这里和下面都用“每年生产”一词，虽然这个提法，严格地说，只一般适用于农业。工业生产或资本周转的周期未必与日历年度相吻合。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19页。 “魁奈的‘经济表’……说明国民生产的有定额价值的年生产物，如何通过流通来进行这样的分配，使得再生产得以进行……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综括成为它们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规定了的经济的社会阶级间的流通”。（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38页。） “如生产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再生产也同样会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707页） ↩

[2]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22卷，第291—305页。 卡特尔及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现象，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它们产生于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积累和分配利润的现存的范围。 经过施瓦利尔（M.Chevalier）与柯布登（R.Cobden）代表法国与英国政府进行初步商谈后，“不久即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给国务大臣孚尔特（M.Fould）一个备忘录，宣布他的意图。这个宣布象是一个晴天霹雳。经过过去一年事情的发展，一般认为在1861年以前，关税制度不至有任何修改。群情很是激昂，但尽管如此，条约仍然于一月二十一日签了字”。（阿·德维尔：“1860年以后的法国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学报”，第51卷，第136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第74页。 在农民经济史的最后阶段，当资本主义生产已发生全部影响，这种关系，当然是颠倒过来了。小农被毁灭后，男子常常依靠资本家企业主的家庭工业和工场的奴隶般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农业经营，则全部落在妇女与老人及小孩的身上。符腾堡的小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著者引自谢伯特：“中国战争”，1903年，第二卷，第179页。按这个御史是兵科给事中刘光三，他的奏折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13—41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译者 即向英国政府缴纳地租的孟加拉地主——译者。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585页。重点是马克思本人加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附注21a。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252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3页。 同上书，第32页，附注。 同上书，第255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和西斯蒙第的见解之间显著的相同之点，曾在他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中给了详尽的证明。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0页。 尼古拉·昂，即达尼尔逊，也就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O.H.先生；在恩格斯的书信中，称之为丹尼尔斯昂——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52—5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二卷，第104—10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29页，其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和利润理论有详细的分析。 事实上，在这里，萨伊的唯一成就也不过是把前人所发表的见解用夸大其辞和教条的形式来重述一下而已。正如柏格曼（Bergmann）在他的“危机理论”（斯图加特，1895年）中所指出的，在乔治·杜克（Josiah Tucker）（l752年）的著作，杜尔阁在法文小册子中的注释，魁奈、杜邦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对供给和需求间的自然平衡，或甚至两者的等同性都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然而这位忧郁的萨伊（马克思曾这样称呼他），作为和谐论福音的传播者，要求把“市场理论”的伟大发现，归功于他；他还谦逊地把自己的著作，与热力、杠杆和倾斜面原理的发现相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论”第六版的序言和目录中，他说：“本书中所阐述的交换和销售理论将改变世界的政治”。詹姆士·穆勒在其1808年出版的“为商业辩护”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马克恩称他为生产和需求间自然均衡论的真正创始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编，第七章。 论文的标题，原文是“Examen de cetta question:Le pouvoir de Consommer S’accroit-il toujours dans la société avec le pouvoir de produire?”罗西的“法学年报”，我们找不到，但是西斯蒙第已将该论文全部编入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中。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罗伯特·普拉格译，柏林版，1901年，第一卷，序言，第1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39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6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6页。 里嘉图：“原理”，第八章，“论租税”，英国Mac Cullock版，第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13—514页）以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所直接动用的货币作为这个交换行为的起点。正如恩格斯正确地在他的附注中指出，这并不影响流通的最后结果，但这个假设不是社会流通的正确条件。马克思自己曾在“资本论”第二卷，第492—495页有较好的阐述。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区别不必形成在人口中的特殊门类。它会在若干精神领域的存在中表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必须予以物质的支持。同样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内发挥这些不同的功能。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斯图嘉特，1905年版），第一卷，第179—252页。 一利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法郎。——译者 在我们的论述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了。对总生产来说，这是对的，而我们下面所探讨的就只是总生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剩余价值再分成的几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因这样再分对于再生产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性。 ↩

[3] 列宁：“政论家札记”，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 例如曼弩依罗夫（Manuilov）教授，在他给伏隆佐夫的一件复信（这个答复当时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赞美）中写道：“此处应当把生产军需品的企业家集团与资本家阶级全体，加以严格的区别。就生产大炮、步枪及其他军用品的制造业者看来，军国主义的存在，无疑是有利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武装和平体系的废弃，对克鲁伯公司来说，是意味着破产，那可能是很好的；然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某个特殊的企业家集团，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们，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租税负担如果主要落在劳动人民大众身上，那么这种负担愈大，则人民大众的购买力以及他们对商品的需要，也就愈减少。”这种事实，可以证明“军国主义从军备生产方面来看，确使某些资本家发财，但同时，它也损害一些资本家，一方面意味着收益，而另一方面意味着损失。”（“法学杂志”，圣彼得堡，1890年，第一册，“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1857年至1868年间俄国关税率按照自由主义路线的修正以及关于保护关税的荒谬的康特林（Kantrin）制度的最后取消是全部改良事业的标志，也是必然的结果，而这种改良措施是由灾难性的克里木战争所促成的。然而关税的减轻，也反映了地主绅士的利益，因为这些土地占有者，作为外国商品的消费者和出口谷物的生产者，是关心俄国与西欧间的自由贸易的。农业利益的辩护者“自由经济学会”：声言“自1822年至1882年的过去六十年中，俄国最大的生产部门农业济受了四次巨大的损害，从而使俄国农业拜于极端危险之境。这四次损害都可直接归咎于过高的关税率。反之，在1845年至1877年的三十二年间，由于实行了温和的关税，尽管经过三次战争与一次内乱（意指1863年的波兰暴动——著者）——每次都或多或少地使国家财政陷于紧张状态——没有发生过象以前那样的危急情况”。（“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关于修改俄国关税率的备忘录”，彼得堡，1890年，184页）近年来为自由贸易或温和的保护关税作辩护的人在俄国没有被看作是工业资本利益代表人，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作为自由贸易运动的理论支持者，上述的“自由经济学会”，在九十年代，鼓动反对保护关税，把它当作把资本主义工业“人为地移植”到俄国来的一种手段，并且以反动的“民粹派”的精神，把资本主义斥之为近代无产阶级的温室，“那是一群不能移动的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他们无物可失，也老早就没有好名誉”。云云（同上171页）这充分证明直至最近，俄国的自由贸易或至少温和关税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不代表工业资本的利益。参阅罗得欣斯基（K.Lodyshenski），“俄国关税史”，彼得堡，1886年，第239—25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四册，第四章“商业财富依赖收入的增加”。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纽约，1891年，第二编，“我们如何到此？”，第一章，“农民的变动情况”，第56—57页。又参看西蒙土：“美国的农民”，第二版，芝加哥，1906年，第74—75页。 谢伯特：“中国战争”，第二卷，第179页。 遗产分割与强制以土地抵偿债务，不断破坏了农村公社。这是在现今印度到处看到的公式。（亨利·梅恩：“东方与西方的农村公社”，第113页） 棉业在英国输出的重要性，从下列数字中可以看出来： 同上书，第二卷，第402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29页。 同上书，第34页。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27页。 同上书，第252页。 “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第322页。恩格斯对俄国情况有不同的估计。他反复地企图使尼古拉·昂相信俄国不能避免高度的工业发展，而俄国所遭受的痛苦不过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矛盾。因此，他于1892年九月二十二日致尼古拉·昂的信上说：“所以，我认为现代的所谓工业生产必然意味着使用蒸气、电气、纺织机械的大工业，以及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工业。俄国从敷设本国铁路的那时起，采用所有这些最新式的生产资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你们不能不修理你们的动力机、客车、铁路等等；为了能够廉价地这样做，你们又不能不在国内把一切在修理上所需要的东西，自己制造出来，从战争技术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舰、近代大炮、机关枪、子弹、无烟火药等）的时候起，为了生产这些项目所必需的一个大工业对于你们也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必需品了。所有这些项目，如果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金属工业，也不可能制造出来，而金属工业，除非其他生产部门，尤其是纤维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也是不可能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书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5页）恩格斯在同一信中又说：“在俄国工业单单依靠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它只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国内的需要增长得很慢，在我看来，在现时俄国的生活条件下，它还将下降，因为高度工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是：它以创造国内市场的同样过程来毁灭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通过毁灭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来毁灭国内市场。然而农民没有这样的家庭工业就无法生活。作为农民，他们是破产了，他们的购买力降低到最低限度，除非，他们在新的生活条件下扎下了新的根子，除非他们变成无产阶级，他们对于新兴的工厂只形成一个极小的市场。”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4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06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99页。 此书献给詹姆土·穆勒，1827年出版。 “百科全书评论”中萨伊的文章，第23卷，1824年7月号。 同上书，第七编，第七章。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见“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79页。 同上。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618页。 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8—649页。（卢森堡原著所引，有误） “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于这个资本主义方式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仅与积累的前进并驾前驱，而且也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并行。它们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因为与单纯积累，即社会总资本的绝对增加，相伴的是这个总资本所由构成的个人资本的集中；并因为追加资本的技术构成的变化是与原来资本技术构成的类似变化相伴发生的。所以，随着积累的增进，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变化了，如果原来的假定是1:1现在逐渐变为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增加，从总价值中，不是1/2，而是1/3，1/4，1/5，1/6，1/8等等，转化为劳动力，而另一方面，2/3，3/4，4/5，5/6，7/8转化为生产资料。既然劳动的需要不是决定于整个资本的数量而是只决定于资本中的可变部分，这个需要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递减，不是象以前假定的，比例地增加，它相对于总资本量而降落，而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加，以递增的速度下降。随着总资本的增长，它的可变部分，或包含在其中的劳动，确实也增加了，但在比例上是不断下降的，积累只当作一定技术基础上的生产的扩大来发生作用的中顿时间，是缩短了，为要吸收一定量的追加劳动者，甚至为要在旧资本的不断的形态变化中雇用既经在机能中的劳动者，不仅总资本有以累进比例来加速积累的必要。这种增大的积累与集中，只会成为一个源泉，以致引起资本构成上的新变化，促使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更加速地趋于减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92—99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88页。 指实际修建而言。——译者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以下同），第二卷，第462页。 杜庞特：“经济表分析”，载“农业、商业和财政”杂务，Finances（1766），第305页（附注）（见Oncken版“魁奈传”）。魁奈明白地说，他所描述的流通是以两个条件为根据：没有干扰的贸易和限于从地租中征收的租税制度：“但这些事实有不可缺少的条件；商业的自由使生产物在良好的价格下出售，……并且，农业家除了这个收入外不必缴付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征课，而这个收入，假定为七分之二，必须成为君主的收入”（同上引书，第311页）。 ↩

[10] 英国—印度政府，已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谢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调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湾至印度间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经过1831年冬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详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间，英国军官和职员考查和测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没有带来有用的结果，但后来通过波斯湾，在地中海与印度间建立一条联络路线的计划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铁道计划，1879年卡麦仑（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计划中的铁道设置线。奥本海（M.F.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第二卷，第5页及第36页）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国会议员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5页。 同上书，第58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1页。 指洛贝尔图——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72页。 同上书，第4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9—63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标”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20亿利弗（“Tableau Éconoque avec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o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

[11] 施莱德（S.Se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铁道”，1900年，第3页。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弗·伊林〔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页（译文录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附带地说一句，同一著者曾经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没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同上书，第416页。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同上书，第416—4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1—632页。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

[12]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页。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格·加·安东（G.K.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经济年报”）1900年，第1341—134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论”，第116页。考茨基从数学上给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消费必然会增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增加。这个证明有两点应加以评论：第一、象马克思一样，考茨基没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费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费的增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维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增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议论无疑地驳斥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自鸣得意的看法：在消费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没有接近基本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诉我们道：“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们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们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增长得不象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们自己领域之外，必须从那些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间，为这些消费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场。这种市场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场不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缩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场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场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危机理论，照我们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书，第80页）。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调和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象我们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货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同上书，第210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同上书，第10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

[13]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页。乌滕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e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设土耳其铁道被迫付给国际资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举出如下的账表：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兹（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说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说：“我现在居住在大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亚有许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给我们土地并给我们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绝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报，第1594—15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练（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质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转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的增加，则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较多量的原料及辅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旳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说，与它的客现因素比较而言，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抖，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同上书，第23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同上书，第417页。 同上书，第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同上书，第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6页。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