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资本积累论

西斯蒙第的批评的出发点,无疑地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在表述如下的主要倾向时,他没有提出不实在的要求:

“我只希望找到方法,使劳动者得到劳动的果实,使运转机器的人得到机器的利益”。 [9]

不错,当他被进一步要求他说明他所希求的社会组织时,他含糊其辞,并承认回答不出来:

“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今天还不想讨论它。我想完全说服经济学家,正象说服我自己一样,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科学已走上了错误的轨道。但我不能相信我自己能够指示他们一条正确的道路;研究社会的形成或社会应该怎样进行,这要求我们在思维上作最大的努力。但即使观察现有的社会组织,已使我们煞费苦心,如果要设想一个目下还不存在的组织,要预见未来,具有这样能力的人,恐怕不容易找到吧”! [10]

西斯蒙第这样公开承认他没有能力,预见超越资本主义以外的未来情况,正是在1820年的时候。那时,资本主义刚开始在大工业建立起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思想还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西斯蒙第没有这种预见的能力,那不是他的羞耻。但正因为他既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而前进,又不能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上去,他的批判就不能不走上小资产阶级的妥协道路了。他对资本主义以及生产力是否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竭力主张对积累加以少许抑制,使资本主义前进步调放慢一些。这就是他的批判的反动的一面。 [11]

[11] 马克思在叙述里嘉图学派的反对派及其消散的历史时,只简短地提到西斯蒙第。他说:“我把西斯蒙第排除在我的历史的考察之外,因为他的见解的批判,有一部分属于资本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的范围。对于这个,我是只能在这个著作完成以后,再讨论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2页)然而其后在马克思论马尔萨斯的时候,也有一段论到西斯蒙第,而这一段马克思写传很是详尽:“西斯蒙第有这种深刻的感觉,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的形态,它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的发展;别方面,这种关系又受着限制;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买与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矛盾等等,在生产力越是发展时,将取得越是大的范围,他还感觉到了这种根本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不受束缚的发展和财富(那是由商品构成,必须转化为银)的增加;别方面,生产者大众又在根本上只能有必要的生活资抖。从而,恐慌,在他看来,并不象里嘉图看到的一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的矛盾之根本的大规模的定期的爆发。他不断觉得踌躇:为要使国家的生产力适合于生产关系,而束缚生产力呢?还是为要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而束缚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常常是逃向过去,这个好古的人,希望用别的方法,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所得,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并由此驾驭矛盾,但不知道分配关系是附属于生产关系的。他适切的判断了资产阶级生产的诸矛盾,但没有把握它们,从而也没有理解它们的解决过程,(诚然,既然他所看到的生产还是在成长中,他怎么会理解呢——著者)对于他,基础上,实际已经有这种感觉:财富的新的占有形态,必须与在资本主义社会胎内发展的生产力,财富生产之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相适合;并且,资产阶级的形态不过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在其中,财富常只取得对立的存在,到处都同时表现为它的反对物。财富常常要以贫困为前提;并且,财富只在它发展贫困的时候,发展自己”。(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5—56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几个地方,也曾提到过西斯蒙第。但对于西斯蒙第本身,则只作如下的简短表述:“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真正匀配又保存社会底现在的基础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是反动的,因为,要贯彻主张,他们只好竭力设法恢复过去的一切其他生产条件”(“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版,第88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西斯蒙第只提到过两次。一次是把他当作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后的古典学者,拿他和英国的里嘉图对比;另一次是力说西斯蒙第反对里嘉图,而承认创造价值的劳动之特别的社会的性质。——最后,在“共产党宣言”中,称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学派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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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版本说明

[9] 伊特(Eyth)是资本主义文化在落后国家的一个卓越的代言人。我们曾经从他关于埃及的杰作中引用了重要的数字。他结束这部杰作时,曾表述资本主义信条如下:“过去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将来还是适用。欧洲必须,而且也必将对那些不能用自己力量跟上现代生活的国家加以坚强的控制,尽管这样做时不可能没有各种斗争。在那个时候,是非将模糊不可分清,政治上和历史上的正义往往会给千百万人造成不幸,而为了解救这千百万人又必须法靠在政治上非正义的行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混乱局面将由最强者来结束,在尼罗河两岸也将是如此”。(“生的力量,关于技术方面的七个讲演”,第247页)关于英国“在尼罗河两岸”建立了什么样子的“秩序”,罗特斯泰因曾加以充分说明了。 同上书,序言,第6页。据谢林(Sering)计算,八十年代中叶,西北地区开办一个最小的农场,以最简陋的标准计算,约需现金数1,200—1,400美元。“北美农业竞争”,莱比锡,1887年,第431页。 “家长临死时,差不多都根据祖先成规,劝告儿孙继续过共同的生活。这是他的最后的训戒,最真挚的愿望”。(阿·哈诺托和阿·勒托诺:“卡毕列及卡毕列人的风俗”,1873年,第二卷,“民法”,第468—473页)此外,著者在生动地描述这种氏族的共产主义时,曾作如下的评论:“在勤勉结合的家族团体中,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工作。可是,没有一个人抛弃了自己的自由,或者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没有一个其他氏族的组织这样接近于平等,因为这些其他民族还 离开共产主义 很遥远哩。” 这种混合形态的典型例子,可以参看英国前大臣布莱士关于南非洲的金刚石矿的叙述:“在庆伯利(南非洲一个城市,那里盛产金刚石——译者)地方最足令人注目的现象是有两个所谓围地(compaund),那里幽闭着许多矿山上所使用的土人。宅地周围有很大的围栏,无屋顶,但是盖了一个铁丝网,任何人都无法跳出去,有一地下道通往邻近的矿山。一天三次每次八小时轮流作业,因此,矿工继续八小时的时间集结在地下。围栏内侧设有小房,供土人休息与睡眠。围中有病院,还有一个学校供矿工休息时学习识字。不准卖酒。——每一入口处严格地加以看守,不管是白人或土人,都不许进去访问。生活资料由围地内公司所属之商店供给。德·伯尔矿(Da Beers)的围地,在我访问的时候,有包括各族土人2,600人住在那里,因此,从南非的纳达尔及潘多兰到遥远的北部的坦干依喀湖,所有各类型的土人标本,都可以看到。在高工资——通常每周十八到三十马克——的引诱下他们从各方面来到这里,工作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有时,还停留较长的时间……在这种广阔的四角的围地里,可以看到纳达尔的楚鲁人,芬哥人,潘多人,邓甫人,巴左多人,伯叔安那人,葡领干干哈那的臣民,一些马达伯人,马卡拉卡人,以及住在赞伯西河两岸的各族青年等等。在南非没有一处地方能看到象这样的一个活的种族展览会。还有一些布西曼人或者至少是出自布西曼族的土人。他们和平地共同生活,用各种方法来消磨他们的休息时间。除了赌博之外,他们还玩类似英国的‘狐与鹅’那种以石头放在木板上面的游戏。音乐方面,也是使用两种原始乐器:一种叫所谓‘卡芬琴’(Kaffernklavier),用不同长短的铁片,并排绑在一个木架子内,拨之使发声;一种是所谓天然的乐器(Kunstlossren instrument),用几根很长的坚韧的木片做的,击之可发出种种的声音,而且能奏鸣旋律的基础音。还有少数人正在阅信或写信;其他人自己做饭,或聊天。有些种族的人不停地指东说西。如果我们从一堆人中走到另一堆人中,可以在这个奇特的黑人的混合场所听到十二种语言。”黑人劳动了几个月之后,拿着他们的贮蓄的工资,离开矿山,回到自己的家乡,以金钱买一个老婆,回复到原来传统的生活,这是常见的事情。(詹姆士布莱士:“南非洲印象记”,1897年,第242页起)这里面可以看出对于南非洲解决“劳动问题”方法的生动的描述。这本书还告诉我们,黑人被强迫在那些地方,如庆伯利,威提瓦特兰,纳达尔,马达伯尔兰的矿山和种植园劳动,他们被夺去了一切土地,一切家畜,即一切生活资料,使他们变为无产阶级。用酒精麻醉他们。(以后,等到他们已经走上了资本的‘圈套’,那个时候,刚刚养成饮酒习惯的他们,又被严禁“饮酒”。因为对于剥削的对象,不能不保持可以继续使用的状态。)最后,通过赤裸裸地使用强力,牢狱,鞭笞,他们被推入到资本的“工资制度”中了。 这个数字是根据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我们所假定的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的大小与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按照马克思图式所规定的大小之间的差异而得出的。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91页。 同上书,第223页。 同上。 同上书,第62—63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449页。 同上书,第四编,第四章,“论商人的财富依存于收入的增加”(第一卷,第115页)。 同上书,第396—397页。 同上书,第358页。 同上书,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8页。 这里,我们可不谈一些生产物的例子,这些生产物能够不经交换也部分地进入生产过程,如矿上的煤。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总的来说,这种情况还是少有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三联书店版,第二卷,第589—590页) 萨伊:“政治经济学”,C.R.prinsep 英译本,伦敦,1821年版,卷二,第75—77页。 ↩

[10] 英国—印度政府,已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委托谢勒上校(Colonel Chesney)调查幼发拉底河是否可以通航,以便建立地中海与波斯湾至印度间的尽可能最短的联系。经过1831年冬初步的探勘旅行和作了详尽的准备以后,正式的远征队于1835—37年出发。在这期间,英国军官和职员考查和测量了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这种活动一直继续到1866年,但对英国政府没有带来有用的结果,但后来通过波斯湾,在地中海与印度间建立一条联络路线的计划为英国用另一个方案来代替,那就是底格里斯(Tigris)铁道计划,1879年卡麦仑(Cameron)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托,旅行美索不达米亚,研究计划中的铁道设置线。奥本海(M.F.Von—Oppenheim):“从地中海通过豪兰、叙利亚沙漠及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第二卷,第5页及第36页)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国会议员迪的尔(Didier)在1851年国民议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必须赶快解散家族团体,因为,它们是反抗我们统治权的杠杆。”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5页。 同上书,第58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1页。 指洛贝尔图——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72页。 同上书,第44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12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97—39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9—63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米拉波在他的“经济标”的“说明”中明白地提到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这个阶级对制造厂房,工具,机器,磨子,铁工场,其他工场的原垫支……(合计为)20亿利弗(“Tableau Éconoque avecses Explications”,1760年,第82页)。米拉波在他对“Tabloau”的混乱描述中,也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固定资本考虑进去。 ↩

[11] 施莱德(S.Sehneider):“德国的巴格达铁道”,1900年,第3页。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引自柯瓦列夫斯基前书第217页。当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时的风尚是把政府反对派说成是封建制度的公开或隐蔽的拥护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89—291页。 弗·伊林〔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文”,圣彼得堡,1899年,第20页(译文录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附带地说一句,同一著者曾经声言扩大再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下开始的。他认为简单再生产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例,他没有注意到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刮刀而前进。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6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10—111页。 同上书,第416页。 麦克洛克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论文,第471—472页。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同上书,第416—41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1—632页。 斯密因此作出这样的表述:“所以,工人追加在原料上的价值在这样情形下,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付给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雇主所垫支的原料和工资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国富论”卷一,83页),此外,在卷二,第八章论工业劳动时:制造者的劳动一般在他所工作的原料的价值上追加了维持他本人生活所需的价值和他的雇主的利润的价值。相反地,家庭仆役的劳动不增加任何价值。虽然制造者的工资是他的雇主垫支给他的,他实际上并不对雇主形成任何耗费,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一般从在制造者所施与劳动的物体上所增进的价值中得到补偿,并且还带来了一个利润”(亚当·斯密:同上书,卷二,第9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