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12] 沙林（Saling）：“金融年鉴”，1911—12年，第2211页。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格·加·安东（G.K.Anton）：“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新农业政策”。（“立法、行政、经济年报”）1900年，第1341—134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633页。 “新时代”，第二十卷，第二册，“危机理论”，第116页。考茨基从数学上给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证明：消费必然会增加，而且严格地“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量以一定的比率”增加。这个证明有两点应加以评论：第一、象马克思一样，考茨基没有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进去，因此，消费的数量，比之实际上所有的，显得相对地较多，第二、考茨基在这里所指的消费的增加，既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可变资本的增长，新增的工人的雇用，而发生的。然而这些工人的生活维持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是和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增加相同的。考茨基的议论无疑地驳斥了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自鸣得意的看法：在消费绝对减少下，也可得出扩大再生产的古怪念头。尽管如此，他没有接近基本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虽然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中，作者告诉我们道：“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有，以及他们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增加，他们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增长得不象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那么快，因此，必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它们自己领域之外，必须从那些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职业阶层和民族间，为这些消费品要求一个附加的市场。这种市场找到了，而且也在不断扩大中，但还扩大得太慢，因为这种附加的市场不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的具有伸缩性和扩张能力。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象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那样，它就能飞跃地扩张，以致很快地超越了一切市场的扩张。这样，随着市场的大量扩充而发生的每一个繁荣时期，是注定了要夭折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简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危机理论，照我们所知，它是一般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同上书，第80页）。但是，考茨基不想把这个实现生产物的概念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调和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象我们所引文句所表明的，他完全从危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把社会生产物看作或多或少地无差别的货物量，而不考虑这个事实，即社会生产物在再生产过程中是有区别的。 同上书，第210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同上书，第108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4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0—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3—634页。 在农业中雇用的工人……所以……象制造业的工人一样，不但造成相等于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价值的再生产，或相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加上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价值的再生产，而且还造成一个更大的价值的再生产。在农业家的资本和所有的利润之外，这些工人经常造成地主的地租的再生产，（“国富论”卷二，第149页） ↩

[13] 沙林：“金融年鉴”第360—361页。乌滕堡工程师普列色尔（Pressel）是希世男爵（Baron von Hirseh）的助手，他自己在欧洲土耳其曾活跃地参加过这些交易。关于土耳其政府为了敷设土耳其铁道被迫付给国际资本的全部补助金一事，普列色尔曾举出如下的账表：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阿尔及利亚行政法（Indigenates）改革委员会报告人亚尔邦·罗兹（Albin Rozet），在1912年6月20日在法国众议院的演说中，提到几千名阿尔及利亚人从色提甫地区移出，而上一年有1200个土人从托勒姆色移出，他们的目的地是叙利亚。有一个移民，从他的新的安家地点寄信中说：“我现在居住在大马士克，生活非常幸福。在叙利亚有许多象我一样移住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给我们土地并给我们在耕作上的其他便利。”阿尔及利亚政府用拒绝发放护照的方法，来限制移民。（1912年6月21日的官报，第1594—15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3—374页。 “把土地肥沃性这一类的自然条件暂置不论：把独立的个别进行劳动的生产者的熟练（它不是更在量上由制成品的多寡来表现，但更是质上由制成品的良否来表现）也暂置不论，劳动的社会生产率程度，是由一个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以劳动力同一强度转化成生产物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来表示。他用来发生机能的生产资料的量，随他的劳动生产率一同增进。在这里，这个生产资料要起两重作用。某一些生产资料的增加，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别一些的增加，则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例如，靠手工制造业的分工与机器的采用，在同一时间内，会有较多量的原料被加工好，从而，有较多量的原料及辅助材料加入劳动过程。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结果。另一方面，被使用的机器，劳动家畜、矿物性肥料及排水管等等的量，却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条件。在建筑物，镕铁炉，运输机关等等方面积聚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如此。但不论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与合并在它里面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增大了，这种增大总表示着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所以，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表示在这个事实上，与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旳量比较而言，劳动量在减少，或者说，与它的客现因素比较而言，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在减少。”（资本论，卷一，第782—784页）马克思在另外一段中说道：“我们前面讲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更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类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它们在劳动手段的形态上，全部一起地，合并到过程里面去，并且不断反复地，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它里面发生作用——的量会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它的结果。这个形态上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并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照第一卷第二十三章II，第781页以下），特别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态，生产资抖，并不单是由这种劳动手段构成，且还由各种加工阶段中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跟着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由协作分工及机器等等引起的增进，逐日加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53页） 同上书，第238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62页。 同上书，第417页。 同上书，第401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同上书，第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6页。 同上书，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

[14] 查理士·摩拉维茨（Charles Moravitz）：“从财政上看土耳其”，1903年，第84页。 同上书，第42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9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25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26页。 西斯蒙第：“政治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25—426页。 同上书，第86—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2—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39页。 “国富论”，卷二，第19页，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

[15] “此外，在这个国家，一切都还是困难而混乱的。如果政府要实行烟纸或纸牌专卖，那么，法国与奥—匈帝国为了它们的贸易利益计，马上会加以否决。如果问题牵涉到石油，俄国就会提出抗议，甚至那些利害关系很少的强国也要根据某种协定才能表示同意。土耳其的命运好象跟桑丘·般沙（Sancho Pansa）（西班牙作家西万提斯小说中吉诃德先生的持盾侍从——译者注）及其进餐时的命运一样；财政部长刚刚想做一些事情，就有某一个外交官出来扼着了他的手腕，否决了他的想法”。（摩拉维茨：前书，第70页） 谢林：“北美农民竞争“，第433页。 标歇：“国民经济的兴起”，第五版，第147页。桑巴特数授的理论是在这方面的最新的贡献。他辩论道：我们不是向国际经济前进，而毋宁是越走越离开国际经济。“我认为，相反地，今天的商业关系没有形成文明国家间，相对于它们的整个经济来说，一个较强的纽带，而毋宁是一个较弱的纽带。各个国民经济，比之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前，并不较多地，而是较少地把世界市场考虑进去。至少……如果说国际关系对近代国民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是在逐渐增长，那是错误的设想。事实是恰恰相反。”桑巴特傲慢地拒绝了国际劳动分工逐渐增长的假设，以及国内需求缺乏伸缩性，因而对国外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增加的假设。他自己确信“各个国民经济将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而且对所有工业部门，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将越来越超过国外市场的重要性。”（“十九世纪德国国民经济”，第二版，1909年，第399—420页）。这个压倒一切的发见是以完全接受这位教授的特殊的概念为前提。根据这个概念，所谓“出口国家”，由于某些理由，只是那些以超过自己需要的剩余农产物，即以自己的“土地”支付进口品的国家。在这个概念下，俄国、罗马尼亚、美国和阿根廷是“出口国家”，而德国、英国、比利时则不是“出口国家”。既然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迟早将要求以自己的过剩的农产物供应国内的需求，显然，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将越来越少——国际经济从而也将消失。桑巴特的另一发见是：有些“非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以输出资本的利息形态，越来越多地取得，“无偿”的输入——但对于桑巴特教授而言，资本的输出以及工业品的输出是绝对可以不加考虑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将要达到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境界”（第422页）。好不摩登，好不耸人听闻，好不难能可贵啊！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页。 同上书，“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第二卷，第一号。 同上书，第429页。 同上书，第87页。 例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57—459页，557—582页。 同上书，第640页。 同上书，第19—20页。 ↩

[16]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方法”，第84页。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13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页。洛贝尔图在一生中反复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仅劳动的工资，而且地租和资本利润被算作货物的生产费。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批驳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有两个基础：（一）对资本的错误理解，把工资看作资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样，而实际上工资与地租和利润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产费和企业家的垫支或企业经营费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1842年版，第14页）。 洛贝尔图：“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问题”，（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186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章，第434—435页。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页。 同上。 “国富论”，卷二，第21—22页。 ↩

[17]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书，第224页。 同上书，第236页。弗·伊林（列宁）以确定不移的语句表述同样的见解如下：“浪漫主义者（他对怀疑派的称号——译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按即剩余价值——译者），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就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海里去呢？售卖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事实上，他对国外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的说明，与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的相较，远为正确。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页。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已经有同样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狭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资本与广义的资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贮备量，后者包括在现今的劳动分工下，经营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绝对必要的资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现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资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资本的概念相符”（同上书，第23—24页）。 同上书，第四卷，第233页。关于这一方面，洛贝尔图在实践上如何表现为一个，按照当今“大日耳曼人”的样子，极其清醒的和现实的德国殖民政策的预言家，尽管对工人阶级的不行情况，他曾在道德上大声疾呼。这种态度，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在上面引文的附注中，他写道：“我们继续简单地看一下开辟亚洲，尤其是世界最富饶的市场，中国和日本，以及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重要性。这可以延缓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个能言善辩的被剥削者的复仇人坦率地揭露历孜孜为利的剥削者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愚蠢和犯罪的过失”，他们的“罪恶昭彰的不公正行为”一直尽可能地继续下去）。“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现代世界缺乏智慧，也缺乏无私精神和道义的决心”。（洛贝尔图的哲学上的听其自然的态度是无可匹敌的！）“经济上的利益，我们承认，不能成为武力干涉的合法根据，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问其文明情况如何，严格应用近代自然法和国际法，到底是行不通的”（这里不能不想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多利兰的话：“上天的确维护某些满足，但其中还要经久一些”）。——“我们的国际法是基督教伦理的文化产物，既然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同一文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如果超越这种界限而应用它，那是情感而不是自然法和国家法，而印度的暴行应该已经治好我们这一点了。基督教的欧洲应该具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精神，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看作野蛮人。于是，年轻的欧洲民族将重新燃烧起创造世界历史的冲动，这种冲动曾经促使古代人民把他们本土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这些年轻的欧洲文明可能以共同行动在世界史上再度政府亚洲。这种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将促进最大的社会进步，形成欧洲和平的稳固基础，缩减军队，对亚洲进行古罗马式的殖民地化——总之，促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益的团结一致”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幻想鼓动着这个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预言家几乎进入诗意中了，而更令人警异的，这是出现于正当基督论理的文化完成这样的光荣功绩，如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印度暴行——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他们的血腥镇压印度叛乱中所犯的暴行——的时候。——在1850年，洛贝尔图在他的“第二社会书简”中，表示他确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改变财富分配，所必需的“道义决心”，历史将被迫用“革命的鞭子来反对它”（同上书，第二卷，第83页）。然而八年以后，这个忠诚的普鲁士人却宁愿挥动基督伦理的殖民政策鞭子来压迫殖民地国家的土著居民。当然，从这个“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那里，看到他还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热心拥护者，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而他的“缩减军队”的论调不过是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语句中的诗人式的放纵不羁罢了。在他的“社会问题解说”一文中，他解释道：“整个国家租税负担永远向底层转移，有时形成工资货物价格的腾贵，有时形成货币工资的降低”。这里，对兵役制他是从国家的负担方面来考察的，他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它与租税不同，它相当于没收他们全部收入若干年”。他又马上接着说：“为避免误解起见，我要指出我是我们现行军事制度（就是反革命的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尽管它可能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并要求有产阶级作出巨大的财政牺牲”。（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这更不像一头狮子的吼声了！ 关于西斯蒙第和里嘉图的论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站在拥护萨伊和里嘉图的立场上说：“西斯蒙第被迫承认他所攻击的学说是正确的，并把所有的要点都让给他的敌手了”；还说：西斯蒙第本人“已抛弃他自己的理论，但这个理论至今还有这么多的拥护者”；最后还说，“这个争辩的胜利是属于里嘉图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1901年，第176页）。这表明作者缺乏辨别能力，——姑从宽来说——在自命为严肃的科学著作中这样的缺乏辨别能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页。 同上书，第二卷，第640—641页。 同上书，第22页。 ↩

[1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讯说，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继续到那年之初为止。 古希腊神话的收获神——译者。 同上书，第292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82页。 同上书，第108—10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1页。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