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论》

[1] 这里所述的卢森堡生平事迹，主要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5卷，第545—547页。 事实上，列纳尔（Renner）博士，就是以这个假定作为他的租税专论的基础。他说：“一年之间所创造的价值，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因此，一年的租税，只有从那些部分中收取：即，利息、利润、地租及工资。”（“劳役者与租税”，维也纳，1909年，第9页）列纳尔以后立刻就想到农民的存在，可是，他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解决了：“例如，有一个农民，同时兼做企业家、工人、地主。他的经济收入，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合而为一”。象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范畴，同时应用到农民身上，把农民当作一身兼企业家、工资劳动者和地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论。如果象列纳尔那样，把农民列入一个单独的范畴，那么，他在经济上的特点就在于他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也不属于于工业无产者；同时，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而是代表简单商品生产的。 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1859年，在全德国曾散发一本小册子——著者是雄尔逊（Viersan）的工厂老板梯尔嘉得（Diergarlt）曾热心劝告德国要在适当时期确保东亚市场，它赞成用显示兵力的办法从日本及东亚各国取得商业利益。以民众所贮积的零星资金来建设德国舰队，长时期来曾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尽管普鲁士有几艘船只，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足道的。可是，为了要在东亚进行通商谈判，普鲁士决定装备一支舰队、并由有能力的、谨慎的、普鲁士政治家奥伦堡伯爵（Graf zu Eulenburg）担任这个远征团的团长，这个团还负有科学的任务。奥伦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执行他所接受的委托，尽管和夏威夷群岛同时进行谈判的计划，不能不放弃，远征团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成功的。当时的德国新闻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每次发生的困难报导时总是说那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并对舰队示威的开支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尽管如比，这种情况却并没有使新时代的政府动摇。成功的果实终于为继起的政府所获得了”。洛茨（W.Lotz）：“德国的商业政策思想”，第80页） 铁道网的发展如下表（公里）： 直至最近为止，中国的家庭工业，还广泛地由资产阶级兴办，在古老、较大的城市，如有三十万居民的宁波中便是如此。“大约三十年前，妇女自制挂帽衬衣及其他东西，以供她的丈夫及自己的需要。当时宁波青年女子，如果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反而向商人去买用品，那就是耸人听闻的事”。（周尧清〔译音〕博士：“宁波工业经管的形态”。屠滨根，1909年，第51页） 1854年输入77,379箱。以后由于国内生产的扩大，输入略有减退。然而，中国仍然是印度栽培地的大主顾。1873—74年之间，印度生产鸦片640万公斤，其中，约610万公斤销售至中国.印度现今（1912年）仍每年输出480万公斤，价值150,000,000马克的产品，几乎是全部输到中国及马来群岛的。 穆勒在他的“英领印度史”内，为得要证实在原始关系上，土地经常而且到处属于国王的财产那个命题，于是从种种庞杂的典据内——如蒙哥拨克（Mungo Park），赫罗多德（Herodot），波尔纳（Bolner），亚可斯达（Acosta），嘉锡拉索·德·拉·伯加（Garcilasso de la Bega），亚伯·格罗锡尔（Abbe Grosier）,巴罗（Barrow），狄阿多鲁士（Diodorus），斯特拉波（Strado）等——无选择地，无批判地搜集了许多材料。他把这个命题应用到印度上去，他说：“根据这些事实，只能得出如次的结论：土地财产属于国王，因为，如果土地财产不属于国王，那末，就无法指出它是属于何人的。”（詹姆士·穆勒：“英领印度史”，1840年，第四版，第一卷，第311页）对于这个经典式的推论，穆勒的编者H·H·威尔逊（Wilson）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注释（威尔逊是牛津大学双语教授，精通古代印度的法律关系）。他在序言中认为，著者想用英领印度全部历史，来证明边沁（Bentham）的理论见解，因而他用了最可疑的材料来描画印度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原型并不相似，而且几乎违反了人道主义。）其后，他附加了下面的脚注：“大部分原文与脚注，在这里都是不相干的。从伊斯兰教徒的习惯中引用的例子，假定是正确的，也和印度人的法律与权利无关。然而这些东西又是不正确的，穆勒的向导使他迷失了道路。”于是，威尔逊率直地反驳国王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印度的情况（同上书，第305页脚注）。亨利·梅恩（Henry Maine）也指出英国人企图把他们对印度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说成是从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而梅恩承认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英国人最初所作的假定，是从他们的前任，伊斯兰教徒那里继承来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王的绝对财产，一切土地的私有权，只有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存在。伊斯兰数的教义与相应的伊斯兰教徒的习惯掩盖了古代关于国王权利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虽然分配给国王的土地产品的份额，比之西方统治者所曾要求获得的，要大得多，但它并不否认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农村公社”，第五版，第二卷，1890年，第104页）另一方面，马克西·柯瓦列夫斯基曾彻底地证明这种借口“伊斯兰教义与习惯”，只不过是英国的神话而已（参看他用俄文所写的著名作品：“土地公有制崩渍的原因、过程与后果”。莫斯科，1879年，第一部）。迄今为止，英国学者及其法国同僚们例如对中国，仍坚持同样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全部土地都属于皇帝所有（参考欧·弗兰克博士“中国的土地财产与法律关系”1903年版中对这个神话的驳斥）。 马克思：“资本越是大，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一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是发展，则在由生产到消费（个人的消费和产业的消费）的进程中，在流通中，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量会越是大，从而，每一个特别资本越是有把握可以在市场上，寻到各种现成的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页。 司徒卢威在他的俄文论文集的序言（1901年出版的）中说：“1894年当著者发表他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判’时，他在哲学上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倾向于坦率的、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生义。从那时起，著者认为在实证主义以及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看不到整个真理，它们就不再充分决定他对世界的看法。恶意的教条主义不仅恫吓进行不同思考的人，而且还窥测他们的道德和心理，它把这样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享乐主义者思想的反复无常’。它不能理解批评的权利本身对于一个活着的、能想的、个人是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著者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尽管他可能将经常处于被指控为‘反复无常’的危险之下”。（“杂志”，圣彼得堡，1901年）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5年）。 斯·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897年）第15页。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第251页。 见“我国改革后期社会经济概论”，特别是第202—205页，第338—341页。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4页。 伏隆左夫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B.B.先生——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76页。 卡尔·罗贝尔图—雅格卓夫博士（Dr Carl Rodbartus Jagetzow）：“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三卷，第172—174页，184页。 洛贝尔图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吉尔希曼的论点。据洛贝尔图的著作的编者说，刊载原文的“民主主义新闻”已找不到了。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409页。 “货币在双重交换中，仅仅完成了中介任务。交换终结时，人们显然是以生产物来支付生产物。因此当一国持有某种生产物过多时，销售这些东西的办法，就是生产其他种类的货物”（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巴黎，1803年，第一卷，第154页）。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嘉图于1819年被选入国会后（当时由于他的经济著作已享有盛誉），曾写信给朋友说：“你知道我已经当了下院的议员，但我怕我在那里不能有所作为。我两次想发表演说，但我越到非常窘迫。我没有希望克服在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时被袭击来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况。”（里嘉图致麦克洛克信件，纽约，1895年，第23—24页）。象这样的羞怯在大言不惭的麦克洛克身上是找不到的。 “爱丁堡评论”（Edinburg revien）上的论文，本来是以欧文为攻击目标。这篇论文用二十四页的篇幅，对欧文的四篇论著，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四篇论著是：“关于社会的新见解或人格构成论”（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关于制造工业制度的影响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为工人阶级向美国及欧洲诸政府提出的两个请愿书”（Two memorials on Behalf of the Working Classes, Presented to the Governments of America an Europe），“小论三篇及关于贫民雇佣的会议录”（“Three tracts”, and “An Account of Public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the Employments of the Poor”）。匿名者企图详细地支出欧文的改良主义思想，毫没有抓住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原因。它的真正原因是：过渡按到开垦荒地（这是里嘉图的地租论！），谷物法及压迫农业家和工业家的重税。因此，自由贸易与放任自由——这就是他的起点与终点。在积累无障碍地进行下，生产的增大，将为自己创造出需要的增大。欧文被他指责为对萨伊与詹姆士·穆勒的“全无所知”。他说：“欧文无论在推理上或在方案上，都表示他自己对一切支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全无所知”。而笔者更从欧文欧文转向西斯蒙第，提出如下的论争：“他（欧文）认为当竞争无阻碍地不受什么人为的统治，而工业也任其自然发展时，机器的使用，可使几种财富物品的供给，增加到超过必要的数量，这样形成的商品的过剩，终于使工人阶级失业。这个论点，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著名的西斯蒙第在其大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上所强烈主张的，因此，我们恳求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让我们指出他的谬误，并企图证明消费力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爱丁堡评论”，1819年10月，第470页） 1820年伦敦前议会议员所写的“关于外国贸易限制的有害结果的考察”一文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很有趣味的记录摘要。这篇有自由贸易主义倾向的论文，大体上是以最阴惨的语调，描述英国工人的地位，其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大不列颠的工业劳动者阶级，从富庶与繁荣的顶点，突然陷入贫困与悲惨的极端，在上届议会会议期间的某次讨论中，曾述及格拉斯哥与其近郊的织工工资，最高时期，平均为每周约25先令乃至27先令；但到1816年，即降为10先令，1819年又降到5先令6辨士或6先令那样小得可怜的数目。近来，工资实质上也并未有所提高。”根据同一证据，在兰开夏，织工的每周工资，只达到6先令到12先令左右，而每天须劳动十五小时。“半饥饿的小孩们”，一周想获得2先令或3先令，必须每天工作十二时到十六时。约克夏的贫困状态，恐怕更为厉害。关于诺廷汉制袜工人的申诉，著者曾说，根据他自己亲身调查的结果，工人们的声明，一点也没有夸张。（“爱丁堡评论”，1820年5月，第66卷，第331—33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5—646页。 “简单再生产，是以I（V＋m）≒IIC为前提。这个前提，不只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相容（虽然在十年或十一年的产业循环中，往往会有一年的生产比前年度的总生产小，所以，和前年度比较起来，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没有）。并且，在人口年年的自然增殖中，简单再生产要能够发生，那个代表总剩余价值的1,500，就只好由相应增加的不生产的婢仆去分享了。但反过来，资本的积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情形下，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57页） 在魁奈：“经济表”的第七附注中，他在批驳重商主义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的理论后，接着说道：“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不能增加，除非这个生产本身有所增加；否则，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会损害每年财富的生产……所以，我们不能以货币数量的多寡作为判断国家贫富的根据；因此，对于一个有规则地进行流通和在信任和充分自由条件下开展商业的农业国家，货币的数量，如果等于地主的所得，那么，可以算作大大地超过足够而有余了。”（“经济表的分析”，Oncken版，第324—325页）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提法，在这里和下面都用“每年生产”一词，虽然这个提法，严格地说，只一般适用于农业。工业生产或资本周转的周期未必与日历年度相吻合。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19页。 “魁奈的‘经济表’……说明国民生产的有定额价值的年生产物，如何通过流通来进行这样的分配，使得再生产得以进行……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综括成为它们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规定了的经济的社会阶级间的流通”。（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38页。） “如生产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再生产也同样会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707页） ↩

[2]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22卷，第291—305页。 卡特尔及托拉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现象，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它们产生于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积累和分配利润的现存的范围。 经过施瓦利尔（M.Chevalier）与柯布登（R.Cobden）代表法国与英国政府进行初步商谈后，“不久即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给国务大臣孚尔特（M.Fould）一个备忘录，宣布他的意图。这个宣布象是一个晴天霹雳。经过过去一年事情的发展，一般认为在1861年以前，关税制度不至有任何修改。群情很是激昂，但尽管如此，条约仍然于一月二十一日签了字”。（阿·德维尔：“1860年以后的法国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学报”，第51卷，第136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第74页。 在农民经济史的最后阶段，当资本主义生产已发生全部影响，这种关系，当然是颠倒过来了。小农被毁灭后，男子常常依靠资本家企业主的家庭工业和工场的奴隶般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农业经营，则全部落在妇女与老人及小孩的身上。符腾堡的小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著者引自谢伯特：“中国战争”，1903年，第二卷，第179页。按这个御史是兵科给事中刘光三，他的奏折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13—41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译者 即向英国政府缴纳地租的孟加拉地主——译者。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585页。重点是马克思本人加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附注21a。 布尔加科夫：“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问题，理论的研究”，第252页。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第23页。 同上书，第32页，附注。 同上书，第255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和西斯蒙第的见解之间显著的相同之点，曾在他的论文“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中给了详尽的证明。 “祖国回忆”，第五卷，“时事评述”，第10页。 尼古拉·昂，即达尼尔逊，也就是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的O.H.先生；在恩格斯的书信中，称之为丹尼尔斯昂——译者。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52—57页。 洛贝尔图：“著作集”，柏林，1899年，第二卷，第104—10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29页，其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和利润理论有详细的分析。 事实上，在这里，萨伊的唯一成就也不过是把前人所发表的见解用夸大其辞和教条的形式来重述一下而已。正如柏格曼（Bergmann）在他的“危机理论”（斯图加特，1895年）中所指出的，在乔治·杜克（Josiah Tucker）（l752年）的著作，杜尔阁在法文小册子中的注释，魁奈、杜邦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对供给和需求间的自然平衡，或甚至两者的等同性都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然而这位忧郁的萨伊（马克思曾这样称呼他），作为和谐论福音的传播者，要求把“市场理论”的伟大发现，归功于他；他还谦逊地把自己的著作，与热力、杠杆和倾斜面原理的发现相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论”第六版的序言和目录中，他说：“本书中所阐述的交换和销售理论将改变世界的政治”。詹姆士·穆勒在其1808年出版的“为商业辩护”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马克恩称他为生产和需求间自然均衡论的真正创始者。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编，第七章。 论文的标题，原文是“Examen de cetta question:Le pouvoir de Consommer S’accroit-il toujours dans la société avec le pouvoir de produire?”罗西的“法学年报”，我们找不到，但是西斯蒙第已将该论文全部编入在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中。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罗伯特·普拉格译，柏林版，1901年，第一卷，序言，第13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39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15—61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46页。 里嘉图：“原理”，第八章，“论租税”，英国Mac Cullock版，第8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13—514页）以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所直接动用的货币作为这个交换行为的起点。正如恩格斯正确地在他的附注中指出，这并不影响流通的最后结果，但这个假设不是社会流通的正确条件。马克思自己曾在“资本论”第二卷，第492—495页有较好的阐述。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区别不必形成在人口中的特殊门类。它会在若干精神领域的存在中表现出来，而这些领域必须予以物质的支持。同样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内发挥这些不同的功能。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斯图嘉特，1905年版），第一卷，第179—252页。 一利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法郎。——译者 在我们的论述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了。对总生产来说，这是对的，而我们下面所探讨的就只是总生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剩余价值再分成的几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因这样再分对于再生产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性。 ↩